第二章 印度河文明：从达罗毗荼人到雅利安人
如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印度河自古以来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线，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的代名词。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在这条大河和其支流所滋润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除了意味着一些史前文化外，被当地人称作Abasin（河流之父）、 Sindh（信德河）和Sindhu（信度河）的“Indus”（印度河）这个词，是India（印度）、 Indica（印地）、Hindu（信度河）、 Hinduism（印度教）和Hindustan（印度斯坦）等词汇的词根。印度河是整个南亚次大陆文化史的象征。在伟大的印度宗教如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出现的数千年之前，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们，通常被称为达罗毗荼人，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正如古代赞美诗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宗教是在印度河地区发展起来的。
由于我们不能破译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河流域居民的语言，尽管我们可以获得数千枚封印和其他此类的手工品，上面有铭文、象形文字和雕刻痕迹，但对食物采集和今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农耕祖先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1〕 印度古代史仍旧是个谜，对南亚地区早期人类和动物生活的发展描述主要是建立在假说基础上的。最古老的梵文诗集是《梨俱吠陀》（RigVeda），描述了集中于今日巴基斯坦地区的战争、胜利和对神灵的幻想。《梨俱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主题是表现雅利安人的英雄业绩，而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历史不是模糊不清，就是落入胜利者书写失败者历史的老一套模式。
雅利安人，或称作“贵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在所有宗教、社会和文学领域内都诠释了婆罗门教。虽然近来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说雅利安人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驱似乎是更早些的居民。如果有一天能破译梵语以前的语言，与古代史之间的鸿沟或可得到弥合，人们便能更完整地重建印度古史。20世纪20年代，巴基斯坦人的领地内发现了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遗迹，这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了解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河地区提供了一条稳定的线索。印度河流域古文化的起源和突然消失问题，考验着历史学家们，他们可能惯常于研究人们了解更多的雅利安人统治的进展和随后的婆罗门教演化。 〔2〕
另外还有一个雅利安人发源地的大问题，他们的吠陀时代，见证了梵语形式的早期印度教信仰和实践在印度河地区的发展。现在只有部分学者理解到，梵语是新近定居在次大陆北部的古印度人语言的综合物。印度河流域以及后来的恒河地区，成了雅利安人和他们种姓社会的家园，不过近来的民族主义话语试图将他们说成是印度土著，而不是入侵者或移民。 〔3〕
一、名称是什么意义？
关于India、Hindu、Indica、Bharat和Indus这些术语的词源学争论，就起源、时间范围、空间领域等方面，没有一致看法。要解释“Indian”这个词的历史和种族含义，则可以写一本书。近代早期，欧洲探险者们经常把从南非到中国的所有区域称作印度。哥伦布和后来的探险家们被美洲土著弄糊涂了，当时称他们为“印度人（Indians）”，现在大致仍旧这么称呼。 〔4〕 不过英国历史学家和官员们根据次大陆的地理、土地、宗教和历史，首先将之作了统一性的界定，如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除了信奉佛教的阿育王（Ashoka，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和伟大的莫卧儿人（The Great Mughals, 1526—1707）都设法将印度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统一了起来之外，次大陆一直是自然、政治和民族特性差异很大的一大片土地。尽管印度的文化、宗教和政治是多元性的，但巩固统一的一些措施值得关注，特别是印度领导人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和尼赫鲁（Pundit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一直努力使印度不致分裂。近几十年来，印度极右势力走得比这些领导人们更远，不仅要求重建从阿富汗到缅甸范围的统一印度，而且要求这个大印度是“印度斯坦”或“巴拉特瓦沙（Bharatvarsha）”，即只是印度教徒的土地。这种民族乌托邦观念，不仅造成了不同社会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47年的印巴分治，并一直使次大陆处于冲突和不安状态。
婆罗多（Bharat）是指古代的印度，1947年的联邦教科书中经常用到。但这个名称是有争议的，因为历史地看，它对当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婆罗多还是一位雅利安领袖的名字，《吠陀》中提到过，这个名字得名于幸福女神婆罗多（Bharati）。在《梨俱吠陀》中，婆罗多王谈到了三千年前发生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十王之战，——雅利安人获得了胜利，结果导致了婆罗多族（Bharatas）的成功。这些获胜的部落居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为Bharatvarsha或者Bharatvarta，即婆罗多人的土地。在达罗毗荼人之后的文学作品中，这个区域也被称为Aryavarta，即雅利安人的土地。无论是Bharatvarsha，还是Aryavarta，都是松散意义的领土概念，不过它们已经被一些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看作是印度教（Hinduism）的同义词。 〔5〕 这些术语也相应地成了民族统一主义者，幻化着雅利安人的过去和他们对整个印度河文明的所有权。
与之相比，印度斯坦（Hindustan）是一个波斯术语，突厥语和乌尔都语中也这么用，意为印度河之地，因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从纯粹宗教目的出发运用这个术语，会将一些非印度教社会排除在外，也忽视了次大陆地貌的巨大复杂性。由于印度河位于其中央，故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波斯人称该地为Hind，到希腊人入侵后，开始被称作Indica。Indica是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而流行的，他于公元前327年5月穿过兴都库什山，与巴基斯坦南部部落交战，直到公元前326年2月才得以跨过印度河。亚历山大受到了坦叉始罗城（Taxila）统治者的欢迎，后者在希腊人向旁遮普平原挺进时，给他们支援了军队、马和牛。在杰赫勒姆（Jhelum）河边击败了波罗斯王（Porus）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前，越过了拉合尔，不过随后决定从比斯河（Beas）东侧回家。公元前324年，他回到波斯的苏萨，一年后死在了巴比伦。
