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嘚——”,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
!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泼水的声音:
“哔——许!哔——许!”
…………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一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爇——”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
等明海学完了早经,——他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一段,叫做晚经,——荸荠庵的师父们就都陆续起床了。
这庵里人口简单,一共六个人。连明海在内,五个和尚。
有一个老和尚,六十几了,是舅舅的师叔,法名普照,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很少人叫他法名,都称之为老和尚或老师父,明海叫他师爷爷。这是个很枯寂的人,一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下面就是师兄弟三个,仁字排行:仁山、仁海、仁渡。庵里庵外,有的称他们为大师父、二师父;有的称之为山师父、海师父。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他也只配如此,因为他还年轻,才二十多岁。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这样的时候也有过。通常只是放半台焰口。一个正座,一个敲鼓,另外一边一个。一来找别的庙里合伙费事;二来这一带放得起整焰口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时候,谁家死了人,就只请两个,甚至一个和尚咕噜咕噜念一通经,敲打几声法器就算完事。很多人家的经钱不是当时就给,往往要等秋后才还。这就得记账。另外,和尚放焰口的辛苦钱不是一样的。就像唱戏一样,有份子。正座第一份。因为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当中有一大段“叹骷髅”,别的和尚都放下法器休息,只有首座一个人有板有眼地曼声吟唱。第二份是敲鼓的。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擂”,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其余的,就一样了。这也得记上: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账时赌咒骂娘。……这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账就够仁山忙的了。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这也得随时记记账呀。除了账簿之外,山师父的方丈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水牌,上漆四个红字:“勤笔免思”。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地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账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许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仁山吃水烟,连出门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收鸭毛的担一副竹筐,串乡串镇,拉长了沙哑的声音喊叫:
“鸭毛卖钱——!”
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明子曾经跟这位正经人要过铜蜻蜓看看。他拿到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子的娘知道了,骂明子:
“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
小英子跑过来:
“给我!给我!”
她也试了试,真灵,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了!
下雨阴天,这二位就光临荸荠庵,消磨一天。
有时没有外客,就把老师叔也拉出来,打牌的结局,大都是当家和尚气得鼓鼓的:“×妈妈的!又输了!下回不来了!”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
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一边是猪圈、鸡窠,还有个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北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这家人口不多。他家当然是姓赵。一共四口人:赵大伯、赵大妈,两个女儿,大英子、小英子。老两口没有儿子。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他们家自己有田,本来够吃的了,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自己的田里,一亩种了荸荠,——这一半是小英子的主意,她爱吃荸荠,一亩种了茨菰。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库、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滴滴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瓷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大娘,好日子是十六,你哪天去呀?”——“十五,我一大清早就来!”
“一定呀!”——“一定!一定!”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姐妹俩长得很像,性格不同。大姑娘很文静,话很少,像父亲。小英子比她娘还会说,一天咭咭呱呱地不停。大姐说:
“你一天到晚咭咭呱呱——”
“像个喜鹊!”
“你自己说的!——吵得人心乱!”
“心乱?”
“心乱!”
“你心乱怪我呀!”
二姑娘话里有话。大英子已经有了人家。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已经下过小定,日子还没有定下来。她这二年,很少出房门,整天赶她的嫁妆。大裁大剪,她都会。挑花绣花,不如娘。她可又嫌娘出的样子太老了。她到城里看过新娘子,说人家现在绣的都是活花活草。这可把娘难住了。最后是喜鹊忽然一拍屁股:“我给你保举一个人!”
这人是谁?是明子。明子念“上孟下孟”的时候,不知怎么得了半套《芥子园》,他喜欢得很。到了荸荠庵,他还常翻出来看,有时还把旧账簿子翻过来,照着描。小英子说:
“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
小英子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了不得: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可以乱孱!”——所谓“乱孱”是绣花的一种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由深到淡,不露痕迹,不像娘那一代绣的花是平针,深浅之间,界限分明,一道一道的。小英子就像个书童,又像个参谋:
“画一朵石榴花!”
“画一朵栀子花!”
她把花掐来,明海就照着画。
到后来,凤仙花、石竹子、水蓼、淡竹叶、天竺果子、腊梅花,他都能画。
大娘看着也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
“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
小英子捺住他的肩膀,说:
“快叫!快叫!”
小明子跪在地下磕了一个头,从此就叫小英子的娘做干娘。
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看完了,就说:“啧啧啧,真好看!这哪是绣的,这是一朵鲜花!”她们就拿了纸来央大娘求了小和尚来画。有求画帐檐的,有求画门帘飘带的,有求画鞋头花的。每回明子来画花,小英子就给他做点好吃的,煮两个鸡蛋,蒸一碗芋头,煎几个藕团子。
因为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就全包了。她的帮手,是明子。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了。这几茬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
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
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
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透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个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打场的时候,明子能替赵大伯一会,让他回家吃饭。——赵家自己没有场,每年都在荸荠庵外面的场上打谷子。他一扬鞭子,喊起了打场号子:
“格当嘚——”
这打场号子有音无字,可是九转十三弯,比什么山歌号子都好听。赵大娘在家,听见明子的号子,就侧起耳朵:
“这孩子这条嗓子!”
连大英子也停下针线:
“真好听!”
小英子非常骄傲地说:
“一十三省数第一!”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唦——”,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呀!我忘了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小英子说。
这里的人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
…………
“
”荸荠,这是小英子最爱干的生活。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
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
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
“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
明海到善因寺去受戒。
“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真的。”
“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
“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
“不受戒不行吗?”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有啥好处?”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
“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
“不把钱?”
“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
“怪不得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凭头上这几个戒疤?”
“还要有一份戒牒。”
“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
“就是!”
“我划船送你去。”
“好。”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庙,在东门外,面临一条水很深的护城河,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屋顶,不知道有多大。树上到处挂着“谨防恶犬”的牌子。这寺里的狗出名地厉害。平常不大有人进去。放戒期间,任人游看,恶狗都锁起来了。
好大一座庙!庙门的门槛比小英子的胳膝都高。迎门矗着两块大牌,一边一块,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大字“放戒”,一块是“禁止喧哗”。这庙里果然是气象庄严,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明海自去报名办事,小英子就到处看看。好家伙,这哼哈二将、四大天王,有三丈多高,都是簇新的,才装修了不久。天井有二亩地大,铺着青石,种着苍松翠柏。“大雄宝殿”,这才真是个“大殿”!一进去,凉飕飕的。到处都是金光耀眼。释迦牟尼佛坐在一个莲花座上。单是莲座,就比小英子还高。抬起头来也看不全他的脸,只看到一个微微闭着的嘴唇和胖墩墩的下巴。两边的两根大红蜡烛,一搂多粗。佛像前的大供桌上供着鲜花、绒花、绢花,还有珊瑚树、玉如意、整棵的大象牙。香炉里烧着檀香。小英子出了庙,闻着自己的衣服都是香的。挂了好些幡。这些幡不知是什么缎子的,那么厚重,绣的花真细。这么大一口磬,里头能装五担水!这么大一个木鱼,有一头牛大,漆得通红的。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她还跟着一些人去看了看藏经楼。藏经楼没有什么看头,都是经书!妈吔!逛了这么一圈,腿都酸了。小英子想起还要给家里打油,替姐姐配丝线,给娘买鞋面布,给自己买两个坠围裙飘带的银蝴蝶,给爹买旱烟,就出庙了。
等把事情办齐,晌午了。她又到庙里看了看,和尚正在吃粥。好大一个“膳堂”,坐得下八百个和尚。吃粥也有这样多讲究:正面法座上摆着两个锡胆瓶,里面插着红绒花,后面盘膝坐着一个穿了大红满金绣袈裟的和尚,手里拿了戒尺。这戒尺是要打人的。哪个和尚吃粥吃出了声音,他下来就是一戒尺。不过他并不真的打人,只是做个样子。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她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第四天一大清早小英子就去看明子。她知道明子受戒是第三天半夜,——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她知道要请老剃头师傅剃头,要剃得横摸顺摸都摸不出头发茬子,要不然一烧,就会“走”了戒,烧成了一片。她知道是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她知道烧了戒疤就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动,叫做“散戒”。这些都是明子告诉她的。明子是听舅舅说的。
她一看,和尚真在那里“散戒”,在城墙根底下的荒地里。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八个黑点子。——这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
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她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那外面的一件脱了,你不热呀!”
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在船尾。
她一路问了明子很多话,好像一年没有看见了。
她问,烧戒疤的时候,有人哭吗?喊吗?
明子说,没有人哭。有个山东和尚骂人:
“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
她问,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是相貌和声音都很出众吗?
“是的。”
“说他的方丈比小姐的绣房还讲究?”
“讲究。什么东西都是绣花的。”
“他屋里很香?”
“很香。他烧的是伽楠香,贵得很。”
“听说他会作诗。会画画,会写字?”
“会。庙里走廊两头的砖额上,都刻着他写的大字。”
“他是有个小老婆吗?”
“有一个。”
“才十九岁?”
“听说。”
“好看吗?”
“都说好看。”
“你没看见?”
“我怎么会看见?我关在庙里。”
明子告诉她,善因寺一个老和尚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不过还没有定,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议。
“什么叫‘沙弥尾’?”
“放一堂戒,要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要老成,要会念很多经。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
“当了沙弥尾跟别的和尚有什么不同?”
“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就当。石桥原来就是沙弥尾。”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菰、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垄,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
大淖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往里去,临水,就是码头。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和兴化,隔日一班,单日开走,双日返回。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就卖船停业了。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
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里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的(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外皮染成深蓝紫色,极甜脆),卖风菱的(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壳极硬),卖山里红的,卖熟藕(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的。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他们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来时,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住上一阵,有的住得长一些,有的短一些,到生意做完,就走了。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了。到太阳落山,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
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这地方兴用锡器,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香炉、蜡台、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酒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嫁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因此,二十来个锡匠并不显多。
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一副锡匠担子,一头是风箱,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锡器是打出来的,不是铸出来的。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一般都是自己备料,——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拉动风箱,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就化了;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裱纸的一面朝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绳头留在砖外,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锡是软的,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也不那样吵人。粗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
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是个老锡匠,他说话没有人不听。老锡匠人很耿直,对其余的锡匠(不是他的晚辈就是他的徒弟)管教得很紧。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他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除了上市应活,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
老锡匠会打拳,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他屋里有好些白蜡杆、三节棍,没事便搬到外面场地上打对儿。老锡匠说:这是消遣,也可以防身,出门在外,会几手拳脚不吃亏。除此之外,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
老锡匠有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儿,在家大排行第十一,小名就叫个十一子,外人都只叫他小锡匠。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锡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
老锡匠经常告诫十一子,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有什么勾搭:“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
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东乡、北乡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进哪家大户的廒仓,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沿运河外运。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逻、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单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担稻子二百斤,中途不歇肩。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一齐换肩。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每挑一担,领一根“筹子”,——尺半长、一寸宽的竹牌,上涂白漆,一头是红的。到傍晚凭筹领钱。
稻谷之外,什么都挑。砖瓦、石灰、竹子(挑竹子一头拖在地上,在砖铺的街面上擦得刷刷地响)、桐油(桐油很重,使扁担不行,得用木杠,两人抬一桶)……因此,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
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起初挑半担,用两个柳条笆斗。练上一二年,人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像大人一样地挣钱了。
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土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因此,这些顽童得到一个稍带侮辱性的称呼,叫做“筢草鬼子”。有时懒得费事,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时,他们早就没影儿了。锅腔子无处出烟,烟子就横溢出来,飘到大淖水面上,平铺开来,停留不散。这些人家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吃的都是脱粟的糙米。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她们像男人一样地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
没出门子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年轻时也是挑夫,后来腿脚有了点毛病,就在码头上看看稻船,收收筹子。这老头儿老没正经,一把胡子了,还喜欢在媳妇们的胸前屁股上摸一把,拧一下。按辈分,他应当被这些媳妇称呼一声叔公,可是谁都管他叫“老骚胡子”。有一天,他又动手动脚的,几个媳妇一咬耳朵,一二三,一齐上手,眨眼之间叔公的裤子就挂在大树顶上了。有一回,叔公听见卖饺面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梆走来,他又来劲了:“你们敢不敢到淖里洗个澡?——敢,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饺面!”——“真的?”——“真的!”——“好!”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喊叫:
“下面!”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父亲名叫黄海蛟,是黄海龙的堂弟(挑夫里姓黄的多)。原来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上高跳要提着气一口气蹿上去,中途不能停留。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糊,他就走过去接过二百斤的担子,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两手一提,把两箩稻子倒在“窝积”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因为为人忠诚老实,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成亲。那年在车逻挑粮食,遇到一个姑娘向他问路。这姑娘留着长长的刘海,梳了一个“苏州俏”的发髻,还抹了一点胭脂,眼色张皇,神情焦急,她问路,可是连一个准地名都说不清,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黄海蛟和她攀谈了一会,这姑娘就表示愿意跟着他过。她叫莲子。——这地方丫头、使女多叫莲子。
莲子和黄海蛟过了一年,给他生了个女儿。七月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就取名叫做巧云。
莲子的手很巧,也勤快,只是爱穿件华丝葛的裤子,爱吃点瓜子零食,还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这和大淖的乡风不大一样。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焖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
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只是她留下的这块肉,黄海蛟实在是疼得不行。他不愿巧云在后娘的眼皮底下委委屈屈地生活,因此发心不再续娶。他就又当爹又当妈,和女儿巧云在一起过了十几年。他不愿巧云去挑扁担,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渔网和打芦席。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睎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巧云十六了,该张罗着自己的事了。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他们都有这意思。这点意思黄海蛟知道了,巧云也知道。不然他们老到淖东头来回晃摇是干什么呢?但是巧云没怎么往心里去。
巧云十七岁,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她的父亲黄海蛟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起初以为不要紧,养养就好了。不想喝了好多药酒,贴了好多膏药,还不见效。她爹半瘫了,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有时下床,扶着一个剃头担子上用的高板凳,咯噔咯噔地走一截,平常就只好半躺下靠在一摞被窝上。他不能用自己的肩膀为女儿挣几件新衣裳,买两枝花,却只能由女儿用一双手养活自己了。还不到五十岁的男子汉,只能做一点老太婆做的事:绩了一捆又一捆的供女儿结网用的麻线。事情很清楚:巧云不会撇下她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一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谁愿意呢?这家的全部家产只有三间草屋(巧云和爹各住一间,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堂屋)。老大、老二、老三时不时走来走去,拿眼睛瞟着隔着一层渔网或者坐在雪白的芦席上的一个苗条的身子。他们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
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老往淖东头跑,但是小锡匠还短不了要来。大娘、大婶、姑娘、媳妇有旧壶翻新,总喜欢叫小锡匠来;从大淖过深巷上大街也要经过这里,巧云家门前的柳荫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巧云要回家看看她的残废爹,问他想不想吃烟喝水,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织席很容易划破手,压扁的芦苇薄片,刀一样地锋快),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巧云从十一子口里知道他家里的事:他是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有一个老娘,守寡多年了。他娘在家给人家做针线,眼睛越来越不好,他很担心她有一天会瞎……
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有一天晚上,好月亮,巧云到淖边一只空船上去洗衣裳(这里的船泊定后,把浆拖到岸上,寄放在熟人家,船就拴在这里,无人看管,谁都可以上去)。她正在船头把身子往前倾着,用力涮着一件大衣裳,一个不知轻重的顽皮野孩子轻轻走到她身后,伸出两手胳肢她的腰。她冷不防,一头栽进了水里。她本会一点水,但是一下子蒙了。这几天水又大,流很急。她挣扎了两下,喊救人,接连喝了几口水。她被水冲走了!正赶上十一子在炕房门外土坪上打拳,看见一个人冲了过来,头发在水上漂着。他褪下鞋子,一猛子扎到水底,从水里把她托了起来。
十一子把她肚子里的水控了出来,巧云还是昏迷不醒。十一子只好把她横抱着,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她送回去。她浑身是湿的,软绵绵,热乎乎的。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挨着他,越挨越紧。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
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十一子把她放在床上。巧云换了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的美丽的少女的身体)。十一子抓一把草,给她熬了半铫子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
巧云起来关了门,躺下。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月亮真好。
巧云在心里说:“你是个呆子!”
她说出声来了。
不大一会,她也就睡死了。
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
由轮船公司对面的巷子转东大街,往西不远,有一个道士观,叫做炼阳观。现在没有道士了,里面住了不到一营水上保安队。这水上保安队是地方武装。他们名义上归县政府管辖,饷银却由县商会开销,水上保安队的任务是下乡剿土匪。这一带土匪很多,他们抢了人,绑了票,大都藏匿在芦荡湖泊中的船上(这地方到处是水),如遇追捕,便于脱逃。因此,地方绅商觉得很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这些成帮结伙的土匪。水上保安队装备是很好的。他们乘的船是“铁板划子”——船的三面都有半人高、三四分厚的铁板,子弹是打不透的。铁板划子就停在大淖岸边,样子很高傲。一有任务,就看见大兵们扛着两挺水机关,用箩筐抬着多半筐子弹(子弹不用箱装,却使箩抬,颇奇怪),上了船,开走了。
或七八天,或十天半月,他们得胜回来了(他们有铁板划子,又有水机关,对土匪有压倒优势,很少有伤亡)。铁板划子靠了岸,上岸列队,由深巷,上大街,直奔县政府。这队伍是四列纵队。前面是号队。这不到一营的人,却有十二支号。一上大街,就“打打打滴打大打滴大打”,齐齐整整地吹起来。后面是全队弟兄,一律荷枪实弹。号队之后,大队之前的正中,是捉来的土匪。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只有一个,都是五花大绑。这队伍是很神气的。最妙的是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合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大队上街之前,要由地保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有的店铺是养八哥、画眉的),都要收起来,因为土匪大哥看见不高兴,这是他们忌讳的(他们到了县政府,都下在大狱里,看见笼中鸟,就无出狱希望了)。看看这样的铜号放光,刺刀雪亮,还夹着几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的威武雄壮的队伍,是这条街上的民众的一件快乐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下于看狮子、龙灯、高跷、抬阁和僧道齐全、六十四杠的大出丧。
除了下乡办差,保安队的弟兄们没有什么事。他们除了把两挺水机关扛到大淖边突突地打两梭(把淖岸上的泥土打得簌簌地往下掉),平常是难得出操、打野外的。使人们感觉到这营把人的存在的,是这十二个号兵早晚练号。早晨八九点钟,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就到大淖边来了。先是拔长音,然后各自吹几段,最后是合吹进行曲、三环号(他们吹三环号只是吹着玩,因为从来没有接受检阅的时候)。吹完号,就解散,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就轻手轻脚,走进一家的门外,咳嗽一声,随着,走了进去,门就关起来了。
这些号兵大都衣着整齐,干净爱俏。他们除了吹吹号,整天无事干,有的是闲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饷钱倒不多,但每次下乡,总有犒赏;有时与土匪遭遇,双方谈条件,也常从对方手中得到一笔钱,手面很大方,花钱不在乎。他们是保护地方绅商的军人,身后有靠山,即或出一点什么事,谁也无奈他何。因此,这些大爷就觉得不风流风流,实在对不起自己,也辜负了别人。
十二个号兵,有一个号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号长。这刘号长前后跟大淖几家的媳妇都很熟。
拨开巧云家的门的,就是这个号长!
号长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
这种事在大淖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她想起她的远在天边的妈。她记不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她点了一点眉心红。她拿起镜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她想起十一子给她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她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
水上保安队又下乡了。
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捡野鸭蛋),把篙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十一子和巧云的事,师兄们都知道,只瞒着老锡匠一个人。他们偷偷地给他留着门,在门窝子里倒了水(这样推门进来没有声音)。十一子常常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有一天,又是这时候才推开门。刚刚要钻被窝,听见老锡匠说:
“你不要命啦!”
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人呢?终于,传到刘号长的耳朵里。其实没有人跟他嚼舌头,刘号长自己还不知道?巧云看见他都讨厌,她的全身都是冷淡的。刘号长咽不下这口气。本来,他跟巧云又没有拜过堂,完过花烛,闲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太岁头上动土,这还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连保安队的弟兄也都觉得面上无光,在人前矬了一截。他是只许自己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的。若是闭着眼过去,往后,保安队的人还混不混了?
有一天,天还没亮,刘号长带了几个弟兄,踢开巧云家的门,从被窝里拉起了小锡匠,把他捆了起来。把黄海蛟、巧云的手脚也都捆了,怕他们去叫人。
他们把小锡匠弄到泰山庙后面的坟地里,一人一根棍子,搂头盖脸地打他。
他们要小锡匠卷铺盖走人,回他的兴化,不许再留在大淖。
小锡匠不说话。
他们要小锡匠答应不再走进黄家的门,不挨巧云的身子。
小锡匠还是不说话。
他们要小锡匠告一声饶,认一个错。
小锡匠的牙咬得紧紧的。
小锡匠的硬铮把这些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家伙惹怒了,“你这样硬!打不死你!”——“打”,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子。
小锡匠被他们打死了。
锡匠们听说十一子被保安队的人绑走了,他们四处找,找到了泰山庙。
老锡匠用手一探,十一子还有一丝悠悠气。老锡匠叫人赶紧去找陈年的尿桶。他经验过这种事,打死的人,只有喝了从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才有救。
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锡匠们摘了一块门板,把十一子放在门板上,往家里抬。
他们抬着十一子,到了大淖东头,还要往西走。巧云拦住了:
“不要。抬到我家里。”
老锡匠点点头。
巧云把屋里存着的渔网和芦席都拿到街上卖了,买了七厘散,医治十一子身子里的瘀血。
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
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刘号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他那几个弟兄也都躲在保安队的队部里不出来。保安队的门口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
锡匠们开了会。他们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姓刘的交出来。
县政府没有答复。
锡匠们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
游行继续了三天。
第三天,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
这条规矩不载于《六法全书》,现在不是大清国,县政府可以不理会这种“陋习”。但是这些锡匠是横了心的,他们当真干起来,后果是严重的。县长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再不管。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一个承审——作为县长代表,保安队的副官,老锡匠和另外两个年长的锡匠,还有代表挑夫的黄海龙,四邻见证,——卖眼镜的宝应人,卖天竺筷的杭州人,在一家大茶馆里举行会谈,来“了”这件事。
会谈的结果是: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实际是商会拿钱),刘号长驱逐出境。由刘号长画押具结。老锡匠觉得这样就给锡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只是要求在刘某人的甘结上写上一条:如果他再踏进县城一步,任凭老锡匠一个人把他收拾了!
过了两天,刘号长就由两个弟兄持枪护送,悄悄地走了。他被调到三垛去当了税警。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大淖东头的人家都没有积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典押。结渔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日子长了,怎么过呢?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姑娘媳妇都很佩服她。起初她们怕她挑不惯,后来看她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扇忽扇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
——庄子
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就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眯了眯,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现在,残余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从这里开始了我今天的晚上,而明天又从这里接连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从蜜蜂的声音里。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不错,普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秋”。他想象和尚去找蜂蜜。一大片山花。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面,实在是好看极了,和尚摘花。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他喜欢这个和尚。
和尚出去了。单举着一只手,后退了几步,既不拘礼,又似有情。和尚你一定是自自然然地行了无数次这样的礼了。和尚放下蜡烛,说了几句话,不外是庙宇偏僻,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山高,风大气候凉,早早安息。和尚不说,他也听见。和尚说了,他可没有听。他尽着看这和尚。他起身为礼,和尚飘然而去。双袖飘飘,像一只大蝴蝶。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一头多好的白发。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白发的和尚呀。
他是想起了他的白了发的母亲。
山里的夜来得真快!日入群动息,真是静极了。他一路走来,就觉得一片安静。可是山里和路上迥然不同。他走进小山村,小蒙舍里有孩子读书声,马的铃铛,连枷敲在豆秸上。小路上的新牛粪发散着热气,白云从草垛边缓缓移过,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穿着一件银红色的衫子……可是原来描写着静的,现在全表示着动。他甚至想过自己做一个货郎来给这个山村添加一点声音的,这一会可不能在这万山之间拨浪浪摇他的小鼓。
货郎的拨浪鼓在小石桥前摇,那是他的家。他知道,他想的是他的母亲。而投在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的妹妹。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像他在这个山村里刚才见到的。穿着银红色的衫子,在门前井边打水。青石的井栏。井边一架小红花。她想摘一朵,听见母亲纺车声音,觉得该回家了,天不早了,就说:“我明天一早来摘你。你在那儿,我记得!”她可以给旅行人指路:“山上有个庙,庙里和尚好,你可以去借宿。”小姑娘和旅行人都走了,剩下一口井。他们走了一会,井栏上的余滴还叮叮咚咚地落回井里。村边的大乌桕树黑黑的。夜开始向它合过来。磨麦子的石碾呼呼的声音停止在一点上。
想起这个妹妹时,他母亲是一头乌青的头发。他多愿意摘一朵红花给母亲戴上。可是他从来没见过母亲戴过一朵花。就是这一朵没有戴上的花决定了他的命运。
母亲呀,我没有看见你的老。
于是他的母亲有一副年轻的眉眼而戴了一头白发。多少年来这一头白发在他心里亮。
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
可是他没有妹妹,他没有!
他的现在,母亲的过去。母亲在时间里停留。她还是那样年轻,就像那个摘花的小姑娘,像他的妹妹。他可是老多了,他的脸上刻了很多岁月。
他在相似的风景里做了不同的人物。风景不殊,他改变风景多少?现在他在山上,在许多山里的一座小庙里,许多小庙里的一个小小的禅房里。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横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地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宵,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磬。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
烛火什么时候灭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
老和尚敲着磬。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
他梦见他对着一面壁直的黑暗,他自己也变细,变长。他想超出黑暗,可是黑暗无穷地高,看也看不尽地高呀。他转了一个方向,还是这样。再转,一样。再转,一样。一样,一样,一样是壁直而平,黑暗。他累了,像一根长线似的落在地上。“你软一点,圆一点嘛!”于是黑暗成了一朵莲花。他在莲花的一层又一层瓣子里。他多小呀,他找不到自己了。他贴着黑的莲花作了一次周游。丁——,莲花上出现一颗星,淡绿的,如磷火,旋起旋灭。余光霭霭,归于寂无。丁——,又一声。
那是和尚在做晚课,一声一声敲他的磬。他追随,又等待,看看到底多久敲一次。渐渐地,和尚那里敲一声,他心里也敲一声,不前不后,自然应节。“这会儿我若是有一口磬,我也是一个和尚。”佛殿上一盏像是就要熄灭,永不熄灭的灯。冉冉的,钵里的花。一炷香,香烟袅袅,渐渐散失。可是香气透入了一切,无往不在。他很想去看看和尚。
和尚,你想必不寂寞?
客人,你说的寂寞的意思是疲倦?你也许还不疲倦?
客人的手轻轻地触到自己的剑。这口剑,他天天握着,总觉得有一分生疏;到他好像忘了它的时候,方知道是如何之亲切。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属于你的。和尚,你敲磬,谁也不能把你的磬的声音收集起来吧?你的禅房里住过多少客人?我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我过了各色的夜。我这一夜算在所有的夜的里面,还是把它当作各种夜之外的一个夜呢?好了,太阳一出,就是白天。明天我要走。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的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又转身,分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嗨,客人!
客人,这仅仅是一夜。
你的饿,你的渴,饿后的饱餐,渴中得饮,一天的疲倦和疲倦的消除,各种床,各种方言,各种疾病,胜于记得,你一一把它们忘却了。你不觉得失望,也没有希望。你经过了哪里,将去到哪里?你,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在黄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着。你是否为自己所感动?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这座庙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他不安。他像瞒着自己似的想了想那座佛殿。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这间屋,他一进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墙极白,极平,一切都是既方且直,严厉而逼人。而在方与直之中有一件东西就显得非常的圆。不可移动,不可更改。这件东西是黑的。白与黑之间划出分明界限。这是一顶极大的竹笠。笠子本不是这颜色,它发黄,转褐,最后就成了黑的。笠顶有一个宝塔形的铜顶,颜色也发黑了,——一两处锈出了绿花。这顶笠子使旅行人觉得不舒服。什么人戴了这样一顶笠子呢?拔出剑,他走出禅房。
他舞他的剑。
自从他接过这柄剑,从无一天荒废过。不论在荒村野店,驿站邮亭,云碓茅蓬里,废弃的砖瓦窑中,每日晨昏,他都要舞一回剑。每一次对他都是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是在舞他自己,他的爱和恨。最高的兴奋,最大的快乐,最汹涌的激情。他沉酣于他的舞弄之中。
把剑收住,他一惊,有人呼吸。
“是我。舞得好剑。”
是和尚!和尚离得好近。我差点没杀了他。
旅行人一身都是力量,一直贯注到指尖。一半骄傲,一半反抗,他大声地喊:
“我要走遍所有的路。”
他看看和尚,和尚的眼睛好亮!他看着这双眼睛里有没有讥刺。和尚如果激怒了他,他会杀了和尚。然而和尚站得稳稳的,并没有为他的声音和神情所撼动,他平平静静,清清朗朗地说:
“很好。有人还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
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丁丁然,坚决地,从容地,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
这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父亲被仇人杀了,抬回家来,只剩一口气。父亲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仇人的名字,就死了。母亲拾起了他留下的剑。剑在旅行人手里。仇人的名字在他的手臂上。到他长到能够得到井边的那架红花的时候,母亲交给他父亲的剑,在他的手臂上刺了父亲的仇人的名字,涂了蓝。他就离开了家,按手臂上那个蓝色的姓名去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
不过他一生中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他没有听见过自己叫父亲的声音。
父亲和仇人,他一样想不出是什么样子。如果仇人遇见他,倒是会认出来的:小时候村里人都说他长得像父亲。然而他现在连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了。
真的,有一天找到那个仇人,他只有一剑把他杀了。他说不出一句话。他跟他说什么呢?想不出,只有不说。
有时候他更愿意自己被仇人杀了。
有时候他对仇人很有好感。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仇人。既然仇人的名字几乎代替了他自己的名字,他可不是借了那个名字而存在的么?仇人死了呢?
然而他依然到处查访这个名字。
“你们知道这个人么?”
“不知道。”
“听说过么?”
“没有。”
……
“但是我一定是要报仇的!”
“我知道,我跟你的距离一天天近了。我走的每一步,都向着你。”
“只要我碰到你,我一定会认出你,一看,就知道是你,不会错!”
“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
他为自己这一句的声音掉了泪,为他的悲哀而悲哀了。
天一亮,他跑近一个绝壁。回过头来,他才看见天,苍碧嶙峋,不可抗拒的力量压下来,使他呼吸急促,脸色发青,两股紧贴,汗出如浆。他感觉到他的剑。剑在背上,很重。而从绝壁的里面,从地心里,发出丁丁的声音,坚决而从容。
他走进绝壁。好黑。半天,他什么也看不见。退出来?不!他像是浸在冰水里。他的眼睛渐渐能看见面前一两尺的地方。他站了一会,调匀了呼吸。丁,一声,一个火花,赤红的。丁,又一个。风从洞口吹进来,吹在他的背上。面前飘来了冷气,不可形容的阴森。咽了一口唾沫。他往里走。他听见自己跫跫足音,这个声音鼓励他,教他走得稳当,不踉跄。越走越窄,他得弓着身子。他直视前面,一个又一个火花爆出来。好了,到了头:
一堆长发。长头发盖着一个人。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一个又一个火花。他的手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旅行人后退了一步。和尚回了一下头。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旅行人木然。举起,举起,火花,火花。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一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那三个字。一笔一画,他在心里描了那三个字。丁,一个火花。随着火花,字跳动一下。时间在洞外飞逝。一卷白云掠过洞口。他简直忘记自己背上的剑了,或者,他自己整个消失,只剩下这口剑了。他缩小,缩小,以至于没有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好,他的脸色由青转红,他自己充满于躯体。剑!他拔剑在手。
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
铿的一声。
他的剑落回鞘里。第一朵锈。
他看了看脚下,脚下是新开凿的痕迹。在他脚前,摆着另一副锤錾。
他俯身,拾起锤錾。和尚稍为往旁边挪过一点,给他腾出地方。
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有一天,两副錾子同时凿在虚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蹠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在做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帖帖,排成一排。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很漂亮,很可爱。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面的蕊黄色的东西就翻出来了。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很名贵,像一种珍奇的果品似的。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他用洁白的,然而男性的手,熟练地做着这样的事。我小时候就爱看他用他的手做这一类的事,就像我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我和父亲分别了十年,他的这双手我还是非常熟悉。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鸭掌、鸭翅是刚从鸡鸭店里买来的。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鸡鸭店都是回回开的。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回。我们家乡回回很少。鸡鸭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小小一间铺面,干净而寂寞。门口挂着收拾好的白白净净的鸡鸭,很少有人买。我每回走过时总觉得有一种使人难忘的印象袭来。这家铺子有一种什么东西和别家不一样。好像这是一个古代的店铺。铺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个深巷高坡,上大街,拐角第一家便是。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糟鼻子。我从那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就知道:“酒糟鼻子!”我在外十年,时常会想起那个鼻子。刚才在鸡鸭店又想起了那个鼻子。现在那个鼻子的主人,那条斜阳古柳的巷子不知怎么样了……
那两个老人是谁?
一声鸡啼,一只金彩烂丽的大公鸡,一个很好看的鸡,在小院子里顾影徘徊,又高傲,又冷清。
那两个老人是谁呢,父亲跟他们招呼的,在江边的沙滩上?……
街上回来,行过沙滩。沙滩上有人在分鸭子。四个男子汉站在一个大鸭圈里,在熙熙攘攘的鸭群里,一只一只,提着鸭脖子,看一看,分别丢在四边几个较小的圈里。他们看什么?——四个人都一色是短棉袄,下面皆系青布鱼裙。这一带,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茭草的,都有这样一条裙子。系了这样一条大概宋朝就兴的布裙,戴上一顶瓦块毡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行业的。——看的是鸭头,分别公母?母鸭下蛋,可能价钱卖得贵些?不对,鸭子上了市,多是卖给人吃,很少人家特为买了母鸭下蛋的。单是为了分别公母,弄两个大圈就行了,把公鸭赶到一边,剩下的不都是母鸭了,无须这么麻烦。是公是母,一眼不就看出来,得要那么提起来认一认么?而且,几个圈里灰头绿头都有!——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沉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窅窅,悄怆感人。东北风。交过小雪了,真的入了冬了。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汽。鸭子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显得比平常安静得多。虽被提着脖子,并不表示抗议。也由于那几个鸭贩子提得是地方,一提起,趁势就甩了过去,不致使它们痛苦。甚至那一甩还会使它们得到筋肉伸张的快感,所以往来走动,煦煦然很自得的样子。人多以为鸭子是很唠叨的动物,其实鸭子也有默处的时候。不过这样大一群鸭子而能如此雍雍雅雅,我还从未见过。它们今天早上大概都得到一顿饱餐了吧?——什么地方送来一阵煮大麦芽的气味,香得很。一定有人用长柄的大铲子在铜锅里慢慢搅和着,就要出糖。——是约约斤两,把新鸭和老鸭分开?也不对。这些鸭子都差不多大,全是当年的,生日不是四月下旬就是五月初,上下差不了几天。骡马看牙口,鸭子不是骡马,也看几岁口?看,也得叫鸭子张开嘴,而鸭子嘴全都闭得扁扁的。黄嘴也是扁扁的,绿嘴也是扁扁的。即使掰开来看,也看不出所以然呀,全都是一圈细锯齿,分不开牙多牙少。看的是嘴。看什么呢?哦,鸭嘴上有点东西,有一道一道印子,是刻出来的。有的一道,有的两道,有的刻一个十字叉叉。哦,这是记号!这一群鸭子不是一家养的。主人相熟,搭伙运过江来了,混在一起,搅乱了,现在再分开,以便各自出卖?对了,对了!不错!这个记号做得实在有道理。
江边风大,立久了究竟有点冷,走吧。
刚才运那一车鸡的两口子不知到了哪儿了。一板车的鸡,一笼一笼堆得很高。这些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给别人家运的?我起初真有些不平,这个男人真岂有此理,怎么叫女人拉车,自己却提了两只分量不大的蒲包在后面踱方步!后来才知道,他的负担更重一些。这一带地不平,尽是坑!车子拉动了,并不怎么费力,陷在坑里要推上来可不易。这一下,够瞧的!车掉进坑了,他赶紧用肩膀顶住。然而一只轱辘怎么弄也上不来。跑过来两个老人(他们原来蹲在一边谈天)。老人之一捡了一块砖煞住后滑的轱辘,推车的男人发一声喊,车上来了!他接过女人为他拾回来的落到地下的毡帽,掸一掸草屑,向老人道了谢:“难为了!”车子吱吱扭扭地拉过去,走远了。我忽然想起了两句《打花鼓》:
恩爱的夫妻
槌不离锣
这两句唱腔老是在我心里回旋。我觉得很凄楚。
这个记号做得实在很有道理。遍观鸭子全身,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做记号的呢?不像鸡。鸡长大了,毛色各不相同,养鸡人都记得。在他们眼中,世界没有两只同样的鸡。就是被人偷去杀了吃掉,剩下一堆毛,他认也认得清(《王婆骂鸡》中列举了很多鸡的名目,这是一部“鸡典”)。小鸡都差不多,养鸡的人家都在它们的肩翅之间染了颜色,或红或绿,以防走失。我小时颇不赞成,以为这很不好看。但人家养鸡可不是为了给我看的!鸭子麻烦,不能染色。小鸭子要下水,染了颜色,浸在水里,要褪。到一放大毛,则普天下的鸭子只有两种样子了:公鸭、母鸭。所有的公鸭都一样,所有的母鸭也都一样。鸭子养在河里,你家养,他家养,难免混杂。可以做记号的地方,一看就看出来的,只有那张嘴。上帝造鸭,没有想到鸭嘴有这个用处吧。小鸭子,嘴嫩嫩的,刻几道一定很容易。鸭嘴是角质,就像指甲,没有神经,刻起来不痛。刻过的嘴,一样吃东西,碎米、浮萍、小鱼、虾虿、蛆虫……鸭子们大概毫不在乎。不会有一只鸭子发现同伴的异样,呱呱大叫起来:“咦!老哥,你嘴上是怎么回事,雕了花了?”当初想出做这样记号的,一定是个聪明人。
然而那两个老人是谁呢?
鸭掌鸭翅已经下在砂锅里。砂锅咕嘟咕嘟响了半天了,汤的气味飘出来,快得了。碗筷摆了出来,就要吃饭了。
“那两个老人是谁?”
“怎么?——你不记得了?”
父亲这一反问教我觉得高兴:这分明是两个值得记得的人。我一问,他就知道问的是谁。
“一个是余老五。”
余老五!我立刻知道,是高高大大,广额方颡,一腮帮白胡子茬的那个。——那个瘦瘦小小,目光精利,一小撮山羊胡子,头老是微微扬起,眼角带着一点嘲讽痕迹的,行动敏捷,不像是六十开外的人,是——
“陆长庚。”
“陆长庚?”
“陆鸭。”
陆鸭!这个名字我很熟,人不很熟,不像余老五似的是天天见得到的老街坊。
余老五是余大房炕房的师傅。他虽也姓余,炕房可不是他开的,虽然他是这个炕房里顶重要的一个人。老板和他同宗,但已经出了五服,他们之间只有东伙缘分,不讲亲戚情面。如果意见不合,东辞伙,伙辞东,都是可以的。说是老街坊,余大房离我们家还很有一段路。地名大淖,已经是附郭的最外一圈。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在这里出入的,多是戴瓦块毡帽系鱼裙的朋友。乘小船往北顺流而下,可以在垂杨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间,高爽地段,看到一座比较整齐的房子,两旁八字粉墙,几个黑漆大字,鲜明醒目;夏天门外多用芦席搭一凉棚,绿缸里渍着凉茶,任人取用;冬天照例有卖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上飘着做会的纸幡或一串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代客投牙买卖鱼虾水货、荸荠茨菰、山药芋艿、薏米鸡头,诸种杂物。一种是鸡鸭蛋行。鸡鸭蛋行旁边常常是一家炕房。炕房无字号,多称姓某几房,似颇有古意。其中余大房声誉最著,一直是最大的一家。
余老五成天没有什么事情,老看他在街上逛来逛去,到哪里都提了他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坐下来就聊,一聊一半天。而且好喝酒,一天两顿,一顿四两。而且好管闲事。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他也要挤上来插嘴。而且声音奇大。这条街上茶馆酒肆里随时听得见他的喊叫一样的说话声音。不论是哪两家闹纠纷,吃“讲茶”评理,都有他一份。就凭他的大嗓门,别人只好退避三舍,叫他一个人说!有时炕房里有事,差个小孩子来找他,问人看见没有,答话的人常是说:“看没有看见,听倒听见的。再走过三家门面,你把耳朵竖起来,找不到,再来问我!”他一年闲到头,吃、喝、穿、用全不缺。余大房养他。只有每年春夏之间,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多少年没有吃“巧蛋”了。巧蛋是孵小鸡孵不出来的蛋。不知什么道理,有些小鸡长不全,多半是长了一个头,下面还是一个蛋。有的甚至翅膀也有了,只是出不了壳。鸡出不了壳,是鸡生得笨,所以这种蛋也称“拙蛋”,说是小孩子吃不得,吃了书念不好。反过来改成“巧蛋”,似乎就可通融,念书的孩子也马马虎虎准许吃了。这东西很多人是不吃的。因为看上去使人身上发麻,想一想也怪不舒服,总之吃这种东西很不高雅。很惭愧,我是吃过的,而且只好老实说,味道很不错。吃都吃过了,赖也赖不掉,想高雅也来不及了。——吃巧蛋的时候,看不见余老五了。清明前后,正是炕鸡子的时候;接着又得炕小鸭,四月。
蛋先得挑一挑。那是蛋行里人的责任。鸡鸭也有“种口”。哪一路的鸡容易养,哪一路的长得高大,哪一路的下蛋多,蛋行里的人都知道。生蛋收来之后,分别放置,并不混杂。分好后,剔一道,薄壳,过小,散黄,乱带,日久,全不要。——“乱带”是系着蛋黄的那道韧带断了,蛋黄偏坠到一边,不在正中悬着了。
再就是炕房师傅的事了。一间不透光的暗屋子,一扇门上开一个小洞,把蛋放在洞口,一眼闭,一眼睁,反复映看,谓之“照蛋”。第一次叫“头照”。头照是照“珠子”,照蛋黄中的胚珠,看是否受过精,用他们的说法,是“有”过公鸡或公鸭没有。没“有”过的,是寡蛋,出不了小鸡小鸭。照完了,这就“下炕”了。下炕后三四天,取出来再照,名为“二照”。二照照珠子“发饱”没有。头照很简单,谁都做得来。不用在门洞上,用手轻握如筒,把蛋放在底下,迎着亮光,转来转去,就看得出蛋黄里有没有晕晕的一个圆影子。二照要点功夫,胚珠是否隆起了一点,常常不易断定。珠子不饱的,要剔下来。二照剔下的蛋,可以照常拿到市上去卖,看不出是炕过的。二照之后,三照四照,隔几天一次。三四照后,蛋就变了。到知道炕里的蛋都在正常发育,就不再动它,静待出炕“上床”。
下了炕之后,不让人随便去看。下炕那天照例是猪头三牲,大香大烛,燃鞭放炮,磕头敬拜祖师菩萨,仪式十分庄严隆重。因为炕房一年就做一季生意,赚钱蚀本,就看这几天。因为父亲和余老五很熟,我随着他去看过。所谓“炕”,是一口一口缸,里头糊着泥和草,下面点着稻草和谷糠,不断用火烘着。火是微火,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太热了一炕蛋全熟了,太小了温度透不进蛋里去。什么时候加一点草、糠,什么时候撤掉一点,这是余老五的职分。那两天他整天不离一步。许多事情不用他自己动手。他只要不时看一看,吩咐两句,有下手徒弟照办。余老五这两天可显得重要极了,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他话很少,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他的神情很奇怪,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他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熟悉炕房情况的人,都说这行饭不容易吃。一炕下来,人要瘦一圈,像生了一场大病。吃饭睡觉都不能马虎一刻,前前后后半个多月!他也很少真正睡觉。总是躺在屋角一张小床上抽烟,或者闭目假寐,不时就着壶嘴喝一口茶,哑哑地说一句话。一样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没有,就凭他这个人,一个精细准确而又复杂多方的“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母性!)他身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蛋炕好了,放在一张一张木架上,那就是“床”。床上垫着棉花。放上去,不多久,就“出”了:小鸡一个一个啄破蛋壳,啾啾叫起来。这些小鸡似乎非常急于用自己的声音宣告也证实自己已经活了。啾啾啾啾,叫成一片,热闹极了。听到这声音,老板心里就开了花。而余老五的眼皮一麻搭,已经沉沉睡去了。小鸡子在街上卖的时候,正是余老五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得接连睡几天。——鸭子比较简单,连床也不用上;难的是鸡。
小鸡跟真正的春天一起来,气候也暖和了,花也开了。而小鸭子接着就带来了夏天。画“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往往画出黄毛小鸭。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季节上不大对。桃花开的时候小鸭还没有出来。小鸡小鸭都放在浅扁的竹笼里卖。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小鸡小鸭都很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傻气而固执。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蹿蹿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捉在手里,那点轻微的挣扎搔挠,使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
余大房何以生意最好?因为有一个余老五。余老五是这行的状元。余老五何以是状元?他炕出来的鸡跟别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炕出的鸡,他的鸡特别大。刚刚出炕的小鸡照理是一般大小,上戥子称,分量差不多,但是看上去,他的小鸡要大一圈!那就好看多了,当然有人买。怎么能大一圈呢?他让小鸡的绒毛都出足了。鸡蛋下了炕,几十个时辰。可以出炕了,别的师傅都不敢等到最后的限度,生怕火功水气错一点,一炕蛋整个地废了,还是稳一点。想等,没那个胆量。余老五总要多等一个半个时辰。这一个半个时辰是最吃紧的时候,半个多月的功夫就要在这一会见分晓。余老五也疲倦到了极点,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塌陷了,连颜色都变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疯狂。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恼怒,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很奇怪,他这时倒不走近火炕一步,只是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木床、棉絮,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吧?”摇摇头。——“起了罢?”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这是神圣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们赶紧一窝蜂似的取出来,简直是才放上床,小鸡就啾啾啾啾纷纷出来了。余老五自掌炕以来,从未误过一回事,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可是别人得不到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才分,是学问,强求不来。
余老五炕小鸭亦类此出色。至于照蛋、煨火,是尤其余事了。
因此他才配提了紫砂茶壶到处闲聊,除了掌炕,一事不管。人说不是他吃老板,是老板吃着他。没有余老五,余大房就不成其为余大房了。没有余大房,余老五仍是一个余老五。什么时候,他前脚跨出那个大门,后脚就有人替他把那把紫砂壶接过去。每一家炕房随时都在等着他。每年都有人来跟他谈的,他都用种种方法回绝了。后来实在麻烦不过,他就半开玩笑似的说:“对不起,老板连坟地都给我看好了!”
