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却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尚未平定为借口，顽固地反对伐吴。羊祜再次表奏说：“只要平定了吴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自然就可平定。当务之急是抓住时机，速建大功。”优柔寡断的武帝下不了决心，羊祜颇感失望，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常十有七八，所以才有当断不断。老天已经提供了攻取吴国的条件，却不去实现，岂不是有错失良机之恨吗？”晋武帝司马炎 （236—290） 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相继为三国时曹魏大将军，专擅国政。
曹魏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发兵灭蜀汉以后，称晋公。咸熙元年（264），司马昭进爵为晋王，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次年，司马昭又设天子旌旗，仪仗乐舞与天子相同，并且改世子为太子。独揽大权的司马昭日夜谋划取代曹魏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这年八月，就在即将代魏称帝的前夕，司马昭病死，司马炎便以太子的身份，继承父职，袭爵晋王。仅隔数月，他就实现了其父的夙愿，逼迫魏主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年号为泰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泰始元年（265），司马炎称帝伊始，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大封同姓诸侯王二十七人，授以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下诏允许他们自己选任王国内的大小官吏。晋武帝之所以实行这一西汉初年刘邦曾经实行过的措施，是由于他认为曹魏的亡国也同当年的秦朝一样，主要在于没有分封宗室来屏藩中央皇权。后来，晋武帝又陆续增封诸侯王，并准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由此种下了西晋王朝内部割据纷争的祸根。
晋武帝代魏以后，原先鼎足而立的三国，只剩下了一个东吴。晋武帝与卫将军羊祜多次密谋伐吴大计，对羊祜提出的伐吴宜凭借上游之势的主张深表赞同。泰始五年，力主伐吴的羊祜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他到镇以后，坚持以德服人的策略，绥怀远近，使吴人翕然悦服；同时又组织军卒垦田，积储粮草。泰始八年，晋武帝又采纳羊祜的建议，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暗中整治水军，大造舰船，悄悄进行讨伐东吴的各项准备。
在经过了数年的精心准备以后，羊祜于咸宁二年（276）递交了请求伐吴的奏疏，得到中书令张华、度支尚书杜预等人的全力支持，晋武帝本人也深表赞同。可是，晋武帝宠信的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大臣却以西北尚未平定为理由，坚决反对伐吴。在朝廷内部的意见分歧面前，晋武帝未能作出立即伐吴的决策。
伐吴的决策迟迟难定，皇位继承人问题又成了困扰晋武帝的一块心病。泰始三年，晋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但司马衷昏庸愚笨，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对此，中书令和峤、尚书令卫瓘等人多次向晋武帝提出劝谏，但晋武帝还是犹豫不决。泰始七年，贾充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说服晋武帝把自己的女儿纳为太子妃。贾妃比太子年长二岁，生性狡诈又甚妒忌，太子对她颇为忌惮。这就使朝廷中一批大臣更加忧心忡忡，不断地向武帝进谏，希望另立太子。左右为难的晋武帝总算想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通过对太子的测试，平息了对太子的议论。
咸宁四年（278）十月，力主伐吴的羊祜病逝，晋武帝深感悲痛，根据羊祜临终前的建议，由杜预接替羊祜，继续经略平吴大计。第二年，王濬和杜预相继奏请出兵伐吴。尽管贾充、荀勖等人再次坚决反对，但晋武帝这一次不再犹豫，终于下定了出兵伐吴的决心。
咸宁五年十一月，镇军将军司马伷出滁州（今安徽滁县），安东将军王浑出和州（今安徽和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出巴、蜀，二十余万晋军大举伐吴。可是，晋武帝却又任命反对伐吴的贾充为大都督，统帅各路军队。贾充仍然反对伐吴，并且以种种借口阻挠进军，只是由于杜预、王濬等将领的坚决进击，才使平吴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晋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杜预克江陵，胡奋破江安（今湖北公安），王濬、唐彬顺江而下，击破了丹阳（今湖北秭归东）。连遭败绩的东吴军队在长江险急处设下了横锁江面的铁索，又在江中暗置了阻挡晋军舰船的丈余铁锥。王濬巧妙应对，制作巨筏，缚立草人，浮江而下，遇铁锥即挟带而去。又作大炬，灌注麻油，放置船前，用来烧断铁索。晋军舰船顺流疾进，直指建业（今江苏南京）。
太康元年（280）三月，西晋水陆大军合围建业，走投无路的吴主孙皓自缚请降。至此，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之久的天下分裂局面，终于又归统一。捷报传到洛阳，群臣竞相称贺，晋武帝却端着酒杯，流泪说道：“这是羊祜的功劳。”
东吴一旦平定，晋武帝就日益怠于政事，沉湎于声色。他在太康二年下诏选孙皓姬妾后宫五千人入宫。其实，晋武帝的骄奢淫逸并非从平定东吴开始，早在泰始九年，他就下诏采配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完，任何人不许嫁娶，连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等高官的女儿也未能幸免。泰始十年，晋武帝再次下诏，取良家及小将吏之女五千人入宫候选。结果弄得母子号哭于宫中，哭声远传宫外。随着平吴的胜利，晋武帝淫乐的欲望更加膨胀，后宫的妃妾已近万人。他每夜不知所适，便时常乘坐羊车，任其所行，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宴寝。结果弄得宫人们为求得到宠幸，争相以竹叶插户，用盐汁洒地，竭力招引武帝所乘的羊车。
晋武帝恣意声色，怠于政事，皇后之父杨骏和他的弟弟杨珧、杨济等人则乘机揽权，交结权贵，贬斥旧臣，势倾内外。大臣山涛等屡次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无奈他虽然知道危害，却不能改正。
晚年的晋武帝终因纵欲过度而致疾病。他也意识到了杨氏的逼迫，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太康三年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太康十年又以太子同母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镇守要害，以王佑为北军中候，典掌禁兵。但专擅国政的杨骏却把司马亮排挤出京城，把司马柬等徙封以后逼令前往各自封国，又逼迫卫瓘告老退位。武帝采取的防范措施，几乎都被杨骏化解了。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病危，可是在旁侍候的只有杨骏一个人。原来，杨骏早已在武帝身边安置了自己的心腹，又不许其他大臣侍疾左右。其时，司马亮尚未动身离京，头脑尚清醒的武帝下诏让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可是杨骏却擅自藏匿了诏书，又指使自己的女儿杨皇后乘武帝迷乱时，奏请以杨骏辅政，随即用武帝的名义口授诏书，以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并且催逼司马亮离京。而武帝此时已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不多久，晋武帝病死于含章殿，庙号世祖。
评： 晋武帝当政之时，他的父、祖已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统一已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但武帝不失时机地毅然作出平定东吴的决策，使东汉末年以来的纷争割裂局面得以结束，其功不可没。然而，晋武帝的骄奢淫乐、分封宗室等作为，以及优柔寡断、临机不决的弱点，又直接酿成了“八王之乱”，终使西晋的统一局面昙花一现。真可谓成也武帝，败也武帝。
羊 祜 （221—278） 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出生在一个累代“二千石”的官僚世家，祖父羊续在东汉末年曾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做过上党太守。羊祜的前母是三国时大儒孔融之女，生母则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之女。
羊祜虽然十二岁时就丧父，但在具有儒学渊源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以后，不但博学多识，而且善写文章。曹魏正始年间，共同辅佐齐王曹芳的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曹爽听说羊祜年轻有为，想征召他当官，却被羊祜坚决拒绝了。原因很简单：羊祜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的妻弟，在曹氏与司马氏的冲突中，他理所当然地站在司马氏一边。
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党羽，控制了朝政。但司马懿在次年就因病去世，司马师接替他掌握了曹魏大权。尽管羊祜与司马师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但羊祜似乎并没有得到重用。其间，他的母亲和兄长相继去世是一个因素，另外，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岳父夏侯霸投降蜀汉而受到了牵连和猜疑。
只是在司马师病死，司马昭继任后，羊祜才逐渐得到了信任。景元四年（264），以率军灭蜀而居功自傲的钟会因谋反被杀，原本与钟会有矛盾的羊祜开始被重用，与荀勖一起成为司马昭的主要助手，共掌机密，参与策划了代魏称帝的密谋。当时，羊祜为中领军，掌握着司马昭的宿卫亲军。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立，以晋代魏。羊祜因为在密谋代魏的过程中参与决策，立下了大功，被晋武帝提拔为中军将军，不久又升任尚书左仆射。此时的羊祜，不仅是武帝的腹心，而且已身居要职。但羊祜总是谦让，不愿意位列贾充、裴秀等前朝名臣之上。
晋武帝代魏以后，平定东吴统一全国的任务，就现实地摆到了西晋君臣的面前。羊祜是力主伐吴最坚决的大臣，他向武帝提出的平吴宜凭借上游之势的意见，深得武帝的赞赏。所以在泰始五年（269），就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成为对吴作战第一线的主要将领，负责进行灭吴的各项准备工作。
羊祜来到襄阳，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工作。吴国石城（今安徽马鞍山东）守将经常骚扰晋的边境，羊祜就用离间计让吴国将这位守将调走，随即又攻占了石城以西的五座城池，建立了对吴作战的前沿阵地。接着，羊祜又设法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他刚到襄阳时，军队只有不到百日的存粮。羊祜在边防压力有所减轻的情况下，把担负值勤任务的巡逻戍卒减少一半，抽调部分军队开垦了八百余顷田地，几年之内就积储了可供十年之用的军粮。当时襄阳一带的官场上流行着一种旧习，前任地方官死后，继任者认为旧的官府不吉利，都要拆毁之后重盖新的。羊祜却认为人的死生与居室无关，下令一律禁止这种做法，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他注意廉洁，自己府中的侍卫不过十余人，还经常微服视察各地。羊祜安抚远近的种种举措，赢得了江、汉地区百姓的一致拥戴。
在荆州任职期间，羊祜做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事情，是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和争取吴人。在对待吴人的态度上，他坚持以德服人、开诚布公的做法。凡是投降或被俘的吴人，如果愿意回去与家人团聚，羊祜都听其自便。吴国将领陈尚、潘景在与晋军交锋中战死，羊祜赞赏他们的英勇，为他们厚加殡殓，他们的子弟前来迎丧时，羊祜又以礼遣还。吴将邓香侵扰夏口（今湖北汉口），被晋军擒获，羊祜亲自替他解缚松绑。邓香感激羊祜不杀之恩，率领部众归降了羊祜。曾有人掳掠了吴人的两个小孩作为俘虏，羊祜知道以后，下令把两个小孩送回去。后来这两个小孩的父亲也率领部众投奔了羊祜。羊祜率军进入吴国境内，把长在地里的庄稼割作军粮，都要计算数量，留下价值相当的绢帛作为补偿。羊祜喜欢打猎，可他在打猎时从不越过晋的边界。如果猎物先被吴人射伤而落入晋军之手，他都让部下送还。羊祜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吴人的赞扬和悦服，人们提起羊祜都不叫名字，而是敬重地称为羊公。
泰始七年，吴主孙皓任命陆抗为前线统帅，率军与羊祜相对峙。陆抗是吴国名将陆逊的儿子，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的将领。羊祜与陆抗两人互相敬重，彼此间既是对手，又是好友。羊祜每次与陆抗交战，都事先约定时间，从不搞偷袭。有的部下提议用诡诈的奇策取胜，羊祜就让其人饮酒，使他无法再说下去。羊祜与陆抗之间常常互相致信问候。陆抗曾派人赠酒给羊祜，有人担心酒中有毒，羊祜却很相信陆抗的为人，端起酒杯就喝。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药配好了送过去。陆抗的部下也怕药中有问题，劝他不要服用。陆抗却说：“羊祜岂是下毒的小人！”陆抗很敬佩羊祜用兵的雅量，多次赞扬他超过了乐毅和诸葛亮。
当然，作为敌对方的军事统帅，陆抗很清楚羊祜采用的是攻心策略，因而时常告诫部下说：“羊祜对我们用的方法是以德服人，如果我们一味讲求军事上的对策，最后必然不战自溃。现在只要维持住双方的分界就好，不要去讲求一战一地的得失。”
泰始十年，陆抗病死，吴国失去了足以与羊祜抗衡的将领，伐吴的时机逐渐成熟。
咸宁二年（276），晋武帝把羊祜晋升为征南大将军，经略伐吴大计。羊祜在经过了七年的精心准备以后，认为伐吴的时机已经到来，因而上书武帝，建议立即兴兵伐吴。他在上书中说：“当年平定蜀汉时，天下就认为吴国也应该一起灭亡。自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如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之兵盛于往时。现在正是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只要从上游水陆俱下，多路进击，无须多少时日，必可获得成功。”
羊祜的建议，深得武帝的赞同。但当时朝中有权势的大臣如贾充、荀勖、冯
等人却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尚未平定为借口，顽固地反对伐吴。羊祜再次表奏说：“只要平定了吴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自然就可平定。当务之急是抓住时机，速建大功。”优柔寡断的武帝下不了决心，羊祜颇感失望，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常十有七八，所以才有当断不断。老天已经提供了攻取吴国的条件，却不去实现，岂不是有错失良机之恨吗？”
过了两年，羊祜积劳成疾，于咸宁四年从荆州前线回到京城洛阳。此时的羊祜虽然重病在身，仍念念不忘伐吴之志。在面见晋武帝的时候，他又一次陈述了伐吴大计，可是武帝仍然未能下决心立即伐吴。
羊祜病重不起，他自知再也无法担当灭吴的重任，便在临终前向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不久，羊祜带着未能完成伐吴之志的遗憾而与世长辞。
羊祜虽历仕二朝，位居枢要，但为人正直、谨慎，凡上奏的表章，都把草稿焚毁，举荐人才，也从不让人知道。有人认为他太过慎密，羊祜却说：“拜爵公朝，谢恩私门，我不做这样的事。”他不附结朝中权贵，因而遭到荀勖、冯
等人的忌恶和诋毁。然而公道自在人心，荆州的军民得知羊祜的死讯，无不痛哭失声，正逢集市的交易也停止了，街巷里一片哭声，连吴国边境的守军将士也为之而哭泣。襄阳百姓在羊祜生前喜爱的岘山，为他建了庙，立了碑。凡见到此碑的人无不流泪，因此而被称为“堕泪碑”。
羊祜死后两年，晋军攻灭了东吴。晋武帝派人专程前往襄阳祭奠羊祜庙。为了表示不忘羊祜的功劳，又特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
杜 预 （222—284） 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祖父杜畿曾任曹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
杜预博学多识，精于谋略，但由于其父与司马懿不和而被幽禁致死，因此很久不被器重。直到司马昭当政后，杜预娶高陆公主为妻，才逐渐发达，并袭封祖爵为丰乐亭侯。景元四年（263），钟会率军伐蜀，杜预也作为钟会的部属，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平蜀后，钟会谋反，其僚属大多受牵连而被杀，唯独杜预凭借自己的机智而幸免。
晋武帝代魏以后，杜预被任命为河南尹，治理京师。不久又奉命对官吏进行考核，杜预深感责任重大，启奏说：“古代官吏的进退升降，都是拟议于心，而不拘泥于成法。可是到了后来却专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文书。以至文书越来越繁琐，而为官之术则越来越虚伪。曹魏的考课，法律条文极为周密，然而却失之于苛细。不如申明唐尧时的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使其易于执行。可以委任显官，让他们各自考核属官，每年考核一次，评定优劣等第。六年以后由主管部门汇总，六年均优者升迁，六年均劣者罢免，优多劣少者维持原状，劣多优少者降官。”这一套官吏考核的办法，很受晋武帝的赞赏，但是一旦实行，变动过大，武帝根本没有这样的魄力，自然也没有下令实行。
泰始六年（270），杜预遭到一向与他不和的司隶校尉石鉴的参奏，被罢免了河南尹的职务。恰在此时，鲜卑族的秃发树机能在凉州反晋，于是杜预又被调往长安任秦州刺史。偏偏是冤家路窄，石鉴也在此时到了西北，担任安西将军，成了杜预的上司。他乘机利用职权打击杜预，命令杜预冒险出击。杜预据理力争，认为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必须等待时机才能出击。石鉴大怒，再次奏劾杜预，并用囚车把杜预押送回京。由于杜预娶公主为妻，才被依据“八议”的法则，予以赎免。
杜预虽屡遭打击，但朝廷上下都认为他精于筹划，应该加以重用。所以当匈奴酋帅刘猛在泰始七年举兵反晋时，晋武帝又把杜预召入宫廷参与决策。不久，又任命他为度支尚书。杜预果然不负众望，向武帝提出了兴建常平仓、确定谷价、考校盐运等事关军国大计的建议五十多条，均得到了武帝的肯定和采纳。
可是，杜预上任没有几天，又与石鉴发生了一场恩怨纠葛。当时，石鉴率军与东吴作战回来后，谎报战功，被杜预抓住把柄狠狠地奏了一本。两人之间旧仇新怨，至此更是势如水火，引得舆论哗然。武帝一怒之下，把两个人都罢了官。几年以后，杜预才官复原职。
咸宁四年（278）秋天，司、冀、兖、豫、荆、扬诸州连降暴雨，大水泛滥，同时又发生了蝗灾。武帝向大臣们询问赈济百姓的计策。杜预上疏说：“应该让兖、豫诸州修缮汉代的旧陂蓄水，让其余的水决流，使饥民可以用鱼蚌螺菜充饥。这是目前救急之法。大水退去以后，淤积的田地，每亩可以收粮数锺，这是明年的收益。官府现有种牛四万五千多头，可以分给农民，用来耕种，秋收以后用交纳租税来偿还，这就是几年以后的收益了。”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老百姓也赖此得到了苏息。杜预任度支尚书数年，类似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举措不可胜数，朝野内外都赞美他，称之为“杜武库”，赞扬他的脑袋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
这年十一月，羊祜病危。杜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决支持伐吴的大臣之一，所以在羊祜病逝后，便继任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自此，杜预成为伐吴的主要谋划者。
杜预到任后，继续羊祜未竟的事业，大力整治军队，激励士气，又挑选了精锐士卒，以偷袭的方式大破吴国的西陵督张政。张政也是东吴的一员名将，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战败，深感耻辱，对吴主孙皓隐瞒了失败的真相。杜预抓住不放，用计离间吴国君臣的关系。他故意向孙皓奉表，归还缴获的战利品。孙皓果然中计，下令召回了张政，另派留宪取而代之。杜预的这一招，使得东吴边境的将帅在临战前发生变动，造成了吴军的动荡。
咸宁五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请求武帝发兵攻吴。晋武帝虽然赞同伐吴，却又说须待来年才能大举出兵。为促使武帝尽早下定伐吴决心，杜预立即上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几个月来，东吴只是严加戒备，却不见下游有兵溯江而上。由此推断，东吴已经计穷，无力两头兼顾，只能保守夏口以东，以苟延残喘。而陛下过于听从臣下的意见，放弃伐吴大计，纵敌生患，实在太可惜了。出兵伐吴若能成功，就开创了天下太平的基业，即使不成功，也不过耗费一些时间而已，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表章呈上以后，一个月仍不见武帝的批复。杜预按捺不住，再次上表提出：“凡事应当权衡利害，如今伐吴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不过十之一、二，充其量不过是无功而返罢了。一定要使朝臣都说伐吴之利，也不可能，因为计谋不是自己出的，功劳不是自己的，都不愿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于是只好顽固地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自秋天以来，伐吴的行动已经有所暴露，现在如果中止行动，孙皓一旦采取对策，明年再作计划也许就来不及了。”杜预的表章送到之时，武帝正与中书令张华在下围棋，张华当即推开棋盘，对武帝说道：“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现在伐吴，不费大力就可以一举平定，愿陛下不要再犹豫了。”武帝这才下决心伐吴。
这年十一月，杜预与司马伷、王浑、王戎、王濬诸将领，率军兵分多路大举伐吴，一路攻关夺隘，所向披靡，于次年二月会集武昌。这时，有人提出：“百年之寇，难以一下子完全消灭。如今正是春天，江水渐涨，难以久驻，还是等到冬天再大举进攻为好。”杜预却认为：“当年乐毅凭借济西一役就吞并了强大的齐国，如今我军兵威已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都迎刃而解，无须用力了。”在他的筹划下，晋军一鼓作气直逼建业。果不出杜预所料，晋军从武昌顺流而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灭亡东吴的胜利。
吴国平定之后，杜预因功勋卓著，进爵当阳县侯，仍回襄阳。此时天下虽已统一，但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仍然坚持严格训练军队，布置兵力分守要害之处。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人力兴修水利，灌溉田地一万余顷，使国家和百姓都得到了利益，当地百姓敬仰他，尊称他为“杜父”。
杜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然而每遇战事，却都居于将帅的行列，以善于筹划而著称。平定东吴以后，杜预得以从容地研究经籍，先后撰成了《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女记赞》等著作，特别是他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更成一家之学。当时，王济懂得相马，而且非常爱马，而和峤则喜欢聚财，杜预因此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说后，笑着问杜预：“卿有何癖？”杜预从容答道：“臣有《左传》癖。”
太康五年（284），杜预病死。他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嘱咐子孙在为他料理后事时一切从俭。
张 华 （232—300） 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其父张平，三国时曾任曹魏渔阳郡守。
张华自幼孤贫，放过羊，但他才华出众，博览群书，学识广博，辞藻艳丽，被乡人视为奇才。在还未知名的时候，张华曾写过一篇《鹪鹩赋》以抒发自己的志趣，大受名士阮籍的赏识，自此便逐渐有了名声。
司马昭当政以后，张华相继担任了著作郎、中书郎，在此期间，他先后上书就国家大事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对策，都得到了采纳。晋武帝代魏后，张华又被拜为黄门侍郎，封爵关内侯。他博闻强记，对汉朝的礼仪制度了如指掌，应答如流，被当时人比作春秋时期的郑子产。晋武帝对他非常器重，几年后就将他晋升为中书令。
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当时的朝臣大多认为不可伐吴，可是张华却是坚决支持羊祜的少数几个大臣之一。两年以后，羊祜病重，从襄阳回到京城，在面见武帝时，又一次陈述了伐吴的计划。武帝见他重病在身，行动不便，就派张华前去详细询问伐吴的筹划。羊祜知道张华在伐吴问题上与自己意见一致，因而推心置腹地对他说道：“吴国的孙皓暴虐已达极点，此时攻伐，可以不战而克，天下统一，这是百代的盛事。如果错过了这一良机，一旦孙皓死去，吴国另立一个明主，即使百万之众，恐怕也难以越过长江，那时就后患无穷了。”张华频频点头，完全赞同羊祜的意见。羊祜稍停片刻，又语重心长地叮嘱说：“我的伐吴之志的完成，全靠你了。”寥寥数语，尽显羊祜对张华的信赖和重托。而张华也确实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
咸宁五年，王濬、杜预接连上表，坚决要求伐吴。晋武帝虽有伐吴之意，但在贾充、荀勖等亲信大臣的固执反对之下，一时却下不了决心。张华挺身而出，对王濬、杜预的意见表示坚决支持，敦促武帝打消了疑虑，下决心大举伐吴。张华被任命为度支尚书，统筹安排粮草的供应，并参与决策。