按照一些古希腊历史学家的看法，Indica指整个次大陆。希腊军队势力在西南亚衰落后，中东的记述中才再次出现Hind一词。阿契美尼德人是帕提亚一雅利安人种，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Paras（波斯），后来衍生出Faras、Parthia或Persia。 〔6〕 这些波斯人和同时代的印度河流域居民是同一种族的两支。波斯人宗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而印度—雅利安人则发展出婆罗门教，最终演变成印度教。 〔7〕
阿拉伯人借用了古代波斯人的叫法，称整个地区为Alhind。这个词汇至今仍在使用，但主要指南部和西南地区，其中的许多部分构成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在这些西亚人看来，任何生活在次大陆的人，不论信仰如何、住在何地，都叫印度人或印度斯坦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Hind是一个地域名称，而不是宗教名称。 〔8〕 最终希腊术语Indica被现代欧洲人英国化为India；即使今天，乌尔都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仍普遍使用Al-Hind和Hindustan。 〔9〕
二、次大陆的历史分期
如同任何带有巨大而复杂争议性的历史题材一样，南亚史促成了一些理论争鸣。直至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仍不假思索地接受把南亚史划分成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的做法，这源于早期英国人写的印度编年史。在这三个重要阶段的结构中，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印度古典时期通常构成第一阶段，将早期史与史前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令人奇怪的是，达罗毗荼人的历史在这种划分中很少得到关注，而雅利安人和印度人时代，特别是在南部区域，占据了学术著作的主要篇幅。这个漫长的时期又进一步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希腊一佛教时期或印度-希腊时期，和基督教时代。相应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印度帝国之后，是因次大陆周期性的地方化和一系列北部入侵造成的地方性王国。
中世纪阶段始于穆斯林苏丹王权、以及南部（德干）一些地方性印度王国的建立。有些英国历史学家把莫卧儿王朝归入中世纪，还有一些人将之看作前现代时期。按照这种印度史的划分，近代的完全出现，是在1857年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失败后，英国控制了印度并采取了一些现代化措施。这种印度史的宏大叙述，把20世纪印度融入全球性的帝国、战争、征服和经济，视为当代阶段的开始。
这种流行的印度史分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挑战，他们拒绝接受对南亚完全不同的复杂遗产作欧洲中心论式的划分。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强调近代似乎是英印政权的自我赞扬，把印度行政的统一和工业的进步归功于自己。另一种平行的印度史分期，将其分成互相联系的阶段，分别是史前时期（达罗毗荼人）、印度时期（雅利安人）、琐罗亚斯德时期（波斯人）、犍陀罗时期（希腊人—佛教徒）、印度教沙希时期（Hindu Shahi）、穆斯林时期（德里的苏丹们、巴希姆们和莫卧儿人）、德干王国时期（达罗王朝、潘地亚王朝、朱罗王朝、遮卢伽王国、维查耶那加尔王国和巴赫曼尼王国）、英国／欧洲人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锡克人时期和民族主义时期（在印度是世俗主义者和印度教徒，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是伊斯兰教徒）。这种划分的主要出发点，是把宗教作为集体身份的基石，假定印度即便不是地方主义的、也是内在地方化的，人们只忠诚于各自的宗教集团。南亚的宗教政党可能容易接受这种划分，不过在世俗主义者和自由派历史学家看来，这是对多种遗产作了危险的简单化处理，因为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界限是流动的、甚至是合作的。 〔10〕 当然，殖民时期和地方紧张关系一直是这种历史编纂争议的根本因素，其超出了印度史中帝国主义学派和民族主义学派的两极分化。前者认为是英国人发现并塑造了统一的印度，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统一的印度身份在南亚史中经常存在，并非现代主义工程所造就。 〔11〕 新兴的历史著作内容多样，讨论了诸如性别、农民、部族、种族、意识形态、抵抗、生态、艺术、观念和下层。这种广泛的历史视野引发了更多争论。 〔12〕
三、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帕的历史
印度古典时期的雅利安人和吠陀时代到达顶峰前很久，印度河流域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城市文化，有城镇、贸易和管理国家的本领，虽然常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土著主要依赖于农业生活。达罗毗荼人的祖先在印度教诞生之前数千年就定居在了这些河谷地区，但如本书前面已提到，有关他们和他们祖先的信息很少。南亚大陆大约在5000万年前形成，印度板块当时如澳洲一样，脱离了非洲，开始挤入欧亚板块。在挤压作用下，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出现了，他们的重力进一步推动着印度板块，并频繁引发临近地带的地震，至今仍旧如此。这些巨大的地质变迁也造就了两大水系：一是印度河水系，开始向西后来向南注入阿拉伯海；二是恒河水系，一直向东再向南注入孟加拉湾。印度河，或者如后来的《梨俱吠陀》所称的Sindhu，其南段有六条其他河流汇入，分别是：杰赫勒姆河（Jhelum）、齐纳布河（Chenab）、拉维河（Ravi）、萨特累季河（Sutlej）、比斯河（Beas）和瑟勒斯沃蒂河（Saraswati）。瑟勒斯沃蒂河很久之前就在拉贾斯坦的某处干涸了，但是此前，它已经在印度史诗中确立了历史性的神圣地位。大约在4万至1.2万年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从前的觅食者们越过了印度的这条河流，开始小规模地定居下来。约在1万年前，他们形成了农耕居住地。 〔13〕 社会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分化随后迅速出现，因为祭司王演变成政治权威，他们关心着各自社会的宗教需求和世俗需求。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数千枚封印，显示了这些满是胡须的领袖们的形象，还伴有仍待破译的铭文。自农业发展以来的这个阶段，是人们所知的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被称作哈拉帕文化，这是根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个历史遗址命名的。
所有英国的历史著述，并未知晓或认识独特的印度河流域或古代印度文明。以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的到达为端始，次大陆被认为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产生了变异。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独特的印度河文明出了名。这些发现主要是印度考古队队长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的功劳。他与同事们的研究，从早期研究者关于这些地点历史真实性的信息中大大获益。例如1829年，在西南亚的英国探险家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on），就注意到了哈拉帕附近的巨大土堆和拉维河古道，并在私人文件中留下了记述。4年后，苏格兰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绘制了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地图。造访过哈拉帕之后，他留下该处可能存在古迹的笔记。1858年，印度考古调查的首任长官亚历山大·康林罕（A. Cunningham），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大土堆表示了很大兴趣，但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和研究这两个相距600公里的地点。当拉合尔和卡拉奇之间的铁路铺设时，土堆和古哈拉帕其他遗址的独特长砖被运走，用于建设铁路线。与过去从这个地点偷东西的当地居民一样，旁遮普的英国官员们蔑视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古迹在砖块全部运走后，被夷为平地。
