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门阀制度与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构造

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或门阀制度，国内史学界的前辈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韩国磐、王仲荦、田余庆、祝总斌等，都有精彩的论述。国外研究者可以日本学者为代表，如内腾湖南、宫川尚志、宫崎市定、川胜义雄、谷川道雄、越智重明、堀敏一、中村圭尔等人，均在这方面有独到的研究。由此可见，门阀政治或门阀制度的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

何谓门阀政治？尽管对于“门阀政治”的含义，中外学者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把整个两晋南北朝都看成是门阀政治的时代，曾经统治了学术界很长的时间。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多数倾向于将“门阀政治”理解为一种“贵族政治”，也有不少学者理解成“寡头政治”。这两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多少都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寡头政治”，都是研究西方古代历史（古代希腊、罗马史）所使用的概念。

门阀政治存在了多长时间？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六朝或江南五朝看成是门阀政治的朝代，或者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如果按照这两个说法，那么，门阀政治至少存在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田余庆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门阀政治”提出了全新的阐释，田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在此之前的孙吴不是门阀政治，此后的南朝宋、齐、梁、陈也不是，至于北朝，则根本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怎样理解和认识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呢？我们认为：“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是两个概念，门阀制度或门阀士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一直到隋唐，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的运行，但是正如田先生所说，我们并不能把东汉、曹魏或隋、唐等时代都看成是门阀政治的时代。

这里依照田先生对门阀政治的解释，结合上述中外学者的理解，谈一谈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及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

什么是门阀政治？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应当这样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运作方式，门阀政治乃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来自于皇权，又逐步回归于皇权。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时期，时间只有一百多年。

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地说，是由琅邪王氏兄弟（王导、王敦）与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的政治合作开启的，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王与马，共天下”。在门阀政治格局中，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和司马睿为代表的西晋皇室，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共同开创了偏安于江左的东晋政权，这是一种“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而王、马政治合作，是从西晋“八王之乱”的后期，也就是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和王衍的瓜葛开始的。

“八王之乱”后期，晋惠帝司马衷的子孙灭绝，他的兄弟成为皇位继承中血统最近的亲属。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中，成都王司马颖捷足先登，于304年废黜太子司马覃，自称皇太弟，在混战中抢得先机。司马颖称皇太弟以后，鉴于洛阳已经成为焦争之地，便身居邺城，遥控洛阳朝政。但是，司马颖称皇太弟不久，就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反对。

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宗室诸王，按照血统关系来说，他是司马懿的弟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和晋武帝、晋惠帝的血缘极其疏远，根本无法和司马颖相比，司马颖是晋武帝的第16子，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另外，从政治地位上说，东海王司马越也比不上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的食邑有4个郡，而司马越的食邑只有6个县，二者相差甚远。但是，血缘的疏远、政治地位的低下，并不意味着东海王司马越的政治野心、权力欲望就比成都王司马颖小。永兴元年（304）七月，司马越主动挑起战火，与司马颖在荡阴展开激战，结果大败亏输，不得不逃回封国东海。司马颖挟胜利之威，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一时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在诸王权力斗争中暂时获得优势地位。

不过，司马颖的良好心情并没保持多长时间，就在司马越战败逃回东海不久，司马越的党羽幽州刺史王浚即发兵攻击邺城。由于得到鲜卑骑兵的帮助，王浚一举击溃司马颖，司马颖被迫携晋惠帝及皇室近属逃奔洛阳，到洛阳不久，又被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扶持入关。

