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本无才学而夸耀于人），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第二章 清代诗词
清代是我国古代诗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诗词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来看，这一时期不仅作家众多，作品数量极为丰富，而且佳作如林，别开境界，仿佛秋花之烂漫婆娑，姿态万千；然而就文学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传统的古典诗词体式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正处于逐渐衰变的过程之中。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又各不相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与启示，仍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节 顾炎武与遗民诗人
清兵入关后，对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手段。一些抗清的志士明亡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慷慨悲壮的诗篇成了明代诗歌的殿军。也有一些诗人在明亡后仍然坚守立场，不愿归附新朝，他们退隐山野之间，甘作故朝的遗民，他们的诗歌就成了清代诗坛的先声。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名杰出的遗民诗人。顾炎武（1613—1682年），本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出生于江东望族，自幼胸怀大志，明末便参加过复社。清军南下时，顾炎武在苏州一带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兵败以后，他往来于全国各地，到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不少地方，考察山川形势和经济资源。面对清政府的威胁和利诱，他始终坚持气节，不肯屈服。他晚年迁居陕西，康熙二十一年病死，时年69岁。
顾炎武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爱国活动家，也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他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他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征实，对于清代的学人有很大的影响，开了一代学风。在文学上，他主张“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又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其精神实质就是强调文学要有充实的内容，要有益于社会人生，要反映当世的政事和人民的疾苦。他自己的诗文创作，正是贯穿了这种精神的。
明清之际许多重大的事变，都在顾炎武的诗中得到了反映。当南明弘光朝廷在南京建立时，他曾经寄予了希望。史可法督师扬州，他更是激动不已，把史可法比作击楫中流、立誓收复中原的祖逖，希望他能北定中原，再兴明室。他在《京口即事》诗中写道：“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南京失陷以后，他同家乡人民一道参加了抵抗清军的斗争。抵抗失败以后，清军的杀戮极为惨烈。顾炎武有《秋山》诗二首记事，其一说：
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
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
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
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
据说这场抵抗清军的战斗正在进行时，天降大雨，雨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染红了秋山，这就是头两句的意思。该诗歌颂了义军战斗的顽强与艰苦，揭露了清军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在《秋山》其二中他借用勾践在会稽山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故事，表达自己复兴故国的希望与决心：
秋山复秋水，秋花红未已。
烈风吹山冈，燐火来城市。
……
句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
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在《精卫》诗中，他又借精卫填海的传说来寄托自己的感情。诗写道：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这首诗赞颂决心复仇填海、不达目的至死不休的精卫鸟。后三句用燕鹊衔木筑窠，隐寓着对那些为个人富贵安乐而投降仕清者的讽刺。
顾炎武的诗内容充实，情感深厚，风格苍劲沉郁，与杜诗有些类似。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曾说：顾炎武“肆力于学，自天文地理、古今治乱之迹，以及金石铭碣、音韵字画，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说顾炎武的诗“沉着雄厚，深得杜骨”，认为他的七律《海上》四首可以“直接老杜”。试看其中的二首：
其一
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
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
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
其四
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
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
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
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
这组诗写于顺治三年（1646年）的秋天。前此不久，明皇室鲁王曾在绍兴监国，拥有一定的实力，后来逃入海上，当诗人登山眺海之时，想到社稷之艰难、苍生之困苦，他感慨满怀。前一首意思说：听说海上有神山仙鸟，有黄金阙，那里固然可以居住，然而偏处海隅，不能兴复故国，只怕辜负了烈士的壮心啊！后一首感叹江山沦陷，直言“艰难戎马发深情”，并以战国魏之隐士侯嬴（曾献计信陵君，却秦救赵）自比。这组诗写得悲壮苍凉，兴象丰茂，给人缠绵不尽之感，的确可与杜甫的《秋兴》相比。
顾炎武的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游览、述事，随处流露的是不屈的民族气节与故国情怀，这构成了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又如下面的诗句：
言登孤竹山，忾焉思古圣。
……
逊国全天伦，远行避虐政。
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
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
——《谒夷齐庙》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秋雨》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又酬傅处士次韵》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五十初度，时在昌平》
总之，悲壮慷慨，气宇沉雄，思念故国，终生不渝，这构成了顾炎武诗歌的基调。正是由于顾炎武诗歌的这种精神气度，由于他的诗格与人格的高度统一，所以前人赞誉他的作品“掷地作金石声”。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是又一位杰出的学者和诗人。他晚年曾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所以也被称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以后，他曾在家乡组织过抗清起义，又曾参加过南明永历政权，晚年隐居于深山，窜身于瑶洞，始终没有剃发。他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对于文学有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他论诗推重一种含蓄蕴藉的风格，即在互相融合、相迎相取的情景描写中塑造幽深而精微的意境。他说：“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诗歌有所寓意，进而达到情景交融、心物统一，则可以由小见大，由约致宏，给人以艺术想象的自由和感情的熏陶，这就是王夫之诗歌美学的要义。
与他自己的诗歌主张相统一，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深沉蕴藉、典丽遒劲的风貌。他重寄托，重比兴，入之深沉而出之舒缓，时常在景物的描写中寄寓自己的故国之思。前人曾将王夫之的诗与顾炎武的诗加以对比，说顾诗如“泰、华秋色”，给人雄浑壮美的观感，王夫之的诗如“衡岳之云，清湘之瑟”，使人体味到深远的寓意和缥缈悠长的情思。大体上说，顾诗雄壮悲凉，重在意志；王诗婉约缠绵，重在情思。顾诗境界阔大，王诗境界稍窄。前人又曾评王夫之诗“词旨深复，气韵沉郁”，“使人穆然神肃，惕然意远”。如他的《杂诗》其四：
悲风动中夜，边马嘶且惊。
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
飞将不见期，萧条阻北征。
关河空杳霭，烟草转纵横。
披衣视良夜，河汉已西倾。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
诗中写夜间仿佛听见边马的嘶鸣，壮士匣中的宝刀也发出风雨龙鸣般的声音，然而飞将军不至，北征无望，诗人的“国忧”难以排遣，因而彻夜不寐。思念故国，期望收复国土，雄心壮志，令人感动。
诗人还善于将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对自然风物的描写之中，如一首七言歌行体的《春月歌》：
晴风初暖溪光紫，杨柳风轻吹不起。
迢迢璧月背云飞，摇荡春云映春水。
春水涵空倒碧天，金波微定影初圆。
花趺红敛垂珠露，叶底苔平缀玉钱。
可怜月落留难住，可惜春光来复去。
昨日梨花已起风，何时柳絮还沾树？
柳絮梨花早岁春，芳郊草软素光匀。
绿窗竹叶飘鸾尾，白袷落英照锦鳞。
当时不解留春在，月落月生春易改。
胡蝶香迷梦不成，碧桃花褪芳谁采？
采芳踏月当年客，双鬓银丝欺素魄。
婵娟不解古今愁，斜转空山荡轻碧。
这首诗明显效仿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春为主线，以月为点缀，从赏春到惜春，从春忆到春悔，最后归结为“古今愁”，寓意十分深厚。诗中既写了春月的自然物华之美，也写了诗人对于青春的留恋，同时寄托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在诗人对春光的追思中，浸透了他对故国沦落的感伤之情。诗中将几种情思糅为一体，犹如一片神光，呈现出晶莹圆美的风采。
又如他的《梅花》诗：
墟里寒烟罩断桥，年来春色最萧条。
船山半曲清溪里，霜日黄曛一树遥。
诗中写寒烟，写断桥，写萧条的春色，写清溪边的野梅，同时也是写他自己的心境，二者融成一体了。
这一时期的遗民诗人很多，他们的诗作都弥漫着怀念前朝、渴望复兴故国的感情，时而激昂，时而沉郁，悲壮感人。另外，由于他们长期生活于民间草野之中，对于人民的困苦有着深切的体会，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也较多。前者可以屈大均为代表，后者则以吴嘉纪为代表。
屈大均（1630—1696年），字华夫，原名绍隆，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禺人。他自称屈原的后代，明亡后参加过抗清斗争，又一度出家为僧。还俗后漫游吴、越、燕、齐各地，考察形势，继续筹划复明大业。吴三桂起兵反清，他曾经上书言事。吴三桂失败后，他隐居避祸，赍志以殁。据载其文“愤激指斥之语，几于篇篇有之”，故“乾隆一朝禁书，以翁山为最严”（《清诗纪事》初编卷二）。
作为一个坚守气节的士大夫，屈大均的诗歌情感慷慨，气度雄健，在孤愤中蕴藏着一段凛冽的风骨。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年）的春天，屈大均写了一首伤春的诗——《壬戌清明作》：
朝作轻寒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
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
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
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
诗中描写的是清明时节的自然景色。当时，全国大规模的武装抗清的力量已经被扫平，所以在诗中轻寒、暮阴、落花、啼鸟的背后，流露出的是对于故国江山的怀念，对于志士凋零的深重感伤，末二句更是抒发诗人壮志未酬、欲归无所的亡国之痛，情调悲愤，感人至深。
屈大均受到屈原与李白诗风的影响，他的诗气势纵横，在慷慨奔放中飞腾想象，不时显露出壮逸奇特之气。如他的《鲁连台》：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
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
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
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鲁仲连义不帝秦，是战国时一个著名的故事。当诗人登台怀古，想到鲁仲连以一介布衣而傲视暴秦、东蹈大海的英雄壮举，想到鲁仲连功成不受赏的高风亮节，他怎能不为之感叹呢？“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这既是对鲁仲连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勉之词。
吴嘉纪（1618—1684年），字宾贤，自号野人，江苏泰州人。他本是明代诸生，明亡之后家产损失殆尽，所余仅有“草屋一楹，环堵不蔽，与冷风凉月为邻，荒草寒烟为伍。故人尽呼嘉纪为野人，而野人因以自号焉”。由于他终身未仕，长期生活在境遇悲惨的人民之中，其诗也多写民间的苦难，所以前人称他得到“陶（潜）、杜（甫）之真衣钵”。
他的《邻翁行》描写一位造船工匠的悲惨遭遇：
邻翁皓首出门去，恸哭悔作造船匠。
伴无故旧囊无钱，此去前途欲谁傍？
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
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矩波涛明。
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
肉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
力役人稀大将嗔，远近严搜及老身。
眼看同辈死亡尽，衰羸焉有生归辰？
回望故乡妻与子，萧萧落木西风里。
爨下连朝方断炊，柴门寂寞无邻里。
常凭微技日图存，微技谁知丧一门。
君不见，船成荡漾难举步，千樯万櫂芦滩住。
增金急募驾舟人，有司又派江南赋。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船匠，夜以继日地劳作，造船监使“如霜刀背鞭皮肉”，工役现场“肉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而老船匠的妻子已经断炊数日，急切地等待他的归来呢！在《李家孃》诗中又写道：“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战争、劳役带给民众的深重苦难，在吴嘉纪的诗中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
他的《朝雨下》诗，则将暴雨灾害面前贫富悬殊的生活作了一番鲜明的对比：
朝雨下，田中水深没禾稼，饥禽聒聒啼桑柘。
暮下雨，富儿漉酒聚俦侣，酒厚只愁身醉死。
雨不休，暑天天与富家秋，檐溜淙淙凉四座，座中轻薄已披裘。
雨益大，贫家未夕关门卧，前日昨日三日饿，至今门外无人过。
当淫雨成灾、淹没庄稼时，富人狂饮醉酒，为暑天的凉爽而快意，而穷人却一连几天没有饭吃。诗中通过对比铺陈，深刻地揭示出人间的不平。他的《缶场歌》、《海潮叹》描写官吏的凶狠暴虐，表现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所受的深重灾难，同样形象生动而真切可感。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为数众多，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代表。
第二节 清初的其他诗人
由明入清的诗人，后来又在清朝担任了官职的，以钱谦益和吴伟业最为著名。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他是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年间官至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清兵南下时，他已经年过六旬。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两个重大的历史污点：一是弘光朝时，谄附权奸马士英；二是清兵南下时他率先迎降，个人品节实不足道。因为这两件事，他受到士林的讥弹。但他晚年关注并参与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为此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钱谦益一生集毁誉于一身。一方面，他被誉为是东林党魁、学界泰斗、一代文坛盟主、清诗开山宗匠；另一方面，他又被认为是热衷权势、利欲熏心、屡失品节、反复无常的“贰臣”。清乾隆帝斥责他“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下旨在国史中将他列名“贰臣传”。他年届六十时，娶江南名妓柳如是，更是世人议论的热点。由于他富有才华，在诗坛上享有崇高声誉与巨大影响，对于明清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曾批评“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说：“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前七子”首领李梦阳）而洪荒再辟乎？”他还打比方说，“前后七子”所提倡的汉、魏、盛唐并不是真正的汉、魏、盛唐，而是搀了假的，就好像卖牛奶的人几经转手，搀水愈多，奶味愈薄。他说，由于“前后七子”的蒙蔽，“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伪体”。他十分注意培养诗坛新秀，奖掖后进，“凡得其片言褒奖，必至跃登龙门，声价百倍”。黄宗羲在《八哀诗·钱宗伯牧斋》诗中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王士祯晚年回忆自己年轻时初次见到钱谦益的情景，对于钱氏的培养、鼓励还牢记不忘。他说：“今将五十年，回首往事，真平生第一知己也。”黄宗羲、王士祯都是清初有影响的学者兼诗人，他们对钱谦益怀着感激之情，引为知己，不是偶然的。钱谦益对于清代诗坛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
钱谦益终身服膺唐代诗人杜甫，曾经笺注杜诗，并以杜诗作为自己学诗的途径与取法的榜样。他的诗歌创作除了努力学习杜甫以外，还广泛地汲取了韩愈、苏轼、陆游等人的创作经验。晚年时，他曾写了一百多首和杜甫《秋兴》的诗，寄托心迹，表达忧国之情。这些诗题为《后秋兴》，作者自注：“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鼠忧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壬寅即康熙元年（1662年），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组诗即为此而作。其中有诗曰：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崖山，即宋末陆秀夫负帝昺沉海处，诗中以宋喻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抗清力量都已被镇压下去，所以诗中充满了迷惘和伤感的情绪。诗人以失去归所的嫦娥自比，寄托内心的哀伤。在艺术上，它效法杜甫的《秋兴八首》，呈现出沉郁悲凉而又圆润顿挫的风格。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是明崇祯四年的进士，明末官左庶子，在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挂冠而去。入清后，他又出仕清朝，任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因母丧而辞官归家，在悔恨与恐惧中度过余生。
吴伟业之出仕清朝，完全是迫不得已的。程穆衡在《娄东耆旧传》中说：“顺治中，当路多疑其（指吴伟业）独高节全名者，强荐起之。两亲惧祸及门户，严装促应征。”意思是说，吴伟业这次出仕，一是由于官府的逼迫，二是由于父母的促使，并非心甘情愿。在京任官期间，他“郁郁惨沮，触事伤怀”，多次以“乞活草间，所亏一死”的话表达内心的悔恨。他有《过淮阴有感》二首，诗中感叹说“世事真成《反招隐》，吾徒何处续《离骚》”，又说“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留人间”。诗中借汉代淮南王刘安成仙一事抒发内心的感慨，这里的淮王比喻明室，他为自己不能为明死节而感到追悔莫及。他在诗中说：“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叹》）又说：“一官受逼迫，万事堪欷嘘。……乱世畏盛名，薄俗容小儒。”（《礬清湖》）直到临死时，他还嘱咐说：“死后敛以僧装……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可见他内心的懊恨与痛苦，至死没有改变。