1901年，印度总督寇松爵士（Lord Curzon）复兴了考古部门，一年后任命约翰·马歇尔为其领导。基于早期的英国著述和康林罕的地图，马歇尔于1921年雇佣了一队印度人，监督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发掘，努力开始取得成效。很快，一度负载古印度文明的、设计得很好的两座古城的精良遗迹进入到公共视野中。因为具有笔直的街道、规范的房屋、谷仓和重要的地下污水系统，哈拉帕遗产被视作一种至今未认识的文化的源泉。进一步的发掘证实，鼎盛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规模是埃及文明的两倍，比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四倍还大。在美索不达米亚遗迹发现的印度河封印，和安纳托利亚以弗所（Ephesus）神庙入口的太阳标志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们，特别在其鼎盛的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300年间，与数百英里之外的人们有贸易联系。
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称这种古代文明为“印度河时代”，以代替文明哈拉帕，部分原因在于后者似乎不包括印度河流域其他的重要城镇中心。 〔14〕 研究古代文明的历史学家们喜欢比较已知的不同人类纪元，直至近来，还把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看作是先驱，优于其他文化。不过，介于其覆盖的这片地域和工匠们建造带有市政设施的古城时所用的技巧，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现在已经获得了姗姗来迟的重要地位。 〔15〕 因为在紧靠印度河的旁遮普和信德平原及沙漠中找不到石头，古代居民们烧制了长砖，用砖建造了所有的住房和其他公共建筑。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科特·迪吉（Kot Diji）和梅尔伽赫（Mehrgarh）还有一些用于精神仪式的建筑遗迹，但缺乏其他的纪念碑式建筑，如埃及独一无二的金字塔。
摩亨佐·达罗的公共大浴室长39英尺，宽23英尺，高8英尺，坐落在主要的礼拜中心——卫城的中心。浴室有广阔的供水系统和污水排放系统相连，靠近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其可能是政府场所。同一片区域，有一座大谷仓，长150英尺，宽75英尺，并带有整齐的排气室。虽然不能肯定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城市工程的出现时间，但通常认为约在9000—10000年前，农业已经成为主要工作，随后有规则的城市和社会组织得到增长。
古代印度河的居民经历了从农村生活到城镇社会的进展，并形成了固定的宗教政治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在祭祀王那里将神职人员与世俗者连在了一起，意在监督统治的多个层面，和随之出现的职业化市民。关于古代印度人的阶级制度、法治状况、语言和宗教等方面，仍存在很多疑问，尚未破译的数量庞大而复杂的封印藏着问题的答案。这些方形封印上刻的象形文字，给研究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语言学挑战，不过同时也说明这个印度社会的识字率很高。约在4000—5000枚各式石制的、陶瓦的和彩陶的封印上，和数不清的瓷片、石器、装饰物以及其他的家用物品上，发现了文字符号。这些封印上还有图形、动物形象和神以及崇拜者的膜拜场景。肌肉发达的公牛、斑马、独角兽、虎、犀牛和大象是这些封印上常见的动物形象。 〔16〕
诸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古代印度河城市，传统上有一个在凸出结构上的公共建筑作为中心，并带有用于敬神的公用浴室。大多数房屋、街面和水道是用烧制的砖建筑的。宗教和政治性建筑则是用特制的、更贵的砖建成。储存商品的公用仓库与储存收成的谷仓建在一起。正如一些封印上的图形所证实，这些人使用轮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很熟悉带轮子的运输工具。 〔17〕
因为达罗毗荼人的农村和城市社会最终被游牧的雅利安人所征服，故有关他们来源的假说很多。有些人认为他们自非洲发展来的， 〔18〕 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现在生活在南亚的印度人的祖先。 〔19〕 摩亨佐·达罗的大群墓穴、南部印度的生育仪式、对黑色皮肤的偏见和运用《梨俱吠陀》中常提到的术语Varna（颜色）和Rakhshasas（恶魔），表明了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冲突，导致了一段时期之后达罗毗荼人的衰落。
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雅利安人开始从中亚地区原住地向次大陆西南地区迁移，并渐渐制伏了当地土著。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雅利安人的一支，帕提亚—雅利安人成了伊朗的统治层，而印度—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吠陀时代，特点是婆罗门教首先在印度河流域、然后在恒河地区实质性地转变成了印度教。伊朗兄弟总是想侵占印度河流域，恒河地区则是处在安全距离内。雅利安人逐步控制了达罗毗荼人，并实行了普遍的种族清洗和奴役，不过他们不是没有接受了一些他们手下败将的农业、城市甚至宗教传统。
一些作者认为，古代达罗毗荼文化戏剧性地突然消失，源自流行病、地质变化或是大洪水，不过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是雅利安人逐步窒息了相对和平的城市社会。确实，一些印度河岸的城市周期性地为洪水所害，重建过20次，问题是如果将瘟疫当作突然衰落的解释，它们也会同样影响入侵者。 〔20〕 如后来的入侵一样，古代印度人沦为组织更为严密、训练更为有素的敌人无情打击的牺牲品。文明就像洋流，也相互融合和影响。它们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获得了更新的身分，当雅利安人征服达罗毗荼人时，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通过印度化、雅利安化和梵语化，北方的文化和宗教逐步打败了南部土著的文化和宗教。
四、雅利安人与吠陀时代的出现
在18世纪与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雅利安人是白色皮肤的部族，他们曾在中亚山区中过着游牧式的生活，因为一些人口因素、自然因素和喜欢冒险的因素，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向欧洲和南亚迁移。赞美诗和《吠陀》的神秘叙述，为雅利安人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定居到次大陆西北部，提供了一些说明。吠陀经的另一部文学作品，阐释了印度教的早期吠陀时代，作品是用梵文记载的，几个世纪后被一些更流行的地方语言所替代。但享有高级社会地位和种族地位的婆罗门，唱诵宗教赞美诗、传统作品和《梨俱吠陀》时，用的是这些作品的原始语言。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研究后认为，梵文实际是一些印欧语言的主要动因。