张方裹胁成都王司马颖及皇室近属入关，对于东海王司马越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入关之后，晋惠帝兄弟辈25人中，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皇太弟的身份就被河间王司马颙废黜）、豫章王司马炽（入关后被立为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吴王司马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的父亲）。他们的全部入关，造成了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的政治后果，这就为荡阴战败的东海王司马越提供了扩充实力的有利机会，司马越的势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荡阴战败、逃回封国东海之后，司马越陆续收兵下邳、进取徐州，逐渐控制了江淮地区，先后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在感觉到自己的腰杆子硬起来之后，司马越便向天下州镇发出檄书，自立为盟主。306年司马越兴兵进攻关中，将晋惠帝又夺回洛阳。不久之后，晋惠帝暴死，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被杀，继立的晋怀帝司马炽完全控制在司马越的手中。这时候，东海王司马越在皇室中已经没有了对手，“八王之乱”也就此告终。这个结果，用田余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越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的势力也在混战中坐大，凶悍勇武的胡骑动辄兵临洛阳，因此司马越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比以前更加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要费神考虑的就是，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然而，司马越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的弊病，由于他和司马氏皇室血缘疏远，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政治号召力十分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司马越没有办法利用宗室的身份号令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号令天下的政治目标。他的办法是，联络关东地区的大族名士，利用这些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达到巩固统治的目标。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东自古文化发达，一直是士族的麇集之地，因此士族阶层的取舍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的政治命运。不过，这也有问题，因为关东士族和西晋宗室王公一样，也在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中饱受摧残，劫后余生的关东名士惊魂未定，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避祸自保的问题，所以，司马越要在这些名士当中找到够分量、有影响的人物，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在经过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司马越找到了素有盛名的琅邪王衍，二人一拍即合，共同打理早已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西晋政权。

众所周知，王衍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清谈名士，人称“口中雌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王衍整天手挥塵尾，口谈浮虚，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与现实政治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王衍一直居于政治高位，虽然口头上一直说自己“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事实上，他自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特别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官重位在身；另外，王衍的社会关系，也说明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据记载，王衍的女儿，一个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一个则嫁给了贾充的孙子贾谧。大家都知道，当时西晋宫廷斗争中，一边是以太子司马遹为中心，另一边则是以皇后贾南风及贾谧等贾氏亲族为中心。王衍为什么要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敌对的两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王衍处心积虑的安排，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是一种骑墙政策，想两边都不得罪，目的是为了保持自身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除此而外，王衍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裴遐。裴遐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妃子裴氏的从兄，这样王衍在政治上又多了司马越这一重关系，用王衍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狡兔三窟”。

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合作，各有所得，司马越用自己宗室的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权势；而王衍则利用自己的盛名，替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据历史记载，王衍出面以后，一时聚集了很多名士，如王敦、谢琨、庾敳、阮修、胡毋辅之、郭象、卫玠等，司马越的王府因此一时号称“多名士”。不过要说明的是，王衍所招徕的这些名士，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政治能力的清谈无能之辈，后来这些人多数陆续过江，另一些则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以王衍为代表的名士最后结局如何，我们姑且不说，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晋惠帝末年和晋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确实形成了一个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有众多清谈名士点缀其间的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就是司马越与王衍的“共天下”，是后来江左地区“王与马，共天下”政权模式的先驱，也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对政治组合。

司马越在与王衍联合执政，共掌西晋洛阳政局的同时，为了保证洛阳朝局的安全，还操纵组成了另外一对王与马的政治合作，那就是琅邪王司马睿和琅邪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组合。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后来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不过，在开始的时候，这两对王、马组合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组合中，司马越掌握实权，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中，王导则是主角。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司马睿和王导的政治组合中，司马睿当时只是一个“时人未之识”、默默无闻的一般宗室成员。王导就不一样了，琅邪王氏早就成为海内著姓，根本不需要借助结交琅邪王的关系提高家族声望，而司马睿除了一个“琅邪王”的封号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历史的事实也说明，二人确实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在南渡长江以前，及渡江之后的所有行动，都是王导从中筹划和安排，司马睿只是被操纵的木偶或打出的旗号。由于这个原因，田余庆先生认为，当时王导和司马睿的关系，就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秦国的子楚一样，王导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簇拥下南渡长江，来到建邺（即建康，今江苏南京），此事为当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以司马氏为皇帝的晋室的政治重心，从此开始南移。司马睿南渡长江，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忙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反复谋划才做出的决定。据研究揭示，在南渡江左的决策过程中，王导、王旷、王敦、裴妃（司马越的妃子）等人均曾参与其事，最后的决策则出自司马越和王衍，其中司马越又是最后的拍板者。在这个过程中，琅邪王司马睿始终处于被动听命的地位，没有参与什么谋划，更没有任何决断之权。《晋书》等记载说南渡是司马睿的决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为了给东晋的这位“开国之君”涂脂抹粉。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司马越为什么要让司马睿、王导等人南渡？个中原因，主要得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中寻找。司马越、王衍联合执政，共同经营危机四伏的西晋政局，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从内部讲，由司马越一手树立起来的晋怀帝司马炽，并不甘心情愿的充当他手中的傀儡，因此君臣之间明争暗斗，内部的州郡征镇叛服无常，流民的暴动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从外部来看，除了匈奴刘渊、羯人石勒已成气候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开始觊觎中原。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得司马越也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洛阳一个战略点远远不够，洛阳随时都有不保的可能。为了确保洛阳一旦失守之后的政治地位，司马越、王衍自是不能不考虑抢占其他战略要地，307年九月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和王导南渡建邺，就是司马越、王衍全盘军事政治战略部署下的一招棋。如果从王衍的私心来说，则是他为了琅邪王氏的门户考虑，因为他曾经说服司马越，分别让王敦、王澄二人出刺青、荆二州，临行前他对这两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三窟”之说，足见王衍首先考虑的是家族之安危，而不是国家的前途。