晋军数路进发，一开始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贾充、荀勖等一向反对伐吴的大臣，乘机向武帝上奏章，提议诛杀张华以谢天下，但被武帝否定了。一向优柔寡断的武帝这一回却表现得很干脆，他驳斥道：“伐吴是我的主意，张华不过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当晋军顺流而下，直逼建业时，不少人提出不可轻率冒进，又是张华力主进攻，认为只要一鼓作气，必可顺利攻下建业。事实证明张华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东吴平定以后，晋武帝非常兴奋，颁布诏书嘉奖张华说：“尚书、关内侯张华，与已故太傅羊祜共同创议伐吴大计，典掌军事，指挥有方，运筹决胜，在谋划方面功勋卓著，特进封为广武县侯。”
张华以其文学才识而名重一时，为众人所推崇和信服。朝廷的礼仪宪章要向他咨询，诏书诰文也都由他起草、审定，声誉日益隆盛，推举他为三公的呼声很高。可是，荀勖、冯
等人却因为伐吴一事，对张华深为忌恨，时常利用机会离间张华与武帝的关系，甚至千方百计想把张华赶出京城。
太康三年（282），张华终因对武帝后事安排的看法，触犯了武帝，荀勖、冯
乘机进谗言，使武帝下诏改任张华为都督幽州诸军事。
张华虽被贬出京城，但他并未消沉，反而在幽州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干。他采取措施安抚当地百姓，深得民心，连远在朝鲜半岛的马韩、新罗等二十余国都派使臣前来朝贡。
晋武帝得知了张华在幽州的政绩和声望，便生出了重新征召张华入朝的念头。但张华曾经得罪过侍中冯
的哥哥，而冯
此时正走红，深得武帝宠信，他在武帝面前竭力诋毁张华，说得武帝打消了征召张华的想法。直到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以后，张华才重新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太子少傅。但其时杨骏当政，张华又因德高望重而遭到猜忌，不得参与朝政。
元康元年（291），贾后与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等人密谋，诛杀了杨骏及其家族。不久，辅政的太宰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厌恶刚愎好杀的司马玮，谋划夺其兵权。素来怨恨卫瓘的贾后正担心司马亮与卫瓘辅政，妨碍了自己的专权，即命司马玮捕杀了司马亮与卫瓘。就在这内外扰乱、人心浮动的时候，张华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已诛杀了太宰和太保，天下的威权就都归他了，天子怎么能安定呢？应该以矫诏专杀罪，诛杀司马玮。”贾后也想借机除掉司马玮，听了张华的建议，自然正中下怀。张华又向惠帝建议，派人拿着解散军队的驺虞幡出宫宣布说：“楚王假托诏书，大家都不要听他的。”司马玮手下将士闻讯，丢下兵器就走，兴风作浪的司马玮就这样丢掉了性命。
司马玮一死，贾后独揽了大权，贾氏亲族占据要职，参预朝政。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贾后看中了张华，认为他既不是皇族同姓，且又儒雅，富谋略，很有声望，就委任他为侍中、中书监。于是，张华尽心尽力，与侍中贾模、裴
等一同辅政。虽然惠帝昏庸，贾后专权，但靠着张华等人的竭力扶持，却还是保持了几年的安定。张华对贾后亲族的强盛深感担忧，曾经写了一篇《女史箴》加以讽劝。贾后虽然凶险妒忌，但对张华倒还是颇敬畏的。
贾后自专权以后，淫逸之心日甚一日。身为侍中的裴
虽是贾后的亲属，却对贾后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元康九年六月，裴
与贾模、张华商议废黜贾后。没想到张华和贾模都顾恋自己的权位，竟推托说：“皇上自己并没有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万一皇上不以为然，该怎么办？况且现在诸侯王力量正强，各自树有朋党，恐怕一旦大祸降临，不仅我们自己的性命保不住，而且对国家也没有好处。”裴
仍不甘心，又追问说：“二位所说虽然有道理，但宫中昏虐之人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国家很快就将陷于混乱，那时又该怎么办？”张华仍然推辞说：“你们二位都是贾后的亲戚，并且深受信任，只要时常向她陈述祸福之戒，也许不会有什么大的悖乱。这样天下还不至于大乱，我们也可以悠闲地度过余生了。”裴
的建议得不到张华、贾模的支持，只得作罢。
这年十一月，骄狂擅权的贾谧与贾后密谋废黜太子。深得太子信任的左卫率刘卞紧急求见张华，寄希望于张华能力挽危局。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贾后的企图，可是张华却推说自己从未听说过此事。刘卞颇感失望地说：“我本是须昌县的一名小吏，全仗您的提拔，才有今日。因为感激您的知遇之恩，所以知无不言，难道您对我还有怀疑吗？”张华无言以对，反问道：“就算真有此事，你想怎么办？”刘卞慷慨说道：“东宫俊杰如林，有精兵万人。您居于辅佐之位，只要有您一句话，皇太子能够入朝执掌政事，废黜贾后就易如反掌。”没想到张华还是一口拒绝，而且振振有词地说：“现今天子健在，太子是天子的儿子，我又未被授以辅佐之命，忽然这样做，是没有君父，而把不孝之名昭示天下。即使能够成功，仍然免不了获罪。何况权臣贵戚满朝，威权不在一人之手，岂能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张华不仅没有支持刘卞的意见，反而把刘卞的话泄露了出去，结果刘卞被迫服毒自杀，而贾后废黜太子的图谋则顺利实现了。
太子被废一事，激起了众怒。执掌兵权的赵王司马伦及其亲信孙秀见有机可乘，先派人施行反间计，促使贾后杀了被废的太子，随即准备讨伐贾后。动手之前，孙秀派人告知张华：“赵王想与您一同匡扶社稷，为天下除害。”张华依然一口予以拒绝。张华先前曾因赵王司马伦信用孙秀扰乱关中一事，命人诛杀孙秀，后来又和裴
一起坚决反对司马伦当尚书令，因此而与司马伦、孙秀结下了怨仇。如今他又拒绝了孙秀邀他一同起事的建议，自然更使司马伦和孙秀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司马伦和孙秀在收捕了贾后及其亲党以后，立即对昔日的怨敌下了毒手，张华和裴
同时遇害，并被夷灭了三族。
张华毕生雅爱书籍，身死之时，家无余财，唯有大量的文史典籍和天下奇秘之书。他生平著述甚多，尤以《博物志》最为著名。他采撷天下遗逸，撰成《博物志》四百卷，后删裁为十卷，举凡史补、史考、地理、山川、服饰、器物、神话传说，等等，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他的广博学识。
评： 在统一已成大势所趋之时，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决主张不失时机地伐吴，并为完成这一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最终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们的积极促进，西晋的统一不可能那么顺利，至少不可能在太康元年实现。除了在这一点上的共同之处以外，三个人在人品、素质上则有着明显的差异：羊祜襟怀坦荡，正直而廉明，赢得包括敌手在内的广泛尊敬；杜预既有“杜父”、“杜武库”的美称，又有纠缠于个人恩怨的私心；而张华则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结果只能是养痈遗患，比起羊祜和杜预来，显然差得太远了。
贾 充 （217—282） 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父亲贾逵，三国曹魏时为豫州刺史、阳里亭侯。
贾充自幼父母双亡，成人后承袭了父亲的侯爵。步入仕途后，从尚书郎逐渐升迁至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曹魏正元二年（255），贾充跟随司马师出征，讨平了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的毌丘俭、文钦。不久，司马师因病重先回许昌，而把贾充留下监管军事。这表明此时的贾充业已成为司马师非常信赖的心腹。
司马师病死以后，司马昭继掌国政。已经转为右长史的贾充建议派遣官员以慰劳四方镇将为名，暗中观察他们对司马氏的态度。正担心各地拥有兵权的将领对自己怀有异心的司马昭，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他前往淮南去见诸葛诞。
甘露二年（257），贾充来到淮南，在与诸葛诞论说时事时，乘机试探说：“当今天下都希望实行禅代，君以为如何？”不料话音刚落，就遭到了诸葛诞的严厉驳斥。贾充回到洛阳，就向司马昭汇报说：“诸葛诞先后两次都督扬州，威名卓著，日后必会谋反，不如召他回来。”司马昭听从他的意见，征召诸葛诞回京担任司空。诸葛诞心中惶恐，决定起兵反叛。于是，贾充又随司马昭征讨诸葛诞。他在征讨中出谋划策，很得司马昭的器重。
景元元年（260），不甘坐受废辱、死后被贬为高贵乡公的魏帝曹髦亲率宫中宿卫和僮隶，前往相府讨伐司马昭。贾充率领相府部众迎战。曹髦持剑冲杀在前，贾充的部下心存畏惧，不敢上前接战，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地答道：“司马公畜养你们，为的就是今天，还犹豫什么！”成济领命，手持兵刃杀死曹髦。贾充指使手下杀死曹髦，为司马氏代魏立了一大功。因此当朝臣们提出“斩杀贾充，以谢天下”时，司马昭却只把成济当成替罪羊，夷灭了成济全族，而贾充却被进封为安阳乡侯。自此以后，贾充与裴秀、羊祜、荀勖等人一起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凡朝廷机密和军国大事，都参与筹划。
咸熙元年（264），进爵为晋王的司马昭在考虑确立世子时，本想选择自己喜爱的次子司马攸，可是善于观望风色的贾充却与裴秀、何曾等人一致推举司马炎。最终，司马炎被确立为世子，自然对出力甚多的贾充等人感激不已。所以在司马炎继立以后，贾充立即被晋升为卫将军、给事中。晋武帝代魏之后，贾充更以参与谋划之功，升迁为车骑将军、尚书仆射，不久又升任侍中、尚书令，成了武帝最为宠信的大臣。
然而，宠极一时的贾充为人巧谄，与太尉荀
、侍中荀勖、越骑校尉冯
等人结成一党，专以谄媚取悦于人，激起了朝野不少刚直之士的厌恶和不满。泰始七年（271），西北地区的氐、羌反叛，武帝深感忧虑。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大臣乘机建议选派有威望和才干的重臣出镇关中，并提出贾充是最合适的人选。武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朝廷中厌恶贾充的大臣都为这一决定而感到庆幸。可是，贾充却认为自己一旦离京就会失去权势，心里对任恺、庾纯恨得要死，一时却又想不出对策。荀勖、冯
等人为他出谋划策，促成武帝接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才使贾充渡过了一场危机，继续留京任职。
泰始八年，贾充任司空、侍中、尚书令，与侍中任恺一同辅政。但是贾充既对任恺向武帝建议让他出镇关中一事耿耿于怀，又想排挤任恺，专揽朝政，因而便与任恺发生了冲突。一时间，朝廷大臣也各有所附，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武帝知道以后，设宴召见贾充、任恺，告诫二人说：“朝廷上应该一致，大臣间应当和睦。”两人见武帝轻描淡写，并无任何指责，更加无所顾忌，表面上互相尊重，内心的怨恨却更加深重。贾充更是狡诈，故意举荐任恺为吏部尚书，使其觐见武帝的机会逐渐减少，然后与荀勖、冯
一起乘机在武帝面前共进谗言，终于废黜了任恺，除掉了一个心腹之患。
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武帝本来已经接受了羊祜的意见，但是贾充却与荀勖、冯
一起竭力加以反对，弄得本来就优柔寡断的武帝更加无所适从，伐吴的计划就此被搁置。
三年之后，王濬、杜预又相继上表请求伐吴，据理力争，言辞恳切，又得到了张华的从旁支持，武帝终于下定了决心。直到此时，贾充、荀勖、冯
唯恐伐吴胜利，自己没有任何功劳，还在顽固地反对伐吴，结果惹怒了武帝，贾充才不得不磕头谢罪。
咸宁五年，晋军大举伐吴。武帝任命贾充为使持节、大都督，担任六军统帅。贾充竟然还是坚持他的态度，一再陈述伐吴的不利之处，又以年老为借口，不愿出征。武帝也恼火了：“你如果坚持不肯出征，那就只好让我自己出征了。”贾充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得勉强接受了任命。
晋军攻克武昌以后，贾充又企图阻挠进军，并且派人向武帝提出腰斩张华以谢天下的荒谬建议，也被武帝拒绝了。
东吴平定以后，一向坚决反对伐吴的贾充又惭愧又惧怕，主动去向武帝请罪。武帝丝毫不加追究，反而好言抚慰了一番。
太康三年（282）三月，贾充病重，请求辞去所担任的职务。晋武帝派了侍臣前去探视，又是赠钱，又是送药，可谓关怀备至，皇太子及宗室也纷纷前往问候。四月，贾充病死，被追赠为太宰。
荀 勖 （？—289） 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名门，曾祖父荀爽在东汉末曾任司空，祖父荀棐官至射声校尉。
荀勖的父亲早死，所以他自幼依附于舅舅家生活。但他从小聪明，十多岁时已能撰著文辞，深受他的堂外祖父钟繇的赏识。长大以后，荀勖博学多识，尤其通晓从政之道。进入仕途之初，他曾担任过安阳县令，颇有政绩，得到安阳百姓的拥戴，还为他立了生祠。荀勖后来成为司马昭的部属，逐渐得到司马昭的器重。
曹魏咸熙元年（264），率军攻灭蜀汉的钟会在姜维的煽动下谋反。详细的报告虽然还未送到洛阳，但已经有人先把消息告诉了司马昭。司马昭一向厚待钟会，不相信这是真的。荀勖却劝告说：“钟会虽然深受恩惠，但他生性见利忘义，不可不采取防备措施。”在荀勖的劝说下，司马昭派贾充率军一万进入斜谷，自己则亲自坐镇长安，从而打乱了钟会的计划。主簿郭奕、参军王深认为荀勖是钟会的堂外甥，从小又在舅家长大，都劝司马昭把他逐出去。司马昭不仅不接纳他们的建议，反而让荀勖陪伴在自己身边，比以前更加信任他。荀勖自然也对司马昭的信任很是感激，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司马昭效力。钟会被诛杀后，荀勖成了司马昭的亲信，与羊祜、裴秀等一起执掌机密。
泰始元年（265），晋武帝代魏，荀勖依旧得到重用，除继续担任侍中一职以外，又被拜为中书监，与贾充一起修定律令。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斟酌，于泰始四年将律令刊修完毕，所定律令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得到了武帝的赞赏。
荀勖与贾充同为侍中，又都得到武帝的宠信，两人逐渐结成一党。泰始七年，一些大臣向武帝建议让贾充出镇关中，企图借此削夺贾充一党的权势，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贾充既不敢违抗武帝的旨意，又不愿离京赴任，心中又急又恨，却又无计可施，只得私下去向荀勖请教。荀勖献计说：“此事已经决定，要想推辞，确实很难。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只要能让武帝接纳你的女儿为太子妃，那时无需推辞，自然就可以留在京城了。”贾充听了连连点头：“这个主意好。不过，怎样才能向武帝传递我的这一心愿呢？”荀勖胸有成竹地答道：“尽管放心，让我去办。”这里刚刚议完，荀勖便去找冯
商量说：“贾公一旦远行，我们可就要失势了。现在太子的婚姻还没有定下来，我们何不劝说皇上接纳贾公的女儿为太子妃呢？”冯
本来就与贾充、荀勖串通一气，对此计划自然完全赞同。与此同时，贾充的妻子郭槐也设法贿赂了杨皇后身边的人，让杨皇后也一起出面劝说。武帝本来有意选择卫瓘的女儿作太子妃，可是经不住荀勖、冯
、杨皇后的轮番劝说，终于改变主意，转而接纳了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荀勖为贾充出谋划策、极力鼓吹的举动，遭到了当时正直之士的厌恶和痛恨，被讥讽为佞媚。
荀勖、冯
等人的谄媚行为，也遭到了齐王司马攸的憎恶。司马攸，小字桃符，是司马昭的次子。他为人清和平允，而且多才多艺，名声超过了其兄司马炎，因而深得其父宠爱。司马师死后无子，司马昭便让他过继为嗣。司马昭常常说：“天下本来是我兄长的，我只是代他居于相位。等我百年以后，大业应该归攸。”正因如此，司马炎虽然继位，后来又代魏当了皇帝，但对这个弟弟始终存有戒心。司马攸后来被封为齐王，统领军事，威望很高，这就更使武帝心中不安。荀勖、冯
对武帝的心思自然揣摩得颇透，又因为遭到司马攸的厌恶，更是对他怀恨在心，一直想伺机发难，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咸宁二年（276），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年初，武帝得了重病，而且越来越重。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自然成为朝野议论的焦点。大臣们都拥戴齐王，而且因为齐王妃和太子妃都是贾充的女儿，已经有人劝说贾充在齐王和太子中选择前者。没想到已经垂危的武帝竟然又奇迹般地康复了。荀勖立即指使冯
在武帝面前进谗言说：“陛下前一阵子生病，如果不能痊愈，齐王就为公卿、百姓众望所归了。即使太子想谦让，恐怕也不能免祸了。所以，应该命齐王还归藩国，以安定社稷。”武帝虽然很想采纳他的意见，无奈碍于父母临终前都曾一再叮嘱自己要善待兄弟，所以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荀勖、冯
并不肯善罢甘休，特别是贾充死后，齐王司马攸不但继续担任侍中、太傅，而且还接替为司空，德望更高了。荀勖、冯
时时担心一旦武帝死后由齐王继位，自己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因而更加紧了在武帝面前的挑唆和诬陷。荀勖危言耸听地对武帝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肯定不能继立。”武帝疑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荀勖乘机答道：“文武百官都归心于齐王，太子怎么还能继立呢？陛下如若不信，不妨试着下一道诏书，命齐王还归封国，满朝大臣必定都会认为不可。”一番话说得武帝不能不信。接着，冯
又挑拨说：“陛下命诸侯王各归封国，应该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与陛下最亲的是齐王，如今其他诸侯王都已归国，唯独齐王还留在京城，这怎么可以呢？”荀勖、冯
的轮番挑唆终于起了作用。太康三年（282）冬，晋武帝不顾群臣的反对，命齐王司马攸为都督青州诸军事，离京赴任。齐王因忧愤而发病，死在赴任的途中。
荀勖长期位居中书省要职，专掌机密，而且富有才思，费尽心机地揣摩武帝的意图，从不犯颜谏争，因而能够始终得到武帝的宠信。但不知何故，荀勖在晚年却被调任为尚书令，这使他顿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有人向他道贺，荀勖却十分惆怅地说道：“夺去了我的凤凰池（指中书省的机要位置），有什么值得道贺的呢？”一个多月后，荀勖就以母亲去世为由，向武帝提出辞职。在武帝的再三劝慰下，才勉强收回了辞职的请求。
太康十年十一月，荀勖带着失望怨恨的心情病逝。武帝追赠他为司徒。
何 曾 （199—278） 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父亲何夔在三国曹魏时曾任太仆，赐爵阳武亭侯。
何曾好学博识，年轻时就闻名于乡里。魏文帝黄武三年（222），曹叡被立为平原王，何曾就被征召为文学，专门教授曹叡辞章，陪曹叡读书。曹叡即位成为魏明帝以后，何曾得到重用，逐渐升迁至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他曾在上给明帝的疏中提出：“治理国家者以清静为基础，而老百姓则以良吏为根本。郡守的权力虽轻，但责任却很重大。用人得当就可以安定，用非其人则会带来祸患。所以郡守的人选十分重要，应该派人暗中察访、考核各地郡守，凡年老疾病不堪其任、残暴寡恩、烦扰百姓者，都应该召回，另选他人代替。”
景初二年（238），太尉司马懿率军攻伐辽东。大军临出发前，何曾上疏明帝说：“古时命将出征，都配备有副手，既是为了谋划的周全，也用来防范可能出现的变故。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防务，其意义极其深远。如今太尉率军数万远征，也应该选择有威望有经验的大臣名将作为副帅。这样，即使万一有什么难以预料的变化发生，也不至于带来祸患。”言辞之中，隐约流露出对司马懿的防范之意。然而，何曾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明帝采纳。
景初三年，魏明帝病死，齐王曹芳继立，司马懿与曹爽同受遗诏辅政，两个权臣由此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原先站在曹氏一边的何曾，逐渐转向了司马氏，并且参与到了这一场政争之中。正始八年（247），司马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称病在家，以此蒙蔽曹爽。此时担任司隶校尉的何曾，也借口有病而辞职，可在暗中却参与了司马懿的政变阴谋，为司马氏专制朝政立下了功劳，并由此而相继得到了司马懿和司马昭的宠信。正元二年（255），何曾被任命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当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司马昭命自己的两个儿子司马炎和司马攸前去送行，一直送出几十里。司马氏对何曾的尊崇，于此可见一斑。
何曾领兵驻守在外，一去就是十年，但司马昭并没有将他淡忘。咸熙元年（264），司马昭把何曾召回朝廷，任命为司徒，成了权重位隆的三公之一。
一年后，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为晋王。何曾的地位并未因政局人事的变动而受影响，反而进一步上升，被任命为侍中和晋国丞相。其中奥秘，就在于司马昭选择世子的过程中，何曾在司马昭面前竭力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为司马炎取得世子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何曾又积极参与了司马炎代魏称帝的密谋，由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和重用，相继担任了太尉、太傅和太宰，可谓荣极一时。
何曾虽然受到武帝的尊崇，但对武帝的目光短浅、缺乏深谋远虑，却也是忧心忡忡。他曾在侍宴回家以后，对儿子何遵说：“天子应天受禅，本应立千秋大业。可是我每次参加宴会召见，却没有听到有什么经略国家的大计，说的尽是些家常琐事，这不是能把帝业传给子孙的好兆头。”
不过，尽管何曾对武帝的作为颇感忧虑，可是他自己在生活的奢侈无度上做得也实在过分。他平常所用的帷帐、车马和服装，都是穷极绮丽，饮食美味，甚至连武帝都无法与其相比。他每次参加武帝的宴请，都不吃宫廷里准备的食物，武帝也常让他自带家中的食物。每天光是吃的食物就要花费万钱，还抱怨说没有下筷之处。何曾如此，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不仅各式名贵服装堆积如山，而且饮食必须是四方的奇珍异肴，一天花费二万钱，以至当时人都认为即使皇帝的御膳也无法与其相比。
何曾父子的奢侈无度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司隶校尉刘毅等人曾数次劾奏他，而武帝却因为他是朝廷重臣，从不加以过问和责怪。对于别人的弹劾，何曾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伺机报复。都官从事刘享也曾弹劾过何曾，何曾却征辟他为自己的僚属。刘享还以为何曾是出以公心，不记私仇。没想到在他来到何曾手下以后，何曾竟时常借着一些小事对刘享实行杖罚，人们因此而给了何曾一个“外宽内忌”的评价。
咸宁四年（278），八十岁的何曾去世。有人根据他骄奢无度的行为，提议给予他一个“丑缪”的谥号，虽然没有被武帝采纳，却也表明了何曾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
评： 贾充、荀勖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却凭借善于谄媚、察言观色的本事，赢得了晋武帝的宠信。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而结党营私，排斥、打击异己，甚至因为忌妒别人的功劳而顽固地反对平定东吴的大计。至于何曾，也是外宽内忌而又骄奢无度。这样的人物，仅仅由于在司马氏代魏称帝的密谋中出了力、立了功，就长期受到重用。由此看来，西晋的迅速衰亡，确实是毫不足怪的。
王 濬 （206—285） 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出生在累世为“二千石”的官僚家庭。
王濬博览经籍，姿貌秀美，但他最初并不注重名声和品行，由此而遭到乡人的非议。后来，他注意改变了自己的品行，变得疏通亮达，气度恢弘，胸有大志。发达前，王濬在乡间建造住宅，门前开了一条宽数十步的道路，有人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王濬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要让这条路能够容纳官府的车马、仪仗。”众人都讥笑他异想天开，王濬也不跟他们争辩，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陈胜早就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泰始五年（269），车骑将军羊祜出镇襄阳。王濬从此时开始成为羊祜的参军，他的才干和志向深得羊祜的赏识。羊祜的侄子羊暨对此颇不以为然，劝告羊祜说：“王濬为人志向太大，又奢侈不节，不可太信任他，应该有所制约。”羊祜却不同意侄子的意见，自信地答道：“王濬有大才，只要帮助实现他的愿望，必可加以信用。”不久，羊祜就提拔王濬当了车骑从事中郎。
在羊祜手下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部属之后，王濬被调任为巴郡（治今四川重庆）太守。巴郡与当时的东吴边境相邻，百姓深受频繁的兵役之苦，因而生下男孩以后往往弃置不养。王濬到任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他一方面颁布法令，严格禁止不养育男孩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实行放宽徭役课税的优待政策，规定凡生育男孩者都可以免除徭役。这一双管齐下的举措，救活了数千名本来会被弃置的男婴。后来，王濬又相继担任过广汉太守和益州刺史，在任内坚持恩威并举，治理有方，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连境外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前来归附。
泰始八年，晋武帝为表彰王濬的治绩，征召他到京担任大司农。可是深知王濬的羊祜却认为王濬有奇谋妙略，把他留在益州更有利于进行伐吴的准备，因此秘密上表，请求让王濬留下。武帝接受了羊祜的建议。于是，王濬重新担任了益州刺史，并遵照武帝的旨意，调回屯田垦作的士兵，开始大造舰船。属吏何攀向他建议说：“屯田的士兵只有五六百人，这点人手用来造船，进度实在太慢，后面的还没有造好，前面已造的却已腐烂败坏。不如召集诸郡士兵万余人投入造船，这样到年底就可成功。”王濬赞成他的想法，但不敢擅作主张，准备向上请示。何攀劝阻说：“朝廷得知突然召集一万士兵，必定不会允许。不如先召了再说，即使朝廷再表示反对，但那时船已造得差不多，也无法阻止了。”王濬听他说得有理，就命令何攀负责建造舰船。于是，一艘艘大舰船便顺利地造了出来。这些大船长一百二十步，可乘二千余人，船上有木料制成的城楼，还可以驰马往返。这么大规模的战船，是以前所少见的。
王濬在益州造船，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为造船时削下的大量木片随江水而下，被吴国建平（治今湖北秭归）太守吾彦察觉，认定晋不久必然要发动攻吴，因而请求吴主孙皓增兵建平，早作防备。可惜孙皓根本不当回事，拒绝了吾彦的请求。吾彦无奈，只得制造了一些大铁链，横断了长江水路。
