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长篇白话讽刺小说。它以皇权专制社会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精神心态为描写对象，刻画了众多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以及官场奔波中人格被扭曲的形象，尖锐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戕害儒林众生的严重弊端，展现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深入反思。《儒林外史》的出现，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科举制度深沉的质疑，是文人走向觉醒、并追求思想自由与人格解放的先声。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仕宦多显者”的世代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祖辈中进士、为显宦的颇不乏其人，“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到他的父辈时家境开始衰落，他的父亲吴霖起（一说嗣父）只是个拔贡，做过县教谕（县学教官），为人正派耿直，性情深沉，注重操守。吴敬梓自从13岁丧母后，就一直跟随父亲一起生活，思想与性格上都受到父亲的影响。
2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吴敬梓开始独力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这一时期，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散尽家财；二是厌倦科举。他的父亲去世时，家中还有几万两银子的家产。由于吴敬梓性格豪爽，喜欢施舍钱财，加之挥霍无度，所以不到十年，他便将家产卖光花尽。同族人骂他，“乡里传为弟子戒”。同时他在功名场上也不得意。他很早就中了秀才，却一直未能中举。从亲身经历中，他对于家族内的道德沦丧和科举场上的弊端有了深切的感受，逐渐形成了鄙弃世俗、傲岸不屈的性格。他的朋友在诗中形容他“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可见他的放达不羁中包含着对旧势力强烈愤激的情绪。33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家乡，移居南京。
在南京，他周旋于官僚、名士、清客之间，过着“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据记载，“是时先生家虽中落，犹尚好宾客，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这期间他还召集志同道合的人“筑先贤祠于雨花台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金和：《儒林外史跋》）。在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中，他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深化了对社会的认识，他愈来愈看清了儒林的真面目，认清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质。他强烈地感受到知识分子人格的畸形与病态，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多次在诗中表白自己的志愿，说“富贵非所好”，“贫贱安足悲”，“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在他36岁时，有人推荐他到北京参加廷试，他借病坚决推辞了，后来又放弃了秀才的资格。吴敬梓49岁时，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视，士大夫纷纷前往拜迎，他却企足高卧，表现了磊落傲岸的个性。其间他的生活愈来愈贫困，住处萧索破败，有时还要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当生活无着时，他甚至只有以书换米；冬夜无法抵抗严寒时，他就和几个朋友绕城步行数十里，一路歌吟呼啸，相与应和，谓之“暖足”。正是在这种窘迫困苦的境况中，他创作了《儒林外史》这部不朽的著作。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据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书中杜少卿即作者吴敬梓的自况，而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吴檠，字青然）。又据考证，书中马二先生的原型是全椒冯粹中，虞育德的原型是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庄征君的原型是程廷祚（字绵庄），牛布衣的原型是朱卉（字草衣），权勿用的原型为江阴是镜（字仲明），沈琼枝的原型是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称的“松江张宛玉”。是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当然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二者有本质的差异，不能等同而论。但它同时也表明，《儒林外史》所写源于现实的生活，有着深厚的时代基础。
吴敬梓的晚年致力于研究传统的经学，认为经学是人生立命的根本。他治经主张突破前人旧说，“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他有《诗说》七卷，是研究《诗经》的著作。友人称他“晚年说诗更鲜匹”、“一言解颐妙义出”，可见在治经中，他也试图贯穿独立思辨的精神。