吴梅村的诗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他的《圆圆曲》、《松山哀》、《鸳湖曲》、《临江参军》等作品写到明末的朝政与战局，反映一代之兴亡变迁。《楚两生行》、《听女道士汴玉京弹琴歌》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民间艺人、奇异女子的身世与遭遇，很有典型意义。《捉船行》、《织妇词》写清朝官府贪得无厌的盘剥和勒索，《临顿儿》写穷家小儿被卖身为伎的痛苦，都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在上述作品中，《圆圆曲》最为著名，它写的是吴三桂与名妓陈圆圆的故事。该诗通过对二人悲欢离合遭遇的叙述，委婉地讽刺了吴三桂为个人的私仇而叛变投敌的行径。诗一开始就说：“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意思是说：明崇祯皇帝吊死了，吴三桂从山海关引兵而来，破敌收京。六军恸哭，穿着孝服，然而其根本动机只是为了争夺一个红颜女子。诗末又说：“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就更明白地批判吴三桂为了个人的私情而不顾民族利益的背叛行为，指出这种行为给国家也给他自己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幸，并反语讥讽吴三桂将因陈圆圆一事而遗臭万年。
吴伟业的这类七言歌行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们“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在清代，他的此类作品被称为“长庆体”。清人吴士玉（康熙进士，曾官礼部尚书）有《读梅村集》诗曰：“百首淋浪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评曰：“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首推梅村。”总之吴梅村继承元白铺陈叙事的传统，用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制反映时代的沧桑巨变，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缺点则是藻饰太甚，加之为了躲避“文字狱”，用典太多，意思闪烁，有时显得晦涩。
第三节 王士祯、袁枚等诗人
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王士祯逐渐在诗坛获得盛名。王士祯（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晚年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朝建立时，他年仅11岁。他于顺治十二年中会试，顺治十五年殿试得中二甲，康熙年间诗名日隆，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刑部尚书。由于他诗风婉约平易，倡导神韵，适应了时代的风尚，又广泛交往，喜爱奖掖后进，当时的一些重要诗人都纷纷与之唱和，因之得以在钱谦益、吴梅村之后成为诗坛领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之久。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祯是“神韵说”的倡导者。“神韵说”提倡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追求一种冲淡闲远、意味隽永的风格。在唐代诗人中，王士祯特别推崇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认为他们的诗歌风怀澄淡，不着判断，所以为高。他主张“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又说：“表圣（即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者像神龙一样只露出一鳞一爪，或如禅之内视而使人得其妙悟，这给人们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在王士祯看来如此的诗作就有了“神韵”。
王士祯早年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顺治十四年，北方久旱不雨，他写作了《春不雨》诗：
西亭石竹新作芽，游丝已罥樱桃花。
鸣鸠乳燕春欲晚，杖藜时复话田家。
田家父老向我说，谷雨久过三月节。
春田龟坼苗不滋，犹赖立春三日雪。
我闻此语重叹息，瘠土年年事耕织。
暮闻穷巷叱牛归，晓见公家催赋入。
去年旸雨幸无愆，稍稍三农获晏食。
春来谷贱复伤农，不见饥乌啄余粒。
即今土亢不可耕，布谷飞飞朝暮鸣。
春莩作饭藜作羹，吁嗟荆益方用兵。
诗中描写去年刚刚稍获丰收，今春便又谷贱伤农，加之干旱无雨，农民只能野菜充饥，天灾、赋税、战事连绵，重重的负担造成农民深重的苦难。这类诗作，表现了作者关怀民生疾苦的情怀，值得赞许。
顺治十四年，他在山东济南创作《秋柳》四首，一时传诵纷纷，和诗者甚众。其一曰：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据作者自己说，他当时与诸名士聚集大明湖饮酒，“亭下杨柳千余株，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则此诗为即景抒情之作。诗中写西风残照中的柳树，隐约以《黄骢曲》寄托动乱流离之感，以“乌夜村”暗寓怀远之情，最后则联系“阳关三叠”（王维诗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之句）来抒写友朋离别之思。诗中情思蕴藉，寄托隽永，可以使人作出多维度的联想。
王士祯的绝句创作，大体诗句明丽流畅，意境圆润婉约，而蕴含菲微绵眇的情思与想象，使人感受到若干的神韵与意味。如以下的作品：
雨后明月来，照见山下路。
人语隔溪烟，借问停舟处。
——《惠山下邹流绮过访》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江上》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绝句》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
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
——《寄陈伯玑金陵》
这些小诗，仔细体味起来，的确有情有景、有声有色，能给人一种情致，使人产生图画般的联想。钱谦益曾经称赞王士祯的诗作“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诗，缠绵于义山”。赵翼《瓯北诗话》评价说：“阮亭专以神韵为主，如《秦淮杂诗》……蕴藉含蓄，实是千古绝调。”陈维崧也推崇他的诗歌“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这些都大体概括出王士祯诗歌婉约明丽的美学风格。
作为诗歌风格的一种，这种内蕴神韵的作品自有其艺术的价值，但是只提倡这一种风格，并因此而否定或贬低那些内容实在、风格豪放的作品，就会把诗歌创作引入褊狭的歧途。离开了诗歌的整体内容而过于追求神韵，诗境也会落入朦胧空幻，会淹没或冲淡真实的情感，因此又有人批评王士祯“诗中无人”（赵执信：《谈龙录》），“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是也”（袁枚：《随园诗话》），这些确实道出了“神韵说”可能产生的弊端。
王士祯之后，在诗坛大力提倡“格调说”的沈德潜，虽然也写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但是主导风貌是雍容华贵，用历史典故敷衍情感，内容显得较为平淡。以下是沈德潜的两首七言律诗：
万里金波照眼明，布帆十幅破空行。
微茫欲没三山影，浩荡还流六代声。
水底鱼龙惊静夜，天边牛斗转深更。
长风瞬息过京口，楚尾吴头无限情。
——《夜月渡江》
扬州西去真州路，万树垂杨绕岸栽。
夜店酒香帆尽落，寒塘渔散鹭初回。
晓风残月屯田墓，零露浮云魏帝台。
此夕临江动离思，白沙亭畔笛声哀。
——《过真州》
此类作品虽然也写景、怀古、抒情，乃至诗末点染一笔淡淡的忧伤，其实并无强烈的情感表达，不过是为了写诗而写诗。前人批评他的诗歌“平正而乏精警，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绝无出奇生新”（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因而不能激动人心。
到了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诗歌创作更是误入歧途。翁方纲认为作诗应以学问为根底，引学问入诗，引考据入诗，并将它当成一种诗歌主张大力提倡，认为“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这就完全背离了诗歌审美的文学特质。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说：“翁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差强人意者，能宏奖风流耳。”
在清代乾隆年间，能够独立于风气之外并且造成广泛影响的诗家当数袁枚。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三十多岁起即居南京小仓山的随园，故又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人。袁枚论诗，专取“性灵”或“性情”。在《随园诗话》中，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又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在写给沈德潜的信中，他说：“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又说：“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主张不沿袭古人的形貌，不拘泥古人的格调，而表现各自的性情遭遇，这就是“性灵说”不同于“格调说”的地方。他还讽刺翁方纲的“肌理说”，写道：“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他将这种以学问考据入诗贬斥为“抄书”，在《随园诗话》（卷五）中讽刺道：“天涯有客号
痴（本无才学而夸耀于人），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袁枚提倡性灵，重视在诗歌中表达真实的性情。他说：“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他认为“格律不在性情外”，“性情以外本无诗”。袁枚所倡导的“性情”，是一种基于真实人性之上的文人意气与趣味，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活泼、潇洒不羁的人生态度。在思想上，它与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处世方式上，它表现为一种浪漫文人的潇洒风流；在诗歌审美上，则是随处闪现的机巧与意趣。袁枚的诗论深受明代公安派的影响。不过公安派的主张是针对“前后七子”的，袁枚的主张则是针对格调、肌理诸说的。在当时的诗坛上，袁枚的诗歌主张充满了反模拟、求创新的精神，对于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诗论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所以一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新的诗派。
就整体而言，袁枚的诗写得轻松自如、不拘格调，他不时在诗中张扬个性、调笑传统，从中寄托生命自在适意的喜悦。如《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饮，故反之作〈不饮酒〉二十首》（之十一）：
古来功名人，三皇与五帝。
所以名赫赫，比我先出世。
我已让一先，何劳复多事？
平生行自然，无心学仁义。
……
灌花时雨来，弹琴山月至。
天地亦偶然，往往如吾意。
在《偶然作》（之五）中写道：
颜回无宣尼，一瓢何足算？
宰相三十年，虽庸有列传。
君子爱其名，名权非我擅。
但看十七史，逊我者大半。
这些议论，是前人从未说过的，显示了作者特殊的见识与个性。
袁枚的登临怀古诗设想新颖，不落窠臼，别有意趣。如以下的三首作品：
登临不尽古今情，无数青山入郡城。
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
身非氏族难为客，地有皇都易得名。
八尺阑干多少恨，新亭秋老月空明。
——《抵金陵》
结绮楼边花怨春，青溪栅上月伤神。
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
——《张丽华》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马嵬》
《抵金陵》中“身非氏族”一联抒写人生感慨，寓意甚深。《张丽华》后二句对褒姒、妲己的评说，发人深思。《马嵬》诗将帝王后妃之情与普通民间夫妻别离之苦并提，同情百姓的苦难，构想新奇，命意深刻。从来咏古之作，都少有这种写法。
袁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笔调轻快，婉转玲珑，变化多姿。他写苔花：“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就把苔花写得很有个性，很有韵味，写活了。他的《水西亭夜坐》：“明月爱流水，一轮池上明。水亦爱明月，金波彻底清。爱水兼爱月，有客登西亭。其时万籁寂，秋花呈微馨。荷珠不甚惜，风来一齐倾。……钟声偶然来，起念知三更。当我起念时，天亦微云生。”写水月交映的景色，写秋风荷花的韵致，写清夜闻钟的心理感受，在恬淡宁静中散发出活泼的生活气息，诗语自然流畅，诗思绮丽婉转。
袁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都有一种缺陷，就是过于强调个人性灵的表达，而忽略了人生其他的侧面。诗人纵情声色，风流自赏，吟风弄月，率尔成章，专取轻巧，漠视重拙，弱化了诗的内在风骨。在这种诗风的影响下，一些重大的社会题材未得到应有的反映，有时诗风还流于浮滑轻佻。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批评袁枚：“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较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稍有聪慧之人，挟彼一编，奉为导师，旬月之间，便成诗人。钝根人多用两月功夫，亦无不可……诚为捷径矣”。这就从反面的角度揭示了“性灵说”易于流行的原因及其容易产生的弊端。
和袁枚同时而齐名的诗人有赵翼和蒋士铨，他们并称为“江右三大家”，又称“乾隆三大家”。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耘松，号瓯北，江苏常州阳湖人。赵翼长于史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他的论诗绝句很有名，其中有不少大胆而又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因此一时觉得新鲜的诗意，千年之后又会觉得陈旧（“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他批评“前后七子”道：“有明李何学，诗唐文必汉。中抹千余年，不许世人看。毋怪群起攻，加以妄庸讪！”他又说：“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这种主张发展、表达性灵的诗学观，与袁枚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作为学者的赵翼，他的诗歌创作还不时展现出雄壮恣肆的风貌，有着沉郁的思绪。如下面两首七言律诗：
依然形胜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垒长。
乌鹊南飞无魏地，大江东去有周郎。
千秋人物三分国，一片山河百战场。
今日经过已陈迹，月明渔父唱沧浪。
——《赤壁》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题元遗山集》
《赤壁》咏叹三国人物，抒发思古之幽情。《题元遗山集》是对元好问生平行事、文史著述的评论。这两首诗都写得不同凡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尤其蕴意无穷，耐人寻味。
他的《后园居诗》，由自己代人撰写“墓志”联想到史书记载多有虚美不实之词：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
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
……
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
其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
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这些诗章，传达出诗人面对历史所生发的独特的心理感受，带有强烈的个性特色。
蒋士铨（1725—1785年），字心余，号清容，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他的文学创作涉及众多的领域，诗、文、词、曲无所不通，皆有所成就。赵翼在《心余诗已刻于京师为题三律》中说他“谈忠说孝气崚峋，卅卷诗词了此身”，可见其基本的思想倾向。他的诗风受到唐代杜甫、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追求内在的骨力，气势雄健挺拔而又富于形象。袁枚《蒋心余藏园诗序》评价说：“其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如神狮怒蹲，百兽慑服；如长剑倚天，星辰乱飞；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华岳万仞，驱而行之。目巧之室，自为奥阼；袒而搏战，前徒倒戈。人且羡、且妒、且骇、且却走、且訾嗸，无不有也。”这段评论虽不免于夸张其词，但亦可得之于仿佛之间。蒋氏《京师乐府词》十六首中《鸡毛房》等作品写京城乞丐在寒冬的苦难，《弄盆子》等写民间艺人的杂耍表演，皆有其特色。
他的《梅花岭吊史阁部》赞美史可法为国捐躯的壮烈行为，则继承了传统的风骨格调：
号令难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湘。
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邙。
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
九原若遇左忠毅 〔3〕 ，相向留都哭战场。
《江泛》一诗描写建康（即南京）一带的山川形势，内蕴雄阔慷慨、桀骜不驯之气：
二百里江光，群山绕建康。
滔滔随眼白，荡荡接天黄。
战骨多沉海，芦花又戴霜。
六朝先后灭，何处说兴亡！
《岁暮到家》描写游子归家、慈母爱怜之情，场面真实而又感人：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当时独立于主流诗风之外的，还有郑燮、黄景仁等诗人。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雍正十年，他得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及第。他曾先后在山东范县、潍县担任知县，关怀民生疾苦，深得百姓拥戴。他在潍县时，地方遭逢旱灾，百姓四处逃荒，他开仓赈贷，想尽办法救济灾民。据载，他去官离任时，“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
郑燮的一些诗篇真实地记载了大清盛世之下民众的苦难，所见官吏的贪暴、饥民的遭遇、孤儿悲惨的身世，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他的《逃荒行》描写灾荒之年饥民的生活：“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逃荒途中，灾民因为同情又捡起道旁的弃婴来抚养：“道旁有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咽咽怀中声，咿咿口中语。似欲呼耶娘，言笑令人楚。”灾民流落异乡，悲情不已：“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与《逃荒行》的描写相衔接，他的《还家行》记录的则是另一场贫苦百姓悲欢离合的惨剧。一位逃荒的灾民经历无数苦难后，终于回到原来的家园，诗中写道：“归来何所有？兀然空四墙。井蛙跳我灶，狐狸据我床。驱狐窒鼯鼠，扫径开堂皇。……蒲塘春水暖，飞出双鸳鸯。”归乡的灾民清理好房舍后，决心赎回被迫典卖邻村、已经分开多年的妻子：“念我故妻子，羁卖东南庄。圣恩许归赎，携钱负橐囊。”然而摆在妻子面前的，又是另一场令人撕肝裂肺的离别：
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彷徨。
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
摘去乳下儿，抽刀割我肠。
其儿知永绝，抱颈索阿娘。
堕地几翻覆，泪面涂泥浆。
……
后夫年正少，惭惨难禁当。
潜身匿邻舍，背树倚斜阳。
其妻径以去，绕陇过林塘。
后夫携儿归，独夜卧空房。
儿啼父不寐，灯短夜何长！
这样的悲惨场景，在东汉末年蔡文姬的《悲愤诗》中出现过，那是发生在战争动乱之世的人间惨剧。郑燮《还家行》记述的，却是大清乾隆盛世发生在山东境内真实的事件！这些诗作，表现了诗人真挚的关怀民众的人文情怀。
整体而言，郑燮的诗文能够自出己意，不愿模拟古人。他说：“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有人在他面前发表崇古复古的言论，他就厉色呵责道：“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他又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公然声明“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这种张扬独立个性、自由创造的精神，使他的诗歌创作充沛着一种清逸不羁的气质。
他又是绘画史上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画随意挥洒，笔情纵逸，配以题跋，能传笔外之意。他的书法则熔篆、隶、行、楷于一炉，看上去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然而却极富意趣。他的题画诗率意写真，富有文人意气与情思。如以下的作品：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
春雨春风写妙颜，幽情逸韵落人间。
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
——《题破盆兰花图》
写得芝兰满幅春，傍添几笔乱荆榛。
世间美恶俱容纳，想见温馨澹远人。
——《画芝兰棘刺图》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石》
郑板桥的题画诗无论写竹、写兰、写石、写荆棘，无不信笔挥洒，在着力突出自然物某一特征的同时，贯注以文人的风度与意气，于是它们成了诗人独立精神、不屈意志的写照，成了诗人萧散不羁的人格具象的表现。在这一幅幅潇洒飘逸的画面与题诗中，寄蕴了作者高迈的人生理想。
黄景仁（1749—1783年），字仲则，又字汉镛，也是一位富有才华、享誉朝野的青年诗人。他虽然在诗坛享有盛名，然而在科举场上却屡遭挫折，临死前一年纳资才捐得县丞一职，只活到35岁，就因贫病而死。他的老师邵齐焘在《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中，说他“家贫孤露，时复抱病，性本高迈，自伤卑贱。所作诗词，悲感凄怨”，生活的不幸造就了他忧伤孤独的性格。他像一个寂寞的旅客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彳亍前行，精疲力竭而又内心凄楚。他将全部生命的感受融化于诗，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蒸腾出一种悲伤愤世的情绪。如《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倖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十有九人”一联，写尽诗人对于世俗的忧愤与自伤的情感。尾联自注：“或戒以吟苦非福，谢之而已。”意思是说：自己诗中的愁苦就像春鸟秋虫的啼鸣一样，乃是自然的声音。