父亲说,后来余大房当真在泰山庙后,离炕房不远处,给他找了一块坟地。附近有一片短松林,我们小时常上那里放风筝。蚕豆花开得闹嚷嚷的,斑鸠在叫。
余老五高高大大,方肩膀,方下巴,到处方。陆长庚瘦瘦小小,小头,小脸。八字眉。小小的眼睛,不停地眨动。嘴唇秀小微薄而柔软。他是一个农民,举止言词都像一个农民,安分,卑屈。他的眼睛比一般农民要少一点惊惶,但带着更深的绝望。他不像余老五那样有酒有饭,有寄托,有保障。他是个倒霉人。他的脸小,可是脸上的纹路比余老五杂乱,写出更多的人性。他有太多没有说出来的俏皮笑话,太多没有浪费的风情,他没有爱抚,没有安慰,没有吐气扬眉,没有……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哪一件难得倒他。许多活计,他看一看就会,想一想就明白。他是窑庄一带的能人,是这一带茶坊酒肆、豆棚瓜架的一个点缀,一个谈话的题目。可是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不成功。日子越过越穷,他也就变得自暴自弃,变得懒散了。他好喝酒,好赌钱,像一个不得意的才子一样,潦倒了。我父亲知道他的本事,完全是偶然;他表演了那么一回,也是偶然!
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母亲葬在窑庄。窑庄有我们的一块地。这块地一直没有收成,沙性很重,种稻种麦,都不相宜,只能种一点豆子,长草。北乡这种瘦地很多,叫做“草田”。父亲想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农场,试种果树、棉花。把庄房收回来,略事装修,他平日就住在那边,逢年过节才回家。我那时才六岁,由一个老奶妈带着,在舅舅家住。有时老奶妈送我到窑庄来住几天。我很少下乡,很喜欢到窑庄来。
我又来了!父亲正在接枝。用来削切枝条的,正是这把拾掇鸭肫的角柄小刀。这把刀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刀刃若新发于硎。正在这时,一个长工跑来了:
“三爷,鸭都丢了!”
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父亲原说留他。他不干,他不相信从来没有结过一个棉桃的地方会长出棉花。他要退租。退租怎么维生?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不过很替他担心。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棉花也长出来了。
“倪二,你不相信我种得出棉花,我也不相信你养得好鸭子。现在地里一朵一朵白的,那是什么?”
“是棉花。河里一只一只肥的,是——鸭子!”
每天早晚,站在庄头,在沉沉雾霭、淡淡金光中,可以看到他喳喳叱叱赶着一大群鸭子经过荡口,父亲常常要摇头:
“还是不成,不‘像’!这些鸭跟他还不熟。照说,都就要卖了,那根赶鸭用的篙子就不大动了,可你看他那忙乎劲儿!”
倪二没有听见父亲说什么,但是远远地看到(或感觉到)父亲在摇头,他不服,他舞着竹篙,说:“三爷,您看!”
他的意思是说:就要到八月中秋了,这群鸭子就可以赶到南京或镇江的鸭市上变钱。今年鸡鸭好行市。到那时三爷才佩服倪二,知道倪二为什么要改行养鸭!
放鸭是很苦的事。问放鸭人,顶苦的是什么?“冷清”。放鸭和种地不一样。种地不是一个人,撒种、车水、薅草、打场,有歌声,有锣鼓,呼吸着人的气息。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一大清早,天才露白,撑一个浅扁小船,仅容一人,叫做“鸭撇子”,手里一根竹篙,篙头系着一把稻草或破蒲扇,就离开村庄,到茫茫的水里去了。一去一天,到天擦黑了,才回来。下雨天穿蓑衣,太阳大戴个笠子,天凉了多带一件衣服。“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远远地,偶尔可以听到远远的一两声人声,可是眼前只是一群扁毛畜生。有人爱跟牛、羊、猪说话。牛羊也懂人话。要跟鸭子谈谈心可是很困难。这些东西只会呱呱地叫,不停地用它的扁嘴呷喋呷喋地吃。
可是,鸭子肥了,倪二喜欢。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他算了算,刨去行佣、卡钱,连底三倍利。就要赶,问父亲那一百只鸭怎么说,是不是一起卖。今天早上,父亲想起留三十只送人,叫一个长工到荡里去告诉倪二。
“鸭都丢了!”
倪二说要去卖鸭,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这赶鸭是个险事,不是外行冒充得来的。
“不要!”
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留下三十只鸭,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长工一到荡口,问人:
“倪二呢?”
“倪二在白莲湖里。你赶快去看看。叫三爷也去看看。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
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三五八集期,父亲也带我去过。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地一闪,快如疾箭。
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父亲叫他:
“倪二。”
他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怎么办呢?
围着的人说:
“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
“哎,除非陆长庚。”
“只有老陆,陆鸭。”
陆长庚在哪里?
“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祃、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这副麻将牌丢了一张红中,是后配的),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
赌钱的人听到这个数目都捏着牌回过头来:十五块!十五块在从前很是一个数目了。他们看看倪二,又看看陆长庚。这时牌九桌上最大的赌注是一吊钱三三四,天之九吃三道。
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
“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扑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里小船的四围来。本来平静寥廓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
“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教你裹来了!”
倪二分辩。分辩也没用。他一伸手捞住了。
“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
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
他问人。
“你说多重?”
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他刀也不用,一指头往鸭子三岔骨处一捣,两只鸭挣扎都不挣扎,就死了。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
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
“没有!还剩一块!”
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怎么样了呢?
火车过来了。
“216!往北京的上行车。”老九说。
于是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一起听火车。老九和小吕都好像看见: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这些,老九和小吕都太熟悉了。夏天,他们睡得晚,老是到路口去看火车。可现在是冬天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小吕想象,灯光一定会从树墙子的枝叶空隙处漏进来,落到果园的地面上来吧。可能!他想象着那灯光映在大梨树地间作的葱畦里,照着一地的大葱蓬松的、干的、发白的叶子……
车轮的声音逐渐模糊成为一片,像刮过一阵大风一样,过去了。
“十点四十七。”老九说。老九在附近的山头上放了好几年羊了,他知道每一趟火车的时刻。
留孩说:“贵甲哥怎么还不回来?”
老九说:“他又排戏去了,一定回来得晚。”
小吕说:“这是什么奶哥!奶弟来了也不陪着,昨天是找羊,今天又去排戏!”
留孩说:“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常在一起了。”
老九说:“咱们烧山药吃,一边说话,一边等他。小吕,不是还有一包高山顶吗?坐上!外屋缸里还有没有水?”
“有!”
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小吕拿砂锅舀了多半锅水,抓起一把高山顶来撮在里面。这是老九放羊时摘来的。老九从麻袋里掏山药——他们在山坡上自己种的。留孩把炉子通了通,又加了点煤。
屋里一顺排了五张木床,连成一个大炕。一张是张士林的,他到狼山给场里买果树苗子去了。隔壁还有一间小屋,锅灶俱全,是老羊倌住的。老羊倌请了假,看他的孙子去了。今天这里只剩下四个孩子:他们三个,和那个正在排戏的。
屋里有一盏自造的煤油灯——老九用墨水瓶子改造的,一个炉子。外边还有一间空屋,是个农具仓库,放着硫铵、石灰、DDT、铁桶、木叉、喷雾器……外屋门插着。门外,右边是羊圈,里边卧着四百只羊;前边是果园,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葱,还有一堆没有窖好的蔓菁。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外边是无边的昏黑。方圆左近,就只有这个半山坡上有一点点亮光。夜,正在深浓起来。
小吕是果园的小工。这孩子长得清清秀秀的。原在本堡念小学。念到六年级了,忽然跟他爹说不想念了,要到农场做活去。他爹想:农场里能学技术,也能学文化,就同意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个心思。他有个哥哥,在念高中,还有个妹妹,也在上学。他爹在一个医院里当炊事员。他见他爹张罗着给他们交费,买书,有时要去跟工会借钱,他就决定了:我去做活,这样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我哥能够念多高就让他念多高。
这样,他就到农场里来做活了。他用一个牙刷把子,截断了,一头磨平,刻了一个小手章:吕志国。每回领了工资,除了伙食、零用(买个学习本,配两节电池……),全部交给他爹。有一次,不知怎么弄的(其实是因为他从场里给家里买了不少东西:菜,果子),拿回去的只有一块五毛钱。他爹接过来,笑笑说:
“这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吗?”
吕志国的脸红了。他知道他偶然跟同志们说过的话传到他爹那里去了。他爹并不是责怪他,这句嘲笑的话里含着疼爱。他爹想:困难是有一点的,哪里就过不去呢?这孩子!究竟走怎样一条路好:继续上学?还是让他在这个农场里长大起来?
小吕已经在农场里长大起来了。在菜园干了半年,后来调到果园,也都半年了。
在菜园里,他干得不坏,组长说他学得很快,就是有点贪玩。调他来果园时,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他像一个成年的大工一样,很爽快地说:“行!在哪里干活还不是一样。”乍一到果园时,他什么都不摸头,不大插得上手,有点别扭。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原来果园对他说来是个更合适的地方。果园里有许多活,大工来做有点窝工,一般女工又做不了,正需要一个伶俐的小工。登上高凳,爬上树顶,绑老架的葡萄条,果树摘心,套纸袋,捉金龟子,用一个小铁丝钩疏虫果,接了长长的竿子喷射天蓝色的波尔多液……在明丽的阳光和葱茏的绿叶当中做这些事,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是轻松的游戏,既“起了作用”,又很好玩,实在叫人快乐。这样的活,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不论在身体上、情绪上,都非常相投。
小吕很快就对果园的角角落落都熟悉了。他知道所有果木品种的名字:金冠、黄奎、元帅、国光、红玉、祝;烟台梨、明月、二十世纪;密肠、日面红、秋梨、鸭梨、木头梨;白香蕉、柔丁香、老虎眼、大粒白、秋紫、金铃、玫瑰香、沙巴尔、黑汗、巴勒斯坦、白拿破仑……而且准确地知道每一棵果树的位置。有时组长给一个调来不久的工人布置一件工作,一下子不容易说清那地方,小吕在旁边,就说:“去!小吕,你带他去,告诉他!”小吕有一件大红的球衣,干活时他喜欢把外面的衣裳脱去,于是,在果园里就经常看见通红的一团,轻快地、兴冲冲地弹跳出没于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丛绿之中,惹得过路的人看了,眼睛里也不由得漾出笑意,觉得天色也明朗,风吹得也舒服。
小吕这就真算是果园的人了。他一回家就是说他的果园。他娘、他妹妹都知道,果园有了多少年了,有多少棵树,单葡萄就有八十多种,好多都是外国来的。葡萄还给毛主席送去过。有个大干部要路过这里,毛主席跟他说:“你要过沙岭子,那里葡萄很好啊!”毛主席都知道的。果园里有些什么人,她们也都清清楚楚的了,大老张、二老张、大老刘、陈素花、恽美兰……还有个张士林!连这些人的家里的情形,他们有什么能耐,她们也都明明白白。连他爹对果园熟悉得也不下于他所在的医院了。他爹还特为上农场来看过他儿子常常叨念的那个年轻人张士林。他哥放暑假回来,第二天,他就拉他哥爬到孤山顶上去,指给他哥看:
“你看,你看!我们的果园多好看!一行一行的果树,一架一架的葡萄,整整齐齐,那么大一片,就跟画报上的一样,电影上的一样!”
小吕原来在家里住。七月,果子大起来了,需要有人下夜护秋。组长照例开个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小吕说,他愿意搬来住。一来夏天到秋天是果园最好的时候。满树满挂的果子,都着了色,发出香气,弄得果园的空气都是甜甜的,闻着都醉人。这时节小吕总是那么兴奋,话也多,说话的声音也大,好像家里在办喜事似的。二来是,下夜,睡在窝棚里,铺着稻草,星星,又大又蓝的天,野兔子窜来窜去,鸹鸹悠叫,还可能有狼!这非常有趣。张士林曾经笑他:“这小子,浪漫主义!”还有,搬过来,他可以和张士林在一起,日夜都在一起。
他很佩服张士林。曾经特为去照了一张相,送给张士林,在背面写道:“给敬爱的士林同志!”他用的字眼是充满真实的意思的。他佩服张士林那么年轻,才十九岁,就对果树懂得那么多。不论是修剪,是嫁接,都拿得起来,而且能讲一套。有一次林业学校的学生来参观,由他领着给他们讲,讲得那些学生一愣一愣的,不停地拿笔记本子记。领队的教员后来问张士林:“同志,你在什么学校学习过?”张士林说:“我上过高小。我们家世代都是果农,我是在果树林里长大的。”他佩服张士林说玩就玩,说看书就看书,看那么厚的,比一块城砖还厚的《果树栽培学各论》。佩服张士林能文能武,正跟场里的技术员合作搞试验,培养葡萄抗寒品种,每天拿个讲义夹子记载。佩服张士林能“代表”场里出去办事。采花粉呀,交换苗木呀……每逢张士林从场长办公室拿了介绍信,背上他的挎包,由宿舍走到火车站去,他就在心里非常羡慕。他说张士林是去当“大使”去了。小张一回来,他看见了,总是连蹦带跳地跑到路口去,一面接过小张的挎包,一面说:“嗬!大使回来了!”
他愿意自己也像一个真正的果园技工。可是自己觉得不像。缺少两样东西:一样是树剪子。这里凡是固定在果园做活的,每人都有一把树剪子,装在皮套子里,挎在裤腰带后面,远看像支勃朗宁手枪。他多希望也有一把呀,走出走进——赫!可是他没有。他也有使树剪子的时候。大的手术他不敢动,比如矫正树形,把一个茶杯口粗细的枝丫截掉,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像是丁个头什么的,这他可不含糊,拿起剪子叭叭地剪。只是他并不老使树剪子,因此没有他专用的,要用就到小仓库架子上去拿“官中”剪子。这不带劲!“官中”的玩意儿总是那么没味道,而且,当然总是,不那么好使。净“塞牙”,不快,费那么大劲,还剪不断。看起来倒像是你不会使剪子似的!气人。
组长大老张见小吕剪两下看看他那剪子,剪两下看看他那剪子,心里发笑。有一天,从他的锁着的柜子里拿出一把全新的苏式树剪,叫:“小吕!过来!这把剪子交给你,由你自己使:钝了自己磨,坏了自己修,绷簧掉了——跟公家领,可别老把绷簧搞丢了。小人小马小刀枪,正合适!”周围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把剪子特别轻巧,特别小。小吕这可高了兴了,十分得意地说:“做啥像啥,卖啥吆喝啥嘛!”这算了了一桩心事。
自从有了这把剪子,他真是一日三摩挲。除了晚上脱衣服上床才解下来,一天不离身。没有事就把剪子拆开来,用砂纸打磨得锃亮,拿在手里都是精滑的。
今天晚上没事,他又打磨他的剪子了,在216次火车过去以前,一直在细细地磨。磨完了,涂上一层凡士林,用一块布包起来——明年再用。葡萄条已经铰完,今年不再有使剪子的活了。
另外一样,是嫁接刀。他想明年自己就先练习削树码子,练得熟熟的,像大老刘一样!也不用公家的刀,自己买。用惯了,顺手。他合计好了:把那把双箭牌塑料把的小刀卖去,已经说好了,猪倌小白要。打一个八折。原价一块六,六八四十八,八得八,一块二毛八。再贴一块钱,就可以买一把上等的角柄嫁接刀!他准备明天就去托黄技师,黄技师两三天就要上北京。
老九用四根油浸过的细皮条编一条一根葱的鞭子。这是一种很难的编法,四股皮条,这么绕来绕去的,一走神,就错了花,就拧成麻花腰子了。老九就这么聚精会神地绕着,一面舔着他的舌头。绕一下,把舌头用力向嘴唇外边舔一下,绕一下,舔一下。有时忽然“唔”的一声,那就是绕错了花了,于是拆掉重来。他的确是用的劲儿不小,一根鞭子,道道花一般紧,地道活计!编完了,从墙上把那根旧鞭子取下来,拆掉皮鞘,把新鞭鞘结在那个楸子木刨出来的又重又硬又光滑的鞭杆子上,还挂在原来的地方。
可是这根鞭子他自己是用不成了。
老九算是这个场子里的世袭工人。他爹在场里赶大车,又是个扶耧的好手。他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在场里到处乱钻。使砖头砸杏儿、摘果子、偷萝卜、刨甜菜,都有他。稍大一点,能做点事了,就什么也做,放鸭子,喂小牛,搓玉米,锄豆埂……最近三年正式固定在羊舍,当“羊伴子”——小羊倌。老九是土生土长(小吕家是从外地搬来的),这一带地方,不论是哪个山豁豁,渠坳坳,他都去过,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尿尿都尿遍了”。这一带的人,不问老少男女,也无不知道有个秦老九。每天早起,日头上来,露水稍干的时候,只要听见: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边马儿跑……
就知是老九来了。——这孩子,生了一副上低音的宽嗓子!他每天把羊从圈里放出来,上了路,走在羊群前面,一定是唱这一支歌。一挥鞭子: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矮粗矮粗的个子,方头大脸,黑眉毛大眼睛,大嘴,大脚。老九这双鞋也是奇怪,实纳帮,厚布底,满底钉了扁头铁钉,还特别大,走起来忒楞忒楞地响。一摇一晃的,来了!后面是四百只白花花的、挨挨挤挤、颤颤悠悠的羊,无数的小蹄子踏在地上,走过去像下了一阵暴雨。
老九发育得快,看样子比小吕魁伟壮实得多,像个小大人了。可是,有一次,他拿了家里的碗去食堂买饭,那碗恰恰跟食堂的碗一样,正好食堂里这两天丢了几个碗,管理员看见了,就说是食堂的,并且大声宣告:“秦老九偷了食堂的碗!”老九把脸涨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忽然嚎叫起来:
“我×你妈!”
一面毫不克制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哭起来,使得一食堂的人都喝吼起来:
“㗒噫,不兴骂人!”
“有话慢慢说,别哭!”
老九要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在一个新单位,做了真正的“工人”,若是又受了点委屈,觉得自尊心受了损伤,还会这样哭,这样破口骂人么?
老九真的要走了,要去当炼钢工人去了。他有个舅舅,在二炼钢厂当工人,早就设法让老九进厂去学徒,他爹也愿意。有人问老九:
“老九,你咋啦,你不放羊了么?”
这叫老九很难回答。谁都知道炼钢好,光荣,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是放羊呢?他就说:
“我爹不愿意我放羊,他说放羊不好。”
他也竭力想同意他爹的看法,说:
“放羊不好,把人都放懒了,啥也不会!”
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同意!如果这话要是别人说的,他会第一个起来大声反驳:“你瞎说!你凭什么?”
放羊?嘿——
每天早起,打开羊圈门,把羊放出来。挥着鞭子,打着唿哨,嘴里“嗄!嗄!”地喝唤着,赶着羊上了路。按照老羊倌的嘱咐,上哪一座山。到了坡上,把羊打开,一放一个满天星——都匀匀地撒开;或者凤凰单展翅——顺着山坡,斜斜地上去,走成一溜。羊安安驯驯地吃开草,就不用操什么心了。羊群缓缓地往前推移,远看,像一片云彩在坡上流动。天也蓝,山也绿,洋河的水在树林子后面白亮白亮的。农场的房屋、果树,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列一列的火车过来过去,看起来又精巧又灵活,简直不像是那么大的玩意。真好呀,你觉得心都轻飘飘的。
“放羊不是艺,笨工子下不地!”不会放羊的,打都打不开。羊老是恋成一疙瘩,挤成一堆,走不成阵势,吃不好草。老九刚放羊时,也是这样。老九蹦过来,追过去,累得满头大汗,心里急得咚咚地跳,还是弄不好!有一次,老羊倌病了,就他跟丁贵甲两个人上山,丁贵甲也还没什么经验,竟至弄得羊散了群,几乎下不了山。现在,老羊倌根本不怎么上山了,他俩也满对付得了这四百只羊了。问老九:“放羊是咋放法?”他也说不出,但是他会告诉你老羊倌说过的:看羊群一走,就知道这羊倌放了几年羊了。
放羊的能吃到好东西。山上有野兔子,一个有六七斤重。有石鸡子,有半鴂子。石鸡子跟小野鸡似的,一个准有十两肉。半鴂子一个准是半斤。你听:“呱格丹,呱格丹!呱格丹!”那是母石鸡子唤她汉子了。你不要忙,等着,不大一会,就听见对面山上“呱呱呱呱呱呱……”你轻手轻脚地去,一捉就是一对。山上还有鸬鸬,就是野鸽子。“天鹅、地
,鸽子肉、黄鼠”,这是上讲究的。鸬鸬肉比鸽子还好吃。黄鼠也有,不过滩里更多。放羊的吃肉,只有一种办法:和点泥,把打住的野物糊起来,拾一把柴架起火来,烧熟。真香!山上有酸枣,有榛子,有橹林,有红姑蔫,有酸溜溜,有梭瓜瓜,有各色各样的野果。大北滩有一片大桑树林子,夏天结了满树的大桑葚,也没有人去采,落在地下,把地皮都染紫了。每回放羊回来经过,一定是“饱餐一顿”,吃得嘴唇、牙齿、舌头,都是紫的,真过瘾!……
放羊苦么?
咋不苦!最苦是夏天。羊一年上不上膘,全看夏天吃草吃得好不好。夏天放羊,又全靠晌午。“打柴一日,放羊一晌”。早起的露水草,羊吃了不好。要上膘,要不得病,就得吃太阳晒过的蔫筋草。可是这时正是最热的时候。不好找个阴凉地方躲着么?不行啊!你怕热,羊也怕热哩。它不给你好好地吃!它也躲阴凉。你看:都把头埋下来,挤成一疙瘩,净想躲在别的羊的影子里,往别个的肚子底下钻。这你就得不停地打。打散了,它就吃草了。可是打散了,一会会,它又挤到一块去!打散了,一会会,它又挤到一块去了。你想休息?歪想。一夏天这么大太阳晒着,烧得你嘴唇、上腭都是烂的!
真渴呀。这会,农场里给预备了行军壶,自然是好了。若是在旧社会,给地主家放羊,他不给你带水。给你一袋炒面,你就上山吧!你一个人,又不敢走远了去弄水,狼把羊吃了咋办?渴急了,就只好自己喝自己的尿。这在放羊的不是稀罕事。老羊倌就喝过,丁贵甲小时当小羊伴子,也喝过,老九没喝过。不过他知道这些事。就是有行军壶,你也不敢多喝。若是敞开来,由着性儿喝,好家伙,那得多少水?只好抿一点儿,抿一点儿,叫嗓子眼潮润一下就行。
好天还好说,就怕刮风下雨。刮风下雨也好说,就怕下雹子。老九就遇上过。有一回,在马脊梁山,遇了一场大雹子!下了足有二十分钟,足有鸡蛋大。砸得一群羊惊惶失措,满山乱跑,咩咩地叫成一片。砸坏了二三十只,跛了腿,起不来了。后来是老羊倌、丁贵甲和老九一趟一趟地抱回来的。吓得老九那天沉不住了,脸上一阵白,一阵紫,他觉得透不出气来。不是老羊倌把他那个竹皮大斗笠给他盖住,又给他喝了几口他带在身上的白酒,说不定就回不来啦。
但是这些,从来也没有使老九告过孬,发过怵。他现在回想起来倒都觉得很痛快,很甜蜜,很幸福。他甚至觉得遇上那场雹子是运气。这使他觉得生活丰富、充实,使他觉得自己能够算得上是一个有资格、有经验的羊倌了,是个见识过的、干过一点事情的人了,不再是只知道要窝窝吃的毛孩子了。这些,苦热、苦渴、风雨、冷雹,将和那些蓝天、白云、绿山、白羊、石鸡、野兔、酸枣、桑葚互相融合调和起来,变成一幅浓郁鲜明的图画,永远记述着秦老九的十五岁的少年的光阴,日后使他在不同的环境中还会常常回想。他从这里得到多少有用的生活的技能和知识,受了好多的陶冶和锻炼啊。这些,在他将来炼钢的时候,或者履行着别样的职务时,都还会在他的血液里涌洑,给予他持续的力量。
但是他的情绪日渐向往于炼钢了。他在电影里,在招贴画上,看过不少炼钢的工人,他的关于炼钢的知识和印象也就限于这些。他不止一次设想自己下一个阶段的样子——一个炼钢工人:戴一顶大八角鸭舌帽,帽舌下有一副蓝颜色的像两扇小窗户一样的眼镜,穿着水龙布的工作服——他不知那是什么布,只觉得很厚,很粗,场子里有水泵,水泵上用的管子也是用布做的,也很厚,很粗,他以为工作服就是那种布——戴了很大很大的手套,拿着一个很长的后面有个大圈的铁家伙……没人的时候,他站在床上,拿着小吕护秋用的标枪,比划着,比划着。他觉得前面,偏左一点,是炼钢的炉子,轰隆轰隆的熊熊的大火。他觉得火光灼着他的眼睛,甚至感觉得到他左边的额头和脸颊上明明有火的热度。他的眼睛眯细起来,眯细起来……他出神地体验着,半天,半天,一动也不动。果园的大老张一头闯进来,看见老九脸上的古怪表情(姿势赶快就改了,标枪也撂了,可是脸上没有来得及变样——他这么眯细着太久了,肌肉一下子也变不过来),忍不住问:“老九,你在干啥呢?你是怎么啦?”
今天晚上,老九可是专心致意地打了一晚上鞭子。你已经要去炼钢了,还编什么鞭子呢?
一来是习惯。他不还没有走吗?他明天把行李搬回去,叫他娘拆洗拆洗,三天后才动身呢。那么,既在这里,总要找点事做。这根鞭子早就想到要编了。编起来,他不用,总有人用。何况,他本来已经想好,在编着的时候又更确实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决定:这根鞭子送给留孩,明天走的时候送给他。
留孩和丁贵甲是奶兄弟。这一带风俗,对奶亲看得很重。结婚时先给奶爹奶母磕头;奶爹奶母死了,像给自己的爹妈一样地戴孝。奶兄弟,奶姊妹,比姨姑兄弟姊妹都亲。丁贵甲的亲娘还没有出月子就死了,丁贵甲从小在留孩娘跟前寄奶。后来丁贵甲的爹得了腰疼病,终于也死了。他在给人家当小羊伴子以前,一直就在留孩家长大。丁贵甲有时请假说回家看看,就指的是留孩的家。除此之外,他的家便是这个场了。
留孩一年也短不了来看他奶哥。过去大都是他爹带他来,这回是他自己来的——他爹在生产队里事忙,三五天内分不开身;而且他这回来和往回不同:他是来谈工作的。他要来顶老九的手。留孩早就想过这个场里来工作。他奶哥也早跟场领导提了。这回谈妥了,老九一走,留孩就搬过来住。
留孩,你为什么想到场子里来呢?这儿有你奶哥;还有?——“这里好。”这里怎么好?——“说不上来。”
……
这里有火车。
这里有电影,两个星期就放映一回,常演打仗片子,捉特务。
这里有很多小人书。图书馆里有一大柜子。
这里有很多机器。插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张牙舞爪,排成一大片。
这里庄稼都长得整齐。先用个大三齿耙似的家伙在地里划出线,长出来,笔直。
这里有花生、芝麻、红白薯……这一带都没有种过,也长得挺好。
有果园,有菜园。
有玻璃房子,好几排,亮堂堂的,冬天也结西红柿,结黄瓜。黄瓜那么绿,西红柿那么红,跟上了颜色一样。
有很多鸡,都一色是白的;有很多鸭,也一色是白的。风一吹,白毛儿忒勒勒飘翻起来,真好看。有很多很多猪,都是短嘴头子,大腮帮子,巴克夏,约克夏。这里还有养鱼池,看得见一条一条的鱼在水里游……
这里还有羊。这里的羊也不一样。留孩第一次来,一眼就看到:这里的羊都长了个狗尾巴。不是像那样扁不塌塌的沉甸甸颤巍巍地坠着,遮住屁股蛋子,而是很细很长的一条,当郎着。他先初以为这不像样子,怪寒碜的。后来当然知道,这不是本地羊,是本地羊和高加索绵羊的杂交种。这种羊,一把都抓不透的毛子,做一件皮袄,三九天你尽管躺到洋河冰上去睡觉吧!既是这样,那么尾巴长得不大体面,也就可以原谅了。
那两头“高加索”,好家伙,比毛驴还大。那么大个脑袋(老羊倌说一个脑袋有十三斤肉),两盘大角,不知绕了多少圈,最后还旋扭着向两边支出来。脖子下的皮皱成数不清的褶子,鼓鼓囊囊的,像围了一个大花领子。老是慢吞吞地、稳稳重重地在草地上踱着步。时不时地,停下来,斜着眼,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样子很威严,很尊贵。留孩觉得它很像张士林的一本游记书上画的盛装的非洲老酋长。老九叫他骑一骑。留孩说:“羊嘛,咋骑得!”老九说:“行!”留孩当真骑上去,不想它立刻围着羊舍的场子开起小跑来,步子又匀,身子又稳!原来这两只羊已经叫老九训练得很善于做本来是驴应做的事了。
留孩,你过两天就是这个场子里的一个农业工人了。就要每天和这两个老酋长,还有那四百只狗尾巴的羊做伴了,你觉得怎么样,好呢还是不好?——“好。”
场子里老一点的工人都还记得丁贵甲刚来的时候的样子。又干又瘦,披了件丁零当啷的老羊皮,一卷行李还没个枕头粗。问他多大了,说是十二,谁也不相信。待问过他属什么,算一算,却又不错。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寒簌簌的;见了人,总是那么怯生生的。有的工人家属见他走过,私下担心:这孩子怕活不出来,场子里支部书记有一天远远地看了他半天,说,这孩子怎么的呢,别是有病吧,送医院里检查检查吧。一检查:是肺结核。在医院整整住了一年,好了,人也好像变了一个。接着,这小子,好像遭了掐脖旱的小苗子,一朝得着足量的肥水,嗖嗖地飞长起来,三四年工夫,长成了一个肩阔胸高腰细腿长的,非常匀称挺拔的小伙子。一身肌肉,晒得紫黑紫黑的。照一个当饲养员的王全老汉的说法:像个小马驹子。
这马驹子如今是个无事忙,什么事都有他一份。只要是球,他都愿意摸一摸。放了一天羊,爬了一天山,走了那么远的路,回来扒拉两大碗饭,放下碗就到球场上去。逢到节日,有球赛,连打两场,完了还不休息。别人都已经走净了,他一个人在月亮地里还绷楞绷楞地投篮。摸鱼,捉蛇,掏雀,撵兔子,只要一声吆唤,马上就跟你走。哪里有夜战,临时突击一件什么工作,挑渠啦,挖沙啦,不用招呼,他扛着铁锨就来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吭吭就干起来。冬天刨冻粪,这是个最费劲的活,常言说:“刨过个冻粪哪,做过个怕梦哪!”他最愿意揽这个活。使尖镐对准一个口子,憋足了劲:“许一个猪头——开!许一个羊头——开!开——开!狗头也不许了!”这小伙子好像有太多过剩的精力,不找点什么重实点的活消耗消耗,就觉得不舒服似的。
小伙子一天无忧无虑,不大有心眼。什么也不盘算。开会很少发言,学习也不大好,在场里陆续认下的两个字还没有留孩认得的多。整天就知道干活、玩。也喜欢看电影。他把所有的电影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打仗的,一类是找媳妇的。凡是打仗的,就都“好!”凡是找媳妇的,就“唩噫,不看不看!”找媳妇的电影尚且不看,真的找媳妇那更是都不想了。他奶母早就想张罗着给他寻一个对象了。每次他回家,他奶母都问他场子里有没有好看的姑娘,他总是回答得不得要领。他说林凤梅长得好,五四也长得好。问了问,原来林凤梅是场里生产队长的爱人,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五四是个幼儿园的孩子,一九五四年生的!好像恰恰是和他这个年龄相当的,他都没有留心过。奶母没法,只好摇头。其实场子里这个年龄的,很有几个,也有几个长得不难看的。她们有时谈悄悄话的时候,也常提到他。有一个念过一年初中的菜园组长的女儿,给他做了个鉴定,说:“他长得像周炳,有一个名字正好送给他:《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其余几个没有看过《三家巷》的,就找了这本小说来看。一看,原来是“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她们咯咯咯地笑了一晚上。于是每次在丁贵甲走过时,她们就更加留神看他,一面看,一面想想这个名字,便咯咯咯地笑。这很快就固定下来,成为她们私下对于他的专用的称呼,后来又简化、缩短,由“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变成“很俊的”——正在做活,有人轻轻一嘀咕:“嗨!很俊的来了!”于是都偷眼看他,于是又咯咯咯地笑。
这些,丁贵甲全不理会。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名字。起先两回,有人在他身后咯咯地笑,笑得他也疑惑,怕是老九和小吕在他歇晌时给他在脸上画了眼镜或者胡子。后来听惯了,也不以为意,只是在心里说:丫头们,事多!
其实,丁贵甲因为从小失去爹娘,多受苦难,在情绪上智慧上所受的启发诱导不多;后来在这样一个集体的环境中成长,接触的人事单纯,又缺少一点文化,以致形成他思想单纯,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愣,不那么精灵。这是一块璞,如果在一个更坚利精微的砂轮上磨铣一回,就会放出更晶莹的光润。理想的砂轮,是部队。丁贵甲正是日夜念念不忘地想去参军。他之所以一点也不理会“丫头们”的事,也和他的立志做解放军战士有关。他现在正是服役适龄。上个月底,刚满十八足岁。
丁贵甲这会儿正在演戏。他演戏,本来不合适,嗓子不好,唱起来不搭调。而且他也未必是对演戏本身真有兴趣。真要派他一个重要一点的角色,他会以记词为苦事,背锣经为麻烦。他的角色也不好派,导演每次都考虑很久,结果总是派他演家院。就是演家院,他也不像个家院。照一个天才鼓师(这鼓师即猪倌小白,比丁贵甲还小两岁,可是打得一手好鼓)说:“你根本就一点都不像一个古人!”可不是,他直直地站在台上,太健康,太英俊,实在不像那么一回事,虽则是穿了老斗衣,还挂了一副白满。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心地去。他大概不过是觉得排戏人多,好玩。红火,热闹,大锣大鼓地一敲,哇哇地吼几嗓子,这对他的蓬勃炽旺的生命,是能起鼓扬疏导作用的。他觉得这么闹一阵,舒服。不然,这么长的黑夜,你叫他干什么去呢,难道像王全似的摊开盖窝睡觉?
现在秋收工作已经彻底结束,地了场光,粮食入库,冬季学习却还没有开始,所以场里决定让业余剧团演两晚上戏,劳逸结合。新排和重排的三个戏里都有他,两个是家院,一个是中军。以前已经拉了几场了,最近连排三个晚上,可是他不能去,这把他着急坏了。
因为丢了一只半大羊羔子。大前天,老九舅舅来了,早起老九和丁贵甲一起把羊放上山,晌午他先回一步,丁贵甲一个人把羊赶回家的。入圈的时候,一数,少了一只。丁贵甲连饭也没吃,告诉小吕,叫他请大老张去跟生产队说一声,转身就返回去找了。找了一晚上,十二点了,也没找到。前天,叫老九把羊赶回来,给他留点饭,他又一个人找了一晚上,还是没找到。回来,老九给他把饭热好了,他吃了多半碗就睡了。这两天老羊倌又没在,也没个人讨主意!昨天,生产队长说:找不到就算了,算是个事故,以后不要麻痹。看样子是找不到了,两夜了,不是叫人拉走,也要叫野物吃了。但是他不死心,还要找。他上山时就带了一点干粮,对老九说:“我准备找一通夜!找不到不回来。若是人拉走了,就不说了;若是野物吃了,骨头我也要找它回来,它总不能连皮带骨头全都咽下去。不过就是这么几座山,几片滩,它不能土遁了,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把你盖遍了,我看你跑到哪里去!”老九说他把羊赶回去也来,还可以叫小吕一起来帮助找,丁贵甲说:“不。家里没有人怎么行?晚上谁起来看羊圈?还要焖料——玉黍在老羊倌屋里,先用那个小麻袋里的。小吕子不行,他路不熟,胆子也小,黑夜没有在山野里待过。”正说着,他奶弟来了。他知道他这天来的,就跟奶弟说:“我今天要找羊。事情都说好了,你请小吕陪你到办公室,填一个表,我跟他说了。晚上你先睡吧,甭等我。我叫小吕给你借了几本小人书,你看。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先找一下大老张,让他告给你。”
晚上,老九和留孩都已经睡实了,小吕也都正在迷糊着了——他们等着等着都困了,忽然听见他连笑带嚷地来了:
“哎!找到啦!找到啦!还活着哩!哎!快都起来!都起来!找到啦!我说它能跑到哪里去呢?哎——”
这三个人赶紧一骨碌都起来,小吕还穿衣裳,老九是光着屁股就跳下床来了。留孩根本没脱——他原想等他奶哥的,不想就这么睡着了,身上的被子也不知是谁给搭上的。
“找到啦?”
“找到啦!”
“在哪儿哪?”
“在这儿哪。”
原来他把自己的皮袄脱下来给羊包上了,所以看不见。大家于是七手八脚地给羊舀一点水,又倒了点精料让它吃。这羔子,饿得够呛,乏得不行啦。一面又问:
“在哪里找到的?”
“怎么找到的?”
“黑咕隆咚的,你咋看见啦?”
丁贵甲嚼着干粮(他干粮还没吃哩),一面喝水,一面说:
“我哪儿哪儿都找了。沿着我们那天放羊走过的地方,来回走了三个过儿——前两天我都来回地找过了:没有!我心想:哪儿去了呢?我一边找,一边捉摸它的个头、长相,想着它的叫声,忽然,我想起:叫叫看,怎么样?试试!我就叫!满山遍野地叫。不见答音。四外静悄悄的,只有宁远铁厂的吹风机远远地呼呼地响,也听不大真切,就我一个人的声音。我还叫。忽然,——‘咩……’我说,别是我耳朵听差了音,想的?我又叫——‘咩……咩……’这回我听真了,没错!这还能错?我天天听惯了的,娇声娇气的!我赶紧奔过去——看我膝盖上摔的这大块青,——破了!路上有棵新伐树桩子,我一喜欢,忘了,叭叉摔出去丈把远,喔唷,真他妈的!肿了没有?老九,给我拿点碘酒——不要二百二,要碘酒,妈的,辣辣的,有劲!——把我帽子都摔丢了!我找了羊,又找帽子。找帽子又找了半天!真他妈缺德!他早不伐树晚不伐树,赶爷要找羊,他伐树!
“你说在哪儿找到的?太史弯不有个荒沙梁子吗?拐弯那儿不是叫山洪冲了个豁子吗?笔陡的,那底下不是坟滩吗?前天,老九,我们不是看见人家迁坟吗,刨了一半,露了棺材,不知为什么又不刨了!这毬东西,爷要打你!它不是老爱走外手边吗,大概是豁口那儿沙软了,往下塌,别的羊一挤,它就滚下去了!有那么巧,可正掉在坟窟窿里!掉在烂棺材里!出不来了!棺材在土里埋了有日子了,糟朽了,它一砸,就折了,它站在一堆死人骨头里,——那里头倒不冷!不然饿不杀你也冻杀你!外边挺黑。可我在黑里头久了,有点把星星的光就能瞅见。我又叫一声——‘咩……’不错!就在这里。它是白的,我模模糊糊看见有一点白晃晃的,下面一摸,正是它!小东西!可把爷担心得够呛!累得够呛!明天就叫伙房宰了你!我看你还爱走外手边!还爱走外手边?唔?”
等羊缓过一点来,有了精神,把它抱回羊圈里去,收拾睡下,已经是后半夜了。
今天,白天他带着留孩上山放了一天羊,告诉他什么地方的草好,什么地方有毒草。几月里放阳坡,上什么山;几月里放阴坡,上什么山;什么山是半椅子臂,该什么时候放。哪里蛇多,哪里有个暖泉,哪里地里有碱。看见大栅栏落下来了,千万不能过——火车要来了。片石山每天十一点五十要放炮崩山,不能去那里……其实日子长着呢,非得赶今天都告诉你奶弟干什么?
晚上,烧了一个小吕在果园里拾来的刺猬,四个人吃了,玩了一会,他就急急忙忙去侍候他的家爷和元帅去了,他知道奶弟不会怪他的。到这会还不回来。
小吕从来没放过羊,他觉得很奇怪,就问老九和留孩:
“你们每天放羊,都数么?”
留孩和老九同声回答:
“当然数,不数还行哩?早起出圈,晚上回来进圈,都数。不数,丢了你怎么知道?”
“那咋数法?”
咋数法?留孩和老九不懂他的意思,两个人互相看看。老九想了想,哦!
“也有两个一数的,也有三个一数的,数得过来五个一数也行,数不过来一个一个地数!”
“不是这意思!羊是活的嘛!它要跑,这么蹿着蹦着挨着挤着,又不是数一笸箩梨,一把树码子,摆着。这你怎么数?”
老九和留孩想一想,笑起来。是倒也是,可是他们小时候放羊用不着他们数,到用到自己数的时候,自然就会了。从来没发生这样的问题。老九又想了想,说:
“看熟了。羊你都认得了,不会看花了眼的。过过眼就行。猪舍那么多猪,我看都是一样。小白就全都认得,小猪娃子跑出来了,他一把抱住,就知往哪个圈里送。也是熟了,一样的。”
小吕想象,若叫自己数,一定不行,非数乱了不可!数着数着,乱了——重来;数着数着,乱了——重来!那,一天早上也出不了圈,晚上也进不了家,净来回数了!他想着那情景,不由得嘿嘿地笑起来,下结论说:
“真是隔行如隔山。”
老九说:
“我看你给葡萄花去雄授粉,也怪麻烦的!那么小的花须,要用镊子夹掉,还不许蹭着柱头!我那天夹了几个,把眼都看酸了!”