司马睿与王导南渡江左，占领江南既可填补陈敏被消灭之后江左地区的真空，又能够从战略上保持与江淮、荆楚之间的呼应，与中原互成掎角之势，从而保障徐州老巢的安全。司马睿南渡，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司马越、王衍要在中原坚守，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保证，但中原地区久罹战火，经济早已弊端不堪，无法保证其维持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漕运江南的粮食以接济中原，成为司马越与王衍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陈敏就曾向洛阳执政者提出建议，认为南方的粮食已经积聚几十年之久，如果不把这些粮食漕运到洛阳，不但白白腐烂了不说，中原地区的粮食供应也已经无力支撑。结果陈敏被派到合肥，负责漕运江南粮草，后来陈敏能够打败石冰，控制江南，与他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粮草，就有了招募军队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睿、王导南渡建邺，是不是为了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准备南逃打前阵呢？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这样，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始终没有南逃的打算，他们的战略意图，只想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从未考虑过偏安江左。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前不久，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曾上呈洛阳朝廷一道奏章，建议徙都寿春。综合考虑当时的形势，周馥的建议应该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当时的洛阳时常遭到匈奴胡骑的骚扰，已经是朝不保夕。但是，执政的司马越不仅拒绝了周馥的建议，而且联合司马睿，将周馥夹攻致死。由此可见，司马越从来没有放弃洛阳的打算，他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死守洛阳，而以游军同刘渊及石勒的军队周旋。所以，将司马睿、王导派往江南，只是为了支持“依托徐州、死守洛阳”的战略意图，至于他本人，则并未考虑南渡长江。另外，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后来司马越病死军中，王衍率军奉灵柩而行，其前进方向是东方的司马越封国东海，而从来没有向南渡过长江的迹象，这也说明，在司马越和王衍的全部战略安排中，江南只是战略上的一个倚托点或支撑点，而不是他们的最后栖身之地。

不过，历史常常表现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性。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安排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但毕竟没有能够保住他们的性命，在胡骑的扫荡之下，洛阳没有守住，司马越抑郁而死，王衍与王公卿士也全部被石勒俘杀，他们倚托徐州、死守中原的战略意图全盘落空了。然而，他们安排司马睿、王导过江，却给他们在江南地区的独立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最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新政权模式——门阀政治。

这里还需要讲清楚一个问题，即司马睿、王导能够顺利南迁建邺，还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条件——江南士族名士联合消灭陈敏。因为在司马睿、王导南渡之前，江南已经被陈敏控制，他们要顺利南渡，陈敏的存在是最大的障碍。陈敏是如何占有江南地区的呢？追根溯源，还得从“八王之乱”说起。