他又有《癸巳除夕偶成》二首：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
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除夕所作。第一首写除夕之夜、千家笑语之时，诗人却感受到暗里袭来的忧患。谁能理解他呢？他只有独自悄然立在市桥边，久久地凝视天上的一颗孤星。第二首写当儿女暗中笑语时，自己却后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了。从如此的描写中，不难感知诗人凄苦、寂寞、愤激的心境。他还有些笔力雄健的诗，如《后观潮行》描写海潮的声威，结尾呈现出诗人自己孤独的身影，蕴含着难解的苦闷。《圈虎行》表面上是写供人赏玩的猛虎，实际上是讽刺那些在名利诱惑下改变了本性、任人摆布的人，所以诗人在后面说：“我观此状意消沮，嗟尔斑奴亦何苦！……旧山同伴倘相逢，笑尔行藏不如鼠！”这些诗在雄壮中透露出悲凉的气息，十分耐人深思。
第四节 龚自珍、魏源等诗人
龚自珍是近代社会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清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无论是赞誉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是一致认同的。
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清帝国由兴盛迅速走向衰败的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去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刚刚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内忧外患。经历了漫长历史岁月的皇权统治正值崩溃的前夜，中国社会即将经历漫长而又痛苦的蜕变与转型，而龚自珍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是嘉庆年间的进士，曾任知府等职，他的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小时候曾跟从外祖父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字学，段玉裁希望他将来“努力为名儒，为名臣”。但是他一生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从19岁起他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27岁中举人，38岁才中进士，以后只做了几任地位不高的小官。因为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48岁便辞官南归。两年后，突然去世，只活了50岁。
作为诗人的龚自珍，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敏锐的感触，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诗歌不仅是他的性情的挥发，也是他的心灵的呼喊。他的诗中有着一股被压抑的澎湃的激情，有着难以言传的深重的忧患意识。龚自珍敏锐地感受到大清王朝末世衰飒的“秋气”。道光七年（1827年），在组诗《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二）中写道：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
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
四海变秋气，—室难为春！
……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
龚自珍以天下百姓为骨肉，以四海之内为“比邻”。宋代张载《西铭》云：“民我同胞，物吾与也。”圣者认为天下苍生本为一体，如今四海仿佛进入衰飒的秋天，个人一室之中自然也就难有春色，所以心系天下的慷慨之士，不得不悲苦满怀。
在《咏史》诗中，他对于东南文人与上层官商勾结、追逐权势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诗曰：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诗题曰“咏史”，所咏即汉代田横一事。田横曾率其徒众五百余人入海岛，为了保全气节，自杀而死。诗中写东南一带的学者名流，丧失廉耻，附和权势，避席畏祸，只知谋求私利，毫无社会良知。如同汉代田横五百人那样的坚守气节之士，而今已渺不可见了。在《咏史》中，诗人寄托的是深重的现实忧伤。
龚自珍的诗常以独创的意象，寄托特殊的心灵感受。如《秋心》其一：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背，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声箫？
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龚自珍的诗中经常以“剑”与“箫”对举，用“剑”的意象表达经济天下的英雄之志，用“箫”的意象传达一种忧伤哀怨的情思。如《漫感》诗曰：“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又忏心一首》：“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己亥杂诗》（其九十六）：“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他的词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丑奴儿令》“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在上引《秋心》诗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孤独的身影，他为国势衰落、壮志难酬而忧思重重，夜不能寐。
龚自珍的诗中，有一部由315首七绝组成的大型组诗，称为《己亥杂诗》。它们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岁次己亥）龚自珍辞官南归之时。第二年他曾写信对友人说：“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组诗所咏，有的是诗人自述生平、回忆往事，也有许多忧伤国事、指斥时弊的内容。以下是其中的几首：
其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其七十六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
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其八十三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其一百二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其三百一十二
古愁莽莽不可说，化作飞仙忽奇阔。
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
“浩荡”一诗写自己虽然辞官离开了朝廷，但是并非无情，而是仍旧热切地关怀社会，就好像花落以后“化作春泥更护花”一样。“文章”一诗说自己笔下议论时政，波澜纵横，不同于马端临（著有《文献通考》，马是饶州人，明清时饶州又称鄱阳府）、郑樵（著有《通志》，郑曾在福建夹漈山读书，后人或称郑夹漈）之类文人学者之著述，并非为了搜罗掌故、扬名后世，而是为了关心时政、改革社会。尽管目前自己官职卑微、没有权力，但是五十年内我的论说一定会得到证实。“只筹”一诗写纤夫拉船过闸门时，一条船便要十人之多，细算每天有一千条船经过此地，那该要多少劳力啊！想到自己也曾经是政府官员，所以当夜间听到船夫的号子声，便禁不住泪流不已了。“九州”一诗指出中国要有生气，靠的是变革，像目前这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实在可悲。最后表示希望上天振奋精神，让各种人才不拘一格地降临人间。“古愁”一诗写自己深重的忧思无法向人陈说，忽然漫天大雪宛如飞仙自天而降，开辟出一片奇丽而阔大的境界。江天之间阴沉如墨，我手持一枝梅花，不怕蛟龙夺走！从上述作品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对现实的深重忧愤和对未来的热切向往！
《己亥杂诗》是一部结构意脉贯通、宏大叙事的超大型组诗，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们或是表达对人民痛苦的真挚同情，或是对于朝政举措提出辛辣的讽刺，对自己的施政谋略未得实施而深感惋惜，诗中回顾生平，描述途中见闻，乃至记叙风流绮思，述志抒怀，同时穿插以咏史、论政、说兵，多角度地表达了诗人积蓄已久的忧患意识与伤世情怀。组诗的最后一首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七卷经”应指《法华经》（鸠摩罗什译为七卷），天台宗奉以为本经，宗旨在于开示佛见，普度众生。这就暗示诗人写作的本意在于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以救济天下的百姓。
龚自珍的诗有着独特的风貌。在《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中写道：“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因为深受《庄子》、《离骚》的影响，龚自珍诗中有许多新奇的意象，构成瑰丽而超逸的诗境。他的诗初读之下觉得扑朔迷离，仔细揣摩才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精神，领会到它特殊的文学价值。他的诗又具有语言犀利、不袭陈套的特点，有着多种的风格，有的瑰丽，有的古奥，有的奇伟，有的通俗。读他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等诗句，会觉得有一种奇气郁勃其间。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他的诗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在龚自珍的笔下，诗是有志之士抒发政治感慨、进行社会批判、倾诉历史忧伤的手段，其时代性和深刻性都不同于前代诗作，又与同时代的诗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当然，他的某些诗作带着消沉的情绪，有时也失之于晦涩难解。
鸦片战争前后，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切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对于文化学术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明知识分子中，魏源与龚自珍齐名。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他在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始中进士。他长期在地方官府中作幕僚。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坚决主张抗御外族侵略，并曾亲赴前线考察。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在这一年，魏源有感于国事，怀着振兴民族的强烈愿望，写成了《圣武记》十四卷和《海国图志》五十卷。他又曾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职，64岁时因病去世。
在清代，魏源并不以能诗著称，然而他的诗却有着自己独到的风貌。由于魏源有着广阔的世界眼光，而且热情地关注着社会的变化，殷切地期盼着民族的振兴，所以他的诗中自然有一种开阔的气象、奔放的气势、不受羁绊的气度。在《偶然吟·其八》中，他幻想着世界各国人民克服语言的障碍，友好往来，天下一家。诗中畅想道：“朝发旸谷舟（旸谷是日出之处），暮宿大秦（我国古称罗马为大秦）相。学问同献酬，风俗相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绕地一周还，谈天八纮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这种环绕地球周游世界的期望，这种万国一家、平等交往的理想，就绝不是那些对世界茫然无知而又抱残守缺的人所能怀有的。他强烈呼吁开辟文化的视野，放眼世界的科技与学术。在《都中吟》中写道：“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魏源有过一次“半年往返八千里”的壮游，除了游遍祖国东南的山川，他还实地考察了香港与澳门，并购买了外国地图等资料。在《楚粤归舟纪游》诗中，他说“文非海外不沉雄”。当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坚决主张变法图强、抵抗外侮。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又写作了组诗《寰海》、《后寰海》等，诗曰：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
前时但说民通寇，今日翻看吏纵夷。
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
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
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官非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
“同仇敌忾”一诗写的是1841年发生在广州三元里一带民众的抗英斗争，诗中说当时自发聚集的民众几乎把“雄狐”（喻指英军首领义律）俘虏了，但是庆郑（春秋晋大夫，喻指广州知府余保纯）却纵虎归山，使得入侵者得以继续祸害百姓。以前官府总是借口“民通寇”，现在事实却是官府放跑了敌人。尾联说：只要趁早像《诗经·秦风·无衣》所说的那样修整甲兵、齐心备战，就可以战胜外国侵略者。“曾闻兵革”一诗写的是鸦片战争期间朝廷的状况，当时中枢失策，弄得上下人心惶惶、风声鹤唳，诗人诉说自己萦念百姓的遭遇，梦中还在起草奏章，而自己的诗歌只能权作野史。最后说我不像杜甫那样有为朝廷进言的责任，如同贾谊之高谈国事恐怕只会使得朝中公卿大臣感到惊恐不安。诗人之心忧国事，其实正与汉代贾谊、唐代杜甫是心心相通的。
在《秦淮灯船引》这首长篇歌行中，诗人则具体记述了1842年英国炮舰攻陷清军吴淞炮台，溯长江而上，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诗中写道：
去年今夕秦淮岸，鹊桥待渡银河半。
炮雷江口震天来，惊得灯船如雨散。
……
十丈长人龙伯国，翻天覆地喷波涛。
诗中还痛切地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卖国的行径，以及事件过后上流社会依然安于醉生梦死的生活：
百万金缯万虏欢，十年牛酒千夫举。
倾得蛟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
……
但看封豕离大江，依然画鹢出横塘。
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
鲸波化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
阿芙蓉风十里香，销金锅里黄粱场。
面对这种严峻的危机，诗人感受到的是极度痛苦、无法言传的悲愤，因此《秦淮灯船引》开篇便写道：
万古不死秦淮月，千年不竭骊龙血。
谁幻江城作蜃楼，谁化暑宵成贝阙？
直把苍茫万斛愁，浣作江天五月雪！
诗人不仅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满怀着强烈的愤恨，而且更关注社会发展、民生疾苦的方方面面，并筹划了应对的谋略。他的七言长篇歌行《洞庭吟》，是最早反映自然生态危机的诗篇。他认为古代只有八百里云梦泽，后来才有洞庭湖。由于长江上游滥伐山林，下游的湖泊沼泽又被围垦，所以年年发生长江水患。诗中写道：
自昔楚薮夸云梦，几见洞庭登《禹贡》？
今日楚薮称洞庭，遗迹何处寻云梦？
……
地不让水水争地，仰盂受灌建瓴涌。
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
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回。
更加夏汛蛟水至，万马孰御风涛雷？
乌乎，八百里湖十去四，
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溃！
在魏源看来，长江的水患是由于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一是秦蜀之地的原始森林被砍伐，造成水土流失、江河淤塞；二是下游围湖造田，“沿湖圩田岁增岁”导致水面越来越狭窄。八百里的洞庭湖水面十去其四，百里宽阔的江面如今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猛涨，哪能不发生水患呢？
诗人认为应对的策略是恢复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诗中写道：
九穴须复九江初，七泽仍请云梦潴。
以川还川湖还湖，那患阴阳妨噏嘘？
据说荆州有“九穴”（九处排泄洪水之所），楚地有“七泽”（七处大的湖泽），魏源认为以川还川、以湖还湖，让它们恢复原来的生态，阴阳平衡，自然地水涨水落，就可以减少灾害了。
魏源平生有山水之癖，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郭松焘《古微堂诗集序》评说：“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先生之诗，顾最伙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将以极古今文字之变，自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他说：“游山浅，见山肤泽；游山深，见山魂魄。”他将巍然耸立的五岳比喻为世间的圣人，将山势奇特、卓尔不群的武夷、雁荡、桂林等名山比喻为世间的狂狷之士，将山川峻秀而规模稍小的王屋、天台、庐山等比喻为世间普通的贤者（“具体之中行”），而将那些山势平远、景色雷同的群山比喻为乡间的“好好先生”（“乡愿”）。他游历山川景物，总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从而将自然山水人格化、心灵化了。他的《三湘棹歌》写湘中秀美的山水风光，在流动中展现了一个“棹歌一声天地绿”的境界，其中“浓如酒更碧如云，熨不能平剪不分”，“篙篙打碎碧玉屏，家家汲得桃花井”，“渔翁晒网鹭晒翅，一潭竹影涵鱼影”，“是落叶耶是红雨，萧萧瑟瑟打窗户”，“江碧不如村酒渌，女儿每被桃花妒”，这些诗句中都包含着美好的自然景色和民间风情。然而整体而言，魏源的山水诗更多描写的是瑰伟壮丽的景象，有时还夹以政治抒怀，笔力剽悍而又气势奔放。他的诗的缺点是爱用典故，不易理解，有时又以文为诗，锤炼不足，用语粗豪，不够圆润。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诗坛，面对着空前的内忧外患，有志之士纷纷用诗歌的形态来记录事变、激浊扬清，批判朝廷的腐败，倾诉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人。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嘉庆二十五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道光三年擢升江苏按察使，改署布政使，道光十二年授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年）升任湖广总督，至此他在仕途上基本一帆风顺。因为力主禁烟，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两广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他是虎门禁烟和抗英斗争的前线领导人。同时他每天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报纸）”，汇集各国政治、历史、疆域的情报编为《四洲志》。在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林则徐是以清醒的态度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历史上林则徐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仅以余事为诗人。在朝中投降派得势后，他遭革职，遣戍新疆伊犁，有著名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首联说自己能力微弱、不足担当重任，早已是精疲力竭、难以支撑了。颔联表明心迹，说只要有利于国家便应将个人生死置于不顾，岂能以一己的祸福来决定取舍？颈联是就遭受贬谪作自我宽解，说被迁谪为戍卒正好适合自己的情况。尾联是调侃的话，意思说与妻子闲谈故事，这回将此“老头皮”断送了。诗的前半庄严凝重，后半自我调侃，既表现了他一心为国的坦荡襟怀，又婉转流露了内心的委屈与无奈。
林则徐被遣戍新疆伊犁途中，经过兰州时，有《次韵答姚春木》一诗：
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
已成头皓白，遑论口雌黄！
绝塞不辞远，中原吁可伤。
感君教学易，忧患固其常。
次韵所答的姚春木是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的弟子，他劝林则徐学习《周易》，以为排遣。在这首答诗中，林则徐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各种信口雌黄的议论，自己挂念的只是海防的局势与国事的危机。最后说：感谢你教我学《易》，《周易》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实忧患正是人生的常态啊！此诗格调苍老，寓意深厚，浑然一气，表现了诗人的理想人格及道德涵养。
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又字南山，晚年自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人。他一生经历四朝，曾刻印章自述云：“乾隆秀才，嘉庆举人，道光进士，咸丰老渔。”他曾经出任湖北长阳、黄梅知县，江西袁州府同知、南康府知府等职，在任期间尽心民事，受到百姓拥戴。他的诗取材广泛，情感真实，语言清新畅达。如他的《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七言歌行《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烂，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见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唯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行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