小吕又想起昨天晚上丁贵甲一个人满山叫小羊的情形,想起那么黑,那么静,就只听见自己的声音,想起坟窟窿、棺材,对留孩说:
“你奶哥胆真大!”
留孩说:“他现在胆大,人大了。”
小吕问留孩和老九:
“要叫你们去,一个人,敢么?”
老九和留孩都没有肯定地回答。老九说:
“丁贵甲叫羊急的,就是怕,也顾不上了。事到临头,就得去。这一带他也走熟了。他晚上排戏还不老是十一二点回来。也就是解放后,我爹说,十多年头里,过了扬旗,晚上就没人敢走了。那里不清静,劫过人,还把人杀了。”
“在哪里?”
“过了扬旗。准地方我也不知道。”
“……”
“——这里有狼么?”小吕想到狼了。
“有。”
“河南狼多,”留孩说,“这两年也少了。”
“他们说是五八年大炼钢铁炼的,到处都是火,烘烘烘,狼都吓得进了大山了。有还是有的。老郑黑夜浇地还碰上过。”
“那我怎么下了好几个月夜,也没碰上过?”
“有!你没有碰上就是了。要是谁都碰上,那不成了口外的狼窝沟了!这附近就有,还来果园。你问大老刘,他还打死过一只——一肚子都是葡萄。”
小吕很有兴趣了,留孩也奇怪,怎么都是葡萄,就都一起问:
“咋回事?咋回事?”
“那年,还是李场长在的时候哩!葡萄老是丢,而且总是丢白香蕉。大老刘就夜夜守着,原来不是人偷的,是一只狼。李场长说:‘老刘,你敢打么?’老刘说:‘敢!’老刘就对着它每天来回走的那条车路,挖了一道壕子,趴在里面,拿上枪,上好子弹,等着——”
“什么枪,是这支火枪么?”
“不是,”老九把羊舍的火枪往身边靠了靠,说,“是老陈守夜的快枪——等了它三夜,来了!一枪就给撂倒了。打开膛:一肚子都是葡萄,还都是白香蕉!这老家伙可会挑嘴哩,它也知道白香蕉葡萄好吃!”
留孩说:“狼吃葡萄么?狼吃肉,不是说‘狼行千里吃肉’么?”
老九说:“吃。狼也吃葡萄。”
小吕说:“这狼大概是个吃素的,是个把斋的老道!”
说得留孩和老九都笑起来。
“都说狼会赶羊,是真的么?狼要吃哪只羊,就拿尾巴拍拍它,像哄孩子一样,羊就乖乖地在前头走,是真的么?”
“哪有这回事!”
“没有!”
“那人怎么都这么说?”
“是这样——狼一口咬住羊的脖子,拖着羊,羊疼哩,就走,狼又用尾巴抽它,——哪是拍它!唿擞——唿擞——唿擞,看起来轻轻的,你看不清楚,就像狼赶羊,其实还是狼拖羊。它要不咬住它,它跟你走才怪哩!”
“你们看见过么?留孩,你见过么?”
“我没见过,我是在家听贵甲哥说过的。贵甲哥在家给人当羊伴子时候,可没少见过狼。他还叫狼吓出过毛病,这会不知好了没有,我也没问他。”
这连老九也不知道,问:
“咋回事?”
“那年,他跟上羊倌上山了。我们那里的山高,又陡,差不多的人连羊路都找不到。羊倌到沟里找水去了,叫贵甲哥一个人看一会。贵甲哥一看,一群羊都惊起来了,一个一个哆里哆嗦的,又低低地叫唤。贵甲哥心里唿通一下——狼!一看,灰黄灰黄的,毛茸茸的,挺大,就在前面山杏丛里。旁边有棵树,吓得贵甲哥一蹿就上了树。狼叼了一只大羔子,使尾巴赶着,㗭拉一下子就从树下过去了,吓得贵甲哥尿了一裤子。后来,只要有点着急事,下面就会津津地漏出尿来。这会他胆大了,小时候,——也怕。”
“前两天丢了羊,也着急了,咱们问问他尿了没有?”
“对!问他!不说就扒他的裤子检查!”
茶开了,小吕把砂锅端下来,把火边的山药翻了翻。老九在挎包里摸了摸,昨天吃剩的朝阳瓜子还有一把,就兜底倒出来,一边喝着高山顶,一边嗑瓜子。
“你们说,有鬼没有?”这回是老九提出问题。
留孩说:“有。”
小吕说:“没有。”
“有,”老九自己说,“就在咱们西南边,不很远,从前是个鬼市,还有鬼饭馆。人们常去听,半夜里,乒乒乓乓地炒菜,勺子铲子响,可热闹啦!”
“在哪里?”这小吕倒很想去听听,这又不可怕。
“现在没有了。现在那边是兽医学校的牛棚。”
“哎噫——”小吕失望了,“我不相信,这不知是谁造出来的!鬼还炒菜?!”
留孩说:“怎么没有鬼?我听我大爷说过:
“有一帮河南人,到口外去割莜麦。走到半路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天也黑夜了,有一个旧马棚,空着,也还有个门,能插上,他们就住进去了。在一个大草滩子里,没有一点人烟。都睡下了。有一个汉子烟瘾大,点了个蜡头在抽烟。听到外面有人说: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这么一块毡子啊!’
“这汉子也没理会,就答了一声:
“‘知道啦。’
“一会儿,又是: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这么一块毡子啊!’
“‘知道啦。’
“一会儿,又来啦: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我就这么一块疙瘩毡子!’
“‘知道啦!你怎么这么噜苏啊!’
“‘我怎么噜苏啦?’
“‘你就是噜苏!’
“‘我怎么噜苏?’
“‘你噜苏!’
“两个就隔着门吵起来,越吵越凶。外面说:
“‘你敢给爷出来!’
“‘出来就出来!’
“那汉子伸手就要拉门,回身一看:所有的人都拿眼睛看住他,一起轻轻地摇头。这汉子这才想起来,吓得脸煞白——”
“怎么啦?”
“外边怎么可能有人啊,这么个大草滩子里?撒尿怎么会尿湿了他的毡子啊?他们都想,来的时候仿佛离墙不远有一疙瘩土,像是一个坟。这是鬼,也是像他们一样背了一块毡子来割莜麦的,死在这里了。这大概还是一个同乡。
“第二天,他们起来看,果然有一座新坟。他们给他加加土,就走了。”
这故事倒不怎么可怕,只是说得老九和小吕心里都为个客死在野地里的只有一块毡子的河南人很不好受。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也不想喝茶了,瓜子还剩一小撮,也不想吃了。
过了一会,忽然,老九的脸色一沉:
“什么声音?”
是的!轻轻的,但是听得很清楚,有点像羊叫,又不太像。老九一把抓起火枪:
“走!”
留孩立刻理解:羊半夜里从来不叫,这是有人偷羊了!他跟着老九就出来。两个人直奔羊圈。小吕抓起他的标枪,也三步抢出门来,说:“你们去羊圈看看,我在这里,家里还有东西。”
老九、留孩用手电照了照几个羊圈,都好好的,羊都安安静静地卧着,门、窗户,都没有动。正察看着,听见小吕喊:
“在这里了!”
他们飞跑回来,小吕正闪在门边,握着标枪,瞄着屋门:
“在屋里!”
他们略一停顿,就一齐踢开门进去。外屋一照,没有。上里屋。里屋灯还亮着,没有。床底下!老九的手电光刚向下一扫,听见床下面“扑哧”的一声——
“他妈的,是你!”
“好!你可吓了我们一跳!”
丁贵甲从床底下爬出来,一边爬,一边笑得捂着肚子。
“好!耍我们!打他!”
于是小吕、老九一齐扑上去,把丁贵甲按倒,一个压住脖子,一个骑住腰,使劲打起来。连留孩也上了手,拽住他企图往上翻拗的腿。一边打,一边说,骂;丁贵甲在下面一边招架,一边笑,说。
“我看见灯……还亮着……我说,试试这几个小鬼!……我早就进屋了!拨开门划,躲在外屋……我嘻嘻嘻……叫了一声,听见老九,嘻嘻嘻嘻——”
“妈的!我听见‘呣——咩’的一声,像是只老公羊!是你!这小子!这小子!”
“老九……拿了手电嘻嘻就……走!还拿着你娘的……火枪嘻嘻,呜噫,别打头!小吕嘻嘻嘻拿他妈一根破标……枪嘻嘻,你们只好……去吓鸟!”
这么一边说着,打着,笑着,滚着,闹了半天,直到丁贵甲在下面说:
“好香!煨了……山药……煨了!哎哟……我可饿了!”
他们才放他起来。留孩又去捅了捅炉子,把高山顶又坐热了,大家一边吃山药,一边喝茶,一边又重复地演述着刚才的经过。
他们吃着,喝着,说了又说,笑了又笑。当中又夹着按倒,拳击,捧腹,搂抱,表演,比划。他们高兴极了,快乐极了,简直把这间小屋要闹翻了,涨破了,这几个小鬼!他们完全忘记了现在是很深的黑夜。
明天,他们还会要回味这回事,还会说、学、表演、大笑,而且等张士林回来一定会告诉张士林,会告诉陈素花、恽美兰,并且也会说给大老张听的。将来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还会谈起这一晚上的事,还会觉得非常愉快。今夜,他们笑够了,闹够了,现在都安静了,睡下了。起先,隔不一会还有人含含糊糊地说一句什么,不知是醒着还是在梦里,后来就听不到一点声息了。这间在昏黑中哗闹过、明亮过的半坡上的羊舍屋子,沉静下来,在拥抱着四山的广阔、丰美、充盈的暗夜中消融。一天就这样地过去了。夜在进行着,夜和昼在渗入、交递,开往北京的216次列车也正在轨道上奔驰。
明天,就又是一天了。小吕将会去找黄技师,置办他的心爱的嫁接刀。老九在大家的帮助下,会把行李结束起来,走上他当一个钢铁工人的路。当然,他会把他新编得的羊鞭交给留孩。留孩将要来这个很好的农场里当一名新一代的牧羊工。征兵的消息已经传开,说不定场子里明天就接到通知,叫丁贵甲到曾经医好他肺结核的医院去参加体格检查,准备入伍、受训,在他所没有接触过的山水风物之间,在蓝天或绿海上,戴起一顶缀着红徽的军帽。这些,都在夜间趋变为事实。
这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夜。但是人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黑夜一黑夜地长起来的。正如同庄稼,每天观察,差异也都不太明显,然而它发芽了,出叶了,拔节了,孕穗了,抽穗了,灌浆了,终于成熟了。这四个现在在一排并睡着的孩子(四个枕头各托着一个蓬蓬松松的脑袋),他们也将这样发育起来。在党无远弗及的阳光照煦下,经历一些必要的风风雨雨,都将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
现在,他们都睡了。灯已经灭了。炉火也封住了。但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有隐隐的火光在泄漏,而映得这间小屋充溢着薄薄的、十分柔和的、蔼然的红晖。
睡吧,亲爱的孩子。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费工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饮,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一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保全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保全堂的廊檐宽,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药铺抓药的,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地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地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瓷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买他的东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烟店是个老字号,专卖旱烟,做门市,也做批发。一边是柜台,一边是刨烟的作坊。这一带抽的旱烟是刨成丝的。刨烟师傅把烟叶子一张一张立着叠在一个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绳木楔卡紧,两腿夹着床子,用一个刨刃有半尺宽的大刨子刨。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套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他们身上也到处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原来,源昌号每天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每天总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边看。后来减成三个,两个,一个。最后连这一个也辞了。这家的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也还卖一点趸来的旱烟、皮丝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挺敞亮的店堂变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无精打采了。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就是原来刨烟师傅刨烟的地方。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也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即以熏烧而论,除了原有的回卤豆腐干、牛肉、猪头肉、蒲包肉之外,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卖鹌鹑;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蜡笺写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么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地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招贴告示中间,他最注意的是说书的报条。那是三寸宽、四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维扬×××先生在×××(茶馆)开讲××(三国、水浒、岳传……)是月×日起风雨无阻”。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近年来,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小蓬莱、五柳园(这都是说书的茶馆),都去,三国、水浒、岳传,都听。尤其是夏天,天长,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长衫,拿了一吊钱,就去了。下午的书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这里说书的规矩是在说书先生说到预定的地方,留下一个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声“明日请早——!”听客们就纷纷起身散场),这耽误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这一段时间得空。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里都可赌钱。初一起,不做生意,铺门关起来,里面黑洞洞的。保全堂柜台里身,有一个小穿堂,是供神农祖师的地方,上面有个天窗,比较亮堂。拉开神农画像前的一张方桌,哗啦一声,骨牌和骰子就倒出来了。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他曾得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一大疤,小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巴颜喀拉山”,这外号竟传开了,一街人都叫他巴颜喀拉山,虽然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王二。输赢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十吊钱推一庄。十吊钱相当于三块洋钱。下注稍大的是一吊钱三三四。一吊钱分三道:三百、三百、四百。七点赢一道,八点赢两道,若是抓到一副九点或是天地杠,庄家赔一吊钱。王二下“三三四”是常事。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赢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两庄。推牌九这玩意,财越大,气越粗,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
王二把他的买卖乔迁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点以后他一定还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店堂里来坐个点把钟。儿子大了,晚上再来的零星生意,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
且说保全堂。
这是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不知为什么,这药店的东家用人,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从管事的到挑水的,一律是淮城人。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轮流回家,去干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他们的老婆就守十一个月的寡。药店的“同仁”,一律称为“先生”。先生里分为几等。一等的是“管事”,即经理。当了管事就是终身职务,很少听说过有东家把管事辞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会延聘一位新管事。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因此,他对生意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他照例一个人单独睡在神农像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名叫“后柜”。总账、银钱,贵重的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在他身上,——人参、鹿茸不算什么贵重东西。吃饭的时候,管事总是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几人?全城一共才有那么几家药店。保全堂的管事姓卢。二等的叫“刀上”,管切药和“跌”丸药。药店每天都有很多药要切。“饮片”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直接影响生意好坏。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药是什么人切出来的。“刀上”是个技术人员,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饭时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头席总是虚着的。逢年过节,药王生日(药王不是神农氏,却是孙思邈),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县头一把刀,他要是闹脾气辞职,马上就有别家抢着请他去。好在此人虽有点高傲,有点倔,却轻易不发脾气。他姓许。其余的都叫“同事”。那读法却有点特别,重音在“同”字上。他们的职务就是抓药,写账。“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辞退时“管事”并不说话,只是在腊月有一桌辞年酒,算是东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请到上席去,该“同事”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地卷起铺盖另谋高就。当然,事前就从旁漏出一点风声的,并不当真是打一闷棍。该辞退“同事”在八月节后就有预感。有的早就和别家谈好,很潇洒地走了;有的则请人斡旋,留一年再看。后一种,总要做一点“检讨”,下一点“保证”。“回炉的烧饼不香”,辞而不去,面上无光,身价就低了。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经有三次要被请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终于没有坐上席,一则是同行店伙纷纷来说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二则,他还有一点好处,即不回家。他四十多岁了,却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他没有娶过亲。这样,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了。每逢他的喘病发作时,有人问:“陶先生,你这两天又不大好吧?”他就一面喘嗽着一面说:“啊不,很好,很(呼噜呼噜)好!”
以上,是“先生”一级。“先生”以下,是学生意的。药店管学生意的却有一个奇怪称呼,叫做“相公”。
因此,这药店除煮饭挑水的之外,实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
保全堂的几位“相公”都已经过了三年零一节,满师走了。现有的“相公”姓陈。
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
他一天的生活如下:起得比谁都早。起来就把“先生”们的尿壶都倒了涮干净控在厕所里。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开门。这地方的店铺大都是“铺闼子门”,——一列宽可一尺的厚厚的门板嵌在门框和门槛的槽子里。陈相公就一块一块卸出来,按“东一”“东二”“东三”“东四”,“西一”“西二”“西三”“西四”次序,靠墙竖好。晒药,收药。太阳出来时,把许先生切好的“饮片”,“跌”好的丸药,——都放在匾筛里,用头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的晒台上放好;傍晚时再收下来。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其余的时候,就很刻板枯燥了。碾药。两脚踏着木板,在一个船形的铁碾槽子里碾。倘若碾的是胡椒,就要不停地打嚏喷。裁纸。用一个大弯刀,把一沓一沓的白粉连纸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包药用。刷印包装纸。他每天还有两项例行的公事。上午,要搓很多抽水烟用的纸媒子。把装铜钱的钱板翻过来,用“表心纸”一根一根地搓。保全堂没有人抽水烟,但不知什么道理每天都要搓许多纸媒子,谁来都可取几根,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下午,擦灯罩。药店里里外外,要用十来盏煤油灯。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从上灯起,直到王二过店堂里来闲坐,他一直都在摊膏药。到十点多钟,把先生们的尿壶都放到他们的床下,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上了门,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先生们都睡在后面的厢屋里,陈相公睡在店堂里。把铺板一放,铺盖摊开,这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地了。临睡前他总要背两篇《汤头歌诀》,——药店的先生总要懂一点医道。小户人家有病不求医,到药店来说明病状,先生们随口就要说出:“吃一剂小柴胡汤吧”“服三服藿香正气丸”“上一点七厘散”。有时,坐在被窝里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想不一会,困了,把脑袋放倒,立刻就响起了很大的鼾声。
陈相公已经学了一年多生意了。他已经给赵公元帅和神农爷烧了三十次香。初一、十五,都要给这二位烧香,这照例是陈相公的事。赵公元帅手执金鞭,身骑黑虎,两旁有一副八寸长的小对联:“手执金鞭驱宝至,身骑黑虎送财来”。神农爷虬髯披发,赤身露体,腰里围着一圈很大的树叶,手指甲、脚指甲都很长,一只手捏着一棵灵芝草,坐在一块石头上。陈相公对这二位看得很熟,烧香的时候很虔敬。
陈相公老是挨打。学生意没有不挨打的,陈相公挨打的次数也似稍多了一点。挨打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做错了事:纸裁歪了,灯罩擦破了。这孩子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打他的多是卢先生。卢先生不是暴脾气,打他是为他好,要他成人。有一次可挨了大打。他收药,下梯一脚踩空了,把一匾筛泽泻翻到了阴沟里。这回打他的是许先生。他用一根闩门的木棍没头没脸地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得这孩子哇哇地乱叫:“哎呀!哎呀!我下回不了!下回不了!哎呀!哎呀!我错了!哎呀!哎呀!”谁也不能去劝,因为知道许先生的脾气,越劝越打得凶,何况他这回的错是不小。后来还是煮饭的老朱来劝住了。这老朱来得比谁都早,人又出名地忠诚耿直。他从来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一点锅巴吃。因此,一店人都对他很敬畏。他一把夺过许先生手里的门闩,说了一句话:“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陈相公挨了打,当时没敢哭。到了晚上,上了门,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半天。他向他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
王二每天到保全堂店堂里来,是因为这里热闹。别的店铺到九点多钟,就没有什么人,往往只有一个管事在算账,一个学徒在打盹。保全堂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这些先生都是无家可归的光棍,这时都聚集到店堂里来。还有几个常客,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巴颜喀拉山,给人家熬鸦片烟的老炳,还有一个张汉。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却都叫他张汉。此人有七十岁了,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一个尖尖的鼻子。他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比如说抽烟,他就告诉你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是鸦片。“潮”是潮烟,这地方谁也没见过。说喝酒,他就能说出山东黄、状元红、莲花白……说喝茶,他就告诉你狮峰龙井、苏州的碧螺春,云南的“烤茶”是在怎样一个罐里烤的,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还小,就是吃了一只炖肘子,也只能喝三杯,这茶太酽了。他熟读《子不语》《夜雨秋灯录》,能讲许多鬼狐故事。他还知道云南怎样放蛊,湘西怎样赶尸。他还亲眼见到过旱魃、僵尸、狐狸精,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三教九流,医、卜、星、相,他全知道。他读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会算“奇门遁甲”“六壬课”“灵棋经”。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㓦话。他很会讲,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他也像说书先生一样,说到筋节处就停住了,慢慢地抽烟,急得大家一劲地催他:“后来呢?后来呢?”这也是陈相公一天比较快乐的时候。他一边摊着膏药,一边听着。有时,听得太入神了,摊膏药的扦子停留在油纸上,会废掉一张膏药。他一发现,赶紧偷偷塞进口袋里。这时也不会被发现,不会挨打。
有一天,张汉谈起人生有命。说朱洪武、沈万山、范丹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都是丑时建生,鸡鸣头遍。但是一声鸡叫,可就命分三等了:抬头朱洪武,低头沈万山,勾一勾就是穷范丹。朱洪武贵为天子,沈万山富甲天下,穷范丹冻饿而死。他又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秉赋。汉高祖刘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谁有过?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两额、两颧、下巴,都突出,状如五岳,谁有过?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燕人张翼德,睡着了也睁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大家听了,不禁暗暗点头。
张汉猛吸了几口旱烟,忽然话锋一转,向王二道:
“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
“……?”
王二不解何为“异秉”。
“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说,你说说!”
大家也都怂恿王二:“说说!说说!”
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
“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
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
喊了几声,没人应声。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这三个人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王瘦吾真瘦。瘦得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邑中名士谈甓渔,谈先生教会了他作诗。那时,绒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也会送去两首七律。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作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
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账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
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瘦吾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了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地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难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们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地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因此,王瘦吾老想发财。
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绒线店,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他得另外想办法。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各行各业,都有个固定的地盘,想往里面再插一只手,很难。他得把眼睛看到这个县城以外,这些行业以外。他做过许多不同性质的生意。他做过虾籽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张家庄出一种木瓜酒,他运销过。本地出一种药材,叫做豨莶,他收过,用木船装到上海(他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蓑衣草两股,绞成细绳,过去是穿制钱用的,所以叫做钱串子。现在不使制钱了,店铺里却离不开它。茶食店用来包扎点心,席子店捆席子,卖鱼的穿鱼鳃。绞这种细绳,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一大捆一大捆挑进城来兜售。因为没有准人,准时,准数,有时需用,却遇不着。有了这么个厂,对于用户方便多了。王瘦吾这个厂站住了。他就不再四处奔跑。
这家工厂,连王瘦吾在内,一共四个人。一个伙计搬运,两个做活。有两架“机器”,倒是铁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地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捶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
初二、十六的傍晚,常常看到王瘦吾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
“砰——磅!”
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都纷纷地落下了。
这里没有住户人家。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这侉子不知是什么来历。他杀狗,吃肉,——阴城里野狗多的是,还喝酒。
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
试的是“天地响”。这地方把双响的大炮仗叫“天地响”,因为地下响一声,飞到半空中,又响一声,炸得粉碎,纸屑飘飘地落下来。陶家的“天地响”一听就听得出来,特别响。两响之间的距离也大——蹿得高。
“砰——磅!”
“砰——磅!”
他走一二十步,放一个,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孩子里有胆大的。要求放一个,陶虎臣就给他一个:
“点着了快跑!——崩疼了可别哭!”
其实是崩不着的。陶虎臣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
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钎上,两块木板一搓,吱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
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有时问他们几句话:
“你爸爸在家吗?干吗呢?”
“你的痄腮好了吗?”
孩子们都知道陶老板人很和气,很喜欢孩子,见面都很愿意叫他:
“陶大爷!”
“陶伯伯!”
“哎,哎。”
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
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这种鞭,成本很贵,除非有人定做,平常是不预备的。
一般的鞭炮,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他会做花炮。一筒大花炮,能放好几分钟。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叫做“酒梅”。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瓷盆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蓝荧荧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熄。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
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
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不着了,他搭了梯子爬到架上去看,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一个火球迸进了瞳孔。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很凶狠。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他的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情逐年在消退。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遍地桃花”近年很少人家来定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
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靳彝甫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相隔只有七八家。谁家的火灭了,孩子拿了一块劈柴,就能从另一家引了火来。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地黑字:“靳彝甫画寓”。
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鲥鱼、白沙枇杷,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茁箭子的建兰。他们的画,多半是大写意,或半工半写。工笔画他们是不耐烦画的,也不会。
一种是画匠。他们所画的,是神像。画得最多的是“家神菩萨”。这“家神菩萨”是一个大家族: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最下一层是财神爷。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这种画美术史家称之为“玻璃油画”),作插屏。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描衣纹的是一个人(照着底子描),“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画匠多半是哑巴。
靳彝甫两者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比较贴切些,应该称之为“画师”,不过本地无此说法,只是说“画画的”。他是靠卖画吃饭的,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欢乐”的纸店,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所以挂“画寓”的招牌)。他的画按尺论价,大青大绿另加,可以点题。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参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靳彝甫也就欣然对客挥毫。主客双方,都很满意。他的画署名(画匠的作品是从不署名的),但都不题上款,因为不好称呼,深了不是,浅了不是,题了,人家也未必高兴,所以只是简单地写四个字:“彝甫靳铭”。若是佛像,则题“靳铭沐手敬绘”。
靳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家里积存的画稿很多。因为要投合不同的兴趣,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工笔、写意、浅绛、重彩不拘。
他家家传会写真,都能画行乐图(生活像)和喜神图(遗像)。中国的画像是有诀窍的。画师家都藏有一套历代相传的“百脸图”。把人的头面五官加以分析,定出一百种类型。画时端详着对象,确定属于哪一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减,画出来总是有几分像的。靳彝甫多年不画喜神了。因为画这种像,经常是在死人刚刚断气时,被请了去,在床前对着勾描。他不愿看死人。因此,除了至亲好友,这种活计,一概不应。有来求的,就说不会。行乐图,自从有了照相馆之后,也很少有人来要画了。
靳彝甫自己喜欢画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青绿山水、工笔人物,一年能收几件呢?因此,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
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箫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均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的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他会那样耐烦地用一个称金子用的小戥子约着蜈蚣风筝两边脚上的鸡毛(鸡毛分量稍差,蜈蚣上天就会打滚)。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秋天,养蟋蟀。他家藏有一本托名贾似道撰写的《秋虫谱》。养蟋蟀的泥罐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旧物。每天晚上,他点一个灯笼,到阴城去掏蟋蟀。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常常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看这位大胆的画师的灯笼走走,停停,忽上,忽下。
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文三桥呀,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
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出极好的麦秸,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去。稍经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瘦吾想:为什么不能就地制成草帽呢?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主意已定,他就把两台绞绳机盘出去,买了四架扎草帽的机子,请了一个师傅,教出三个徒弟,就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城里的买卖人都说:王瘦吾这步棋看得准,必赚无疑!草帽厂开张的那天,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很多。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地响,一会儿工夫,哎,草帽盔出来了!——又一会,草帽边!——成了!一顶一顶草帽,顷刻之间,摞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这一天,靳彝甫送来一张“得利图”,画着一个白须的渔翁,背着鱼篓,提着两尾金鳞赤尾的大鲤鱼。凡看了这张画的,无不大笑:这渔翁的长相,活脱就是王瘦吾!陶虎臣特地送来一挂遍地桃花满堂红的一千头的大鞭,砰砰磅磅响了好半天!
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漕。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河水从下游泻出,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其余的,他匀给别的同行了。
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东城定在七月十五。地点:阴城。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这种花盒子是有一点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木架子下面黑黑的,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盒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是泗州而不是别的城)。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追瘌子”,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人是个瘌痢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瘌痢头,瘌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只是一阵火花之后,扑鲁扑鲁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字是灯球组成的。虽然平淡,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火光炎炎,逐渐消隐,这时才听到人们呼唤:
“二丫头,回家咧!”
“四儿,你在哪儿哪?”
“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
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
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咬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它㘗㘗地叫起来,上下摆动它的触须,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负伤的败将,怎么下“探子”,也再不敢回头。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靳彝甫被人们说得心动了。王瘦吾、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走了。
斗蟋蟀也像摔跤、击拳一样,先要约约运动员的体重。分量相等,才能入盘开斗。如分量低于对方而自愿下场者,听便。
没想到,这只蟋蟀给他赢了四十块钱。——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两个月的薪水!靳彝甫很高兴,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约王瘦吾、陶虎臣来喝酒。
(这只身经百战的蟋蟀后来在冬至那天寿终了,靳彝甫特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银棺材,送到阴城埋了。)
没喝几杯,靳彝甫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靳彝甫接过名片一看:“季匋民”!
“他怎么会来找我呢?”
季匋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迹。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大学当教授,平常难得回家。
“你回去看看。”
“我少陪一会。”
季匋民和靳彝甫都是画画的,可是气色很不一样。此人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浓黑的长髯,声音很洪亮。衣着很随便,但质料很讲究。
“我冒造宝府,唐突得很。”
“哪里哪里。只是我这寒舍,实在太小了。”
“小,而雅,比大而无当好!”
寒暄之后,季匋民说明来意:听说彝甫有几块好田黄,特地来看看。靳彝甫捧了出来,他托在手里,一块一块,仔仔细细看了。“好,——好,——好。匋民平生所见田黄多矣,像这样润的,少。”他估了估价,说按时下行情,值二百洋。有文三桥边款的一块就值一百。他很直率地问靳彝甫肯不肯割爱。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好!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既然如此,匋民绝不夺人之所爱。不过,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得先尽我。”
“那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买卖不成,季匋民倒也没有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靳彝甫祖父的,父亲的。——靳彝甫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
“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啊!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
他看了靳彝甫的画,说:
“彝甫兄,我有几句话……”
“您请指教。”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说:
“我今天很高兴。看了令祖、令尊的画稿,偷到不少东西。——我把它化一化,就是杰作!哈哈哈哈……”
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提了他的筇竹杖,一阵风似的走了。
靳彝甫一边卷着画,一边想:季匋民是见得多。他对自己的指点,很有道理,很令人佩服。但是,到上海,开展览会,结识名流……唉,有钱的名士的话怎么能当得真呢!他笑了。
没想到,三天之后,季匋民真的派人送来了七八封朱丝栏玉版宣的八行书。
靳彝甫的画展不算轰动,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那张在季匋民授意之下重画的杨妃出浴,一再有人重订。报上发了消息,一家画刊还选了他两幅画。这都是他没有想到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很替他高兴:“彝甫出了名了!”
卖了画,靳彝甫真的按照季匋民的建议,“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很少来信。
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厂生意很好。草帽没个什么讲究,买的人只是一图个结实,二图个便宜。他家出的草帽是就地产销,省了来回运费,自然比外地来的便宜得多。牌子闯出去了,买卖就好做。全城并无第二家,那四台哒哒作响的机子,把带着钱想买草帽的客人老远地就吸过来了。
不想遇见一个王伯韬。
这王伯韬是个开陆陈行的。这地方把买卖豆麦杂粮的行叫做陆陈行。人们提起陆陈行,都暗暗摇头。做这一行的,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资本雄厚,大都兼营别的生意,什么买卖赚钱,他们就开什么买卖,眼尖手快。其二,都是流氓——都在帮。这城里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斗殴,都是陆陈行挑起的。打架的原因,都是抢行霸市。这种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的衣着和一般的生意人就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王伯韬和王瘦吾是同宗,见面总是“瘦吾兄”长,“瘦吾兄”短。王瘦吾不爱搭理他,尽可能地躲着他。
谁知偏偏躲不开,而且天天要见面。王伯韬也开了一家草帽厂,就在王瘦吾的草帽厂的对门!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八个师傅,门面、柜台,一切都比王瘦吾的大一倍。
王伯韬真是不顾血本,把批发、零售价都压得极低。王瘦吾算算,这样的定价,简直无利可图。他不服这口气,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
王伯韬坐在对面柜台里,还是满脸带笑,“瘦吾兄”长,“瘦吾兄”短。
王瘦吾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
王伯韬放出话来:“瘦吾要是愿意把四台机子让给我,他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要!”
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辫子,全部倒给了王伯韬。王瘦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
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可是人瘦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吹过,就能倒下。
陶虎臣呢?
头一年,因为四乡闹土匪,连城里都出了几起抢案,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全指着年下。这一冬防,可把陶虎臣防苦了。且熬着,等明年吧。
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黄烟子”也像是个炮仗,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雄黄,外皮也是黄的。点了捻子,不响,只是从屁股上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半天。这种东西,端午节人家买来,点着了扔在床脚柜底熏五毒;孩子们把黄烟屁股抵在板壁上写“虎”字。蚊烟是在一个皮纸的空套里装上锯末,加一点芒硝和鳝鱼骨头,盘成一盘,像一条蛇。这东西点起来味道很呛,人和蚊子都受不了。这两种东西,本来是炮仗店附带做做的,靠它赚钱吃饭,养家活口,怎么行呢?——一年有几个端午节?蚊子也不是四季都有啊!
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闼子门下了一把牛鼻子铁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起先是喝粥,——喝稀粥,后来连稀粥也喝不成了。陶虎臣全家,已经饿了一天半。
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敲开了陶家的门。这人姓宋,人称宋保长,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钱也敢拿的。他来做媒了。二十块钱,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这连长第二天就开拔。他倒什么也不挑,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陶虎臣跳着脚大叫:“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到爹床前,说了声:“爹!我走啦!您保重!”陶虎臣脸对墙躺着,连头都没有回。他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两个半月过去了。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女儿回来了。妈脱下女儿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偷偷地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当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国的许多计里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给取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十里铺。七里茶坊大概也是这样。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茶坊”是古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里还能见到。现在一般都叫“茶馆”了。可见,这地名的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中国北方的普通的市镇。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杮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擦得很亮,放在旁边的酒提子却是干的。柜台上放着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有一个理发店,两张椅子,没有理发的,理发员坐着打瞌睡。有一个邮局。一个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矗着一面黑板,写着鼓动冬季积肥的快板,文后署名“文化馆宣”,说明这里还有个文化馆。快板里写道:“天寒地冻百不咋,心里装着全天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热力。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雨点在黑板上抽打出一条一条斜道。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这地方风雪大,房顶多是平的)。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这个长城以外的土色的冬天的市镇,使人起悲凉的感觉。
除了店铺人家,这里有几家车马大店。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
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是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院里照例喂着十多只鸡。因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里有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极肥大。有两间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单间,可没有。谁又会上车马大店里来住一个单间呢?“碗大炕热”,就成了这类大店招徕顾客的口碑。
我是怎么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为什么找到我头上呢?说是以前去了两拨人,都闹了意见回来了。我是个下放干部,在工人中还有一点威信,可以管得住他们,云云。究竟为什么,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打好行李,挎包里除了洗漱用具,带了一支大号的3B烟斗,一袋掺了一半榆树叶的烟草,两本《四部丛刊》本《分类集注杜工部集》,坐上单套马车,就出发了。
我带去的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我拿了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一个粪场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最后还是用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说: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了,把介绍信夹到一个卷宗里,给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事情办完,他送我出“办公室”,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这座粪场。一边堆着好几垛晒好的粪干,平地上还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
“这都是好粪,不掺假。”
“粪还掺假?”
“掺!”
“掺什么?土?”
“哪能掺土!”
“掺什么?”
“酱渣子。”
“酱渣子?”
“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
“粪是酸的?”
“发了酵。”
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原来包掏公私粪便,手下用了很多人,是一个小财主。后来成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公家人”,管理公厕。他现在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来钱。这人紫棠脸,阔嘴岔,方下巴,眼睛很亮,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起来很精干。他虽不大长于说“字儿话”,但是当初在指挥粪工、洽谈生意时,所用语言一定是很清楚畅达,很有力量的。
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八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车走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给所里做了一点事了。我不说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并没有做多少,只是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为了照顾我,不让我下池子凿冰。老乔呢,说好了他是来玩的,只是招招架架,跑跑颠颠。活,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干的。老刘是个使冰镩的行家,小王有的是力气。
这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的。南北相对,各有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炕,——挤一点,十个人也睡下了。快到春节了,没有别的客人,我们四个人占据了靠北的一张炕,很宽绰。老乔岁数大,睡炕头。小王火力壮,把门靠边。我和老刘睡当间。我那位置很好,靠近电灯,可以看书。两铺炕中间,是一口锅灶。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的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小王跳到地下帮掌柜的拉风箱,我们仨就拥着被窝坐着,欣赏他推窝窝的手艺。——这么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让他从内掌柜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为我们做饭,我心里实在有些歉然。不大一会,莜面蒸上了,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懒洋洋的。可是热腾腾的窝窝已经端到炕上了。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了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〇年!
我们出工比较晚。天太冷。而且得让过人家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才赶着单套车到市里去。中午不回来。有时由我掏钱请客,去买一包“高价点心”,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各人抓了几块嚼一气。老乔、我、小王拿一副老掉了牙的扑克牌接龙、蹩七。老刘在呼呼的风声里居然敢把脑袋缩在老羊皮袄里睡一觉,还挺香!下午接着干。四点钟装车,五点多就回到七里茶坊了。
一进门,掌柜的已经拉动风箱,往灶火里添着块煤,为我们做晚饭了。
吃了晚饭,各人干各人的事。老乔看他的《啼笑因缘》。他这本《啼笑因缘》是个古本了,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在所里我就见过他到生产队请一天假,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集》的一册的封面熏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杮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煳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的人。
老刘是个老长工,老光棍。他在张家口专区几个县都打过长工,年轻时年年到坝上割莜麦。因为打了多年长工,庄稼活他样样精通。他有过老婆,跑了,因为他养不活她。从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对女人很有成见,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他就这样背着一卷行李——一块毡子、一床“盖窝”(即被)、一个方顶的枕头,到处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劲儿和背行李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常年出门在外的老长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么衣服,有两个钱全喝了。他不大爱说话,但有时也能说一气,在他高兴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这二年他常发牢骚,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说:“这是咋搞的?咋搞的?”——“过去,七里茶坊,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子、茶鸡蛋……,卖一黑夜。酒!现在!咋搞的!咋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做梦娶媳妇,净慕好事!多会儿?”他年轻时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俺们那阵,有什好吃的,都给八路军留着!早知这样,哼!……”他说的话常常出了圈,老乔就喝住他:“你瞎说点啥!没喝酒,你就醉了!你是想‘进去’住几天是怎么的?嘴上没个把门的,亏你活了这么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他是念过高小的。他给自己编了一口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费六年工。想去当教员,学生管我叫老兄。想去当会计,珠算又不通!”他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九块六毛四,要交社里一部分,刨去吃饭,所剩无几。他才二十五岁,对老刘那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羡慕。
老乔,所里多数人称之为乔师傅。这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工人。他是怀来人。年轻时在天津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的运输队当了司机,跑仰光、腊戌。抗战胜利后,他回张家口来开车,经常跑坝上各县。后来岁数大了,五十多了,血压高,不想再跑长途,他和农科所的所长是亲戚,所里新调来一辆拖拉机,他就来开拖拉机,顺便修修农业机械。他工资高,没负担。农科所附近一个小镇上有一家饭馆,他是常客。什么贵菜、新鲜菜,饭馆都给他留着。他血压高,还是爱喝酒。饭馆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一地浓荫。他到休息日,喝了酒,就睡在树荫里。树荫在东,他睡在东面;树荫在西,他睡到西面,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前二年的事了。现在,他也很少喝了。因为那个饭馆的酒提潮湿的时候很少了。他在昆明住过,我也在昆明待过七八年,因此他老愿意找我聊天,抽着榆叶烟在一起怀旧。他是个技工,掏粪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愿报了名。冬天,没什么事,他要来玩两天。来就来吧。
这天,我们收工特别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
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上哪儿找酒去呢?
吃了莜面,看了一会书,坐了一会,想了一会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
“肥酒?酒还有肥瘦?”老刘问。
“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
“像你们怀来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又说:“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昆明的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那就能熟了?”
“熟了!”
他又谈起汽锅鸡。描写了汽锅是什么样子,锅里不放水,全凭蒸汽把鸡蒸熟了,这鸡怎么嫩,汤怎么鲜……
老刘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汽锅是啥样子,这道菜是啥滋味。
后来他又谈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㙡,把鸡㙡夸赞了又夸赞。
“鸡㙡?有咱这儿的口蘑好吃吗?”
“各是各的味儿。”
…………
老乔㓦话的时候,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
“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他看着房顶说: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
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沉默了一会。
老刘说:“怨你爹没供你书。人家老汪是大学毕业!”
老乔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捉摸出小王为什么这两天老是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
“小王,你收到一封什么信,拿出来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车来拉粪冰的时候,给小王捎来一封寄到所里的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王搞了一个对象。这对象搞得稍为有点离奇:小王有个表姐,嫁到邻村李家。李家有个姑娘,和小王年貌相当,也是高小毕业。这表姐就想给小姑子和表弟撮合撮合,写信来让小王寄张照片去。照片寄到了,李家姑娘看了,不满意。恰好李家姑娘的一个同学陈家姑娘来串门,她看了照片,对小王的表姐说:“晓得人家要俺们不要?”表姐跟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寄给小王,小王满意。后来表姐带了陈家姑娘到农科所来,两人当面相了一相,事情就算定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简单,不像城里人有逛公园、轧马路、看电影、写情书这一套。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见过,挺好看的,大眼睛,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姐寄来的,催他办事。说人家姑娘一天一天大了,等不起。那意思是说,过了春节,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发愁的是:春节他还办不成事!柴沟堡一带办喜事倒不尚铺张,但是一床里面三新的盖窝、一套花直贡呢的棉衣、一身灯芯绒裤袄、绒衣绒裤、皮鞋、球鞋、尼龙袜子……总是要有的。陈家姑娘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只希望要一支金星牌钢笔。这条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小王已经做了长期的储备,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说:
“就这个事吗?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给你拿二十,我给你拿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拿上十块!现在就给!”说着从红布肚兜里就摸出一张十元的新票子。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了,活泼起来了。
于是接着瞎聊。
从云南的鸡㙡聊到内蒙古的口蘑。说到口蘑,老刘可是个专家。黑片蘑、白蘑、鸡腿子、青腿子……
“过了正蓝旗,捡口蘑都是赶了个驴车去。一天能捡一车!”
不知怎么又说到独石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石口再冷的了,那是个风窝。
“独石口我住过,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石口吃了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兴趣了。
“风太大了,公路边有一个涵洞,去避一会风吧。一看,涵洞里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羊,大概是被风赶到这里的,挤在涵洞里,全冻死了。这倒好,这是个天然冷藏库!俺们想吃,就进去拖一只,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老刘说:“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莜面,比白面还白。坝上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到了坝上。老乔、老刘轮流说,我和小王听着。
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一季莜麦,吃不完。过去山东人到口外打把势卖艺,不收钱。散了场子,拿一个大海碗挨家要莜面,“给!”一给就是一海碗。说坝上没果子。怀来人赶一个小驴车,装一车山里红到坝上,下来时驴车换成了三套大马车,车上满满地装的是莜面。坝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来不是论斤,而是放开肚子吃。他说坝上人看见坝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这吃个什么劲儿呢?”他说,他们要是看见江苏人、广东人炒菜——青菜加两三片肉——更会奇怪了。他还说坝上女人长得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坝上没水,怎么女人都长得白白净净?那么大风沙,皮色都很好。他说他在崇礼县看过两姐妹,长得像傅全香。
傅全香是谁,老刘、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刘说:坝上地大,风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说有一年沽源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跟城墙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了一场雹子,有一个雹子有马大。
“有马大?那掉在头上不砸死了?”小王不相信有这样大的雹子!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没鸡窝。白天开了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每天去捡。隔十天半月,挑了一副筐,到处捡蛋,捡满了算。他说坝上的山都是一个一个馒头样的山包。山上没石头。有些山很奇怪,只长一样东西。有一个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还有一座芍药山,夏天开了满满一山的芍药花……
老乔、老刘把坝上说得那样好,使小王和我都觉得这是个奇妙的、美丽的天地。
芍药山,满山芍药花,这是什么景象?
“咱们到韭菜山上掐两把韭菜,拿盐腌腌,明天蘸莜面吃吧。”小王说。
“见你的鬼!这会儿会有韭菜?满山大雪!——把钱收好了!”
聊天虽然有趣,终有意兴阑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一定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
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为头是一个大高个儿,五十来岁,长方脸,戴一顶火红的狐皮帽。一个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脸上有几颗很大的痘疤,戴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个是和小王岁数仿佛的后生,雪白的山羊头的帽子遮齐了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他脸色红润,眼睛太好看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虽然刚才在门外已经拍打了半天,帽子上、身上,还粘着不少雪花。
掌柜的说:“给你们做饭?——带着面了吗?”
“带着哩。”
后生解开老羊皮袄,取出一口面口袋。——他把面口袋系在腰带上,怪不道他看起来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窝窝?”