吴敬梓的一生，经历了由富到穷、由贵公子到寒士的变化，这使他更透彻地认识了旧世界的污浊。他不仅是旧礼教、旧科举制度的叛逆者，又是新思想、新制度的探求者。他晚年经常客居扬州，在一次酒后突然去世，结束了他孤峭的一生。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明清两代，朝廷实行八股取士制度。这种科举制度的弊端，一是引诱读书人去走捷径，追求功名利禄，而放弃根本的人生理想。当时只要走通了这条路，立即就有荣华富贵，可以光宗耀祖，所以一般俗儒莫不孜孜以求，争先恐后地走这条荣身进取之路。二是它限制了读书人的视野，窒息了读书人的精神。我国古代的学术是比较广泛的，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蕴涵。八股取士制度推行后，读书人只去死读那几本制艺之书，知识面十分狭窄。那些科举应试的文章，只是辗转抄袭，全属无根之谈。三是它钳制、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当时的八股考试要求模仿圣人语气，代圣贤立言，因此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一个僵化的套路中，文章充斥的是古人的声音、语调，读书人以模仿的工拙为学问深浅的标志，这就摧残了读书人心灵的生机，麻醉了他们的灵魂。人们的见解稍微与陈说不合，一些庸妄的儒生就会目瞪口呆，指责说“此离经也，此背训也”。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一切新鲜活泼的思想、个人独立的见解必然被视作异端邪说，受到舆论的排斥，所以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纷纷揭示它的祸害，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黄宗羲也说：“举业盛而圣学亡。”
这就是《儒林外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儒林外史》以犀利的笔墨，揭露了专制礼教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腐蚀毒害。它像一面镜子，从广泛的角度照出了科举场与官场的丑态与病态，从而向旧体制、旧礼教，向八股取士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腐朽社会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小说的第一回借王冕的榜样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王冕是元明之际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史载他鄙弃功名，不慕荣华，行迹狂放而志行超远，是一个卓尔不群的高士。在小说中，他被刻画为一个隐逸之士。第一回写王冕听到朝廷“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时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所谓“文行出处”，是指文章、品行、或出或处的根本原则。无论是为文、立身，还是当官、退隐，都应遵循人生的准绳。以八股取士，就会诱使一些读书人轻视做人的原则，而去走这一条荣华富贵的捷径。反对八股制度、鄙视世俗的功名富贵，是这部小说最基本的思想倾向，它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周进、范进的形象，是科举制度下腐儒的典型。周进家里很穷，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到六十多岁连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他同一伙商人一起到省城时，特意去参观作为科举考场的贡院。进了贡院，触动了满腹的辛酸，他竟“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救醒后，他又“伏着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商人们同情他，凑齐银子给他捐了个监生，他爬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后来周进中了进士，被派为广东的主考官，他又特意录取了范进。范进的经历与周进相似。虽然周进、范进在科举场上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们的经历却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不仅他们的时间、精力都葬送在毫无意义的八股之中，他们的精神与灵魂也受到毒害和摧残。他们如痴如迷地去追求功名利禄，表现得那样懦弱、猥琐、麻木！他们的行为使人感到可笑而又可悲。
小说中的匡超人、牛浦郎是被八股制度腐蚀毒害因而蜕化变质的代表。匡超人本来是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他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勤于持家。后来受到马二先生的影响，刻苦读书，学做八股文。进学以后，在杭州等地跟一帮“名士”交游，追名逐利，故作风雅，甚至冒名代考、弃妻重娶，堕落成一个没有灵魂、不讲廉耻的流氓文人。牛浦郎本来也是一个贫苦的青年，他爱学习，经常到庙里读诗书。后来因为羡慕虚荣，在甘露庵中偷得牛布衣的诗稿，冒充牛布衣之名，四处招摇撞骗。通过这两个人的变质，生动地显示出世俗的功名利禄怎样诱使青年一步步滑向堕落的泥潭。