咸宁五年（279），王濬奉命造船已经七年，他感到伐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了，向晋武帝上疏说：“孙皓荒淫凶逆，吴国上下无不怨恨，应该乘此良机迅速伐吴。如果现在不伐吴，一旦孙皓死去，吴国另立贤明君主，就成了我们的强敌了。再说，臣奉命造船七年，已经造好的舰船由于年久而不断发生朽坏。加上臣年已七十，来日无多了。恳请陛下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与此同时，杜预也接连上表请求伐吴。晋武帝终于下决心伐吴。
王濬率军从成都出发。部下士卒中，有不少就是他当年任巴郡太守时保全下来的男孩，出发前，他们的父母都告诫他们不忘王濬的恩德，因而个个奋勇争先。一路上攻城夺隘，势如破竹，很快就顺流而下，兵临建业。吴军士卒见王濬的水军船舰满江，旌旗蔽天，威势极盛，无不丧胆。
伐吴取得胜利，王濬功不可没。然而，伐吴之役刚刚结束，便在王濬与另一将领王浑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功的纠纷。原来，晋武帝曾下诏书，命令王濬在攻下建平以后，接受杜预的指挥；进攻建业时则接受王浑的指挥。杜预豁达大度，在王濬到达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后，就致书王濬，让他乘胜直取建业。可是当王濬自武昌顺流而下，于三月十五日中午抵达建业以后，驻扎在长江北岸的王浑却命令他于次日率所有兵力围攻石头城。王濬认为孙皓已经出降，没有必要再去包围石头城，因而在当天就进入了建业。第二天，王浑渡江，见王濬不等自己到来就接受孙皓的投降，心中非常恼怒，准备攻打王濬。王濬听从部属何攀的劝告，把孙皓送往王浑营中，才避免了一场火并。但王浑仍然不肯罢休，又上表武帝，称王濬违抗皇上诏令，不接受指挥，还诬告王濬的军队入城后抢掠了吴国的财宝以及纵容部属放火焚烧孙皓的宫殿。王濬也不甘受辱，上表作了申辩。武帝明白王浑为争功而攻击王濬，但碍于王浑的儿子王济是自己的女婿，所以只能不痛不痒地指责了王濬几句，依然肯定了王濬征战的功劳，并把他晋升为辅国大将军，封爵襄阳县侯。
王濬自以为功大，却无端被王浑父子及其党羽所压抑，心里总不服气，每次进见武帝，总是诉说自己伐吴的功劳和遭受诬陷的冤屈，有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恨，干脆不辞行就走。尽管如此，武帝并不计较，总是大度地宽容他。益州护军范通提醒王濬说：“您的功劳确实值得赞扬，只可惜老是以功臣自居，不能算尽善尽美。”王濬问道：“此话怎讲？”范通开导说：“您在凯旋以后，应该绝口不谈平定东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没有出过什么力’！这就像蔺相如使廉颇屈服一样，王浑能不感到羞愧吗？”听了范通的一番话，王濬信服地说：“我起初是鉴于邓艾被钟会诬陷的教训，害怕身受其祸而不能不说；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消解胸中的郁闷，这是我心胸狭窄了。”但话虽这样说，真的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后来，当王浑前来见他的时候，王濬仍然严密地布置好戒备，然后才与王浑相见，猜忌和防范之心并没有消除。
平吴以后的王濬，自以为功高位重，志得意满，因而锦衣玉食，生活日益奢侈放逸。太康六年（285），王濬因病去世，享年八十。
王 浑 （223—297） 字玄冲，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其父王昶在曹魏后期官至司空。
曹魏正始年间，王浑被征辟为大将军曹爽的属官，这是王浑走上仕途的开始。但曹爽在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所杀，王浑也跟着倒霉，被免了官。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屡立战功，得到司马昭的赏识，王浑才重新被起用，从司马昭的幕僚起家，逐渐升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司马炎称帝以后，王浑先后担任过徐州和豫州刺史。他曾打开官仓赈济饥民，恩威并用招纳吴人，颇有政绩。十余年间，已升至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下令大举伐吴。王浑奉命从寿阳（今安徽寿县）南下，准备从横江津（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直捣建业。在同时进兵的各路晋军中，王浑统帅的这一路距建业最近，因而特别引起吴国君臣的关注。太康元年（280）三月，东吴的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三万军队从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渡江，企图阻止王浑南下。王浑即派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迎战。早已丧失斗志的吴军溃不成军，张悌、孙震等人均被斩杀，王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东吴的精锐士卒则丧失殆尽。
初战告捷之后，扬州别驾何恽建议说：“张悌所率的吴军精锐悉数被歼，吴国上下无不震慑。王濬既已攻破武昌，乘胜东下，所向披靡，吴国土崩瓦解之势已经形成。现在应当迅速率军渡江，直指建业，定可不战而胜。”可是王浑却说：“我得到的诏令只是屯守江北以抗拒吴军，不让我轻率前进。扬州的军队虽然勇武，但单独平定江东却是不可能的。如果违背诏令，即使取胜也不会受到嘉奖，万一失败，罪过就重了。况且皇上诏令王濬接受我的指挥，还是等他到达以后，再一起渡江。”何恽又劝告说：“您是上将军，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都有诏令。如今乘胜渡江，可以有取胜的绝对把握，还有什么值得疑虑而滞留不进呢？”可是王浑还是听不进去。直到王濬接受孙皓投降的第二天，王浑才渡江来到建业。
迟到一步的王浑又愧又恨，以为消灭吴军精锐的是自己，最先逼近建业的也是自己，可是王濬却违背武帝的诏令，既不听自己的调度，又不等自己到来就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心里越想越恨，决意要向武帝奏劾王濬的罪状。何恽见王浑要与王濬争功，给周浚写信说：“《尚书》、《周易》都崇尚礼让。攻破张悌以后，吴国士卒已丧失斗志，而王濬则乘机拿下了建业。若论先后，我们确实慢了一步，是我们自己未能把握住机会。现在再来争功，对方也不会忍气吞声，这样势必影响和睦，不应该这样做。”周浚接到信后，深有同感，立即前去劝阻王浑。可是王浑却拒不接受劝告，坚持奏劾王濬不听指挥，并且罗列了不少罪状。王浑的儿子王济是武帝的女婿，也帮着父亲说话，竭力诋毁王濬。王浑父子依仗权势与王濬争功的做法，遭到了当时人的议论和讥讽。武帝也没有过于偏袒王浑，只是肯定了他进逼建业、牵制吴军，使其无暇分兵对付上游晋军，以及击败张悌、歼灭吴军精锐，从而迫使孙皓投降的功劳，晋升他为征东大将军，仍然镇守寿阳。
太康三年，在荀勖、冯
等人的挑唆下，武帝免去了齐王司马攸的司空一职，命他出京前往封国。此举激起了文武朝臣的反对，王浑父子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王浑上书说：“齐王既是至亲，又有盛德，堪与周公相比，应该让他参预政事。如果因为齐王威望太高而应该离京，那么汝南王司马亮的威望也不比他低，可是陛下却让齐王出京，让汝南王替代他。这样做，恰恰助长了有关陛下处事有异同的议论，让天下窥测到陛下有不尊崇至亲之心。这是很不足取的。像齐王这样的至亲尚且受到猜疑，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还怎么能自保呢？所以，应该让齐王留在京师，与汝南王等人一起执掌朝政。”接着，扶风王司马骏、中护军羊琇，还有王济也都跟着苦苦劝谏，可是武帝主意已定，坚决不肯更改。王济见说不动武帝，又指使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和侍中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入宫，又是叩头、又是涕泪横流地请求武帝留下齐王。这一下惹恼了武帝，他一怒之下，把王济由侍中降为国子祭酒。
太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朝廷大权先后被杨骏、司马亮和司马玮所操纵，王浑作为武帝时的旧臣，虽然始终受到尊崇，但其声望已日益降低。
元康七年（297），王浑病死，时年七十五。
评： 王濬、王浑都是西晋初期的著名将领，并且都在平定东吴、完成统一的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两人在平吴后为争功而发生的相互攻讦，却使他们的形象大为逊色。尤其是王浑依仗权势、诬陷打击对手的做法，更显得十分卑劣，由此而遭到当时人的讥讽和不齿，确实是咎由自取。
刘 毅 （？—285） 字仲雄，东莱掖县（今属山东）人，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
刘毅年轻时就注意磨砺自己的节操，同时也喜欢褒贬批评人物，因此连王公达贵都怕他三分。刘毅曾经侨居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太守杜恕聘他为功曹，作为自己的助手。刘毅到任后，淘汰了一百多个不称职的郡吏，声望因此而大增，甚至超过了太守杜恕。当地流传着赞扬刘毅的一句话：“只听说刘功曹，没听说杜府君。”
曹魏末年，刘毅被举荐为司隶都官从事，作为专管京城治安的司隶校尉的属官，又以自己的严厉执法，得到了京师人民的崇敬。但在弹劾河南尹的时候，却遭到了司隶校尉的阻挠，刘毅因此愤而辞职。与他同郡的王基向司马昭推荐说：“刘毅为人方正亮直，耿介卓异，说话从不随意附和，行事从不苟且宽容。昔日侨居平阳的时候，就以执法严明而颇有赞誉。可惜刘毅没有遇到知音，无法表现自己。”太常郑袤也向司马昭极力举荐刘毅。王基等人的举荐，引起了司马昭的重视，下令征召刘毅为相国的属官。不料刘毅却借口身体有病，迟迟不肯应召。当时有不少人都说刘毅之所以不肯应召，是因为他效忠于曹氏。司马昭为此十分愤怒，准备对他处以重刑。得到消息的刘毅非常害怕，不得不乖乖地听从了命令。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刘毅先后担任过尚书郎、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官职。后来，晋武帝又因为刘毅忠介耿直，命他执掌劝谏之官。可是，敢于直言的刘毅仕途并不顺利，在升任太仆、尚书以后，又因故被罢了官。
咸宁四年（278），刘毅重新被起用为博士祭酒，不久又调任司隶校尉。此时的刘毅，虽然在仕途上经历了沉浮，但严厉执法的秉性依然不改。位极人臣的何曾生活奢费，刘毅接连数次对他进行劾奏；皇太子上朝违反礼仪，刘毅认为是由于太子的师傅教导不力，照样加以弹劾。一时间，那些贪赃枉法的朝廷命官，人人都谈刘毅色变，纷纷挂印辞职，避之唯恐不及。
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刘毅也照样直言不讳。太康三年（282）正月，晋武帝在参加了郊祀之后，突然很感慨地问刘毅：“卿以为朕可与汉代的哪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臣以为可与桓帝和灵帝相比。”晋武帝听到刘毅竟然把他与东汉的桓帝和灵帝相提并论，便很不高兴地说：“朕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的，何况又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将朕比作桓帝、灵帝，未免太过分了吧？”刘毅丝毫不肯退让，反驳道：“桓帝和灵帝公开卖官，得来的钱是入国库的。而陛下卖官，钱却入了私人的口袋。从这一点来说，陛下还不及他们。”在场的大臣们听见刘毅说出这样的话来，吓得脸色都变了，认为刘毅这下子可闯了大祸，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武帝虽然很难堪，但他还是想办法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他没有处罚刘毅，反而大笑着说：“桓帝和灵帝不会听到这样的直言。如今朕有直言敢谏之臣，所以还是胜过他们。”
不过，刘毅也有徇私情的时候。中护军羊琇，因在支持司马炎成为世子一事上有功，很受晋武帝的恩宠，参预机密十余年。但他因恃仗宠信而骄侈，一再触犯法律。最初，刘毅奏劾羊琇，认为羊琇罪应处死。武帝有心纵容羊琇，知道刘毅不好通融，就转了个弯子，让与刘毅友情很好的齐王司马攸私下前去说情，一向严厉执法的刘毅碍于齐王的面子，竟然答应不再追究。后来还是由于其属下坚持调查，武帝才不得不罢免了羊琇的职务。
太康五年，刘毅在担任司隶校尉六年之后，升任尚书左仆射。这时，九品中正制已实行了数十年，其弊端日益滋生。刘毅为此上疏，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官僚选拔制度的改革。他在上疏中认为：“曹魏时设立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见得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且还有种种弊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所以应该罢斥中正，废除九品，舍弃曹魏的旧法，另立一代新制。”刘毅的见解，得到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瓘等大臣的支持。武帝虽然也认为刘毅讲得很有道理，但他却没有魄力加以实行。
不久，年过七十的刘毅请求告老还乡。晋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可是，刘毅刚回家乡，又因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北）官员的强烈要求而出任青州大中正。晚年的刘毅仍然言议切直，无所曲挠，凡有所弹劾，必从自己亲近的人开始。正因为刘毅一生严峻刚直，所以当不了宰辅之类的高官。太康六年，刘毅去世。晋武帝得到噩耗以后，抚摸着桌子感叹道：“朕失去了一位名臣，没有让他在生前做到三公！”
傅 咸 （239—294） 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出生在累世为“二千石”的官僚家庭，祖父傅幹曾任曹魏扶风太守，父亲傅玄在西晋初年历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
傅咸为人刚正，风格严整，生性聪明，疾恶如仇，又喜爱文章议论，虽然言辞说不上绮丽，但却颇有见地。
泰始九年（273），傅咸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这是他踏上仕途的开始。此后，他几经升迁，担任了尚书右丞。
咸宁五年（279），傅咸调任冀州刺史。但由于继母杜氏不肯随他一起离京赴任，傅咸便自己请求解除了这一职务。不久，晋武帝又重新任命他为司徒左长史。在武帝下诏询问朝政得失的时候，傅咸上疏提出：“陛下亲理万机，日夜辛劳，昔日的帝王没有能够超过陛下的。自从陛下登基，至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国家并未丰足，百姓则时有饥色。这都是因为设官太多的缘故。曹魏初年只设四个都督，如今连监军加在一起，已超过十个；夏禹时分全国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翻了一倍；户口只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可是设置的郡县却远远超过了汉代；此外，五等诸侯也都广置官属。各种各样的供给，都出自老百姓，所以才会造成公私困乏。当今的急务，应该先裁并官吏，减省徭役，从上到下都大力务农。”
傅咸的刚直性格，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的豫州大中正夏侯骏先以鲁国小中正孔毓身体有病，不能正常理事为由，建议另派他人取代，可是几天以后却又提出恢复孔毓的职务。傅咸认为夏侯骏随心所欲，上疏提议罢免夏侯骏的大中正职务。但是司徒魏舒是夏侯骏的姻亲，不同意傅咸的意见。傅咸再三据理力争，因此而激怒了魏舒。魏舒向武帝奏了一本，傅咸便被调任为车骑司马。
但傅咸被调任以后，耿直的习性依然不改。太康三年（282），他针对世俗奢侈之风，又上书说：“谷帛生产不易，如果不注意节俭，必然会造成匮乏。而且奢侈的破费，比天灾还厉害。古代人多地少，还有积余，就是因为节俭的缘故。而现在土广人稀，却有不足之患，全是奢侈造成的。要想让人崇尚节俭，就应该追究奢侈之风。如果不追究奢侈，则反而会竞相崇尚奢侈，那就没有穷尽了。”
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太尉杨骏辅政，与汝南王司马亮相互猜忌。傅咸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宗室与外戚只有相互依凭才能保持安定，所以建议杨骏把离京的司马亮召回来共同辅政。可是杨骏根本不听。傅咸不甘心，又向杨骏提出忠告说：“如今圣上谦让，把朝政托付给明公，但天下人并不赞成，只怕明公不容易承当。周成王年幼，周公德高望重，摄政以后尚且招致流言四起，何况当今圣上并不像周成王那样年幼呢？我以为明公应当仔细考虑进退的事宜。”傅咸又常在别的事上再三提出劝谏，终于惹怒了杨骏，要把傅咸贬为郡守，赶出京城，后来经其外甥李斌劝阻，杨骏才没有这样做。
杨骏的弟弟杨济与傅咸向来友善，得知了此事，就写信给傅咸说：“俗话说：‘生子痴，了官事。’官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了的。我很担心君以直言致祸，所以给君写这封信。”傅咸接到信后，立即回信说：“昔日的卫公说过，酒色杀人，更甚于直言。可是人们沉湎于酒色而死却并不后悔，反倒畏惧因直言惹祸，这是因为心术不正，所以想苟且而明哲保身。自古以来以直言惹祸的人，都是由于矫枉过正，或者本不忠笃，却言辞亢厉，所以激起忿恨。哪有诚恳忠贞反遭怨恨的呢？”
杨骏拒不接受傅咸的忠告，终于在元康元年（291）招致杀身之祸，汝南王司马亮接替杨骏执掌了大权。这时，傅咸已升任御史中丞，他见司马亮也像杨骏一样专权，便像以前对杨骏那样又一次对司马亮提出了劝谏：“杨骏有震主之威，任用亲戚，导致天下喧哗。如今担当朝廷重任者，应该吸取这一教训。一犬吠形，群犬吠声，以群犬之吠为惧，才可以不听到犬的吠声。我的为人，向来做不到当面顺从而在背后议论。曾经触犯杨骏，几遭杀身之祸；对于殿下，自然也不会有所顾惜！我自知今日所言，无异于触摸虎须。所以敢于直言，是希望殿下体察我的心意。”司马亮也没有接受他的忠告。
不久，傅咸因继母去世而辞官，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傅咸再三推辞，均未获准，只得接受任命。既做了司隶校尉，就得为整肃风气而努力。为此，傅咸针对当时朝野混淆、豪强放肆的状况，先后弹劾了河南尹司马澹、左将军司马倩、廷尉高光等一批高官，京师为之震动，达官贵戚们都不得不有所收敛。吴郡名士顾荣对傅咸的为人非常钦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赞扬说：“傅咸为司隶校尉，刚直果断，弹劾惊人，虽然不是至才，但谅直坚贞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元康四年，傅咸死于司隶校尉任上，时年五十六。
评： 刘毅、傅咸都以刚正坚贞、敢于直言而著名。无论是权臣贵戚，还是当朝天子，他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或弹劾，这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和奢侈淫逸风气的批评，也显示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中国历代都有敢逆龙鳞的直臣，虽然为数不多，但对时政和风气毕竟多多少少起了一点匡正的作用。当然，世竞奢侈的风气和权臣专政的局面，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规谏就能加以扭转和改变的。就这一点而言，刘毅、傅咸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的。
晋惠帝司马衷 （259—306） 字正度，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
按照嫡长子继承的传统法则，司马衷本来是没有资格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但他的哥哥司马轨在两岁时夭亡，于是司马衷便成了事实上的嫡长子。泰始三年（267），九岁的司马衷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衷是低能儿，又不好读书，从小生长在皇宫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直到十几岁还不识几个大字，只知道寻欢作乐，什么事情都不懂，甚至连大豆和小麦都分辨不清。更可笑的是，他在华林园游玩，听到池塘里传来一阵阵蛤蟆叫声，竟然问随从的侍卫：“这蛤蟆是官家养的，还是私家养的？”侍从们哭笑不得，只得哄骗他说：“在官家地里叫的就是官家养的，在私家地里叫的就是私家养的。”
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竟然是这样一个愚笨的白痴，这不能不引起大臣们的忧虑。侍中和峤乘着侍奉武帝的机会，委婉地建议武帝改立太子，可是晋武帝听了却一言不发。司空卫瓘也几次想向武帝提出另立太子的问题，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咸宁四年（278）十月，武帝在陵云台举行宴会，卫瓘借酒壮胆，假装喝醉了酒，跪在武帝面前说：“臣有事禀告。”武帝问道：“卫公想说什么？”卫瓘几次鼓起勇气想说，可几次又缩了回去，犹豫再三，最后只是用手摸了摸武帝的皇座，叹惜说：“这个宝座可惜了！”武帝自然明白卫瓘的意思，但却故意装作没听懂的样子，挥了挥手说：“卫公真的喝醉了！”
其实，对于太子司马衷的痴傻，晋武帝心里也很清楚。他也担心太子日后不能很好地继承皇位，时常悄悄地征询杨皇后的意见。可是杨皇后作为太子的姨母，自然反对另立太子。她劝阻说：“自古以来就是立子以长不以贤，千万不能变动！”本来就犹豫不决的武帝，经不住杨皇后的一再劝说，也就断了另立太子的念头。但对朝廷大臣们要求改立太子的呼声，又不能老是置之不理。于是便在咸宁四年对太子进行了一场测试，以太子处理公务的所谓能力堵住了大臣们的嘴。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病死，司马衷以太子的身份即位，是为晋惠帝。贾妃成了皇后，而杨太后的父亲杨骏则以辅政的名义，把军政大权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惠帝一登基，就成了傀儡。
元康元年（291），不甘寂寞的贾后联络了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等皇族，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杀了杨骏及其同党。但大臣们请出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卫瓘共同辅政，贾后专权的目的仍然未能达到。凶狠毒辣的贾后不肯就此罢休，又利用楚王司马玮与司马亮、卫瓘之间的矛盾，先唆使司马玮抢先下手，诛杀了司马亮和卫瓘，接着又以矫诏专杀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西晋朝廷的大权从此落入贾后之手，“八王之乱”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贾后专权以后，虽然重用贾氏亲属，但同时又起用了张华、裴
等名士，所以维持了几年的稳定局面。然而好景不长，元康九年，贾后诬称太子司马遹谋反，假借惠帝的名义废黜了太子，接着又在第二年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就为那些觊觎皇位的皇族们提供了一个反对贾后的借口。
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司马伦与其亲信孙秀派齐王司马冏率众入宫，捕杀了贾后，族灭了贾氏，同时又杀了张华、裴
等大臣。朝廷大权落入司马伦之手，但司马伦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在第二年正月逼迫惠帝让位，自己当了皇帝。本来就是傀儡的惠帝虽然被尊为太上皇，却被幽禁在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失去了自由。
司马伦自立为帝，就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其他诸侯王纷纷起兵反对。齐王司马冏首先起兵，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乂、河南王司马颙也相继起兵响应，“八王之乱”从此发展成为一场大混战。
这年四月，司马伦、孙秀失败后被杀，被幽禁的惠帝重新复位，但傀儡的地位依旧，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共同掌握了朝政。不久，本来就有矛盾的司马颙与司马冏闹翻。太安元年（302），司马颙起兵反司马冏，得到了司马颖和司马乂的响应。司马冏寡不敌众，被司马乂袭杀。可是，联合对付司马冏的三王之间很快又爆发了新的冲突。第二年，司马颖与司马颙又联手反对司马乂，双方交战异常激烈，天下大乱，生民涂炭。争斗中，司马乂略占上风。但就在此时，东海王司马越也加入了冲突，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永兴元年（304），司马越乘司马乂不备，将他擒获，并开门迎接司马颖入城。司马乂被杀，大权转到了司马颖和司马越等人的手中。
接着，在司马颙的建议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不料这又激起了司马越的强烈不满。司马越挟持着惠帝，从洛阳出发，北上攻打回到邺城的司马颖。司马越虽然号称有军队十余万，却不堪一击，被司马颖的部将击败，司马越逃还东海（今江苏灌云北），惠帝则落入司马颖的军队手中，被带到了邺城。
惠帝在邺城还没有定下神来，司马颖又被王浚和东瀛公司马腾击败。于是，惠帝又在司马颖的挟持下逃往洛阳。一路上狼狈不堪，惠帝连鞋都跑丢了。好不容易到了洛阳，不到三个月，又被拥兵专权的张方逼迫着迁往长安。
永兴二年（305）八月，逃回东海的司马越卷土重来，起兵讨伐司马颙和张方。六个月后，司马越的部将祁弘率军攻入长安，惠帝又被挟持着返回洛阳。任人摆布的惠帝坐着牛车，一路颠簸，于光熙元年（306）六月，总算又回到了洛阳。
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惠帝，重回洛阳以后，也没有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仅仅五个月后，就中毒而死，据说是吃了司马越派人送去的毒饼，时年四十八岁。
贾 后 （256—300） 名南风，小名峕（q i ā n g），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贾充的女儿，晋惠帝的皇后。
泰始七年（271），晋武帝命贾充出镇关中，此时已升任侍中的贾充却不愿离京。在其同党荀勖的策划下，贾充企图用嫁女儿为太子妃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权势，可是武帝却不想让太子娶贾充的女儿为妃。他认为，贾家的女子生性妒忌，子孙不旺，而且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皮肤太黑，还是卫瓘的女儿更适合做太子妃。但贾充的妻子郭槐已经买通了杨皇后身边的人，说服杨皇后同意接纳贾南风。荀勖、冯
等人又在武帝面前不断称赞贾充的女儿不但貌美，而且有才有德，终于使武帝改变了主意。
泰始八年二月，贾南风正式成为太子妃。她比太子大两岁，而且确实生性妒忌，精于权诈，痴愚的太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完婚伊始，太子就对她既宠爱又惧怕。