原来，“八王之乱”进行到后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已经感觉到洛阳政权为日无多，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位强力人物，一个什么样的强力人物呢？要求也不高，这个人只要像当初孙策、孙权兄弟那样，能够号令江东、保证他们的家族利益就行了。然而，经过一番寻觅，江南士族没能在江东地区找到这样的人，倒是在江北找到了陈敏。陈敏，庐江人，出身低微，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既不属于文化世族，又非武力豪族”，但是很有些实际才能。陈敏这个人善于投机，也善于审时度势，在看到晋惠帝被逼迁长安之后，就开始盘算如何割据江东的问题了。这时正好江南世家大族也在寻找利益代理人，陈敏因此在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推戴之下，占据了江左。几乎就在江南士族拥戴陈敏的同时，正收兵于下邳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与陈敏取得联系。司马越之联络陈敏，也是想借他的力量同北方的刘渊、石勒等人对抗。由于这两个原因，陈敏的势力一时在江东有较大发展。

然而，出身的低下，并没有影响陈敏的野心，在渡过长江、势力长成之后，陈敏却一反常态，不仅排斥拥戴他的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还自加九锡，声称准备北上奉迎銮驾，摆开了一幅与司马越争雄的架势。这样，陈敏就在事实上与江东世家大族和司马越形成对峙，成为双方都无法忍受的第三股政治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派出谋士华谭前往江南，策反陈敏帐下的江南士族。华谭，江都人，不过，从华谭的祖父华融开始，华氏就避乱定居于山阴，世代在三吴任职，与吴地名士多有交往。华谭当时的官职是司马越府中的军咨祭酒。华谭首先找到了吴郡顾荣、义兴周玘，他们都是陈敏帐下举足轻重的人物。华谭在给顾、周二人的书信中，一方面指责陈敏辜负朝廷重托，是为不忠；一方面又说陈敏背叛司马越，是为不义。然而，更切中江南名士要害的，而是后面的深刻提醒。在痛斥陈敏背信弃义之后，华谭严肃地劝告顾荣、贺循等人说：你们想用“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作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实现自保的目标，绝对不可能成功。要从根本上确保江东士族的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

华谭的游说切中要害，以顾荣、周玘、纪瞻、甘卓等为首的江南士族最终定策消灭了陈敏。对于这一事件，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曾从阶级性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认为江东士族最后所以反戈一击，是因为他们与陈敏本就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是“华谭一檄提醒顾、周等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所以奏效若斯之神效也”。

由此可见，陈敏败亡、司马睿南渡建邺，都与江南士族息息相关，陈敏之败，是由于江南士族的不合作，司马睿能够立足江左，则是因为江南士族的拥戴。也就是说，司马睿能否在江左站稳脚跟，关键就要看江南士族的合作与否，而江南士族愿不愿意合作，又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司马睿、王导过江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力笼络江南大族，协调好南北门阀世族的利益。

总之，东晋政权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包括南北门阀世族在内的士族名士联合执政，皇权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成为士族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效忠的对象。东晋门阀政治是由“王与马，共天下”开启的，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当权，“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也相继变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几个大的门阀世族之间，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再加上南北民族矛盾的始终存在，从而维持了百余年之久；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士族当权，凌驾于司马氏的皇权之上，但又不能取代皇权，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主弱臣强”，而司马氏的皇权又始终不绝如线。

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趋于没落的时候。东晋末年，反对门阀政治的活动风生水起，以孙恩、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在反抗斗争中力量逐渐壮大，最后终于发生了刘裕代晋自立的事件。刘裕易晋为宋，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存在百余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已成明日黄花，皇权政治又恢复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之后门阀士族或门阀制度尽管依然存在，并发挥相当的作用，但毕竟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

二、南朝的门阀制度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上面只谈了谈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对于门阀政治的运作、发展以及衰落等问题，都没有具体阐述。为了让大家对门阀政治、门阀制度能有更为直观、全面的认识，下面再谈谈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等问题。