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
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
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
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
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广州三元里一带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英国侵略军展开殊死的决战，包围了敌人。英军向广州官府求救，最终得以逃脱重围。这首七言歌行具体记述了这一英勇壮举，歌颂了民众奋起保卫家园的爱国热情、战斗精神，对于清政府纵敌投降的行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全诗四句一换韵，气势雄健有力，足以鼓舞士气、感动人心。
张际亮（1799—1843年），字亨甫，福建建宁人。他是一个富有才调而又性格狂狷的诗人，被视为“狂生”。他平生自视甚高，曾批评乾隆以来的诗人“袁（枚）佻、赵（翼）犷、蒋（士铨）薄、黄（仲则）轻”，其他如沈德潜、朱彝尊、翁方纲等“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多未逮”。他认为“诗之境日在天地间”，主张“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诸诗”。他的诗歌主张与创作，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推动了鸦片战争前后诗坛风气的转变。就个人创作而言，他前期的诗作多歌咏山水景物，也以同情的笔触记叙了民众的苦难；后期则关心外族入侵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与民族危机。他的《致林七秀才》诗曰：
衮衮诸公自省台，洛阳年少久蒿莱。
东南歌舞民方困，西北征输岁屡灾。
曲蘖尚耽名士习，文章何与济世才！
登高共望穷秋色，老雁寒云惨地来。
诗人身处草莽，却心忧天下。“东南”一联写到国家的危机、民众的苦难；“曲蘖”一联写到上流名士沉醉于诗酒风流的积习之中，却放弃了关怀民瘼、救济世难的时代责任。最后写登高所见，一片秋色凄凉、寒云暗淡。诗人忧国愤世之情，与眼前的景物自然融为一气了。
他的《传闻》诗曰：
轻敌徒矜战斗才，孤城仓猝亦堪哀。
翁山士马伤亡尽，支海夷獠笑舞来。
地险将军仍卧甲，天高使相但衔杯。
可怜碧血沉汭后，重见朱颜去不回。
这首诗写作于1841年初，诗人听到英军侵犯浙江定海的消息，依据传闻而作此诗。首联说主将轻敌，导致孤城（定海城在舟山岛上，故云）陷落。颔联说清军将士死亡殆尽，侵略者却欢笑歌舞。颈联说镇守关塞的将士还枕戈待命、夜不解甲，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而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已经与敌人举杯言和了。尾联说定海知县为了国家投水自尽，许多妇女也有去无回，这种情景岂不令人叹息！
第五节 宋诗派与传统诗人
在清代诗坛上，一直存在着一股学习宋诗创作的文学审美取向，到道光、咸丰年间，更发展成为一个诗歌创作的重要倾向，并隐然形成为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他们所写的这类诗歌被称为“同光体”。这批诗人中，许多是饱读经史、学问渊深的学人，同时又是地位显赫、立身正统的朝廷官员。他们坚持儒家的立身之道，固守儒家的文学主张，恪守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鉴于明代“前后七子”提倡“诗必盛唐”拟古风气所积累的空疏之弊，他们主张诗歌要在传统学养与人格修炼基础上，以学问陶冶性情，实现具有学者气质的新的诗美风格与境界。在这一派诗人中，可以何绍基、郑珍、曾国藩为代表。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道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曾任职翰林院、国史馆，历典福建等省乡试主考官，累官四川学政，又曾前往山东、湖南等地游历讲学，晚年主持扬州书局，同时他又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
关于诗的理论，何绍基主张培育人格性情与诗歌创作的和谐统一，认为诗的成功，“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在《使黔草自序》中，他说：
立诚不欺，虽世故周旋，何非笃行！至于刚柔阴阳，禀赋各异；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
。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
他又说：
伊古以来，忠臣、孝子，高人、侠客，雅儒、魁士，其人所诣，其文如见。人之无成，浮务文藻，镂脂剪楮，何益之有？
他认为人的禀赋加上学养造就了不同人物各自的性情格调，表现互异，诗歌就是这种性情格调的自然显露。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中又说：
（诗文字画不成家数）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终始，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和、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遝，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
他在《与汪菊士论诗》中又强调：
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尔也用得，我也用得，其实大家用不着。
他认为首先要确立的是人的精神、人的胸襟、人的品格，然后才是诗的趣味、诗的气象、诗的境界，前者是根基，后者是结果。所以他又说：“凡做一事，必兼做别事，此一事方得好。专做诗，诗不能工也。随时随事都不是诗，都是诗之所以然。”
至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总的来看是自然本色，不与他人思绪相雷同。他的写景小诗随意而发，语言清新，意境别致。有如以下两首绝句：
梦魂飞越度重关，千里长安半夜还。
明月不知归路熟，十分圆与照江山。
——《晓发看月》
坐看倒影浸天河，风过阑干水不波。
想见夜深人散后，满湖萤火比星多。
——《慈仁寺荷花池》
《晓发看月》写长安夜半圆月的明朗皎洁，诗人心情的欢悦便寄在其中了。《慈仁寺荷花池》写寺院荷花池夜色下的宁静与安详，又设想夜深人散、萤火群飞的景象，更为生色。
又如他的七律《山雨》：
短笠团团避树枝，初凉天气野行宜。
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
马上衣巾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
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
这首诗写山行遇雨所见到的自然景色。首联说初凉时节，适合山间野行，头戴斗笠，是为了避开树枝；颔联说溪间的乌云聚集起来，在人不知不觉之间一场山雨降临了；颈联说我骑在马上任由衣巾被雨打湿，连村边的瓜豆也被雨打得枝叶分披四散，可见这场山雨下得很猛；尾联说雨过天晴，刚才还在云雾笼罩中的山峦此时显得格外清晰，而群山万瀑飞降尤为一大奇观。
他的长篇歌行结构宏阔，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妙。如描写贵州奇异景色的长诗《飞云岩》：
垂天之云向空布，来为人间沛甘澍。
功成气猛不自收，太古阴风莽吹沍。
云欲上天天谓顽，太虚缥缈无由还。
云欲回山断根络，壑秘岩扃无住着。
忙云失势化闲云，云自无心不悔错。
这首诗开篇便以传奇的手法描绘飞云岩的景物，把它想象成垂天之云，并前往人间遍洒甘霖，可是功成之后由于风势太猛不能上到缥缈的太空，想要回到山中又断绝了归路，于是这一片遍洒甘霖的“忙云”便化为了“闲云”，并且无心而自得地呈现出各种各样奇异的姿态：
一云乍起一云落，一云向前一云却。
一云奋舞一云懒，一云欢喜一云愕。
大云睢盱母覆子，小云孴戢鱼吹水。
丑云恧缩妍云笑，痴云疑立灵云诡。
睡云颓散欲着床，淡云散涣偏成绮。
三云四云相颉颃，十云百云不乱行。
如神如鬼如将相，如屋如塔如桥梁。
如龟蛇蜇虎兕吼，鸾凤翂翐虬龙纠。
……
在这云的世界、云的海洋中真是群态毕现：有的升起，有的落下；有的向前，有的退却；有的仿佛发奋飞舞，有的却懒散偷闲；有的似乎欢喜，有的却表情惊愕。“大云”好像母亲用喜悦的目光卵翼着幼子，“小云”好像众多的鱼儿萃聚在一起；“丑云”似乎羞惭地后缩着身子，“美云”仿佛笑着向前；“痴云”迟疑地站在一旁，“灵云”则装扮着怪相；“睡云”仿佛疲惫了要上床睡觉，“淡云”自在随意呈现出锦缎一样的美丽。这些云或者上下相映，或者排列成行，其形状变化多态，如同神鬼穷形尽相，又如同将相庄严肃穆；如同龟蛇之蜷伏，又如同虎兕之怒吼；如同凤鸟之展翅飞翔，又如同蛟龙之盈缩屈伸。如果说以上还只是偏重于形态的摹写，接下去诗人便赋予它们更多的人生内涵。诗中写道：“世间人我与众生，云无不无无不有。”总之世上的一切众生相，在这里应有尽有、无所不有。这是怎样的众生相呢？它们有的仿佛不耐严寒而奔向东南，一云南飞众云相随，若即若离又好像各有企图，上不就天而又下不着地；有的仿佛为众多百姓——有饱饭的、有饥饿的、有健壮的、有生病的——相互牵连在一起，身体健康的云扶携着有病的云，吃饱了的云洒着汗水，而饥饿的云流着涎水，这些汗水涎水变成了雨滴洒落在人们身上。……云旁又有“丛丛万松插云巅”，又有“白龙同云自天下”（白龙指瀑布）。在松涛、瀑布与飞云之间，又不断变幻出动与静、巧与拙、智慧与情感的场面，交相辉映。读者不要误会，以为诗人真的在写天上的云，其实他多方比喻、描写的是飞云岩的钟乳石！诗中又引用老僧的一番话：“老僧逢人说慈悲，谓千万亿云即佛。云不见佛佛爱云，云佛佛云有伸屈。”这样该诗便将对飞云岩自然景色的描绘、人情世态的寄喻，以及佛法禅理的说明三者融为一体了，全诗因此显得富于形象感，而又寓意十分深厚，耐人回味不已。
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号柴翁，贵州遵义人。著名汉学家，也是“宋诗派”的开创者之一。程恩泽出任贵州学政，郑珍受其赏识，走上了一条研治经学、创作“学人之诗”的道路。郑珍一生在科举场上屡遭挫败，家境困顿，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艰难困厄。他的诗学观，强调在学养基础上表达性情的真实。他在《论诗示诸生》中写道：“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李杜与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由于毕生境况困窘不遇，因此在诗歌创作中他突出地写到的是民众生活的苦难。如《者海铅厂》写采矿工人在极其恶劣、危险的条件下工作，因而感叹“奇坏想不到，异俗宁堪伤。久对翻疑梦，群山堕渺茫”！又说“物力只斯数，生涯能几时？年年南北运，不见穷山悲”！中国矿工处境的艰难，在郑珍的笔下得到最早的表现，充满了人道的悲悯情怀。他还写了一系列的乐府诗《西家儿》、《东家媪》、《僧尼哀》、《抽厘哀》、《南乡哀》、《经死哀》、《绅刑哀》、《禹民哀》、《移民哀》等，其中《经死哀》描写官府差吏逼迫缴纳捐稅如同虎狼一般凶狠，民不堪命，接连发生上吊自经而死的惨剧：
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
雷声不住哭声起，走报其翁已经死 〔6〕 。
长官切齿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银。
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
促呼捉子来，且与杖一百：
“陷父不义罪何极，欲解父悬速足陌。” 〔7〕
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南城又报缢三五！
恶吏欺压百姓，其罪行真是令人发指！在郑珍笔下，即使是描写田园景物的诗，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民生困苦的深切同情。《晚望》诗曰：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
碧云收去鸟，翠稻出行人。
水色秋前净，山容雨后新。
独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
总之，郑珍的诗是清朝晚期民间困扰凄苦、社会动荡不宁的一面镜子。他的多数作品内容鲜明，语言晓畅，足以观世。然而由于受到学人习气的影响，有时用语生涩奇奥，同时审美意境偏于狭隘，缺乏新的开拓。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迁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太平天国军起，他奉命兴办团练，号称“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期转战于长江流域，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南京，他受封为一等侯，出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卒后，谥曰“文正”。
作为著名政治人物、朝廷重臣的曾国藩，同时又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造诣与广泛影响的诗人。他早期的诗作，表现了年轻诗人超然不羁的情思与建功立业的渴望，如《题平谷山庄图》：
十年京国踏朝鼓，九陌黄尘塞肝腑，已分喧嚣侪市估 〔8〕 。
忽梦归去钓湘烟，洞庭八月水如天，沙鸥与我抵足眠。
醒来依旧马嘶枥，车声隆隆震墙壁，始知樊笼困羽翼。
开图对此为溪山，万重云水一僧闲，清辉照我尘里颜。
何日飘然靸芒屦，往寻盘山松下路，买邻来傍羊求住 〔9〕 。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题画诗，诗中三句一换韵，韵脚平仄交错。它大约写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前后，距离他中进士、任朝官已经十年了。该诗表现了他不甘于平庸的官僚生活，希望大展羽翼，实现宏伟的抱负，或者归隐山林，过一种自然高洁的生活。
他在《初入四川境喜晴》中写道：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
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
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是英雄。
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无穷。
这首诗兴象开阔，气势雄浑。当时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正由西安进入蜀境，诗中由剑门关一带的山水景色，联想到蜀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卧龙”指诸葛亮，“跃马”指公孙述。诗人想到王朝更替，当今天下一统，禁不住浮想联翩，诗意自然绵绵无穷了。
后期的曾国藩在朝中官位崇高，权势显赫。但是作为诗人，他所流露的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心灵感受。他的《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二首》诗曰：
其一
域中哀怨广场开，屈宋而还第二回。
幻想更无天可问，牢愁宁有地能埋？
秦瓜钩带何人种，社栎支离几日培。
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
其二
惨淡兵戎春复秋，浊醪谁复遣千忧？
战场故鬼招新鬼，世事前沤散后沤。
驱逐几同秦失鹿，劬劳只愧鲁无鸠。
何时浩荡轻鸥去，一舸鸱夷得少休！
这两首是对何栻的答诗，并步其韵。何栻，字廉昉，号悔余，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曾任吉安知府。何栻在《金陵克复后寄颂湘乡师》中曾有颂词曰：“十年满志见清澄，次第收功到秣陵。伊吕之间斯论定，汉唐以下几人存！”曾国藩这两首七律作品在表白胸臆的同时，也剖露了内心的深重忧患之感。第一首自我表白，意思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后，天下大乱，自己为朝廷危机而忧伤，无天可问，无地埋愁。国家社稷有倾亡之祸，不得不奋而起兵，转战天下，屡屡遭人嫉恨。第二首回顾往事，意谓战争打了许多年，牺牲惨重，时局变幻万千，自己内心忧愁重重，难以排遣。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自己不辞辛劳，为的是使天下百姓得以安居。现在战乱平定了，我何时才能如一只轻鸥自由地在海面上飞翔，就像范蠡乘一叶扁舟浮于江湖呢？由于皇权政治斗争的险恶，祸机隐伏，难以预测，使他后期的诗作意境沉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在清代“宋诗派”的诗人中，曾国藩有着特殊的地位。陈衍《石遗室诗话》说：“山谷（指黄庭坚）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指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黄庭坚号涪翁）。”施山《姜露庵杂记》亦云：“曾涤生相国（指曾国藩）学韩（愈）而嗜黄（庭坚），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然而就创作而言，曾国藩取法较宽，不是单纯学习黄庭坚，而是走一条“熔铸唐宋”的路子，因而表现出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清末年，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强调继承汉魏唐宋以来的诗歌风格的传统文人依然为数众多，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张之洞、王闿运、陈衍、樊增祥等人。
张之洞（1837—1909年），字香涛，号抱冰、广雅，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谥曰文襄。张之洞是晚清朝廷重臣，在国家民族面临重大危机的历史关口，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工艺与制度，并提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诗歌上，他主张兼学唐宋诗的意境与格调，称“北宋清奇是雅音”，惟不喜江西诗派。他的诗风格典雅，意境明畅，如七律《杜工部祠》：
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
荣名敢望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
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
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
这首诗歌咏杜甫一生的遭遇，首联说杜甫年少时仕途不遇（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诗中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之语），老后仅作检校工部之官，亦可谓日暮途穷；颔联说就名气而言杜甫不能与李白相比，就地位而言也不能与晚年的高适相抗衡；颈联说杜甫身在江湖而忠君爱民，完全凭着自己的诗篇名垂宇宙；尾联说堂堂的严武三任节度使，威震一方，然而他的作品只有附刻在杜甫集中才能流传。此诗前半首说诗人生前不遇，后半首说诗人身后不朽，全诗神完气足，发人深省。
张之洞有绝句《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曰：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以心感人”一句出自白居易的《新乐府·七德舞》，白诗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的功业，着眼于他是如何悯惜众生、爱护百姓的，因为以诚感人，所以天下归心，“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张之洞的绝句则着眼于当前，意谓现在是皇朝之末世，君民乖离，上下交怨。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是用实际的举措感动人民，天心本于民心，否则岂能感动上天？所以张之洞读白居易的讽喻诗时，禁不住要一洒同情之泪了。这里诗人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思绪，就是要以人道对待百姓，以真诚感动人心，而不要一味地指责、欺骗百姓。
王闿运（1833—1916年），字纫秋（取《离骚》“纫秋兰以为佩”之意），后改为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他于咸丰七年（1857年）在长沙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一生自负奇才，有政治家的谋略、纵横家的胆识而无所成就。他后来主持成都尊经书院等，治学非汉非宋，“好为异说”，转变学术风气，培养人才甚众。他的诗歌创作，大抵沿袭传统，倡言复古，“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熔铸而出之”。其中优秀的作品能自铸风骨，传达出独到的情感与学识。他的五言诗格调清雅，意境宛然，如《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
其十五
寂寂重阳菊，飘飘异国蓬。
孤吟人事外，残梦水声中。
书卷千年在，亲知四海空。
莫嫌村酒浊，醒醉与君同。
其十六
惜别临秋水，残霞映客衣。
虽为千里送，终是一人归。
天地豺狼满，东西燕雁飞。
明知故乡乐，无命采芝薇。
其二十二
道在身将老，名轻愿不刊。
浮生信舟楫，高咏满江山。
王粲从军去，陶潜解印还。
文章吾后汝，流转愧兵间。
又如《春思寄妇》：
近来离别惯，归梦不能多。
每听流莺语，知君敛翠娥。
春生杨柳外，江隔洞庭波。
思与落花去，浮沉可奈何！
应该说，王闿运的五言诗作沉酣于汉魏盛唐诸名家而能锻炼出独有的风骨，不仅在诗歌意境上有所拓展，而且诗语淘洗明洁，圆润雅致，蕴藏丰茂的诗美，而能激起人们的审美联想，其中如“书卷千年在，亲知四海空”、“天地豺狼满，东西燕雁飞”、“浮生信舟楫，高咏满江山”、“春生杨柳外，江隔洞庭波”等，皆有着丰厚的情感蕴涵与意境。张之洞有评曰：“洞庭南北有两诗人：王壬甫（即王闿运）五言，樊樊山（指樊增祥）近体，皆名世之作。”并非虚美之词。
然而王闿运最有名的作品还算是他的《圆明园词》。圆明园的兴废，是清王朝统治由鼎盛繁华转而衰败破落的一个象征，是中国近代社会遭遇列强侵略的一个缩影。圆明园的修建经历百年，耗费亿万，于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游圆明园遗址，感慨万千而作此诗。该诗写圆明园的兴建：
圆明始赐在潜龙，因回邸第作郊宫。
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