高个儿把面口袋交给掌柜的:
“不吃莜面!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吃。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把火弄得旺旺的,烧点水,俺们喝一口。——没酒?”
“没。”
“没咸菜?”
“没。”
“那就甜吃!”
老刘小声跟我说:“是坝上来的。坝上人管窝窝头叫粑粑头。是赶牲口的,——赶牛的。你看他们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随即,他和这三个坝上人搭
起来:
“今天一早从张北动的身?”
“是。——这天气!”
“就你们仨?”
“还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里外,两头牛掉进雪窟窿里了。他们仨在往上弄。俺们把其余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场,到店里等他们。”
“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
不大一会,掌柜的搞了粑粑头和几个腌蔓菁来。他们把粑粑头放在火里烧,水开了,把烧焦的粑粑头拍打拍打,就吃喝起来。
老乔就把我们的酱碗给他们送过去。
“你们那里今年年景咋样?”
“好!”高个儿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这是反话,因为痘疤脸和后生都噗嗤一声笑了。
“不是说去年你们已经过了‘黄河’了?”
“过了!那还不过!”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
“也是假的?”
“不假。搞了‘标准田’。”
“啥叫‘标准田’?”
“把几块地里打的粮算在一起。”
“其余的地?”
“不算产量。”
“坝上过‘黄河’?不用什么‘科学家’,我就知道,不行!”老刘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字眼说,“过‘黄河’,过毬的个河吧!”
老乔解释:“老刘说的对。坝上的土层只有五寸,下面全是石头。坝上一向是广种薄收,要求单位面积产量,是主观主义。”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但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后生说:“还说这是:以虚带实。”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虚带实”是这样的解释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
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殃!”
老乔把烟口袋递给他们:
“牲畜不错?”
“不错!也经不起胡糟践。头二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地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儿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去吧!——他们仨咋还不来?去看看。”
高个儿说着把老羊皮袄又系紧了。
痘疤脸说:“我们俩去。你啦就甭去了。”
“去!”
他们和掌柜的借了两根木杠,把我们车上的钢绳也借去了,拉开门,就走了。
听见后生在门外大声说:“雪更大了!”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
“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半夜,蒙蒙眬眬地听到几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我睁开眼,问:
“牛弄上来了?”
高个儿轻轻地说:
“弄上来了。把你吵醒了!睡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醒来时,这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走了。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都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
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待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意。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丛草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啯啯,啯啯”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槛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正反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女儿按月给妈送钱。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
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须修理。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都只有两三个人。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独占北边的一个凹字形的单元。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凹字形的当中,摞着几个装肥皂的木箱——昆明这种木箱很多,到处有得卖,这就是他的书桌。他是相当正常的。一二年级时,按时听讲,从不缺课。联大的学生大都很狂,讥弹时事,品藻人物,语带酸咸,词锋很锐。金先生全不这样。他不发狂论。事实上他很少跟人说话。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联大的学生时兴用一种布制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叠白片艳纸,用来记笔记,做习题。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出让衣鞋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了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他还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大概是相当笨的,因此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这样过了三年。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当会计。其时他已经学了簿记、普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统计……这些学问当一个银行职员,已是足用的了。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他上午还在学校听课,下午上班。晚上仍是开夜车,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了会计,他添了两样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穿好了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这是干什么呢?若说是显示他有不止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吧,里面的衬衫和领带别人又看不见;再说这鼓鼓囊囊的,舒服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先生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他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一向像马二先生逛西湖: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谁知天缘凑巧,金昌焕先生竟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一天,他正提着阳伞到聚兴诚去上班,前面走着两个女同学,她们交头接耳地谈着话。一个告诉另一个:这人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而且介绍他有一个很长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听话的那个不禁回头看了金昌焕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焕误会了:谁知一段姻缘却落在这里。当晚,他给这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开头写道:“××女士芳鉴,径启者……”接着说了很多仰慕的话,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订白首之约,不胜荣幸之至。随函附赠金戒指一枚,务祈笑纳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注明:“重一钱五”。这封情书把金先生累得够呛,到他套起钢笔,吃下一块肉时,文嫂的鸡都已经即即足足地发出声音了。
这封情书是当面递交的。
这位女同学很对得起金昌焕。她把这封信公布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把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布告栏的墨绿色的绒布上。于是金昌焕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焕倒不在乎。他当着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来,收回了。
你们爱谈论,谈论去吧!爱当笑话说,说去吧!于金昌焕何有哉!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不知怎么丢的。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
(的)鸡呢?我
鸡呢?……”
文嫂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还得吃饭,还得每天把鸡放出去,关鸡窝。还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这几天文嫂常上先生们的宿舍里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一件渔网似的毛衣,一个压扁了的脸盆,几只配不成对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还有用……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打扫一下。
因为洗衣服、拣破烂,文嫂还能岔乎岔乎,心里不致太乱。不过她明显地瘦了。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
“啊呀天呐,这是我
鸡呀!我
笋壳鸡呀!我
黑母鸡,我
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
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
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
鸡呀!……
“我
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
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样宰了,怎样褪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他住在土地祠。土地祠每坊都有一个。“坊”后来改称为保了。只有死了人,和尚放焰口,写疏文,写明死者籍贯,还沿用旧称:“南赡部洲中华民国某省某县某坊信士某某……”云云。疏文是写给阴间的公事。大概阴间还没有改过来。土地是阴间的保长。其职权范围与阳间的保长相等,不能越界理事,故称“当坊土地”。李三所管的,也只是这一坊之事。出了本坊,哪怕只差一步,不论出了什么事,死人失火,他都不问。一个坊或一个保的疆界,保长清楚,李三也清楚。
土地祠是俗称,正名是“福德神祠”。这四个字刻在庙门的砖额上,蓝地金字。这是个很小的庙。外面原有两根旗杆。西边的一根有一年教雷劈了(这雷也真怪,把旗杆劈得粉碎,劈成了一片一片一尺来长的细木条),只剩东边的一根了。进门有一个门道,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边的,住着李三。西边的一间,租给了一个卖糜饭饼子的。——糜饭饼子是米粥捣成糜,发酵后在一个平锅上烙成的,一面焦黄,一面是白的,有一点酸酸的甜味。再往里,过一个两步就跨过的天井,便是神殿。迎面塑着土地老爷的神像。神像不大,比一个常人还小一些。这土地老爷是单身,——不像乡下的土地庙里给他配一个土地奶奶。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头,一嘴的白胡子。头戴员外巾,身穿蓝色道袍。神像前是一个很狭的神案。神案上有一具铁制蜡烛架,横列一排烛钎,能插二十来根蜡烛。一个瓦香炉。神案前是一个收香钱的木柜。木柜前留着几尺可供磕头的砖地。如此而已。
李三同时又是庙祝。庙祝也没有多少事。初一、十五,把土地祠里外打扫一下,准备有人来进香。过年的时候,把两个“灯对子”找出来,挂在庙门两边。灯对子是长方形的纸灯,里面是木条钉成的框子,外糊白纸,上书大字,一边是“风调雨顺”,一边是“国泰民安”。灯对子里有横隔,可以点蜡烛。从正月初一,一直点到灯节。这半个多月,土地祠门前明晃晃的,很有点节日气氛。这半个月,进香的也多。每逢香期,到了晚上,李三就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香钱倒出来,一五一十地数一数。
偶尔有人来赌咒。两家为一件事分辩不清,——常见的是东家丢了东西,怀疑是西家偷了,两家对骂了一阵,就各备一份香烛到土地祠来赌咒。两个人同时磕了头,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若是某某偷了我的东西,就叫他现世现报!”另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我若做了此事,就叫我家死人失天火!他诬赖我,也一样!”咒已赌完,各自回家。李三就把只点了小半截的蜡烛吹灭,拔下,收好,备用。
李三最高兴的事,是有人来还愿。坊里有人家出了事,例如老人病重,或是孩子出了天花,就到土地祠来许愿。老人病好了,孩子天花出过了,就来还愿。仪式很隆重:给菩萨“挂匾”——送一块横宽二三尺的红布匾,上写四字:“有求必应”。满炉的香,红蜡烛把铁架都插满了(这种蜡烛很小,只二寸长,叫做“小牙”)。最重要的是:供一个猪头。因此,谁家许了愿,李三就很关心,随时打听。这是很容易打听到的。老人病好,会出来扶杖而行。孩子出了天花,在衣领的后面就会缝一条二指宽三寸长的红布,上写“天花已过”。于是李三就满怀希望地等着。这猪头到了晚上,就进了李三的砂罐了。一个七斤半重的猪头,够李三消受好几天。这几天,李三的脸上随时都是红喷喷的。
地保所管的事,主要的就是死人失火。一般人家死了人,他是不管的,他管的是无后的孤寡和“路倒”。一个孤寡老人死在床上,或是哪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在本坊地界,李三就有事了: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材装殓起来;省事一点,就用芦席一卷,草绳一捆(这有个名堂,叫做“万字纹的棺材,三道紫金箍”),用一把锄头背着,送到乱葬岗去埋掉。因此本地流传一句骂人的话:“叫李三把你背出去吧!”李三很愿意本坊常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募化得来的钱怎样花销,是谁也不来查账的。李三拿埋葬费用的余数来喝酒,实在也在情在理,没有什么说不过去。这种事,谁愿承揽,就请来试试!哼,你以为这几杯酒喝到肚里容易呀!不过,为了心安理得,无愧于神鬼,他在埋了死人后,照例还为他烧一陌纸钱,磕三个头。
李三瘦小干枯,精神不足,拖拖沓沓,迷迷瞪瞪,随时总像没有睡醒,——他夜晚打更,白天办事,睡觉也是断断续续的,看见他时他也真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一会,想不到有时他竟能跑得那样快!那是本坊有了火警的时候。这地方把失火叫成“走水”,大概是讳言火字,所以反说着了。一有人家走水,李三就拿起他的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巷×家走水啦!××巷×家走水啦!”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来救,所以李三这回就跑出坊界,绕遍全城。
李三希望人家失火么?哎,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换一个说法:他希望火不成灾,及时救灭。火灭之后,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去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说:火势没有蔓延,也多亏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也很清楚:水龙来得快,是因为他没命的飞跑。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他飞跑着敲锣报警,不会白跑,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地保的另一项职务是管叫花子。这里的花子有两种,一种是专赶各庙的香期的。初一、十五,各庙都有人进香。逢到菩萨生日(这些菩萨都有一个生日,不知是怎么查考出来的),香火尤盛。这些花子就从庙门、甬道,一直到大殿,密密地跪了两排。有的装作瞎子,有的用蜡烛油画成烂腿(画得很像),“老爷太太”不住地喊叫。进香的信女们就很自觉地把铜钱丢在他们面前破瓢里,她们认为把钱给花子,是进香仪式的一部分,不如此便显得不虔诚。因此,这些花子要到的钱是不少的。这些虔诚的香客大概不知道花子的黑话。花子彼此相遇,不是问要了多少钱,而说是“唤了多少狗!”这种花子是有帮的,他们都住在船上。每年还做花子会,很多花子船都集中在一起,也很热闹。这一种在帮的花子李三惹不起,他们也不碍李三的事,井水不犯河水。李三能管的是串街的花子。串街要钱的,他也只管那种只会伸着手赖着不走的软弱疲赖角色。李三提了一根竹棍,看见了,就举起竹棍大喝一声:“去去去!”有三等串街的他不管。一等是唱道情的。这是斯文一脉,穿着破旧长衫,念过两句书,又和吕洞宾、郑板桥有些瓜葛。店铺里等他唱了几句“老渔翁,一钓竿”,就会往柜台上丢一个铜板。他们是很清高的,取钱都不用手,只是用两片简板一夹,咚的一声丢在渔鼓筒里。另外两等,一是耍青龙(即耍蛇)的,一是吹筒子的。耍青龙的弄两条菜花蛇盘在脖子里,蛇信子簌簌地直探。吹筒子的吹一个外面包了火赤练蛇皮的竹筒,“布——呜!”声音很难听,样子也难看。他们之一要是往店堂一站,半天不走,这家店铺就甭打算做生意了:女人、孩子都吓得远远地绕开走了。照规矩(不知是谁定的规矩),这两等,李三是有权赶他们走的。然而他偏不赶,只是在一个背人处把他们拦住,向他们索要例规。讨价还价,照例要争执半天。双方会谈的地方,最多的是官茅房——公共厕所。
地保当然还要管缉盗。谁家失窃,首先得叫李三来。李三先看看小偷进出的路径。是撬门,是挖洞,还是爬墙。按律(哪朝的律呢):如果案发,撬门罪最重,只下明火执仗一等。挖洞次之。爬墙又次之。然后,叫本家写一份失单。事情就完了。如果是爬墙进去偷的,他还不会忘了把小偷爬墙用的一根船篙带走。——小偷爬墙没有带梯子的,只是从河边船上抽一根竹篙,上面绑十来个稻草疙瘩,戗在墙边,踩着草疙瘩就进去了。偷完了,照例把这根竹篙靠在墙外。这根船篙不一会就会有失主到土地祠来赎。——“交二百钱,拿走!”
丢失衣物的人家,如果对李三说,有几件重要的东西,本家愿出钱赎回,过些日子,李三真能把这些赃物追回来。但是是怎样追回来的,是什么人偷的,这些事是不作兴问的。这也是规矩。
李三打更。左手拿着竹梆,吊着锣,右手锣槌。
笃,铛。定更。
笃,笃;铛——铛。二更。
笃,笃,笃;铛铛——铛。三更。
三更以后,就不打了。
打更是为了防盗。但是人家失窃,多在四更左右,这时天最黑,人也睡得最死。李三打更,时常也装腔作势吓唬人:“看见了,看见了!往哪里躲!树后头!墙旮旯!……”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店铺上了板,人家关了门,外面很黑,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李三一个人,腰里别着一个白纸灯笼,大街小巷,拉长了声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地喊着,听起来有点凄惨。人们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难为他。
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李三这几天的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他拿着锣、梆,很无聊地敲着三更:
“笃,笃,笃;铛,铛——铛!”
一边敲,一边走,走到了河边。一只船上有一枝很结实的船篙在船帮外面别着,他一伸手,抽了出来,夹在胳肢窝里回身便走。他还不紧不慢地敲着:
“笃,笃,笃;铛,铛——铛!”
不想船篙带不动了,篙子的后梢被一只很有劲的大手攥住了。
李三原想把船篙带到土地祠,明天等这个弄船的拿钱来赎。能弄二百钱,也能喝四两。不想这船家刚刚起来撒过尿,躺下还没有睡着。他听到有人抽篙子,爬出舱口一看,是李三!
“好,李三!你偷篙子!”
“莫喊!莫喊!”
李三不是很要脸面的人,但是一个地保偷东西,而且叫人当场捉住,总不大好看。
“你认打认罚?”
“认罚!认罚!罚多少?”
“罚二百钱!”
李三老是罚乡下人的钱。谁在街上挑粪,溅出了一点,“罚!二百钱!”谁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罚!二百钱!”没有想到这回被别人罚了。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侉奶奶住到这里一定已经好多年了,她种的八棵榆树已经很大了。
这地方把徐州以北说话带山东口音的人都叫做侉子。这县里有不少侉子。他们大都住在运河堤下,拉纤,推独轮车运货(运得最多的是河工所用石头),碾石头粉(石头碾细,供修大船的和麻丝桐油和在一起填塞船缝),烙锅盔(这种干厚棒硬的面饼也主要是卖给侉子吃),卖牛杂碎汤(本地人也有专门跑到运河堤上去尝尝这种异味的)……
侉奶奶想必本是一个侉子的家属,她应当有过一个丈夫,一个侉老爹。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呢?死了?还是“贩了桃子”——扔下她跑了?不知道。她丈夫姓什么?她姓什么?很少人知道。大家都叫她侉奶奶。大人、小孩,穷苦人、有钱的,都这样叫。倒好像她就姓侉似的。
侉奶奶怎么会住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这附近住的都是本地人,没有另外一家侉子)她是哪年搬来的呢?你问附近的住户,他们都回答不出,只是说:“啊,她一直就在这里住。”好像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有一个侉奶奶。
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后街边有人家。侉奶奶却又住在后街以外。巷口外,后街边,有一条很宽的阴沟,正街的阴沟水都流到这里,水色深黑,发出各种气味,蓝靛的气味、豆腐水的气味、做草纸的纸浆气味。不知道为什么,闻到这些气味,叫人感到忧郁。经常有乡下人,用一个接了长柄的洋铁罐,把阴沟水一罐一罐刮起来,倒在木桶里(这是很好的肥料),刮得沟底嘎啦嘎啦地响。跳过这条大阴沟,有一片空地。侉奶奶就住在这片空地里。
侉奶奶的家是两间草房。独门独户,四边不靠人家,孤零零的。她家的后面,是一带围墙。围墙里面,是一家香店的作坊,香店老板姓杨。香是像压饸饹似的挤出来的。挤的时候还会发出“蓬——”的一声。侉奶奶没有去看过师傅做香,不明白这声音是怎样弄出来的。但是她从早到晚就一直听着这种很深沉的声音。隔几分钟一声,“蓬——蓬——蓬——”。围墙有个门,从门口往里看,便可看到一扇一扇像铁纱窗似的晒香的棕绷子,上面整整齐齐平铺着两排黄色的线香。侉奶奶门前,一眼望去,有一个海潮庵。原来不知是住和尚还是住尼姑的,多年来没有人住,废了。再往前,便是从越塘流下来的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桥。侉奶奶家的左右都是空地。左边长了很高的草。右边是侉奶奶种的八棵榆树。
侉奶奶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附近几条巷子的人家都来找她,拿了旧布(间或也有新布)、袼褙(本地叫做“骨子”)和一张纸剪的鞋底样。侉奶奶就按底样把旧布、袼褙剪好,“做”一“做”(粗缝几针),然后就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纳。扎一锥子,纳一针,“哧啦——哧啦”。有时把锥子插在头发里“光”一“光”(读去声)。侉奶奶手劲很大,纳的针脚很紧,她纳的底子很结实,大家都愿找她纳。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
侉奶奶一清早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她不点灯。灯碗是有一个的,房顶上也挂着一束灯草。但是灯碗是干的,那束灯草都发黄了。她睡得早,天上一见星星,她就睡了。起得也早。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侉奶奶已经纳好半只鞋底。除了下雨下雪,她很少在屋里(她那屋里很黑),整天都坐在门外扎锥子,抽麻线。有时眼酸了,手困了,就停下来四面看看。
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上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街上的,巷子里的孩子常上侉奶奶门前的空地上来玩。他们在草窝里捉蚂蚱,捉油葫芦。捉到了,就拿给侉奶奶看。“侉奶奶,你看!大不大?”侉奶奶必很认真地看一看,说:“大。真大!”孩子玩一回,又转到别处去玩了,或沿河走下去,或过桥到对岸远远的一个道士观去看放生的乌龟。孩子的妈妈有时来找孩子(或家里来了亲戚,或做得了一件新衣要他回家试试),就问侉奶奶:“看见我家毛毛了么?”侉奶奶就说:“看见咧,往东咧。”或“看见咧,过河咧。”……
侉奶奶吃得真是苦。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平常是她到米店买了最糙最糙的米来煮。逢到粥厂放粥(这粥厂是官办的,门口还挂一块牌:××县粥厂),她就提了一个“
子”(小水桶)去打粥。这一天,她就自己不开火仓了,喝这粥。粥厂里打来的粥比侉奶奶自己煮的要白得多。侉奶奶也吃菜。她的“菜”是她自己腌的红胡萝卜。啊呀,那叫咸,比盐还咸,咸得发苦!——不信你去尝一口看!
只有她的侄儿来的那一天,才变一变花样。
侉奶奶有一个亲人,是她的侄儿。过继给她了,也可说是她的儿子。名字只有一个字,叫个“牛”。牛在运河堤上卖力气,也拉纤,也推车,也碾石头。他隔个十天半月来看看他的过继的娘。他的家口多,不能给娘带什么,只带了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看见牛来了,就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的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另外,还忘不了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一年一年地长大了。香店的杨老板几次托甲长丁裁缝来探过侉奶奶的口风,问她卖不卖。榆皮,是做香的原料。——这种事由买主亲自出面,总不合适。老街旧邻的,总得有个居间的人出来说话。这样要价、还价,才有余地。丁裁缝来一趟,侉奶奶总是说:“树还小咧,叫它再长长。”
人们私下议论:侉奶奶不卖榆树,她是指着它当棺材本哪。
榆树一年一年地长。侉奶奶一年一年地活着,一年一年地纳鞋底。
侉奶奶的生活实在是平淡之至。除了看驴打滚,看孩子捉蚂蚱、捉油葫芦,还有些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呢?——这些捉蚂蚱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侉奶奶纳他们穿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放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有:
有一年,杨家香店的作坊接连着了三次火,查不出起火原因。人说这是“狐火”,是狐狸用尾巴蹭出来的。于是在香店作坊的墙外盖了一个三尺高的“狐仙庙”,常常有人来烧香。着火的时候,满天通红,乌鸦乱飞乱叫,火光照着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也是通红的,像是火树一样。
有一天,不知怎么发现了海潮庵里藏着一窝土匪。地方保安队来捉他们。里面往外打枪,外面往里打枪,乒乒乓乓。最后是有人献计用火攻,——在庵外墙根堆了稻草,放火烧!土匪吃不住劲,只好把枪丢出,举着手出来就擒了。海潮庵就在侉奶奶家前面不远,两边开仗的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她很奇怪,离得这么近,她怎么就不知道庵里藏着土匪呢?
这些,使侉奶奶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与她的生活无关。
使她的生活发生一点变化的是:——
有一个乡下人赶了一头水牛进城,牛老了,他要把它卖给屠宰场去。这牛走到越塘边,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跪着,眼睛里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泪。围了好些人看。有人报给甲长丁裁缝。这是发生在本甲之内的事,丁甲长要是不管,将为人神不喜。他出面求告了几家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凑了牛价,把这头老牛买了下来,作为老太太们的放生牛。这牛谁来养呢?大家都觉得交侉奶奶养合适。丁甲长对侉奶奶说,这是一甲人信得过她,侉奶奶就答应下了。这养老牛还有一笔基金(牛总要吃点干草呀),就交给侉奶奶放印子。从此侉奶奶就多了几件事:早起把牛放出来,尽它到草地上去吃青草。青草没有了,就喂它吃干草。一早一晚,牵到河边去饮。傍晚拿了收印子钱的折子,沿街串乡去收印子。晚上,牛就和她睡在一个屋里。牛卧着,安安静静地倒嚼,侉奶奶可觉得比往常累得多。她觉得骨头疼,半夜了,还没有睡着。
不到半年,这头牛老死了。侉奶奶把放印子的折子交还丁甲长,还是整天坐在门外纳鞋底。
牛一死,侉奶奶也像老了好多。她时常病病歪歪的,连粥都不想吃,在她的黑洞洞的草屋里躺着。有时出来坐坐,扶着门框往外走。
一天夜里下大雨。瓢泼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很多人家都进了水。丁裁缝怕侉奶奶家也进了水了,她屋外的榆树都浸在水里了。他赤着脚走过去,推开侉奶奶的门一看:侉奶奶死了。
丁裁缝派人把她的侄子牛叫了来。
得给侉奶奶办后事呀。侉奶奶没有留下什么钱,牛也拿不出钱,只有卖榆树。
丁甲长找到杨老板。杨老板倒很仁义,说是先不忙谈榆树的事,这都好说,由他先垫出一笔钱来,给侉奶奶买一身老衣、一副杉木棺材,把侉奶奶埋了。
侉奶奶安葬以后,榆树生意也就谈妥了。杨老板雇了人来,咯嗤咯嗤,把八棵榆树都放倒了。新锯倒的榆树,发出很浓的香味。
杨老板把八棵榆树的树皮剥了,把树干卖给了木器店。据人了解,他卖的八棵树干的钱就比他垫出和付给牛的钱还要多。他等于白得了八张榆树皮,又捞了一笔钱。
臭水河和越塘原是连着的。不知从哪年起,螺蛳坝以下淤塞了,就隔断了。风和人一年一年把干土烂草往河槽里填,河槽变成很浅了。不过旧日的河槽依然可以看得出来。两旁的柳树还能标出原来河的宽度。这还是一条河,一条没有水的干河。
干河的北岸种了菜。南岸有几户人家。这几家都是做嫁妆的,主要是做嫁妆之中的各种盆桶,脚盆、马桶、
子。这些盆桶是街上嫁妆店的订货,他们并不卖门市。这几家只是本钱不大,材料不多的作坊。这几家的大人、孩子,都是做盆桶的工人。他们整天在门外柳树下锯、刨。他们使用的刨子很特别。木匠使刨子是往前推,桶匠使刨子是往后拉。因为盆桶是圆的,这么使才方便。这种刨子叫做刮刨。盆桶成型后,要用砂纸打一遍,然后上漆。上漆之前,先要用猪血打一道底子。刷了猪血,得晾干。因此老远地就看见干河南岸,绿柳荫中排列着好些通红的盆盆桶桶,看起来很热闹,画出了这几家作坊的一种忙碌的兴旺气象。
桶匠有本钱,有手艺,在越塘一带,比起那些完全靠力气吃饭的挑夫、轿夫要富足一些。和杀猪的庞家就不能相比了。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他家的地势很高,从街面到屋基,要上七八层台阶。房屋在这一片算是最高大的。房屋盖起的时间不久,砖瓦木料都还很新。檩粗板厚,瓦密砖齐。两边各有两间卧房,正中是一个很宽敞的穿堂。坐在穿堂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越塘边和淤塞的旧河交接处的一条从南到北的土路,看到越塘的水,和越塘对岸的一切,眼界很开阔。这前面的新房子是住人的。养猪的猪圈,烧水、杀猪的场屋都在后面。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就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拦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弟兄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他们长得比别人高出一头。老三尤其肥白高大。他下午没事,常在越塘高空场上练石担子、石锁。他还会写字,写刘石庵体的行书。这里店铺都兴装着花槅子。槅子留出一方空白,可以贴字画。别家都是请人写画的。庞家肉案子是庞老三自己写的字。他大概很崇拜赵子龙。别人家槅心里写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之类,他写的都是《三国演义》里赞赵子龙的诗。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她们就一人拎一个
子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都觉得庞家的人太精了。庞家的人缘不算好。别人也知道,庞家人从心里看不起别人,尤其是这三个女的。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支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
“鱼!”
一条长有尺半的大鲤鱼叭的一声蹦到岸上来了。接着,一条,一条,又一条,鲤鱼!鲤鱼!鲤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蹿,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手尖眼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庞家的盆是放在庞家的门口(当然他家门口到河槽还有一个距离),庞家杀猪盆又大,放的地方又好,鱼直往里跳。人们不满意,但是好在家家的盆里都不断跳进鱼来,人们不断地欢呼,狂叫,简直好像做着一个欢喜而又荒唐的梦,高兴压过了不平。
这两天,桶匠家家家吃鱼,喝酒。这一辈子没有这样痛快地吃过鱼。一面开怀地嚼着鱼肉,一面还觉得天地间竟有这等怪事:鱼往盆里跳,实在不可思议。
两天后,臭水河的积水流泄得差不多了,螺蛳坝重新堵上,沟里没有水了,也没有鱼了,岸上到处是鱼鳞。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子、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闹哄,故又名晚饭花。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且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地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地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馄饨也是全城独一份。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
别人卖的馄饨只有一种,葱花水打猪肉馅。他的馄饨除了猪肉馅的,还有鸡肉馅的、螃蟹馅的,最讲究的是荠菜冬笋肉末馅的,——这种肉馅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别齐全,除了酱油、醋,还有花椒油、辣椒油、虾皮、紫菜、葱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馄饨分别放在几个抽屉里,作料敞放在外面,任凭顾客各按口味调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别精洁——他有一个拌馅用的深口大盘,是雍正青花!
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点,立刻就围满了人。
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
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一岁,梯子蹬似的。三个丫头一个模样,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有人跟秦老吉说:“应该叫你老婆再生一个的,好凑成一套四扇屏儿!”
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谁家娶了邋遢婆娘,丈夫气急了,就说:“你到秦老吉家看看去!”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把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
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树上去呢?
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的。
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一副皮匠担子。“乾陞和”的门面很宽大,除了一个柜台,两边竖着的两块碎白石底子堆刻黑漆大字的木牌——一块写着“应时糕点”,一块写着“满汉饽饽”。这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放一副皮匠担子一点不碍事。麻皮匠每天一早,“乾陞和”才开了门,就拿起一把长柄的笤帚把店堂打扫干净,然后就在“满汉饽饽”下面支起担子,开始绱鞋。他是个手脚很快的人。走起路来腿快,绱起鞋来手快。只见他把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把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流利合拍,均匀紧凑。他绱鞋的时候,常有人歪着头看。绱鞋,本来没有看头,但是麻皮匠绱鞋就能吸引人。大概什么事做得很精熟,就很美了。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人家做好了鞋,叫佣人或孩子送去绱,总要叮嘱一句:“送到麻皮匠那里去。”这街上还有几个别的皮匠。怕送错了。他脸上的那几颗麻子就成了他的标志。他姓什么呢?好像是姓马。
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却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奏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躬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颚,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时福海就也是一个吹鼓手。他吹唢呐,两腮鼓起两个圆圆的鼓包,憋得满脸通红。他还会“进曲”。好像一城的吹鼓手里只有他会,或只有他擅长于这个玩意儿。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伴奏,唱一段曲子。曲词比昆曲还要古,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时福海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还是唱得感慨唏嘘,自己心里都酸溜溜的。
时代变迁,时福海的这一套有点吃不开了。剃光头的人少了,“水热刀快”不那么有号召力了。卫生部门天天宣传挖鼻孔、挖耳朵不卫生。懂得享受捶背揪懒筋的乐趣的人也不多了。时福海忽然变成一个举动迟钝的老头。
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
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瓷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
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顶棚上安了一面白布制成的“风扇”,有滑车牵引,叫小福子坐着,一下一下地拉“风扇”的绳子,使理发的人觉得“清风徐来”,十分爽快。这样,“时福海记”就又兴旺起来了。
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流传“倒扳桨”“跌断桥”“剪靛花”之类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时期的小曲。平常人不唱,唱的多是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裁缝、做豆腐的年轻子弟。他们晚上常常聚在“时福海记”唱,大福子弹琵琶。“时福海记”外面站了好些人在听。
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顺福,是个遗腹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母亲,是个踮脚,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吴顺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马料豆有绿豆大,一头是通红的,一头是漆黑的。这种豆药店里卖,平常配药很少用它,好像是天生就为了做糖兔的眼睛用的!这种糖兔子很便宜,一般的孩子都买得起。也吃了,也玩了。
师叔死后,这门手艺成了绝活儿,全城只有吴顺福一个人会,因此,他的生意是不错的。
他做的这些艺术品都放在擦得晶亮的玻璃橱子里,在肩上挑着。他的糖担子好像一个小型的展览会,歇在哪里,都有人看。
麻皮匠、大福子、吴顺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她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轿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
三天回门。三个姑爷,三个女儿都到了。秦老吉办了一桌酒,除了鸡鸭鱼肉,他特意包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让姑爷尝尝他的手艺。鲜美清香,自不必说。
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不是摆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来了。里面听到他敲门的声音,就知道:是叶三。挎着一个金丝篾篮,篮子上插一把小秤,他走进堂屋,扬声称呼主人。主人有时走出来跟他见见面,有时就隔着房门说话。“给您称——?”——“五斤。”什么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为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当时就给钱,大多数是到节下(端节、中秋、新年)再说。叶三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疤的、有虫眼的、挤筐、破皮、变色、过小的全都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他经常出外,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也很喜欢到处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是亲家一样了。——别的卖果子的下不了这样的功夫,也不知道这些路道。到处走,能看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乡风,可资谈助,对身体也好。他很少得病,就是因为路走得多。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卖了三十多年果子,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人了。他们都是学布店的,都出了师了。老二是三柜,老大已经升为二柜了。谁都认为老大将来是会升为头柜,并且会当管事的。他天生是一块好材料。他是店里头一把算盘,年终结总时总得由他坐在账房里哔哔剥剥打好几天。接待厂家的客人,研究进货(进货是个大学问,是一年的大计,下年多进哪路货,少进哪路货,哪些必须常备,哪些可以试销,关系全年的盈亏),都少不了他。老二也很能干。量尺、撕布(撕布不用剪子开口,两手的两个指头夹着,借一点巧劲,嗤——的一声,布就撕到头了),干净利落。店伙的动作快慢,也是一个布店的招牌。顾客总愿意从手脚麻利的店伙手里买布。这是天分,也靠练习。有人就一辈子都是迟钝笨拙,改不过来。不管干哪一行,都是人比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弟兄俩都长得很神气,眉清目秀,不高不矮。布店的店伙穿得都很好。什么料子时新,他们就穿什么料子。他们的衣料当然是价廉物美的。他们买衣料是按进货价算的,不加利润;若是零头,还有折扣。这是布店的规矩,也是老板乐为之的。因为店伙穿得时髦,也是给店里装门面的事。有的顾客来买布,常常指着店伙的长衫或翻在外面的短衫的袖子:“照你这样的,给我来一件。”
弟兄俩都已经成了家,老大已经有一个孩子,——叶三抱孙子了。
这年是叶三五十岁整生日,一家子商量怎么给老爷子做寿。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
“嫌我给你们丢人?两位大布店的‘先生’,有一个卖果子的老爹,不好看?”
儿子连忙解释:
“不是的。你老人家岁数大了,老在外面跑,风里雨里,水路旱路,做儿子的心里不安。”
“我跑惯了。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匋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你们也不用给我做什么寿。你们要是有孝心,把四太爷送我的画拿出去裱了,再给我打一口寿材。”这里有这样一种风俗,早早就把寿材准备下了,为的讨个吉利:添福添寿。于是就都依了他。
叶三还是卖果子。
他真是为了季匋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匋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匋民有一个脾气,一边画画,一边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画两笔,凑着壶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执笔接着画。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匋民送去。
季匋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由一个小六角门进去,走过一条碎石铺成的冰花曲径,隔窗看见季匋民,就提着、捧着他的鲜果走进去。
“四太爷,枇杷,白沙的!”
“四太爷,东墩的西瓜,三白!——这种三白瓜有点梨花香味,别处没有!”
他给季匋民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匋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季匋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因为季匋民是大画家,这些名士就特别爱在他面前评书论画,借以卖弄自己高雅博学。这种议论全都是道听途说,似通不通。季匋民听了,实在难受。他还知道,他如果随声答音,应付几句,某一名士就会在别的应酬场所重贩他的高论,且说:“兄弟此言,季匋民亦深为首肯。”
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季匋民最佩服李复堂。他认为扬州八怪里李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有一天叶三给他送来四开李复堂的册页,使季匋民大吃一惊:这四开册页是真的!季匋民问他是多少钱买的,叶三说没花钱。他到三垛贩果子,看见一家的橱柜的玻璃里镶了四幅画,——他在四太爷这里看过不少李复堂的画,能辨认,他用四张“苏州片”跟那家换了。“苏州片”花花绿绿的,又是簇新的,那家还很高兴。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匋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匋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对!”
季匋民最爱画荷花。他画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复堂,但是画风和复堂不似。李画多凝重,季匋民飘逸。李画多用中锋,季匋民微用侧笔,——他写字写的是章草。李复堂有时水墨淋漓,粗头乱眼,意在笔先;季匋民没有那样的恣悍,他的画是大写意,但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而且笔致疏朗,善于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参用了张大千,但更为舒展。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且喜作长幅,荷梗甚长,一笔到底。
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匋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匋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
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
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匋民送了叶三很多画。——有时季匋民画了一张画,不满意,团掉了。叶三捡起来,过些日子送给季匋民看看,季匋民觉得也还不错,就略改改,加了题,又送给了叶三。季匋民送给叶三的画都是题了上款的。叶三也有个学名。他五行缺水,起名润生。季匋民给他起了个字,叫泽之。送给叶三的画上,常题“泽之三兄雅正”。有时径题“画与叶三”。季匋民还向他解释:以排行称呼,是古人风气,不是看不起他。
有时季匋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
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不卖。”
“不卖?”
“一张也不卖!”
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画都放在他的棺材里。
十多年过去了。
季匋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
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匋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
“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叶三看了他的名片,这人的姓很奇怪,姓“辻”,叫“辻听涛”。一问,是日本人。辻听涛说他是专程来看他收藏的季匋民的画的。
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辻听涛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听涛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
“不卖。”
辻听涛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北门外有一条承志河。承志河上有一道承志桥,是南北的通道,每天往来行人很多。这是座木桥,相当地宽。这桥的特别处是上面有个顶子,不方不圆而长,形状有点像一个船篷。桥两边有栏杆,栏杆下有宽可一尺的长板,就形成两排靠背椅。夏天,常有人坐在上面歇脚、吃瓜;下雨天,躲雨。人们很喜欢这座桥。
桥南是一片旷地。据说早先这里是有人家的,后来一把火烧得精光,就再也没有人来盖房子。这不知是哪一年的事了。现在只是一片平地,有一点像一个校场。这就成了放风筝、踢毽子的好地方。小学生放了学,常到这里来踢皮球。把几个书包往两边一放,这就是球门。奔跑叫喊了一气,滚得一身都是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回家吃饭啰!”于是提着书包,紧紧裤子,一窝蜂散去。
这又是各种卖艺人作场的地方。耍猴的。猴能爬旗杆,还能串戏——自己打开箱子盖,自己戴帽子,戴胡子。最好看的是猴子戴了“鬼脸”——面具,穿一件红袄,帽子上还有两根野鸡毛,骑羊。老绵羊围着场子飞跑,颈项里挂了一串铜铃,哗稜稜稜地响。耍木头人戏的,老是那一出:《王香打虎》。王香的父亲上山砍柴,被老虎吃了。王香赶去,把老虎打死,从老虎的肚子里把父亲拉出来。父亲活了。父子两人抱在一起——完了。王香知道父亲被老虎吃了,感情很激动。那表达的方式却颇为特别:把一个木头脑袋在“台”口的栏杆上磕碰,碰得笃笃地响,“嘴”里“呜丢丢,呜丢丢”地哭诉着。这大概是所谓“呼天抢地”吧。围看的大人和小孩也不知看了多少次《王香打虎》了(王香已经打了八百年的老虎了,——从宋朝算起),但当看到王香那样激烈地磕碰木头脑袋,还是会很有兴趣地哄笑起来。耍把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铜锣声切住。“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钱的帮个钱场子,没钱的帮着人场子。”——“小把戏!玩几套?”——“玩三套!”于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脱光了上衣(耍把戏多是冬天),两手握着一根小棍,把两臂从后面撅——撅——撅,直到有人“哗叉哗叉”——投出铜钱,这才撅过来。一到要表演“大卸八块”了,有的妇女就急忙丢下几个钱,神色紧张地掉头走了。有时,腊月送灶以后,旷场上立起两根三丈长的杉篙,当中又横搭一根,人们就知道这是来了耍“大把戏”的,大年初一,要表演“三上吊”了。所谓“三上吊”,是把一个女孩的头发(长发,原来梳着辫子),用烧酒打湿,在头顶心攥紧,系得实实的;头发挽扣,一根长绳,掏进发扣,用滑车拉上去,这女孩就吊在半空中了。下面的大人,把这女孩来回推晃,女孩子就在半空中悠动起来。除了做寒鸭凫水、童子拜观音等等动作外,还要做脱裤子、穿裤子的动作。这女孩子穿了八条裤子,在空中把七条裤子一条一条脱下,又一条一条穿上。这女孩子悠过来,悠过去,就是她那一把头发拴在绳子上……
到了有卖艺人作场,承志桥南的旷场周围就来了许多卖吃食的。卖烂藕的,卖煮荸荠的,卖牛肉高粱酒,卖回卤豆腐干,卖豆腐脑的,吆吆喝喝,异常热闹。还有卖梨膏糖的。梨膏糖是糖稀、白砂糖,加一点从药店里买来的梨膏熬制成的,有一点梨香。一块有半个火柴盒大,一分厚,一块一块在一方木板上摆列着。卖梨膏糖的总有个四脚交叉的架子,上铺木板,还装饰着一些绒球、干电池小灯泡。卖梨膏糖全凭唱。他有那么一个六角形的小手风琴。本地人不识手风琴,管那玩意叫“呜哩哇”,因为这东西只能发出这样三个声音。卖梨膏糖的把木架支好,就拉起“呜哩哇”唱起来:
“太阳出来一点(呐)红,
秦琼卖马下山(的)东。
秦琼卖了他的黄骠(的)马啊,
五湖四海就访(啦)宾(的)朋!”
“呜哩呜哩哇,
呜哩呜哩哇……”
这些玩意,年复一年,都是那一套,大家不免有点看厌了,虽则到时还会哄然大笑,会神色紧张。终于有一天,来了王四海。
有人跟卖梨膏糖的说:
“嗨,卖梨膏糖的,你的嘴还真灵,你把王四海给唱来了!”
“我?”
“你不是唱‘五湖四海访宾朋’吗?王四海来啦!”
“王四海?”