先说南朝。

关于门阀制度在魏晋南朝社会上的影响，最为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说出这句话的是西晋时期的刘毅，刘毅是在指斥九品中正制度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这表明，九品中正制度（或称九品官人法）是为门阀制度服务的，关于九品中正制度对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我们这里不谈。这里要说明的是，门阀制度下的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门阀制度下的两晋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最大矛盾，就是士庶之分。可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东晋虽然是门阀政治的时代，但当时的士庶之分并未发展到极限，虽然早在西晋时代刘毅就曾强烈抨击，但事实上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曹魏西晋，还是门阀专政下的东晋，士庶之间的区别都没有像后来的南朝宋齐时期那样不可逾越，两晋时代的寒门仍有上升为士族的机会。举例言之，东晋时期接续琅邪王氏而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颍川庾氏，在汉魏之际仍然是出身卑微的寒门，庾氏上升为士族的时间正是在两晋之际，特别是东晋初年；再如，东晋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也是到了东晋之际才上升到与琅邪王氏比肩的世家大族行列，他们与琅邪王氏的区别，不过是后者眼中的“新出门户”而已。但不论怎么说，那时候寒门毕竟还有成长为士族的机会。

而到刘宋代晋以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尽管皇权政治重新取代门阀政治，使得后者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门阀的观念却早已被社会所认可。以至于南朝的宋、齐时期成为士庶区分最严格的时代，所谓“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门阀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在时人的观念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方面，我们可以多举出一些例子：

（1）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并管要务”，深受宋文帝刘义隆的重用。二人自我感觉非常不错，觉得自己和吴郡张敷又是同乡，于是就商量着去拜见张敷。周纠当时不无担心地说：“就怕到时候张敷不待见我们，还不如不去吧。”秋当却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愁他不给我们一张凳子坐坐！”于是二人去拜见。二人到来之后，张敷本来已经摆好了两张凳子，距离墙壁三四尺远，等二人就座以后，张敷却呼唤仆人：“移我远客！”弄得秋当、周纠二人狼狈而还。

（2）中书舍人王弘（非琅邪王氏）出身卑微，却颇受宋文帝的器重。他对宋文帝说自己想成为士族。宋文帝对他说：“你要想作士人，那必须得到王球（琅邪王氏）的认可。如果你要去见王球，就说是奉圣旨前来坐席。”于是，王弘满怀希望地去见王球，可是见面之后，王球却举起手中的扇子，说：“你不能坐着。”可想而知，王弘丧气而回，将情况如实上报给宋文帝，宋文帝只能安慰他说：“王球不认可，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3）孝武帝刘骏的生母路太后，有个娘家侄子叫路琼之，依仗路太后的威势甚为霸道。路琼之偏偏又和太常王僧达比邻而居，王僧达出身著名的琅邪王氏。路琼之一向自视颇高，有一次“盛车服卫”、八面威风地去拜见王僧达，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返。回来后，路琼之向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向儿子孝武帝告状，说：“我还没死呢，就有人这么欺负我家，我死之后，怕是讨饭都没有地方吧。”路太后要求孝武帝治王僧达的罪。孝武帝没有答应，对母亲说：“这件事只怪路琼之太年轻，没事他去登王家门干什么玩意！王僧达是贵公子，怎么好因为这事去治他的罪呢！”

（4）宋明帝末年，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实权派，可是每次到蔡兴宗的面前，都是小心翼翼，不敢坐下，站了很久才离去，蔡兴宗也从不招呼他坐下。

（5）南齐武帝萧赜在位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纪僧真非常受宠，纪僧真长得也很有派头，史书说他“容表有士风”。一天，纪僧真对齐武帝说：“臣自知出身寒门，遭逢圣明，才会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我给儿子娶亲，娶了荀昭光的女儿。我已经十分知足了。现在只有一件事想乞求陛下，就是希望能真真正正地做个士大夫。”齐武帝听完，对他说：“这个你得去看江敩、谢蕍他们的意思，我插不上嘴，你自己去试试吧。”于是，纪僧真打着圣旨的旗号，去见江敩。到江家之后，纪僧真自己登榻坐下，结果江敩马上呼唤仆人：“移吾床远客。”不用说，纪僧真也是败兴而返。回来后，告诉齐武帝说：“看来，士大夫真不是天子所能够任命的。”

类似以上的事例，在南朝特别是宋、齐两代十分常见。对于这些世家大族高自标置的做法，时人言及都是以一种赞美的口吻加以叙述，这个现象只能表明一个事实，即士庶天隔的观念，已被包括寒门庶族在内的全社会完全认同，这与东晋时期寒门庶族经常诉说委屈的情景大为不同。