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可是司马衷的昏愚朝野尽知，富于心计的贾妃对此自然也很清楚。但对她来说，太子聪慧与否似乎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保住目前和将来的地位，为此就不能让任何改立太子的图谋得逞。
咸宁四年（278）十月，为了堵住大臣们议论纷纷的嘴，也为了证明太子的办事能力，晋武帝煞有其事地安排了一次测试。他设下宴席，召来东宫的所有官员，只把太子一个人留在东宫。然后又派人给太子送去一叠密封的公文，内容颇为疑难，命太子独立作出处置。尽管这只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戏法，仍然使贾妃慌了手脚。她唯恐太子露出破绽，赶紧从宫外找人代替太子批复。代答的人引经据典，很快写出了处理意见。可是侍从贾妃的给事张泓看了以后却提醒说：“太子从来不读古书，这是圣上知道的。把这样的答卷交上去，一定会露出找人代作的真相。还是直截了当、就事论事为好。”贾妃一听有理，又命张泓重新起草，再让太子誊抄了一遍。武帝看了答卷，自然非常高兴，又转给主张另立太子的卫瓘看。卫瓘心里明白是别人代笔的，但又不敢戳穿，从此再不提另立太子的事了。
贾妃耍弄手腕，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但她的妒忌却差点断送了自己太子妃的名分。自从与太子成婚以后，贾妃一直没能怀孕，这使她对太子的其他侍妾十分妒忌，尤其对怀了孕的妾更是恨之入骨。她曾亲手杀了几个，又用手戟投掷怀有身孕的侍妾，致使这个侍妾流产。武帝得知后大怒，要将贾妃废掉。多亏荀勖、冯
等人为她说情，连杨皇后也说：“贾充有大功于朝廷，贾妃是他的亲生女儿，有妒忌之心也是人之常情，怎么能忘了贾氏的功德呢？”武帝这才收回废黜贾妃的命令。
永熙元年（290），武帝病死，太子司马衷即位，成了惠帝，贾妃也被立为皇后，但此时的大权掌握在太傅杨骏的手中。杨骏知道贾后凶险妒悍，而且又精于权诈，所以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她加以抑制。贾后干预政事的愿望无法实现，心中十分愤恨，便暗中指使亲信董猛、孟观等人密谋诛杀杨骏、废黜皇太后。在楚王司马玮的协助下，贾后很快就达到了目的，随即把皇太后废为庶人，又要处死皇太后的母亲庞氏。庞氏临刑前，皇太后与母亲抱头痛哭，又求见贾后，自称为妾，请求保全母亲的性命，然而贾后却无动于衷。
除掉杨骏之后，贾后便大肆起用贾氏亲属参政，族兄贾模、外甥贾谧等权势日盛。但贾后仍不满足，因为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楚王司马玮等宗室权臣还在，她仍然不能专权。于是，贾后又利用司马玮与司马亮、卫瓘之间的矛盾，指使司马玮杀掉了司马亮、卫瓘，然后又以司马玮擅杀大臣为借口，除掉了司马玮。从此，贾后完全操纵了朝政。在此后的几年里，虽然贾后依靠贾氏亲属独揽大权，但她同时也重用了颇有名望的张华和裴
，而且对张华颇为敬重。贾模虽是贾后的族兄，为人还算正直。由于贾模、张华、裴
同心辅政，一段时期中朝廷相对安定。
可是，不甘寂寞的贾后在专断朝政的同时，生活上也日益放纵淫荡。她先是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接着又命人到各处搜寻美少年，甚至把路上的美少年装入箱子，偷偷运入宫中供她享用。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贾后还在事后将这些少年杀死。然而，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裴
、贾模、张华等大臣都知道了，他们心中十分忧虑，裴
甚至提出了废黜贾后的主张，无奈贾模、张华都不肯冒这个风险。裴
利用自己与贾氏的亲属关系，劝说贾后的母亲郭槐经常告诫贾后，贾模也一再向贾后指明利害，可是贾后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疏远了他们。
惠帝的儿子司马遹，自幼聪明，深得武帝喜欢，总以为儿子虽然愚痴，但孙子聪明懂事，或许能延续西晋的统治。但司马遹长大被立为太子以后，却变得不喜欢读书，只知道整天与身边的侍从玩乐。贾后心中暗暗高兴，不仅不加以劝说，反而让宫中的宦官引诱太子，助长他的奢靡骄逸。时间一长，太子的骄狂傲慢日益滋长，听不进任何人的规劝。他身边的侍从杜锡经常提出忠告，反而引起太子的痛恨，竟把针放在杜锡常坐的垫子中，刺得杜锡鲜血淋漓。与太子一向不和的贾谧，乘机在贾后面前进谗言说：“太子积蓄财富，结交小人，就是为了对付贾氏。一旦由他继承皇位，要像当年诛杀杨骏一样杀掉我们，简直是易如反掌。不如趁早除掉他，另立一个听话的太子。”贾后本来就对太子非常反感，自然对贾谧的话深信不疑。此后，她就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太子的过失。又假称有孕，把自己的肚子包起来，慢慢地越包越大，似乎真的怀了孕一样。到了“临产”的时候，贾后偷偷地把她妹妹贾午的儿子抱过来，冒充是自己所生。一切筹划就绪，贾后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谎称惠帝病危，把太子骗入宫中，又命侍婢逼迫太子喝酒三升，乘他醉得稀里糊涂，让太子照着她的意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圣上应该自己了断，如不自行了断，我就要入宫了断。皇后也应尽速自行了断，否则的话，我要亲手了结她。”酩酊大醉的太子只勉强写了一半，贾后又把剩下的一半补齐，随即让惠帝召公卿大臣入朝，展示了太子所写的书信。“证据”确凿，大臣们无人敢有异议。于是，太子被废为庶人，不久遇害。
贾后诬陷、害死太子，激起了群情怨愤。永康元年（300）四月，就在太子死后不到一个月，赵王司马伦乘机约请梁王司马肜、齐王司马冏，率领军队冲入宫中。猝不及防的贾后还不认输，竟责问司马冏：“你来干什么？”司马冏干脆地答道：“圣上有诏书，命我捉拿皇后。”直到此时，贾后还强硬地说：“诏书应该从我这里发出，你们哪来的诏书？”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贾后被抓以后，就被废为庶人，幽禁了起来，随即被用毒酒赐死。她的死党贾谧、贾午、韩寿、赵粲等人也相继被杀。
评： 晋惠帝痴傻昏愚，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却因生在帝王家而做了十六年的皇帝。然而这位白痴皇帝始终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最终还落得个颠沛流离、死于非命的下场。更严重的是，在强调人治的社会中，一个白痴皇帝引发了多少争权夺利的闹剧，弄得民怨沸腾，社稷不宁。白痴皇帝偏偏有一个凶残、奸诈的皇后，这位贾后凭借着自己的权术，一个一个地消灭政敌，一步一步地攫取权力，亲手挑起了“八王之乱”，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当然，白痴皇帝和奸诈皇后，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杨 骏 （？—291） 字文长，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他的侄女杨艳原是晋武帝的皇后，杨艳死后，其女杨芷又继立为后。所以尽管杨骏早年虽然做过高陆县令和骁骑镇军二府司马，但女儿被立为皇后却成了他青云直上的契机。
泰始十年（274），皇后杨艳病危。当时，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芳是武帝的贵嫔，深受宠幸。杨皇后唯恐自己死后胡贵嫔被立为皇后，会对太子不利，因而在临终前哭着对武帝说：“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有德也有色，请求陛下纳入后宫。”武帝流着泪答应了她最后的请求。
咸宁二年（276），武帝立杨芷为皇后。杨骏也以皇后父亲的身份，被任为车骑将军，封爵临晋侯。尚书褚
、郭奕都上表认为杨骏器量浅窄，不适宜委以社稷重任，武帝不听。有恃无恐的杨骏更加洋洋得意，十分骄狂。镇军大将军胡奋看不下去，讥讽说：“你倚恃女儿是皇后就可以骄狂了吗？历观前世，凡是与天子联姻，没有不遭灭门之祸的，只不过早晚而已。”杨骏也不买账，反唇相讥道：“你的女儿不也在后宫吗？”胡奋哈哈一笑：“我的女儿不过是你女儿的侍婢，有什么妨碍呢？”杨骏的弟弟杨珧也不因为侄女被立为皇后而高兴，相反，他向武帝上表提出：“自古以来凡是一门有两个皇后的，没有一个能保全自己的宗族。乞求陛下将这个表章藏在宗庙，倘若日后不幸被臣说中，请求让臣免祸。”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扫了杨骏洋洋得意的兴致，即使杨珧以后也不能坚守，终于未能免祸。
晋武帝在平吴以后，自以为天下太平，不再留心国家政事，整日沉湎于酒色享受之中，并开始宠信外戚，朝廷大权逐渐被杨骏和他的弟弟杨珧、杨济所掌握。杨氏权势日盛，当时人称之为“三杨”。大臣山涛多次提醒武帝注意，可是耽于享乐的武帝虽然心里明白，却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变。
太康十年（289），武帝因纵情声色而染上了重病。杨骏乘此机会，把自己嫌弃的汝南王司马亮排挤出了京城。已经病重的武帝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太子不成器，但对自幼聪明的皇孙司马遹却颇寄厚望。在杨骏权势日盛之时，他采纳宠臣王佑的计谋，用太子同母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领兵镇守在要害之处，又任命王佑为北军中候，典掌禁军，以防范杨氏的威逼。但是，武帝的这些措施并未能阻遏杨骏专权的计划。
永熙元年（290）三月，武帝病危。此时，开国元勋大多已去世，朝廷大臣虽然惶恐不安，却无计可施。执掌大权的杨骏乘机排斥其余大臣，只有他一人侍奉在武帝身边，并擅自把武帝身边的人全部改换成自己的心腹。武帝病情稍缓，见左右都是新面孔，生气地训斥杨骏说：“谁让你这样做的？”他心中明白杨骏的用意，下诏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还想选择几个有声望的大臣协助他们。
杨骏唯恐失去权势，竟从中书省把诏书借来，随即又擅自藏了起来。中书监华廙害怕失职，亲自前去索讨，杨骏始终不肯归还。不久，杨骏又指使杨皇后在武帝神智不清的时候，请求以杨骏辅政，武帝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杨皇后随即又召集中书监华廙和中书令何劭，口述武帝的遗诏，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保、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书写成后，皇后又当着华廙、何劭的面，呈请武帝过目。武帝视而不言。两天以后，武帝病死，太子司马衷即位，皇后杨芷被尊为皇太后，而杨骏则晋升为太傅、大都督，总揽了朝政。
杨骏虽然独揽了大权，但却担忧别人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就用自己的外甥段广和张劭为近侍，掌管机密，统领禁军。凡有诏令，惠帝看过之后，都要呈送皇太后过目，然后才能发出。自知名声不好的杨骏，为了收买人心，又仿照魏明帝即位时的做法，大开封赏以取悦于众人。对于杨骏的做法，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冯翊太守孙楚、车骑司马傅咸都提出了忠告，杨骏根本不听。甚至连他的两个弟弟杨珧、杨济再三加以规劝，也都无济于事。
杨骏专权仅几个月，就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厌恶和反对。那些原先就与他不和的大臣，更乘机进行着除掉他的密谋。
元康元年（291）正月，一向受到杨骏冷遇的殿中中郎孟观、李肇，暗中向同样被杨骏压抑的贾后诬告杨骏企图谋反。对杨骏早已怀恨在心的贾后正中下怀，当即派人联络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司马亮持观望态度，而司马玮则欣然答应，向朝廷提出了进京的请求。一向顾忌司马玮勇武的杨骏以为把他召入京都可防其在外生事，同意司马玮进京，从而加速了自己走向灭亡的进程。
这年三月，司马玮率军到达京城。孟观、李肇等立即通过惠帝颁布诏书，称杨骏谋反，下令戒严，由东安公司马繇率禁军讨伐杨骏。
杨骏得知有变，急召众官商议对策。然而他向来怯懦，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依然犹豫不决，结果被围困在府中，因无法脱身而躲入马厩，被攻入的禁军所杀。他的弟弟杨珧、杨济，外甥李斌、段广等人都被捕杀，并被夷灭三族，前后被杀者数千人。
卫 瓘
（220—291） 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父亲卫
在曹魏时历事武帝、文帝、明帝三朝，位至尚书。
卫瓘十岁丧父，承袭父亲的封爵为阌乡侯。二十岁开始步入仕途，相继担任过通事郎和中书郎。当时司马懿与曹爽矛盾尖锐，卫瓘周旋于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被名士傅嘏比作春秋时期的宁武子。加上他做事比较称职，因而逐渐升任为散骑常侍。甘露五年（260），魏元帝曹奂即位，卫瓘被提拔为侍中。几年后，又调任廷尉卿，听讼审案，颇为公允。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决定伐蜀。卫瓘被任命为监军兼镇西军司，与邓艾、钟会一同出兵伐蜀。攻灭蜀汉以后，邓艾居功自傲，暗中图谋割据一方的钟会借机大做文章，与卫瓘合谋，密告邓艾有谋反之意。司马昭接到密报，下令捉拿邓艾。心怀鬼胎的钟会即派卫瓘先到成都去收捕邓艾，实际上是想借邓艾之手杀掉卫瓘，然后归罪于邓艾。卫瓘自然明白钟会的用意，但又不能违抗命令，便在夜间潜入成都，通报邓艾手下的将领，宣称奉命收捕邓艾，其余的人一概不问，凡反正者有赏，违抗者诛灭三族。结果邓艾手下将领全都归附了卫瓘。等到天明，卫瓘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就把高卧未起的邓艾从床上抓获，打入了囚车，随即押送京城。
随后赶到的钟会见他所害怕的邓艾已经被擒，再无顾忌，便把随同伐蜀的将领胡烈等人囚禁起来，与蜀汉降将姜维一同起兵谋反。消息传出，顿时引起了内外骚动。钟会担心有变，把卫瓘留下商议，准备杀掉胡烈等将领，遭到了卫瓘的反对。卫瓘又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让胡烈的部下赶快把钟会谋反的事情在军中加以宣扬。钟会一再逼迫卫瓘表态，卫瓘则一味地拖延，双方僵持了一个通宵。卫瓘假称有病，骗过钟会，脱离了险境。次日一早，卫瓘便与诸军一齐攻入，杀了钟会。邓艾的部下则乘乱追上囚车，把邓艾救了出来，准备返回成都。卫瓘得到消息，以为自己与钟会一起诬陷邓艾，邓艾一旦返回成都，恐怕于己不利，同时又想独占诛杀钟会之功，竟派人追杀了邓艾。司马昭并不了解其中隐情，以卫瓘平定变乱有功，晋升他为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不久，卫瓘又被提拔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封为菑阳侯。
晋武帝代魏以后，卫瓘又晋升为征东大将军、青州刺史，没多久又调任为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当时，北方边境与鲜卑部落接邻，东有务桓，西有力微，时常袭扰幽、并二州。卫瓘到任以后，暗中在两个部落之间挑拨离间，加剧了鲜卑部落间的矛盾和隔阂，结果务桓投降了西晋，力微忧惧而死。朝廷嘉奖他的功劳，要赐爵给他的儿子，卫瓘请求封赏自己的弟弟。卫瓘有六个儿子，但他却把赐爵的机会都让给自己的两个弟弟，由此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征召卫瓘入京，任命他为尚书令。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太子昏愚，不适宜继承皇位。卫瓘也多次委婉地建议武帝另立太子，事情未能如愿，反倒得罪了贾充和贾妃父女。几年以后，深得武帝信任的卫瓘又升任为司空，儿子卫宣也娶了武帝的女儿繁昌公主。但卫宣嗜酒，时常在酒色方面做出些违背礼制的事情。向来与卫瓘不和的杨骏早就想挤走卫瓘，当即抓住这个口实，鼓动武帝夺回了繁昌公主，企图以此逼迫卫瓘让位。卫瓘果然又惭愧又恐惧，不得不告老让位。
元康元年（291）三月，专权的杨骏被杀，遭到他压抑的卫瓘又被重新请了出来，与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但是卫瓘和司马亮很快又与诛杀杨骏有功的楚王司马玮发生了矛盾。两人厌恶司马玮刚愎好杀，准备剥夺他手中的兵权，还想逼他返回封国。这一来激怒了司马玮。他投靠了贾后，又指使手下人在贾后面前进谗言，诬陷卫瓘和司马亮密谋废黜贾后。贾后由于以前卫瓘建议改立太子一事，历来怨恨他，同时又想借机除掉这两个阻碍她专权的障碍，于是便借惠帝的名义，罢免了司马亮和卫瓘的职务，接着又以两人图谋不轨为借口，指使司马玮率军捉拿司马亮和卫瓘。在突发事变面前，卫瓘不听手下人的劝告，束手就擒，结果连同子孙共九人，均遭杀害。
卫瓘和他的父亲卫
、儿子卫恒均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一家三代均善写草书。卫瓘任尚书令时，尚书郎索靖也擅长草书，当时人称他们二人为“一台二妙”。在卫瓘之前，汉代末年的张芝（字伯英）也善写草书，有“草圣”之名。评论者认为卫瓘得伯英筋，索靖得伯英肉。
评： 杨骏凭借着外戚身份而一步登天，却不知道约束自己，一味揽权、贪权，结果树敌过多而枉送了身家性命，真是咎由自取。卫瓘为人圆滑，在官场争斗中善于自保，游刃有余，在与钟会、邓艾的矛盾冲突中，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格和手腕。当然，在他的身上还有着另外一面，即勤于职守，观察敏锐，向武帝进言改立太子便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无奈积习太深，即使建言进谏，依然脱不了圆滑的窠臼。
山 涛 （205—283） 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父亲山曜，在曹魏时曾任冤句县令。
山涛早孤，居家贫困。但他年轻时就有名士器量，卓然不群。由于性好《老子》和《庄子》，名列“竹林七贤”之中，与阮籍、嵇康等人过从甚密，成为忘年之交。
山涛出身贫寒，却对功名利禄有着强烈的渴望。还未当官的时候，他就曾对妻子韩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暂且忍耐一下饥寒，日后我将要做到三公，只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担当起三公夫人的角色！”然而，山涛的仕途并不顺利。直到正始五年（244），山涛年已四十，才当上了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不久，他又被州郡征辟为河南郡从事。当时正值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夺利，世道险恶，为了避祸，山涛只得辞去职务，隐身不问世务。
但是，耐不得寂寞的山涛并不想一直在激烈的权力之争中保持中庸。经过反复思量，他与不跟司马氏合作的好友嵇康、阮籍分道扬镳，决定投靠司马氏。山涛与司马懿的妻子是中表亲戚，当他凭借着这层关系去见司马师时，司马师让他当了个郎中。
山涛本来就很有才干，一旦入仕，便如鱼得水，处处显示出办事的精明稳妥，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司马氏的赏识，逐渐升迁至尚书吏部郎。魏帝曾赏赐司马师春服，司马师却转送给了山涛，并且又因为山涛的母亲年老，特地赏赐他藜杖一副。司马昭也曾因为山涛家中困乏，赠钱二十万、谷二百斛。
山涛颇谙处事之道，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与钟会和裴秀的私交都很好，尽管钟会和裴秀仗势争权，互不相容，但这并不妨碍山涛平心静气地周旋于二人之间，各得其所，钟、裴二人竟然对山涛都无怨言。曾经担任鬲县令的袁毅，为人贪浊，用贿赂公卿来求取虚名。袁毅也曾送给山涛一百斤丝。山涛不想做得与众不同，因此便没有推辞，但收下以后却原封不动地藏在阁上。后来袁毅贿赂之事败露，凡是接受贿赂的官员都受到了处罚。唯独山涛交出了一百斤丝，只见上面印封如故，满是积年尘埃，他因此而免于问罪。靠着这种处事圆滑的本领，山涛得以官运亨通，成了司马氏信赖的心腹之臣。
咸熙元年（264），灭蜀有功的钟会谋反，司马昭亲自率军前往征讨。当时，曹魏的许多王公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司马昭担心他们乘机捣乱，临行前把安定后方的重任托付给了山涛。他十分信赖地对山涛说：“西部的问题我自己了断，后方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钟会之乱平定以后，山涛因镇守邺城有功，被封为新沓子，调任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司马昭因山涛有声望，命长子司马炎拜他为师。此时，司马昭已进爵为晋王，他想把过继给兄长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立为世子，但在征求山涛意见时，山涛却反对说：“废长立少的做法违背礼制，不是好事。”加以裴秀等人也一致反对，司马昭才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对此十分感激，曾专门前往拜见山涛，表示谢意。泰始元年（265），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为报答山涛，任命他为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泰始三年，尚书令裴秀遭到了司隶校尉李熹等人的弹劾和攻击，山涛竭力为裴秀辩护，由此得罪了权臣，被调任为冀州刺史。在冀州任上，山涛广泛搜访贤才，先后推荐任命了三十多人，后来都成了当时的著名人物。
山涛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政绩，得到了武帝的赞赏。于是又把他调回京城担任侍中，不久又晋升为吏部尚书。可是山涛却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先后数十次请求辞职，终于打动了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泰始十年，武帝又一次任命山涛为吏部尚书，自此专门负责选举用人事宜，长达十多年之久。可是，山涛在选人时多看武帝眼色行事。每当出现一个官缺，山涛总是先选择拟定几个可以接任的人选，报请武帝决定，摸清了武帝的意向，然后才正式提名，由武帝最终定夺。大臣们不了解内情，纷纷指责山涛选官过于随意。只有武帝心中明白，对山涛更加信赖。山涛启奏甄拔人物时，各有题品，颇有东汉清议遗风，当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
咸宁五年（279），杜预等人上表请求伐吴，得到了武帝的赞同。但贾充、荀勖等顽固地加以反对，因此而激怒了武帝。山涛在退朝以后对人说：“皇上不是圣人，外患平息之后必然会有内忧。如今却要解除东吴这个外患，岂不是天意吗？”山涛身为仆射，在朝廷议事时见风使舵，不发表意见，却在退朝后加以议论，再次表现了他既要迎合贾充等人而又不得罪武帝的圆滑。
东吴平定以后，晋武帝下诏，认为天下已经一统，州郡的军队一概予以裁撤，大郡留百人，小郡只留五十。山涛却不以为然，认为不宜撤除州郡的武备。当时人都认为山涛虽然不学孙、吴兵法，而所论却与之暗合。连武帝也称赞山涛所论是“天下名言”，不过他并未加以采纳。后来天下变乱，流民起义、胡族进犯，州郡都因为没有武备而难以应付，一如山涛所预言。
山涛在晚年多次请求辞官，都未获武帝批准。太康四年（283），山涛病死，时年七十九。武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王 戎 （234—305） 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王雄，东汉时官至幽州刺史；父亲王浑，曾任曹魏凉州刺史。
王戎身材矮小，容貌也很一般，但他自幼聪明颖悟，神采清秀。据说他六、七岁时，在宣武场上观戏，猛虎在笼中吼声震天，众人都惊惧奔走，唯有王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从楼阁上目睹此事，深感惊奇。又有一次，王戎与一群小伙伴玩耍，见路边有一棵李树果实累累，小伙伴们争相前去采摘，只有王戎站着不去。有人感到奇怪，问他缘故，王戎从容答道：“李树生在路边留有许多果实无人采摘，必定是苦的。”待采来一尝，果然味道奇苦，伙伴们都佩服王戎有心计。
王戎十五岁时，随父亲王浑一起住在官府。阮籍与王浑是好友，时常拜访王浑。但他每次到王浑那里都只坐一会儿，可是对比他小二十岁的王戎却极为看重，尤其器重他的学识和玄谈水平，两人一谈就是半天。阮籍曾非常坦率地对王浑说：“濬冲清赏，非你可比。与你说话，还不如与阿戎交谈。”正因为此，善于清谈的王戎虽然年轻，却也名列“竹林七贤”，常与阮籍、嵇康等人作竹林之游。
显赫的门第，给王戎带来了亨通的官运。他承袭父爵，先后担任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豫州刺史等官职。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王戎也以建威将军的身份率军出征。他配合王濬攻克了武昌，在平定东吴的战役中立了功，进爵安丰县侯，又被任命为侍中，成了武帝的亲信大臣。
不久，因南郡太守刘肇贿赂王戎细布五十束一事，他遭到司隶校尉的纠劾。后来查明，王戎知道此事，但并没有收纳，因而免于追究。但仍然引起了议论纷纷。晋武帝亲自出面为王戎开脱说：“王戎的做法，并不是有什么私心，只是他不想与世人有异而已。”尽管如此，王戎的行为仍然遭到清流的鄙视，他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王戎在任，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能，但由于得到武帝的信赖，所以他仕途顺利，又逐渐升迁为光禄勋和吏部尚书。不过，王戎不拘礼制的言行却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王戎虽然很孝顺，心情也很悲痛，但在守孝期间，王戎却不守礼制，照旧饮酒吃肉，照样看人下棋。
在选官用人上，王戎也别具一格。他创立了甲午制，凡选举之人都必须先去试着治理百姓，然后再酌情加以授用。这一做法，很有点类似于现今的试用制，在当时是颇有一点创见的。但这一不循规蹈矩的做法，却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反对。司隶校尉傅咸就上书奏劾说：“王戎不遵奉尧舜的典章，却驱动浮华，亏败风俗，不但没有益处，相反还有大损。应当罢免王戎的职务，以整治风俗。”幸亏王戎与当时执政的贾谧、郭彰有姻亲关系，才没有被撤职。
元康七年（297），王戎由尚书左仆射调任司徒，位居三公之列。然而他看到政事日坏，不仅不设法匡救，反而与时沉浮，只想着献媚取悦，把政事都交给下属，自己则时常骑着小马，从便门溜出去游玩，见到他的人都不知道他贵为三公。他以前的故吏多数都做了大官，路上相遇，王戎总是设法回避。
王戎对政事无所用心，对财富却兴趣特浓，孜孜以求。他想方设法扩大自己拥有的良田和水碓，又不断地积聚钱财，常常拿着牙筹，昼夜计算，乐此不疲，总感到不能满足。生性好利的王戎偏偏又十分吝啬，钱财那么多却舍不得吃用，弄得面黄肌瘦，天下的人都说他已病入膏肓。他家中种的李树品种很好，时常把果实拿到市场出卖，销路很好。可是王戎唯恐别人因此而得到他家的良种，竟然在李子的核上打洞，然后再出售。就是对自己的亲属，王戎也照样一毛不拔。女儿嫁给裴
，向他借钱几万，拖了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娘家，王戎的脸色就很不好看。女儿察觉以后，赶快把钱还清，王戎这才露出笑容。他的侄子结婚时，王戎送了一件单衣，可是婚事刚刚办完，他马上就要了回来。如此为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世人的讥讽。
永康元年（300），王戎的女婿裴