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
……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
诗歌在对圆明园景色的铺叙中，包含着批判与讽刺。“小费”一句用汉文帝节俭的典故，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何以台为！’”与修建圆明园相比较，汉文帝罢修露台所节约的百金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诗中又写道社会的动乱以及圆明园被焚毁：
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
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
……
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
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
由于清代皇室的腐化，沉醉在圆明园的享乐之中，最终引发天下的动乱。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咸丰帝逃往热河，次年病死（“鼎湖”句），圆明园也惨遭抢掠与焚毁（“郊垒”句），成为了一片废墟。
诗人的思绪进一步由圆明园联想到苦难的神州大地，他写道：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
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
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
诗人面对着四海荒残的局面，告诫清王室不可奢侈腐化，要牢记中兴的艰难！这首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樊增祥（1846—1931年），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得中进士，在官场逐步升迁，曾经充任袁世凯政府参政之职，然而个人品行不端。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他“平生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故诗作数量极为繁富。他的有些七言绝句风调宛然，清丽可喜。如下列作品：
牧儿生小出山家，冬学闲时乐事赊。
雪后不知溪路断，倒骑牛背看梅花。
——《冬日山行》
亘古清光彻九州，只今烟雾锁琼楼。
莫愁遮断山河影，照澈山河影更愁。
——《中秋夜无月》
伤心玉树有何春，佳丽江山要洗尘。
除却寄奴能虎步，南朝天子半词人。
——《金陵杂诗》
他又特别擅长香艳体的诗歌，代表作是以苏州名妓傅彩云生平故事为题材所创作的《前彩云曲》、《后彩云曲》。傅彩云（1872—1936年），即民间所称的赛金花，她的生平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傅彩云少年时居在上海，便名噪一时。光绪年间，翰林院学士洪钧以重金为她赎身，并纳为妾，然后带她出使欧洲，常驻德国。其间她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据说她德语娴熟，在德国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八国联军德国统帅的瓦德西。洪钧出使英、德、奥、俄，归国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了。傅彩云重回到那种倚门卖笑的境况中，因开“金花班”，遂称“赛金花”。传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国统帅瓦德西率军侵占紫禁城，傅彩云曾经劝说他不要乱杀无辜，使得侵略军的暴行有所收敛。《前彩云曲》创作于1899年，主要记述傅彩云与洪钧的遇合，特别铺叙他们出使欧洲三年的情境；《后彩云曲》的写作约在十年之后，写傅彩云重操旧业，尤其着重于传说中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她的表现。诗中写道：庚子之乱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恣意淫掠，当时“瓦酋入据仪鸾座，凤城十家九家破”，“言和言战纷纭久，乱杀平人及鸡狗”。在这种国家危乱、生灵涂炭的关头，“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结舌”，只有“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傅彩云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劝告瓦德西约束部下“胠箧休探赤侧钱，操刀莫逼红颜妇”，意思是说不要肆意抢夺钱财（赤侧钱是汉代钱币名），不要用暴力侮辱青年妇女，而且她的劝告起到了作用。但是整体而言，樊增祥的诗歌虽然叙事婉转，属对工巧，然而思想境界不高，诗中有些轻浮的句子损害了诗的格调。
陈衍（1856—1937年），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他是光绪八年举人，赞助维新变法，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官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著有《石遗室诗话》，辑有《近代诗钞》等。在《近代诗钞序》中，他认为康熙、乾隆朝王士祯说诗标举神韵、沈德潜说诗标举温柔敦厚，皆有所不足。道光、咸丰朝祁雋藻（1793—1866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曰文端）、曾国藩“学有根底……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提倡学养与诗情相统一，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相结合，这正是“宋诗派”的基本主张。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还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其实这里的开元应兼天宝、大历而言，元和应兼长庆而言，元祐也并不排斥熙宁、元丰前后的一段时期，而在“三元”背后矗立着的则是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的形象。与陈衍同时代的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则提出了“三关说”，他写道：“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沈氏由元祐、元和一直上溯到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受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谢庄（字希逸，仕至光禄大夫）那里，而他的着眼处在于“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诗》（自注：兼经纬）”。强调学人之诗的传统，是他们共同的提倡。
陈衍的诗歌创作多与他的学问史识相关联，如《咏史四首》中的两首：
其二
汉高畏吕后，本无易储志。
无以谢戚姬，留侯窥其意。
四皓乃赝鼎，优孟与故智。
须眉皓白人，何处不可致？
其四
山涛昔荐康，康与绝交书。
寓意薄汤武，磊落一丈夫。
当其临刑日，身命尽须臾。
乃顾谓其子，涛在汝不孤。
可怜舐犊念，志士空唏嘘！
《咏史四首》乃是表达一种历史的见解，大略相当于短小的史论。“汉高畏吕后”一首意思是说汉高祖刘邦本来就无意更换太子，但是又无法回答戚姬的请求。这一玄机被留侯张良看透了，于是张良便导演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这出把戏。诗中说：“商山四皓”都是假的，是优孟衣冠装扮成的。满头须眉全白的老人，哪里又找不到呢？“山涛昔荐康”一首意思是说“竹林七贤”中的山涛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出任吏部郎的官职，嵇康便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述做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宣布与山涛绝交。嵇康的本意是在表达自己“薄汤武而非周孔”（寓意不与司马氏合作），因为他是一个磊落慷慨的大丈夫。然而在临死受刑的前夕，他却对自己的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可怜出于爱子之心，嵇康只能伤感落泪而已！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此类咏史诗不仅写不出，连读也读不懂。
这一时期的诗人甚多，创作的审美取向也各不相同，有尊崇汉魏六朝、下及初盛唐诗风的，以王闿运为其代表；有崇尚中晚唐诗风的，以樊增祥为其代表；有主张取法宋诗、宗尚江西诗派的，以陈衍等人为代表；也有主张熔铸唐宋诗格的，以张之洞为其代表。这一时期的诗坛创作并不寂寞，其中不乏优秀的篇章。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趋势看，旧体诗歌的创作已处于不可挽回的落潮之中。一批前沿诗人奋起大力提倡“诗界革命”，推动诗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第六节 黄遵宪等清末诗人
随着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在诗坛出现了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诗界革命”要求改革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使之密切联系迅速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把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事物贯注入诗，开辟诗歌新的境界。总的来看，“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是当时积极关心国家命运、并以振兴民族为己任的有志之士。他们的诗中蕴涵着要求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强烈愿望，充满了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因此，他们与那些脱离时代、亦步亦趋地模拟古代的诗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参加这一诗歌改良运动的诗人，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等，其中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他在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后，即赴日本，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他在日本期间，亲眼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向繁荣富强，后来他又实地考察了美、英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维新变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并确立“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的政治理想。1895年他回国后，积极参加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各项社会活动，还曾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受到迫害，罢职归乡，最后抑郁忧愤而死。他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遵宪对诗歌的认识有过人之处。他在20岁时所写的《杂感》中就讽刺那些盲目崇古拟古的俗儒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他公开声明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诗之外有事，是说诗应反映客观的社会现实；诗之中有人，是说诗应表现自己的主观认识与情感。客观社会既不同于古代，现代人的认识又比古人有了重大的进步，所以他能在晚清诗坛上别出机杼，开辟出新的境界。
黄遵宪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其中有两方面值得重视的内容：
一是揭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呼唤朝廷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变法维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宣布割让香港。同治九年（1870年），黄遵宪作《香港感怀》一诗：
岂欲珠崖弃，其如城下盟！
帆樯通万国，壁垒逼三城。
虎穴人雄踞，鸿沟界未明。
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 〔10〕 。
诗首联意谓朝廷并不想放弃香港，只是英军炮舰压境，不得已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颔联说香港是重要的商贸口岸，船只通往世界各地，又是广州的天然屏障（“三城”，指广州）。颈联说英国军队雄踞香港之地，经常以海疆分界引起纠纷。尾联说每当我读到道光皇帝的遗诏，我还是禁不住泪水纵横。
他在《赠梁任父同年》中写道：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
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寸寸河山寸寸金，
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诗所赠的梁任父，即梁启超。诗中“黄人捧日”，象征着中华民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要放光明照遍大千世界，这是作者的希望。然而眼前所见的却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现实惨祸，作者于是把自己比为有心填海的精卫和啼血的杜鹃，来寄托满腔忧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他还用诗的形式记述了晚清一系列的重大社会事件，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赞美英勇抵抗外侮的爱国将领，并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有力的讽刺。中法战争中，他写了《冯将军歌》；中日战争中，他写了《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他又写了《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聂将军歌》等许多诗篇，寄托内心的忧愤，表达爱国的赤诚。其中《哀旅顺》一诗的写法比较特别，寓意也比较深沉。旅顺是我国东北的重要门户，是清朝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政府在那里设有海岸炮台十三座、陆路炮台九座，有近八十门大炮，并驻有重兵。那里凭山视海，形势十分险要。然而由于清朝官员的腐败，在日军进攻之前，驻防六军的统帅就逃跑了。战斗开始，各炮台守军相继溃散，虽有个别将领率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旅顺陷落日军之手。《哀旅顺》没有直接写这场战事，没有正面揭露清军上层的腐败无能，而是先用十四句的篇幅去写旅顺的地势是如何险要，大炮是如何威武，给人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印象。最后两句笔调急转，以它“一朝瓦解”来结束全诗，使人很自然地去思索失败的原因何在，其讽刺批判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黄遵宪诗中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描写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社会、风俗以及科技新事物。在《樱花歌》中，他描写了日本人民“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的动人情景。在《温那宫朝会》中，他记述了中国使节向英国女王递交国书的情况。在《纪事》中，他还详细介绍了1884年美国的合众党与共和党总统竞选的热闹场面。诗前有小序曰：“甲申（西元1884年）十月，为公举总统之期。合众党欲留前任布连，而共和党则举姬利扶兰，两党斗争，卒举姬君。”（作者按：“合众党”与“共和党”应互换，此为作者误记）全诗共八个段落：第一段写两党竞选，营垒分明；第二段写竞选中发表政策演说，指责对方；第三段写竞选演说时，不遗余力抹黑对方，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第四、五、六段写两党拉票时的场面与活动；第七段写统计各州选票，以及选出总统后的庆祝场面；第八段是诗人对于这种总统竞选制度的评论。诗中写到统计及公布两党在各州得票时的热烈与紧张的场面：
四年一公举，今日真及期。
两党党魁名，先刻党人碑。
人人手一纸，某官某何谁？
破晓车马声，万蹄纷奔驰。
……
大邦数十筹，胜负终难知！
赤轮日可中，已诧邮递迟。
俄顷一报来，急喘竹筒吹。
未几复一报，闻锣惊复疑。
抑扬到九天，啼笑奔千儿。
夜半筹马定，明明无差池。
轰轰祝炮声，雷响云下垂。
巍巍九层楼，高悬总统旗。
接下去对于民主选举总统的方式及运作过程表示了自己的观感及评说，诗中写道：
吁嗟华盛顿，及今百年矣。
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
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
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
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
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乌知举总统，所见乃怪事。
怒则同室戈，愤争传国玺。
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
寻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
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
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
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
显然作者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感到这种人人自由、平等、发扬民智的体制前所未闻，令人钦仰，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又对总统大选中两党相互攻击对方、不择手段的拉选票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弊端。但是黄遵宪从根本上还是赞同这种基于广泛民意的普选制度，“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一百多年前黄遵宪以一个外交官的身份考察美国的大选，并用五古的形式对此加以表现，这不仅开拓了中国诗歌的题材，他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与主张也十分值得后人深思。
黄遵宪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他的诗还描写了英国伦敦的大雾、法国巴黎的铁塔、锡兰岛的卧佛，以及“一河横跨两洲遥”的苏伊士运河，等等，这些在以前的中国诗中都是未曾有过的。他的《今别离》四首，前三首分别咏轮船、电报、照相，反映了近代生活的新鲜风貌和重大变化；最后一首借东西半球的昼夜相反来描写男女相思，设想新奇而有情致。这些诗作都呈现出一种瞩目世界的开阔气象，蕴涵了积极要求变法改良的思想感情，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在艺术上，黄遵宪主张在广泛学习、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突破旧境界，创造新诗国。梁启超曾称赞他的诗“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认为黄诗中的意境全属独创，无一蹈袭古人，然而他的诗在保持传统风格上可与我国古代的诗人相比。黄遵宪的优秀之作确实能将旧风格与新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在具体的创作中，他的手法多变，作品的风貌也不尽相同。他的诗有些浅显平易，带着民歌气息；有的句式长短参差，时有气势纵横之感。在诗歌的改革创新中，黄遵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晚清诗坛的大家。其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的不够彻底和艺术上较为粗疏芜杂，有的诗用典多，显得板滞而晦涩，有时散文化严重，淡化了诗的情感与意境。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少时专意学习传统文化，20岁以后开始接触新的思潮。鉴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他试图本于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结合西方的社会思想、历史经验，重新阐释儒家理想与孔子学说，为变法维新寻求思想资源。他著有《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学术上别开境界。1888年，刚过三十岁的康有为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并提出挽救国家危亡的策略。1895年，康有为利用各省举人在北京应试的机会，联合一千多名举人向清帝上万言书，要求清帝下罪己诏和求才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富国养民之策。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这两封上书虽然都未送到皇帝手中，但它为变法维新制造了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中进士后，又接连多次给清帝上书，得到光绪皇帝的嘉许和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元月，康有为在上给朝廷的奏折中，再次指出中国“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开始变法维新运动。至九月二十一日，光绪帝遭幽禁，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取消新政，史称“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随之漫游世界各国，过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活。辛亥革命以后，他常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并参加过张勋的复辟活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常在全国各地旅游，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一生创作了一千五百余首诗歌，是近代著名的诗人。