小说中的马二先生是儒林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当了24年廪生，却一直未能中举。他为人忠厚善良，乐于助人，为了使他的朋友蘧公孙免除祸患，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共92两银子都拿了出来。他见匡超人流落杭州，欲归不得，便送给他10两银子。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八股取士制度的毒害。他曾说：“小弟补廪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的职业是选批八股文，他批得十分仔细认真，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他到处宣传科举考试对于人生的重要，曾对蘧公孙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指孔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又曾经对匡超人说：“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谈文章讲“虚实、反正、吞吐、含蓄”，全是形式主义的一套。
小说中还写了鲁编修的女儿，从小就读八股文，学习八股作法，背熟了各种八股文共三十多篇，但因是个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她寄希望于丈夫，但她的丈夫不会写八股文，她因此很伤心，于是又寄希望于孩子。小孩才四岁，就要他读四书、背文章，常常到半夜。马二先生、鲁编修的女儿，都是深受八股毒害的人。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这种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传播者。在第四十八回中，小说通过写王玉辉女儿的死，痛切地揭露了腐朽旧礼教“以理杀人”的罪行。王玉辉是一个深受旧礼教毒害的腐儒，他的女婿死后，他赞同并劝说女儿自杀殉夫。他的女儿绝食八天，终于饿死，这时王玉辉竟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然而在王玉辉的心中，仍为女儿的死而伤心，凄凄惶惶。小说通过这一事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不堪、丧失人性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
《儒林外史》还集中刻画了一批“名士”的形象。这些“名士”是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以自高”、实际上既无才学又无人格的人。他们有的是失意公子，有的是闲散商人，有的是门客，有的是骗子。他们结社吟诗，玩弄风雅，自我吹嘘，相互标榜。他们自封“名士”，实际是儒林的渣滓。权勿用被杨执中称为有管仲、乐毅的经世之才，有程朱的学问，实际上却是个品行败坏、不学无术的人。匡超人为了参加“名士”们的西湖宴集，头两天买了一本《诗法入门》，第二天拿起笔来就作诗，居然胜过了其他“名士”。匡超人又自称编了95本书，文名满天下，却连“先儒”与“先生”的意思都区分不清。这些对于所谓的“名士”，实在是一种辛辣的嘲讽。
小说还进而揭露了皇权专制下吏治的黑暗与旧礼教的虚伪。南昌太守王惠是进士出身，他到任后先是将前任太守二千余金的结余接收过来，又打听地方有什么出产，词讼里有些什么通融。从此后，衙门里响遍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老百姓都被他打得魂飞魄散，睡梦里都感到惧怕。这样一个贪酷的官员，竟被推荐为“江西第一个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被吹捧为“恺悌君子”，一年可得八千两银子的好处。他为了沽名钓誉，竟将卖牛肉的回民师傅枷死，激起公愤，数百人群起反抗。书中还塑造了一个潘三的形象。潘三是布政司的小吏，是一个市井恶棍。他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卖人口，雇人冒名代考，几乎无恶不作，他是官府中恶吏的代表。
《儒林外史》通过对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曲折地展现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小说塑造的正面人物中，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具有突出的意义。书中的王冕是作者人格理想的体现者，他不慕荣华，厌恶官场，同普通百姓相处融洽。县官多次相请，又下乡拜访，他都避而不见，最后逃往会稽山中。小说中的杜少卿是按照作者自己的性格与经历塑造的，杜少卿的身上有着吴敬梓个人的影子。杜少卿对于八股取士制度十分反感，厌恶官场污浊而又虚伪的作风。巡抚推荐他到朝廷应试当官，他称病坚决推辞。他性格豪爽，乐于助人，虽然受人诈骗，仍不改变他的习性。他将几万两银子的家财散尽，最后落得时常为日常生计犯愁。杜少卿在学术上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见解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他认为朱熹解经只是一说，“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从而对朱熹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怀疑。他自己解说《诗经》，则敢于大胆地提出新说。杜少卿对女子的看法也与世俗不一致。他到南京后，曾同妻子一起游山，乘着酒意“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的这种行为当然不合于礼教与习俗，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他还反对纳妾，认为这事“最伤天理”。对盐商之妾沈琼枝的出逃，杜少卿是肯定的。沈琼枝是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女儿，被骗为妾，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只身逃到南京，靠针黹手工维持生活。有人把她当作“倚门之娼”，有人疑她是“江湖之盗”，杜少卿却赞扬她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通过对王冕、杜少卿、沈琼枝的描写，作者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寄托了人格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塑造了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的形象，以寄托作者对于社会政治的理想。