被赵王司马伦诛杀，王戎受到牵连，被罢免了职务。直到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孙秀被杀，一度被废的晋惠帝重新恢复帝位，王戎才重新被起用为尚书令。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十二月，对齐王司马冏专权极为不满的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声讨齐王冏。檄书到达京城后，司马冏对王戎说：“皇上蒙难，我首倡义兵，臣子的气节，神明可以作证。如今二王听信谗言，起兵发难，我应该怎么办？请你妥善地为我筹划。”王戎答道：“公首先举义，功劳确实很大；但却没有很好地论功行赏，所以不少人心怀不满。如今二王兵势强盛，难以抵挡。如果公能以齐王的身份回到封国，让出权力，也许还可以求得平安。”齐王冏的谋臣葛
就怒不可遏地当场予以斥责，并要将他斩首。幸亏王戎假装服食五石散后药性发作而坠落厕所，才逃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永兴元年（304），晋惠帝被张方挟持着迁往长安，王戎则逃奔到郏县（今属河南）。在危难之际，王戎亲自参加征战，谈笑自若，面无惧色，有时甚至召集宾客一起欢娱，显示出不惧危难的风采。
第二年六月，王戎死于郏县，时年七十二。
评： 山涛、王戎都是西晋名士，名列“竹林七贤”之中，以善于清谈而著称于世。他们在政治上与嵇康、阮籍分道扬镳，效忠于司马氏。但山涛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察言观色、工于心计，活脱脱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而王戎既贪且吝，与他的名士风度更是格格不入，因此见讥于世。
和 峤 （？—292） 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西）人。祖父和洽，曾任曹魏尚书令；父亲和逌，曹魏时也曾官至吏部尚书。
和峤年轻时就有盛名于世。他钦慕舅舅夏侯玄的为人，修饰自重而有盛名。他步入仕途后，逐渐升迁至颍川太守，为政清明而不烦苛，深受百姓拥戴，也得到朝廷上下的赞赏。庾
称赞他是国家栋梁之材；贾充把他推荐给了武帝。于是，和峤被召入京师，委任为黄门侍郎，不久又升任中书令，成了武帝极为宠信的大臣。原先，中书令与中书监二人共乘一车入朝，但是和峤鄙薄中书监荀勖的为人，每当要两个人同乘一车的时候，他都坚决不愿与荀勖同乘一车。武帝为此下令中书令和中书监各自乘车入朝。和峤的风格和武帝对他的宠爱，于此可见一斑。
咸宁五年（279），武帝下令大举伐吴。和峤参与谋划有功，由此更加得到武帝的礼遇，调任为侍中，自此得以亲近武帝，顾问应对，备受恩宠。其时，朝廷内外都知道太子昏愚，不适宜作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人敢向武帝提出，和峤决意试一下。一次，他乘着侍奉武帝的机会，委婉地说道：“皇太子为人老实厚道，这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如今的人大多虚伪，喜欢哄骗人，恐怕皇太子日后不能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一番话触到了武帝的心病，一时竟无言以对。
过了一些日子，和峤与荀
、荀勖一同侍奉武帝，武帝面有喜色地说道：“太子近来入朝，颇有长进，诸卿可以一起去见见太子，跟他谈谈世事。”三人奉命前去。回来以后，荀
和荀勖异口同声地在武帝面前称赞太子气度弘雅、识见明睿，与皇上所说的完全一样。武帝听了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和峤却不愿随声附和，他如实禀告说：“臣以为太子的气质与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武帝顿时沉下脸来，拂袖而去。和峤回到家中，感慨不已，知道自己说话不注意避讳，冒犯了武帝。但他并不后悔，劝说武帝另立太子的想法也没有因此而打消。此后，和峤只要侍奉在武帝身边，一谈到国家大事，总是为太子担忧。武帝了解和峤的一片忠心，并不责怪他，然而每当和峤提到太子，总是竭力回避，把话题扯开去。有人把和峤的言行报告了贾妃，由此引起了贾妃对他的怨恨。
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以后，立广陵王司马遹为皇太子，和峤被任命为太子少傅。当年的贾妃如今已是贾后，对和峤依然耿耿于怀。一次，乘着和峤随太子入朝的机会，贾后指使惠帝责问和峤说：“卿以前说朕不堪担当大任，如今怎么样？”和峤镇定自如地答道：“臣以前侍奉先帝，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臣说的话没有应验，这是国家之福。”
和峤死于元康二年。他虽有重望，却生性极其吝啬，虽然家产富足，堪与王公相媲美，但对金钱的追求仍然如醉如痴。由此而受到当时人的讥刺，落下了一个“钱癖”的雅号。
石 崇 （249—300） 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其父石苞先后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的赏识，官至大司马。
石崇自幼聪明，而且有勇有谋。虽然他的父亲身居高官，可是石崇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沾到什么光，直到二十多岁才担任修武县令，逐渐升迁至城阳太守。咸宁五年（279），石崇参加了攻伐东吴的战役，因立有军功，而被赐封安阳乡侯。由于石崇是功臣之子，而且又颇有才干，所以晋武帝对他很器重，逐步提升他担任了散骑常侍、侍中。
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以后，总揽朝政的杨骏为了收买人心，大肆实行封赏，中外群臣都晋爵一等，郡守以上官员都封为关中侯。石崇很不赞成杨骏的这种做法，与散骑郎何攀一起向惠帝上奏章，劝谏说：“陛下位居东宫二十多年，如今继承大业就大行封赏，远远超过了先帝当年禅代之初和诸将平定东吴之功，轻重太不相称。况且大晋传世无穷，今日确定的制度，将成为后世的楷模，如果像这样大肆封赏，恐怕几代之后，人人都成为公侯了。”奏章递上去以后，并没有被采纳，自己反而被逐出京城，调任为荆州刺史。
石崇很有才气，但其行为却很不检点，在荆州，他劫夺远方使者和客商，成为巨富。家中财产丰积，居室华丽，妻妾上百，各种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日常饮食全是奇珍佳肴。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满足自己的虚荣，石崇曾与当时的贵戚王恺、羊琇竞相斗富。王恺是武帝的舅舅，羊琇也是武帝的堂舅，两人凭借着这种特殊身份，占有了大量的财富。可是石崇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变着法子与他们斗富。王恺用糖水涮锅，石崇就用蜡烛代替柴禾烧火；王恺用赤石脂（一种止血中药）抹墙，石崇就用椒料（一种调味品）和泥；王恺用紫色丝帛做了四十里的步幛；石崇就用锦帛做成五十里的步幛。武帝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舅舅被石崇斗败，时常在背后助王恺一臂之力。有一次，他赏赐给王恺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光彩夺目，堪称稀世珍品。王恺如获至宝，拿去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不屑一顾，用铁如意打得粉碎。王恺既心疼又恼怒，厉声斥责石崇。石崇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可惜的，现在就赔还给你。”说着就命手下搬出了六、七株更高更美的珊瑚树，任凭王恺挑选。直把王恺看得目瞪口呆，甘拜下风。
他家里的厕所布置得富丽堂皇，时常排列着十多个婢女，穿戴着华丽的服饰，手举着甲煎粉、沉香汁，供如厕的客人享用。他每次请客，都用十多个美女劝酒，客人不饮，美女就要被杀。有一次请王敦吃饭，王敦故意不肯饮酒，石崇竟接连杀了三个劝酒的美女。
元康元年（291），杨骏被杀，贾后的亲属逐渐占据了朝廷要职，特别是贾后的外甥贾谧，自参预朝政以后，权势更是炙手可热。此时的石崇也竭力奉承巴结贾谧，被贾谧引为至交，成为“二十四友”之一。石崇感激涕零，对贾谧更是百般谄媚，每当贾谧或贾后的母亲郭槐外出，必定下车站在路旁，恭恭敬敬地望尘而拜。
永康元年（300），贾谧被赵王司马伦所杀，石崇也因为是贾谧的党羽而被罢官。石崇有个爱妾，名叫绿珠，美丽妖艳，善于吹笛，很受石崇的宠爱。赵王伦的亲信孙秀早就听说了绿珠的美貌，便想利用权势得到绿珠。石崇当时正在黄河北岸的别墅金谷园中纳凉，听孙秀的使者说明来意后，勃然大怒，断然拒绝说：“绿珠是我的爱妾，坚决不能给。”使者几次索讨，石崇死活不给。孙秀恼羞成怒，以石崇谋反为名，派兵前去捉拿石崇。石崇正在楼上宴饮，得知武士们到来，对绿珠说：“我如今因为你而获罪了。”绿珠是个颇有骨气的女子，当即哭泣着跳楼而死。
石崇被捕以后，原以为最多不过流放到边疆，等到发现要被处死时，才叹息说：“小人们看中了我的家财。”武士们讥讽说：“你既然知道财富给你带来祸害，为什么不趁早把财富散掉呢？”一句话说得石崇无言以对。与石崇一同被害的，还有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儿女等十五人，家产也被全部抄没，计有水碓三十多处，奴婢八百多人，至于珍宝、田宅，更是难以计数。
评： 和峤与石崇都是颇有才干之人，都曾对当时的政事提出过颇有见地的看法。但是两个人又都极为贪财，对金钱、财富有着异乎寻常的嗜好。虽然一个极其吝啬，一个奢侈斗富；一个被讥为“钱癖”，一个则因财富而死于非命，但却是殊途而同归，成为遭人讥讽的对象。
司马亮 （？—291） 字子翼，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曹魏后期，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司马亮作为司马懿的儿子，自然也居高位，先是被任命为散骑侍郎，赐爵万岁亭侯；接着又提拔为东中郎将，进爵广阳乡侯。不过，司马亮虽然名列将领之中，却并无领兵作战的才干。甘露二年（257），司马亮随司马昭前往寿春征讨诸葛诞，由于作战失利而被免官。然而他毕竟是司马氏宗室，所以很快又被任命为左将军、散骑常侍，后来又转为镇西将军。
泰始元年（265），司马炎称帝。司马亮以叔父的身份被封为扶风郡王，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成为镇守西北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泰始六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征讨鲜卑酋帅秃发树机能，司马亮委派部将刘旂率军前往增援。刘旂却犹豫观望，不敢前进，结果导致了胡烈的兵败被杀。按照军纪，刘旂应被处死，司马亮也受牵连而要被贬为平西将军。司马亮指挥打仗不行，但他倒也不是推卸责任的人。就在刘旂即将被斩首之前，司马亮主动向武帝提出：“军队调度指挥上的过错，都是因为我而造成的，与刘旂无关，请求免他一死。”结果，虽然司马亮主动承担了罪责，刘旂未能免死，他自己却被免了官。不过，与第一次被罢官以后的情形一样，这一次司马亮同样是很快又被起用为抚军将军。
咸宁元年（275），司马亮晋升为卫将军和侍中。此时，司马氏宗室繁盛，皆身居要职，而又无人进行监督，不断有人违礼犯法，很让武帝头疼。于是，辈分较高的司马亮便被武帝选中担任了宗师，命他对宗室成员加以训导和督察，一旦发现宗室成员中有人不遵守礼法，小事可以自行处置，大的事情则随时向武帝报告，这表明了司马亮在武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武帝大封宗室为诸侯王，可是这些诸侯王都集中在京城洛阳，给当时的政局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卫将军杨珧等人在咸宁三年建议让诸侯王离京赴封国。武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司马亮也由扶风王改封为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可是，司马亮出京没有多久，又被武帝召回京师，任命为侍中、抚军大将军，把统领军队的大权交给了他。数年后，武帝在荀勖、冯
、杨珧等人的挑唆下，削夺了齐王司马攸的权力，而司马亮则晋升为太尉、录尚书事，兼任太子太傅，与山涛、卫瓘共同执掌朝政。从此时开始，司马亮与卫瓘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而与外戚杨骏的关系则逐渐趋于紧张。
太康十年（289）十一月，武帝病重，早就对司马亮心怀疑忌的杨骏利用这一机会，开始排斥司马亮，将他改任为大司马、大都督，逼他离京前往许昌，都督豫州诸军事。司马亮无奈，只得准备离京。但他尚未出发，武帝已经病危。不过，武帝此时的头脑还清醒，为了防止杨骏在自己死后独揽大权，武帝下诏命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但这一诏书还未发出，就被杨骏擅自扣押了下来。武帝被蒙在鼓里，昏迷中略微清醒一些，还在询问司马亮来了没有。
武帝死后，司马亮害怕杨骏怀疑自己，不敢入宫临丧，只能痛哭于大司马府门外，又上表请求待武帝落葬以后去许昌。对于他的这一请求，于情于理，都很难加以拒绝。但是只要司马亮留在京城，杨骏便总觉得是一块心病。于是便假借惠帝的诏命，派兵讨伐司马亮。
司马亮得到了消息，又急又怕，却拿不出应付的办法，只能向廷尉何勖问计。何勖进言说：“如今朝廷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公，为什么不讨伐别人而害怕被别人讨伐呢？”此时，也有人劝说司马亮率领手下的军队入朝废黜杨骏。可是司马亮却没有这个胆量，思虑再三，还是连夜奔往许昌，逃脱了一场灾祸。
杨骏专揽朝政，激起了权欲极强的贾后的怨恨。元康元年（291）正月，贾后密谋诛杀杨骏，派人分头联络司马亮和司马玮，约请他们举兵讨伐。司马亮虽然对杨骏怀有怨恨之心，但还是不愿冒险，他对贾后派来的使者说：“杨骏凶暴，死期已经不远，不足为忧。”不肯领兵进京。杨骏被杀，司马亮并未出力，但因为他是皇室元老，仍然被征召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
自知没有什么功劳的司马亮，为了取悦于众，在辅政以后竟然仿效杨骏的做法，大肆实行封赏，并且开始像杨骏一样专揽朝政。原先对他抱有希望的朝臣们纷纷提出劝谏，司马亮却不能接受，由此失去了朝臣的支持。
在诛杀杨骏的过程中，楚王司马玮出力最多，事平之后又执掌了兵权。司马亮对他既厌恶又害怕，便与卫瓘合谋，想剥夺司马玮的兵权。司马玮自然不会甘心，立即投靠了贾后，并诬告司马亮与卫瓘谋反，并且派兵包围了司马亮的府第。
司马亮的部将李龙向司马亮禀报军情，并请求布置迎敌。司马亮不听。等到楚王的军队登上墙头大喊时，司马亮才惊呼：“我并无二心，何至于有谋反之事！如果有诏书的话，可否让我看看？”楚王的部将不予理睬，催促士兵们加紧攻打。在万分危急的关头，部下刘准又一次劝告司马亮说：“如此看来，肯定是奸人的阴谋。府中士卒不少，还可以全力一战。”司马亮仍然不听，终于束手就擒，与儿子司马矩一起被乱兵所杀。
司马越 （？—311） 字元超，西晋宗室，高密王司马泰的长子。
司马越虽然出自名门，但在年轻时就很懂得博取名誉，一副谦虚恭谨的样子，像是平民百姓一般，因而颇受好评。他曾经侍讲东宫，为太子司马衷讲读经史，后来逐渐升迁至左卫将军加侍中。
元康元年（291），司马越参与诛杀杨骏的行动有功，被升为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不久又被封为东海王。此时，诸王已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司马越由于羽翼尚未丰满，因而并没有立即卷入纷争的漩涡，而是在静观待变中窥测方向。
太安二年（303）七月，曾经联手诛杀了齐王司马冏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之间，又爆发了新的争斗。司马颖讨伐司马乂，直逼京师洛阳。洛阳被困数月，城中粮食日渐困乏。在京城担任司空的司马越于永兴元年（304）正月暗中与殿中诸将合谋，乘着夜色，一举擒获了司马乂，随即打开城门，迎接司马颖的军队进城。
不久，司马乂被烧死，获胜的司马颖作了丞相，司马越则以开门迎接有功，除继续担任司空之外，又兼任了代理尚书令。
司马颖大权在握，但却不留在洛阳，仍然回到自己盘踞多年的邺城，在那里对朝政实行遥控。不久，在司马颙的提议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而且连惠帝也要迁往邺城。这一做法激起了朝廷不少大臣的不满。司马越认为有机可趁，密谋发兵征讨司马颖。
这年七月，司马越挟惠帝北征邺城。他以大都督的身份，发出檄文，征召四方军队，到达安阳时，已经会集了军队十余万人。司马越自以为声势浩大，放松了戒备，结果遭到司马颖部将的袭击，被打得落花流水。司马越只得落荒而逃，一路奔回东海。失败以后的司马越并不甘心，而是加紧联络各地藩王，准备东山再起。
几个月后，晋惠帝被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持着从洛阳迁往长安，文武大臣也随同前往，西晋朝廷落入了司马颙的控制之中。此时，皇室内部连年骨肉相残，天下分崩离析。司马颙为了缓和局势、收揽人心，用豫章王司马炽取代司马颖为皇太弟，又让司马越担任太傅，与他一起辅政。为了笼络司马越，还任命司马越的两个弟弟司马略、司马模分别镇守洛阳和邺城。可是，此时尚在东海的司马越并不领情，拒绝接受太傅的职务，并以张方劫夺惠帝为名，决意起兵征讨。
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发出檄文，纠集各州郡的军队攻伐长安，要将惠帝迎回洛阳。没有追随惠帝前往长安的朝臣们纷纷响应，推举司马越为盟主，数万军队向西进发。司马颙得到消息，大为惊慌，以惠帝的名义命令司马越等人各自返回封国。司马越等强硬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无奈之下，司马颙只得在次年正月诛杀了张方，并把首级给司马越送去，借此请求和解。可是，司马越不仅再次拒绝了和解的请求，反而在得知张方被杀以后，派部将率军加速前进。无计可施的司马颙狼狈逃窜，晋惠帝又被接回了洛阳，而司马越则就任太傅，总揽了朝政。
惠帝回到洛阳以后不到半年，就被毒死。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怀帝与惠帝不同，他谦和好学，继位之后对朝政颇为留心。这本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却使司马越感到很不高兴，一气之下便要求离京出镇许昌，怀帝不敢同意。司马越竟然不予理睬，径自出镇许昌。后来又相继迁移到鄄城（今属山东）、濮阳和荥阳。
永嘉三年（309），离京数年的司马越又从荥阳回到了洛阳。他怀疑朝臣对自己有二心，就诬称怀帝的舅舅王延和与怀帝亲善的缪播等十多人图谋变乱，派兵入宫把他们抓了起来，交付廷尉全部处死。接着，司马越又将宫中已经封侯的宿卫武官统统罢免，把怀帝身边的侍卫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这些举措大失人心，加剧了众人的猜疑。此时，匈奴首领刘渊建立的汉国日益强盛，乘着西晋内部衰弱之机，数度派兵攻晋，虽然未能得手，但已对西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永嘉四年，匈奴数万军队在王浚、石勒等将领的率领下，渡过黄河，分兵数路，直逼洛阳。洛阳的饥困日益严重，司马越派出使者到各地征调援军，却迟迟没有任何军队前来勤王。无奈的司马越只得亲自率军四万讨伐石勒，驻守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
司马越自光熙元年（306）开始专揽大权以后，数年中专作威福，积怨甚多。而朝廷困乏，内外崩离，匈奴大军压境，与他不和的苟晞又乘机上表讨伐。这一切都使司马越焦头烂额，忧心忡忡，终于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在项城。他的部属把棺柩运回东海安葬，途中又被石勒率轻骑追上。石勒在将晋军击溃以后，下令劈开棺柩，焚烧尸体，并宣布说：“此人祸乱天下，我为天下报仇，所以焚烧他的尸骨以告慰天地。”
评： 司马亮徒以皇族元老而身居高位，掌权辅政，既无治国用兵的才干，又无临机决断的胆略，在权力争斗中被杀，死不足惜。相比之下，司马越的权术则要高出一筹，但他的心思也只是用在争权夺利、骨肉相残上。西晋王朝的命运操纵在这样一些皇族之手，由此而导致天下纷争、祸乱不已的局面，要想不亡，其可得乎？
王 衍 （256—311） 字夷甫，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他是王戎的堂弟，平北将军王乂之子。
王衍才高貌美，聪明颖悟，善于清谈，尤其推崇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子》和《庄子》、以无为本的思想。他的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王衍在谈论玄学时，很讲究风度优雅和潇洒飘逸，洁白的手与白玉柄的麈尾交相辉映，令人为之倾倒。他口齿伶俐，随机应变，每当义理难以说通之时，随即加以更改，因此而有“口中雌黄”之称（雌黄本是一种矿石，黄色，可作颜料。古人写字用黄纸，常用雌黄涂抹以改窜文字）。当时的权臣杨骏仰慕王衍之名，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却深以为耻，用假装癫狂推掉了这门亲事。武帝也听说了王衍的名声，曾问王戎：“夷甫可与当世何人相比？”王戎竟然夸赞道：“我没有看到当世有谁可以与他相比，要比的话，应当从古人中去寻求。”
泰始八年（272），武帝下诏荐举可以安定边疆的奇才。尚书卢钦因为王衍喜欢谈论纵横之术，就荐举他为辽东太守。没想到却使王衍大为惊慌，他虽然可以把纵横之术谈得头头是道，可真要让他去做，却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坚决推辞，并且一改旧习，从此不再谈论世事，只是整天吟咏玄谈。后来被任命为元城县令，也只是勉强料理一下公务，依然终日清谈。尽管王衍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才干，但西晋选官只重门第，因而门第显贵的王衍还是不断得到升迁，到惠帝即位以后，已经做到了尚书令。
身为尚书令的王衍积习不改，整日把心思放在玄谈上。当时仰慕他的人很多，争相起而仿效，弄得朝廷士大夫都以浮诞为美，该做的事情反倒荒废了。
王衍喜欢标榜清高绝俗。他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亲戚，仗着贾后的权势，刚愎贪婪，聚敛无度，又好干预人事。王衍对郭氏的贪鄙庸俗十分厌恶，可是又不敢招惹她，只好以口不言“钱”来表示自己的清高。郭氏不相信王衍真的能做到不说“钱”字，故意做了一个试验，趁王衍晚上入睡以后，令婢女在床的四周布满了一串串的钱，让王衍无法绕过。次日早晨，王衍起床时见到挡道的钱，就对婢女说：“举阿堵物却！”意思是把这些东西拿走。还真的没有说出一个“钱”字来。
王衍的大女儿嫁给了贾后的外甥贾谧，小女儿嫁给了太子司马遹，成了太子妃。可是贾谧倚仗有贾后撑腰，对太子非常无礼，并且鼓动贾后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把太子废为庶人。当时的人都为太子叫屈。然而王衍想到的却是不能因此而使自己受到牵连，上表替女儿请求离婚。次年正月，司马遹在被押往许昌幽禁时，曾给已经离京回到娘家的王妃写信，说明自己遭受诬陷的冤枉，可是王衍竟然不敢有任何表示。王衍的行为受到朝臣们的唾骂和指责，所以当贾后被废后，王衍就遭到了大臣的弹劾，被禁锢终身不得当官。
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篡夺了皇位。为了收揽人心，他也想起用王衍。王衍向来轻视赵王的为人，又重施佯装癫狂的故伎来保全自己。直到齐王司马冏起兵诛杀了司马伦以后，王衍才接受了河南尹的任命。此后又相继担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职。永嘉元年（307），王衍被任命为司徒。这时，西晋朝廷已是江河日下，朝不保夕了。身居宰辅高位的王衍，不以挽救危亡为念，却只想着自我保全之计。他向执掌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提出：“中原已乱，只有依靠各地刺史，应该委任文武兼备的人镇守四方。”得到司马越批准后，他就安排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二人叮嘱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二人在外，而我留在此地，足以为三窟了。”这种置社稷安危于脑后，只为自己身家性命而营造“狡兔三窟”的做法，遭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鄙视。
永嘉四年十月，王弥、石勒等率军进逼洛阳。西晋朝廷外无援兵，内乏粮草，人心惶惶。司马越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以讨伐石勒为名，率军离开了洛阳。王衍也被委任为太傅军师，随同出征。次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众人一致推举王衍为元帅。值此关键时刻，王衍竟然推辞说：“我向来不愿做官，只是被朝廷征召，才捱到现在。今日之事，怎么能由缺乏才干的我来担当呢？”推让给襄阳王司马范，也不肯接受。事情没有结果，于是大家一起护送司马越的棺柩回东海安葬。途中，被石勒率领的轻骑兵追上，一番围杀，晋军死亡十多万人，王衍和西晋宗室四十八人都成了俘虏。
王衍被俘后，石勒亲自与他相见，询问西晋失败的原因。王衍推说西晋的政策都不是自己制定的，反复表白自己从小就不关心时政，不参与政事，后来当官，只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又劝说石勒称帝，想以此讨好石勒，保全自己的性命。王衍这些话，激怒了石勒，他愤怒地斥责道：“你名扬四海，身居重任，年轻时就进入朝廷，一直到白头，怎么能说不参预政事呢？天下遭到破坏，正是你的罪过。”说完，就喝令左右将王衍押出去。过了一会，石勒又怒气难消地对他的谋臣孔苌说：“我走南闯北，到的地方不算少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还能让他活下去吗？”孔苌说他是晋朝的三公，必不肯为我尽力。石勒仍以为不可斩杀，就派人夜间推倒墙头，把王衍压死了，时年五十六。
刘 琨 （271—318） 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父亲刘蕃，官至光禄大夫。
刘琨少年时就颇有大志，以雄豪著名于乡里。他善于交际，与石崇、祖逖等人往来都很密切。元康元年（291），贾谧凭借贾后的权势而参预国政，一时间宾客盈门。贾谧虽然骄奢，却喜欢招揽士大夫，当时不少名士如陆机、陆云、石崇等都投在他的门下，有“二十四友”之称，刘琨与哥哥刘舆也名列其中。刘琨在二十六岁时正式进入仕途，很快就升迁为太学博士、尚书郎。
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从贾后手中夺取了政权。刘琨的姐姐是赵王的长子司马荂的妻子。因此刘琨父子兄弟都得到赵王伦的重用。第二年，赵王伦篡夺皇位，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的起兵讨伐。刘琨被赵王伦委任为冠军将军，率军三万拒击成都王颖，结果却大败而归。
赵王伦兵败被杀以后，刘琨及其父兄靠着自己的名望，不仅未受牵连，反而又得到齐王冏的信任，刘琨也被任命为尚书左丞。齐王冏失败以后，刘琨及其父兄仍然未受株连，又被范阳王司马虓招到了麾下。
永兴元年（304），晋惠帝被挟持迁往长安，激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等宗室的不满。次年八月，司马越起兵，准备从长安夺回惠帝。豫州刺史刘乔不听司马越的调遣，发兵袭击驻屯在许昌的范阳王司马虓。此时刘琨恰好带兵在外，援救不及，只得与司马虓一同逃奔河北，他的父母都成了刘乔的俘虏，这使刘琨痛心疾首。为了营救父母，刘琨说服冀州刺史温羡把刺史的位置让给了司马虓，又向幽州的王浚借了五千骑兵，随即渡过黄河，击溃了刘乔，把父母救了出来。