康有为早期的诗歌生动地传达了身处历史剧变的前夜，爱国志士面对古老神州精神激荡万千、力图有所作为的壮志与胸襟。他的《秋登越王台》诗曰：
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龙蛇最可哀。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历几轮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
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
这首诗大约写作于光绪四五年之间，正值诗人年轻气盛、才气纵横之时。面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剧烈变故，慷慨愤激填满了诗人的胸怀。他不禁想起文天祥当年的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而人间之朝代更替，盛衰变迁，更令诗人产生无穷的感慨。在“十七史”、“三千劫”词面之下，读者感受到的是国家所遭遇的深重的内忧外患。“腐儒”一联，诗人自比屈原，同时抒发登越王台、凭眺大地河山的豪迈情怀。尾联更将放眼霄壤间、担当起天下责任的壮志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康有为的诗体现着他鲜明的爱憎与战斗激情。在第一次上书朝廷之后，他曾自比为汉代的贾谊，感慨“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在《出都留别诸公》诗中又写道：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渺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作者以屈原自比，慨叹自己虽然怀抱着美好的才华与品节，但时局昏暗、迷雾重重，难为世用。最后两句说面对着千山风雨、抚剑归去，借此传达自己的激愤之情。全诗大气磅礴，浑然一体。
康有为的诗与黄遵宪的诗有相通之处。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评黄遵宪的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康有为自己的诗也是如此。他早年以维新变法、振兴民族为己任，失败后长期流亡异域，“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所以他的诗作境界阔大而气势雄健。他在《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中曾自抒胸襟：“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州云物惊”；“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著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这种开拓创新的追求在他的后期诗作中有了新的表现。1904年夏初，康有为开始欧美之游。他实地考察了欧洲各国，有《自柏林汽车过萨逊及来因河旁诸邦》诗曰：
过都越国汽车飞，萨逊来因瞬息移。
国土经过无量数，战场吊尽古来稀。
明明月照山河壮，渺渺烟霏楼阁微。
遥想千年封建乱，竞争进化是耶非？
当诗人从柏林乘坐火车（作者按：诗中“汽车”，系用日本语，其实为火车），经过莱茵河边的各城邦时，他想到欧洲中世纪以来的连绵战争，想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他自然也会想到古老的中国，想到“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巴黎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中，他由欧洲的崛起想到清帝国的衰落，写道：“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惜哉闭关守长夜，竟尔绝海召强敌。阿房一炬光亘天，热河三军泪沾臆。”诗中由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得社会停滞、国家陷于黑暗之中，又想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圆明园遭焚毁，内忧外患频仍下的苦难的中国，不知前途何在，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诗人到美国游历时，曾经拜谒华盛顿墓。他的《游花嫩冈谒华盛顿墓宅》诗写道：
颇他玛水绿沄沄，花嫩冈前草树芬。
衣剑摩娑人圣杰，江山秀绝地萌文。
卑宫尚想尧阶土，遗冢长埋禹穴云。
不作帝王真盛德，万年民主记三坟。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军队总司令，他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拒绝担任美国国王，自动退休。诗中“花嫩冈”，今译作“弗农山庄”；“颇他玛水”，一译作“波托马克河”。诗中赞美华盛顿的业绩与品德，将他比拟为中国的唐尧、夏禹，这虽然并不准确，但是推崇华盛顿“不作帝王真盛德”，认为他开创的“万年民主”将永载史册，却表达了诗人敢于超越自我的进步的社会理想。
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世以“康梁”并称。
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梁启超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他倡导文学革新，在文学的各个领域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影响。他鼓吹“诗界革命”，要求诗人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要作“诗界之哥伦布”。他还要求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他宣传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丘逢甲等人的新派诗，对于传统的旧诗坛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他的诗作，有的比较沉着，如《读陆放翁集》二首：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前一首诗赞美陆游作品中决心恢复中原、为国捐躯的精神；后一首诗感叹陆游有雄才大略而不为世用，只能在诗中寄托爱国之情，寓意深厚。
他另有些诗句式长短变化，形式活泼自由，如《志未酬》曰：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
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
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
……
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
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这种诗歌，句式纵放自如，文字轻松活泼，体现了旧体诗向新诗转换的发展趋势。
谭嗣同（1865—1898年），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一位为革新而捐躯的英雄志士，也是一个新派诗人。他存诗近二百首，诗境阔大，风格豪迈，与他的思想性格相一致。《晨登衡岳祝融峰》有独立天地间、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
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
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
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
诗中描写黎明时分登上南岳祝融峰，时当微熹，俯视群山，浮云荡胸，夜色将尽，星沉日出，远方之半勺洞庭水，正是潜龙将要飞腾之时。这首诗既写眼前真实的景物（万物变动不居），又寄寓了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欲乘势龙腾虎跃、有一番大作为的情怀。以“半勺洞庭水”写宽阔无际的洞庭湖，既是登高的真实感受，也展现了诗人眼界与胸怀的广大。
他的七言绝句中有的情感浓烈，凝聚着一段深深的或苍茫、或忧患的历史情怀，如以下作品：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有感》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潼关》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井陉关》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拔剑长歌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狱中题壁》
《有感》一诗的写作，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之后。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诗中的“春愁”、“四万万人齐下泪”，所指即此事。诗人对国势衰落深感悲痛，只能在“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追问中抒发内心难以言传的痛苦！《潼关》一诗描写山川形势，这里层峦叠嶂，关隘险峻，云笼雾罩，黄河奔流冲突，山势高耸，起伏绵延不绝。诗中既写实景，又寄寓时事，同时传达出他的雄健磊落的气质与激昂奋发的性情。《井陉关》所写的是太行山的一处关隘，那里是韩信大破陈余军队的地方，所以在“无限苍茫怀古意”之中，便寄托了诗人自己悲壮慷慨的理想。《狱中题壁》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诗，张俭、杜根都是东汉“党争”中遭受迫害的人物。张俭曾经揭发宦官的恶行，在“党锢之祸”中被迫逃亡。“望门投止”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者的牵挂。史载杜根“少有志节……号奇童”，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当时“邓后临朝，权在外戚”，他要求皇帝亲政，被装入囊中当殿扑杀。杜根诈死，历经磨难，在邓氏外戚势力被铲除后得以复出。“忍死须臾”是希望与自己一起被捕的志士能渡过难关，以图将来。这些诗作，都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情、报国之志，显示了他阔大的胸襟、昂扬的志气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谭嗣同另有一类绝句表现细腻婉约的情调，如以下的作品：
袅袅箫声袅袅风，潇湘水绿楚天空。
向人指点山深处，家在兰烟竹雨中。
——《潇湘晚景图》
棠梨树下鸟呼风，桃李蹊边白复红。
一百里间春似海，孤城掩映万花中。
——《邠州》
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
为问西风竟何著？轻轻吹上雁来红 〔11〕 。
——《甘肃布政使署憩园秋日》
这些作品或题画幅，或写风景，情调婉转，景色宜人，显示了谭嗣同性情的另一面。
被梁启超推许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别号仓海君，学者称沧海先生，是出生在台湾岛的爱国诗人。他从小有感于“国家民族之患，益留心中外事故和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丘逢甲年谱》），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丘逢甲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庙题联“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驱异族出境，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鲜明地表达了他心中的理想与志气。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奔走呼号，以守土抗敌来鼓舞台湾民气；他兴办团练，自为团练使，后来改称义军统领。次年，甲午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布割让台湾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他奋起抗议，率众抵御日军，失败后内渡祖国大陆。在丘逢甲所作《林氅云郎中寄题诗册追忆旧事次韵遥答》中有诗曰：“当时痛哭割台湾，未肯金牌奉诏还。仓葛（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哀呼竟何补？全军难保武峦山。”自注曰：“予总统全台各路义军。割台之役……予独抗议保台，卒乃转战，支离无成而去。武峦山，在台中。”回到祖国大陆后，丘逢甲在广东创办学堂，推行新学。民国成立，被举为参议员，因病卒。
丘逢甲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极为悲痛，他一直念念不忘沦于异族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反复诉诸歌咏：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春愁》（作于1896年）
满城灯市荡春烟，宝月沉沉隔海天。
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沦没已三年。
——《元夕无月·其一》（作于1898年）
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
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
——《元夕无月·其二》（作于1898年）
儿女英雄海上缘，东风吹散化春烟。
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
——《席上作》（作于1908年）
丘逢甲的诗歌总体风格苍凉慷慨，沉郁雄健。其歌行如江河东下，气势奔涌，充分显示了他执干戈、卫社稷，以身报国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即使他的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同样展现着阔大、卓尔不群的意象：
沦落天涯气自豪，故山东望海云高。
西风一掬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
——《去岁秋初抵
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
沧波天际夕阳红，孤屿苍茫大海中。
水墨痕浓云脚矮，茶盘山外雨濛濛。
——《舟中望茶盘山》（山在南洋大海中）
寒入重襟睡不浓，寺楼初打五更钟。
开门忽觉前山雪，白遍东南四五峰。
——《寒入》
后期的丘逢甲以热情的态度赞颂与呼唤着“诗界革命”。他在《论诗次铁庐韵》十首中写道：
其二
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
流尽玄黄笔头血，茫茫词海战群龙。
其三
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
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天绝代才。
其九
展卷重吟民主篇，海山东望独凄然。
英雄成败凭人论，赢得诗中自记年。
在《次韵答维卿师》中，他倾诉自己的理想：“独立苍茫发遐想，自由钟起国民魂。”而在《海中观日出歌由汕头抵香港作》诗中，则展现出一派更为壮美的景象，诗中写道：
双轮碾海飞苍烟，天鸡唤客夜不眠。
三更独起看日出，霞光万丈红当天。
海风吹天力何劲，黄人捧日中天正。
直将原始造化炉，铸出全球大金镜。
……
我是渡海寻诗人，行吟欲遍南天春。
完全主权不曾失，诗世界里先维新。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丘逢甲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参与组织政府，其间他写下了《谒明孝陵》四首，以下是其中二首：
其一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其二
如君早解共和义，五百年来国尚存。
万世从今真一系，炎黄华胄主中原。
丘逢甲热情歌颂民主共和的道路，认为它可以实现民族的复兴，可见他是一位顺应时势、不断有所拓展与追求进步的诗人。从发展的趋势看，丘逢甲前期的诗歌创作，多用传统的典故，抒发故国之思；而后期的诗歌则更多地描写海外的景象，表现新的科技器物，并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因而诗境更为开放壮大，诗风也更为瑰丽恣肆。
戊戌维新以六君子被杀、康梁流亡海外而宣告失败。形势表明，不推翻腐朽无能的清王朝，中国绝无希望。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海内外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一批革命志士在直接投身于现实斗争的同时，也以诗文抒情言志，进行鼓动宣传，文坛诗苑于是又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进步的诗文作者有章太炎、秋瑾、苏曼殊等。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因敬仰顾炎武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钻研传统的经史之学。因关心国事，参加康、梁领导的维新活动而被清廷通缉。庚子之变后，他认识到不推翻清的统治，想要国人同仇敌忾地抵御外侮，是不可能的，因而坚决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3年，他曾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又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倡言革命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东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反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遭到幽禁。晚年讲学于苏州，专门从事国学的研究。
章太炎的诗，绝大部分是五言。他认为魏晋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诗，“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而他自己正是继承了这种诗风。其《狱中赠邹容》道：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诗中充满了捐躯报国的壮志豪情。又如《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诗：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沈禹希，名荩，曾从事反清活动，因揭露清廷与俄国签订卖国密约而被杖死。章太炎在狱中听到此消息，便写了这首诗。诗中把沈禹希比作古代的壮士荆轲，又说沈生羞与魑魅争光（意谓羞与清统治者共存于世），因此每当读到悼念沈生的文章，总不禁为之凄然欲断魂。最后两句要沈生的魂灵等待着自己，表示自己也将为革命而献身。这些诗悲壮慷慨，曾经广泛传诵。
清末最负盛名的女诗人是被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秋瑾（1877—1907年），字璿卿，号竞雄，浙江绍兴人。她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前驱者，又是杰出的爱国女诗人。她禀性坚毅豪爽，正直热忱。婚后移居北京，痛感国家局势的艰难危急，于是有了匡时济世的抱负。1904年，她东渡日本，结识了一批革命志士。后来又加入了光复会，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她曾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的大通学堂。1907年，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据点，频繁往来于上海、浙江各地，组织军队，联络会党，准备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不幸计划泄露，秋瑾被捕，审问时秋瑾拒不回答问题，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临死前几天，她在寄给友人的信函中还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她最后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秋瑾的作品中，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杰之气，才华器宇，无愧女中国士。在她的诗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她决心报效祖国的满腔赤子之心。她曾用“瓜分惨祸依眉睫”说明时局的艰危，用“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形容男女有志之士捐躯赴国难的意志。在《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中，她写道：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在《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中，她又写道：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诗中用“铜驼已陷悲回首”形容内忧外患中的神州大地，用“汗马终惭未有功”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雄伟抱负尚未实现，又用“只身东海挟春雷”、“须把乾坤力挽回”表明自己东渡日本为的是振兴祖国，以及自己敢于牺牲、为国捐躯的决心，感人肺腑。她的《宝刀歌》是一首慷慨悲壮的长歌，歌中回忆中华民族的历史道：“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又写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清王朝投降卖国的行径：“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当诗人得到一把宝刀时，她决心献身祖国，以个人之牺牲，求民族之生存：“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最后，她设想能造出千万柄宝刀，抗敌御侮，振兴祖国，澄清神州。这些作品，都写得豪迈奔放，激情荡漾，雄健有力。