卖梨膏糖的不知王四海是何许人。
王四海一行人下了船,走在大街上,就引起城里人的注意。一共七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小小子,一个小姑娘,一个瘦小但很精神的年轻人,一个四十开外的彪形大汉。他们都是短打扮,但是衣服的式样、颜色都很时髦。他们各自背着行李,提着皮箱。皮箱上贴满了轮船、汽车和旅馆的圆形的或椭圆形的标记。虽然是走了长路,但并不显得风尘仆仆。脚步矫健,气色很好。后面是王四海。他戴了一顶兔灰色的呢帽,穿了一件酱紫色烤花呢的大衣,——虽然大衣已经旧了,可能是在哪个大城市的拍卖行里买来的。他空着手,什么也不拿。他一边走,一边时时抱拳向路旁伫看的人们致意。后面两个看来是伙计,穿着就和一般耍把戏的差不多了。他们一个挑着一对木箱,一个扛着一捆兵器,——枪尖刀刃都用布套套着,一只手里牵着一头水牛。他们走进了五湖居客栈。
卖艺的住客栈,少有。——一般耍把戏卖艺的都是住庙,有的就住在船上。有人议论:“五湖四海,这倒真应了典了。”
这地方把住人的旅店分为两大类:房间“高尚”,设备新颖,软缎被窝,雪白毛巾,带点洋气的,叫旅馆,门外的招牌上则写作“××旅社”;较小的仍保留古老的习惯,叫客栈,甚至更古老一点,还有称之为“下处”的。客栈的格局大都是这样:两进房屋,当中有个天井,有十来个房间。砖墙、矮窗。不知什么道理,客栈的房间哪一间都见不着太阳。一进了客栈,除了觉得空气潮湿,还闻到一股长期造成的洗脸水和小便的气味。这种气味一下子就抓住了旅客,使他们觉得非常亲切。对!这就是他们住惯了的那种客栈!他们就好像到了家了。客栈房金低廉,若是长住,还可打个八折、七折。住客栈的大都是办货收账的行商、细批流年的命相家、卖字画的、看风水的、走方郎中、草台班子“重金礼聘”的名角、寻亲不遇的落魄才子……一到晚上,客栈门口就挂出一个很大的灯笼。灯笼两侧贴着扁宋体的红字,一侧写道“招商客栈”,一侧是“近悦远来”。
五湖居就是这样一个客栈。这家客栈的生意很好,为同行所艳羨。人们说,这是因为五湖居有一块活招牌,就是这家的掌柜的内眷,外号叫貂蝉。叫她貂蝉,一是因为她长得俊俏;二是因为她丈夫比她大得太多。她二十四五,丈夫已经五十大几,俨然是个董卓。这董卓的肚脐可点不得灯,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是个痨病胎子。除了天气好的时候,他起来坐坐,平常老是在后面一个小单间里躺着。栈里的大小事务,就都是貂蝉一个人张罗着。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客人来了,登店簿,收押金,开房门;客人走时,算房钱,退押金,收钥匙。她识字,能写会算,这些事都在行。泡茶、灌水、扫地、抹桌子、替客人跑腿买东西,这些事有一个老店伙和一个小孩子支应,她用不着管。春夏天长,她成天坐在门边的一张旧躺椅上嗑瓜子,有时轻轻地哼着小调:
一把扇子七寸长,
一个人扇风二人凉……
或拿一面镜子,用一把小镊子对着镜子挟眉毛。觉得门前有人走过,就放下镜子看一眼,似有情,又似无意。
街上人对这个女店主颇有议论。有人说,她是可以陪宿的,还说过夜的钱和房钱一块结算,账单上写得明明白白:房金多少,陪宿几次。有人说:“别瞎说!你嘴上留德。人家也怪难为,嫁了个痨病壳子,说不定到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
这且不言。却说王四海一住进五湖居,下午就在全城的通衢要道,热闹市口贴了很多海报。打武卖艺的贴海报,这也少有。海报的全文上一行是“历下王四海献艺”;下行小字“每日下午承志桥”。语意颇似《老残游记》白妞黑妞说书的招贴。大抵齐鲁人情古朴,文风也简练如此。
第二天,王四海拿了名片到处拜客。这在县城,也是颇为新鲜的事。商会会长、重要的钱庄、布店、染坊、药铺,他都投了片子,进去说了几句话,无非是:“初到宝地,请多关照。”随即留下一份红帖。凭帖入场,可以免费。他的名片上印的是:
他到德寿堂药铺特别找管事的苏先生多谈了一会。原来王四海除了“献艺”,还卖膏药。熬膏药需要膏药黐子,——这东西有的地方叫做“膏药粘”,状如沥青,是一切膏药之母。叙谈结果,德寿堂的管事同意八折优惠,先货后款——可以赊账。王四海当即留下十多张红帖。
至于他给女店主送去几份请帖,自不待说。
王四海献艺的头几天,真是万人空巷。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王四海的这个武术班子,都姓王,都是叔伯兄弟,侄儿侄女。他们走南闯北,搭过很多班社,走过很多码头。大概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到过的地方,他们也都到过。他们在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庙、汉口民众乐园、苏州玄妙观,都表演过。他们原来在一个相当大的马戏杂技团,后来这个杂技团散了,方由王四海带着,来跑小码头。
锣鼓声紧张热烈。虎音大锣,高腔南堂鼓,听着就不一样。老远就看见铁脚高杆上飘着四面大旗,红字黑字,绣得分明:“以武会友”“南北武术”“力胜牯牛”“祖传膏药”。场子也和别人不一样,不是在土地上用锣槌棒画一个圆圈就算事,而是有一圈深灰色的帆布帷子。入门一次收费,中场不再零打钱。这气派就很“高尚”。
玩意也很地道。真刀真枪,真功夫,很干净,很漂亮,很文明,——没有一点野蛮、恐怖、残忍。
彪形大汉、精干青年、小小子、小姑娘,依次表演。或单人,或对打。三节棍、九节鞭、双手带单刀破花枪、双刀进枪、九节鞭破三节棍……
掌声,叫好。
王四海在前面表演了两个节目:护手钩对单刀、花枪,单人猴拳。他这猴拳是南派。服装就很摄人。一身白。下边是白绸肥腿大裆的灯笼裤,上身是白紧身衣,腰系白铜大扣的宽皮带,脉门上戴着两个黑皮护腕,护腕上两圈雪亮的泡钉。果是身手矫捷,状如猿猴。他这猴拳是带叫唤的,当他尖声长啸时,尤显得猴气十足。到他手搭凉棚,东张西望,或缩颈曲爪搔痒时,周围就发出赞赏的笑声。——自从王四海来了后,原来在旷场上踢皮球的皮孩子就都一边走路,一边模仿他的猴头猴脑的动作,尖声长啸。
猴拳打完,彪形大汉和精干青年就卖一气膏药。一搭一档,一问一答。他们的膏药,就像上海的黄楚九大药房的“百灵机”一样,“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什么病都治:五劳七伤、筋骨疼痛、四肢麻木、半身不遂、鼓胀噎嗝、吐血流红、对口搭背、无名肿毒、梦遗盗汗、小便频数……甚至肾囊阴湿都能包好。
“那位说了,我这是臊裆——”
“对,俺的性大!”
“恁要是这么说,可就把自己的病耽误了!”
“这是病?”
“这是阳弱阴虚,肾不养水!”
“这是肾亏?!”
“对了!一天两天不要紧。一月两月也不要紧。一年两年,可就坏了事了!”
“坏了啥事?”
“妨碍恁生儿育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全凭一句话,提醒懵懂人。买几帖试试!”
“能见效?”
“能见效!一帖见好,两帖去病,三帖除根!三帖之后,包管恁身强力壮,就跟王四海似的,能跟水牛摔跤。买两帖,买两帖。不多卖!就这二三十张膏药,卖完了请看王四海力胜牯牛,——跟水牛摔跤!”
这两位绕场走了几圈,人们因为等着看王四海和水牛摔跤,膏药也不算太贵,而且膏药黐乌黑发亮,非同寻常,疑若有效,不大一会,也就卖完了。这时一个伙计已经把水牛牵到场地当中。
王四海再次上场,换了一身装束,斗牛士不像斗牛士,摔跤手不像摔跤手。只见他上身穿了一件黑大绒的褡膊,上绣金花,下身穿了一条紫红库缎的裤子,足蹬黑羊皮软靴。上场来,双手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随即走向水牛,双手扳住牛犄角,浑身使劲。牛也不瓤,它挺着犄角往前顶,差一点把王四海顶出场外。王四海双脚一跺,钉在地上,牛顶不动他了。等王四海拿出手来,拉了一个山膀,再度攥住牛角,水牛又拼命往后退,好赖不让王四海把它扳倒。王四海把牛拽到场中,运了运气。当他又一次抓到牛角时,这水牯牛猛一扬头,把王四海扔出去好远。王四海并没有摔倒在地,而是就势翻了一串小翻,身轻如燕,落地无声。
“好!”
王四海绕场一周,又运了运气。老牛也哞哞地叫了几声。
正在这牛颇为得意的时候,王四海突然从它的背后蹿到前面,手扳牛角,用尽两膀神力,大喝一声:“嗨咿!”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吭腾”一声,水牛已被摔翻在地。
“好!!”
全场爆发出炸雷一样的彩声。
王四海抬起身来,向四面八方鞠躬行礼,表示感谢。他这回行的不是中国式的礼,而是颇像西班牙的斗牛士行的那种洋礼,姿势优美,风度颇似泰隆宝华,越显得飒爽英俊,一表非凡。全场男女观众纷纷起立,报以掌声。观众中的女士还不懂洋规矩,否则她们是很愿意把一把一把鲜花扔给他的。他在很多观众的心目中成了一位英雄。他们以为天下英雄第一是黄天霸,第二便是王四海。有一个挨着貂蝉坐的油嘴滑舌的角色大声说:“这倒真是一位吕布!”
貂蝉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观众散场。老牛这时已经起来。一个伙计扔给它一捆干草,它就半卧着吃了起来。它知道,收拾刀枪、拆帆布帷子,总得有一会,它尽可安安静静地咀嚼。——它一天只有到了这会才能吃一顿饱饭呀。这一捆干草就是它摔了一跤得到的报酬。
不几天,王四海在离承志桥不远的北门外大街上租了两间门面,卖膏药。他下午和水牛摔跤,上午坐在膏药店里卖膏药。王四海为人很“四海”,善于应酬交际。膏药店开张前一天,他把附近较大店铺的管事的都请到五柳园吃了一次早茶,请大家捧场。果然到开张那天,王四海的铺子里就挂满了同街店铺送来的大红蜡笺对子、大红洋绉的幛子。对子大部分都写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幛子上的金字则是“名扬四海”“四海名扬”,一碗豆腐,豆腐一碗。红通通的一片,映着兵器架上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显得非常火炽热闹。王四海有一架RCA老式留声机,就搬到门口唱起来。不过他只有三张唱片,一张《毛毛雨》,一张《枪毙阎瑞生》,一张《洋人大笑》,只能翻来覆去地调换。一群男女洋人在北门外大街笑了一天,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
承志河涨了春水,柳条儿绿了,不知不觉,王四海来了快两个月了。花无百日红,王四海卖艺的高潮已经过去了。看客逐渐减少。城里有不少人看“力胜水牛”已经看了七八次,乡下人进城则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他们可怜那条牛。
这天晚上,老大(彪形大汉)、老六(精干青年)找老四(王四海)说“事”。他们劝老四见好就收。他们走了那么多码头,都是十天半拉月,顶多一个“号头”(一个月,这是上海话),像这样连演四十多场(刨去下雨下雪),还没有过。葱烧海参,也不能天天吃。就是海京伯来了,也不能连满仨月。要是“瞎”在这儿,败了名声,下个码头都不好走。
王四海不说话。
他们知道四海为什么留恋这个屁帘子大的小城市,就干脆把话挑明了。
“俺们走江湖卖艺的,最怕在娘们身上栽了跟头。寻欢作乐,露水夫妻,那不碍。过去,哥没问过你。你三十往外了,还没成家,不能老叫花猫吃豆腐。可是这种事,认不得真,着不得迷。你这回,是认了真,着了迷了!你打算怎么着?难道真要在这儿当个吕布?你正是好时候,功夫、卖相,都在那儿摆着。有多少白花花的大洋钱等着你去挣。你可别把一片锦绣前程自己白白地葬送了!俺们老王家,可就指望着你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听到这儿人的闲言碎语了么?别看这小地方的人,不是好欺的。墙里开花墙外香,他们不服这口气。要是叫人家堵住了,敲一笔竹杠是小事;绳捆索绑,押送出境,可就现了大眼了。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四哥,听兄弟一句话,走吧!”
王四海还是不说话。
“你说话,说一句话呀!”
王四海说:“再续半个月,再说。”
老大、老六摇头。
王四海的武术班子真是走了下坡路了,一天不如一天。老大、老六、侄儿、侄女都不卖力气。就是两个伙计敲打的锣鼓,也是没精打采的。王四海怪不得他们,只有自己格外“卯上”。山膀拉得更足,小翻多翻了三个,“嗨咿”一声也喊得更为威武。就是这样,也还是没有多少人叫好。
这一天,王四海和老牛摔了几个回合,到最后由牛的身后蹿出,扳住牛角,大喝一声,牛竟没有倒。
观众议论起来。有人说王四海的力气不行了,有人说他的力气已经用在别处了。这两人就对了对眼光,哈哈一笑。有人说:“不然,这是故意卖关子。王四海今天准有更精彩的表演。——瞧!”
王四海有点沉不住气,寻思:这牛今天是怎么了?一面又绕场一周,运气,准备再摔。不料,在他绕场、运气的时候,还没有接近老牛,离牛还有八丈远,这牛“吭腾”一声,自己倒了!
观众哗然,他们大笑起来。他们明白了:“力胜牯牛”原来是假的。这牛是驯好了的。每回它都是自己倒下,王四海不过是在那里装腔作势做做样子。这回不知怎么出了岔子,露了馅了。也许是这牛犯了牛脾气,再不就是它老了,反应迟钝了……大家一哄而散。
王家班开了一个全体会议,连侄儿、侄女都参加。一致决议:走!明天就走!
王四海说,他不走。
“还不走?!你真是害了花疯啦!那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不走,俺们走,可别怪自己弟兄不义气!栽到这份上,还有脸再在这城里待下去吗?”
王四海觉得对不起叔伯兄弟,他什么也不要,只留下一对护手钩,其余的,什么都叫他们带走。他们走了,连那条老牛也牵走了。王四海把他们送到码头上。
老大说:“四兄弟,我们这就分手了。到了那儿,给你来信。你要是还想回来,啥时候都行。”
王四海点点头。
老六说:“四哥,多保重。——小心着点!”
王四海点点头。
侄儿侄女给王四海行了礼,说:“四叔,俺们走了!”说着,这两个孩子的眼泪就下来了。王四海的心里也是酸酸的。
王四海一个人留下来,卖膏药。
他到德寿堂找了管事苏先生。苏先生以为他又要来赊膏药黐子,问他这回要多少。王四海说:
“苏先生,我来求恁一件事。”
“什么事?”
“能不能给我几个膏药的方子?”
“膏药方子?你以前卖的膏药都放了什么药?”
“什么也没有,就是恁这儿的膏药黐子。”
“那怎么摊出来乌黑雪亮的?”
“掺了点松香。”
“那你还卖那种膏药不行吗?”
“苏先生!要是过路卖艺,日子短,卖点假膏药,不要紧。这治不了病,可也送不了命。等买的主发现膏药不灵,我已经走了,他也找不到我。我想在贵宝地长住下去,不能老这么骗人。往后我就指着这吃饭,得卖点真东西。”
苏先生觉得这是几句有良心的话,说得也很恳切;德寿堂是个大药店,不靠卖膏药赚钱,就答应了。
苏先生还把王四海的这番话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王四海如今卖的是真膏药。大家还议论,这个走江湖的人品不错。王四海膏药店的生意颇为不恶。
不久,五湖居害痨病的掌柜死了,王四海就和貂蝉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过了。
他不愿人议论他是贪图五湖居的产业而要了貂蝉的,五湖居的店务他一概不问。他还是开他的膏药店。
光阴荏苒,眨眼的工夫,几年过去了。貂蝉生了个白胖小子,已经满地里跑了。
王四海穿起了长衫,戴了罗宋帽,看起来和一般生意人差不多,除了他走路抓地(练武的人走路都是这个走法,脚指头抓着地),已经不像个打把势卖艺的了。他的语声也变了。腔调还是山东腔,所用的字眼很多却是地道的本地话。头顶有点秃,而且发胖了。
他还保留一点练过武艺人的习惯,每天清早黄昏要出去蹓蹓弯,在承志桥上坐坐,看看来往行人。
这天他收到老大、老六的信,看完了,放在信插子里,依旧去蹓弯。他坐在承志桥的靠背椅上,听见远处有什么地方在吹奏“得胜令”,他忽然想起大世界、民众乐园,想起霓虹灯、马戏团的音乐。他好像有点惆怅。他很想把那对护手钩取来耍一会。不大一会,连这点意兴也消失了。
王四海站起来,沿着承志河,漫无目的地走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街上的居民铺户、大人小孩、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小教堂的牧师,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专收旧衣烂衫。她这一声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声音很高,拉得很长,一口气。她把“有”字切成了“一——尤”,破空而来,传得很远(她的声音能传半条街)。“旧衣烂衫”稍稍延长,“卖”字有余不尽:
“一——尤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
我从此人的吆喝中知道了一个一般地理书上所不载的地名——板桥——而且永远也忘不了,因为我每天要听好几次。板桥大概是一个镇吧,想来还不小。不过它之出名可能就因为出一种叫化风丹的东西。化风丹大概是一种药吧?这药是治什么病的?我无端地觉得这大概是治小儿惊风的。昆明这地方一年能销多少化风丹?我好像只看见这人走来走去,吆喝着,没有见有人买过他的化风丹。当然会有人买的,否则他吆喝干什么。这位贵州老乡,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待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
黄昏以后,直至夜深,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
“壁虱药!虼蚤药!”
壁虱即臭虫。昆明的跳蚤也是真多。他这时候出来吆卖是有道理的。白天大家都忙着,不到快挨咬,或已经挨咬的时候,想不起买壁虱药、虼蚤药。
有时有苗族的少女卖杨梅、卖玉麦粑粑。
“卖杨梅——!”
“玉麦粑粑——!”
她们都是苗家打扮,戴一个绣花小帽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干干净净的,都长得很秀气。她们卖的杨梅很大,颜色红得发黑,叫做“火炭梅”,放在竹篮里,下面衬着新鲜的绿叶。玉麦粑粑是嫩玉米磨制成的粑粑(昆明人叫玉米为包谷,苗人叫玉麦),下一点盐,蒸熟(蒸出后粑粑上还明显地保留着拍制时的手指印痕),包在玉米的嫩皮里,味道清香清香的。这些苗族女孩子把山里的夏天和初秋带到了昆明的街头了。
…………
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还有一种,是:
“椒盐饼子西洋糕!”
椒盐饼子,名副其实:发面饼,里面和了一点椒盐,一边稍厚,一边稍薄,形状像一把老式的木梳,是在铛上烙出来的,有一点油性,颜色黄黄的。西洋糕即发糕,米面蒸成,状如莲蓬,大小亦如之,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放的是糖精,不是糖。这东西和“西洋”可以说是毫无瓜葛,不知道何以命名曰“西洋糕”。这两种食品都不怎么诱人。淡而无味,虚泡不实。买椒盐饼子的多半是老头,他们穿着土布衣裳,喝着大叶清茶,抽金堂叶子烟,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一边嚼着这种古式的点心,自得其乐。西洋糕则多是老太太叫住,买给她的小孙子吃。这玩意好消化,不伤人,下肚没多少东西。当然也有其他的人买了充饥,比如拉车的,赶马的马锅头,在茶馆里打扬琴说书的瞎子……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饼子和糕分别放在木盆两侧,上面盖一层白布,白布上放一饼一糕作为幌子,从早到晚,穿街过巷,吆喝着: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是他没有上过学。
我从侧面约略知道这孩子的身世。非常简单。他是个孤儿,父亲死得早。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还有个外婆,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卖茶,卖葵花子,他外婆还会给人刮痧、放血、拔罐子,这也能得一点钱。他长大了,得自己挣饭吃。母亲托人求了糕点铺的杨老板,他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发面,天一亮就起来烧火,帮师傅蒸糕、打饼,白天挎着木盆去卖。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孩子是个小大人!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荫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
“椒盐饼子西洋糕!”
每天下午,在华山西路、逼死坡前要过龙云的马。这些马每天由马夫牵到郊外去蹓,放了青,饮了水,再牵回来。他每天都是这时经过逼死坡(据说这是明建文帝被逼死的地方),他很爱看这些马。黑马、青马、枣红马。有一匹白马,真是一条龙,高腿狭面,长腰秀颈,雪白雪白。它总不好好走路。马夫拽着它的嚼子,它总是騕騕
的。钉了蹄铁的马蹄踏在石板上,郭答郭答。他站在路边看不厌,但是他没有忘记吆喝:
“椒盐饼子西洋糕!”
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
他吆喝得很好听,有腔有调。若是谱出来,就是:
放了学的孩子(他们背着书包),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爱学他。但是他们把字眼改了,变成了:
昆明人读“饼”字不走鼻音,“饼子”和“鼻子”很相近。他在前面吆喝,孩子们在他身后模仿:
“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又不含什么恶意,他并不发急生气,爱学就学吧。这些上学的孩子比卖糕饼的孩子要小两三岁,他们大都吃过他的椒盐饼子西洋糕。他们长大了,还会想起这个“捏着鼻子吹洋号”,俨然这就是卖糕饼的小大人的名字。
这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在一条巷子里看见他在前面走。这是一条很长的、僻静的巷子。穿过这条巷子,便是城墙,往左一拐,不远就是大西门了。我知道今天是他外婆的生日,他是上外婆家吃饭去的(外婆大概炖了肉)。他妈已经先去了。他跟杨老板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把卖剩的糕饼交回到柜上,才去。虽然只是背影,但看得出他新剃了头(这孩子长得不难看,大眼睛,样子挺聪明),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我第一次看到这孩子没有挎着浅盆,散着手走着,觉得很新鲜。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他没有看见我,我去看一个朋友,正在倚门站着),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
“捏着鼻子吹洋号!……”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叫他八千岁。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他如果不是一年到头穿了那样一身衣裳,也许大家就不会叫他八千岁了。他这身衣裳,全城无二。无冬历夏,总是一身老蓝布。这种老蓝布是本地土织,本地的染坊用蓝靛染的。染得了,还要由一个师傅双脚分叉,站在一个U字形的石碾上,来回晃动,加以碾砑,然后摊在河边空场上晒干。自从有了阴丹士林,这种老蓝布已经不再生产,乡下还有时能够见到,城里几乎没有人穿了。蓝布长衫,蓝布夹袍,蓝布棉袍,他似乎做得了这几套衣服,就没有再添置过。年复一年,老是这几套。有些地方已经洗得露了白色的经纬,而且打了许多补丁。衣服的款式也很特别,长度一律离脚面一尺。这种才能盖住膝盖的长衫,从前倒是有过,叫做“二马裾”。这些年长衫兴长,穿着拖齐脚面的铁灰洋绉时式长衫的年轻的“油儿”,看了八千岁的这身二马裾,觉得太奇怪了。八千岁有八千岁的道理,衣取蔽体,下面的一截没有用处,要那么长干什么?八千岁生得大头大脸,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终年穿着二马裾,任人观看,心安理得。
他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比他小一号,也穿着一身老蓝布的二马裾,只是老蓝布的颜色深一些,补丁少一些。父子二人在店堂里一站,活脱是大小两个八千岁。这就更引人注意了。八千岁这个名字也就更被人叫得死死的。
大家都知道八千岁现在很有钱。
八千岁的米店看起来不大,门面也很暗淡。店堂里一边是几个米囤子,囤里依次分别堆积着“头糙”“二糙”“三糙”“高尖”。头糙是只碾一道,才脱糠皮的糙米,颜色紫红。二糙较白。三糙更白。高尖则是雪白发亮几乎是透明的上好精米。四个米囤,由红到白,各有不同的买主。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二糙三糙卖给住家铺户,高尖只少数高门大户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只是觉得吃这样的米有点“作孽”。另外还有两个小米囤,一囤糯米;一囤晚稻香粳——这种米是专门煮粥用的。煮出粥来,米长半寸,颜色浅碧如碧螺春茶,香味浓厚,是东乡三垛特产,产量低,价极昂。这两种米平常是没有人买的,只是既是米店,不能不备。另外一边是柜台,里面有一张账桌,几把椅子。柜台一头,有一块竖匾,白地子,上漆四个黑字,道是:“食为民天”。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是八千岁的手笔。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黑,墨色分外浓黑。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是“概不做保”。这地方每年总有一些和尚来化缘(道士似无化缘一说),背负一面长一尺、宽五寸的木牌,上画护法韦驮,敲着木鱼,走到较大铺户之前,总可得到一点布施。这些和尚走到八千岁门前,一看“僧道无缘”四个字,也就很知趣地走开了。不但僧道无缘,连叫花子也“概不打发”。叫花子知道不管怎样软磨硬泡,也不能从八千岁身上拔下一根毛来,也就都“别处发财”,省得白费工夫。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兴了铺保制度。领营业执照、向银行贷款,取一张“仰沿路军警一体放行,妥加保护”的出门护照,甚至有些私立学校填写入学志愿书,都要有两家“殷实铺保”。吃了官司,结案时要“取保释放”。因此一般“殷实”一些的店铺就有为人做保的义务。铺保不过是个名义,但也有时惹下一些麻烦。有的被保的人出了问题,官方警方不急于追究本人,却跟做保的店铺纠缠不休,目的无非是敲一笔竹杠。八千岁可不愿惹这种麻烦。“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的店铺不止八千岁一家,然而八千岁如此,就不免引起路人侧目,同行议论。
八千岁米店的门面虽然极不起眼,“后身”可是很大。这后身本是夏家祠堂。夏家原是望族。他们聚族而居的大宅子的后面有很多大树,有合抱的大桂花,还有一湾流水,景色幽静,现在还被人称为夏家花园,但房屋已经残破不堪了。夏家败落之后,就把祠堂租给了八千岁。朝南的正屋里一长溜祭桌上还有许多夏家的显考显妣的牌位。正屋前有两棵柏树。起初逢清明,夏家的子孙还来祭祖,这几年来都不来了,那些刻字涂金的牌位东倒西歪,上面落了好多鸽子粪。这个大祠堂的好处是房屋都很高大,还有两个极大的天井,都是青砖铺的。那些高大房屋,正好当作积放稻子的仓廒,天井正好翻晒稻子。祠堂的侧门临河,出门就是码头。这条河四通八达,运粮极为方便。稻船一到,侧门打开,稻子可以由船上直接挑进仓里,这可以省去许多长途挑运的脚钱。
本地的米店实际是个粮行。单靠门市卖米,油水不大。一多半是靠做稻子生意,秋冬买进,春夏卖出,贱入贵出,从中取利。稻子的来源有二。有的是城中地主寄存的。这些人家收了租稻,并不过目,直接送到一家熟识的米店,由他们代为经营保管。要吃米时派个人去叫几担,要用钱时随时到柜上支取,年终结账,净余若干,报一总数。剩下的钱,大都仍存柜上。这些人家的大少爷,是连粮价也不知道的,一切全由米店店东经手。粮钱数目,只是一本良心账。另一来源,是店东自己收购的。八千岁每年过手到底有多少稻子,他是从来不说的,但是这瞒不住人。瞒不住同行,瞒不住邻居,尤其瞒不住挑夫的眼睛。这些挑夫给各家米店挑稻子,一眼估得出哪家的底子有多厚。他们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他家仓廒里的堆稻的“窝积”挤得轧满,每一积都堆到屋顶。
另一件瞒不住人的事,是他有一副大碾子,五匹大骡子。这五匹骡子,单是那两匹大黑骡子,就是头三年花了八百现大洋从宋侉子手里一次买下来的。
宋侉子是个怪人。他并不侉。他是本城土生土长,说的也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话。本地人把行为乖谬,悖乎常理,而又身材高大的人,都叫做侉子(若是身材瘦小,就叫做蛮子)。宋侉子不到二十岁就被人称为侉子。他也是个世家子弟,从小爱胡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花鸟虫鱼,无所不好,还特别爱养骡子养马。父母在日,没有几年,他就把一点祖产挥霍得去了一半。父母一死,就更没人管他了,他干脆把剩下的一半田产卖了,做起了骡马生意。每年出门一两次,到北边去买骡马。近则徐州、山东,远到关东、口外。一半是寻钱,一半是看看北边的风景,吃吃黄羊肉、狍子肉、鹿肉、狗肉。他真也养成了一派侉子脾气。爱吃面食。最爱吃山东的锅盔、牛杂碎,喝高粱酒。酒量很大,一顿能喝一斤。他买骡子买马,不多买,一次只买几匹,但要是好的。花很大的价钱买来,又以很大的价钱卖出。
他相骡子相马有一绝,看中了一匹,敲敲牙齿,捏捏后胯,然后拉着缰绳领起走三圈,突然用力把嚼子往下一拽。他力气很大,一般的骡马禁不起他这一拽,当时就会打一个趔趄。像这样的,他不要。若是纹丝不动,稳若泰山,当面成交,立刻付钱,二话不说,拉了就走。由于他这种独特的选牲口的办法和豪爽性格,使他在几个骡马市上很有点名气。他选中的牲口也的确有劲,耐使,里下河一带的碾坊磨坊很愿意买他的牲口。虽然价钱贵些,细算下来,还是划得来。
那一年,他在徐州用这办法买了两匹大黑骡子,心里很高兴,下到店里,自个儿蹲在炕上喝酒。门帘一掀,进来个人:
“你是宋老大?”
“不敢,贱姓宋。请教?”
“甭打听。你喝酒?”
“哎哎。”
“你心里高兴?”
“哎哎。”
“你买了两匹好骡子?”
“哎哎。就在后面槽上拴着。你老看来是个行家,你给看看。”
“甭看,好牲口!这两匹骡子我认得!——可是你带得回去吗?”
宋侉子一听话里有话,忙问:
“莫非这两匹骡子有什么弊病?”
“你给我倒一碗酒。出去看看外头有没有人。”
原来这是一个骗局。这两匹黑骡子已经转了好几个骡马市,谁看了谁爱,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带走。这两匹骡子是它们的主人驯熟了的,走出二百里地,它们会突然挣脱缰绳,撒开蹄子就往家奔,没有人追得上,没有人截得住。谁买的,这笔钱算白扔。上当的已经不止一个人。进来的这位,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能叫这个家伙再坑人!我教你个法子:你连夜打四副铁镣,把它们镣起来。过了清江浦,就没事了,再给它砸开。”
“多谢你老!”
“甭谢!我这是给受害的众人报仇!”
宋侉子把两匹骡子牵回来,来看的人不断。碾坊、磨坊、油坊、糟坊,都想买。一问价钱,就不禁吐了舌头:“乖乖!”八千岁带着儿子小千岁到宋家看了看,心里打了一阵算盘。他知道宋侉子的脾气,一口价,当时就叫小千岁回去取了八百现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父子二人,一人牵了一匹,沿着大街,呱嗒呱嗒,走回米店。
这件事轰动全城。一连几个月,宋侉子贩骡子历险记和八千岁买骡子的壮举,成了大家茶余酒后的话题。谈论间自然要提及宋侉子荒唐怪诞的侉脾气和八千岁的二马裾。
每天黄昏,八千岁米店的碾米师傅要把骡子牵到河边草地上遛遛。骡子牵出来,就有一些人围在旁边看。这两匹黑骡子,真够“身高八尺,头尾丈二有余”。有一老者,捋须赞道:“我活这么大,没见过这样高大的牲口!”体子稍矮一点的,得伸手才能够着它的脊梁。浑身黑得像一匹黑缎子。一走动,身上亮光一闪一闪。去看八千岁的骡子,竟成了附近一些居民在晚饭之前的一件赏心乐事。
因为两匹骡子都是黑的,碾米师傅就给它们取了名字,一匹叫大黑子,一匹叫二黑子。这两个名字街坊的小孩子都知道,叫得出。
宋侉子每年挣的钱不少。有了钱,就都花在虞小兰的家里。
虞小兰的母亲虞芝兰是一个姓关的旗人的姨太太。这旗人做过一任盐务道,辛亥革命后在本县买田享福。这位关老爷本城不少人还记得。他的特点是说了一口京片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有点像戏台上的方巾丑,是真正的“方步”。他们家规矩特别大,礼节特别多,男人见人打千儿,女人见人行蹲安,本地人觉得很可笑。虞芝兰是他用四百两银子从北京西河沿南堂子买来的。关老爷死后,大妇不容,虞芝兰就带了随身细软、两箱子字画,领着女儿搬出来住,租的是挨着宜园的一所小四合院。宜园原是个私人花园,后来改成公园。园子不大,但北面是一片池塘,种着不少荷花,池心有一小岛,上面有几间水榭,本地人不大懂得什么叫水榭,叫它“荷花亭子”,——其实这几间房子不是亭子;南面有一带假山,沿山种了很多梅花,叫做“梅岭”,冬末春初,梅花盛开,是很好看的;园中竹木繁茂,园外也颇有野趣,地方虽在城中,却是尘飞不到。虞芝兰就是看中它的幽静,才搬来的。
带出来的首饰字画变卖得差不多了,关家一家人已经搬到上海租界去住,没有人再来管她,虞芝兰不免重操旧业。
过了几年,虞芝兰揽镜自照,觉得年华已老,不好意思再扫榻留宾,就洗妆谢客,由女儿小兰接替了她。怕关家人来寻事,女儿随了妈的姓。
宋侉子每年要在虞小兰家住一两个月,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他老婆死了,也不续弦,这里就是他的家。他有个孩子,有时也带了孩子来玩。他和关家算起来有点远亲,小兰叫他宋大哥。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他的踢雪乌骓骏马,一扬鞭子,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虞小兰有时出来走走,逛逛宜园。夏天的傍晚,穿了一身剪裁合体的白绸衫裤,拿一柄生丝白团扇,站在柳树下面,或倚定红桥栏杆,看人捕鱼踩藕。她长得像一颗水蜜桃,皮肤非常白嫩,腰身、手、脚都好看。路上行人看见,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作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饭的黄脸老婆,为自己感到一点不平;或在心里轻轻吟道“牡丹绝色三春暖,不是梅花处士妻”,情绪相当复杂。
虞小兰,八千岁也曾看过,也曾经放慢了脚步。他想:长得是真好看,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不过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么?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一气跑回米店。
八千岁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量米。买米的都是熟人,买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一见有人进店,就站起身,拿起量米升子。这地方米店量米兴报数,一边量,一边唱:“一来,二来,三来——三升!”量完了,拍拍手,——手上沾了米灰,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回身走进柜台,一扬手,把铜钱丢在钱柜里,在“流水”簿里写上一笔,入头糙三升,钱若干文。看稻样。替人卖稻的客人到店,先要送上货样。店东或洽谈生意的“先生”,抓起一把,放在手心里看看,然后两手合拢搓碾,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功夫,嚓嚓嚓三下,稻壳就全搓开了;然后吹去糠皮,看看米色,撮起几粒米,放在嘴里嚼嚼,品品米的成色味道。做米店的都很有经验,这是什么品种,三十子,六十子,矮脚籼,吓一跳,一看就看出来。在米店里学生意,学的也就是这些。然后谈价钱,这是好说的,早晚市价,相差无几。卖米的客人知道八千岁在这上头很精,并不跟他多磨嘴。
“前头”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到后面看看。进了隔开前后的屏门,一边是拴骡子的牲口槽,一边是一副巨大的石碾子。碾坊没有窗户,光线很暗,他欢喜这种暗暗的光。一近牲口槽,就闻到一股骡子粪的味道,他喜欢这种味道。他喜欢看碾米师傅把大黑子或二黑子牵出来。骡子上碾之前照例要撒一泡很长的尿,他喜欢看它撒尿。骡子上了套,石碾子就呼呼地转起来,他喜欢看碾子转,喜欢这种不紧不慢的呼呼的声音。
这二年,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他舍不得这副碾子,舍不得这五匹大骡子。本县也还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米,说是不香,有人家专门上八千岁家来买米的,他的生意不坏。
然后,去看看师傅筛米。那是一面很大的筛子,筛子有梁,用一根粗麻绳吊在房檩上,筛子齐肩高,筛米师傅就扶着筛子边框,一簸一侧地慢慢地筛。筛米的屋里浮动着细细的细米糠,太阳照进来,空中像挂着一匹一匹白布。八千岁成天和米和糠打交道,还是很喜欢细糠的香味。
然后,去看看仓里的稻积子,看看两个大天井里晒的稻,或拿起“搡子”把稻子翻一遍,——他身体结实,翻一遍不觉得累,连师傅们都佩服;或轰一会麻雀。米店稻仓里照例有许多麻雀,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宋侉子有时在天快黑的时候,拿一把竹枝扫帚拦空一扑,一扫帚能扑下十几只来。宋侉子说这是下酒的好东西,卤熟了还给八千岁拿来过。八千岁可不吃这种东西,这有个什么吃头!
八千岁的食谱非常简单。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初二、十六打牙祭,有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他、小千岁和碾米师傅都一样。有肉时一人可得切得方方的两块。有鱼时一人一条,——咸菜可不少,也够下饭了。有卖稻的客人时,单加一个荤菜,也还有一壶酒。客人照例要举杯让一让,八千岁总是举起碗来说:“我饭陪,饭陪!”客菜他不动一筷子,仍是低头吃自己的青菜豆腐。
八千岁的米店的左邻右舍都是制造食品的。左边是一家厨房。这地方有这么一种厨房,专门包办酒席,不设客座。客家先期预订,说明规格,或鸭翅席,或海参席,要几桌。只须点明“头菜”,其余冷盘热菜都有定规,不须吩咐。除了热炒,都是先在家做成半成品,用圆盒挑到,开席前再加汤回锅煮沸。八千岁隔壁这家厨房姓赵,人称赵厨房,连开厨房的也被人叫做赵厨房,——不叫赵厨子却叫赵厨房,有点不合文法。赵厨房的手艺很好,能做满汉全席。这满汉全席前清时也只有接官送官时才用,入了民国,再也没有人来订,赵厨房祖传的一套五福拱寿釉红彩的满堂红的细瓷器皿,已经锁在箱子里好多年了。右边是一家烧饼店。这家专做“草炉烧饼”。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以别于在桶状的炭炉中烤出的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这种烧饼便宜,也实在,乡下人进城,爱买了当饭。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饺面,有吃有喝,就饱了。八千岁坐在店堂里每天听得见左边煎炒烹炸的声音,闻得到鸡鸭鱼肉的香味,也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八千岁和赵厨房从来不打交道,和烧饼店每天打交道。这地方有个“吃晚茶”的习惯,每天下午五点来钟要吃一次点心。钱庄、布店,概莫能外。米店因为有出力气的碾米师傅,这一顿“晚茶”万不能省。“晚茶”大都是一碗干拌面,——葱花、猪油、酱油、虾籽、虾米为料,面下在里面;或几个麻团、“油墩子”,——白铁敲成浅模,浇入稀面,以萝卜丝为馅,入油炸熟。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一人两个。这里的店铺,有“客人”,照例早上要请上茶馆。“上茶馆”是喝茶,吃包子、蒸饺、烧卖。照例由店里的“先生”或东家作陪。一般都是叫一笼“杂花色”(即各样包点都有),陪客的照例只吃三只,喝茶,其余的都是客人吃。这有个名堂,叫做“一壶三点”。八千岁也循例待客,但是他自己并不吃包点,还是从隔壁烧饼店买两个烧饼带去。所以他不是“一壶三点”,而是“一壶两饼”。他这辈子吃了多少草炉烧饼,真是难以计数了。好像这家烧饼店是专为他而开的。
他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喝茶,但是从来不买“雨前”“雀舌”,泡了慢慢地品啜。他的账桌上有一个“茶壶桶”,里面焐着一壶茶叶棒子泡的颜色混浊的酽茶。吃了烧饼,渴了,就用一个特大的茶缸子,倒出一缸,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打一个很响的饱嗝。
他的令郎也跟他一样。这孩子才十六七岁,已经很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放风筝、掏蛐蛐、逮蝈蝈、养金铃子,都已经叫严厉的父亲的沉重的巴掌驱逐得一干二净。八千岁到底还是允许他养了几只鸽子。这还是宋侉子求的情。宋侉子拿来几只鸽子,说:“孩子哪儿也不去,你就让他喂几只鸽子玩玩吧。这吃不了多少稻子。你们不养,别人家的鸽子也会来。自己有鸽子,别家的鸽子不就不来了。”米店养鸽子,几乎成为通例,八千岁想了想,说:“好,叫他养!”鸽子逐渐发展成一大群,点子、瓦灰、铁青子、霞白、麒麟,都有。从此夏氏宗祠的屋顶上就热闹起来,雄鸽子围着雌鸽子求爱,一面转圈儿,一面鼓着个嗉子不停地叫着:“咯咯咕,咯咯咯咕……”夏家的显考显妣的头上于是就着了好些鸽子粪。小千岁一有空,就去鼓捣他的鸽子。八千岁有时也去看看,看看小千岁捉住一只宝石眼的鸽子,翻过来,正过去,鸽子眼里的“沙子”就随着慢慢地来回滚动,他觉得这很有趣,而且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父子二人,此时此刻,都表现了一点童心。
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俭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
八千岁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碰上一个八舅太爷。
这里的人不知为什么对舅舅那么有意见。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做“讲舅舅理”。
八舅太爷是个无赖浪子,从小就不安分。小学五年级就穿起皮袍子,里面下身却只穿了一条纺绸单裤。上初中的时候,代数不及格,篮球却打得很漂亮,球衣球鞋都非常出众,经常代表校队、县队,到处出风头。初中三年级时曾用这地方出名的土匪徐大文的名义写信恐吓一个大财主,限他几天之内交一百块钱放在土地庙后第七棵柳树的树洞里,如若不然,就要绑他的票。这大财主吓得坐立不安,几天睡不着觉,又不敢去报案,竟然乖乖地照办了。这大财主原来是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常见面的。他知道这老头儿胆小,所以才敲他一下。初中毕业后,他读了一年体育师范,又上了一年美专,都没上完,却在上海入了青帮,门里排行是通字辈,从此就更加放浪形骸,无所不至。他居然拉过几天黄包车。他这车没有人敢坐,——他穿了一套铁机纺绸裤褂在拉车!他把车放在会芳里弄堂口或丽都舞厅门外,专拉长三堂子的妓女和舞女。这些妓女和舞女可不在乎,她们心想:倷弗是要白相相吗?格么好,大家白相白相!又不是阎瑞生,怕点啥!后来又进了一个什么训练班,混进了军队,“安清不分远和近,三祖流传到如今”,因为青红帮的关系,结交很多朋友,虽不是黄埔出身,却在军队中很“兜得转”,和冷欣、顾祝同都能拉上关系。
抗战军兴,他随着所在部队调到江北,在里下河几个县轮流转。他手下部队有四营人,名义却是一个独立混成旅。
“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暂时不再北进。日本人不来,“国军”自然不会反攻,这局面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起初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竟好像不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一二百里之外这回事,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长江为界,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虽然担点风险,获利却倍于以前。一时间,几个县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茶馆、酒馆、赌场、妓院,无不生意兴隆。
八舅太爷在这一带真是得其所哉。非常时期,军事第一,见官大一级,他到了哪里就成了这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县长、区长,一传就到。军装给养,小事一桩。什么时候要用钱,通知当地商会一声就是。来了,要接风,叫做“驻防费”,走了,要送行,叫做“开拔费”。间三岔五的,还要现金实物“劳军”。当地人觉得有一支军队驻着,可以壮壮胆,军队不走,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他。他有时也并不麻烦商会,可以随意抓几个人来罚款。他的旅部的小牢房里经常客满。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他一到哪里,就把当地的名花包下来,接到公馆里去住。一出来,就是五辆摩托车,他自己骑一辆,前后左右四辆,风驰电掣,穿街过市。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他是个霸王,没人敢惹他。他行八,小名叫小八子,大家当面叫他旅长、旅座,背后里叫他八舅太爷。
他这回来,公馆安在宜园。一见虞小兰,相见恨晚。他有时住在虞家,有时把虞小兰接到公馆里去。后来干脆把宜园的墙打通了,——虞家和宜园本只一墙之隔,这样进出方便。
他把全城的名厨都叫来,轮流给他做饭。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爱唱京戏,时常把县里的名票名媛约来,吹拉弹唱一整天。他还很风雅,爱字画,谁家有好字画古董,他就派人去,说是借去看两天。有借无还。他也不白要你的,会送一张他自己画的画跟你换,他不是上过一年美专么?他的画宗法吴昌硕,大刀阔斧,很有点霸悍之气。他请人刻了两方押角图章,一方是阴文“戎马书生”,一方是阳文“富贵英雄美丈夫”——这是《紫钗记·折柳阳关》里的词句,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里最好的词句。他也有一匹乌骓马,他请宋侉子来给他看看,嘱咐宋侉子把自己的踢雪乌骓也带来。千不该万不该,宋侉子不该褒贬了八舅太爷的马。他说:“旅长,你这不是真正的踢雪乌骓。真正的踢雪乌骓是只有四个蹄子的前面有一小块白;你这匹,四蹄以上一圈都是白的,这是踏雪乌骓。”八舅太爷听了很高兴,说:“有道理!”接着又问:“你那匹是多少钱买的?”宋侉子是个外场人,他知道八舅太爷不是要他来相马,是叫他来进马了,反正这匹马保不住了,就顺水推舟,很慷慨地说:“旅长喜欢,留着骑吧!”——“那,我怎么谢你呢?我给你画一张画吧!”
宋侉子拿了这张画,到八千岁米店里坐下,喝了一碗茶叶棒泡的酽茶,说不出话来。八千岁劝他:“算了,是儿不死,是财不散,看开一点,你就当又在虞小兰家花了一笔钱吧!”宋侉子只好苦笑。
没想到,过了两天,八舅太爷派了两个兵把八千岁“请”去了。当这两个兵把八千岁铐上,推出店门时,八千岁只来得及跟儿子说一句:“赶快找宋大伯去要主意!”
宋侉子找到八舅太爷的秘书了解一下,案情相当严重,是“资敌”。八千岁有几船稻子,运到仙女庙去卖,被八舅太爷的部下查获了。仙女庙是敌占区。“资敌”就是汉奸,汉奸是要枪毙的。宋侉子知道罪不至此。仙女庙是粮食集散中心,本地贩粮至仙女庙,乃是常例,“抗战军兴”,未尝中断。不过别的粮商都是事前运动,打通关节,拿到“准予放行”的执照的,八千岁没有花这笔钱,八舅太爷存心找他的碴,所以他就触犯了军法。宋侉子知道这是非花钱不能了事的,就转弯抹角地问秘书,若是罚款,该罚多少。秘书说:“旅座的意思,至少得罚一千现大洋。”宋侉子说:“他拿不出来。你看看他穿的这身二马裾!”秘书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他拿得出,我们了解。你可以见他本人谈谈!”
宋侉子见了八千岁,劝他不要舍命不舍财,这个血是非出不可的。八千岁问:“能不能少拿一点?”宋侉子叫他拿出一百块钱送给虞芝兰,托虞小兰跟八舅太爷说说,八千岁说:“你做主吧。我一辈子就你这么个信得过的朋友!”说着就落了两滴眼泪。宋侉子心里也酸酸的。
虞小兰替八千岁说了两句好话:“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怪可怜的。”八舅太爷说:“那好!看你的面子,少要他二百!他叫八千岁,要他八百不算多。他肯花八百块钱买两匹骡子,还不能花八百块钱买一条命吗!叫他找两个铺保,带了钱,到旅部领人。少一个,不行!”