光熙元年（306）六月，惠帝返回洛阳，大权落入司马越之手。数月后，范阳王司马虓病死在邺城，原在范阳王手下的刘舆转而投到司马越的门下。由于他熟知天下兵簿、仓库、牛马、器械、水陆地形，逐渐得到司马越的赏识。刘舆乘机向司马越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刘琨，并建议由刘琨镇守并州。司马越便任刘琨为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刺史，加振威将军，成为镇守北方重镇的重要将领。
当时的并州地区连年饥荒，又不断遭到北方匈奴军队的袭扰，郡县不能自保，以至州将率吏民一万多人随东瀛公司马腾到冀州求食，称为“乞活”，剩下的民户已不足二万。刘琨在赴并州上任的途中，就上表朝廷，请求拨给粮食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得到了批准。一路艰辛到达晋阳以后，刘琨就派人收葬战乱遗骸，招抚流亡，奖劝农耕，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与此同时，刘琨又派人到相距三百多里的离石（今属山西），离间刘渊的部下，争取他们归附。一时间，流民相继回乡，各地逃亡的人也纷纷投奔刘琨。可惜的是，刘琨虽然善于怀柔招抚，却不善于控驭，以致归附的人每天都有数千，离去的人也为数不少。
刘琨生性奢豪，嗜好声色，尤其喜爱音律。他手下的徐润因通晓音律而深得刘琨的喜爱，被委任为晋阳令。徐润恃仗宠信，竟然干预刘琨的政事。生性亢直的奋威护军令狐盛几次进谏，并劝刘琨除掉徐润，但刘琨都听不进去。徐润怀恨在心，在刘琨面前进谗言，诬陷令狐盛。刘琨不加详察，竟然杀了令狐盛。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刘聪，并透露了并州的虚实。刘聪大喜，立即发兵进攻并州。刘琨得到消息，亲自前往常山（治今河北正定南）和中山（治今河北定县）募兵，又派人向鲜卑猗卢求援。他一走，刘聪的部将就乘虚袭占了晋阳，刘琨的父母同时遇害。后来，刘琨虽然在猗卢军队的支持下夺回了晋阳，但猗卢却不愿乘胜攻打刘聪。志在复仇的刘琨无力单独行动，只得移居阳曲（今山西太原北），招集亡散，以图后举。
建兴元年（313），晋怀帝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被汉主刘聪杀害。皇太子司马邺得知凶讯以后，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刘琨被任命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一直不忘复仇的刘琨几次想与猗卢联手进攻刘聪，都未能如愿。建兴三年，刘琨又被任命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但他谢绝了司空，只接受了都督一职，随即再次与猗卢相约攻伐刘聪。恰在此时，鲜卑部落内部因猗卢父子、兄弟争权而陷于分裂和混乱，共同攻伐刘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不过，这一坏消息并没有对刘琨造成太大的打击，因为他在鲜卑充当人质的儿子刘遵，乘着鲜卑内部变乱，带回了猗卢的部属三万多人。
意外的收获使刘琨的兵力大增，也使他的头脑发热了。急于重振雄风的刘琨，不听部下的劝阻，在建兴四年倾全力攻打石勒，结果遭到了惨败。祸不单行，损兵折将的同时，又遭到了酷旱之灾。日暮途穷的刘琨只得奔赴蓟城（今北京西南），依附幽州刺史段匹
。两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建武元年（317）三月，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消息传来，刘琨和段匹
颇感振奋。他们都把复兴晋朝的希望寄托在司马睿的身上，因而派了使者前往建康，劝司马睿称帝。不久，段匹
推举刘琨为大都督，邀集他的哥哥段疾陆眷和堂弟段末柸等共同讨伐石勒。但是，末柸收受了石勒的贿赂，故意不进兵，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建武二年正月，段疾陆眷病故，段匹
前往奔丧。刘琨派儿子刘群护送。但段末柸袭击并打败了段匹
，俘虏了刘群。末柸以厚礼笼络刘群，并且许诺让刘琨担任幽州刺史，只要他肯袭击段匹
。刘群被迷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段末柸的意思。段末柸派人带着刘群的信，秘密前往刘琨的驻地，在半路上被段匹
的巡逻兵截获。
段匹
见到书信，将信将疑，就派人邀请刘琨会面。完全不知情的刘琨见到书信，表白说：“与公缔结同盟，誓雪国家之耻。如果儿子的书信秘密送到，也绝不会因为一个儿子，而有负于公，忘掉信义。”段匹
一向敬重刘琨，本来就没有加害刘琨的意思，听了他的解释，就准备让刘琨回去。可是他的弟弟段叔军却对段匹
说：“我们是胡人，之所以能使晋人信服，靠的是人多势众。如今我们骨肉相攻，正是晋人图谋我们的良机。如有人推奉刘琨起兵，我们的部族就完了。”一番话，使段匹
改变了主意。刘琨被扣留，不久，就与儿子刘遵和侄子等四人一起被害。刘琨被缢死时年仅四十八岁。
刘琨年轻时就很有志气，与祖逖是意气相投的好朋友，两人相约效忠朝廷，以天下为己任。当他得知祖逖已比他领先一步得到朝廷任用的消息时，在给亲友的信中坦露自己的心迹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消灭反叛之贼，时常害怕祖生跑在我的前面。”刘琨精通音律，曾在与敌作战中巧妙地发挥了音乐的作用。他担任并州刺史期间，一次在晋阳被匈奴的军队团团围困，城中矢尽粮绝，危在旦夕。刘琨在紧急中想到了音乐。他针对匈奴将士离乡日久的心情，乘着星月当空，旷野寂静，先登上城楼唱了一首凄清幽怨的思乡曲，匈奴将士们听到之后，都凄然长叹。到了半夜，刘琨再次登上城楼，吹起了匈奴族熟悉的胡笳，更勾起了城外敌军的怀乡盼归之情，一个个泪流满面。待到拂晓时分，刘琨第三次登上城楼，又一次吹起了胡笳，一曲未了，无心恋战的匈奴将士已撤围而去。刘琨的机智，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评： 王衍信口雌黄，以擅长清谈而受到推崇，虽身居高位却不理政务，每当危急关头，他总是只想着苟全性命而推卸责任，石勒对他的严词斥责可谓一针见血。刘琨是一个有血性、有抱负的男儿，虽然卷入了西晋宗室的八王之乱，但当中原陆沉时，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只可惜他缺乏一个军事家应有的谋略，又孤处四面皆敌的无援环境，终于难成匡复之功。
刘 渊 （？—310） 字元海，新兴（治今山西忻县）人。西汉匈奴族首领冒顿的后裔。由于汉高祖刘邦以宗室女与冒顿联姻，所以其子孙便以刘氏为姓。
刘渊的祖父于扶罗因帮助东汉讨伐黄巾军，由此进入太原地区。曹操据有中原以后，分匈奴族为左、右、中、南、北五部，刘渊的父亲刘豹被封为左部帅，居于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
刘渊在中原地区长大，自幼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教育。他以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崔游为师，习读毛氏《诗经》、京氏《易经》、马氏《尚书》，尤其喜爱《左传》、《孙子兵法》，对《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也无不浏览。少年时代的良好教育，使他渴望成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他曾对同学说：“我每次读经书史传，总是为随何、陆贾不善武功，周勃、灌婴不谙文章而惋惜。大丈夫立身治世，应该文武皆通。二者不能兼备，实在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遇到汉高祖那样的明君，却不能建封侯之业，周勃、灌婴生逢汉文帝那样的贤主，却不能兴学校之教，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他不仅全力攻读汉族的文化，而且也不忘习练用兵打仗的武功。
咸熙元年（264），刘渊作为任子（即人质）留居洛阳，很受司马昭的礼遇。王浑、王济父子也很赏识刘渊的才干，不仅与他交往甚密，而且在晋武帝即位后，凭借与武帝的特殊关系，多次向武帝推荐。武帝欣然召见刘渊，一番交谈以后，很喜欢他，认为刘渊的风度和见识，即使西汉的金日
也无法与他相比。王济乘机进言说：“刘渊是文武双全的干才，如果任命他为讨伐东吴的统帅，定可以完成统一大业。”武帝很赞赏他的建议。可是，近臣孔恂、杨珧却坚决反对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刘渊的才干确实值得称誉，但却千万不能委以重任，否则后患无穷。”武帝沉思良久，打消了任用刘渊的念头。
泰始七年（271），凉州落入鲜卑酋帅秃发树机能之手，武帝向群臣征询将帅人选，原籍上党的太子太傅李熹再次推荐刘渊说：“陛下若能发匈奴五部之众，任命刘渊为三军之帅，凉州之乱，定可指日平定。”然而，孔恂又再次反对说：“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刘渊如果真能斩杀树机能，只怕凉州的祸患会更加深重。”于是刘渊又未被任用。
刘渊一再受到歧视和压抑，心中很不痛快。在好友王弥离开洛阳时，向他吐露了自己心中的怨愤。齐王司马攸得知以后，对武帝说：“陛下如果不除掉刘渊，臣担心并州不得久安。”王浑坚决反对说：“大晋正以信义怀绥各族，为什么要因为没有根据的怀疑就杀掉人家的侍子呢？这样也太没有度量了。”武帝认为王浑说得对，刘渊才幸免于难。
咸宁五年（279），刘渊的父亲刘豹死去，刘渊被任命为匈奴左部帅。十年以后，刘渊又被任命为匈奴北部都尉。在此期间，刘渊整顿刑狱，惩治奸邪，又能做到轻财好施，推诚待人，赢得了匈奴五部俊杰的拥戴和归附，幽州和冀州地区的不少知名儒生也不远千里投奔了他。
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辅政的杨骏为笼络人心，奏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刘渊成了整个匈奴部族的统帅。元康九年（299），由于一部分匈奴人叛逃塞外，刘渊受到牵连，被免除了官职。但此时西晋皇室相互攻杀，烽烟四起，诸侯王都在竭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刘渊又在永兴元年（304）被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起用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刘渊的堂祖父、右贤王刘宣见西晋皇室骨肉相残、分崩离析，认为有机可乘，与各部首领商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重建匈奴的宏业。刘渊接到报告，十分高兴，当即以会葬为借口，向司马颖提出了回部落的请求。司马颖没有答应。刘渊虽然感到失望，但却并未灰心。他派人回去告诉刘宣等人，让他们召集匈奴五部的军队，并且会合其他少数民族，打出响应司马颖的旗号，耐心地等待时机。
不久，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讨伐司马颖，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合幽州刺史王浚，也向司马颖的大本营邺城发动了进攻。在司马颖应接不暇的危急关头，刘渊乘机对司马颖劝说道：“如今幽、并二镇跋扈，有众十余万，恐怕不是邺城宿卫和附近诸郡士兵所能抵御得了的。臣请求为殿下去游说匈奴五部的士卒共赴国难。”司马颖半信半疑地说：“五部士卒真的能发动吗？即使能够发动，鲜卑和乌桓也不易对付。我想回到洛阳以避其锋芒，然后再设法传檄天下，征召各地军队前来讨伐，你认为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对王室立有大功，四海之内，谁不愿为殿下尽死力呢？有什么难发动的？王浚小人，东瀛公也只是王室疏属，怎么可能与殿下抗衡呢？殿下一旦离开邺宫，就意味着向别人示弱，洛阳是不可能到的；即使可以回到洛阳，威权也不再由殿下控制了。愿殿下抚勉士众，镇静地加以防守。我刘渊请求用二部士卒为殿下摧败东瀛公，用三部士卒为殿下斩王浚之首。两个小人的首级，不需几日就可以悬挂起来了。”一番话说得司马颖十分喜悦，就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同意他回去召集军队。
离开了邺城的刘渊，犹如虎脱牢笼，龙归大海。他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就被刘宣等匈奴族首领推举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时间，就聚集了五万多人，他以西汉皇室的外甥自居，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一时间，石勒、王弥等人纷纷拥兵归附，势力迅速壮大。在此后的数年中，他派遣石勒、刘曜等骁将频繁出击，所向披靡。在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下，刘渊于永嘉二年（308）正式称帝。
为了灭亡西晋，刘渊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随即又在永嘉三年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进攻黎阳（今河南浚县）。刘景攻占黎阳后，又大败晋将王湛于延津，把男女三万余人溺杀在黄河里。刘渊接到战报，怒不可遏地指责道：“刘景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我？而且又怎能为天下人所容忍？我们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老百姓有什么罪？”当即下令将打了胜仗的刘景降职使用。
同年八月，刘渊又派儿子刘聪为统帅进攻洛阳。但连战皆捷的刘聪放松了戒备，遭到了晋军的偷袭而失利。刘渊并不气馁，两个月后命刘聪率军五万再攻洛阳，在黄河南岸大败晋军，但洛阳仍未攻克，只得徐图后举。
永嘉四年，正在厉兵秣马的刘渊突然患了重病，当年病逝于平阳。刘渊在位六年，死后谥为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刘 曜 （？—329） 字永明，刘渊的堂侄。
刘曜自幼丧父，由刘渊抚养长大。他从小就很聪明，气度也与众不同。八岁时曾随刘渊在西山打猎，遭遇雷雨，躲避在大树下，恰有迅雷直扑大树而来，其他人都惊骇得扑倒在地，只有刘曜神色自若。刘渊深感惊异，把他喻为自己家族的千里驹。
刘曜长大以后，勇武过人，能射穿一寸厚的铁，当时号称“神射”。刘曜不仅武功好，而且善于写文章，还写得一手好字。他读书的兴趣也很广泛，尤其喜读兵书，经常自比乐毅和萧何、曹参。时人并不首肯，只有刘聪很推崇他，赞扬说：“永明是汉光武帝和魏武帝一类的人物，乐毅、萧何、曹参诸公是不足道的。”
刘曜二十岁时游历洛阳，由于触犯禁律，论罪当死，逃亡到高丽。后来遇上大赦才回来，隐居于管涔山（在今山西宁武西南）。
永兴元年（304），刘渊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刘曜被任命为建武将军。刘渊称帝后，刘曜又晋升为龙骧大将军，封爵始安王，成为刘渊手下的一员勇将。
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太子刘和继立。不久，汉国内部发生变乱，刘渊的第四子刘聪杀了刘和，夺取了帝位，继续刘渊未竟之业，派兵攻打洛阳。这次行动的统帅，是刘聪的儿子刘粲，刘曜和王弥也协助他一同率兵前往。刘曜勇猛冲杀，锐不可当，于第二年六月攻入洛阳，杀了西晋官吏、士民三万余人，焚烧了洛阳，把俘获的晋怀帝迁到了平阳。接着，刘曜又与刘粲一起率军进入关中，攻破了长安，俘获了西晋南阳王司马模。刘曜在征战中屡立军功，被晋升为车骑大将军，改封中山王，留镇长安。
西晋平西将军贾疋率五万军队进攻长安。围城数月，刘曜连战皆败，就驱掠士民八万余人，狼狈逃还平阳。因为这次失败，刘曜受到了刘聪的训斥，被降职为龙骧大将军。永嘉六年七月，刘曜奉命与刘粲一起乘虚攻伐并州的刘琨，袭占了晋阳，因而官复原职。
永嘉七年，晋怀帝被刘聪杀死，秦王司马邺在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刘聪派刘曜率军挺进关中，第二次攻打长安。一路上，刘曜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当年九月，刘曜乘长安城中空虚，派部将一举攻入了外城。然而，就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刘曜偏偏又放松了戒备，结果遭到晋将麹允的偷袭。刘曜猝不及防，在长安再一次被打败，只得退回平阳。
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刘曜再次率军攻打长安，又遭到了麹允、索琳等晋军将领的顽强抵抗，还是未能攻克长安。直到建兴四年，刘曜在扫清周边地区以后，第四次进逼长安。他先一举攻陷了外城，随即断绝了长安城中与外界的联系。长安城内发生粮荒，一斗米价涨到黄金二斤，城内居民饿死大半，兵民大批逃亡，无法制止。在被围困一个月以后，走投无路的晋愍帝只得出城投降，被刘曜送往平阳。历时五十二年的西晋王朝至此灭亡。刘曜被提拔为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进封为秦王。
西晋灭亡以后，本来就荒淫凶暴的刘聪更加沉湎于酒色，整日游宴于后宫，有时甚至三日不醒，百日不出。大兴元年（318），刘聪病死，皇太子刘粲继位。然而时隔不久，汉国的权臣靳准就发动了政变，杀死刘粲，自号大将军、汉天王。
刘曜闻讯后，立即从长安率军赶赴平阳。石勒也率领五万精锐前来讨伐靳准。这年十月，刘曜到达赤壁（今山西河津西北）。汉国的贵族、大臣纷纷从平阳逃出，归附刘曜。在太保呼延晏和太傅朱纪等大臣的拥戴下，刘曜在赤壁称帝，随即与石勒一起攻灭了靳准。第二年四月，刘曜迁都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称帝后，在继续征战的同时，又在长安设置了太学和小学，选择十三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受教；还采取措施抑制奢逸之风，规定没有官职的人不准骑马，每年秋收以后才准许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违者一概处死。刘曜还接受大臣的劝谏，停罢了营建寿陵的工程，又把建在沣水两岸的园囿废除，让给贫民耕种。这些举措，使刘聪在位时的奢靡淫逸之风多少得到了遏制。
但是，刘曜在与石勒的关系上却处置失当，激起了石勒的不满和怨恨。大兴二年，石勒自称大将军、赵王，建立政权，史称后赵。从此，在前赵与后赵两个政权间产生了连续数年的相互攻杀。
大兴三年，前赵的一些部将相继叛降了后赵。接着，刘曜的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又谋反，与巴氐的酋帅句徐、厍彭等相互勾结。事情败露后，刘曜大怒，杀了解虎和尹车，又把句徐、厍彭等五十余人囚禁在阿房宫的旧址，准备加以诛杀。光禄大夫游子远劝谏说：“圣主用刑，历来只杀首恶，不宜多杀。”游子远冒颜苦谏，叩头流血。却触怒了刘曜，竟把他也关了起来。随后又把句徐、厍彭等五十多人全部杀死，尸体扔在街上，示众了十天，然后才扔到河里。刘曜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巴氐部众的强烈反抗，推举酋帅句渠知为首领，自称大秦，并得到了羌、羯等少数民族的响应。
关押在狱中的游子远得知以后，又从狱中向刘曜上表谏诤。刘曜撕了他的表章，喝令左右将游子远处死。此时，他的儿子刘雅以及郭汜、朱纪、呼延晏等大臣异口同声地谏阻说：“子远囚禁在狱中，生死未卜，仍然不忘谏诤，这是极端忠诚的表现。陛下纵然不听，也不应该杀了他。如果子远早上被杀，臣等也应该在晚上死，以此来宣布陛下的过错。到那时，天下都将舍弃陛下而去，陛下跟谁在一起呢？”直到此时，刘曜才平息怒气，下令赦免了游子远。接着，他又接纳游子远的建议，顺利地平息了巴氐、羌、羯等少数民族的叛乱，使前赵的统治得以稳固。
咸和三年（328），在与前赵的对峙中日益强盛的后赵，由石虎率领四万军队，向前赵发动了进攻。石虎的进军，得到沿途五十多县的响应，很快进逼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援救蒲坂。面对刘曜的精锐之师，石虎惧而退兵。刘曜在后紧追不舍，大败石虎的军队，随即乘胜渡过黄河，攻打洛阳，并分遣诸将攻伐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河内（治今河南沁阳），后赵的荥阳、野王等郡太守望风而降，后赵京师也为之而大震，形势对刘曜十分有利。
然而，在这种形势面前，刘曜与石勒的表现却大相径庭。石勒遇险不慌，当机立断，亲率步骑兵四万，抄小路昼夜兼行，赶赴洛阳。而刘曜则陶醉于一时的胜利之中，日夜与宠信的近臣饮酒赌博，一点不体恤抚慰士卒。左右有人提出劝谏，刘曜还十分恼怒，认为是妖言，将劝谏者诛杀。等到听说石勒亲自率军救援，并且已渡过黄河，刘曜又慌得手足无措，把十余万军队沿洛水一字排开，南北长达十余里。结果被石勒轻而易举地进入洛阳城，随即向刘曜发起了攻击。
刘曜年轻时就嗜酒，晚年喝得更厉害。与石勒军队决战的前夕，刘曜竟然还不忘喝酒，痛饮数斗。临出战时又喝了一斗多。临阵一触即溃，喝得稀里糊涂的刘曜匆忙退兵，坐骑又陷入石渠，刘曜从马上摔下，受伤十余处，被石勒的部将擒获。
石勒凯旋，刘曜被押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后来，因拒绝石勒令其子刘熙纳降，终于被杀。第二年，他的儿子刘熙被石虎俘获，前赵至此灭亡。
评： 刘渊、刘曜都是匈奴族的首领，自幼都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匈奴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又有着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西晋皇室骨肉相残、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乘时而起，最终灭亡西晋，充分表明他们的文韬武略较西晋统治者更胜一筹。但建立政权毕竟全仗武力，虽有少数汉人及少数民族归附，但究竟缺乏广大汉族人民的拥护。加以他们的起落，完全依“成王败寇”的规律运行。势力逐渐强大的部属崛起后，就能以武力取代，于是前赵终于为石勒所灭。
周 处 （？—297） 字子隐，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南）人，出身江东大族。其父周鲂，曾任孙吴鄱阳太守。
周处自幼丧父，还未成年就有着惊人的膂力，而且喜欢骑马打猎。他不注意端正自己的品行，平时放纵自己，横行乡里，成为人们痛恨的一大祸害。周处后来知道自己遭到人们的憎恶，发愤想改过自新。他看到乡邻们整天愁眉不展，感到很奇怪，就问道：“现今风调雨顺，粮食丰足，为什么还不快乐呢？”乡邻们叹息说：“三害未除，有什么可高兴的！”周处追问道：“是哪三害？”乡邻们也不隐瞒，坦言相告：“南山有白额猛虎，长桥下有巨蛟，加上你，就是三害了。”周处一听，拍着胸脯说：“如果是担心这三害，我有办法除掉它们。”说完，他就进山射杀了猛虎，又下水与巨蛟搏斗，与巨蛟纠缠着格斗了几十里。过了三天三夜，人们都以为周处已死，无不拍手称庆。等周处杀死巨蛟回到乡里，得知乡亲们都在为自己已死而庆贺，才知道自己竟然被乡亲们厌恶到如此地步。他无颜再在家乡待下去，就跑到吴郡去寻找陆机、陆云兄弟。见到陆云，周处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感慨地说道：“我想改过自新，可是已经虚度了岁月，恐怕来不及了。”陆云鼓励说：“古人最看重朝闻夕改，只怕不能立志，何必担忧不能扬名呢？”在陆云的激励下，周处从此励志好学，坚持忠信克己，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几年以后，周处被地方官府竞相征召，担任了孙吴的东观左丞。到孙皓统治的末年，周处已被委任为执掌禁军无难营的统兵官。
西晋灭吴以后，周处来到洛阳，逐渐升迁为新平太守。新平郡（治今陕西彬县）位于西北地区，各民族聚居在这里。周处努力安抚当地的少数民族，得到该地区人民的赞扬。以后，周处又被调任广汉太守。他针对积案较多的状况，仔细地加以审理，连一些积压数十年的讼案，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置。
周处在郡守任上的政绩，得到了朝廷的称赏。惠帝在位时，周处被调往京师，担任了散骑常侍，随后又升任御史中丞。他认真地履行纠劾朝臣的职责，无论是天子宠臣还是贵戚，他都不加规避。梁王司马肜是司马懿的儿子，晋惠帝的叔祖，可是一旦违法，周处照样予以纠劾。但是周处的强直和不讲情面，也遭到了一部分朝臣的忌恶。
元康六年（296），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和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地区的氐、羌等少数民族起兵反晋，拥立氐帅齐万年为帝。消息传到京师，那些忌恶周处的朝臣便想借此机会除掉他，众口一词地提出：“周处是原先孙吴名将之子，忠烈勇猛，可以命他出征。”于是，周处被任命为建威将军，隶属于安西将军夏侯骏，出征齐万年。
原先是孙吴宗室的孙秀明白周处此行必死无疑，因此劝告说：“你有年迈的母亲，可以将此作为理由，推辞不去。”周处却慷慨地答道：“忠孝之道，不能两全！我既已辞别母亲为朝廷效力，又怎么能再对老母尽儿子的孝道呢？今日正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
就在周处即将出征的时候，梁王司马肜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成了征讨齐万年的统帅。周处明白梁王因为自己曾经纠劾过他而怀恨在心，此行肯定会借机报复，但想到为人臣当尽节，不应该畏惧推辞。所以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慷慨上路。
中书令陈准也知道梁王将会挟宿怨陷害周处，在朝廷上请求说：“夏侯骏和梁王都是贵戚，但却不是将帅之才。他们即使败退，也不用害怕会获罪。周处虽然忠勇劲悍，但他只有怨敌而没有援手。应该让积弩将军孟观率精兵万人作为周处的前锋，这样一定能够歼灭敌寇。否则的话，梁王肯定会命令周处为先锋，却故意不予支援而让他陷于困境，必败无疑。”可惜，陈准的请求并没有被接受。后来的情况，果然被陈准不幸而言中了。
元康七年正月，梁王司马肜和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士卒去攻打拥众七万的齐万年。周处提出：“军队没有后援，必定会失败。我个人虽死无憾，但这样会给国家带来耻辱。”梁王本来就是有意整他，反而一再逼迫周处进军。周处不得已，只得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一起率军出发。
进入前沿以后，周处和将士们还没来得及吃饭，梁王又派人来催促他迅速发起进攻，并且断绝了他的后援。周处知道一旦出战，必败无疑，但他已经没有退路，只有率领着军队拼死一战了。
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天黑，已经是箭尽弦断。不要说梁王不派一兵一卒支援，就是与周处一同率军出发的卢播与解系，竟然也袖手旁观，坐视不救。部下不忍心看着周处战死沙场，纷纷劝说他尽快撤退。可是周处却手握着剑说道：“现在是我拼死效力之时，怎么能后退呢？”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周处仍率军拼死作战，直至阵亡。
周处不但忠烈勇武，而且颇有文才，著有《默语》三十篇和《风土记》，还撰写了《吴书》。他有三个儿子，除一个早死以外，另两个儿子周玘、周札都知名于世。
陆 机 （261—303） 字士衡，吴郡人。他出身江东大族，祖父陆逊，三国时期孙吴大臣，官至丞相；父亲陆抗，也是孙吴名将，曾任大司马。
陆机年轻时才华卓异，文章冠世。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其父陆抗病死以后，陆机统领父亲手下的军队，任职牙门将。