秋瑾对于祖国时局的危难感慨至多，诗中一再感叹“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感怀》），“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宝剑歌》），“危局如斯百感生，论交抚案泪纵横”（《柬某君》）。这些动人的诗句，与前面提及的作品一样，显示了诗人深厚的爱国之情、高昂的革命意志，以及舍身救国的崇高精神。
秋瑾又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战士。她提倡女子应有独立的人格，要克服依赖男子的意识，同男性一样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她在《勉女权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人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她又勉励女友道：“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她在一首《满江红》词中，还呼吁中国的女子要念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要只追求衣着装饰的繁华。秋瑾是这样真诚地呼吁着，也在尽力地实践着，并且勇敢地献身给她所追求的事业。
秋瑾早年的诗词比较委婉含蓄，投身革命以后，风格一变为豪放瑰丽。为了进行宣传，她还写了一些通俗的白话作品。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她作出了自己独立而卓杰的成就与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上出现了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南社。它的命名，取“操南音不忘本”之义，有怀念故国、反清革命的寓意。南社第一次集会，参加者中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的民族压迫，鼓吹推翻清朝的统治，代表了进步的时代潮流，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辛亥革命前，南社成员发展到二百余人，以后更扩大到千余人。
在南社诗人中，苏曼殊享有盛名。苏曼殊（1884—1918年），初名戬，后更名元瑛，又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故籍广东香山县。他的父亲是旅日华侨，长期在日本横滨经商，生母是日本人。苏曼殊一生的经历及思想极为复杂。他一度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设想过暗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同时又很早出家当了和尚。他译过拜伦的诗，也编写过《梵文典》。他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多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但也有着悲壮激烈的战斗歌吟。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诗中以“海天龙战”形容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从而寄托自己对时局深沉的忧伤与孤愤，并通过对鲁仲连、荆轲等古代英雄豪杰人物的赞美，表现一种慷慨而又深沉的战斗意志。
苏曼殊的诗中还多浸染一种孤独寂寞、漂泊无依的心灵感受，抒发他内心难以明言的柔情与伤感，格调凄苦缠绵。如以下的作品：
碧海云峰百万重，中原何处托孤鸿？
春泥细雨吴趋地，又听寒山夜半钟。
——《吴门依易生韵二首》之一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
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东居杂诗》之十七
苏曼殊的七绝创作受到晚唐李商隐、杜牧，宋代陆游，清代龚自珍等人的影响，多有深情缠绵、幽艳曼妙之句。同时他翻译了《拜伦诗集》，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艺术精神陶冶，心灵相通，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题拜仑集》诗曰：“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仑。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因之苏曼殊的诗歌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西诗歌精神的交通与融会，有其特殊的价值。
第七节 清代的词
近代学人叶恭绰在《清名家词序》中论说道：“清代学术有数事超轶明代，而词居其一。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彝尊）、陈（维崧）导其流，沈（皞日）、厉（鹗）振其波，二张（张惠言、张琦）、周（济）、谭（献）尊其体，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孝臧）续其绪。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导。迄于易代，犹绮余霞。”大体言之，宋代词的创作极盛以后，元、明词家寥落，有成就的不多。到了清代，词家辈出，填词一时蔚然成风，所以叶氏把清代视作词的复兴期。
早在明末清初，词坛已经显示出转变的迹象。陈子龙的词在风流婉丽之中寄托了历史兴亡之感，王夫之的词寓意深厚，屈大均的词声情激楚，各有佳作。在这以后，词坛上出现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有影响的词人，并逐渐形成了风格不同的词派。
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的父亲是明末复社的名士，以气节文章标举于世。陈维崧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养成了他卓越的文学才能。明亡后，陈维崧颠沛流离，浪游四方，才名传扬一时。但是他无意仕进，54岁时经人推荐参加朝廷考试，被授翰林院检讨，在馆四年，因病而卒。关于他生活和创作的情况，其弟宗石在序其词集中说：陈维崧“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蓬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陈维崧崇尚苏轼、辛弃疾的词风，豪放激昂，慷慨使气，形成了他的词的主要风格。
他多抒写身世、吊古寄怀之作。《好事近》一词写世事日新而功业无成的感叹，后二句“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以景结情，令人油然生出悲凉之感。他的《醉落魄·咏鹰》词曰：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这首词借咏雄鹰寄托壮烈的情怀，把咏物与言志融合在一起，上阕回忆昔日逐猎时鹰击长空的雄姿，下阕以动物中的狐兔隐喻人间的奸佞，而人间的英雄就像自然界的雄鹰。通过对鹰的歌咏，作者寄寓了扫除邪恶的意愿，抒发了自己年老未衰的壮志豪情。
《满江红·樊楼》则是吊古寄怀之作，词曰：
北宋樊楼，缥缈见彤窗绣柱。有多少州桥夜市，汴河游女！一统京华饶节物，两班文武排箫鼓。又堕钗斗起落花风，飘红雨。 西务里，猩唇煮；南瓦内，鸾笙语。数新妆炫服，师师举举。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连天，申王府。
这首词是明朝灭亡后，作者漫游汴梁时所作。汴梁是北宋的故都，靖康之乱后，南渡君臣建都杭州，苟且偷安，依然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当词人来到汴梁旧京之时，不仅南宋已经灭亡，明帝国也相继走入了历史。词人所曾经耳闻目见的，只有南明昏君佞臣腐化败亡的事迹。因此当词人凭吊遗迹时，他便将宋、明以来朝廷昏庸腐化、导致王朝更替的事变糅合在一起，抒发自己深沉的历史感受。题面写宋，其实是写明朝的灭亡。上阕写北宋汴梁的繁华，下阕写君臣奢侈腐化的生活。“西务”（泛指酒店）煮着山珍海味（“猩猩之唇”是最美味的肉食），“南瓦”（瓦舍，指娱乐场所）里各种音乐和谐悦耳如同凤鸾之鸣，歌舞乐妓（李师师、郑举举，妓女名）穿着各式各色艳丽的服装。最后四句笔调一转，写北宋灭亡、君臣南渡、苟安江南、不思恢复，却不用伤心悲愤之语，只说他们照样醉风月、赏歌舞，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词作里所寄寓的讽刺非常尖锐。联系到明王朝崩溃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重用奸佞马士英、阮大铖之辈，照样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情况与南宋有几分相似，所以词中的兴亡之感贯穿着古今，而主要是针对南明小朝廷的灭亡而生发的。
他还有些作品写社会现实生活，如《贺新郎·纤夫词》、《南乡子·江南杂咏》等，内容比较广泛。他的作品数量多，有时锤炼不足，失于粗豪，缺乏深婉浑厚的蕴意，所以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评道：“其年（陈维崧字）词沉雄悲壮，是本来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笔便作惊雷怒涛，所少者沉厚之致耳。”又说：“迦陵（陈维崧号）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只是一发无余，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然在国初诸老中，不得不推为大手笔。”这些评价，基本上是恰当的。
陈维崧的家乡宜兴，古代又称作阳羡，所以由他开创的词派在词坛上被称作“阳羡派”。
当时与之并称的另一位著名的词人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县）人。朱彝尊论词重格律与技巧，其词字炼句琢，精致工巧，但是内容比较贫乏。因为秀水在浙江的西部，所以由朱氏开创的词派就被称为“浙西词派”。在清代词坛上，浙西词派有着重大而深入的影响。
朱彝尊推崇宋代词家姜夔和张炎，将他们奉为楷模。他曾编选唐五代至金元人所作的词，成《词综》一书。在《词综发凡》中，朱彝尊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姜夔，字尧章）最为杰出。”他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自我表白：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词中所称的“秦七”即秦观，“黄九”即黄庭坚，“玉田”就是南宋的张炎。所谓“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倚新声玉田差近”，就是说自己填词不取秦观、黄庭坚的路数，而是继承南宋张炎等人的格调，多用比兴寄托、崇尚清虚醇雅的词风。这与陈维崧迦陵词的豪放宏大、沉雄俊爽相比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
朱彝尊的优秀词作组织细密工巧，潇洒有致，意脉圆转而句调浏亮，内里蕴涵一种缠绵而又清丽的情致。如《金缕曲·初夏》词曰：
谁在纱窗语？是梁间，双燕多愁，惜春归去。早有田田青荷叶，占断板桥西路。听半部、新添蛙鼓。小白嫣红都不见，但愔愔门巷吹香絮。绿荫重，已如许！ 花源岂是重来误？尚依然、倚杏雕阑，笑挑朱户。隔院秋千看尽拆，过了几番疏雨。知永日、簸钱何处？午梦初回人定倦，料无心肯到闲庭宇。空搔首，独延伫。
这是一首伤春的词章。上阕写景物：因为是初夏，所以春天已经归去，燕子仿佛伤春一样在纱窗边啼鸣，荷叶长满了板桥西路，听取蛙声一片。各种姿色的花都凋谢不见了，唯有柳絮伴着如许的绿荫。下阕是景中怀人：眼前物是人非，虽然依旧有杏树、有雕栏、有朱户，然而曾经相聚过的那个人却不在了。词人深深怀念她，想到不可能再度相见，也不知她现在何方，因此只能独自搔首，徘徊不已。对于这首词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歧义，有人认为是对“知己难寻”的感慨，也有人认为是“追思恋人”。这是词家比兴婉约、“空中传恨”所引出的不同阐释，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审美现象。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三）评价说：朱彝尊词“疏中有密，独出冠时，微少沉厚之意”。朱词模拟南宋姜夔、张炎词的格调与意境，因袭的成分稍重，是其主要的缺陷。
清代最负盛名的词人无疑要数纳兰性德。纳兰性德（1654—1685年），原名成德，因避太子讳改名性德，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他是大学士明珠之子，自幼聪敏，少时为诗就出语惊人，又善骑射，22岁时参加殿试，得中进士。康熙二十五年，他年仅32岁就突然因病去世了。
不同于一般的贵族子弟，纳兰性德是一个禀性持重而行为谨慎的人。他好读书，对于“前代兴亡、理乱所在，未尝不慨然以思”（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他曾咏贾谊道：“西汉有贾生，卓荦真奇士。赍志终未达，盛年身竟死！”又咏王粲道：“所伤国未报，久戍嗟六师。激烈感微生，请赋从军诗！”他在赠别时，还曾自抒怀抱说：“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又自言：“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透过这些诗语，可以感到作者慷慨的志气与宏伟的抱负。然而从中进士到去世的九年中，他只是康熙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扈从皇帝出巡。他曾跟随康熙帝北出山海关，东登泰山，南下扬州，并到江南各地，还曾奉命到东北黑龙江边境（一说西北葱岭地区）考察局势。他工作勤谨，认真负责，得到皇帝的嘉奖。然而侍从的工作并不符合他的性情与理想，所以他的内心充满了压抑与痛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身心相违又难以诉说的痛苦，使他的词作浸染了深沉感伤的情绪，呈现出婉丽凄清的风貌。如以下两首向友人顾贞观倾诉衷肠的词章：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淄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身后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金缕曲·赠梁汾》
木落吴江矣。正萧条，西风南雁，碧云千里。落魄江湖还载酒，一种悲凉滋味。重回首，莫弹酸泪。不是天公教弃置，是南华、误却方城尉。漂泊处，谁相慰？ 别来我亦伤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天远难穷劳望眼，欲上高楼还已。君莫恨，埋愁无地。秋雨秋花关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计。人岂得，长无谓！
——《金缕曲·寄梁汾》
在《金缕曲·赠梁汾》中，他说自己本是一个狂生，偶尔出生在京城贵族人家，并引梁汾为知己，然后便诉说内心难以言传的矛盾与痛苦。“向尊前、拭尽英雄泪”是说壮怀难以实现，“蛾眉谣诼，古今同忌”是说又遭人嫉恨与毁谤。在《金缕曲·寄梁汾》中，他委婉地诉说“不是天公教弃置，是南华、误却方城尉”！唐末词人温庭筠曾任方城尉，这里借以自比，表示担任这个类似方城尉的职事，实在不合自己热爱自由超逸的本性，误了自己的平生，所以他又说：“别来我亦伤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词人向往自由，希望过一种放浪江湖、拂衣委巷、“恒抱影于林泉，遂忘情于轩冕”的隐逸生活。这除了他的性格原因外，还由于宫廷内的险恶。这两首《金缕曲》，传达了词人遭受压抑、忧谗畏讥的伤感情怀。
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纳兰的爱妻卢氏去世，这给他带来巨大的悲痛，为此他写了许多缠绵悲凉的悼亡诗词。这些作品境界优美，清新流转。如下面两首《蝶恋花》：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
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 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第一首《蝶恋花》写清秋时节，又到了当年“绿杨曾折处”，然而妻子已经去世，所以词中感伤“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缠绵的情怀令人黯然销魂。第二首《蝶恋花》词人以庾信（小名兰成）自比，杜甫《咏怀古迹》有“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之叹，是首句所本。词中“暗香飘尽”、“心比秋莲苦”，皆悼亡之语。至于“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惜花人去花无主”，更将这种难以解释的痴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纳兰词以自然取胜。他论词讲比兴，主张要上承《诗经》、古乐府的精神，又强调诗中情感的真实，曾说：“人必有好奇缒险、伐山通道之事，而后有谢（灵运）诗；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儿之意，而后有陶（渊明）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甫）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白）诗。”（《通志堂集》卷十四《原诗》）这些议论都是深刻而卓异的。在艺术格调上，他推崇南唐李后主的词，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通志堂集》卷十八《渌水亭杂识》四）在哀感顽艳、烟水迷离上，纳兰词确有李后主词的遗风。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说：纳兰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从这些推许中，可见在清代词坛上，纳兰词艺术的造诣的确是很高超的。
与纳兰性德交谊深厚的顾贞观也是康熙年间一位杰出的词家。顾贞观（1637—1714年），字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他为人笃于友情，与纳兰性德交往后情味相投，恨相见之晚。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贞观的另一位朋友吴兆骞（字汉槎）因为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境内），他决心营救。写有如下两首《金缕曲》，词曰：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贞观在北京将这两词寄给流放在宁古塔的吴兆骞。春秋时吴季札又称“延陵季子”，故词中借用代称吴兆骞。前一首词中说吴兆骞遭到流放，而家中“母老家贫子幼”，日子十分艰难。又说这是“魑魅搏人”，意思是说吴氏受到小人的陷害。又说“绝塞苦寒难受”，自己一定会尽力设法相救。后一首说自己十多年来同样四方飘零，对不起朋友。又说当年在词苑自己与吴兆骞齐名，并将之与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友谊相比方。用李白受到命运的拨弄而长流夜郎（僝僽，意即受折磨而愁苦）比喻吴兆骞流放宁古塔，用“杜陵消瘦”寄托自己对朋友的牵挂。又说你生在辛未年（崇祯四年，1631年），我生在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年），因为冰霜的“摧折”，身体已经开始衰老。从今以后要少写辞赋，使得“心魂相守”，希望天下太平，得享长寿，并希望他早日从流放地归来。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三）评价这两首词：“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婉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亦千秋绝调也。”又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愁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又据载，顾氏在词末自注说，纳兰性德读到这两首词，大受感动，当即表示要为吴兆骞的归来而竭尽全力。纳兰后来向其父求情，方才得到朝廷允许，吴兆骞终于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从流放地回到家乡。这两首作品也成为了清代词坛的传世佳作。
在浙江众多的词家中，继朱彝尊之后成为浙西词派领袖人物、影响最大的要数厉鹗。厉鹗（1692—1752年），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今杭州市）人。他一生以设馆授徒为业，曾多次进京参加朝廷会试，俱不能第。他的性情又颇有些耿介率意、曲高和寡的格调，这使他难免与世抵牾、穷困潦倒。然而他将如此的性情与遭遇熔铸于词境之中，便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冷色调的清幽空灵之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四）评价说：“厉樊榭词，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在国朝词人中，可谓超然独绝者矣。”又说：“樊榭词拔帜于陈朱（指陈维崧、朱彝尊）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厉鹗词的幽深沉厚不能与《楚辞》相比，是受到他的人生经历与境界的限制，这并不影响他写出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与心态。如他的《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拏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 心忆汐社沉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荧三四点，穿过前湾茅屋。林静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词中所描写的七里滩，在浙江桐庐县境内，那里两山夹峙，江水湍急，风景十分幽雅秀丽。东汉初年，著名的高士严光（他是东汉光武帝年轻时的同学）就曾在这里隐居，据说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谢翱死后也安葬于此。因此这首词尽力描写月光下七里滩的幽静与清美，其中寄托的却是有志之士高尚耿介的人格与超迈脱俗的意趣。词中“为写当年高躅”暗示严光，“心忆汐社沉埋”带出谢翱，而词人自己孤独的身影也在其中了。词境空灵，而又寓意深永，耐人久久沉思。