宋侉子说了好多好话,请了八千岁的两个同行,米店的张老板、李老板出面做保,带了八百现大洋,签字画押,把八千岁保了出来。张老板、李老板陪着八千岁出来,劝他:
“算了,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不就是八百块钱吗?看开一点。破财免灾,只当生了一场夹气伤寒。”
八千岁心里想:不是八百,是九百!不过回头想想,毕竟少花了一百,又觉得有些欣慰,好像他凭空捡到一百块钱似的。
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是有精神上和物质上两方面理由的。精神上,他说:“我平生最恨俭省的人,这种人都该杀!”物质上,他已经接到命令,要调防,和另外一位舅太爷换换地方,他要“别姬”了,需要用一笔钱。这八百块钱,六百要给虞小兰买一件西狐肷的斗篷,好让她冬天穿了在宜园梅岭踏雪赏梅;二百,他要办一桌满汉全席,在水榭即荷花亭子里吃它一整天,上午十点钟开席,一直吃到半夜!
八舅太爷要办满汉全席的消息传遍全城,大家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多年没有的事了。八千岁证实这消息可靠,因为办席的就是他的紧邻赵厨房。赵厨房到他的米店买糯米,他知道这是做火腿烧卖馅子用的;还买香粳米,这他就不解了。问赵厨房:“这满汉全席还上稀粥?”赵厨房说:“满汉全席实际上满点汉菜,除了烧烤,有好几道满州饽饽,还要上几道粥,旗人讲究喝粥,莲子粥、苡米粥、芸豆粥……”“有多少道菜?”——“可多可少,八舅太爷这回是一百二十道。”——“啊?!”——“你没事过来瞧瞧。”
八千岁真还过去看了看:烧乳猪、叉子烤鸭、八宝鱼翘、鸽蛋燕窝……赵厨房说:“买不到鸽子蛋,就这几个,太少了!”八千岁说:“你要鸽子蛋,我那里有!”八千岁真是开了眼了,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
八千岁用一盆水把“食为民天”旁边的“概不做保”的字条闷了闷,刮下来。他这回是别人保出来的,以后再拒绝给别人做保,这说不过去。刮掉了,觉得还留着一条“僧道无缘”也没多少意思,而且单独一条,也不好看,就把“僧道无缘”也刮掉了。
八千岁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他的老蓝布二马裾换了下来。他的儿子也一同换了装。
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
“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
陈四是个瓦匠,外号“向大人”。
我们那个城里,没有多少娱乐。除了听书,瞧戏,大家最有兴趣的便是看会,看迎神赛会,——我们那里叫做“迎会”。
所迎的神,一是城隍,一是都土地。城隍老爷是阴间的一县之主,但是他的爵位比阳间的县知事要高得多,敕封“灵应侯”。他的气派也比县知事要大得多。县知事出巡,哪有这样威严,这样多的仪仗队伍,还有各种杂耍玩意的呢?再说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县知事出巡过,他们只是坐了一顶小轿或坐了自备的黄包车到处去拜客。都土地东西南北四城都有,保佑境内的黎民,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他比活着的区长要神气得多,但比城隍菩萨可就差了一大截了。他的爵位是“灵显伯”。都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所居住的东城的都土地是张巡。张巡为什么会到我的家乡来当都土地呢,他又不是战死在我们那里的,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张巡是太守,死后为什么倒降职成了区长了呢?我也不明白。
都土地出巡是没有什么看头的。短簇簇的一群人,打着一些稀稀落落的仪仗,把都天菩萨(都土地为什么被称为“都天菩萨”,这一点我也不明白)抬出来转一圈,无声无息地,一会儿就过完了。所谓“看会”,实际上指的是看赛城隍。
我记得的赛城隍是在夏秋之交,阴历的七月半,正是大热的时候。不过好像也有在十月初出会的。
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吟叫百端。到了八九点钟,看会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绿豆糕,各种精细点心。
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
我们那里的赛会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的赛会不尽相同。前面并无所谓“塘报”。打头的是“拜香的”。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光头净脸,头上系一条黑布带,前额缀一朵红绒球,青布衣衫,赤脚草鞋,手端一个红漆的小板凳,板凳一头钉着一个铁管,上插一支安息香。他们合着节拍,依次走着,每走十步,一齐回头,把板凳放到地上,算是一拜,随即转身再走。这都是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庙许了愿的,“拜香”是还愿。后面是“挂香”的,则都是壮汉,用一个小铁钩钩进左右手臂的肉里,下系一个带链子的锡香炉,炉里烧着檀香。挂香多的可至香炉三对。这也是还愿的。后面就是各种玩意了。
十番锣鼓音乐篷子。一个长方形的布篷,四面绣花篷檐,下缀走水流苏。四角支竹竿,有人撑着。里面是吹手,一律是笙箫细乐,边走边吹奏。锣鼓篷悉有五七篷,每隔一段玩意有一篷。
茶担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细瓷茶杯,桶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
花担子。鲜花装饰的担子。
挑茶担子、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一步一颤。脚步要匀,三进一退,各依节拍,不得错步。茶担子、花担子虽无很难的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整齐齐,亦颇婀娜有致。
舞龙。
舞狮子。
跳大头和尚戏柳翠。
跑旱船。
跑小车。
最清雅好看的是“站高肩”。下面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肩上站着一个孩子,也就是五六岁,都扮着戏,青蛇、白蛇、法海、许仙,关、张、赵、马、黄,李三娘、刘知远、咬脐郎、火公窦老……他们并无动作,只是在大人的肩上站着,但是衣饰鲜丽,孩子都长得清秀伶俐,惹人疼爱。“高肩”不是本城所有,是花了大钱从扬州请来的。
后面是高跷。
再后面是跳判的。判有两种,一种是“地判”,一文一武,手执朝笏,边走边跳。一种是“抬判”。两根杉篙,上面绑着一个特制的圈椅,由四个人抬着。圈椅上蹲着一个判官。下面有人举着一个扎在一根细长且薄的竹片上的红绸做的蝙蝠,逗着判官。竹片极软,有弹性,忽上忽下,判官就追着蝙蝠,做出各种带舞蹈性的动作。他有时会跳到椅背上,甚至能在上面打飞脚。抬判不像地判只是在地面做一些滑稽的动作,这是要会一点“轻功”的。有一年看会,发现跳抬判的竟是我的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不禁哑然。
迎会的玩意到此就结束了。这些玩意的班子,到了一些大店铺的门前,店铺就放鞭炮欢迎,他们就会停下来表演一会,或绕两个圈子。店铺常有犒赏。南货店送几大包蜜枣,茶食店送糕饼,药店送凉药洋参,绸缎店给各班挂红,钱庄则干脆扛出一钱板一钱板的铜元,俵散众人。
后面才真正是城隍老爷(叫城隍为“老爷”或“菩萨”都可以,随便的)自己的仪仗。
前面是开道锣。几十面大筛同时敲动。筛极大,得吊在一根杆子上,前面担在一个人的肩上,后面的人担着杆子的另一头,敲。大筛的节奏是非常单调的:哐(锣槌头一击)定定(槌柄两击筛面)哐定定哐,哐定定哐定定哐……如此反复,绝无变化。唯其单调,所以显得很庄严。
后面是虎头牌。长方形的木牌,白漆,上画虎头,黑漆扁宋体黑字,大书“肃静”“迴避”“敕封灵应侯”“保国佑民”。
后面是伞,——万民伞。伞有多柄,都是各行同业公会所献,彩缎绣花,缂丝平金,各有特色。我们县里最讲究的几柄伞却是纸伞。硖石所出。白宣纸上扎出芥子大的细孔,利用细孔的虚实,衬出虫鱼花鸟。这几柄宣纸伞后来被城隍庙的道士偷出来拆开一扇一扇地卖了,我父亲曾收得几扇。我曾看过纸伞的残片,真是精细绝伦。
最后是城隍老爷的“大驾”。八抬大轿,抬轿的都是全城最好的轿夫。他们踏着细步,稳稳地走着。轿顶四面鹅黄色的流苏均匀地起伏摆动着。城隍老爷一张油白大脸,疏眉细眼五绺长须,蟒袍玉带,手里捧着一柄很大的折扇,端端地坐在轿子里。这时,人们的脸上都严肃起来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诚惶诚恐,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城隍老爷要在行宫(也是一座庙里)待半天,到傍晚时才“回宫”。回宫时就只剩下少许人扛着仪仗执事,抬着轿子,飞跑着从街上走过,没有人看了。
且说高跷。
我见过几个地方的高跷,都不如我们那里的。我们那里的高跷,一是高,高至丈二。踩高跷的中途休息,都是坐在人家的房檐口。我们县的踩高跷的都是瓦匠,无一例外。瓦匠不怕高。二是能玩出许多花样。
高跷队前面有两个“开路”的,一个手执两个棒槌,不停地“郭郭,郭郭”地敲着。一个手执小铜锣,敲着“光光,光光”。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我总觉得这“开路”的来源是颇久远的。老远地听见“郭郭,光光”,就知道高跷来了,人们就振奋起来。
高跷队打头的是渔、樵、耕、读。就中以渔公、渔婆最逗。他们要矮身蹲在高跷上横步跳来跳去做钓鱼撒网各种动作,重心很不好掌握。后面是几出戏文。戏文以《小上坟》最动人。小丑和旦角都要能踩“花梆子”碎步。这一出是带唱的。唱的腔调当中有一出“贾大老爷”。这贾大老爷不知是何许人,只是一个衙役在戏弄他,贾大老爷不时对着一个夜壶口喝酒。他的颟顸总是引得看的人大笑。殿底的是“火烧向大人”。三个角色:一个铁公鸡,一个张嘉祥,一个向大人。向大人名荣,是清末的大将,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死于任。看会的人是不管他究竟是谁的,也不论其是非功过,只是看扮演向大人的“演员”的功夫。那是很难的。向大人要在高跷上蹚马,在高跷上坐轿,——两只手抄在前面,“存”着身子,两只脚(两只跷)一蹽一蹽地走,有点像戏台上“走矮子”。他还要能在高跷上做“探海”“射雁”这些在平地上也不好做的高难动作(这可真是“高难”,又高又难)。到了挨火烧的时候,还要左右躲闪,簸脑袋,甩胡须,连连转圈。到了这时,两旁店铺里的看会人就会炸雷也似的大声叫起“好”来。
擅长表演向大人的,只有陈四,别人都不如。
到了会期,陈四除了在县城表演一回,还要到三垛去赶一场。县城到三垛,四十五里。陈四不卸装,就登在高跷上沿着澄子河堤赶了去。他这一步有丈把远,赶到那里,准不误事。三垛的会,不见陈四的影子,菩萨的大驾不起。
有一年,城里的会刚散,下了一阵雷暴雨,河堤上不好走,他一路赶去,差点没摔死。到了三垛,已经误了。
三垛的会首乔三太爷抽了陈四一个嘴巴,还罚他当众跪了一炷香。
陈四气得大病了一场。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踩高跷。
陈四还是当他的瓦匠。
到冬天,卖灯。
冬天没有什么瓦匠活,我们那里的瓦匠冬天大都以糊纸灯为副业,到了灯节前,摆摊售卖。陈四的灯摊就摆在保全堂廊檐下。他糊的灯很精致,荷花灯、绣球灯、兔子灯。他糊的蛤蟆灯,绿背白腹,背上用白粉点出花点,四只爪子是活的,提在手里,来回划动,极其灵巧。我每年要买他一盏蛤蟆灯,接连买了好几年。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因为民国十年、民国二十年都曾在这里决口,把河底淘成了一个大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待在家里。
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在琵琶闸炸了,炸得粉碎。事后知道,是因为船底有一道小缝漏水,水把豆子浸湿了,豆子吃了水,突然间一齐膨胀起来,“砰”的一声把船撑炸了——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
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一不愿等尸首泡胀了漂上来,二不愿尸首被“四水捋子”钩得稀烂八糟,这时就会来找陈泥鳅。陈泥鳅不但水性好,且在水中能开眼见物。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察看水流风向,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入水底,伸手摸触。几个猛子之后,他准能把一个死尸托上来。不过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待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个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撒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赒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行人报了乡约,乡约报了保长,保长报到地方公益会。桥上桥下,围了一些人看。通湖桥是直通运河大闸的一道桥,运河的水由桥下流进澄子河。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大家研究,这女尸一定是从大闸闸口冲下来的,不知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了。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
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他知道桥洞里有一块石头,突出一个尖角(他小时候老在洞里钻来钻去,对洞里每一块石头都熟悉)。这女人大概是身上衣服在这个尖角上绊住了。这也是个巧劲儿,要不,这样猛的水流,早把她冲出来了。
“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蹿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歘的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蹿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陈泥鳅跳上岸来,穿了衣服,拿了十块钱,说了声“得罪得罪!”转身就走。
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
陈五奶奶守寡多年。她有个儿子,去年死了,儿媳妇改了嫁,留下一个孩子。陈五奶奶就守着小孙子过,日子很折皱。这孩子得了急惊风,浑身滚烫,鼻翅扇动,四肢抽搐,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说:“赶紧先到万全堂,磨一点羚羊角,给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
说着抱了孩子,拉了陈五奶奶就走。
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
邻居夏老人送给李小龙一盆昙花。昙花在这一带是很少见的。夏老人很会养花,什么花都有。李小龙很小就听说过“昙花一现”。夏老人指给他看:“这就是昙花。”李小龙欢欢喜喜地把花抱回来了。他的心欢喜得咚咚地跳。
李小龙给它浇水,松土。白天搬到屋外。晚上搬进屋里,放在床前的高茶几上。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便是看看他的昙花。放学回来,连书包都不放,先去看看昙花。
昙花长得很好,长出了好几片新叶,嫩绿嫩绿的。
李小龙盼着昙花开。
昙花茁了骨朵儿了!
李小龙上课不安心,他总是怕昙花在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开了。他听说昙花开,无定时,说开就开了。
晚上,他睡得很晚,守着昙花。他听说昙花常常是夜晚开。
昙花就要开了。
昙花还没有开。
一天夜里,李小龙在梦里闻到一股醉人的香味。他忽然惊醒了:昙花开了!
李小龙一骨碌坐了起来,划根火柴,点亮了煤油灯:昙花真的开了!
李小龙好像在做梦。
昙花真美呀!雪白雪白的。白得像玉,像通草,像天上的云。花心淡黄,淡得像没有颜色,淡得真雅。她像一个睡醒的美人,正在舒展着她的肢体,一面吹出醉人的香气。啊呀,真香呀!香死了!
李小龙两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昙花。看了很久,很久。
他困了。他想就这样看它一夜,但是他困了。吹熄了灯,他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
于是李小龙有了两盆昙花。一盆在他的床前,一盆在他的梦里。
李小龙已经是中学生了。过了一个暑假,上初二了。
初中在东门里,原是一个道士观,叫赞化宫。李小龙的家在北门外东街。从李小龙家到中学可以走两条路。一条进北门走城里,一条走城外。李小龙上学的时候都是走城外,因为近得多。放学有时走城外,有时走城里。走城里是为了看热闹或是买纸笔,买糖果零吃。
从李小龙家的巷子出来,是越塘。越塘边经常停着一些粪船。那是乡下人上城来买粪的。李小龙小时候刚学会折纸手工时,常折的便是“粪船”。其实这只纸船是空的,装什么都可以。小孩子因为常常看见这样的船装粪,就名之曰粪船了。
从越塘的坡岸走上来,右手有几家种菜的。左边便是菜地。李小龙看见种菜的种青菜,种萝卜。看他们浇粪,浇水。种菜的用一个长把的水舀子舀满了水,手臂一挥舞,水就像扇面一样均匀地洒开了。青菜一天一个样,一天一天长高了,全都直直地立着,都很精神,很水灵。萝卜原来像菜,后来露出红红的“背儿”,就像萝卜了。他看见扁豆开花,扁豆结角了。看见芝麻。芝麻可不好看,直不老挺、四方四棱的秆子,结了好些带小毛刺的蒴果。蒴果里就是芝麻粒了。“你就是芝麻呀!”李小龙过去没有见过芝麻。他觉得芝麻能榨油,给人吃,这非常神奇。
过了菜地,有一条不很宽的石头路。铺路的石头不整齐,大大小小,而且都是光滑的,圆乎乎的,不好走。人不好走,牛更不好走。李小龙常常看见一头牛的一只前腿或后腿的蹄子在圆石头上“霍——哒”一声滑了一下,——然而他没有看见牛滑得摔倒过。牛好像特别爱在这条路上拉屎。路上随时可以看见几堆牛屎。
石头路两侧各有两座牌坊,都是青石的。大小、模样都差不多。李小龙知道,这是贞节牌坊。谁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是为哪一个守节的寡妇立的。那么,这不是白立了么?牌坊上有很多麻雀做窠。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好像是牌坊自己叽叽喳喳叫着似的。牌坊当然不会叫,石头是没有声音的。
石头路的东边是农田,西边是一片很大的苇荡子。苇荡子的尽头是一片乌猛猛的杂树林子。林子后面是善因寺。从石头路往善因寺有一条小路,很少人走。李小龙有一次一个人走了一截,觉得怪瘆得慌。
春天,苇荡子里有很多蝌蚪,忙忙碌碌地甩着小尾巴。很快,就变成了小蛤蟆。小蛤蟆每天早上横过石头路乱蹦。你们干吗乱蹦,不好老实待着吗?小蛤蟆很快就成了大蛤蟆,咕呱乱叫!
走完石头路,是傅公桥。从东门流过来的护城河往北,从北城流过来的护城河往东,在这里汇合,流入澄子河。傅公桥正跨在汇流的河上。这是一座洋松木桥。两根桥梁,上面横铺着立着的洋松木的扁方子,用巨大的铁螺丝固定在桥梁上。洋松扁方并不密接,每两方之间留着和扁方宽度相等的空隙。从桥上过,可以看见水从下面流。有时一团青草,一片破芦席片顺水漂过来,也看得见它们从桥下悠悠地漂过去。
李小龙从初一读到初二了,来来回回从桥上过,他已经过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叫做傅公桥?傅公是谁?谁也不知道。
过了傅公桥,是一条很宽很平的大路,当地人把它叫做“马路”。走在这样很宽很平的大路上,是很痛快的,很舒服的。
马路东,是一大片农田。这是“学田”。这片田因为可以直接从护城河引水灌溉,所以庄稼长得特别的好,每年的收成都是别处的田地比不了的。
李小龙看见过割稻子。看见过种麦子。春天,他爱下了马路,从麦子地里走,一直走到东门口。麦子还没有“起身”的时候,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麦子一天一天长高了。他掰下几粒青麦子,搓去外皮,放进嘴里嚼。他一辈子记得青麦子的清香甘美的味道。他看见过割麦子。看见过插秧。插秧是个大喜的日子,好比是娶媳妇,聘闺女。插秧的人总是精精神神的,脾气也特别温和。又忙碌,又从容,凡事有条有理。他们的眼睛里流动着对于粮食和土地的脉脉的深情。一天又一天,哈,稻子长得齐李小龙的腰了。不论是麦子,是稻子,挨着马路的地边的一排长得特别好。总有几丛长得又高又壮,比周围的稻麦高出好些。李小龙想,这大概是由于过路的行人曾经对着它撒过尿。小风吹着丰盛的庄稼的绿叶,沙沙地响,像一首遥远的、温柔的歌。李小龙在歌里轻快地走着……
李小龙有时挨着庄稼地走,有时挨着河沿走。河对岸是一带黑黑的城墙,城墙垛子一个、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列着。城墙外面,有一溜荒地,长了好些狗尾巴草、扎蓬、苍耳和风播下来的旅生的芦秫。草丛里一定有很多蝈蝈,蝈蝈把它们的吵闹声音都送到河这边来了。下面,是护城河。随着上游水闸的启闭,河水有时大,有时小;有时急,有时慢。水急的时候,挨着岸边的水会倒流回去,李小龙觉得很奇怪。过路的大人告诉他:这叫“回溜”。水是从运河里流下来的,是浑水,颜色黄黄的。黑黑的城墙,碧绿的田地,白白的马路,黄黄的河水。
去年冬天,有一天,下大雪,李小龙一大早上学去,他发现河水是红颜色的!很红很红,红得像玫瑰花。李小龙想:也许是雪把河变红了。雪那样厚,雪把什么都盖成一片白,于是衬得河水是红的了。也许是河水自己这一天发红了。他捉摸不透。但是他千真万确看见了一条红水河。雪地上还没有人走过,李小龙独自一人,踏着积雪,他的脚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地响。雪白雪白的原野上流着一条玫瑰红色的河,那样单纯,那样鲜明而奇特,这种景色,李小龙从来没有看见过,以后也没有看见过。
有一天早晨,李小龙看到一只鹤。秋天了,庄稼都收割了,扁豆和芝麻都拔了秧,树叶落了,芦苇都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李小龙一抬头,看见天上飞着一只东西。鹤!他立刻知道,这是一只鹤。李小龙没有见过真的鹤,他只在画里见过,他自己还画过。不过,这的的确确是一只鹤。真奇怪,怎么会有一只鹤呢?这一带从来没有人家养过一只鹤,更不用说是野鹤了。然而这真是一只鹤呀!鹤沿着北边城墙的上空往东飞去。飞得很高,很慢,雪白的身子,雪白的翅膀,两只长腿伸在后面。李小龙看得很清楚,清楚极了!李小龙看得呆了。鹤是那样美,又教人觉得很凄凉。
鹤慢慢地飞着,飞过傅公桥的上空,渐渐地飞远了。
李小龙痴立在桥上。
李小龙多少年还忘不了那天的印象,忘不了那种难遇的凄凉的美,那只神秘的孤鹤。
李小龙后来长大了,到了很多地方,看到过很多鹤。
不,这都不是李小龙的那只鹤。
世界上的诗人们,你们能找到李小龙的鹤么?
李小龙放学回家晚了。教图画手工的张先生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刻一副竹子的对联。对联不大,只有三尺高。选一段好毛竹,一剖为二,刳去竹节,用砂纸和竹节草打磨光滑了,这就是一副对子。联文是很平常的:
惜花春起早
爱月夜眠迟
字是请善因寺的和尚石桥写的,写的是石鼓。因为李小龙上初一的时候就在家跟父亲学刻图章,已经刻了一年,张先生知道他懂得一点篆书的笔意,才把这副对子交给他刻。刻起来并不费事,把字的笔画的边廓刻深,再用刀把边线之间的竹皮铲平,见到“二青”就行了。不过竹皮很滑,竹面又是圆的,需要手劲。张先生怕他带来带去,把竹皮上墨书的字蹭模糊了,教他就在他的画室里刻。张先生的画室在一个小楼上。小楼在学校东北角,是赞化宫的遗物,原来大概是供吕洞宾的,很旧了。楼的三面都是紫竹,——紫竹城里别处极少见,学生习惯就把这座楼叫成“紫竹楼”。李小龙每天下课后,上楼来刻一个字,刻完回家。已经刻了一个多星期了。这天就剩下“眠迟”两个字了,心想一气刻完了得了,明天好填上石绿挂起来看看,就贪刻了一会。偏偏石鼓文体的“迟”字笔画又多,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刻完了“迟”字的“走之”,揉揉眼睛,一看:呀,天都黑了!而且听到隐隐的雷声——要下雨了:赶紧走。他背起书包直奔东门。出了东门,听到东门外铁板桥下轰鸣震耳的水声,他有点犹豫了。
东门外是刑场(后来李小龙到过很多地方,发现别处的刑场都在西门外。按中国的传统观念,西方主杀,不知道本县的刑场为什么在东门外)。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杀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现在不兴杀头了,枪毙犯人——当地叫做“铳人”,还是在这里。李小龙的同学有时上着课,听到街上拉长音的凄惨的号声,就知道要铳人了。他们下了课赶去看,有时能看到尸首,有时看到地下一摊血。东门桥是全县唯一的一座铁板桥。桥下有闸。桥南桥北水位落差很大,河水倾跌下来,声音很吓人。当地人把这座桥叫做掉魂桥,说是临刑的犯人到了桥上,听到水声,魂就掉了。
有关于这里的很多鬼故事。流传得最广的是一个:有一个人赶夜路,远远看见一个瓜棚,点着一盏灯。他走过去,想借个火吸一袋烟。里面坐着几个人。他招呼一下,就掏出烟袋来凑在灯火上吸烟,不想怎么吸也吸不着。他很纳闷,用手摸摸灯火,火是凉的!坐着的几个人哈哈大笑。笑完了,一齐用手把脑袋搬了下来。行路人吓得赶紧飞奔。奔了一气,又碰得几个人在星光下坐着聊天,他走近去,说刚才他碰见的事,怎么怎么,他们把头就搬下来了。这几个聊天的人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都能这样!”……
李小龙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铁板桥了。他的脚步踏得桥上的铁板当当地响。
天骤然黑下来了,雨云密结,天阴得很严。下了桥,他就掉在黑暗里了。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条灰白的痕迹,是马路;黑乎乎的一片,是稻田。好在这条路他走得很熟,闭着眼也能走到,不会掉到河里去,走吧!他听见河水哗哗地响,流得比平常好像更急。听见稻子的新秀的穗子摆动着,稻粒摩擦着发出细碎的声音。一个什么东西窜过马路!——大概是一只獾子。什么东西落进河水了,——“卜嗵”!他的脚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路。一个圆形的浅坑,这是一个牛蹄印子,干了。谁在这里扔了一块西瓜皮!差点摔了我一跤!天上不时扯一个闪。青色的闪,金色的闪,紫色的闪。闪电照亮一块黑云,黑云翻滚着,绞扭着,像一个暴怒的人正在憋着一腔怒火。闪电照亮一棵小柳树,张牙舞爪,像一个妖怪。
李小龙走着,在黑暗里走着,一个人。他走得很快,比平常要快得多,真是“大步流星”,踏踏踏踏地走着。他听见自己的两只裤脚擦得刹刹地响。
一半沉着,一半害怕。
不太害怕。
刚下掉魂桥,走过刑场旁边时,头皮紧了一下,有点怕,以后就好了。
他甚至觉得有点豪迈。
快要到了。前面就是傅公桥。“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上国文课时他刚听高先生讲过这句古文。
上了傅公桥,李小龙的脚步放慢了。
这是什么?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一道一道碧绿的光,在苇荡上。
李小龙知道,这是鬼火。他听说过。
绿光飞来飞去。它们飞舞着,一道一道碧绿的抛物线。绿光飞得很慢,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绿光纵横交错,织成了一面疏网;忽然又飞向高处,落下来,像一道放慢了的喷泉。绿光在集会,在交谈。你们谈什么?……
李小龙真想多停一会,这些绿光多美呀!
但是李小龙没有停下来,说实在的,他还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他也没有跑。他知道他要是一跑,鬼火就会追上来。他在小学上自然课时就听老师讲过,“鬼火”不过是空气里的磷,在大雨将临的时候,磷就活跃起来。见到鬼火,要沉着,不能跑,一跑,把气流带动了,鬼火就会跟着你追。你跑得越快,它追得越紧。虽然明知道这是磷,是一种物质,不是什么“鬼火”,不过一群绿光追着你,还是怕人的。
李小龙用平常的速度轻轻地走着。
到了贞节牌坊跟前倒真的吓了他一跳!一条黑影,迎面向他走来。是个人!这人碰到李小龙,大概也有点紧张,跟小龙擦身而过,头也不回,匆匆地走了。这个人,那么黑的天,你跑到马上要下大雨的田野里去干什么?
到了几户种菜人家的跟前,李小龙的心才真的落了下来。种菜人家的窗缝里漏出了灯光。
李小龙一口气跑到家里。刚进门,“哇——”大雨就下下来了。
李小龙搬了一张小板凳,在灯光照不到的廊檐下,对着大雨倾注的空庭,一个人呆呆地想了半天。他要想想今天的印象。
李小龙想:我还是走回来了。我走在半道上没有想退回去,如果退回去,我就输了,输给黑暗,又输给了我自己。李小龙回想着鬼火,他觉得鬼火很美。
李小龙看见过鬼火了,他又长大了一岁。
召应博学鸿词杭郡金农字寿门别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龙㯶仙客、苏伐罗吉苏伐罗,早上起来觉得很无聊。
他刚从杭州扫墓回来。给祖坟加了加土,吩咐族侄把聚族而居的老宅子修理修理,花了一笔钱。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倒是送了不少花雕和莼菜,坛坛罐罐,装了半船。装莼菜的瓷罐子里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够老是饮花雕酒喝莼菜汤过日脚么?开玩笑!
他是昨天日落酉时回扬州的。刚一进门,洗了脸,给他装裱字画、收拾图书的陈聋子就告诉他:袁子才把十张灯退回来了。是托李馥馨茶叶庄的船带回来的。附有一封信。另外还有十套《随园诗话》。金冬心当时哼了一声。
去年秋后,来求冬心先生写字画画的不多,他又买了两块大砚台,一块红丝碧端,一块蕉叶白,手头就有些紧。进了腊月,他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叫陈聋子用乌木做了十张方灯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书画。自以为这主意很别致。他知道他的字画在扬州实在不大卖得动了,——太多了,几乎家家都有。过了正月初六,就叫陈聋子搭了李馥馨的船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卖。凭子才的面子,他在南京的交往,估计不难推销出去。他希望一张卖五十两。少说,也能卖二十两。不说别的,单是乌木灯架,也值个三两二两的。那么,不无小补。
袁子才在小仓山房接见了陈聋子,很殷勤地询问了冬心先生的起居,最近又有什么轰动一时的诗文,说:“灯是好灯!诗、书、画,可称三绝。先放在我这里吧。”
金冬心原以为过了元宵,袁子才就会兑了银子来。不想过了清明,还没有消息。
现在,退回来了!
袁枚的信写得很有风致:“……金陵人只解吃鸭䐹,光天白日,尚无目识字画,安能于灯光烛影中别其媸妍耶?……”
这个老奸巨猾!不帮我卖灯,倒给我弄来十部《诗话》,让我替他向扬州的鹾贾打秋风!——俗!
晚上吃了一碗鸡丝面,早早就睡了。
今天一起来,很无聊。
喝了几杯苏州新到的碧螺春,念了两遍《金刚经》,趿着鞋,到小花圃里看了看。宝珠山茶开得正好,含笑也都有了骨朵了。然而提不起多大兴致。他惦记着那十盆兰花。他去杭州之前,瞿家花园新从福建运到十盆素心兰。那样大的一盆,每盆不愁有百十个箭子!索价五两一盆,不贵!要是袁子才替他把灯卖出去,这十盆建兰就会摆在他的小花圃苇棚下的石条上。这样的兰花,除了冬心先生,谁配?然而……
他踱回书斋里,把袁枚的信摊开又看了一遍,觉得袁枚的字很讨厌,而且从字里行间嚼出一点挖苦的意味。他想起陈聋子描绘的随园:有几棵柳树、几块石头,有一个半干的水池子,池子边种了十来棵木芙蓉,到处是草,草里有蜈蚣……这样一个破园子,会是江宁织造的大观园么?可笑!此人惯会吹牛,装模作样!他顺手把《随园诗话》打开翻了几页,到处是倚人自重,借别人的赏识,为自己吹嘘。有的诗,还算清新,然而,小聪明而已。正如此公自道:“诗被人嫌只为多”!再看看标举的那些某夫人、某太夫人的诗,都不见佳。哈哈,竟然对毕秋帆也揄扬了一通!毕秋帆是什么?——商人耳!郑板桥对袁子才曾作过一句总评,说他是“斯文走狗”,不为过分!
他觉得心里痛快了一点,——不过,还是无聊。
他把陈聋子叫来,问问这些天有什么函件简帖。陈聋子捧出了一叠。金冬心拆看了几封,都没有什么意思,问:“还有没有?”
陈聋子把脑门子一拍,说:“有!——我差一点忘了,我把它单独放在拜匣里了:程雪门有一张请帖,来了三天了!”
“程雪门?”
“对对对!请你陪客。”
“请谁?”
“铁大人。”
“哪个铁大人?”
“新放的两淮盐务道铁保珊铁大人。”
“几时?”
“今天!中饭!平山堂!”
“你多误事!——去把帖子给我拿来!——去订一顶轿子!——你真是!——快去!——哎哟!”
金冬心开始觉得今天有点意思了。
等着催请了两次,到第三次催请时,冬心先生换了衣履,坐上轿子,直奔平山堂。
程雪门是扬州一号大盐商,今天宴请新任盐务道,非比寻常!果然,等金冬心下了轿,往平山堂一看,只见扬州的名流显贵都已到齐。藩臬二司、河工漕运、当地耆绅、清客名士,济济一堂。花翎补服,辉煌耀眼;轻衣缓带,意态萧闲。程雪门已在正面榻座上陪着铁保珊说话,一眼看见金冬心来了,站起身来,铁保珊早抢步迎了出来。
“冬心先生!久仰!久仰得很哪!”
“岂敢岂敢!臣本布衣,幸瞻风采!铁大人从都里来,一路风霜,辛苦了!”
“请!”
“请!请!”
铁保珊拉了金冬心入座。程雪门道了一声“得罪!”自去应酬别的客人。大家只见铁保珊倾侧着身子和金冬心谈得十分投机,金冬心不时点头拊掌,不知他们谈些什么,不免悄悄议论。
“雪门今天请金冬心来陪铁保珊,好大的面子!”
“听说是铁保珊指名要见的。”
“金冬心这时候才来,架子搭得不小!”
“看来他的字画行情要涨!”
少顷宴齐,更衣入席。平山堂中,雁翅般摆开了五桌。正中一桌,首座自然是铁保珊。次座是金冬心。金冬心再三谦让,铁保珊一把把他按得坐下,说:“你再谦,大家就不好坐了!”金冬心只得从命。程雪门在这桌的主座上陪着。
今天的酒席很清淡。铁大人接连吃了几天满汉全席,实在是没有胃口,接到请帖,说:“请我,我到!可是我只想喝一碗晚米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程雪门说一定照办。按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曾请铁保珊过了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鯚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砗
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鲀鱼。铁大人听说有河鲀,说:“那得有炒蒌蒿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鲀欲上时’,有蒌蒿,那才配称。”有有有!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花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马兰头、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铁大人听了菜单(他没有看)说是“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请金冬心过目,冬心先生说:“‘一箪食,一瓢饮’,农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的。”
金冬心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又想起袁子才,想起他的《随园食单》,觉得他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酒过三巡,铁保珊提出寡饮无趣,要行一个酒令。他提出的这个酒令叫做“飞红令”,各人说一句或两句古人诗词,要有“飞、红”二字,或明嵌,或暗藏,都可以。这令不算苛。他自己先说了两句:“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有人不识出处。旁边的人提醒他:“《红楼梦》!”这时正是《红楼梦》大行的时候,“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不知出处的怕露怯,连忙说:“哦,《红楼梦》!《红楼梦》!”下面也有说“一片花飞减却春”的,也有说“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有的说不上来,甘愿罚酒。也有的明明说得出,为了谦抑,故意说“我诗词上有限,认罚认罚!”借以凑趣的。临了,到了程雪门。程雪门说了一句:
“柳絮飞来片片红。”
大家先是愕然,接着就哗然了:
“柳絮飞来片片红,柳絮如何是红的?”
“无是理!无是理!”
“杜撰!杜撰无疑!”
“罚酒!罚酒!”
“满上!满上!喝了!喝了!”
程雪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诌出这样一句不通的诗来,正在满脸紫涨,无地自容,忽听得金冬心放下杯箸,从容言道:
“诸位莫吵。雪翁此诗有出处。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用于今日,正好对景。”他站起身来,朗吟出全诗:
廿四桥边廿四风,
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渡,
柳絮飞来片片红。
大家一听,全都击掌:
“好诗!”
“好一个‘柳絮飞来片片红’!妙!妙极了!”
“如此尖新,却又合情合理,这定是元人之诗,非唐非宋!”
“到底是冬心先生!元朝人的诗,我们知道得太少,惭愧惭愧!”
“想不到程雪翁如此博学!佩服!佩服!”
程雪门哈哈大笑,连说:“过奖,过奖!——菜凉了,河鲀要趁热!”
于是大家的筷子一齐奔向杨妃乳。
铁保珊捻须沉吟:这是元朝人的诗么?
金冬心真是捷才!出口成章,不动声色。快,而且,好!有意境……
第二天,一清早,程雪门派人给金冬心送来一千两银子。金冬心叫陈聋子告诉瞿家花园,把十盆建兰立刻送来。
陈聋子刚要走,金冬心叫住他:
“不忙。先把这十张灯收到厢房里去。”
陈聋子提起两张灯,金冬心又叫住他:
“把这个——搬走!”
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随园诗话》。
陈聋子抱起《诗话》,走出书斋,听见冬心先生骂道:
“斯文走狗!”
陈聋子心想:他这是骂谁呢?
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
安乐林围墙上开了个月亮门,门头砖额上刻着三个经石峪体的大字,像那么回事。走进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有几十棵杨树。当中种了两棵丁香花,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这就是仅有的观赏植物了。这个林是没有什么逛头的,在林子里走一圈,五分钟就够了。附近一带养鸟的爱到这里来挂鸟。他们养的都是小鸟,红子居多,也有黄雀。大个的鸟,画眉、百灵是极少的。他们不像那些以养鸟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们的说法是“瞎玩儿”。他们不养大鸟,觉得那太费事,“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把鸟一挂,他们就蹲在地下说话儿,——也有自己带个马扎儿来坐着的。
这么一片小树林子,名声却不小,附近几条胡同都是依此命名的。安乐林头条、安乐林二条……这个小饭馆叫做安乐居,挺合适。
安乐居不卖米饭炒菜。主食是包子、花卷。每天卖得不少,一半是附近的居民买回去的。这家饭馆其实叫个小酒铺更合适些。到这儿来的喝酒比吃饭的多。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两的。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粮大曲、华灯大曲乃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安乐居的“酒座”大都是属于一毛三层次,即最低层次的。他们有时也喝二锅头,但对二锅头颇有意见,觉得还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安乐居天热的时候也卖散啤酒。
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猪蹄,偶有猪尾巴,一忽的工夫就卖完了。也有时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
头一个进来的总是老吕。安乐居十点才开门。一开门,老吕就进来。他总是坐在靠窗户一张桌子的东头的座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成了他的专座。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屈着,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张方凳上,——脱了鞋。他不喝安乐居的一毛三,总是自己带了酒来,用一个扁长的瓶子,一瓶子装三两。酒杯也是自备的。他是喝慢酒的,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我喝不来急酒。有人结婚,他们闹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回家自己再喝!”一边喝酒,吃兔头,一边不住地抽关东烟。他的烟袋如果丢了,有人捡到,一定会送还给他的。谁都认得:这是老吕的。白铜锅儿,白铜嘴儿,紫铜杆儿。他抽烟也抽得慢条斯理的,从不大口猛吸。这人整个儿是个慢性子。说话也慢。他也爱说话,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事都只是客观地叙述,不大参加自己的意见,不动感情。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西头有一家姓屠的,一家子都很浑愣,爱打架。屠老头儿到永春饭馆去喝酒,和服务员吵起来了,伸手就揪人家脖领子。服务员一胳臂把他搡开了。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去跟儿子一说,他儿子二话没说,捡了块砖头,到了永春,一砖头就把服务员脑袋开了!结果:儿子抓进去了,屠老头还得负责人家的医药费。这件事老吕亲眼目睹。一块喝酒的问起,他详详细细叙述了全过程。坐在他对面的老聂听了,说:
“该!”
坐在里面犄角的老王说:
“这是什么买卖!”
老吕只是很平静地说:“这回大概得老实两天。”
老吕在小红门一家木材厂下夜看门。每天骑车去,路上得走四十分钟。他想往近处挪挪,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说:“算了!远就远点吧。”
他在木材厂喂了一条狗。他每天来喝酒,都带了一个塑料口袋,安乐居的顾客有吃剩的包子皮、碎骨头,他都捡起来,给狗带去。
头几天,有人要给他说一个后老伴,——他原先的老伴死了有二年多了。这事他的酒友都知道,知道他已经考虑了几天了,问起他:“成了吗?”老吕说:“——不说了。”他说的时候神情很轻松,好像解决了一个什么难题。他的酒友也替他感到轻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不说了?——不说了好!添乱!”
老吕于是慢慢地喝酒,慢慢地抽烟。
比老吕稍晚进店的是老聂。老聂总是坐在老吕的对面。老聂有个小毛病,说话爱眨巴眼。凡是说话爱眨眼的人,脾气都比较急。他喝酒也快,不像老吕一口一口地抿。老聂每次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有人强往他酒碗里倒一点,他拿起酒碗就倒在地下。他来了,搁下一个小提包,转身骑车就去“奔”酒菜去了。他“奔”来的酒菜大都是羊肝、沙肝。这是为他的猫“奔”的,——他当然也吃点。他喂着一只小猫。“这猫可仁义!我一回去,它就在你身上蹭——蹭!”他爱吃豆制品。熏干、鸡腿、麻辣丝……小葱下来的时候,他常常用铝饭盒装来一些小葱拌豆腐。有一回他装来整整两饭盒腌香椿。“来吧!”他招呼全店酒友。“你哪来这么多香椿?——这得不少钱!”——“没花钱!乡下的亲家带来的。我们家没人爱吃。”于是酒友们一人抓了一撮。剩下的,他都给了老吕。“吃完了,给我把饭盒带来!”一口把余酒喝净,退了杯,“回见!”出门上车,吱溜——没影儿了。
老聂原是做小买卖的。他在天津三不管卖过相当长时期炒肝。现在退休在家。电话局看中他家所在的“点”,想在他家安公用电话。他嫌钱少,麻烦。挨着他家的汽水厂工会愿意每月贴给他三十块钱,把厂里职工的电话包了。他还在犹豫。酒友们给他参谋:“行了!电话局每月给钱,汽水厂三十,加上传电话、送电话,不少!坐在家里拿钱,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去!”他一想:也是!
老聂的日子比过去“滋润”了,但是他每顿还是只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
画家来了。画家风度翩翩,梳着长长的背发,永远一丝不乱。衣着入时而且合体。春秋天人造革猎服,冬天羽绒服。——他从来不戴帽子。这样的一表人才,安乐居少见。他在文化馆工作,算个知识分子,但对人很客气,彬彬有礼。他这喝酒真是别具一格: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这种喝法,叫做“大车酒”,过去赶大车的这么喝。西直门外管这叫“骆驼酒”,赶骆驼的这么喝。文墨人,这样喝法的,少有。他和老王过去是街坊。喝了酒,总要走过去说几句话。“我给您添点儿?”老王摆摆手,画家直起身来,向在座的酒友又都点了点头,走了。
我问过老王和老聂:“他的画怎么样?”
“没见过。”
上海老头来了。上海老头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变。他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语汇:“没门儿!”“敢情!”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么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语汇、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家里挺不错,但是他爱在外面逛,在小酒馆喝酒。
“外面吃酒,——香!”
他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小饭盒,里面有一双截短了的筷子、多半块熏鱼、几只油爆虾、两块豆腐干。要了一两酒,用手纸擦擦筷子,吸了一口酒。
“您大概又是在别处已经喝了吧?”
“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
如此妙喻,我未之前闻,真是长了见识!
这只鸟喝完酒,收好筷子,盖好米饭盒,拎起提包,要飞了:
“晏歇会!——明儿见!”