太康元年（280），孙吴被西晋灭亡。这一年，陆机正好二十岁。孙吴的灭亡，对陆机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深感痛心，并且万念俱灰，回家隐居，闭门读书整整十年。在此期间，陆机有感于自己的先辈世代担任孙吴的将相，为江东建立了卓著功勋，却被吴主孙皓弃置不用，写下了《辨亡论》二篇，剖析了孙吴的得失与灭亡的原因，也叙述了自己先辈的功业。
太康末年，陆机与弟弟陆云一起从江东来到洛阳，拜访当时的太常张华。张华向来器重陆机兄弟，与他们一见如故，高兴地说：“伐吴之役最大的好处，是得到了两位俊才。”在张华的推荐下，陆机被太傅杨骏征辟为祭酒。杨骏被杀后，陆机仍然得到器重，逐渐升迁至太子洗马、著作郎、殿中郎，又与陆云一同依附贾谧，名列“二十四友”之中，与贾谧的交往非常密切。可是到了永康元年（300），陆机却又参与了诛杀贾谧的行动，被赵王司马伦赐爵为关中侯。
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行将篡夺帝位，陆机被委任为中书郎。然而，赵王司马伦坐上帝位没多久，就被齐王司马冏等起兵诛杀。由于陆机得到赵王的宠信，又在中书省任职，齐王司马冏怀疑赵王发出的诏令都是陆机草撰的，就把他抓了起来，准备杀掉他。幸亏成都王司马颖竭力为陆机辩护，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陆机很感激司马颖的救命之恩，同时又看到司马颖颇有声望，以为他一定能够使变乱不已的晋朝安定下来，所以就和弟弟陆云一起委身投靠了司马颖。司马颖也很器重他们兄弟二人，举荐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陆机的好友顾荣和戴渊认为中原动乱，不是久留之地，都劝陆机及早返回江东。可是，幻想着在司马颖手下建功立业的陆机却没有接受好友的劝告，留在了洛阳。
太安二年（303）八月，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手起兵，征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被司马颖委任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率王粹、牵秀、石超等将领的二十余万军队进攻洛阳。王粹等人见寄居司马颖篱下的陆机一下子成了自己的上司，心中都怨恨不平。陆机自己也很不安，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职务，司马颖却不准许。这时，陆机的同乡孙惠也再三劝他把都督的职务让给王粹。陆机思虑再三，说道：“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们将会说我犹豫不决，胆小畏敌，反而会加速灾祸的到来。”
临出发的时候，司马颖亲自为陆机送行，并对他说：“如果事情成功，就赐爵郡公，位居台司，将军好自为之。”陆机则回答说：“昔日齐桓公信任管仲而建立了卓著功勋，燕惠王怀疑乐毅而功败垂成，今日之事，在于公而不在陆机。”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妒忌陆机的得宠，乘机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自比管仲、乐毅，而把君比作昏暗之主。自古以来命将出征，没有臣子陵驾其君而能够成事的。”本来心情很好的司马颖，听了这几句话，顿时沉默了。
陆机率军到达洛阳，还来不及交战，就有部下生出了事端。宦官孟玖深得司马颖宠爱，曾想把自己的父亲弄成邯郸县令，包括左长史卢志在内的官员都不敢违抗，唯独陆机的弟弟陆云坚决反对说：“担任邯郸县令的资级可以得到公府掾，怎么能让黄门宦官的父亲去干呢？”孟玖因此而极为痛恨陆氏兄弟。孟玖的兄弟孟超，也受到司马颖的宠信，虽然只是个领兵万人的小都督，却飞扬跋扈，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还没有出战，就纵容士卒大肆抢掠。陆机闻讯大怒，把为首胡作非为者抓了起来。谁知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名骑兵，闯入陆机的营帐把被抓的人抢走，还狂妄地辱骂陆机说：“貉奴也能做都督吗？”
陆机的部将孙拯在一边看不下去，极力劝他斩杀孟超，陆机没有采纳。孟超自以为陆机奈何不了自己，更加肆无忌惮，又在大庭广众公然宣称说：“陆机将要谋反了。”还派人送信给孟玖，诬称陆机犹豫观望，坐失战机。等到战斗打响以后，孟超又不听陆机的指挥，轻率地独自冒进，结果战败而死。不久，陆机自己也被司马乂打得一败涂地。
孟玖怀疑是陆机杀了自己的弟弟，便在司马颖面前进谗言说：“陆机内怀二心，暗中依附长沙王。”冠军将军牵秀平时就谄媚奉事孟玖，而王阐、郝昌、公师藩等将领都是孟玖推荐任用的，此时都一起出面作证。司马颖信以为真，顿时大怒，命牵秀率军去拘捕陆机。
陆机得知牵秀领兵前来，神色镇定，全无惊慌，从容地脱下了军服，换上了便装，然后与牵秀相见，又写了封信向司马颖告辞，随即感叹地说道：“华亭的鹤唳，还可以再听到吗？”陆机就这样在军中遇害，时年四十三岁。不久，他的弟弟陆云、陆耽也被司马颖拘捕，死于狱中。
陆机、陆云兄弟齐名，辞藻宏丽，以文才名重一时，当时号为“二陆”。张华、葛洪对陆机推崇备至，称颂为“一代之绝”。
顾 荣 （？—312） 字彦先，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江东大族。祖父顾雍，三国时为孙吴丞相；父亲顾穆，曾任孙吴宜都太守。
顾荣年轻时在孙吴任职，先后担任过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孙吴灭亡以后，顾荣即回到家乡。太康末年，他与陆机、陆云兄弟一起来到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顾荣到洛阳后，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其时西晋皇室内部纷争，政局动荡，顾荣惧怕遭惹灾祸，时常借醉酒不问政事。他曾对友人张翰说：“只有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
永康元年（300），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伐执政的赵王司马伦，兵败后被赵王诛杀，他的部属都被投入了监狱，赵王准备一个不留，全部杀掉。当时担任廷尉正的顾荣秉公处置，不少人得以躲过了杀身之祸。
第二年，赵王伦篡夺帝位，他儿子司马虔当了大将军，顾荣则成了司马虔的长史。由于他处事平和，宽待属吏，所以赵王伦被杀后，顾荣虽然受牵连被抓，差一点被砍头，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赦免。
齐王司马冏执掌朝政，位居大司马，顾荣被起用为大司马主簿。可是顾荣却整日饮酒沉醉，不想管事。其实，顾荣并不是甘愿如此，而是眼见齐王冏专权骄横，唯恐自己受到连累，就用这种方式来避祸。在给友人冯熊的信中，顾荣坦露了自己的心情。果然，齐王冏的亲信葛
认为顾荣如此酗酒，荒废了职守，向齐王建议改任顾荣为中书侍郎。
调任以后，顾荣如释重负。他本来就不愿在齐王冏手下做事，他在给另一友人杨彦明的信中，曾诉说过自己的苦闷：“我作为齐王的主簿，总是担忧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以致每当见到刀和绳子，就想用来自杀。这种心情别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一旦调任，从齐王身边脱身，顾荣便一改旧习，不再饮酒。有人对他前后变化如此之大颇感疑惑，问道：“你为什么先前总是昏醉，而现在却如此清醒？”一句话提醒了顾荣，他唯恐被齐王看出破绽，又重新开始整日酗酒。
太安元年（302），齐王冏被诛杀，顾荣因参与讨伐葛
有功，被赐爵嘉兴伯，调任太子中庶子。然而，此后接连不断的皇族纷争和政局混乱，使顾荣心灰意冷。永兴元年（304），晋惠帝被挟持迁往长安，顾荣不愿同去，回到了家乡。
永兴二年，广陵相陈敏在平定反晋的石冰以后，自以为勇猛无敌，便以东归收兵为名，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楚公，又想把顾荣、贺循、周玘等江东名士都收揽到自己手下，企图借此割据江东。他任命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玘为安丰太守。可是贺循假称有病，推辞不干，于是陈敏改派顾荣担任丹杨内史。谁知接着周玘也借口有病而不肯去安丰就任。这一下惹恼了陈敏，他疑虑江东名士不肯为自己效力，就想把他们全部杀掉。顾荣与贺、周二人的做法不同，没有采取硬顶的办法，而是接受了委任。此时，他见情势不妙，连忙劝说道：“中原丧乱，匈奴内逼，从现在的形势看，中原很难重新振兴，百姓将难免涂炭。江南虽然有过石冰之乱，但人民尚得保全。我时常担忧没有孙权、刘备那样的明主来保存百姓。将军神武盖世，功勋卓著，有精兵数万，船舰千里，若能推诚相待，与江东名士消除芥蒂，大事就能成功了。”一番恭维话说得陈敏心花怒放，打消了杀戮江东名士的念头。
然而，陈敏毕竟不是孙权、刘备，本无雄才大略，政令反复，子弟凶暴。江东名士对他日益失望，顾荣、周玘等人也深感忧虑。永嘉元年（307）二月，庐江内史华谭派人给顾荣等人送来了一封书信，信中指责陈敏窃据江东，其势必不长久，劝顾荣等乘机起事。陈敏凶狠狡谲，顾荣等人早就有反陈敏之心，经过一番密商，决定秘密联络征东大将军刘准，请他率兵渡江，里应外合，攻灭陈敏。
陈敏得知刘准派兵前来，急命两个弟弟陈昶、陈宏分别领兵抵敌。他的另一个弟弟陈处知道顾荣等人怀有二心，劝告陈敏杀了他们，陈敏不听。顾荣担忧陈敏怀疑，故意前去见他。陈敏责怪说：“卿应当四出安定人心，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顾荣乘机脱身，又与周玘一起去劝说陈敏的部将甘卓道：“如果江东的事情可以成功，自然应当共同去实现它。然而卿观察一下现在的形势，有成功的道理吗？陈敏不过是寻常之才，政令反复，计策不定，他的子弟都很骄矜，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既然如此，我们还安然接受他的官爵俸禄，一旦事情失败，被江北诸军把我们的首级送往洛阳，并在匣子上写上‘逆贼顾荣、甘卓之首’，这将是万世之耻辱。”于是甘卓也加入了他们的密谋，与周玘、顾荣以及纪瞻等人一同攻伐陈敏。
陈敏亲自率领万余人讨伐甘卓，两军隔秦淮河对峙。甘卓的部下向对岸士兵喊话说：“我们之所以为陈公效力，都是因为顾丹杨、周安丰的缘故。如今他们都已反对陈公，你们还想干什么？”陈敏的部众将信将疑，顾荣便出来挥了挥白羽扇。士卒们一见顾荣果然反陈敏，一下子溃散而去。陈敏孤身一人逃跑，被抓获后斩首。
不久，西晋朝廷征召顾荣入京担任侍中。顾荣应召与纪瞻一同北上，到达彭城（今江苏徐州）时，见中原的祸乱比以前更加严重，就有点犹豫了。恰在此时，徐州刺史裴盾接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来信，吩咐他注意顾荣等人的神态，一旦发现顾荣犹豫观望，就派兵将他们强行押解前往洛阳。顾荣闻讯，当即日夜兼程逃回了江南。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出镇建业。为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在王导的谋划下，司马睿亲自拜访顾荣、贺循，请他们出山，并委任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属军府政事，都诚心诚意地向他咨询。顾荣既受到司马睿如此礼遇，也尽心尽力地支持司马睿，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
永嘉六年，顾荣病死。司马睿亲临丧礼，追赠顾荣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贺 循 （260—319） 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先祖本姓庆氏，东汉安帝时，为避讳而改姓贺氏。曾祖父贺齐是三国时孙吴名将；父亲贺劭，曾任孙吴中书令，后被吴主孙皓诛死，举家被强徙边郡。
贺循自幼遭遇家难，与家人一起流放到南方沿海。直到孙吴被西晋灭亡以后，才回到家乡。贺循好学博闻，尤其精通《周礼》和《左传》，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江南颇有声望。
西晋初年，在地方官吏的举荐下，贺循先后担任了阳羡（今江苏宜兴）和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令。在任上，贺循革除迷信陋俗，以宽惠为本，颇有政绩。可是由于朝廷中无人提携，很久都得不到晋升。同是江南人的陆机很为他抱不平，专门上疏惠帝，极力加以推荐，过了很久，贺循才被召为太子舍人。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篡夺了帝位，贺循被调任为侍御史，但不久就因病而去职，返回了家乡。
太安二年（303），张昌率领流民起义，占有了江夏（今湖北安陆），他的部将石冰则进占了扬州各郡，吴中大姓纷纷起兵抗击石冰。周玘首先在这年十二月起兵，接着贺循也在会稽起兵响应。在大族武装的夹击下，石冰兵败被杀。讨平了石冰以后，贺循和周玘立即解散了部众，各自回家，闭门不出，论功请赏也不参预。
永兴二年（305），攻讨石冰有功的陈敏，在历阳自称楚公，图谋割据江东。为了收揽人心，在江东站稳脚跟，陈敏广招江东贤俊，贺循被委任为丹杨内史，贺循根本不愿为陈敏利用，借口自己脚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笔，坚决不肯应召。陈敏虽然心中恼恨，但也不敢强逼。等到陈敏被攻杀以后，地方官又先后推荐贺循担任会稽相和吴国内史，仍然被他拒绝了。
永嘉元年（307）九月，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身份出镇建业。在王导的建议下，他亲自拜访了贺循和顾荣。贺循被司马睿的诚意所感动，曾多次献议，但历次封官加赏，都一一婉拒。
永嘉六年，顾荣病逝，司马睿想让贺循接任军司马，可是贺循却称自己病重，先后十多次上疏予以推辞。司马睿仍不甘心，亲自给他写信，又派人请他屈就，贺循仍然不肯接受任命。司马睿对他如此倔犟毫无办法，只得作罢。建兴元年（313），晋怀帝被刘聪杀害，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征召贺循为宗正，司马睿又举荐他为侍中。但因为路途遥远而又艰险，贺循也未成行。
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贺循又被任命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他仍然以年老有病为借口坚辞，但这一次司马睿坚持要他出任，贺循不得已，只得担任了太常之职。
贺循在江南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廷尉张闿住在建康小市，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处，就想夺占左右近邻的房屋，为此擅自修建了一座都门，晚开早闭，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百姓告到州府，可是州府官吏却不敢处理。百姓不服，乘贺循外出的时候，一起上前拦住贺循，向他提出质问。贺循当即答应见到张廷尉时，一定跟他说这件事。谁知张闿得知以后，不等贺循提及此事，马上自己拆毁了都门，还亲自到贺循府上致谢。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又任命贺循为太子太傅。贺循认为自己身患疾病，担心承当不了教导太子的重任。晋元帝却给予贺循以特殊的信任，坚持认为贺循德高望重，即便不说话，也有益于太子的成长，还让太子亲自前去拜见，终于让贺循答应出任太子太傅。
贺循虽然体弱多病，但为人非常恭谨，即使在病中，对来访者的接待也都彬彬有礼。为了不使他过度劳累，元帝还颁布了诏书，禁止宾客拜访贺循。贺循的病情一天天逐渐加重。元帝非常关切，曾亲自前往贺循府上探视，太子更是接连三次前去探望。这种前世少见的恩礼，使当时的儒生们都引以为荣。
大兴二年，贺循病逝。元帝非常悲痛，穿着素服为他举哀，哭得极为哀恸。
评： 周处、陆机、顾荣、贺循都出身于江南大族，先辈也都是孙吴的名臣，但他们的作为与遭际却不尽相同。周处能发愤自新，忠于职守，不避权贵，由此遭到陷害；陆机才华出众，富于文采，但生不逢时，周旋于晋室宗族斗争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最终被害；顾荣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醉酒自保，体现了他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贺循参与征讨有功，却不屑于请赏，不愿为陈敏所用，他受到晋元帝和世人的敬重，也不恋官位，人品可敬。至于周处、陆机相继被陷害致死，则突出反映了其时南北两种势力的矛盾与冲突。
李 特 （？—303） 字玄休，巴氐族。先祖世居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张鲁，李特的祖父李虎率众归附曹操，被任命为将军，迁往略阳（治今甘肃秦安东南）。
李特雄武勇猛，擅长骑射，年轻时仕于州郡，当时被视为卓异。元康六年（296），秦州和雍州地区的氐、羌少数民族起义反晋，拥立氐帅齐万年为帝。西晋朝廷派兵前往镇压，关陇地区因此而连年战乱，灾荒严重。于是，略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等六郡饥民数万家共十余万人，流亡入蜀求食，李特兄弟五人和其他六郡大姓也与饥民一起流亡入蜀。经过剑阁时，李特顾盼险阻，叹道：“刘阿斗有这样的地方而自缚投降，真是庸才！”同伙人听了都叹息称异，另眼看待他。
六郡流民进入益州之时，西晋朝廷内部的争斗正日益加剧。当时担任益州刺史的赵
是贾后的姻亲，贾后在永康元年（300）被诛杀后，贾氏亲党相继被杀。赵
怕受株连，同时又以为朝政混乱，便起了图谋效法当年刘氏割据巴蜀的野心。李特兄弟及其徒众均为巴西人，恰与赵
是同乡，而且大多勇猛强壮，赵
便刻意加以笼络，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而成都内史耿滕则想取代赵
成为益州刺史，当他得知赵
企图借助流民的力量割据巴蜀的计划之后，便在暗中上表朝廷，坚决主张将流民全部遣返回乡，以消除隐患。
西晋朝廷接到耿滕的上表，深表赞赏，就在当年十一月下令调赵
回京任大长秋，改以耿滕为益州刺史。赵
拒不受命，起兵反叛，袭杀了前来接任的耿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立了割据政权。不久，李特的弟弟李庠率四千多骑兵归附赵
，被任命为威寇将军，又让他从流民中招募了万余壮勇，负责扼守北道。
李庠素称良将，善于统兵打仗，军纪严整，深得人心。赵
虽然任命他为将军，心中却很不放心。他的部属杜淑、张粲等人乘机进言说：“将军刚刚起兵，就派李庠手握强兵在外，使人深感困惑。况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授人以柄的做法，应该及早设法除掉他。”赵
本来就想除掉李庠，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便以李庠大逆不道为借口，将他和子侄十余人全都杀害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率兵在外，赵
唯恐激起他们的反抗，专门派人安抚他们说：“李庠说了大逆不道的话，理应被处死，与你们兄弟不相干。”并任命李特、李流为督将。
李特、李流兄弟对赵
极为怨恨，率众回到绵竹（今属四川），准备抗击赵
。赵
害怕西晋朝廷进讨，就派部将费远等率兵万余人切断进川的北道，驻守在绵竹石亭。李特兄弟秘密招募了流民七千余人发动夜袭，放火烧营，击败了费远统帅的军队，随即乘胜进军成都。惊慌失措的赵
与妻儿乘小船狼狈出逃，途中被部下杀死。李特进入成都后，尽杀赵
委任的地方官吏，又派人到洛阳陈述赵
的罪状，希望能得到西晋朝廷的封赏。
赵
叛乱后，西晋朝廷先已委派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率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余人入蜀。对于罗尚的到来，李特深感疑惧，一面贡献物品加以联络，暗中却加强了戒备。
永宁元年（301）三月，罗尚到达成都。不久就根据朝廷的命令，派人催促流民各还本乡，并限定七月必须上路。流民入蜀以后，分散在各地为人佣工度日，当时粮食尚未收割，即使回乡也没有路费。李特兄弟知道流民疾苦，多次派人向罗尚要求放宽遣返的期限。可是贪婪成性的广汉太守辛冉等官吏非但不允许延期，还想趁火打劫，杀害流民首领，夺取他们的财产。被激怒的流民感激李特一再为他们请求宽限归期，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旬月之间已超过了二万人，李流也聚众数千人。这年十月，李特将部众分成两个大营，他自己居北营，李流居东营，加紧训练，严阵以待。
辛冉等晋军将领不等罗尚命令，就暗中派了三万军队前来偷袭李特的营寨，结果被杀得大败，死伤惨重。
李特初战告捷，就正式树起了反抗西晋的大旗。李特被推举为镇北大将军，其弟李流被推举为镇东大将军，其兄李辅为骠骑将军，另一个弟弟李骧为骁骑将军。李特起事以后，随即进占了广汉，又向成都进军，围攻罗尚。
为了争取百姓的支持，李特在所到之处宣布革除罗尚暴政，与蜀汉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敬贤士，军政肃然。李特的举措，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义军的进攻下屡战屡败，只得率众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沿水结营，与李特军相持，同时又派人向朝廷求援。
太安元年（302）五月，西晋朝廷派出大军，企图从梓潼、德阳、繁城（今四川新都）三路围攻李特。李特分路将三路军击破，收容降兵，安抚民众。就在这一年，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又自改年号为建初，并在境内颁布赦令。
西晋政府军进剿的失败，使罗尚部众的斗志大受影响，而李特义军的士气则更加高涨。第二年正月，李特率军突破了罗尚的水上防线，沿江守军不战自溃，义军乘势进逼成都。在义军兵临城下之后，蜀郡太守徐俭被迫投降，李特进占了蜀郡太守的驻地成都少城，罗尚被迫退保成都太城。
势孤力单的罗尚无法与李特对抗，便使出了缓兵之计，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成都附近的地主坞壁也纷纷归附李特。罗尚并派从事任明伪降李特，于中取事。不久，西晋朝廷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率领三万水军入蜀救援。原先表示归顺的坞堡武装闻讯后，也密谋叛离，形势发生了逆转。困在成都太城的罗尚秘密派人出城，联络各坞堡，约定在二月十日内外配合，共击李特。李特猝不及防，与其兄李辅等相继战死，首级被传送洛阳。
李特死后，他的弟弟李流、侄子李雄招集余众，继续起事，李流被推为首领，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数月后，李流病死，李雄继为大都督、大将军，又在永兴元年（304）十月自称成都王，并按魏晋旧制建立了百官制度。到光熙元年（306）三月，李雄称帝，定国号为大成，成为巴蜀地区的割据政权，史称成国，也称成汉。李雄之后，又由李期、李寿、李势相继执政，一直维持到东晋永和三年（347），被桓温攻灭。
张 昌 （？—304） 义阳（治今河南新野）的少数部族（晋称溪蛮）人。年轻时做过平氏（今河南桐柏）县吏。张昌勇武过人，喜欢谈论兵战之事，经常说自己应当富贵。同事们时常讥笑他，认为他异想天开。
张昌当县吏的时候，新野王司马歆正在荆州任职，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但他在荆州为政严刻，激起当地人民的怨愤，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当李特、李流于永宁元年（301）率流民在益州起兵反晋以后，张昌便逃离吏职，暗中进行起兵的各项准备，半年左右就聚集了数千部众。
太安二年（303）初，西晋朝廷命荆州刺史宗岱率水军三万入蜀，参与镇压李特起义。接着又颁发诏书，强征荆州的壮勇赴益州救援。其时，西晋皇室诸王混战，政局动荡，百姓都不愿远征为朝廷卖命，迟迟不肯上路。朝廷为此再发诏书，命令各级地方官务必严加督责，凡征调的军队西去时，经过当地，停留时间超过五天，郡守一律罢官。于是郡县长官不得不亲自出马，加以驱赶。被征发的农民转而成为劫掠和四处就食的流民。
这年五月，张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安陆县（今属湖北）的石岩山起事，流民和逃避兵役的百姓纷纷前往归附。江夏太守弓钦派兵镇压，却被击败。张昌军声大振，队伍也日益壮大。张昌乘胜进攻江夏，再次大败官军，太守弓钦带着家眷逃奔武昌。镇南大将军司马歆派部将南下讨伐，也被张昌击败。
张昌在攻占江夏郡，缴获大批兵甲器仗以后，宣称“将有圣人出现，来作人民的主宰”，不久就拥立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为了增强号召力，张昌把丘沈的名字改为刘尼，冒称汉朝刘氏的后裔，自己则改名为李辰。又自称相国，任命其兄张味为车骑将军，其弟张放为广武将军。随后又在石岩中作宫殿，在山岩上放置竹编的鸟，边上放着肉，诱引群鸟飞来啄食，声称凤凰下降，故建元为神凤。这些简朴稚拙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举动，在当时对组织和鼓舞群众起了重要作用。一时间江汉地区纷起响应，旬月之间，已发展到三万人。
张昌领导的义军在战斗中缠着红色头巾，插着羽毛，装束独特，作战非常勇敢。司马歆无力镇压，只得向朝廷告急，请求派大军救援。西晋朝廷即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驻兵汝南（治今河南息县）；宁朔将军刘弘为荆州刺史，领兵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协助平南将军羊伊据守，阻止义军北进，并伺机两路出击。
针对晋军的部署，张昌也调兵遣将，一路由将军黄林任大都督，领兵二万进攻豫州，前锋逼近汝南时，在与刘乔激战中失利。黄林等人改攻弋阳（治今河南潢川），太守梁桓据城固守。张昌的另一路以将军马武南下攻克武昌，诛杀了太守刘根。张昌自己则亲率主力向镇南大将军司马歆所在的重镇襄阳进发，在樊城一战中击毙了新野王司马歆。随即集中兵力北上攻宛，又杀死了西晋平南将军羊伊等人。张昌又分遣诸路出击。部将陈真、陈兰、张甫等南下攻占了长沙、湘东、零陵、豫章诸郡。另一重要将领石冰则率军东进，攻破了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和扬州（治今江苏南京），进据孙吴的旧都建业。临淮（今江苏盱眙）人封云也起兵响应，由阜陵（今安徽全椒）北上，攻占了徐州（治今江苏徐州）。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都被张昌所占领。所到之处，设立了地方官吏。但部属都是乌合之众，法纪不严，以抢劫为务，人心也渐离散。
这年七月，荆州刺史刘弘派部将陶侃、蒯桓等率军前往竟陵（今湖北钟祥）进剿，豫州刺史刘乔也派部将李扬、尹奉等进攻义军的根据地江夏，义军被杀数万人。张昌逃往下俊山（今湖北通城境内），第二年秋天被俘杀死。与此同时，江东大族周玘、贺循、葛洪、甘卓等人也相继起兵，与西晋将领陈敏相配合，击败了活动在扬州地区的义军将领石冰。永兴元年（304）三月，石冰北上投靠封云，与封云一起被部将所杀。
杜 弢 （？—315） 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祖父杜植是蜀郡名士，晋武帝时曾任符节令；父亲杜眕曾任略阳护军。
杜弢在蜀郡以才学著称，被州举为秀才。李特领导的六郡流民于永康二年（301）在益州起义以后，与西晋政府军之间持续进行战争，巴蜀地区深受战乱之苦，相继有十多万流民进入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杜弢也在此时离开蜀郡，流寓到了南平郡（治今湖北公安）。南平太守应詹很赏识他的才学，对他以礼相待，后来又任命他为醴陵县令。