19世纪，诸如马克思·穆勒（Max Muller）这样的学者，相信雅利安人的白种人形象，这进一步强化了雅利安人不是起源于印度的理论。为了与伊朗兄弟抗衡，印度—雅利安人发展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并常常从达罗毗荼人那里获取借鉴。婆罗门因为保护和解释着宗教知识，管理着这些部族中常见的献祭，故获得了较高地位。
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750年，雅利安人迁移进入印度河流域，当时达罗毗荼人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开始衰落。在现代主义者对印度的重新构建中，19世纪晚期时，Hindu、India 和 Aryan是可以互换的，虽然如前文所述，这些术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涵义。Arya或Airia本身是一个出现在古代巴拉维语中的伊朗词汇，在琐罗亚斯德的圣经《火袄经》中使用过。虽然梵文中其意味着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它在当时的吠陀文学中没有出现。在19世纪印度复兴主义者和改革者看来，Arya是India和高级种姓印度人的同义词。这种种族化的做法，部分原因是在多元和竞争加剧的印度中寻求身分的需要，部分原因是欧洲将雅利安人看作优等种族所带来的结果。 〔21〕 20世纪，希特勒将这种偏见发挥到极致，试图创造一个金发的优等民族，他当然受到了雅利安优越性的种族观点影响。
在古代印度，这种强烈的优越感，因为征服了达罗毗荼人和接管了印度河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大片沃土而得到助长，由此强化了一种严格的种姓制度。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同时不回避从被征服者那里接受城镇规划、农业、珠宝加工和神职人员的新理念。 〔22〕 连达罗毗荼人的湿婆神（shiva）也被雅利安人采纳了，不仅视之为破坏者，而且视之为建设者。雅利安人如同古代希腊人一样，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神灵系统，并赋予诸神不同的力量。《梨俱吠陀》中记载的婆罗多族的胜利，导致在印度河流域产生了萨纳坦·达玛（Sanatana Dharma）（永恒的宗教）——婆罗门印度教的早期形式，但印度教更具体的形式，要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恒河成为印度教的心脏地区时，才会出现。由于来自伊朗兄弟的威胁和渴望有更多的沃土，印度雅利安人进入了恒河地区。不过，波斯人没有失去向印度河地区扩张的兴趣，直到希腊征服暂时限制了他们的希望。
《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印度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成书于印度河流域。由于其包含的历史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其从此淘汰了另外四个重要文本。《梨俱吠陀》有赞歌1028首，100000个诗节分成10篇颂歌。除了描绘历史性战争和对“野蛮人”的胜利之外，还阐述了创世纪和自然神显的主题。其提升了在雅利安人传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献祭活动。献祭期间，祭司或婆罗门人（婆罗门神的子女）要背诵大多已经记住的赞歌。献祭意味着取悦神，求得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保佑。为了满足和取悦火神阿格尼（Agni）、雨神因陀罗（Indra）、太阳神苏利耶（Surya），献祭过程中有详细的仪式和赞歌伴随，因此必须把婆罗门看作是博学的、地位高的力量集团。 〔23〕 吠陀早期，这个时代主要集中于今日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出现了演化。印度教主要是由婆罗门统治的，带有严格的雅利安等级的种姓制度。
吠陀晚期，印度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集中在恒河流域。亚历山大撤离后，印度河流域被印度雅利安人控制（孔雀王朝，Mauryans）。孔雀王朝后来将之输给了希腊人、巴克特里亚（Bactrians）和波斯人。通过对宗教、军队和商业的控制，雅利安人成了社会的上层种姓，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则被集体划为首陀罗（Sudra）。他们的妇女经常被降之更低的奴隶地位，被送给婆罗门和庙宇，以回报他们的保佑和帮助。奴隶的数量还决定了上层种姓，包括教士、武士和商人的财富和地位。常被称作邦主的统治者得到了教士的辅助，教士们主持神圣的仪式，包括特定场合下的献祭。
恒河流域的吠陀晚期，时间从公元前800年持续到公元前500年。此时，印度波斯人开始进入印度河流域，最终在阿契美尼德国王居鲁士大帝的率领下，夺取了印度河流域。在恒河、萨腊斯瓦蒂（Saraswati）和朱木拿河（Jumna）的肥沃地区，印度教重新形成，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梵文圣书。 〔24〕 相信灵魂可以通过投胎而转世，如斯多葛派那样确信生命是不断的痛苦直到解放，一些相关的仪式和祈祷被婆罗门法典化为《梵书》（Brahmanas）。正如书名所揭示，这部书是在婆罗门的严格垄断之下，他们自吠陀早期以来就一直享受着特殊地位。另一系列哲学著作是《奥义书》（Upanishad），关注师生的关系，包含了一些面对面传授的教训。与《梵书》不同，这些文本总计有108种，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为人灵魂的神秘性甚至平等性观点提供基础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其他经书，标志性作品是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两者都着眼于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700年之间的事情，《摩诃婆罗多》有10万颂，主要庆贺国王对恒河中部地区酋长的胜利。《罗摩衍那》略早于《摩诃婆罗多》，是关于罗摩打败绑架了妻子悉达的腊瓦，获得了英雄胜利的故事。罗摩出生在今日联合省境内或北方邦（UP）的阿约提亚（Ayodhya），得到了猴子国大将哈奴曼的帮助。腊瓦象征邪恶和野蛮。罗摩的胜利和婆罗门人统治的奠定，孕育了拉姆·拉吉·辛格运动或印度的神圣统治，得到了许多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拥护。与《梨俱吠陀》不同，这两部经典的梵文史诗中的事件和战争集中在恒河流域中游，即冲积区。诸如安拉阿巴德、穆特拉和巴纳拉斯这样的城市被描绘成印度的腹地。宗教和治国的技艺在这里结合了，情况与古代的印度河流域祭祀王一样，虽然种姓制度更加严格，导致了婆罗门更加无敌的统治。
最初，种姓制度表示的是劳工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阶级差别，不过严密的种族歧视和婆罗门的偏见，逐渐在上层种姓和无种姓者之间造成了尖锐的隔阂。婆罗门之后，是统治者和武士（刹帝利），以及商人和职业人士（吠舍）；达罗毗荼人和部族被划到种姓之外（首陀罗），以上划分使得隔阂进一步不可弥合。种姓制 〔25〕 在梵文中通常被称为“瓦尔那“（Varna），也称为贾特（Jat），至今仍旧是印度的一个基本特性。
如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一样，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喜欢儿子甚于喜欢女儿，有一种很强的献祭传统，或是庆祝特别的场景，或是祈求神的庇佑。马和牛是常用的献祭品，婆罗门管理着仪式和祈祷。这些雅利安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为获得土地而献祭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可追溯到古代中亚。让一匹马在无主土地上驰骋，日落后马将被杀掉，马所跑遍的土地将归邦主所有。在公元前500至公元前324年前之间，不同地区出现的、最早的那些印度王国，也被称作联邦，就是从这些邦主领地中产生的，后来摩揭陀（Maghada）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 Gupta）将大部分印度统一到他的控制下，建立了最早的印度帝国。
五、恒河流域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Buddhism）