他走了,老王问我:“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
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是个瘸子,左腿短一截,走路时左脚跟着不了地,一晃一晃的。他自己说他原来是“勤行”——厨子,煎炒烹炸,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说他能用两个鸡蛋打三碗汤,鸡蛋都得成片儿!但我没有再听到还有什么特别的手艺,好像他的绝技只是两个鸡蛋打三碗汤。以这样的手艺自豪,至多也只能是一个“二荤铺”的“二把刀”。——“二荤铺”不卖鸡鸭鱼,什么菜都只是“肉上找”,——炒肉丝、熘肉片、扒肉条……他现在在汽水厂当杂工,每天蹬平板三轮出去送汽水。这辆平板归他用,他就半公半私地拉一点生意。口袋里一有钱,就喝。外边喝了,回家还喝;家里喝了,外面还喝。有一回喝醉了,摔在黄土坑胡同口,脑袋碰在一块石头上,流了好些血。过两天,又来喝了。我问他:“听说你摔了?”他把后脑勺伸过来,挺大一个口子。“唔!唔!”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好像还挺光彩。他老婆早上在马路上扫街,挺好看的。有两个金牙,白天穿得挺讲究,色儿都是时兴的,走起路来扭腰拧胯,咳,挺是样儿。安乐居的熟人都替她惋惜:“怎么嫁了这么个主儿!——她对瘸子还挺好!”有一回瘸子刚要了一两酒,他媳妇赶到安乐居来了,夺过他的酒碗,顺手就泼在了地上:“走!”拽住瘸子就往外走,回头向喝酒的熟人解释:“他在家里喝了三两了,出来又喝!”瘸子也不生气,也不发作,也不觉有什么难堪,乖乖地一摇一晃地家去了。
瘸子喝酒爱说。老是那一套,没人听他的。他一个人说。前言不搭后语,当中夹杂了很多“唔唔唔”:
“……宝三,宝善廷,唔唔唔,知道吗?宝三摔跤,唔唔唔。宝三的跤场在哪儿?知道吗?唔唔唔。大金牙、小金牙,唔唔唔。侯宝林。侯宝林是云里飞的徒弟,唔唔唔。《逍遥津》,‘欺寡人’——‘七挂人’,唔唔唔。干吗老是‘七挂人’?‘七挂人’,唔唔唔。天津人讲话:‘嘛事你啦?’唔唔唔。二娃子,你可不咋着!唔唔唔……”
喝酒的对他这一套已经听惯了,他爱说让他说去吧!只有老聂有时给他两句:
“老是那一套,你贫不贫?有新鲜的没有?你对天桥熟,天桥四大名山,你知道吗?”
瘸子爱管闲事。有一回,在李村胡同里,一个市容检查员要罚一个卖花盆的款,他插进去了:“你干吗罚他?他一个卖花盆的,又不脏,又没有气味,‘污染’,他‘污染’什么啦?罚了款,你们好多拿奖金?你想钱想疯了!卖花盆的,大老远地推一车花盆,不容易!”他对卖花盆的说:“你走!有什么话叫他朝我说!”很奇怪,他跟人辩理的时候话说得很明快,也没有那么多“唔唔唔”。
第二天,有人问起,他又把这档事从头至尾学说了一遍,有声有色。
老聂说:“瘸子,你这回算办了件人事!”
“我净办人事!”
喝了几口酒,又来了他那一套:
“宝三,宝善廷,知道吗?唔唔唔……”
老吕、老聂都说:“又来了!这人,不经夸!”
“四大名山”?我问老王:
“天桥哪儿有个四大名山?”
“咳!四块石头。天桥过去真有那么一座小桥,——后来拆了。桥头一边有两块石头,这就叫‘四大名山’。你要问老人们,这永定门一带景致多哩!这会儿都没有人知道了。”
老王养鸟,红子。他每天沿天坛根遛早,一手提一只鸟笼,有时还架着一只。他把架棍插在后脖领里。吃完早点,把鸟挂在安乐林,聊会天,大约十点三刻,到安乐居。他总是坐在把角靠墙的座位。把鸟笼放好,架棍插在老地方,打酒。除了有兔头,他一般不吃荤菜,或带一条黄瓜,或一个西红柿、一个橘子、一个苹果。老王话不多,但是有时打开话匣子,也能聊一气。
我跟他聊了几回,知道:
他原先是扛包的。
“我们这一行,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三百六十行,没这一行!”
“你们这一行没有祖师爷?”
“没有!”
“有没有传授?”
“没有!不像给人搬家的,躺箱、立柜、八仙桌,桌子上还常带着茶壶茶碗自鸣钟,扛起来就走,不带磕着碰着一点的,那叫技术!我们这一行,有力气就行!”
“都扛什么?”
“什么都扛,主要是粮食。顶不好扛的是盐包,——包硬,支支棱棱的,硌。不随体。扛起来不得劲儿。扛包,扛个几天就会了。要说窍门,也有。一包粮食,一百多斤,搁在肩膀上,先得颤两下。一颤,哎,包跟人就合了槽了,合适了!扛熟了的,也能换换样儿。跟递包的一说:‘您跟我立一个!’哎,立一个!”
“竖着扛?”
“竖着扛。您给我‘搭’一个!”
“斜搭着?”
“斜搭着。”
“你们那会拿工资?计件?”
“不拿工资,也不是计件。有把头——”
“把头?把头不是都是坏人吗?封建把头嘛!”
“也不是!他自己也扛,扛得少点。把头接了一批活:‘哥几个!就这一堆活,多会扛完了多会算。’每天晚半晌,先生结账,该多少多少钱。都一样。有临时有点事的,觉得身上不大合适的,半路地儿要走,您走!这一天没您的钱。”
“能混饱了?”
“能!那会吃得多!早晨起来,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中午,一样。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点。半斤饼,喝点稀的,喝一口酒。齐啦。——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三年自然灾害,可把我饿惨了。浑身都膀了。两条腿,棉花条。别说一百多斤,十来多斤,我也扛不动。我们家还有一辆自行车,凤凰牌,九成新。我妈跟我爸说:‘卖了吧,给孩子来一顿!’丰泽园!我叫了三个扒肉条,喝了半斤酒,开了十五个馒头,——馒头二两一个,三斤!我妈直害怕:‘别把杂种操的撑死了哇!’……”
“您现在每天还能吃……?”
“一斤粮食。”
“退休了?”
“早退了!——后来我们归了集体。干我们这行的,四十五就退休,没有过四十五的。现在扛包的也没有了,都改了传送带。”
老王现在每天夜晚在一个幼儿园看门。
“没事儿!扫扫院子,归置归置,下水道不通了,——通通!活动活动。老待着干吗呀,又没病!”
老王走道低着脑袋,上身微微往前倾,两腿叉得很开,步子慢而稳,还看得出有当年扛包的痕迹。
这天,安乐居来了三个小伙子:长头发、小胡子、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变色眼镜。进门一看:“嗨,有兔头!”——他们是冲着兔头来了。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子、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乐”,一边吃喝起来。安乐林喝酒的老酒座都瞟了他们一眼。三位吃喝了一阵,把筷子一摔,走了。都骑的是亚马哈。嘟嘟嘟……桌子上一堆碎骨头、咬了一口的包子皮,还有一盘没动过的包子。
老王看着那盘包子,撇了撇嘴:
“这是什么买卖!”
这是老王的口头语。凡是他不以为然的事,就说“这是什么买卖!”
老王有两个鸟友,也是酒友。都是老街坊,原先在一个院里住。这二位现在都够万元户。
一个是佟秀轩,是裱字画的。按时下的价目,裱一个单条:14—16元。他每天总可以裱个五六幅。这二年,家家都又愿意挂两条字画了。尤其是退休老干部。他们收藏“时贤”字画,自己也爱写、爱画。写了、画了,还自己掏钱裱了送人。因此,佟秀轩应接不暇。他收了两个徒弟。托纸、上板、揭画,都是徒弟的事。他就管管配绫子,装轴。他每天早上遛鸟。遛完了,如果活儿忙,就把鸟挂在安乐林,请熟人看着,回家刷两刷子。到了十一点多钟,到安乐林摘了鸟笼子,到安乐居。他来了,往往要带一点家制的酒菜:燉吊子、烩鸭血、拌肚丝儿……佟秀轩穿得很整洁,尤其是脚下的两只鞋。他总是穿礼服呢花旗底的单鞋,圆口的或是双脸皮梁靸鞋。这种鞋只有右安门一家高台阶的个体户能做。这个个体户原来是内联陞的师傅。
另一个是白薯大爷。他姓白,卖烤白薯。卖白薯的总有些邋遢,煤呀火呀的。白薯大爷出奇地干净。他个头很高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顾盼有神。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白薯大爷卖烤白薯只卖一上午。天一亮,把白薯车子推出来,把鸟——红子,往安乐林一挂,自有熟人看着,他去卖他的白薯。到了十二点,收摊。想要吃白薯,明儿见啦您哪!摘了鸟笼,往安乐居。他喝酒不多。吃菜!他没有一颗牙了,上下牙床子光光的,但是什么都能吃,——除了铁蚕豆,吃什么都香。“烧鸡烂不烂?”——“烂!”“来一只!”他买了一只鸡,撕巴撕巴,给老王来一块脯子,给酒友们让让:“您来块?”别人都谢了,他一人把一只烧鸡一会的工夫全开了。“不赖,烂!”把鸡架子包起来,带回去熬白菜。“回见!”
这天,老王来了,坐着,桌上搁一瓶五星牌二锅头,看样子在等人。一会儿,佟秀轩来了,提着一瓶汾酒。
“走啊!”
“走!”
我问他们:“不在这儿喝了?”
“白薯大爷请我们上他家去,来一顿!”
第二天,老王来了,我问:
“昨儿白薯大爷请你们吃什么好的了?”
“荞面条!——自己家里擀的。青椒!蒜!”
老吕、老聂一听:
“嘿!”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豆腐店是一个“店”,怎么会有个女儿?然而螺蛳坝一带的人背后都是这么叫她。或者称作“辜家的女儿”“豆腐店的女儿”。背后这样地提她,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姓辜的人家很少,这个县里好像就是两三家。
螺蛳坝是“后街”,并没有一个坝,只是一片不小的空场。七月十五,这里做盂兰盆会。八九月,如果这年年成好,就有人发起,在平桥上用杉篙木板搭起台来唱戏。约的是里下河的草台班子,京戏、梆子“两下锅”,既唱《白水滩》这样摔“壳子”的武打戏,也唱《阴阳河》这样踩跷的戏。做盂兰盆会、唱大戏,热闹几天,平常这里总是安安静静的。孩子在这里踢毽子,踢铁球,滚钱,抖空竹(本地叫“抖天嗡子”)。有时跑过来一条瘦狗,匆匆忙忙,不知道要赶到哪里去干什么。忽然又停下来,竖起耳朵,好像听见了什么。停了一会,又低了脑袋匆匆忙忙地走了。
螺蛳坝空场的北面有几户人家。有两家是打芦席的。每天看见两个中年的女人破苇子,编席。一顿饭工夫,就织出一大片。芦席是为大德生米厂打的。米厂要用很多芦席。东头一家是个“茶炉子”,即卖开水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一个像柜子似的砖砌的炉子,四角有四个很深的铁铸的“汤罐”,满满四罐清水,正中是火眼,烧的是粗糠。粗糠用一个小白铁簸箕倒进火眼,“呼——”火就猛升上来,“汤罐”的水就呱呱地开了。这一带人家用开水——冲茶、烫鸡毛、拆洗被窝,都是上“茶炉子”去灌,很少人家自己烧开水,因为上“茶炉子”灌水很方便,省得费柴费火,烟熏火燎,又用不了多少。“茶炉子”卖水,不是现钱交易,而是一次卖出一堆“茶筹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小竹片,一面用铁模子烙出“十文”“二十文”……灌了开水,给几根茶筹子就行了。“茶炉子”烧的粗糠是成挑地从大德生米厂趸来的。一进“茶炉子”,除了几口很大的水缸,一眼看到的便是靠后墙堆得像山一样的粗糠。
螺蛳坝一带住的都是“升斗小民”,称得起殷实富户的,是大德生米厂。大德生的东家姓王,街上人都称他王老板。大德生原来的底子就厚实,一盘很大的麻石碾子,喂着两头大青骡子,后面仓里的稻子堆齐二梁。后来王老板把骡子卖了,改用机器碾米,生意就更兴旺了。大德生原是一个米店,改用机器后就改称为“米厂”。这算是螺蛳坝唯一的“工厂”。每天这一带都听得到碾米的柴油机的铁烟筒里发出节奏均匀的声音:蓬——蓬——蓬……
王老板身体很好,五十多岁了,走路还飞快,留一撇乌黑的牙刷胡子,双眼有神。
他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他有个外号叫“大呆鹅”,看样子也确是有点呆相。
二儿子叫王厚堃,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中医。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大德生东墙外住着一个姓薛的裁缝。薛裁缝是个老实人,整天只知道低头做活,穿针引线。他的老婆人称薛大娘。薛大娘跟老头子可不是一样的人,她也“穿针引线”,但引的是另外一种线,说白了,就是拉皮条。
大德生门前有一条小巷,就叫做辜家巷,因为巷子里只有一家人家。辜家的后门就开在巷子里,和大德生斜对门,两步就到了。后面是住家,前面是做豆腐的作坊,前店后家。
辜家很穷。
从螺蛳坝到草巷口,有两家豆腐店。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不过草巷口的一家生意不错。一清早卖豆浆,热气腾腾的满满一锅。卖豆腐,四大屉。压百叶,百叶很薄,很白。夏天卖凉粉皮。这凉粉皮是用莴苣汁和的绿豆,颜色是浅绿的,而且有一股莴苣香。生意好,小老板两个月前还接了亲。新媳妇坐在磨子一边,往磨眼里注水,加黄豆,头上插一朵大红剪绒小小的囍。
相比之下,辜家豆腐店就显得灰暗,残旧,一点生气也没有。每天只做两屉豆腐,有时一屉,有时一屉也没有。没本钱,买不起黄豆。辜老板老是病病歪歪的,没有一点精神。
辜老板老婆死得早,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跟前只有一个女儿。
辜家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在螺蛳坝算是一朵花。她长得细皮嫩肉,只是面色微黄,好像是用豆腐水洗了脸似的。身上也有点淡淡的豆腥气。
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是炒豆腐渣,不过总得有点油滑滑锅。牵磨的“蚂蚱驴”也得扔给它一捆干草。更费钱的是她爹的病。他每天吃药。王厚堃的师父开的药又都很贵,这位刘先生爱用肉桂,而且旁注:“要桂林产者”。每天辜家女儿把药渣倒在路口,对面打芦席和烧茶炉子的大娘看见辜家的女儿在门前倒药渣,就叹了一口气:“难!”
大德生的王老板找到薛大娘,说是辜家的日子很难,他想帮他们家一把。
“怎么个帮法?”
“叫他女儿陪我睡睡。”
“什么?人家是黄花闺女,比你的女儿还小一岁!我不干这种缺德事!”
“你去说说看。”
媒人的嘴两张皮,辣椒能说成大鸭梨。七说八说,辜家女儿心里活动了,说:“你叫他晚上来吧。”
没想到大呆鹅也找到薛大娘。
王老板是包月,按月给五块钱。
大呆鹅是现钱交易。每次事完,摸出一块现大洋,还要用两块洋钱叮叮当当敲敲,以示这不是灌了铅的“哑板”。
没有不透风的墙,螺蛳坝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那么多双眼睛,辜家女儿的事情谁都知道了。烧茶炉子、打芦席的大娘指指戳戳,咬耳朵,点脑袋,转眼珠子,撇嘴唇子。大德生的碾米的师傅、量米的伙计议论:“两代人操一张×,这叫什么事!”——“船多不碍港,客多不碍路,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你管他是几代人!”
辜家的女儿身体也不好,脸上总是黄白黄白的,她把王厚堃请到屋里看病。王厚堃给她号了脉,看了舌苔,开了脉案,大体说是气血两亏,天癸不调……辜家女儿问什么是“天癸不调”,王厚堃说就是月经不正常。随即写了一个方子,无非是当归、枸杞之类。
王厚堃站起身来要走,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把舌头吐进他的嘴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
王厚堃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只好和她温存了一会,轻轻地推开了她,说:
“不行。”
“不行?”
“我不能欺负你。”
王厚堃给她掩了前襟,扣好纽子,开门走了。
王厚堃悬崖勒马,也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他要保留一个童身。
过了两个月,王厚堃结婚了。花轿从辜家豆腐店门前过,前面吹着唢呐,放着三眼铳。螺蛳坝的人都出来看花轿,辜家的女儿也挤在人丛里看。
花轿过去了,辜家的女儿坐在一张竹椅上,发了半天呆。
忽然她奔到自己的屋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哭的声音很大,对面烧茶炉子的和打芦席的大娘都听得见,只是听不清她哭的是什么。三位大娘听得心里也很难受,就相对着也哭了起来,哭得稀溜稀溜的。
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
白果子树,开白花,
南面来了小亲家。
亲家亲家你请坐,
你家女儿不成个货。
叫你家女儿开开门,
指着大门骂门神。
叫你家女儿扫扫地,
拿着笤帚舞把戏。
…………
侯银匠店是个不大点的小银匠店。从上到下,老板、工匠、伙计,就他一个人。他用一把灯草浸在油盏里,用一个弯头的吹管把银子烧软,然后用一个小锤子在一个钢模子或一个小铁砧上丁丁笃笃敲打一气,就敲出各种银首饰。麻花银镯、小孩子虎头帽上钉的银罗汉、系围裙的银链子、发蓝簪子、点翠簪子……侯银匠一天就这样丁丁笃笃地敲,戴着一副老花镜。
侯银匠店特别处是附带出租花轿。有人要租,三天前订好,到时候就由轿夫抬走。等新娘拜了堂,再把空轿抬回来。这顶花轿平常就停在屏门前的廊檐上,一进侯银匠家的门槛就看得见。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
侯银匠中年丧妻,身边只有一个女儿。他这个女儿很能干。在别的同年的女孩子还只知道梳妆打扮,抓子儿、踢毽子的时候,她已经把家务全撑了起来。开门扫地、掸土抹桌、烧茶煮饭、浆洗缝补,事事都做得很精到。她小名叫菊子,上学之后学名叫侯菊。街坊四邻都很羡慕侯银匠有这么个好女儿。有的女孩子躲懒贪玩,妈妈就会骂一句:“你看人家侯菊!”
一家有女百家求,头几年就不断有媒人来给侯菊提亲。侯银匠总是说:“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千挑选万挑选,侯银匠看定了一家。这家姓陆,是开粮行的。弟兄三个,老大老二都已经娶了亲,说的是老三。侯银匠问菊子的意见,菊子说:“爹做主!”侯银匠拿出一张小照片让菊子看,菊子噗嗤一声笑了。“笑什么?”——“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过我英文。”从菊子的神态上,银匠知道女儿对这个女婿是中意的。
侯菊十六那年下了小定。陆家不断派媒人来催侯银匠早点把事办了。三天一催,五天一催。陆家老三倒不着急,着急的是老人。陆家的大儿媳妇、二儿媳妇进门后都没有生养,陆老头子想三媳妇早进陆家门,他好早一点抱孙子。三天一催,五天一催,侯菊有点不耐烦,说:“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
侯银匠拿出一堆银首饰叫菊子自己挑。菊子连正眼都不看,说:“我都不要!你那些银首饰都过了时。现在只有乡下人才戴银镯子。发蓝簪子、点翠簪子,我往哪儿戴,我又不梳纂!你那些银五事现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侯银匠明白了,女儿是想要金的。他搜罗了一点金子给女儿打了一对秋叶形的耳坠、一条金链子、一个五钱重的戒指。侯菊说:“不是我稀罕金东西。大嫂子、二嫂子家里都是有钱的,金首饰戴不完。我嫁过去,有个人来客往的,戴两件金的,也显得不过于寒碜。”侯银匠知道这也是给当爹做脸,于是加工细做,心里有点甜,又有点苦。
爹问菊子还要什么,菊子指指廊檐下的花轿,说:“我要这顶花轿。”
“要这顶花轿?这是顶旧花轿,你要它干什么?”
“我看了看,骨架都还是好的。这是紫檀木的。我会把它变成一顶新的!”
侯菊动手改装花轿,买了大红缎子、各色丝绒,飞针走线,一天忙到晚。轿顶绣了丹凤朝阳,轿顶下一周圈鹅黄丝线流苏走水。“走水”这词儿想得真是美妙,轿子一抬起来,流苏随轿夫脚步轻轻地摆动起伏,真像是水在走。四边的帏子上绣的是八仙庆寿。最出色的是轿帘前的一对飘带,是“纳锦”的。“纳”的是两条金龙,金龙的眼珠是用桂圆核剪破了钉上去的(得好些桂圆才能挑得出四只眼睛),看起来乌黑闪亮。她又请爹打了两串小银铃,作为飘带的坠脚。轿子一动,银铃碎响。轿子完工,很多人都来看,连声称赞:菊子姑娘的手真巧,也想得好!
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侯菊就坐了这顶手制的花轿出门。临上轿时,菊子说了声:“爹!您多保重!”鞭炮一响,老银匠的眼泪就下来了。
花轿没有再抬回来,侯菊把轿子留下了。这顶簇崭新的花轿就停在陆家的廊檐下。
侯菊有侯菊的打算。
大嫂、二嫂家里都有钱。大嫂子娘家有田有地,她的嫁妆是全堂红木,压箱底一张田契,这是她的陪嫁。二嫂子娘家是开糖坊的。侯菊有什么呢?她有这顶花轿。她把花轿出租。全城还有别家出租花轿,但都不如侯菊的花轿鲜亮,接亲的人家都愿意租侯菊的花轿。这样她每月都有进项。她把钱放在迎桌抽屉里。这是她的私房钱,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她对新婚的丈夫说:“以后你要买书,订杂志,要用钱,就从这抽屉里拿。”
陆家一天三顿饭都归侯菊管起来。大嫂子、二嫂子好吃懒做,饭摆上桌,拿碗盛了就吃,连洗菜剥葱、涮锅、刷碗都不管。陆家人多,众口难调。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烂饭。各人吃菜爱咸爱淡也都不同。侯菊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一个盘子里炒出不同味道的菜。
公公婆婆都喜欢三儿媳妇。婆婆把米柜的钥匙交给了她,公公连粮行账簿都交给了她,她实际上成了陆家的当家媳妇。她才十七岁。
侯银匠有时以为女儿还在身边。他的灯碗里油快干了,就大声喊:“菊子!给我拿点油来!”及至无人应声,才一个人笑了:“老了!糊涂了!”
女儿有时提了两瓶酒回来看看他,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走了。侯银匠想让女儿回来住几天,他知道这办不到,陆家一天也离不开她。
侯银匠常常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过早地懂事,过早地当家。她好比一树桃子,还没有开足了花,就结了果子。
女儿走了,侯银匠觉得他这个小银匠店大了许多,空了许多。他觉得有些孤独,有些凄凉。
侯银匠不会打牌,也不会下棋。他能喝一点酒,也不多,而且喝的是慢酒。两块从连万顺买来的茶干,二两酒,就够他消磨一晚上。侯银匠忽然想起两句唐诗,那是他錾在“一封书”样式的银簪子上的(他记得的唐诗本不多)。想起这两句诗,有点文不对题: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瑞云越长越好看了。初一十五,她到灵隐寺烧香,总有一些人盯着她傻看。她长得很白,姑娘媳妇偷偷向她的跟妈打听:“她搽的是什么粉?”——“她不搽粉,天生的白嫩。”平常日子,街坊邻居也不大容易见到她,只听见她在小楼上跟师傅学吹箫,拍曲子,念诗。
瑞云过了十四,进十五了。按照院里的规矩,该接客了。养母蔡妈妈上楼来找瑞云。
“姑娘,你大了。是花,都得开。该找一个人梳拢了。”
瑞云在行院中长大,哪有不明白的。她脸上微红了一阵,倒没有怎么太扭捏,爽爽快快地说:
“妈妈说的是。但求妈妈依我一件:钱,由妈妈定;人,要由我自己选。”
“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
“要一个有情的。”
“有钱的、有势的,好找。有情的,没有。”
“这是我一辈子头一回。哪怕跟这个人过一夜,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就顾不了许多了。”
蔡妈妈看看这棵摇钱树,寻思了一会,说:
“好。钱由我定,人由你选。不过得有个期限:一年。一年之内,由你。过了一年,由我!今天是三月十四。”
于是瑞云开门见客。
蔡妈妈定例:上楼小坐,十五两;见面贽礼不限。
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登门求见。瑞云一一接待。贽礼厚的,陪着下一局棋,或当场画一个小条幅、一把扇面。贽礼薄的,敬一杯香茶而已。这些狎客对瑞云各有品评。有的说是清水芙蓉,有的说是未放梨蕊,有的说是一块羊脂玉。一传十,十传百,瑞云身价渐高,成了杭州红极一时的名妓。
余杭贺生,素负才名。家道中落,二十未娶。偶然到西湖闲步,见一画舫,飘然而来。中有美人,低头吹箫。岸上游人,纷纷指点:“瑞云!瑞云!”贺生不觉注目。画舫已经远去,贺生还在痴立。回到寓所,茶饭无心。想了一夜,备了一份薄薄的贽礼,往瑞云院中求见。
原来以为瑞云阅人已多,一定不把他这寒酸当一回事。不想一见之后,瑞云款待得很殷勤。亲自涤器烹茶,问长问短。问余杭有什么山水,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问他二十岁了为什么还不娶妻……语声柔细,眉目含情。有时默坐,若有所思。贺生觉得坐得太久了,应该知趣,起身将欲告辞。瑞云拉住他的手,说:“我送你一首诗。”诗曰:
何事求浆者,
蓝桥叩晓关。
有心寻玉杵,
端只在人间。
贺生得诗狂喜,还想再说点什么,小丫头来报:“客到!”贺生只好仓促别去。
贺生回寓,把诗展读了无数遍。才夹到一本书里,过一会,又抽出来看看。瑞云分明属意于我,可是玉杵向哪里去寻?
过一二日,实在忍不住,备了一份贽礼,又去看瑞云。听见他的声音,瑞云揭开门帘,把他让进去,说:
“我以为你不来了。”
“想不来,还是来了!”
瑞云很高兴。虽然只见了两面,已经好像很熟了。山南海北,琴棋书画,无所不谈。瑞云从来没有和人说过那么多的话,贺生也很少说话说得这样聪明。不知不觉,炉内香灰堆积,帘外落花渐多。瑞云把座位移近贺生,悄悄地说:
“你能不能想一点办法,在我这里住一夜?”
贺生说:“看你两回,于愿已足。肌肤之亲,何敢梦想!”
他知道瑞云和蔡妈妈有成约:人由自选,价由母定。
瑞云说:“娶我,我知道你没这个能力。我只是想把女儿身子交给你。以后你再也不来了,山南海北,我老想着你,这也不行么?”
贺生摇头。
两个再没有话了,眼对眼看着。
楼下蔡妈妈大声喊:
“瑞云!”
瑞云站起来,执着贺生的两只手,一双眼泪滴在贺生手背上。
贺生回去,辗转反侧。想要回去变卖家产,以博一宵之欢;又想到更尽分别,各自东西,两下牵挂,更何以堪。想到这里,热念都消。咬咬牙,再不到瑞云院里去。
蔡妈妈催着瑞云择婿。接连几个月,没有中意的。眼看花朝已过,离三月十四没有几天了。
这天,来了一个秀才,坐了一会,站起身来,用一个指头在瑞云额头上按了一按,说:“可惜,可惜!”说完就走了。瑞云送客回来,发现额头有一个黑黑的指印。越洗越真。
而且这块黑斑逐渐扩大,几天的工夫,左眼的上下眼皮都黑了。
瑞云不能再见客。蔡妈妈拔了她的簪环首饰,剥了上下衣裙,把她推下楼来,和妈子丫头一块干粗活。瑞云娇养惯了,身子又弱,怎么受得了这个!
贺生听说瑞云遭了奇祸,特地去看看。瑞云蓬着头,正在院里拔草。贺生远远喊了一声:“瑞云!”瑞云听出是贺生的声音,急忙躲到一边,脸对着墙壁。贺生连喊了几声,瑞云就是不回头。贺生一头去找到蔡妈妈,说是愿意把瑞云赎出来。瑞云已经是这样,蔡妈妈没有多要身价银子。贺生回余杭,变卖了几亩田产,向蔡妈妈交付了身价。一乘花轿把瑞云抬走了。
到了余杭,拜堂成礼。入了洞房后,瑞云乘贺生关房门的工夫,自己揭了盖头,一口气,噗,噗,把两支花烛吹灭了。贺生知道瑞云的心思,并不嗔怪。轻轻走拢,挨着瑞云在床沿坐下。
瑞云问:“你为什么娶我?”
“以前,我想娶你,不能。现在能把你娶回来了,不好么?”
“我脸上有一块黑。”
“我知道。”
“难看么?”
“难看。”
“你说了实话。”
“看看就会看惯的。”
“你是可怜我么?”
“我疼你。”
“伸开你的手。”
瑞云把手放在贺生的手里。贺生想起那天在院里瑞云和他执手相看,就轻轻抚摸瑞云的手。
瑞云说:“你说的是真话。”接着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是我了。”
贺生轻轻咬了一下瑞云的手指:“你还是你。”
“总不那么齐全了!”
“你不是说过,愿意把身子给我吗?”
“你现在还要吗?”
“要!”
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甜。不过瑞云每晚临睡,总把所有灯烛吹灭了。好在贺生已经逐渐对她的全身读得很熟,没灯胜似有灯。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窗细雨,半床明月。少年夫妻,如鱼如水。
贺生真的对瑞云脸上那块黑看惯了。他不觉得有什么难看。似乎瑞云脸上本来就有,应该有。
瑞云还是一直觉得歉然。她有时晨妆照镜,会回头对贺生说:
“我对不起你!”
“不许说这样的话!”
贺生因事到苏州,在虎丘吃茶。隔座是一个秀才,自称姓和,彼此攀谈起来。秀才听出贺生是浙江口音,便问:
“你们杭州,有个名妓瑞云,她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嫁人了。”
“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
“真能类似阁下,可谓得人!——不过,会有人娶她么?”
“为什么没有?”
“她脸上——”
“有一块黑。是一个什么人用指头在她额头一按,留下的。这个人真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肠!——你怎么知道的?”
“实不相瞒,你说的这个人,就是在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昔在杭州,也曾一觐芳仪,甚惜其以绝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术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一个有情人。”
“你能点上,也能去掉么?”
“怎么不能?”
“我也不瞒你,娶瑞云的,便是小生。”
“好!你别具一双眼睛,能超出世俗媸妍,是个有情人!我这就同你到余杭,还君一个十全佳妇。”
到了余杭,秀才叫贺生用铜盆打一盆水,伸出中指,在水面写写画画,说:“洗一洗就会好的。好了,须亲自出来一谢医人。”
贺生笑说:“那当然!”贺生捧盆入内室,瑞云掬水洗面,面上黑斑随手消失。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瑞云照照镜子,不敢相信。反复照视,大叫一声:“这是我!这是我!”
夫妻二人,出来道谢。一看,秀才没有了。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像瑞云一样欢喜。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
“你怎么了?”
马子才,顺天人。几代都爱菊花。到了子才,更是爱菊如命。听说什么地方有佳种,一定得买到。千里迢迢,不辞辛苦。一天,有金陵客人寄住在马家,看了子才种的菊花,说他有个亲戚,有一二名种,为北方所无。马子才动了心,即刻打点行李,跟这位客人到了金陵。客人想方设法,给他弄到两苗菊花芽。马子才如获至宝,珍重裹藏,捧在手里,骑马北归。半路上,遇见一个少年,赶着一辆精致的轿车。少年眉清目秀,风姿洒落。他好像刚刚喝了酒,酒气中有淡淡的菊花香。一路同行,子才和少年就搭了话。少年听出马子才的北方口音,问他到金陵做什么来了,手里捧着的是什么。子才如实告诉少年,说手里这两苗菊花芽好不容易才弄到,这是难得的名种。少年说:
“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
马子才似懂非懂,问少年要往哪里去。少年说:“姐姐不喜欢金陵,将到河北找个合适的地方住下。”马子才问:“找了房没有?”——“到了再说吧。”子才说:“我看你们就甭费事了。我家里还有几间闲房,空着也是空着,你们不如就在我那儿住着,我也好请教怎样‘培溉’菊花。”少年说:“得跟我姐姐商量商量。”他把车停住,把马子才的意思向姐姐说了。车里的人推开车帘说话。原来是二十来岁的一位美人,说:
“房子不怕窄憋,院子得大一些。”
子才说:“我家有两套院子,我住北院,南院归你们。两院之间有个小板门。愿意来坐坐,拍拍门,随时可以请过来。平常尽可落闩下锁,互不相扰。”
“这样很好。”
谈了半日,才互通名姓。少年姓陶,姐姐小字黄英。
两家处得很好。马子才发现,陶家好像不举火,经常是从外面买点烧饼馃子就算一餐,就三天两头请他们过来便饭。这姐弟二人倒也不客气,一请就到。有一天陶对马说:“老兄家道也不是怎么富足的,我们老是吃你们,长了,也不是个事。咱们合计合计,我看卖菊花也能谋生。”马子才素来自命清高,听了陶生的话很不以为然,说:“这是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陶笑笑,说:“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马子才不再说话。陶生也还常常拍拍板门,过来看看马子才种的菊花。
子才种菊,十分勤苦。风晨雨夜,科头赤足,他又挑剔得很严,残枝劣种,都拔出来丢在地上。他拿了把竹扫帚,打算扫到沟里,让它们顺水漂走。陶生说:“别!”他把这些残枝劣种都捡起来,抱到南院。马子才心想:这人并不懂种菊花!
没多久,到了菊花将开的月份,马子才听见南院人声嘈杂,闹闹嚷嚷,简直像是香期庙会:这是咋回事?扒在板门上偷觑:喝,都是来买花的。用车子装的,背着的,抱着的,缕缕不绝。再一看那些花,都是见都没见过的异种。心想:他真的卖起菊花来了。这么多的花,得卖多少钱?此人俗,且贪!交不得!又恨他秘着佳本,不叫自己知道,太不够朋友。于是拍拍板门,想过去说几句不酸不咸的话,叫这小子知道:马子才既不贪财,也不可欺。陶生听见拍门,开开门,拉着子才的手,把他拽了过来。子才一看,荒庭半亩,都已辟为菊畦,除了那几间旧房,没有一块空地,到处都是菊花。多数憋了骨朵,少数已经半开。花头大,颜色好,秆粗,叶壮,比他自己园里种的,强百倍。问:“你这些花秧子是哪里淘换来的?”陶生说:“你细看看!”子才弯腰细看:似曾相识。原来都是自己拔弃的残枝劣种。于是想好的讥诮的话都忘了,直想问问:“你把菊种得这样好,有什么诀窍?”陶生转身进了屋,不大会,搬出一张矮桌,就放在菊畦旁边。又进屋,拿出酒菜,说:“我不想富,也不想穷。我不能那样清高。连日卖花,得了一些钱。你来了,今天咱们喝两盅。”陶生酒量大,用大杯。马子才只能小杯陪着。正喝着,听见屋里有人叫:“三郎!”是黄英的声音。“少喝点,小心吓着马先生。”陶生答应:“知道了。”几杯落肚,马子才问:“你说过‘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你到底有什法子能把花种成这样?”陶生说:
“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
马子才还是不明白。
陶生豪饮,从来没见他大醉过。子才有个姓曾的朋友,酒量极大,没有对手。有一天,曾生来,马子才就让他们较量较量。二位放开量喝,喝得非常痛快。从早晨一直喝到半夜。曾生烂醉如泥,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陶生站起,要回去睡觉,出门踩了菊花畦,一跤摔倒。马子才说:“小心!”一看人没了,只有一堆衣裳落在地上,陶生就地化成一棵菊花,一人高,开着十几朵花,花都有拳大。马子才吓坏了,赶紧去告诉黄英。黄英赶来,把菊花拔起来,放倒在地上,说:“怎么醉成这样!”拿起陶生衣裳,把菊花盖住,对马子才说:“走,别看!”到了天亮,马子才过去看看,只见陶生卧在菊畦边,睡得正美。
于是子才知道:这姐弟二人都是菊花精。
陶生已经露了行迹,也就不避子才,酒喝得越来越放纵。常常自己下个短帖,约曾生来共饮,二位酒友,成了莫逆。
二月十二,花朝。曾生着两个仆人抬了一坛百花酒,说:“今天咱们俩把这坛酒都喝了!”一坛酒快完了,两人都还不太醉。马子才又偷偷往坛里续了几斤白酒。俩人又都喝了。曾生醉得不省人事,由仆人背回去了。陶生卧在地上,又化为菊花。马见惯不惊,就如法炮制,把菊花拔起来,守在旁边,看他怎么再变过来。等了很久,看见菊花叶子越来越憔悴,坏了!赶紧去告诉黄英,黄英一听:“啊?!——你杀了我弟弟了!”急急奔过来看,菊花根株已枯。黄英大哭,掐了还有点活气的菊花梗,埋在盆里,携入闺中,每天灌溉。
盆里的花渐渐萌发。九月,开了花,短干粉朵,闻闻,有酒香。浇以酒,则茂。
这个菊种,渐渐传开。种菊人给起了个名字,叫“醉陶”。
一年又一年,黄英也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她永远像二十来岁,永远不老。
宣德年间,宫里兴起了斗蛐蛐。蛐蛐都是从民间征来的。这玩意陕西本不出。有那么一位华阴县令,想拍拍上官的马屁,进了一只。试斗了一次,不错,贡到宫里。打这儿起,传下旨意,责令华阴县年年往宫里送。县令把这项差事交给里正。里正哪里去弄到蛐蛐?只有花钱买。地方上有一些不务正业的混混,弄到好蛐蛐,养在金丝笼里,价钱抬得很高。有的里正,和衙役勾结在一起,借了这个名目,挨家挨户,按人口摊派。上面要一只蛐蛐,常常害得几户人家倾家荡产。蛐蛐难找,里正难当。
有个叫成名的,是个童生,多年也没有考上秀才。为人很迂,不会讲话。衙役瞧他老实,就把他报充了里正。成名托人情,送蒲包,磕头,作揖,不得脱身。县里接送往来官员,办酒席,敛程仪,要民夫,要马草,都朝里正说话。不到一年的工夫,成名的几亩薄产都赔进去了。一出暑伏,按每年惯例,该征蛐蛐了。成名不敢挨户摊派,自己又实在变卖不出这笔钱。每天烦闷忧愁,唉声叹气,跟老伴说:“我想死的心都有。”老伴说:“死,管用吗?买不起,自己捉!说不定能把这项差事应付过去。”成名说:“是个办法。”于是提了竹筒,拿着蛐蛐罩,破墙根底下,烂砖头堆里,草丛里,石头缝里,到处翻,找。清早出门,半夜回家。鞋磨破了,胳膝盖磨穿了,手上、脸上,叫葛针拉出好些血道道,无济于事。即使捕得三两只,又小又弱,不够分量,不上品。县令限期追比,交不上蛐蛐,二十板子。十多天下来,成名挨了百十板,两条腿脓血淋漓,没有一块好肉了。走都不能走,哪能再捉蛐蛐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除了自尽,别无他法。
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座庙,庙后小山下怪石乱卧,荆棘丛生,有一只“青麻头”伏着。旁边有一只癞蛤蟆,将蹦未蹦。醒来想想:这是什么地方?猛然省悟:这不是村东头的大佛阁么?他小时候逃学,曾到那一带玩过。这梦有准么?那里真会有一只好蛐蛐?管它的!去碰碰运气。于是挣扎起来,拄着拐杖,往村东去。到了大佛阁后,一带都是古坟,顺着古坟走,蹲着伏着一块一块怪石,就跟梦里所见的一样。是这儿?——像!于是在蒿莱草莽之间,轻手轻脚,侧耳细听,凝神细看,听力目力都用尽了,然而听不到蛐蛐叫,看不见蛐蛐影子。忽然,蹦出一只癞蛤蟆。成名一愣,赶紧追!癞蛤蟆钻进了草丛。顺着方向,拨开草丛:一只蛐蛐在荆棘根旁伏着。快扑!蛐蛐跳进了石穴。用尖草撩它,不出来;用随身带着的竹筒里的水灌,这才出来。好模样!蛐蛐蹦,成名追。罩住了!细看看:个头大,尾巴长,青脖子,金翅膀。大叫一声:“这可好了!”一阵欢喜,腿上棒伤也似轻松了一些。提着蛐蛐笼,快步回家。举家庆贺,老伴破例给成名打了二两酒。家里有蛐蛐罐,垫上点过了箩的细土,把宝贝养在里面。蛐蛐爱吃什么?栗子、菱角、螃蟹肉。买!净等着到了期限,好见官交差。这可好了:不会再挨板子,剩下的房产田地也能保住了。蛐蛐在罐里叫哩,㘗㘗㘗㘗……
成名有个儿子,小名叫黑子,九岁了,非常淘气。上树掏鸟窝蛋,下河捉水蛇,飞砖打恶狗,爱捅马蜂窝。性子倔,爱打架。比他大几岁的孩子也都怕他,因为他打起架来拼命,拳打脚踢带牙咬。三天两头,有街坊邻居来告“妈妈状”。成名夫妻,就这么一个儿子,只能老给街坊们赔不是,不忍心重棒打他。成名得了这只救命蛐蛐,再三告诫黑子:“不许揭开蛐蛐罐,不许看,千万千万!”
不说还好,说了,黑子还非看看不可。他瞅着父亲不在家,偷偷揭开蛐蛐罐。腾!——蛐蛐蹦出罐外,黑子伸手一扑,用力过猛,蛐蛐大腿折了,肚子破了——死了。黑子知道闯了大祸,哭着告诉妈妈。妈妈一听,脸色煞白:“你个孽障!你甭想活了!你爹回来,看他怎么跟你算账!”黑子哭着走了。成名回来,老伴把事情一说,成名掉在冰窟窿里了。半天,说:“他在哪儿?”找。到处找遍了,没有。做妈的忽然心里一震:莫非是跳了井了?扶着井栏一看,有个孩子。请街坊帮忙,把黑子捞上来,已经死了。这时候顾不上生气,只觉得悲痛。夫妻二人,傻了一样。傻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一句话。这天他们家烟筒没冒烟,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呢。天黑了,把儿子抱起来,准备用一张草席卷卷埋了。摸摸胸口,还有点温和;探探鼻子,还有气。先放到床上再说吧。半夜里,黑子醒过来了,睁开了眼。夫妻二人稍得安慰。只是眼神发呆。睁眼片刻,又合上眼,昏昏沉沉地睡了。
蛐蛐死了,儿子这样。成名瞪着眼睛到天亮。
天亮了,忽然听到门外蛐蛐叫,成名跳起来,远远一看,是一只蛐蛐。心里高兴,捉它!蛐蛐叫了一声:㘗,跳走了,跳得很快。追。用手掌一捂,好像什么也没有,空的。手才举起,又分明在,跳得老远。急忙追,折过墙角,不见了。四面看看,蛐蛐伏在墙上。细一看,个头不大,黑红黑红的。成名看它小,瞧不上眼。墙上的小蛐蛐,忽然落在他的袖口上。看看:小虽小,形状特别,像一只土狗子,梅花翅,方脑袋,好像不赖。将就吧。右手轻轻捏住蛐蛐,放在左手掌里,两手相合,带回家里。心想拿它交差,又怕县令看不中,心里没底,就想试着斗一斗,看看行不行。村里有个小伙子,是个玩家,走狗斗鸡,提笼架鸟,样样在行。他养着一只蛐蛐,自名“蟹壳青”,每天找一些少年子弟斗,百战百胜。他把这只“蟹壳青”居为奇货,索价很高,也没人买得起。有人传出来,说成名得了一只蛐蛐,这小伙子就到成家拜访,要看看蛐蛐。一看,捂着嘴笑了:这也叫蛐蛐!于是打开自己的蛐蛐罐,把蛐蛐赶进“过笼”里,放进斗盆。成名一看,这只蛐蛐大得像一只油葫芦,就含糊了,不敢把自己的拿出来。小伙子存心看个笑话,再三说:“玩玩嘛,咱又不赌输赢。”成名一想,反正养这么只孬玩意也没啥用,逗个乐!于是把黑蛐蛐也放进斗盆。小蛐蛐趴着不动,蔫哩巴唧,小伙子又大笑。使猪鬃撩拨它的须须,还是不动。小伙子又大笑。撩它,再撩它!黑蛐蛐忽然暴怒,后腿一挺,直蹿过来。俩蛐蛐这就斗开了,冲、撞、腾、击,劈里卜碌直响。忽见小蛐蛐跳起来,伸开须须,翘起尾巴,张开大牙,一下子钳住大蛐蛐的脖子。大蛐蛐脖子破了,直流水。小伙子赶紧把自己的蛐蛐装进过笼,说:“这小家伙真玩命呀!”小蛐蛐摆动着须须,“㘗㘗,㘗㘗”,扬扬得意。成名也没想到。他和小伙子正在端详这只黑红黑红的小蛐蛐,他们家的一只大公鸡斜着眼睛过来,上去就是一嘴。成名大叫了一声:“啊呀!”幸好,公鸡没啄着,蛐蛐蹦出了一尺多远。公鸡一啄不中,撒腿紧追。眨眼之间,蛐蛐已经在鸡爪子底下了。成名急得不知怎么好,只是跺脚,再一看,公鸡伸长了脖子乱甩。唔?走近了一看,只见蛐蛐叮在鸡冠上,死死咬住不放。公鸡羽毛扎撒,双脚挣蹦。成名惊喜,把蛐蛐捏起来,放进笼里。
第二天,上堂交差。县太爷一看:这么个小东西,大怒:“这,你不是糊弄我吗!”成名细说这只蛐蛐怎么怎么好。县令不信,叫衙役弄几只蛐蛐来试试。果然,都不是对手。又叫抱一只公鸡来,一斗,公鸡也败了。县令吩咐,专人送到巡抚衙门。巡抚大为高兴,打了一只金笼子,又命师爷连夜写了一通奏折,详详细细表叙了黑蛐蛐的能耐,把蛐蛐献进宫中。宫里的有名有姓的蛐蛐多了,都是各省进贡来的。什么“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黑蛐蛐跟这些“名将”斗了一圈,没有一只,能经得三个回合,全都不死带伤望风而逃。皇上龙颜大悦,下御诏,赐给巡抚名马衣缎。巡抚饮水思源,到了考核的时候,给华阴县评了一个“卓异”,就是说该县令的政绩非比寻常。县令也是个有良心的,想起他的前程都是打成名那儿来的,于是免了成名里正的差役;又嘱咐县学的教谕,让成名进了学,成了秀才,有了功名,不再是童生了;还赏了成名几十两银子,让他把赔累进去的薄产赎回来。成名夫妻,说不尽的欢喜。
只是他们的儿子一直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死不活,这可怎么了呢?