庄绍光出身于南京一个累代的读书人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名满一时，他却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他本来不满于朝政，第三十四回中曾批评说：“国家承平日久，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当皇帝降诏，向他咨询朝政时，他却不愿担当大任。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中记述了他进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当他正要奏对时，“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回来之后“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他于是笑道：“臧仓（战国时人，是一个嫉害贤者的小人）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他又焚香盥手，卜得一个“天山遁”的卦象，于是上本“恳求恩赐还山”。书中又记载有人寻访高启（号青邱子）的文集，他劝告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指朱元璋）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从上述描写看，庄绍光在行动上配合着当局的禁令，在思想上遵循着传统的藩篱，只是一个追求个人独善其身的文士而已。他试图在原有的学术与体制框架内，完善自我的人格，在文学描写中既缺乏理想的光彩，又不足以振奋人心。第三十七回写“祭先圣南京修礼”，主祭泰伯祠的是虞博士（虞育德），亚献的是庄征君（庄绍光），终献的是马二先生（马纯上），这是一场大型的提倡礼乐的祭典，然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倒是第四十回写萧云仙在青枫城组织百姓垦田开荒，兴修水利，栽种树木，又开办学堂，教人识字，做了些改良社会的实际事务。结果是萧云仙的账目不能核销，被朝廷追赔七千五百多两银子，落得家破父亡的下场。而泰伯祠的衰落破败，风流云散，更是难以挽回的必然结局。
《儒林外史》小说的第一回，描写王冕夜观天象时说：“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是星宿名，由九颗星组成，象征牢狱之灾。《晋书·天文志》载云：“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贯索星犯文昌星，预示着一代文人将要遭受到困厄与灾难！小说中所演绎的“文人之厄”，既包括他们在政治上将要承受严重的压迫，生命面临被戕害的祸患，也包括思想上的被禁锢，道德上的被腐蚀，人格上的被扭曲。小说以锐利的笔锋，描摹出中国皇权专制下委琐、丑陋、光怪陆离的儒林众生相，其中少数保持着善良、正直本色的知识分子又显得是那么的软弱与无奈！小说第五十五回描写泰伯祠一片破败，“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门倒了一扇”。凄凉的景象，内里寄蕴着作者浓重的悲剧意识。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杰作。在此之前，讽刺艺术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发展着。从先秦寓言到唐人传奇，从神话小说《西游记》到元明的某些戏剧作品，都闪耀着讽刺艺术的光芒。《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艺术传统，成就了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的一座丰碑。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批判和如实描写之上的。过去的讽刺常常是漫画式的，即将人物或事件某一方面的特征进行夸张性描写，使它超越现实，达到滑稽可笑的程度，以寄寓讽刺之意。而《儒林外史》则并不全然如此。它所写的多是极平常的生活，屡见不鲜的事情，但作者能以深刻的洞察力去透视生活，以冷峻的笔调写出功名富贵毒害下的人情的变态，在对人物言行的描写中揭示人物性格的必然性，这就使讽刺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周进撞号板痛哭、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匡超人无耻地自我吹嘘、牛浦郎冒充牛布衣，在形象逼真的刻画中展现道德的沦落与人格的扭曲，从而包含了强烈的讽刺之意。行文中作者的描写那样真实、细腻、不露声色，而讽刺的意味也更显浓厚、更为深切。如书中第十四回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将一个深受八股毒害、精神麻木、酸腐固陋的穷书生的形貌、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面对着西湖的绝好景致，马二先生先是看到那些进香的农村妇女，又看到酒店里“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又遇到几个游西湖的女客。他又见到一个地方请客，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心里又羡慕了一番。书中写道：“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这样游西湖，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