王公和神灵禁忌（后者是婆罗门领导的，并因种族分离主义的种姓制度而得到巩固）的二元性，通过将政治和宗教混杂在一起，重新组织了恒河社会，但没有给受到严重歧视的低种姓者提供足够的空间。至今犹存的高种姓的控制，也因低种姓分散的特性而得到支持，后者缺乏自治性的政治或宗教组织。由于经济上一直依赖于高种姓，使得他们受到尖锐种姓界限的束缚。印度社会的农村性也不利于低种姓者，只是在最近，教育、城市化和一些政治化才开始改良这种长期的被剥夺状况。不过，一切改变都受到了印度高种姓的强力反击。
为了平息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暴力，为了建立超越神职人员垄断之上的更大的人间友爱，恒河地区出现了两种新的精神运动，很快变成了人们所知晓的佛教和耆那教。乔答摩（Gautama），即后来的佛陀或启示者悉达多，原本是一个王子，他离开了在迦毗罗卫（Kapal Vastu）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去寻求和平和自觉。据信他生活在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483年之间。佛陀的同代人摩诃吠罗（Mahavira），出生在恒河流域今日印度比哈尔邦境内，约在公元前477年去世。他们两人都被婆罗门对僧俗事务的控制和种姓暴力所深深困扰，因而通过自己的教诲和和平主义反抗当时的道德准则。大雄领导的耆那教最终导向了对生命的更大尊重，对神的崇拜和联系都变成了更加个人化的形式。耆那教的保护生命，逐步导致了对一切可能索取人、动物和类似物品性命的职业行为的抵制。为逃避罪孽，耆那教徒逐步开始只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
在另一端，佛陀35岁那年顿悟之后，抵制神职人员对人类自由的控制，也寻求和宣扬个人化的方法，以实现与灵魂的重新统一。他敦促求助于三个真理：个体生活是不幸的经历，短暂和缺乏灵性（无我）；人世的苦难归因于转世的循环，对这个真理的无知导致了渴求生；这些痛苦可以通过性格、意识、言辞、抗争、生活、抱负和沉思的追求，通过涅磐而得到解脱。门徒受到教导，要坚持集体的努力，通过在寺庙的生活来避免贪婪和诱惑，不要追求权力。与婆罗门教不同，信徒们会接受社会提供的东西，而不争取职位。门徒带上乞讨的碗是强调谦卑和来世，而不是去提倡寄生的生存方式。耆那教尽管挑战婆罗门的一些实践，但其只是少数人的信条，通常不愿做传教工作。它保持了自己的不同身份，没有被复兴的印度教或佛教所吸收。即使今天，只是生活在印度西部地区的一个小群体在追随它。另一方面，佛教被当成严峻的威胁，特别是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公元前232），接受了佛教并竭力在次大陆、斯里兰卡和中亚推广。不过，改革后的印度教在孔雀王朝后期和笈多时代得到了加强，强劲地杀了回马枪。佛教除了在7世纪得到戒日王（Harsha）的宽容，几乎从印度消失，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出现。一些贱民在安贝卡（Bhimrao Ambedkar）的领导下，改宗了佛教。
六、波斯人、希腊人和孔雀王朝：公元前530—公元前185年
公元前的6个世纪中，次大陆除了有宗教分化外，政治地方化是另一个持久的特征，不同的王朝控制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过，印度河流域虽然有吠陀时代早期的文化影响，但主要是西亚的王朝在统治着。拜火教开始在这里生根落户，特别是在那些阿契美尼德人的统治区，直到亚历山大入侵时希腊传统开始与西亚习俗融合。希腊的影响之后，是佛教影响的复兴。如前所述，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8—公元前530）在征服喀布尔，收到犍陀罗统治者的进贡后，越过了兴都库什山。犍陀罗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北部，都城是坦叉始罗，距离巴基斯坦的新都城伊斯兰堡很近。因为挨着连接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路线，该地区因而舒适繁荣，但同样也容易受到一些中亚和西亚部落的间歇性入侵。波斯人对印度河的控制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挑战，他在公元前330年击败大流士三世之后，攻击了阿富汗、乌兹别克和犍陀罗。亚历山大接着向南进入奇特拉南部，在斯瓦特打了一场高海拔的战争，此后开始了穿越盐矿区、通向旁遮普大平原的旅程。 〔26〕
亚历山大在其帝国各处修建城市和庙宇，并在杰赫勒姆河打了一场值得纪念的战争。珀塞波利斯的属国国王波罗斯进行了殊死抵抗。 〔27〕 波罗斯利用大象阵与希腊人及其盟友作战，但最后在旁遮普现在的迪帕镇（Dipalpul）附近被击败了。经过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夜间度过杰赫勒姆河，发动了突然袭击。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述和口述史资料，波罗斯的大象受到亚历山大的武士和狙击手们袭击时，惊恐万分，涌向了它们自己的军队。波罗斯重新成了纳贡者。希腊征服者前往比斯河，这既是旁遮普的东端，也是波斯帝国的东端。由于军队拒绝向摩揭陀的难陀国进攻，亚历山大决定返回。不久后，他将在巴比伦、即今天的伊拉克去世。宗教和种族多元性依旧是这片被征服的印度河区域的困境，而德干及东部、中部和南部等未受到入侵的地区，几个世纪中都是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下。但即使在这些地区，近代早期仍将分裂，当时维查耶纳伽尔国和巴曼国占据优势地位，不过欧洲人已经在沿海出现。
亚历山大撤走后，在次大陆北部留下了权力真空，亚历山大的希腊继任者塞琉古无力管理一个都城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帝国，故印度河领地朝着自治方向发展。此时从恒河中游地区的摩揭陀国，再次出现一位勇敢的王公，他决定取代当地的权贵。伟大的孔雀王朝奠基人旃陀罗·笈多（Chandra Gupta）决心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政事论》（Arthashastra）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的帮助下，他建立了新的帝国，定都于巴特那。
通常认为伟大的婆罗门导师考底利耶，因为被摩揭陀的难陀王痛苦羞辱后，出于复仇才与旃陀罗·笈多结盟。这位政治学经典著作的作者如2000年后的马基雅维里一样，设计了一套控制、征服和帝国管理的策略，以确保国王的统治长久。按照考底利耶的设计，帝国权威必须雇佣间谍，与邻居的邻居结盟，因为邻居永远不可信。这种务实的战略规划，重点在结盟和间谍，将会给领土安全和扩张提供更大保障。考底利耶的《政事论》成了无畏的旃陀罗·笈多的蓝图。他的征服将于公元前323年建立一个跨地域的印度帝国，仅仅距亚历山大撤离印度河流域2—3年之久。 〔28〕
废黜难陀王后，旃陀罗·笈多定都于巴特那。通过军事侵犯和联姻，他向次大陆扩张领地。至公元前305年，他的武装力量超过100万人，力量足够强大到向塞琉古一世发起挑战。塞琉古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将军，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帕提亚（即安息——译者注）。旃陀罗·笈多的军队到达了比斯河，威胁到塞琉古的帕提亚在印度河流域的领地。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后，希腊国王同意将从印度河一直到阿富汗的土地割让给孔雀王，同时将女儿许配给他，以建立更亲密的友好关系。作为回报，旃陀罗·笈多回赠了500头印度大象给这位手下败将，为了抚慰他，给他恢复了一些特权。