又如他的《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
簟凄灯暗眠还起，清商几处催发。碎竹虚廊，枯蓬浅渚，不辨声来何叶？桐飙又接。尽吹入潘郎，一簪华发。已是难听，中宵无用怨离别。 阴虫还更切切。玉窗挑锦倦，惊响檐铁。漏断高城，钟疏野寺，遥送凉潮呜咽。微吟渐怯。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
这首词抒写秋声带给词人内心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如此的微妙，实在难以传达出来。词人于是将无形的内心感受化为有形的物象，写秋风吹过碎竹、吹过枯蓬、吹过梧桐树，又写秋虫切切、秋风吹动屋檐下的风铃（“惊响檐铁”），又写到秋天的白露、夜寺的钟声、如丝的细雨，在在都勾起人心对于秋天的感觉。然而开门一看，一切又都隐而不见了，只有满庭的秋月给人无穷的联想。
厉鹗这种风格的词章在艺术上自有其别致的境界，有其独到的词美，在当时评价甚高。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有云：“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然而迭相沿袭，便逐渐形成一种无形的套式，其结果是习惯于用一种朦胧的意象，表达私人化的心灵感受，落笔偏于轻淡，境界偏于狭小。下者更追求在词中饤饾典故、排比成言，远离真实，成为新造的“假古董”。谭献的《复堂词话》评曰：“太鸿（指厉鹗）思力，可到清真（指周邦彦）。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指吴文英）之席。”他又说：“《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指朱彝尊）、樊榭（指厉鹗）不得辞其过。”这值得后人深思。
在清代，郑板桥主要作为一个书画家而著名，其实他的词作也很有特色。他的组词《瑞鹤仙》七首描写了社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各界人物，抒发了他对于社会人生的理想情怀与历史政治的深刻反思。在《瑞鹤仙·渔家》中，他描写渔民在撒网捕鱼的闲暇时光痛饮美酒：“人与沙鸥同醉，卧苇花一片茫茫，夕阳千里。”在《瑞鹤仙·酒家》中又写细雨梨花时节，新开坛的美酒清醇可口：“尽醉倒渔翁樵叟。向村墟归路微茫，人与夕阳熏透。”在《瑞鹤仙·山家》中写山民：“啖林中春笋秋梨，当得灵芝仙草。”这种描写当然是被词人理想化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下的两首：
江天春雨后。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绣。平田大江口，喜潮来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绺绺，埂岸上撒麻种豆。放小桥曲港春船，布谷烟中杨柳。 株守，最嫌吏扰，怕少官钱，惟知农友。匏尊瓦缶，村酿熟，拉邻叟。每长吁稚女童孙长大，婚嫁也须成就。到冬来新妇家家，情亲姑舅。
——《瑞鹤仙·田家》
山河同敝屣。羡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无算计，把乾坤重担，儿孙挑起。千祀万祀，淘多少英雄闲气？到如今故纸纷纷，何限秦头楚尾！ 休倚，几家宦寺，几遍藩王，几回戚里。东扶西倒，偏重处，成乖戾。待他年一片宫墙瓦砾，荷叶乱翻秋水。剩野人破舫斜阳，闲收菰米。
——《瑞鹤仙·帝王家》
《瑞鹤仙·田家》一词既写了农村自然风光的美好（“江天春雨后……野花如绣”），写了劳动的喜悦（“土膏浸透。青秧绺绺，埂岸上撒麻种豆”），又写了农民最大的忧虑（“最嫌吏扰，怕少官钱”），还写了纯朴的亲情与乡情（“每长吁稚女童孙长大，婚嫁也须成就。到冬来新妇家家，情亲姑舅”），这些都十分真实自然。《瑞鹤仙·帝家》一词则以嘲讽的语调，对几千年的皇权世袭制度作了深入的反思。在词人看来，唐尧将天下传贤不传子，是一种好的制度。自从夏禹、商汤奉行亲子世袭制度，便惹得天下几千年纷纷扰扰，动乱不已。英雄逐鹿，王朝更替，载满了史册。这种专制的皇权世袭制度有的依赖宦官，有的依靠藩王，有的信任外戚，常常是所信赖倚重的人反目成仇。一代又一代的王朝灭亡了，当年的宫殿成为了废墟，池塘长满了荷花，野人（指田野农夫）乘一条破船正在水面上收着菰米呢。这首词主张天下应该交给贤者来治理，指出一切专制的世袭王朝无论依靠哪种势力（同姓的藩王、异姓的外戚、宫内的宦官）都不能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作为还处在康乾盛世中的郑板桥，能有如此超卓透辟的见识，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郑板桥又在词中论说诗史，虽为别调，却写得气宇轩昂，见解卓越，不可多得。其《贺新郎·述诗》二首曰：
诗法谁为准？统千秋、姬公手笔，尼山定本。八斗才华曹子建，还让老瞒苍劲，更五柳先生淡永。圣哲奸雄兼旷逸，总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读，分伦等。 唐家李杜双峰并。笑纷纷诗奴诗丐，诗魔诗鸩。王孟高标清彻骨，未免规方略近，似顾步骅骝未骋。怪杀《韩碑》扬巨斧，学昌黎险语排生硬。便突过，昌黎顶。
经世文章要，陋诸家、裁云镂月，标花宠草。纵使风流夸一世，不过闲中自了，那识得周情孔调。《七月》《东山》千古在，恁描摹琐细民情妙。画不出，《豳风》稿。 文关国运犹其小。剖鸿濛清宁厚薄，直通奥窔。寒暑阴阳多殄忒，笔底回旋不少，莫认作书生谈笑。回首少年游冶习，采碧云红豆相思料。深愧杀，杜陵老。
《贺新郎》首章说：千古文章，要以《尚书》（“姬公手笔”）、《诗经》（“尼山定本”）为准则。后世如曹子建称才高八斗，然而比起曹操诗歌的雄劲苍老，比起陶渊明诗歌的淡远隽永，还是要稍逊一筹。无论是圣哲、奸雄，还是旷逸的高人，文章总要能“自裁本色”才是。这只要一读作品，便可以立马分出高下等级。唐代李、杜是诗坛的两座高峰，可笑的是人们纷纷仿效，只是造就了一批诗奴、诗丐、诗魔、诗鸩而已。王维、孟浩然诗风高迈、格调清淡，但是未免格局偏小，好似骏马没有放开脚步驰骋一般。奇怪的是，李商隐《韩碑》一诗学习韩昌黎用语生硬险怪，反而又超过了韩愈的水准。次章进一步强调写文章要有经世之心，要关心社会，不忘民众的疾苦。有些文人一味“裁云镂月，标花宠草”，纵使风流跨越一世，也只是寄托个人的闲情而已，他们哪里懂得诗歌比兴讽刺之义！《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东山》彪炳千古，后人无论怎样描写模仿，也难以达到它的境界。词中又说：文章关乎国运，这还只是它小的方面。其实从大的方面看，文章关系到宇宙太平、元气厚薄，直通天地间最为玄妙而深奥的精神世界。寒暑变迁、阴阳化合，百姓遭遇到的灾害与困苦，在文章中多有曲折的表现，不要看作书生无心的笑谈。想起自己少年时染上游玩放纵的习气，那时专门用碧云、红豆一类的词藻抒写男女相思之情，面对杜甫忧国忧民的诗章，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四）评说：“板桥词颇多握拳透爪之处，然却有魄力，惜乎其未纯也。”就其内容与境界言，板桥词确能超越时风之上，自辟境界，不受羁绊，不拘绳墨。尽管其词名为书画所掩，然而其内在的历史价值，依然不容忽视。
常州词派是流行于清代中叶至晚期的有影响的词学流派。张德瀛《词征》卷六《清初三变》有云：“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即朱彝尊）、陈（即陈维崧）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即纳兰性德）、顾梁汾（即顾贞观）、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即厉鹗）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指张惠言）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此三变也。”常州词派自从张惠言奠基，经过周济等人的大力提倡，逐渐成为词坛的主流，影响词家的创作取向与审美意识，一直迄于近代。
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常州武进人，有《茗柯词》。张德瀛的《词征》卷六评论说：“张茗柯谓为人非表里纯白，不足为第一流。其所撰词，实称此语，盖所谓蝉蜕秽浊，皭然涅而不淄者也。”也就是说，张惠言的词表里一致，表达了纯粹洁白的人格与性情。如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倓》：
东风无一事，装出万重花。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 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东皇一笑相语，芳意在谁家？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祝，我为子高歌。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长
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它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
这组词共五首，此为第一、二、五首。因为时节是春天，所以第一首描写了春花盛开的景色，又写游仙遇到东皇（司春之神）的对语，表达出一片爱惜春光的心情。第二首由自然的春天联想到人生的青春岁月，写春光容易流失，所以要珍重青春年华，不要介意细微小事（“蒂芥近如何”），要顺应自然，不能让“堂堂岁月”轻易流失了。第五首以春天栽种花木寓意培育人才。“要使花颜四面，和着草心千朵”，这是以春花烂漫象征人才的繁盛。又说时光稍纵即逝，所以要十分珍惜。谭献的《篋中词》评价说：“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四）说：“皋文《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其词语言明畅，格调婉约，在对春天景色的描写与想象中寄托了珍惜春华、培育人才的感想。景内有情，象下有意，意内言外，浑然一体，与他的词学主张完全吻合。
周济（1781—1839年），号介存，晚号止庵，江苏宜兴人。他是常州词派重要的理论家，对于词的创作提出过一些精微独到的见解。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他曾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从词的审美的意义说，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自己的词作有时却未能达到这种境界，意旨隐晦难察，如《夜飞鹊·海棠》：
春酣镇无语。闲倚朝云，浑不解为何人。燕支著意晕双颊，轻绡叠翠圆匀。生来七分媚骨，况霞明烟澹，作得三分。寻常伴侣，试新妆，漫约湔裙。 天上三郎挝鼓，催满苑花枝，与斗精神。一例团云裁雪，流莺暗约，蜂蝶空群。烧残绛蜡，奈真妃，也则销魂。待濛濛雨歇，可堪重访，绮陌芳尘！
这首词所咏为海棠，显然以物拟人，有所寄托。上阕写春日海棠动人的姿态，它既有七分的花容媚骨，又有三分霞明烟淡的衬托，合起来便是十分的美丽了。下阕又引出唐玄宗赏春一事，因为玄宗（宫中又呼三郎）好羯鼓，某次在小殿内亭，当时庭下柳杏百花正含苞待发，玄宗临轩击鼓一曲，曲名《春光好》。因为苏轼《海棠》诗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之语，所以词中说“烧残绛蜡，奈真妃，也则销魂”，真妃是道家女仙名号，隐喻杨贵妃。最后写一番春雨过后，海棠等春花零落成尘。这些显然有着现实的寓意，但是词中所拟何人，所寓何事，却如雾里看花，不甚了然。
周济也有作品意境明白，寄托较为显豁，如《蝶恋花》：
络纬啼秋啼不已，一种秋声，万种秋心里。残月似嫌人未起，斜光直透罗纬底。 唤起闲庭看露洗，薄翠疏红，毕竟能余几？记得春花真似绮，谁将片片随流水！
这首词的主题是悲秋。词中写“一种秋声，万种秋心”，写蟋蟀的啼鸣、残月的斜光、庭中的清露，最后又回想春花似绮的景色，早已随流水而逝去！词人感伤秋色，景中含情，不必说破，可以作多种联想。
清代道光前后词家极多，著作如林，其中固然不乏名篇佳作，然而从宏观的趋势看，词之为体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其原因：首先，词体在发展中经历过几度的辉煌，其语言的安排、意象的选择、意境的塑造均已经完善，并趋于精致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形态在原有的轨道上难以有所拓展；其次，作为情感的表达，词的题材已经类型化，如伤春、悲秋、送别、登临、游仙、咏怀等，逐渐形成了一套抒情的模式，后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前代的模仿，因袭的成分较重，而创新的力量不足；其三，一些词作者满足于词境的精丽、隐约，难免误入朦胧晦涩一途，词的创作与欣赏脱离了广大的受众，越来越只能在小圈子内流行。所以这一时期尽管词家众多，然而总体上缺乏创新的冲动，缺乏生气，文学精神处于衰颓的状态，因而成就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至清末的词作家可以龚自珍为代表。龚自珍的词，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感叹时事、忧国忧民的满腔情怀，如下两首作品：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烂斑里。真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减字木兰花》
游踪廿五年前到。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壮沉雄心事违。 词人问我重来意？吟也凄迷，说也凄迷，载得齐梁夕照归。
——《丑奴儿令》
《减字木兰花》词牌下有短序曰：“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显然，这首词作是以落花的命运自喻身世。落花十年，如梦如烟，成了词人身世的象征。在《己亥杂诗》中他又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词合读，其寓意自然明朗地显现出来。在《丑奴儿令》中，词人感叹二十五年来少壮时代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如今满目“齐梁夕照”，王朝没落犹如落日不可避免。这两首词兴象丰茂，情感沉郁，内里透出奇拗不平之气。谭献的《复堂词话》称赞说，龚自珍词“绵丽沉扬，意欲合周（邦彦）、辛（弃疾）而一之，奇作也”，不为无见。
清末有所谓“四大词人”，他们是指活跃于晚清以至民国初年的著名词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王鹏运（1848—1904年），字幼遐，号半塘，他是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等职。他任官时期，正值朝廷变故频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一切对他形成了强烈而持久的刺激。在朝廷中，王鹏运是一个节操慷慨的官员，以正直闻名天下。他支持康梁变法，戊戌之变后抗疏言事，不得志而南归。朱祖谋（1857—1931年），一名孝臧，字古微，号彊村。他是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晚年以遗老自居。他曾经校辑历代词总集（5种）、别集（174种），成“彊村丛书”，影响甚巨。郑文焯（1856—1918年），字俊臣，号大鹤山人、冷红词客。他是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在“四大词人”中，他最精音律，著有《词源斠律》一书。况周颐（1859—1926年），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光绪五年（1879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晚年居上海，有《蕙风词话》传世。除上述四家之外，又有文廷式，在词坛亦享有盛名。文廷式（1856—1904年），字道希，又号罗香山人，晚号纯常子。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曾官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因支持维新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一度逃亡日本。上述各位词人尽管人生经历不尽相同，创作风格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感受着共同的时代空气，都用词这种传统的体式来表达时代历史的剧变，抒发对于国事的忧伤与无奈。他们的创作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五四”以后词体的写作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陈锐《褒碧斋词话·评近人词》说：王鹏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也”；郑文焯词“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指姜夔）相近”；朱祖谋词“墨守一家之言，华实并茂，词场之宿将也”；况周颐词“字字铢两求合，其涉猎之精，非余子可及”；文廷式词“有稼轩（指辛弃疾）、龙川（指陈亮）之遗风，惟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这些评价涉及上述词人词作的气质与个性，有助于理解。严迪昌《清词史》评论说：“‘清末四家’中，如果说王鹏运《半塘定稿》还略有风云气的话，那么朱孝臧《彊村语业》多的是书卷气，郑文焯《樵风乐府》表现出一种隐逸气，而况周颐则呈显的是名士气。所以王词颇能爽健，朱词独见深苍，郑氏词略多萧散，况氏词隽秀而不乏轻狂。”这种评说，是对诸家词格气质的个人体悟，可供参考。
以下举出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以见一斑。王鹏运《木兰花慢·送道希学士乞假南还》词曰：
茫茫尘海里，最神往、是归云。看风雨纵横，江湖
洞，车骑纷纭。君门，回头万里，料不应长往恋鲈莼。凄绝江天云树，骊歌几度声吞！ 轮囷，肝胆共谁论？此别更销魂。叹君去何之？天高难问，吾舌应扪。襟痕，斑斑凝泪，算牵裾何只惜离群！烦向北山传语，而今真愧移文。
所送“道希学士”，即文廷式。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文廷式因为支持光绪帝而得罪了慈禧太后，受到打击陷害，只得乞假南归。词中形容时局是“风雨纵横，江湖
洞”，又说“天高难问，吾舌应扪”，又自述“轮囷，肝胆共谁论”，表达了志士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内心痛楚，真切感人。
文廷式《蝶恋花》词曰：
九十韶光如梦里，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落日野田黄蝶起，古槐丛荻摇深翠。 惆怅玉箫催別意，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
这是伤春之词，上阕感叹春光已逝，下阕更饶以伤别之意。“九十韶光如梦里”即三春（孟春、仲春、季春，共九十日）如梦的意思。“寸寸关河”二句暗示国事堪忧，令人神伤。“古槐丛荻”一句写的是夏日景象。“惆怅玉箫”写离别之情，“蕙些兰骚”写骚人之感。最后两句总写离思别绪，寄托词人满腔缱绻难释的深情。这首词在表面的伤春伤别之中，寄托了忧国伤时的深厚蕴涵。
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词曰：
沧波放愁地，游棹轻回，风叶乱点行杯。惊秋客枕，酒醒后，登临倦眼重开。蛮烟荡无霁，飐天香花木，海气楼台。冰夷漫舞，唤痴龙，直视蓬莱。 多少红桑如拱，筹笔问何年，真割珠崖！不信秋江睡稳，掣鲸身手，终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风鹤唳，惊笳夜引，百折涛来。
这是有感于香港被割让，兼怀友人黄遵宪的词。上阕描写登临所见的景物，下阕怀念友人，同时抒发对于国事的伤感。“不信秋江睡稳”数句，表达对黄遵宪的期待，希望有机会能一展身手。
郑文焯《贺新郎·秋恨》词曰：
日落羌笳咽。认一行、高鸿尽处，五云城阙。满眼惊尘还乡梦，重见昆池灰劫。更马上、琵琶催发。露冷横门移盘去，甚金仙、也怨关山别。愁寄与，汉家月。 故人抗议多风烈。漫消魂、题诗陇树，谁旌奇节？易水空成填恨海，西北终忧天缺。但目尽、平烟区脱。不信天心浑如醉，好江山、换了杜鹃血。长剑倚，向谁说？
这首词以“秋恨”为题，实际上是有感于国运的衰落。“满眼惊尘”数句是说列强入侵、北京遭遇旷古未有之劫难。“露冷横门”数句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抒发亡国之感。“故人抗议”数句说忧国之士壮怀慷慨，却未能补天，只能空作啼血的杜鹃。最后以“长剑倚，向谁说”，倾诉内心郁积的悲愤。
况周颐《减字浣溪沙·听歌有感》词曰：
惜起残红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著相思。 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丝，不成消遣只成悲。
这首词写听歌的感慨，抒写内心一缕难言的思情，可谓情深意永，令人荡气回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云：“蕙风词小令似叔原（指晏几道），长调亦在清真（指周邦彦）、梅溪（指史达祖）间，而沉痛过之。……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王国维揭示蕙风词的情感寄寓，十分深刻，值得后人沉思。
清末词家众多，创作也很繁盛。以晚清“四大词人”为代表，沿袭“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风调，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的修辞手法与婉约蕴藉的意象，表达现实的人生感受，在艺术上达到了精湛的境地。然而，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它漫长的转型期，传统文学在内在精神与外在体貌上将经历深刻的蜕变，新文学、新诗歌将要揭开全新的篇章，并占据时代文学的中心位置。传统的旧体诗词作为古老神州的文学遗产得到继承，其创作体式也得以在少数受众中延续下去，并且持久流传。
注 释
〔1〕 指龚遂、黄霸，汉代良吏，有德政。
〔2〕 指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宋代理学家。
〔3〕 指左光斗。
〔4〕 指清朝有国二百余年。
〔5〕 此指英国人。
〔6〕 经死，即上吊而死。
〔7〕 百钱为陌。足陌，意谓交足欠捐。
〔8〕 市估，指商贾。
〔9〕 羊求，指羊仲、求仲，隐逸之士。
〔10〕 原注：“宣庙遗诏，深以弃香港为耻。”
〔11〕 雁来红，观赏植物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