树叶黄了,树叶落了,秋深了。
一天夜里,成名夫妻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了他们的儿子黑子。黑子说:
“我是黑子。就是那只黑蛐蛐。蛐蛐是我。我变的。
“我拍死了‘青麻头’,闯了祸。我就想:不如我变一只蛐蛐吧。我就变成了一只蛐蛐。
“我爱打架。
“我打架总要打赢。谁我也不怕。
“我一定要打赢。打赢了,爹就可以不当里正,不挨板子。我九岁了,懂事了。
“我跟别的蛐蛐打,我想:我一定要打赢,为了我爹,我妈。我拼命。蛐蛐也怕蛐蛐拼命。它们就都怕。
“我打败了所有的蛐蛐!我很厉害!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赢了。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
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
邢云飞,爱石头。书桌上,条几上,书架上,柜橱里,多宝槅里,到处是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是他不惜重价买来的,有的是他登山涉水满世界寻觅来的。每天早晚,他把这些石头挨着个儿看一遍。有时对着一块石头能端详半天。一天,在河里打鱼,觉得有什么东西挂了网,挺沉,他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摸,是块石头。抱上来一看,石头不小,直径够一尺,高三尺有余。四面玲珑,峰峦叠秀。高兴极了。带回家来,配了一个紫檀木的座,供在客厅的案上。
一天,天要下雨,邢云飞发现:这块石头出云。石头有很多小窟窿,每个窟窿里都有云,白白的,像一团一团新棉花,袅袅飞动,忽淡忽浓。他左看右看,看呆了。俟后,每到天要下雨,都是这样。这块石头是个稀世之宝!
这就传开了。很多人都来看这块石头。一到阴天,来看的人更多。
邢云飞怕惹事,就把石头移到内室,只留一个檀木座在客厅案上。再有人来要看,就说石头丢了。
一天,有一个老叟敲门,说想看看那块石头。邢云飞说:“石头已经丢失很久了。”老叟说:“不是在您的客厅里供着吗?”——“您不信?不信就请到客厅看看。”——“好,请!”一跨进客厅,邢云飞愣了:石头果然好好地嵌在檀木座里。咦!
老叟抚摸着石头,说:“这是我家的旧物,丢失了很久了,现在还在这里啊。既然叫我看见了,就请赐还给我。”邢云飞哪肯呀:“这是我家传了几代的东西,怎么会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两个争了半天。老叟笑道:“既是你家的,有什么验证?”邢云飞答不上来。老叟说:“你说不上来,我可知道。这石头前后共有九十二个窟窿,最大的窟窿里有五个字:‘清虚石天供’。”邢云飞细一看,大窟窿里果然有五个字,才小米粒大,使劲看,才能辨出笔画。又数数窟窿,不多不少,九十二。邢云飞没有话说,但就是不给。老叟说:“是谁家的东西,应该归谁,怎么能由得你呢?”说完一拱手,走了。邢云飞送到门外,回来,石头没了。大惊,惊疑是老叟带走了,急忙追出来。老叟慢慢地走着,还没走远。赶紧奔上去,拉住老叟的袖子,哀求道:“你把石头还我吧!”老叟说:“这可是奇怪了,那么大的一块石头,我能攥在手里,揣在袖子里吗?”邢云飞知道这老叟很神,就强拉硬拽,把老叟拽回来,给老叟下了一跪,不起来,直说:“您给我吧,给我吧!”老叟说:“石头到底是你家的,是我家的?”——“您家的!您家的!——求您割爱,求您割爱!”老叟说:“既是这样,那么,石头还在。”邢云飞一扭头,石头还在座里,没挪窝。老叟说:
“天下之宝,当与爱惜之人。这块石头能自己选择一个主人,我也很喜欢。然而,它太急于自现了。出世早,劫运未除,对主人也不利。我本想带走,等过了三年,再赠送给你。既想留下,那你就得减寿三年,这块石头才能随着你一辈子,你愿意吗?”——“愿意!愿意!”老叟于是用两个指头捏了一个窟窿一下,窟窿软得像泥,闭上了。随手闭了三个窟窿,完了,说:“石上窟窿,就是你的寿数。”说罢,飘然而去。
有一个权豪之家,听说邢家有一块能出云的石头,就惦记上了。一天派了两个家奴闯到邢家,抢了石头便走。邢云飞追出去,拼命拽住。家奴说石头是他们主人的,邢云飞说:“我的!”于是经了官。地方官坐堂问案,说是你们各执一词,都说说,有什么验证。家奴说:“有!这石头有九十二个窟窿。”——原来这权豪之家早就派了清客,到邢家看过几趟,暗记了窟窿数目。问邢云飞:“人家说出验证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邢云飞说:“回大人,他们说得不对。石头只有八十九个窟窿。有三个窟窿闭了,还有六个指头印。”——“呈上来!”地方当堂验看,邢云飞所说,一字不差,只好把石头断给邢云飞。
邢云飞得了石头回来,用一方古锦把石头包起来,藏在一只铁梨木匣子里。想看看,一定先焚一炷香,然后才开匣子。也怪,石头很沉,别人搬起来很费劲;邢云飞搬起来却是轻而易举。
邢云飞到了八十九岁,自己置办了装裹棺木,抱着石头往棺材里一躺,死了。
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
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原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样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石清虚》我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我把《黄英》大大简化了,删去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这样一来,主题就直露了,但也干净得多了。我把《蛐蛐》(《促织》)和《瑞云》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改掉了。《促织》本来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悲剧,原著却使变成蛐蛐的孩子又复活了,他的父亲也有了功名,发了财,这是一大败笔。这和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绪是矛盾的,孩子的变形也就失去使人震动的力量。蒲松龄和自己打了架。迫使作者于不自觉中化愤怒为慰安,于此可见封建统治的酷烈。我这样改,相信是符合蒲老先生的初衷的。《瑞云》的主题原来写的是“不以媸妍易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瑞云之美,美在性情,美在品质,美在神韵,不仅仅在于肌肤。脸上有一块黑,不是损其全体。(《聊斋》写她“丑状类鬼”很恶劣!)歌德说过: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很有道理的。昔人评《聊斋》就有指出“和生多事”的。和生的多事不在在瑞云额上点了一指,而在使其靧面光洁。我这样一改,立意与《聊斋》就很不相同了。
前年我改编京剧《一捧雪》,确定了一个原则:“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
改写原有的传说故事,参以己意,使成新篇,这样的事早就有人做过,比如歌德的《新美露茜娜》。比起歌德来,我的笔下显然是过于拘谨了。
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我这只是试验,但不是闲得无聊的消遣。本来想写一二十篇以后再出来,《人民文学》索稿,即以付之,为的是听听反应。也许这是找挨骂。
朱尔旦,爱作诗,但是天资钝,写不出好句子。人挺豪放,能喝酒。喝了酒,爱跟人打赌。一天晚上,几个作诗写文章的朋友聚在一处,有个姓但的跟朱尔旦说:“都说你什么事都敢干,咱们打个赌:你要是能到十王殿去,把东廊下的判官背了来,我们大家凑钱请你一顿!”这地方有一座十王殿,神鬼都是木雕的,跟活的一样。东廊下有一个立判,绿脸红胡子,模样尤其狞恶。十王殿阴森森的,走进去叫人汗毛发紧。晚上更没人敢去。因此,这姓但的想难倒朱尔旦。朱尔旦说:“一句话!”站起来就走。不大一会,只听见门外大声喊叫:“我把髯宗师请来了!”姓但的说:“别听他的!”——“开门哪!”门开处,朱尔旦当真把判官背进来了。他把判官搁在桌案上,敬了判官三大杯酒。大家看见判官矗着,全都坐不住:“你,还把他,请回去!”朱尔旦又把一壶酒泼在地上,说了几句祝告的话:“门生粗率不文,惊动了您老人家,大宗师谅不见怪。舍下离十王殿不远,没事请过来喝一杯,不要见外。”说罢,背起判官就走。
第二天,他的那些文友,果然凑钱请他喝酒。一直喝到晚上,他已经半醉了,回到家里,觉得还不尽兴,又弄了一壶,挑灯独酌。正喝着,忽然有人掀开帘子进来。一看,是判官!朱尔旦腾地站了起来:“噫!我完了!昨天我冒犯了你,你今天来,是不是要给我一斧子?”判官拨开大胡子一笑:“非也!昨蒙高义相订,今天夜里得空,敬践达人之约。”朱尔旦一听,非常高兴,拽住判官衣袖,忙说:“请坐!请坐!”说着点火坐水,要烫酒。判官说:“天道温和,可以冷饮。”——“那好那好!——我去叫家里的弄两碟菜。你宽坐一会。”朱尔旦进里屋跟老婆一说,——他老婆娘家姓周,挺贤惠,“炒两个菜,来了客。”——“半夜里来客?什么客?”——“十王殿的判官。”——“什么?”——“判官。”——“你千万别出去!”朱尔旦说:“你甭管!炒菜,炒菜!”——“这会儿,能炒出什么菜?”——“炸花生米!炒鸡蛋!”一会儿的工夫,两碟酒菜炒得了,朱尔旦端出来,重换杯筷,斟了酒:“久等了!”——“不妨,我在读你的诗稿。”——“阴间,也兴作诗?”——“阳间有什么,阴间有什么。”——“你看我这诗?”——“不好。”——“是不好!喝酒!——你怎么称呼?”——“我姓陆。”——“台甫?”——“我没名字!”——“没名字?好!——干!”这位陆判官真是海量,接连喝了十大杯。朱尔旦因为喝了一天的酒,不知不觉,醉了。趴在桌案上,呼呼大睡。到天亮,醒了,看看半支残烛,一个空酒瓶,碟子里还有几颗炸焦了的花生米,两筷子鸡蛋,恍惚了半天:“我夜来跟谁喝酒来着?判官,陆判?”自此,陆判隔三两天就来一回,炸花生米,炒鸡蛋下酒。朱尔旦作了诗,都拿给陆判看。陆判看了,都说不好。“我劝你就别作诗了。诗不是谁都能作的。你的诗,平仄对仗都不错,就是缺一点东西——诗意。心中无诗意,笔下如何有好诗?你的诗,还不如炒鸡蛋。”
有一天,朱尔旦醉了,先睡了,陆判还在自斟自饮。朱尔旦醉梦之中觉得肚脏微微发痛,醒过来,只见陆判坐在床前,豁开他的腔子,把肠子肚子都掏了出来,一条一条在整理。朱尔旦大为惊愕,说:“咱俩无仇无怨,你怎么杀了我?”陆判笑笑说:“别怕别怕,我给你换一颗聪明的心。”说着不紧不慢地,把肠子又塞了回去。问:“有干净白布没有?”——“白布?有包脚布!”——“包脚布也凑合。”陆判用包脚布缚紧了朱尔旦的腰杆,说:“完事了!”朱尔旦看看床上,也没有血迹,只觉得小肚子有点发木。看看陆判,把一疙瘩红肉放在茶几上,问:“这是啥?”——“这是老兄的旧心。你的诗写不好,是因为心长得不好。你瞧瞧,什么乱七八糟的,窟窿眼都堵死了。适才在阴间捡到一颗,虽不是七窍玲珑,比你原来那颗要强些。你那一颗,我还得带走,好在阴间凑足原数。你躺着,我得去交差。”
朱尔旦睡了一觉,天明,解开包脚布看看,创口已经合缝,只有一道红线。从此,他的诗就写得好些了。他的那些诗友都很奇怪。
朱尔旦写了几首传颂一时的诗,就有点不安分了。一天,他请陆判喝酒,喝得有点醺醺然了,朱尔旦说:“湔肠伐胃,受赐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烦,不知可否?”陆判一听:“什么事?”朱尔旦说:“心肠可换,这脑袋面孔想来也是能换的。”——“换头?”——“你弟妇,我们家里的,结发多年,怎么说呢,下身也还挺不赖,就是头面不怎么样。四方大脸,塌鼻梁。你能不能给来一刀?”——“换一个?成!容我缓几天,想想办法。”
过了几天,半夜里,来敲门,朱尔旦开门,拿蜡烛一照,见陆判用衣襟裹着一件东西。“啥?”陆判直喘气:“你托付我的事,真不好办。好不容易,算你有运气,我刚刚得了一个挺不错的美人脑袋,还是热乎的!”一手推开房门,见朱尔旦的老婆侧身睡着,睡得正实在,陆判把美人脑袋交给朱尔旦抱着,自己从靴靿子里抽出一把锋快的匕首,按着朱尔旦老婆的脑袋,切冬瓜似的一刀切了下来,从朱尔旦手里接过美人脑袋,合在朱尔旦老婆脖颈上,看端正了,然后用手四边摁了摁,动作干净利落,真是好手艺!然后,移过枕头,塞在肩下,让脑袋腔子都舒舒服服地斜躺着,说:“好了!你把尊夫人原来的脑袋找个僻静地方,刨个坑埋起来。以后再有什么事,我可就不管了。”
第二天,朱尔旦的老婆起来,梳洗照镜。脑袋看看身子:“这是谁?”双手摸摸脸蛋:“这是我?”
朱尔旦走出来,说了换头的经过,并解开女人的衣领,让女人验看,脖颈上有一圈红线,上下肉色截然不同。红线以上,细皮嫩肉;红线以下,较为粗黑。
吴侍御有个女儿,长得很好看。昨天是上元节,去逛十王殿。有个无赖,看见她长得美,跟梢到了吴家。半夜,越墙到吴家女儿的卧室,想强奸她。吴家女儿抗拒,大声喊叫,无赖一刀把她杀了,把脑袋放在一边,逃了。吴家听见女儿屋里有动静,赶紧去看。一看见女儿尸体,非常惊骇。把女儿尸体用被窝盖住,急忙去备具棺木。这时候,正好陆判下班路过,一看,这个脑袋不错!裹在衣襟里,一顿脚,腾云驾雾,来到了朱尔旦家。
吴家买了棺木,要给女儿成殓。一揭被窝,脑袋没了!
朱尔旦的老婆换了脑袋,也带了一些别扭。朱尔旦的老婆原来食量颇大,爱吃辛辣葱蒜。可是这个脑袋吃得少,又爱吃清淡东西,喝两口鸡丝雪笋汤就够了,因此就下面的肚子老是不饱。
晚上,这下半身非常热情,可是脖颈上这张雪白粉嫩的脸却十分冷淡。
吴家姑娘爱弄乐器,笙箫管笛,无所不晓。有一天,在西厢房找到一管玉屏洞箫,高兴极了,想吹吹。撮细了樱唇,倒是吹出了音,可是下面的十个指头不会捏眼!
朱尔旦老婆换了脑袋,这事渐渐传开了。
朱尔旦的那些诗朋酒友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大家就要求见见换了脑袋的嫂夫人,尤其是那位姓但的。朱尔旦被他们缠得脱不得身,只得略备酒菜,请他们见见新脸旧夫人。
客人来齐了,朱尔旦请夫人出堂。
大家看了半天,姓但的一躬到地:
“是嫂夫人?”
这张挺好看的脸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他,说:“初次见面,您好!”
初次见面?
“你现在贵姓?姓周,还是姓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你是?”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这张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朱尔旦,下面一双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划划,问朱尔旦:“我是我?还是她?”
朱尔旦想了一会,说:
“你们。”
“我们?”
魏家二小,父母双亡,没念过几年书,跟着舅舅卖酒。舅舅开了一座糟坊,就在村口,不大,生意也清淡,顾客不多。糟坊前进,有一些甑子、水桶、酒缸。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荒荒凉凉,什么也没有,开了一地的野花。后院有一座小楼。楼下是空的,二小住在楼上。每天太阳落了山,关了大门,就剩二小一个人了。他倒不觉得闷。有时反反复复想想小时候的事,背两首还记得的千家诗,或是伏在楼窗口看南山。南山暗蓝暗蓝的,没有一星灯火。南山很深,除了打柴的、采药的,不大有人进去。天边的余光退尽了,南山的影子模糊了,星星一个一个地出齐了,村里有几声狗叫,二小睡了,连灯都不点。一年一年,二小长得像个大人了,模样很清秀。因为家寒,还没有说亲。
一天晚上,二小已经躺下了,听见楼下有脚步声,还似不止一个人。不大会,踢踢踏踏,上了楼梯。二小一骨碌坐起来:“谁?”只见两个小丫环挑着双灯,已经到了床跟前。后面是一个少年书生,领着一个女郎。到了床前,微微一笑。二小惊得说不出话来。一想:这是狐狸精!腾地一下,汗毛都立起来了,低着头,不敢斜视一眼。书生又笑了笑说:“你不要猜疑。我妹妹和你有缘,应该让她和你做伴。”二小看看书生,一身貂皮绸缎,华丽耀眼;看看自己,粗布衣裤,自己直觉得寒碜,不知道说什么好。书生领着丫环,丫环留下双灯,他们径自走了。
剩下女郎一个人。
二小细细地看了女郎,像画上画的仙女,越看越喜欢,只是自己是个卖酒的,浑身酒糟气,怎么配得上这样的仙女呢?想说两句风流一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傻了。女郎看看他,说:“你不是念‘子曰’的,怎么那么书呆子气!我手冷,给我焐焐!”一步走向前,把二小推倒在床上,把手伸在他怀里。焐了一会,二小问:“还冷吗?”——“不冷了,我现在身上冷。”二小翻身把她搂了起来。二小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不过这种事是不需人教的。
鸡叫了,两个小丫环来,挑起双灯,把女郎引走了。到楼梯口,女郎回头:
“我晚上来。”
“我等你。”
夜长,他们赌猜枚。二小拎了一壶酒,笸箩里装了一堆豆子:“我藏你猜,猜对了,我喝一口酒。”他用右手攥了豆子:“几颗?”
“三颗。”
摊开手:三颗!
又攥了一把:“几颗?”
“十一!”
摊开手,十一颗!
猜了十次,都猜对了,二小喝了好几杯酒。
“这样猜法,你要喝醉了,你没个赢的时候,不如我藏,你猜,这样你还能赢几把。”
这样过了半年。
一天,太阳将落,二小关了大门,到了后院,看见女郎坐在墙头上,这天她打扮得格外标致,水红衫子,百蝶绢裙,鬓边插了一支珍珠偏凤。她招招手:“你过来。”把手伸给二小,墙不高,轻轻一拉,二小就过了墙。
“你今天来得早?”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
“要走?为什么要走?”
“缘尽了。”
“什么叫‘缘’?”
“缘就是爱。”
“……”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说着已到村外,那两个小丫环挑着双灯等在那里,她们一直走向南山。
到了高处,女郎回头:
“再见了。”
二小呆呆地站着,远远看见双灯一会明,一会灭,越来越远,渐渐看不见了,二小好像掉了魂。
这天夜晚,山上的双灯,村里人都看见了。
有一商队,从长安出发,将往大秦。朱守素,排行第三,有货物十驮,亦附队同行。这十个驮子,装的都是上好的丝绸。“象眼”“方胜”,花样新鲜;“海榴”“石竹”,颜色美丽。如到大秦,可获巨利。驼队到了酒泉,需要休息。那酒泉水好。要把皮囊灌满,让骆驼也喝足了水。
酒泉有一座佛寺,殿宇虽不甚宏大,但是佛像庄严,两壁的画是高手画师手笔,名传远近。朱守素很想去瞻望。他把骆驼、驮子、水囊托付给同行旅伴,径自往佛寺中来。
寺中长老出门肃客。长老内养丰润,面色微红,眉白如雪,着杏黄褊衫,合十为礼,引导朱守素各处随喜,果然是一座幽雅寺院,画栋雕窗,一尘不到。阶前开两株檐蔔,池边冒几束菖蒲。
进了正殿,朱守素慢慢地去看两边画壁。西壁画鬼子母,不甚动人。东壁画散花天女。花雨缤纷,或飘或落。天女皆衣如出水,带若当风。面目姣好,肌体丰盈。有一垂发少女,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守素目不转瞬,看了又看,心摇意动,想入非非。忽然觉得自己飘了起来,如同腾云驾雾,落定之后,已在墙上。举目看看,殿阁重重,极其华丽,不似人间。有一老僧在座上说法,围听的人很多。朱守素也杂在人群中听了一会。忽然觉得有人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一回头,正是那个垂发少女。她嫣然一笑,走了。朱守素尾随着她,经过一道曲曲折折的游廊,到了一所精精致致的小屋跟前,朱守素不知这是什么所在,脚下踌躇。少女举起手中花,远远地向他招了招。朱守素紧走了几步,追了上去。一进屋,没有人,上去就把她抱住了。
少女梳理垂发,穿好衣裳,轻轻开门,回头说:“不要咳嗽!”关了门。
晚上,轻轻地开了门,又来了。
这样过了两天。女伴们发觉少女神采变异,嘁嘁喳喳了一阵,一窝蜂似的闯进拈花女的屋子,七手八脚,到处一搜,把朱守素搜了出来。
“哈!肚子里已经有了娃娃,还头发蓬蓬地学了处女样子呀!不行!”
女伴们捧了簪环首饰,一起说:
“上头!”
少女含羞不语,只好由她们摆布。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把头给梳上了。一个胖天女说:
“姐姐妹妹们,咱们别老待着,叫人家不乐意!”——“噢!”天女们一窝蜂又都散了。
朱守素看看女郎,云髻高簇,凤鬟低垂,比垂发时更为艳丽,转目流眄,光彩照人。朱守素把她揽在怀里。她浑身兰花香气。
忽然听到外面皮靴踏地,铿铿作响。女郎神色紧张,说:
“这两天金甲神人巡查得很紧,怕有下界人混入天上。我要去就部随班,供养礼佛。你藏在这个壁橱里,不要出来。”
朱守素待在壁橱里,壁橱狭小,又黑暗无光,十分气闷。他听听外面,没有声息,就偷偷出来,开门眺望。
朱守素的同伴吃了烧肉胡饼,喝了水,一切准备停当,不见朱守素人影,就都往佛寺中走,问寺中长老,可曾见过这样一个人。长老说:“见过见过。”
“他到哪里去了?”
“他去听说法了。”
“在什么地方?”
“不远不远。”
长老用手指弹弹画壁,叫道:
“朱檀越,你怎么去了偌长时间,你的同伴等你很久了!”
大家一看,画上现出朱守素的像,竖起耳朵,好像听见了。
旅伴大声喊道:
“朱三哥!我们要上路了!你的十驮货物如何处置?要不,给你留下?”
朱守素忽然从墙上飘了下来,双眼恍惚,两脚发软。
旅伴齐问:
“你怎么进到画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朱守素问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长老说:“幻由心生。心之所想,皆是真实。请看。”
朱守素看看画壁,原来拈花的少女已经高梳云髻,不再是垂发了。
朱守素目瞪口呆。
“走吧走吧。”旅伴们把朱守素推推拥拥,出了山门。
驼队又上路了。骆驼扬着脑袋,眼睛半睁半闭,样子极其温顺,又似极其高傲,仿佛于人世间事皆不屑一顾。骆驼的柔软的大蹄子踩着沙碛,驼队渐行渐远。
捕快张三,结婚半年。他好一杯酒,于色上寻常。他经常出外办差,三天五日不回家。媳妇正在年轻,空房难守,就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明来暗去,非止一日。街坊邻里,颇有察觉。水井边,大树下,时常有老太太、小媳妇咬耳朵,挤眼睛,点头,戳手,悄悄议论,嚼老婆舌头。闲言碎语,张三也听到了一句半句。心里存着,不露声色。一回,他出外办差,提前回来了一天。天还没有亮,便往家走。没拐进胡同,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自己家门出来。张三紧赶两步,没赶上。张三拍门进屋,媳妇梳头未毕,挽了纂,正在掠鬓,脸上淡淡的。
“回来了?”
“回来了!”
“提早了一天。”
“差事完了。”
“吃什么?”
“先不吃。——我问你,我不在家,你都干什么了?”
“开门,擞火,喂鸡,择菜,坐锅,煮饭,做针线活,和街坊闲磕牙,说会子话,关门,放狗,挡鸡窝……”
“家里没人来过?”
“隔壁李二嫂来替过鞋样子,对门张二婶借过笸箩……”
“没问你这个!我回来的时候,在胡同口仿佛瞧见一个人打咱们家出去,那是谁?”
“你见了鬼了!——吃什么?”
“给我下一碗热汤面,煮两个咸鸡子,烫四两酒。”
媳妇下厨房整治早饭,张三在屋里到处搜寻,看看有什么破绽。翻开被窝,没有什么。一掀枕头,滚出了一枚韭菜叶赤金戒指。张三攥在手里。
媳妇用托盘托了早饭进来。张三说:
“放下。给你看一样东西。”
张三一张手,媳妇浑身就凉了:这个粗心大意的东西!没有什么说的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我错了。你打吧。”
“打?你给我去死!”
张三从房梁上抽下一根麻绳,交在媳妇手里。
“要我死?”
“去死!”
“那我死得漂漂亮亮的。”
“行!”
“我得打扮打扮,插花戴朵,搽粉抹胭脂,穿上我娘家带来的绣花裙子袄。”
“行!”
“得会子。”
“行!”
媳妇到里屋去打扮,张三在外屋剥开咸鸡子,慢慢喝着酒。四两酒下去了小三两,鸡子吃了一个半,还不见媳妇出来,心想:真麻烦。又一想:也别说,最后一回了,是得好好捯饬捯饬。他忽然成了一个哲学家,举着酒杯,自言自语:“你说这人活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呢?”
一会儿,媳妇出来了:喝!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压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到了外屋,眼泪汪汪,向张三拜了三拜。
“你真的要我死呀?”
“别废话,去死!”
“那我就去死啦!”
媳妇进了里屋,听得见她搬了一张杌凳,站上去,拴了绳扣,就要挂上了。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啪嚓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
“咍!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
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
按:这个故事见于《聊斋》卷九《佟客》后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中。故事与《佟客》实无关系。“异史氏”的议论是说古来臣子不能为君父而死,本来是很坚决的,只因为“一转念”误之。议论后引出这故事,实在毫不相干。故事很一般,但在那样的时代,张三能掀掉“绿头巾”的压力,实在是很豁达,非常难得的。蒲松龄述此故事时语气不免调侃,但字里行间,流露同情,于此可窥见聊斋对贞节的看法。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近的。
凤阳士人,负笈远游。临行时对妻子说:“半年就回来。”年初走的,眼下重阳已经过了。
露零白草,叶下空阶。
妻子日夜盼望。
白日好过,长夜难熬。
一天晚上,卸罢残妆,摊开薄被躺下了。
月光透过窗纱,摇晃不定。
窗外是官河。夜航船的橹声咿咿呀呀。
士人妻无法入睡。迷迷糊糊,不免想起往日和丈夫枕席亲狎,翻来覆去折饼。
忽然门帷掀开,进来了一个美人。头上珠花乱颤,系一袭绛色披风,笑吟吟地问道:
“姐姐,你是不是想见你家郎君呀?”
士人妻已经站在地上,说:
“想。”
美人说:“走!”
美人拉起士人妻就走。
美人走得很快,像飞一样。
(她的披风飘了起来。)
士人妻也走得很快,像飞一样。
她想:我原来能走得这样轻快!
走了很远很远。
走了好大一会。美人伸手一指。
“来了。”
士人妻一看:丈夫来了,骑了一匹白骡子。
士人见了妻子,大惊,急忙下了坐骑,问:
“上哪儿去?”
美人说:“要去探望你。”
士人问妻子:“这是谁?”
妻子没来得及回答,美人掩口而笑说:“先别忙问这问那,娘子奔波不易,郎君骑了一夜牲口,都累了。骡子也乏了。我家不远,先到我家歇歇,明天一早再走,不晚。”
顺手一指,几步以外,就有个村落。
已经在美人家里了。
有个小丫头,趴在廊子上睡着了。
美人推醒小丫头:“起来起来,来客了。”
美人说:“今夜月亮好,就在外面坐坐。石台、石榻,随便坐。”
士人把骡子在檐前梧桐树上拴好。
大家就座。
不大会,小丫头捧来一壶酒、各色果子。
美人斟了一杯酒,起立致词:
“鸾凤久乖,圆在今夕,浊醪一觞,敬以为贺。”
士人举杯称谢:
“萍水相逢,打扰不当。”
主客谈笑碰杯,喝了不少酒。
饮酒中间,士人老是注视美人,不停地和她说话。说的都是风月场中调笑言语,把妻子冷落在一边,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
美人眉目含情,和士人应对。话中有意,隐隐约约。
士人妻只好装呆,闷坐一旁,一声不言语。
美人海量,嫌小杯不尽兴,叫取大杯来。
这酒味甜,劲足。
士人说:“我不能再喝,不能再喝了。”
“一定要干了这一杯!”
士人乜斜着眼睛,说:“你给我唱一支曲儿,我喝!”
美人取过琵琶,定了定弦,唱道:
黄昏卸得残妆罢,
窗外西风冷透纱。
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
何处与人闲磕牙?
望穿秋水,
不见还家。
潸潸泪似麻。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士人妻心想:这是唱谁呢?唱我?唱她?唱一个不知道的人?
她把这支小曲全记住了。清清楚楚,一字不落。
美人的声音很甜。
放下琵琶,她举起大杯,一饮而尽。
她的酒上来了。脸上红扑扑的,眼睛水汪汪的。
“我喝多了,醉了,少陪了。”
她歪歪倒倒地进了屋。
士人也跟了进去。
士人妻想叫住他,门已经关了,插上了。
“这算怎么回事?”
半天,也不见出来。
小丫头伏在廊子上,又睡着了。
月亮明晃晃的。
“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我走!”
可是她不认识路,又是夜里。
士人妻的心头猫抓的一样。
她想去看看。
走近窗户,听到里面还没有完事。
美人娇声浪气,声音含含糊糊。
丈夫气喘吁吁,还不时咳嗽,跟往常和自己在一起时一样。
士人妻气得双手直抖。
心想:我不如跳河死了得了!
正要走,见兄弟三郎骑一匹枣红马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快来,你姐夫正和一个女人做坏事哪!”
“在哪儿?”
“屋里。”
三郎一听,里面还在唧唧哝哝说话。
三郎大怒,捡了块石头,用力扔向窗户。
窗棂折了几根。
只听里边女人的声音:“可了不得啦,郎君的脑袋破了!”
士人妻大哭:
“我想不到你把他杀了,怎么办呢?”
三郎瞪着眼睛说:
“你叫我来,才出得一口恶气,又护汉子,怨兄弟,我不能听你支使。我走!”
士人妻拽住三郎衣袖:
“你上哪儿去?你带我走!”
“去你的!”
三郎一甩袖子,走了。
士人妻摔了个大跟头。她惊醒了。
“啊,是个梦!”
第二天,士人果然回来了,骑了一匹白骡子。士人妻很奇怪,问:
“你骑的是白骡子?”
士人说:“这问得才怪,你不是看见了吗?”
士人拴好骡子。
洗脸,喝茶。
士人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一个什么样的梦?”
士人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
士人妻说:“我也做了一个梦,和你的一样,我们俩做了同一个梦!”
正说着,兄弟三郎骑了一匹枣红马来了。
“我昨晚上做梦,姐夫回来了,你果然回来了!——你没事?”
“有人扔了块大石头,正砸在我脑袋上。所幸是在梦里,没事!”
“扔石头的是我!”
三人做了一个梦!
士人妻想:怎么这么巧呀?若说是梦,白骡子、枣红马,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披绛色披风的美人又是谁呢?
正在痴呆呆地想,窗外官河里有船扬帆驶过,船上有人弹琵琶唱曲,声声甜甜的,很熟。推开窗户一看,船已过去,一角绛色披风被风吹得搭在舱外飘飘扬扬了:
黄昏卸得残妆罢,
窗外西风冷透纱……
附记
此据《凤阳士人》改写。说是“新义”,实不新,我只是把结尾改了一下。
山西赵城有一位老奶奶,穷得什么都没有。同族本家,都很富足,但从来不给她一点赒济,只靠一个独养儿子到山里打点柴,换点盐米,勉强度日。一天,老奶奶的独儿子到山里打柴,被老虎吃了。老奶奶进山哭了三天,哭得非常凄惨。
老虎在洞里听见老奶奶哭,知道这是它吃的那人的老母亲,老虎非常后悔。老虎心想:老虎吃人,本来不错。老虎嘛,天生是要吃人的。如果吃的是坏人——强人,恶人,专门整人的人,那就更好。可是这回吃的是一个穷老奶奶的儿子,真是不应该。我吃了她儿子,她还怎么活呀?老奶奶哭得呼天抢地,老虎听得也直掉泪。
老奶奶哭了三天,愣了一会,说:“不行!我得告它去!”
老奶奶到了县大堂,高喊:“冤枉!”
县官升堂,问老奶奶:“告什么人?”
“告老虎!”
“告老虎?”
老奶奶把老虎怎么吃了她的独儿子,哭诉了一遍。这位县官脾气倒挺好,笑笑地对老奶奶说:“我是县官,治理一方,我可管不了老虎呀!”
“你不管老虎,只管黄鼠狼?”
衙役们一齐吼叫:
“喴!不要胡说!”
衙役们要把老奶奶轰下堂,老奶奶死活不走,拍着县大堂的方砖地,又哭又闹。县官叫她闹得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好,我答应你,去捉这只老虎。”这老奶奶还挺懂衙门里的规矩,非要老爷发下火签拘票不可。县官只好填了拘票,掣出一支火签。可是,叫谁去呀?衙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无一人应声。有一个衙役外号二百五,做事缺心眼,还爱喝酒,这天喝得半醉了,站出来说:“我去!”二百五当堂接了火签拘票,老奶奶才走。县官退堂,不提。
二百五回家睡了一觉,酒醒了,一摸枕头旁边的火签拘票:“唔?我又干了什么缺心眼的事了?”二百五的心思,原想做一出假戏,把老奶奶糊弄走,好给老爷解围,没想到这火签拘票是动真格的官法,开不得玩笑的。拘票上批明了比限日期,过期拘不到案犯,是要挨板子的。无奈,只好求老爷派几名猎户陪他一块进山,日夜在山谷里猫着,希望随便捕捉一只老虎,就可以搪塞过去。不想过了一个月,也没捉到一根老虎毛。二百五不知挨了多少板子,屁股都打烂了,只好到东门外岳庙去给东岳大帝烧香跪拜,求东岳大帝庇佑,一边说,一边哭。哭拜完了,转过身,看见一只老虎从外面走了进来。二百五怕老虎吃他,直往后退。咳,老虎进来,往门当中一蹲,一动不动,不像要吃人的样子。二百五乍着胆子,问:“是是是你吃了老奶奶奶奶的儿儿儿子吗?”老虎点点头。“是你吃了老奶奶的儿子,你就低下脑袋,让我套上铁链,跟我一起去见官。”老虎果然把脑袋低了下来。二百五抖出铁链,给老虎套上,牵着老虎到了县衙。
县官对老虎说:“杀人偿命,律有明文。你是老虎,我不能判你个斩立决、绞监候。不过,你吃了老奶奶的独儿子,叫她怎么生活呢?这么着吧,你如果能当老奶奶的儿子,负责赡养老人,我就判你个无罪释放。”老虎点点头。县官叫二百五给它松了铁链,老虎举起前爪冲县官拜了一拜,走了。
老奶奶听说县官把老虎放了,气得一夜睡不着。天亮开门,看见门外躺着一头死鹿。老奶奶把鹿皮鹿肉鹿角卖了,得了不少钱。从此,隔个三五天,老虎就给老奶奶送来一头狍子、一头獐子、一头麂子。老奶奶知道老虎都是天不亮送野物来,就开门等着它。日子长了,就熟了。有时老虎来了,老奶奶就对老虎说:“儿你累了,躺下歇会吧。”老虎就在房檐下躺下。人在屋里躺着,虎在屋外躺着,相安无事。
街坊邻居知道老奶奶家躺着老虎,都不敢进来,只有二百五敢来。他和老虎混得很熟,二百五跟它说点什么,老虎能懂。老虎心里想什么,动动爪子,摇摇尾巴,二百五也能明白。
老奶奶攒了不少钱,都放在一口白木箱子里。老奶奶对老虎说:“这钱是你挣的!”老虎笑了,点点头。
老奶奶死了。
二百五来了,老虎也来了。
老虎指指那口白木箱,示意二百五抱着。二百五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老虎咬着他的衣角,走到一家棺材铺,指指。二百五明白了,它要给老娘买口棺材。二百五照办了。老虎又咬着二百五的衣角,二百五跟着它走。走到一家泥瓦匠门前,老虎又指指。二百五明白了,它要给老娘修一座坟。二百五也照办了。
老虎对二百五拱拱前爪,进山了。
箱子里还剩不少钱,二百五不知道怎么处置,除了给自己买一瓶汾酒,喝了,其余的就原数封存在老奶奶的屋里。
老奶奶安葬时倒很风光,同族本家小叔子、大伯子、八侄儿、九外甥披麻戴孝,到坟墓前致礼尽哀。致礼尽哀之后,就乱打了起来。原来他们之来,是知道老奶奶留下不少钱,来议论如何瓜分的。瓜分不均,于是动武。
正在打得难解难分,听得“呜——
”一声,全都吓得四散奔逃:老虎来了。老虎对这些小叔子、大伯子、八侄儿、九外甥,每一个都尽到了礼数,平均对待,在每个人小腿上咬了一口。
剩下的钱做什么用处呢?二百五问老虎。老虎咬着他的衣角,到了一家银匠铺,指指柜橱里挂着的长命锁。
“你,要,打,一,副,长,命,锁?”
老虎点点头。
“锁上錾什么字?——‘长命百岁’?”
老虎摇摇头。
“那么,‘永锡遐昌’?”
老虎摇摇头。
“那錾什么字?”
老虎比划了半天,二百五可作了难,左思右想,豁然明白了,问老虎:
“给你錾四个字:‘专吃坏人’?”
老虎连连点头。
银匠照式做好。二百五给老虎戴上。
呜
一声,老虎回山了。
从此,凡是自己觉得是坏人的人,都不敢进这座山。
太原向杲,不好学文,而好习武,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和哥哥向晟感情很好。向晟是个柔弱书生。但因为有这样一个弟弟,在地方上也没人敢欺负他。
向晟和一个妓女相好。这个妓女名叫波斯,长得甭提多好看了。向晟想娶波斯,波斯也愿嫁向晟,只是因为波斯的养母要的银子太多,两人未能如愿。一年二年,波斯的养母年纪也大了,想要从良,要从良,得把波斯先嫁出去。有个庄公子,有钱有势,不但在太原,在整个山西也没人敢惹他。庄公子一向也喜欢波斯,愿意纳她为妾。养母跟波斯商量。波斯说:“既是想一同跳出火坑,就该一夫一妻地过个正经日子。这就是离了地狱进天堂了。若是做一房妾,那跟当妓女也差不了一萝卜皮,我不愿意。”——“那你的意思?”——“您要是还疼我,肯随我的意,那我嫁向晟!”养母说:“行!我把身价银子往下压压。”养母把信儿透给向晟,向晟竭尽家产,把波斯聘了回来。新婚旧好,恩爱非常。
庄公子听说波斯嫁了向晟,大发雷霆。一来,他喜欢波斯;二来,一个穷书生夺了他看中的人,他庄公子的面子往哪搁?一天,庄公子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一帮家丁,出城行猎。家丁一手拿着笛竿吹管,一手提着马棒——驱赶行人给公子让路。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将出城门,迎面碰见向晟。庄公子破口大骂:
“向晟,你胆敢娶了波斯,你问过我吗?”
“我愿娶,她愿嫁,与别人无干。”
“你小子配吗?”
“我家世世代代,清清白白,咋不配?”
“你小子还敢犟嘴!”
喝令家丁:“给我打!”
家丁举起马棒,把向晟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抬回家来,只剩一口气。
向杲听到信,赶奔到哥哥家里,向晟已经断气,新嫂子波斯伏在尸首上大哭。
向杲写了状子,告庄公子。县署府衙,节节上告。不想县尊府尹全都受了庄家的贿赂,告他不倒。
向杲跪倒在向晟灵前,说:“哥哥,兄弟对不起你!”
波斯在一旁,说:
“这仇,咱们就这么咽下去了?你平时行侠仗义的,怎么竟这样没有能耐!我要是男子汉,我就拿把刀宰了他!”向杲眼珠子转了几转,一跺脚,说:“嫂子,你等着!我要是不把这小子的脑袋切下来,我就再不见你的面!”
向杲揣了一把蘸了见血封喉的毒药的匕首,每天藏伏在山路旁边的葛针棵里,等着庄公子。一天两天,他的行迹渐渐被人识破。庄公子于是每次出来,都多带家丁护卫,又请了几位出名的武师当保镖,照样耀武扬威,出城打猎。而且每到林莽丛杂之处,还要大声叫阵:
“向杲,你想杀我,有种的,你出来!”
向杲肺都气炸了。但是,无计可施。他还是每天埋伏,等待机会。
一天,山里下了暴雨,还夹着冰雹,打得向杲透不过气来。不远有一破破烂烂的山神庙,向杲到庙里暂避。一进门,看见神庙后的墙上画着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向杲发狠大叫:
“我要是能变成老虎就好了!
“我要是能变成老虎就好了!
“我要是能变成老虎就好了!”
喊着喊着,他觉得身上长出毛来,再一看,已经变成一只老虎。向杲心中大喜。
过不两天,庄公子又进山打猎。向杲趴在山洞里,等庄公子的人马走近,突然蹿了出来,扑了上去,一口把庄公子的脑袋咬下来,咔嚓咔嚓,嚼得粉碎,然后“呜
”一声,穿山越涧而去,倏忽之间,已无踪影。
向杲报了仇,觉得非常痛快,在山里蹦蹦跳跳,倒也自在逍遥。但是他想起家中还有老婆孩子,我成了老虎,他们咋过呀?而且他非常想喝一碗醋。他心想:不行,我还得变回去,我还得变回去,我还得变回去。想着想着,他觉得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全都掉了。再一看,他已经变成一个人了,他还是向杲。只是做了几天老虎,非常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向杲摇摇晃晃,扶墙摸壁,回到自己家里。进了门,到柜橱里搬出醋缸子,咕嘟咕嘟喝了一气,然后往床上一躺。
家里人正奇怪,他失踪了好多天,上哪儿去了?问他,他说不出话,只摆摆手,接着就呼呼大睡。
一连睡了三天。
波斯听说兄弟回来了,特地来看看,并告诉他,庄公子脑袋被一只老虎咬掉了。向杲叫家里人关上门,悄悄地说:“老虎是我。我变的。千万不敢说出去!可不敢!”
日子久了,向杲有个小儿子,跟他的小伙伴们说:“庄公子的脑袋是我爸爸咬掉的。”
庄公子的老太爷知道了,写了一张状子,到县衙告向杲,说向杲变成老虎,咬掉他儿子的脑袋。县官阅状,觉得过于荒诞,不予受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