在已知的历史中，印度河与恒河首次处在同一个统治者的控制下。塞琉古向孔雀王朝宫廷派遣了大使麦加斯梯尼。东道主给希腊大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写下了详尽的评论性著作《印度》。这本著作最后散佚了，但许多细节被早期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所采用。根据这些叙述，考底利耶从部落大会“帕里沙”（parisad）和一个帮助管理帝国的民政机构中获得了帮助，确保了在孔雀王朝的管理中贯彻他的许多想法。帝国有两个主要部分，每部分都是由一个总督在管理。村庄由乡村首领管理。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统一印度帝国的奠基人旃陀罗·笈多退位修道，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宾头沙罗（Bindusara），宾头沙罗开始征服德干。除了印度河与恒河地区外，南部也成了印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在伟大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73—公元前232）,无论是行政还是建筑和人民的优秀方面，都到达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公元前261年，阿育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征服羯陵伽国（Kalinga）的战争。不过在征服过程中，他见到了双方遭遇的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及牲畜的大规模摧毁。这些惨状令他撤消了他的帝国计划，同时使他归宗佛教。不过这位君主在艺术领域和对其帝国的人性化管理中的多种贡献，并没有被人们认识，直到1837年，他的大量题字和敕令书被普林塞帕（James Prinsep）破译，普林塞帕认出了这种语言是巴利语。巴利语是梵语的一个分支，也是佛陀自己的母语。在一份地方手稿中，阿育王使用巴利语发布了在摩揭陀的诏书。
阿育王在西部抵达阿富汗、东部抵达缅甸的帝国各地，修建了巨大的印度塔和庙宇。他的敕令呼吁宽容、仁慈和人性，被刻上了庞大帝国各地的城墙、石头和其他公共场所。阿育王的哲学是达摩（Dhamma，即正法），提倡宽容、人性和诚实，很大程度上给广大帝国提供了一种划一的道德基础。 〔29〕 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雕刻有两尊巨大的佛陀像。在整个喀喇昆仑山地区，佛陀像和训诫，与阿育王的敕令一道，被刻在了所有人能见到的公共场所。阿育王相信和平与素食，任命道德教士更人性地管理国家事务。因而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装饰在他的建筑柱子上的车轮和狮子现在已经成为印度的国家象征，庙宇和希腊—印度人的佛陀像，特别是斋戒和沉思的佛陀像，已经成为这个古典时代的标志。
七、地方性王国和犍陀罗国（Gandhara）
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开始地方化，因为衰弱的中央政权无法使遥远的省份保持统一。旁遮普、克什米尔、羯陵伽和德干都变成自治地区，税收达不到帝国的需求。印度河流域再次处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控制下，恒河平原成了巽伽王朝（Shunga Dynasty）的领地。巽伽王朝抑制了佛教的传播，刺激了婆罗门教的复兴。佛陀被宣布为毗湿奴神（vishnu）的化身，因而是印度教传统的改革者，而不是一种独立宗教的建筑师。在国王们和教士们的劝说下，恒河流域大部分居民转向了婆罗门教，其确立了自己的同化性传统，最终演变成印度教。
印度河流域的后来统治者，亦即印度—希腊人，渐渐被印度河流域当地的佛教传统同化，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时代，通常被称为犍陀罗文化。 〔30〕 这种独特的辉煌文化，虽然从宗教构成看主要是佛教的，但吸收了希腊、波斯、大夏和印度教传统，给古代巴基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融合和互相包容。白沙瓦地区以及印度河、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地区不仅成了犍陀罗文化的摇篮，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将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品通过斯瓦特、吉尔吉特、罕萨、巴提斯坦和奇特拉输出到中国，这些地区靠近今日的中国，位于历史性的丝绸之路上。石像、铭文、佛塔、庙宇甚至大学，比如坦叉始罗附近朱利安城（Julian）的大学，使佛教传入中亚和西亚。今天的北部区域很快令新宗佛教的西藏和中国的君主们垂涎，由此开启了以帝国竞争为特性的大博弈的早期形式。 〔31〕
阿育王死后，在次大陆政治普遍不稳定的境况下，早先曾输给孔雀王朝的塞琉古一世的继任者们，开始重新集结。在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的率领下，他们向犍陀罗发动了战争。德米特里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67年，他征服了犍陀罗，但此过程中将自己的大夏输给了他的一位希腊将军欧克拉蒂德（Eucratides）。德米特里于是将印度河流域变成了他自己的帝国堡垒。流行的佛教影响同化了这位国王和他的继任者，他们一代代失去了与波斯—希腊传统的接触。在国王米南德（Menander）时期，他统治犍陀罗的时间是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30年，佛教成为印度河流域的国教。米南德是次大陆最有能力的君主之一，常常与佛教僧侣那迦（Nagasena）辩论，那迦成功地劝说米南德接受了佛教。米南德试图从印度教的巽伽王朝统治者们那里获得恒河流域，但遇到了顽强抵抗。他不得不满足于吞并拉贾斯坦和古杰拉特。
公元前130年米南德死后，印度河流域再度沦为外部入侵的对象，直到另一个中亚王朝斯基泰（Scythian）将之征服。新的统治者最终是塞种人，因为中国的长城而被迫从中亚西迁。因受到另一支竞争的中亚部落月氏（yueh-chih）的驱赶，塞种人向南迁移，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公元前88年，塞种人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他们在那里统治了四个世纪，直至被新兴的笈多人击败。帕提亚人在印度河上游停留了一阵，后来从中亚来的一群新的探险者终结了印度—希腊人在大夏和犍陀罗地区的短暂复兴。
贵霜王朝（Kushanas）是月氏的一支，成功征服了巴克特里亚。他们与同时代的斯基泰人和塞种人一起，共同瓜分了西北部区域，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因而在公元（common era）后早期，印度河流域南部是由塞种人统治的，其中部和旁遮普是帕提亚人统治的，犍陀罗北部和西部是贵霜人统治的。从北部和西部源源不断过来的人口和观念，持续提高了印度河与阿富汗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与德干、恒河流域以及羯陵伽不同，这些巴基斯坦地区无止境地暴露在多重影响下，周期性地经历相反的趋势。 〔32〕 虽然源源不断的入侵者、移民、商人和寻宝者在充当了横跨比斯河的印度斯坦的缓冲剂，使印度社会更加多元，不过贵霜人控制丝绸之路后，在向其他亚洲地区输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33〕 最有名的贵霜国王是迦腻色迦（Kanishka），他巩固了印度佛教文化，使之传播到中国，并且终结了印度河流域政治史上漫长而断断续续的希腊人时代。迦腻色迦的统治开始于公元78年，预示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古代史上贵霜王朝的金色岁月。次大陆和中国的贸易成倍增加，这可以从当时的金币和其他考古发现的珍宝中看出来，印度商人和传教士常常深入中国内地。总体的繁荣使印度河流域给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的形象，既是佛教的中心，也是一个富庶的王国，其在次大陆首次铸造了金币。贵霜王朝统治这些地区一直到公元后第三个世纪，此后领土被笈多吞并，笈多王朝是印度古典时代的典型时期，他们在次大陆包括印度河流域重建了印度教为主要宗教的传统。
孔雀王朝消亡后，南亚各地的地区性王国维持着各自的统治，直到伊斯兰教在次大陆西部和北部出现。与恒河流域的巽加王朝不同，奥里萨（Orissa）的羯陵伽国和西南地区的安度罗国（Andhra），在克利须那河（Krishna）和哥达瓦里河三角洲地带有优势。因为德干地区免遭了印度河流域所经受的入侵，在诸如泰米尔这样的地方，潘地亚国（Pandya）、朱罗王朝（Chola）、哲罗国（Chera）的统治一直到近代早期都未受到干扰。1652年，高康达（Golconda）和比贾普尔（Bijapur）的穆斯林苏丹们占领了这些地区，但最终还是割让给了欧洲列强或者独立的土邦统治者，如海德拉巴的尼查姆。 〔34〕 不过在这些地区王国的早期，尽管经常发生政治不稳的状况，它们的人口主要信仰印度教，受到婆罗门的关照和严格种姓制度的定型。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对于建立笈多王朝的政治统一性，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笈多王朝和印度古典时期，320—540年