吴敬梓十分善于从生活中提取典型情节，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在具体描写中，则通过典型化细节来深化人物的性格，以收到最好的讽刺效果。如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大家都猜不透，最后他的妾赵氏懂得他的心思，将灯盏中的两根灯草挑去一根，严监生才闭眼死去。小说通过这一细节，讽刺了守财奴的吝啬成性。又如“名士”胡三公买板鸭，先用耳挖戳戳脯子上的肉，试试肥瘦；范进居丧不用镶银筷、象牙筷，却照样吃晕，“在燕窝碗里拣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这些细节像尖刺一样，戳穿了人物的假面具，显示出他们道德人格虚伪的实质。
将互相矛盾的言行对照地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讽刺，这是《儒林外史》常用的手法。范进中举以前，他的岳丈胡屠户骂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范进要借盘缠应试，胡屠户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然而当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却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对比之下，前面的辱骂与后面的吹捧，何等鲜明，何等可笑！又如第四回中，严贡生先是吹嘘自己：“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接着就写严贡生赖别家的猪，无理强讨利钱，知县也痛责他“如此骗人，其实可恶”！第六回又写严贡生将云片糕说成是药，赖掉了船钱。将这些矛盾的言行加以对照，其中就包含了辛辣的讽刺。小说中对各种“名士”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时常用对照描写的方法去揭穿他们卖弄风雅、大言欺世的虚伪，显出其荒唐滑稽的真相，使读者不仅感到这些“名士”学识的空虚与粗疏，而且更能体味出他们行为的无聊与无耻。
书中讽刺手法的运用是大量的，但对不同的人，讽刺的内容与角度亦各有不同。对于王惠、严贡生等贪官和恶霸，讽刺是要揭破他们的贪婪与丑恶，是一种无情的鞭挞；对于周进、范进等人，讽刺则是在表现他们被扭曲的灵魂的猥琐与卑劣，揭示科举制度的祸害；对于马二先生，作者以幽默的笔调，善意嘲笑了他的迂阔与固陋；对于王玉辉，作品则在批判他的愚妄、不通人情的同时，还表现了在他身上存在的情与理的矛盾；对于杜少卿身上的贵公子习气，讽刺是含蓄而委婉的。讽刺有时使人产生同情，有时使人感到可悲，有时觉得滑稽可笑，有时又感受到丑恶。在这一切之后，又都令人深思不已。在讽刺中解剖社会，在讽刺中批判现实，依据对象的不同特质采用不同的讽刺方式，在这些方面，《儒林外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儒林外史》没有贯穿首尾的主要人物与主要事件，它是由十几个自成段落的事件衔接串连而成的。随着事件的展开引出一批人物，又随着事件的结束，其中的多数人物也悄悄隐退。新的事件又引出新的环境、新的人物。周进、范进的事集中在前七回，后来这两个人物就没有再出场。匡超人在第十五回才出现，牛布衣第二十回才出现，杜少卿第三十回以后才出现，沈琼枝的故事主要集中在第四十回、第四十一回之中，所以鲁迅指出它结构上的特点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种结构形式，与以前的长篇小说是不同的。
但是，全书仍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有着贯穿首尾的情感脉络。小说第一回便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中间从周进登第、范进中举写到科举场、写到官场，又引出各种各色的“名士”。在对八股弊端与儒林变态作了充分揭露之后，又写到真儒们祭泰伯祠、修礼乐的举动。最后写真儒们风流云散，而儒林中依然乌烟瘴气，小说接着又写了四个市井“奇人”的形象，作为全书的结束。书中的人物，按照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羡慕功名富贵并极力追求的人，如周进、范进；二是凭仗功名富贵欺压别人的人，如王惠、严贡生；三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的假“名士”，如权勿用、匡超人；四是厌弃官场、辞却富贵、品格高尚的人，如王冕、杜少卿。《儒林外史》正是以这种社会认识为经纬，将各类人物、各种世态组织为一部结构上别具特色的长篇小说。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与它的主题、内容是和谐一致的。
《儒林外史》使用的是纯净畅达的白话语言。它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如严贡生在张敬斋、范进面前肉麻地吹捧汤知县说道：“轿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指汤知县）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恺悌君子。”书中还形象地描写道：
（严贡生）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
这段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严贡生这个官府爪牙、地方恶棍的嘴脸。它戳穿了严贡生自己所说的汤知县是“恺悌君子”的谀词。所谓的“恺悌君子”，原来是一个每年聚敛八千金的贪官！同时它又刻画出了严贡生作为官府奴才和爪牙的真实嘴脸。所谓官府“用得着”的“要紧的人”是些什么人，“枝叶”是些什么事，都不难想见。在第五回中，严监生要将妾赵氏立为正房，找王德、王仁两位秀才商量。两位秀才先是“把脸木丧着，不则一声”，等到严监生拿出二百两银子相送，“二位双手来接”，以后这两个秀才便极力主张将妾扶正。王仁还拍着桌子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这些简洁传神的语言，像镜子一样使那些虚伪丑恶的东西原形毕现，无所隐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