巴蜀流民来到荆湘地区以后，既受官府的严厉控制和压榨，又遭到当地人的欺凌和排斥。他们漂泊异乡，生活艰难，因而都怀有很深的怨恨，终于在流民首领李骧的发动下，于永嘉五年（311）一月聚众数百人反抗，杀死县令，杜弢随同南平太守应詹出兵镇压，击败了李骧。其时巴蜀流民数万户，在杜畴、蹇抚等人的鼓动下进攻湘州，声势汹涌。
湘州刺史荀眺听信了部属的蛊惑，竟然准备杀尽流民。流民被迫反抗，因为杜弢与起义流民同为蜀人，而且又素有名望，起义的流民共同推举他为首领，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兼湘州刺史。
成为流民的首领以后，杜弢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扬言要杀尽流民的湘州刺史荀眺。起义军攻破了长沙，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杜弢派兵在其逃窜途中擒获。接着，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率兵攻伐杜弢，也被击败。荆州刺史王澄也派王机前往镇压，同样被击败。
杜弢三战皆捷以后，随即南破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彬县）诸郡，东攻武昌，杀死了不少西晋地方官吏，其中包括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衡阳内史滕育以及代替荀眺任湘州刺史的郭察等人。荆州刺史王澄屯兵于南平郡的作唐（今湖南安乡北），企图阻击义军，但由于上下离心、内外怨叛，王澄惶恐不安，不战而逃。此后，驻守江东的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军咨祭酒周
为荆州刺史，并先后命武昌太守陶侃、浔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等出兵围攻杜弢，苦战经年，直到建兴三年（315）二月，王敦、陶侃、甘卓等晋军将领集中兵力再次围剿杜弢。前后数十战，终因寡不敌众，将士死伤严重，杜弢开始动摇了。他先向琅邪王司马睿请降，遭到了拒绝。又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竭力表白自己当年曾追随应詹征讨过李骧，后来被众裹胁是被逼无奈。他请求应詹看在昔日交往相知的份上，为他辩明曲直，请求司马睿接受他的求降，表示如蒙受降，无论是北清中原，还是西平李雄，他都愿以奋勇作战来弥补以往的过失。
应詹接到杜弢的来信，立即转呈给司马睿，并为杜弢辩解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向来很有名望，他反叛朝廷也是被乡人所逼。如今他既已悔恶归善，就应该派使者前去受降。”司马睿接受了他的意见，委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前去受降，赦免了杜弢和所部众人的行为，并任命他为巴东监军。
然而，杜弢投降以后，晋军的一些将领为了争功邀赏，仍然不断地向杜弢发动袭击。杜弢不胜愤怒，杀了司马睿派来的宣诏大使王运，派其部将王真率领精兵三千，以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断了官军的运路。王真部在中途遭到陶侃的阻击，败走湘城，投降了陶侃。部众溃散，杜弢则不知所在。有人说他死在逃亡的路上，也有人说长沙失陷时投水自杀了。
评： 在西晋统治衰败、社会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李特、张昌、杜弢等人相继起事，并一度取得很大的胜利，显示了他们的胆略和才干。但李特在胜利面前放松警惕，拒绝部下的正确建议；杜弢为流民所推，在复杂的形势下，忽降忽叛，终于难成大事。但他们对西、东晋之间的社会变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亦是一时的风云人物。
皇甫谧 （215—282） 幼年时名静，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自幼出继叔父，迁居新安。
皇甫谧少年时因家境贫穷，不喜欢读书，整日里游手好闲，被人认为是个痴呆儿，但他对抚养他成人的叔母任氏挺孝顺。有一次，他弄到了一些瓜果，自己舍不得吃，送去给叔母尝鲜。任氏叹息说：“你今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却不想着读书求上进，拿什么来宽慰我呢？当年孟母三迁，儿子很有出息。你这样愚钝，莫非是我没有择邻而居，教育有所缺失吗？勤学修身，归根结底对你自己有益，对我又有什么呢？”任氏说着，忍不住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叔母的一番话给了皇甫谧很大的刺激和触动，他从此发奋读书，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家贫，皇甫谧白天干农活时也带着书籍，休息时就读一会。经过不懈的努力，皇甫谧终于博览群书，通晓百家之言，性格也变得沉静寡欲。他自号玄晏先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先后写了《礼乐论》、《圣真论》等著作。
有人曾劝皇甫谧广交朋友，通过做官来提高自己的名望。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并写了《玄守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人最爱惜的是性命；道术讲究的是保全身体；性命和身体都不能触犯的是疾病。我听说食人之禄就要怀人之忧，身体强壮的人尚且不堪负担，更何况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呢？再说贫困是士人的常事，低贱是道术的实质，倘若贫困而一辈子没有忧虑，难道不比富贵而伤神耗精更好吗？”他不听别人的劝说，坚决不愿意做官，而是倾心沉醉于典籍之中，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即使在身患严重的风痹症时，他也依然是手不释卷，有人因此而称他为“书淫”。
晋武帝非常赏识皇甫谧的才华，频频下诏催逼皇甫谧到洛阳任职。可是皇甫谧不想做官的初衷不改，他以一个乡间草民的身份和口吻，向晋武帝呈上了一份表疏，如实地诉说了自己身患风痹，半身不遂，四肢浮肿，喘咳不止的病情，再三说明自己实在不宜应召。言辞恳切的报告，得到了晋武帝的谅解，放弃了逼他进京的想法。
可是到了咸宁初年，晋武帝又接连颁布诏书，先后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议郎、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也荐举他为司隶功曹。皇甫谧依然一概不予接受，委婉地拒绝了。
长期患病的皇甫谧身体十分虚弱，可是他孜孜读书的劲头却没有丝毫懈怠。他一再拒绝武帝的征召，却上表向武帝借书。武帝也居然还送了他一车书。
为了战胜风痹，皇甫谧转而致力于研读针灸书籍。他发现以前的有关著作中，不仅仅在内容上存在许多重复，而且还有不少错误。于是根据《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部著作，参考对照其他书籍，并且结合自己治病的心得，剔除了浮而不实的词句，删节了重复多余的内容，把精华部分重新加以分门别类的编排，总结整理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一书。
《甲乙经》全书十二卷，分为一百一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的生理、病理和诊断治疗。在这部书中，皇甫谧纠正了西晋以前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了穴位。他在书中记述了单穴四十九个，双穴三百个，共三百四十九个穴位，并具体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不仅如此，他还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精神，对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作了明确的说明。
皇甫谧一生著述很多，除了《甲乙经》之外，又撰写了《帝王世纪》、《帝王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著作，都受到了世人的推崇。
太康三年（282），一生不肯做官的皇甫谧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两个儿子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棺椁，不做新衣，不立坟茔，不种树木。平生之物，一概不予随葬，唯一的例外，是以一本《孝经》陪葬。
潘 岳 （247—300） 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祖父潘瑾，曾任安平太守；父亲潘芘，官至琅邪内史。潘岳自幼以才名见称，乡里称为“奇童”。为司空太尉府所征辟，举秀才。
泰始中，晋武帝躬耕藉田，潘岳特地作了一篇《藉田赋》，予以赞美和称颂。他在赋中显示出的文字富丽和纯熟技巧，很受当时人的推重。少年名高，因此而遭到众人的忌恨，自此后滞官不迁竟达十年之久。
潘岳在洛阳滞官的这段时期，由于仕途不顺，心情郁闷，常常一个人挟弹乘车出洛阳道游玩。潘岳相貌俊美，年轻潇洒，路上的妇人爱慕他的容止，时常手拉手地围着他，往他的车上扔果子，让他满载而归。
咸宁四年（278），贾充召潘岳为太尉掾。这一年秋天，潘岳写下了《秋兴赋》。他对官宦生活的沉闷感到厌倦，对滞官不迁，更是牢骚满腹，因而仿效古代的宋玉，借描写秋景来抒发自己无限怅惘的愁怀。这是潘岳最为人称道的名篇。在此前后，潘岳的连襟任子咸去世，也使他倍感凄楚，并对未亡人抱以深深的同情，写下了一篇《寡妇赋》，以一位寡妇的视角和口吻，层层叙述了夫妻婚后的恩爱和丈夫亡故的凄凉，也是潘岳作品中的名篇。
潘岳虽对仕途郁郁不乐，但是又自负其才，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即使是对“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以及裴楷、和峤这样的名士，他也照样讽刺挖苦。他曾在阁道上题写歌谣道：“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裴楷鞧（牛马后部的皮带），和峤刺促不得休。”这就把当时的尚书仆射山涛、吏部侍郎王济、裴楷以及和峤都给得罪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潘岳在咸宁五年被调离洛阳，改任河阳县（今河南孟县西南）令。
潘岳出任河阳县令，远离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内心非常苦闷。他又写了一篇《河阳庭前安石榴赋》，直言不讳地发泄心中的怨愤，其中写道：“位莫微于宰邑，馆莫陋于河阳。”在他看来，没有比县令更卑微的官职，也没有比河阳更恶劣的县邑了。不过，潘岳尽管抑郁不平，却在河阳勤于政务，还种了许多桃树和李树。春天到来，河阳县境内到处可见盛开的桃花、李花，由此获得了“花县”的美称。
太康三年（282），潘岳又调任为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令。在怀县任上，潘岳曾针对朝廷废除民间客店而由官府专营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引经据典的说理和分析，终使朝廷取消了这一不合情理的政策。
潘岳出任县令多年，直到太康六年才被召回洛阳，任命为尚书度支郎，后来升迁为廷尉评。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就被罢免了职务，闲居于洛阳。
永熙元年（290），晋武帝病死，惠帝即位，外戚杨骏当了太傅。不久，潘岳被杨骏召为太傅府主簿。重入京城，对热衷于功名的潘岳来说，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但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政治纷争的漩涡，险遭杀身之祸。
元康元年（291）三月，楚王司马玮秉承贾后的旨意来到洛阳，不久就发兵诛杀了杨骏。事发之夜，潘岳恰好不在洛阳城内，才躲过了一场劫难。但既是杨骏的僚属，依然逃不脱受牵连被杀的厄运。幸好他在河阳时结识的旧友公孙宏正在楚王手下担任长史，才救了他一命，仅被免了官。眼看着政局的急剧变动，潘岳深切地体会到宦海风云的可怕。但他并不想从此从官场上抽身而退，而是得出了一个教训：“匪择木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为了避免林焚鸟亡，他要重新“择木以栖”。潘岳早年曾是贾充的府掾，如今又是贾氏左右朝政，于是他选中了贾氏这棵大树。
潘岳和石崇、陆机、陆云、刘琨等人，依附到了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贾谧门下，号称“二十四友”，而潘岳又位居“二十四友”之首，充当了贾谧的代笔人。他经常为贾谧代拟书表，诸如贾谧议立《晋书》限断的文辞，与陆机唱和的诗词，都出自潘岳之手。
元康二年，潘岳被任命为长安令。离京赴任后，潘岳写下他的又一名作《西征赋》。赋中追述了杨骏被杀事件，透露了自己在杨、贾之争中惶恐不安的心情和所托非人的后悔，也详细记述了自己赴任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形势、人物古迹，抒发怀古之幽情，寄托着对现实的感慨。此赋篇幅之宏大、文采之富丽，在当时除了左思的《三都赋》，极少能有与其相比的。
元康六年，潘岳又一次被召回洛阳，提任博士。还未拜职，就因母病而去职，再次闲居洛阳，这时潘岳已经五十岁。闲居无事，他回顾了自己三十年的宦海生涯，深感坎坷不平而心灰意冷，于是写下了《闲居赋》，表达了自己对山林隐士、田园乡居的向往之情。
赋闲一年之后，潘岳又被召为著作郎。可是紧接着又使他遭受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元康八年秋，他的妻子杨氏病死于洛阳。潘岳与妻子结婚二十余年，伉俪情笃，遭此变故，悲痛欲绝，在安葬妻子时写了《哀永逝文》。服丧一年期满后，又写下了《悼亡诗》三首，写景抒情，由物及人，通过一系列寻常琐细的描写和叙述，将真挚深厚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自此以后，《悼亡诗》便成了历代哀念亡妻的典型。
元康九年正月，晋军攻破了西北地区的氐帅齐万年。当时担任黄门侍郎的潘岳，奉诏作了《关中诗》十六章，详述了这次战乱的经过，在赞美周处忠勇壮烈的同时，也抨击了无耻武将的虚冒功绩，暗含了对赵王司马伦的讽刺。也是在这一年，潘岳参预了贾后、贾谧废黜太子的密谋，把自己与贾氏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司马伦及其亲信孙秀发动政变，贾后被废为庶人，贾谧被杀。原来就与潘岳有着私人怨嫌的孙秀，乘机利用权势诬陷潘岳与石崇等人谋反，潘岳和他的母亲、兄弟、子侄一同被杀。
潘岳是西晋太康文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他的文学才华与陆机齐名，被并称为“潘陆”。梁代钟嵘的《诗品》将他列为上品，并作出了“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赞语。
左 思 （约250—约305） 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他是战国时齐国公族左公子的后代，因而姓左。父亲左熹，最初在曹魏时只是一个小吏，后因颇有才能而提拔至殿中侍御史。
左思的家境寒微，但却世代研习儒学。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学过钟繇、胡昭等名家的书法，又曾学过操琴，然而都没有什么成就。他的父亲颇感失望，对友人说：“左思这孩子的才识，比不上我年少的时候。”这句话给了左思很大的刺激，从此勤奋好学，学问日益精进。他涉猎很广，连阴阳之术也很精通。左思文章写得很好，但其貌不扬，口才也不好。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与人交游，整日独居家中研习学问。
左思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又想接着再写魏、蜀、吴三都赋。恰在此时，他的妹妹左棻由于文才出名，被武帝选中入宫，于是举家迁居洛阳。
然而，出身卑微的左思并没有因为妹妹被选入宫而在仕途上有多少发展，他一生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官职。晋惠帝元康年间，张华担任司空的时候，左思曾做过张华的祭酒。他钦佩张华的学识，张华也欣赏他的才华。
元康元年（291），杨骏被诛杀以后，贾谧依仗贾后的权势而参预国政，一时间宾客盈门。左思也在此时成了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他时常与石崇、陆机、陆云、潘岳等文人名士聚会。元康九年，贾谧担任了秘书监，典掌修撰国史，曾专门请左思来为他讲解《汉书》，并举荐左思为秘书郎。
然而，永康元年（300）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情。这年三月，他的妹妹左棻死去。仅隔一月，西晋皇室内部又发生变乱，贾谧因参与谋害太子而被杀。对于左思而言，左棻、贾谧这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死，所产生的震动是很大的。尽管他并没有担任重要职务，没有深陷到权力纷争的漩涡中去，但仍然感受到官宦生涯的险恶，因而决定退隐。就在这一年，他退居洛阳的宜春里，从此专注于典籍。
左思退隐不久，齐王司马冏命左思出任记室督，左思却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推辞了。永安元年（304），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领兵进入洛阳，在京城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左思因此而举家迁往冀州（治今河北高邑西南），后来病死于冀州。
左思一生的最大成就，是撰写了《三都赋》。他在随妹妹迁居洛阳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采访、搜集资料。他曾拜见秘书郎张载，访求巴蜀地区的风物；又利用担任秘书郎的便利，广泛阅读国家藏书。在构思酝酿的那段时间里，左思在家中的厅堂上、篱笆边、厕所里都放了纸和笔，每当想到一句好词，立即记录下来。
历经十年寒暑，左思终于写成了《三都赋》。但是由于他地位卑微，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可是左思却认为自己的作品绝不比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差。为了不致埋没了自己的十年辛苦，左思找了不少当时颇有声望的名士。他先找到了颇负盛名的皇甫谧。皇甫谧读后连声称赞，欣然为他的《三都赋》作了序。随后，著作郎张载为《魏都赋》作了注；中书郎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了注，并且在所写的序言中热情赞扬说：“自中古以来写赋的人很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拥有名声在前，班固的《两都赋》理胜于辞，张衡的《二京赋》则文胜于质。左思所写的此赋，与上述数家相比，文辞与义理结合为一体，极为精致。若不是研核精审，其题旨绝不能如此凝练；若不是广谙物理，也绝不能赅备各地的异方殊俗。”陈留人卫权为左思作了《三都赋略解》，他也在序言中指出：“我读《三都赋》，深感辞义奇伟卓异，确实是难能可贵。”司空张华则赞叹说：“真可以与班固、张衡所写的赋相比美了。它可以使读过的人回味无穷，常读常新。”
众多名家和文坛宿儒纷纷为《三都赋》作注作序，极力加以推崇，顿时使原本无人重视的《三都赋》名声大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陆机初到洛阳的时候，也曾想过要写《三都赋》。当他听说左思正在撰写时，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讥笑说：“此间有一个北方佬想作《三都赋》，等他写出来，也许只能用来盖酒坛。”但到左思的《三都赋》写成以后，陆机叹服不已，认为自己绝不能超过他，遂打消了自己作赋的念头。
左思的《三都赋》虽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其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他走的是汉代大赋的老路，宏丽巨衍，铺张扬厉。倒是他写的《三都赋序》，在文学批评史上颇引人注意。左思对汉赋的夸张失实提出了批评，主张作赋要重视真实。他提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左思的另一突出成就，便是他的《咏史诗》。他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限于咏述史事，而把古人古事完全当作咏怀的工具。《咏史》诗八首中，大多为他托古讽今，抨击门阀制度和豪门世族之作。他在“咏史诗”上的贡献，犹如谢灵运之于“山水诗”，陶渊明之于“田园诗”，起了导路创新的作用。
左思在文学上的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谢灵运赞扬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认为：“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钟嵘的《诗品》把左思列在上品，极力推崇“左思风力”，称其为太康年间的文章中兴人物。后来的人更认为左思的诗最得建安风骨的传统。
陈 寿 （233—297） 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陈寿年少时受学于同郡古史学家谯周，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代历史名著，研究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别裁和通识，为日后自己撰写史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蜀汉末年，陈寿出任观阁令史，职掌典校书籍。当时，宦官黄皓专政，作威作福，许多朝臣都竭力奉承巴结，唯独陈寿不愿屈膝，由此而得罪了黄皓，屡屡遭到谴黜。
曹魏景元四年（263），蜀汉灭亡。待到入晋以后，虽然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陈寿却依然受到冷遇。原来，陈寿在为父亲服丧期间，因身体有病，曾命侍婢调治药丸，恰好被前去拜访他的客人撞见。当时的人认为这件事有违礼教，对陈寿加以贬斥和责难，因此他又被废黜了好几年。后来，担任中书令的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学，以为他虽然未能避嫌，但不该因此而被废黜，于是举荐他为孝廉，陈寿才得以出任佐著作郎，出补平原侯相，后来又升任著作郎，兼任本郡中正。
熟谙蜀汉史事的陈寿在担任佐著作郎后，曾受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的委托，审定诸葛亮故事。此后，他又在泰始十年（274）编辑成《蜀相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
太康元年（280），晋军灭吴，实现了天下统一。此时，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着手撰写《三国志》。在他之前，魏、吴两国已有官修和私家撰述的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这些书自然都成了陈寿参考依据的资料。至于蜀汉，因为未置史官，没有撰述。但陈寿原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很熟悉，所以蜀汉史书的缺失，并未影响他的撰述。在参考已有史书的基础上，陈寿又经过多方搜集和采访，撰成了《三国志》。
《三国志》一书，共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书以三国并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该书涉及面颇广，举凡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相关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入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陈寿以文章简洁见长，这一特点在《三国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择取了最重要的内容。
此书一经撰成，当时见到稿本的人都很赞赏，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的才华。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也在撰著《魏书》，见到陈寿的稿本以后，自愧不如而毁掉了自己的书稿。中书令张华更是大加赞扬，并且准备把《晋书》的撰述也交付给陈寿。
但是，也有人对陈寿所写的《三国志》提出了批评和指责。据说，三国时曹魏官员丁仪、丁廙颇有盛名，陈寿在撰写《魏志》时，曾对丁仪的儿子说：“去弄一千斛米来，我就为你父亲立一个好传。”丁仪的儿子不给，陈寿就没有为丁仪立传。又有人说陈寿的父亲本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处决后，陈寿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看不起陈寿，所以陈寿在书中以私怨而贬抑诸葛亮父子。其实，陈寿在修史时并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妄施褒贬。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只有“将略非其所长”一语，也不算过分。
陈寿撰成《三国志》以后，张华非常欣赏，荐举他为中书郎。可是深得武帝宠信的权臣荀勖却因为嫉妒张华而不喜欢陈寿，授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历来不向权贵屈膝低头的陈寿，以母亲年老为借口，辞去了官职。
咸宁四年（278），杜预接替羊祜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在赴襄阳就任之前，杜预也向武帝荐举陈寿为散骑侍郎。武帝接受了杜预的建议，但没有任命他为散骑侍郎，而是任命为治书侍御史。他母亲去世前，曾留下遗嘱，命陈寿将她安葬于洛阳。陈寿遵照母亲的遗愿办理，不料又有人攻击陈寿不把母亲归葬蜀中故乡的做法有悖礼制，于是陈寿又一次遭到贬责。数年之后，陈寿被重新起用为太子中庶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就职，就在元康七年（297）病故了。
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
等上表提出：“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作的《三国志》一书，内容多有劝戒，深明得失，有益风化。虽然文辞的艳丽不如司马相如，但质朴率直却超过了他。希望能够予以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录了这部书，保藏于官府。
除了《三国志》以外，陈寿还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古国志》五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