虽然关于耆那教和佛教影响的消失，以及印度君主国复兴后的繁荣水平等方面有些学术异议，不过笈多王朝的君主们还是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次大陆，同时恢复了印度教。从笈多时代晚期开始，在公元6世纪王朝衰落后，印度教发生了复兴，然而统治者们的高度宽容为这种标志性的知识和艺术现象做出了主要贡献。 〔35〕 与佛教和印度教寺院的常规教育不同，婆罗门人对宗教文本的控制被笈多王朝恢复了，他们自己就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古典作者是迦梨陀娑（Kalidasa），他写出了一些诗集和剧本，威廉·琼斯已经从梵文中翻译了大部分，欧洲数代被感动的知识分子都在读这些书。迦梨陀娑的剧作《沙恭达罗》（Shakuntala）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之一，滑稽的是我们对于作者本人的了解非常少。除了宗教性作品如《往世书》（Puranas）和《爱经》（Kama Sutra），这些书的题材是仪式和爱，笈多时期使用一套发达的数字系统，包括对零的独特认识。建筑领域内，一些恢宏的庙宇和著名的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壁画突出了帝国对于宗教和艺术的热爱。正是在笈多时期，毗湿奴和湿婆（Siva）成为两个重要的神灵，而且神灵可以娶妻，正如古代希腊一样，印度教有自己的万神庙（pantheon）。
笈多帝国的创始人是旃陀罗·笈多一世，他的在位时间是320年至330年，通过征服和联姻，他将恒河流域的领地扩张到其他地区。他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 330—380年在位），统治印度达半个世纪，不仅获得了印度河流域，而且将势力伸入德干高原。他死时，笈多王朝如阿育王时一样，掌控着巨大的帝国，范围包括几乎整个北部次大陆，以及次大陆南部的大片地区。沙摩陀罗·笈多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Ⅱ）在位期间（380—415），终结了沙加王朝，兼并了德干的部分地区，征服了斯里兰卡，不过许多斯里兰卡人保留了对佛教的信仰。奇纳布河两岸的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和犍陀罗，这一时期被萨珊王朝控制，不过被旃陀罗·笈多二世征服了。尼泊尔也处在笈多王朝的直接控制下，据称笈多王朝有尼泊尔人的血统。最早从中国来印度的访问者是法显，作为一名学者，他穿过次大陆是为了寻找佛教著作的原始文本。在越过巴基斯坦北部冰雪覆盖的山脉、抵达坦叉始罗和巴特那的神圣寺庙过程中，他失去了许多同伴。法显在笔记中记载了大量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下的印度给他留下的印象。415年回国时，他没有找到许多广受欢迎的手写稿，不过他学会了梵语，理解了当时印度学者的争论。
在笈多王朝统治的鼎盛期，鸠摩罗·笈多一世（Kumaragupta Ⅰ, 425—455）和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 455—476）前后相继，直到如过去一样，中央政府转向衰落，使得地方自治力量重申他们自己的主张。此外，新的一轮中亚人——匈奴人（Huns）在击败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后，开始于485年攻打犍陀罗，对印度的统治力量构成巨大挑战。至500年时，匈奴人已经控制了印度河流域和拉贾斯坦，他们的首都在萨卡尔（Sakal，即今天巴基斯坦的锡亚科特），他们的帝国也包括新疆和阿富汗的大片地区。不过，他们受到印度马尔瓦（Malwa）国王以及笈多王朝残余势力的尖锐挑战。这类间或的战争没有产生出任何单一的国王，印度仍旧保持着其地方化的特色。在7世纪时，达罗毗荼时代的戒日王（Harshavardhana, 606—647）试图通过稳扎稳打的征服复兴古印度帝国，但努力已经来得太晚了。他仍然从萨珊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河流域，萨珊人是在笈多帝国黄昏时兼并该地区的。戒日王的胜利和有效的施政，在有关论及古典印度时代的书中得到很大肯定，同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者玄奘也在书中作了记载。玄奘于633—643年间穿过次大陆，他的回程得到了国王的亲自帮助。戒日王不仅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也是一名伟大的学者。他用梵文作诗写剧本，并且开办大学。虽然自己是印度教徒，但他给佛教学者很高的地位，这个举动激怒了许多婆罗门。他既是诗人也是将军，试图建立如笈多王朝早期那样广阔的统一帝国。他的在位期也被看作印度古典时代的延伸。然而国王死后无嗣，一些地方长官很快宣布各自独立。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8世纪早期，随着穆斯林来到了沿海地区，印度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个新时代。
注 释
〔1〕 也许事情的这种状态并不是独特的，因为写作是人类一项相对较新的进步，我们基于书面文字或碑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相对于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巨大经历，可谓沧海一粟。
〔2〕 印度教（Hinduism）、印度教徒（Hindus）以及印度党（Hindoos）之类的词语都是新近出现的，在19世纪早期开始时兴。其早期释义中，“Hindu”这个词仅指居住在印度河地区的人，因而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不是宗教概念。
〔3〕 1947年以后，试图将印度转变成为印度教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多元的世俗政体的种种意识和政治上的努力，导致了这种观点的泛滥，即雅利安人（Aryans）自古以来就是印度本土居民。印度教主义（Hindutva）的支持者们，比如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和其极右翼附庸者，一直希望能使印度教和雅利安主义成为印度本土性的代名词。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那个时期印度人民党成了印度领导党并且开始篡改历史文本，这引起了很多次大陆内外学者的不安。
〔4〕 19世纪，美国人将其本土族群与印度人（Indian Indians）进行区分，称后者为东印度人（Eastern Indians）或印度人（Indian Indians），这再一次混淆了次大陆的居民与来自东南亚的荷兰东印度人（Dutch East Indies）之间的区别。
〔5〕 这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婆罗多”（Bharat）一词会让其追随者和反对者们很激动的原因。对于前者而言，这意味着是雅利安人的土地，且实际上是印度教徒的领土；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忽视了雅利安时代以前及以后的信仰和居民的多元性。因此，“雅利安问题”（The Aryan Problem）远不是古典时代居民的历史要求问题，同时还与同时代印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有直接关联。
〔6〕 伊朗的字面含义是“雅利安的土地”（the land of Aryans）。阿富汗的国航同样称作阿里亚纳（Aryans）。
〔7〕 毫不奇怪，即使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拜火教信徒们更愿意被称作“帕西人”（Parsis），表明他们的祖先和宗教信仰均源于波斯。古代拜火教的圣书《火袄经》与《梨俱吠陀》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二者都常常提到类似的善恶之间的较量，并且用同时代的两种古语写成，这些语言现在都已经消失或者仅仅限于某些研究者。这两种充满力量的表述方法，最终导致了更多语言的演变。
〔8〕 印度主要官方语言是印地语，也是现在孟买电影工业（宝莱坞）中所流行的语言。
〔9〕 印度联邦的总理们和许多官员常常优先选择印度（Hind）而不是婆罗多（Bharat）的称谓。
〔10〕 一个有趣的视角，详见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他们渴求身份认同。例如，Jawaharlal Nehru: The Unity of India, London: L. Drummond, 1941; The Discove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再版）。
〔12〕 这些领域特点迥异，总体可被称作“来自下层的声音”。参看由Ranajit Guha和其他人合编的Subaltern Studie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2005。
〔13〕 Bridget and F. Raymond Allchin: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 500BC, Hannondsworth: Penguin, 1968; Origins of a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Viking, 1997.
〔14〕 Gregory L. Possehl: Indus Age: The Beginning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哈拉帕时代被分成多个时期，始于公元前3300—公元前2800年，终于公元前1900—公元前1700年，突然间黯然失色。关于早期、过渡期、结束期的详情，参看Richard H. Meadow (ed.): Harappa Excav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ird Millennium Urbanism,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1。
〔15〕 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他们几乎能完美地适应环境，而阿尔金斯（Allchins）则强调他们特别有韧性，有上乘的城镇规划能力。参看Gordon Childe: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53; Bridget, Raymond Allchin: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16〕 这些封印中的大部分都带有独角牲畜的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平行线或者相交错的线，就像纳粹十字章那种图形。一些封印还有神的形象，如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湿婆神。
〔17〕 综合研究著作，参看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R. C. 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Aradhana Parmar, South Asia: A Historical Narrativ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
〔19〕 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 Civilization of the Indus Valley and Beyo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6; Five Thousand Years of Pakistan: An Archaeological Outline, London: C. Johnson, 1950.
〔20〕 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称，印度河彻底改变了河道，当地居民不得不离开居住地向其他地方迁移，因此许多居民区变成了废墟。参看H. T. Lambrick: Sind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Hydeabad: Sindhi Adabi Board, 1964。有意思的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m）的字面意思是“死人堆积的地方”。更多细节参看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1〕 1885年牛津大学印度学院成立仪式上，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所用的铜板，体现了这种“雅利安人所用”的器物。
〔22〕 更多细节参看A. 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4。
〔23〕 Romila Thapar: A History of India, Vol. I, London: Penguin, 1966.
〔24〕 恒河在印度人心目中非常神圣，他们认为这条河的源头在喜马拉雅山高处的根戈德里冰川（Gangotri），此处是神灵降临人间之地。印度人将它称为恒河母亲，在河里沐浴，并将所爱亲人的骨灰撒到圣河里。新婚夫妇也会来到这里并向河里散播万寿菊以求好运。据报道，由于全球变暖，恒河与印度河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2007年3月12日。印度史诗中提到过，萨腊斯瓦蒂河（Saraswati）经由拉贾斯坦邦流入印度洋水系，但据信很久以前已干涸。
〔25〕 从语源学角度讲，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葡萄牙语（Portuguese）。
〔26〕 兴都库什山奇特拉尔（Chitral）三条山谷中的宝瓶人卡拉萨（Kalasha），常被认为是决定定居此地的希腊人的后代。19世纪晚期，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作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使得来源于希腊人的说法进一步流行。
〔27〕 坦叉始罗有许多由亚历山大所建庙宇的廊柱。寺庙和专门设计的墙的遗迹，展示了古巴基斯坦和古希腊有独特的相似性。这座寺庙是南亚同类风格建筑的唯一幸存者。这个结论是根据个人实地参观并走访巴基斯坦著名考古学家A. H. 丹尼（A. H. Dani）和穆罕默德·沙利姆（Muhammad Saleem）二位教授后所得出的。
〔28〕 关于这个时期更多的信息，参见John Keay: India: A Histroy,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0。
〔29〕 参看John Keay，第96—97页。
〔30〕 有印度—希腊特征的佛陀斋戒雕塑，和其他地区如白沙瓦、斯瓦特、马尔丹山谷（Mardan）、塔克拜（Takhtbhai）、曼色拉（Mansehra）的珠宝、雕像和碑铭，证明了当时就已存在多样化的主流文化。
〔31〕 在中国西部发现的藏有数以千计的经卷、雕刻、纺织物、雕像、货币以及岩石壁画的敦煌莫高窟，与过去一个世纪来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中国西部与南亚的密切联系。
〔32〕 这种文化交融在今天依然存在，可以从影响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的近期发展中得以证实。
〔33〕 即使在今天，巴基斯坦仍然是西亚各种地缘政治和人口发展的一个缓冲器，抵制着来自印度联邦的冲击。
〔34〕 海德拉巴的统治者尼查姆曾经是莫卧儿王朝的总督，直到1722年他获得独立。其后他的家族一直统治着安得拉邦，直到1948年印度政府用武力兼并了这片土地。
〔35〕 据一些历史学家称，是印度民族主义自身导致了笈多帝国的崛起，而不是相反。参看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Mumbai: Popular Prakashan, 1975，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