士庶之别既然已经被社会舆论普遍认可，皇帝干脆发布诏书，承认了士庶之间的这个差别。据《梁书》卷十《杨公则传》记载：湘州地区有一个风俗，就是一些寒门庶族可以通过贿赂，谋求州郡的一官半职。后来，杨公则出任湘州刺史，到任后他首先发布命令，把这个旧有风俗断绝，州郡所有僚属全部从“州郡著姓”当中选拔，从而将湘州寒门庶族的出仕之路堵住。后来，杨公则的做法被梁武帝知道了，梁武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要求其他州郡也都按照湘州的做法执行。这就从法律层面上，将士庶对立、士庶区别规定了下来。

关于梁武帝维护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的记载，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一流高门，在梁朝做高级官吏的人为数甚多，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实权，但毕竟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梁武帝的统治政策，也直接体现出对门阀士族的特别照顾，《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梁武帝对待门阀士族，能够优待尽量优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加以优待。而对于下层的百姓，则实行严刑峻法，并大搞连坐族诛，普通人家一人犯罪，株连九族，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人逃亡，全家都要被抓去做人质。所以说，梁武帝统治时期士族过得十分开心，而老百姓则穷极无聊。据说有一次，梁武帝到建康南郊祭祀，遇到了一位“秣陵老人”拦住了道路，对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这位“秣陵老人”可能只是史家虚构的一位子虚乌有的人物，但他的话却反映了梁朝纵容士族的国家政策。在梁武帝的纵容下，当时的王侯子弟，几乎全部“骄蹇不法”，甚至大白天就敢在建康的街头杀人抢劫。有了这些高门子弟为榜样，许多劫贼也壮了胆量，他们公然在白天杀人越货，遭到追捕之后，直接藏匿到王侯之家，等到傍晚再出来抢劫。对于这些情况，史言“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梁武帝为什么“难于诛讨”，其实不是难，而是他执行的是一条纵容门阀士族的政策。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现象没有出现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代，而出现在皇权政治已经回归的南朝？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门阀政治虽然只存在于东晋，但门阀制度、门阀士族、门阀观念，却早在汉末魏晋就已经出现，并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士族在政治上掌权，而逐渐被烙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这种观念并没有因为东晋被刘宋取代、门阀政治恢复为皇权政治而消失，相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强化。因为门阀世族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失去了主导权，但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强大的潜在影响力。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赢得了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为了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他们还需要拉拢、利用门阀士族。刘裕的做法是，一方面尽量限制门阀士族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方面把他们高高地供奉于庙堂之上，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满足和享受。时人对门阀世族的仰之弥高，与刘裕等人的这项政策是很有关系的。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来自士族内部，是士族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在了下坡的路上，他们强调门阀、强调士庶之分，正是为了挽救自身趋于衰落的命运。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又是士庶趋于混淆，所谓“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宋齐二代士庶不分”。面对士庶混淆的危险，面对大量寒门庶族纷纷挤入自己的行列，受到威胁的世家大族，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提防，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世家大族在南朝已经衰落，但仍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在一步步成长壮大，但还不能获得社会地位，这是南朝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居于东晋统治地位的几大门阀，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他们进入南朝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中原因一是由于在东晋末年的大变动中，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如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黄门郎谢冲、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兄弟、南康公谢明慧、嘉兴公顾胤等，基本上都是在孙恩之乱的时候被满门屠灭，而当谢琰被孙恩临阵斩杀之后，东晋高门中的将才已经灭绝殆尽，从此之后直到陈朝灭亡，南朝宋齐梁陈的统兵将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基本上与军队的指挥权无关。世家大族在南朝趋于没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寒门势力的成长，南朝宋、齐两代是士庶区别最严的时期，恰恰也是寒门势力上升最快的时候，当时中书省的大权完全落入中书舍人之手，而中书舍人一无例外都是由皇帝亲信的寒人担当——“寒人掌机要”，这是大家熟知的史实。不过，不仅中央是由寒人掌机要，地方上也任用寒人为典签，典签监督地方军政大权，有“威行州郡，权重蕃君”之称。

所以说，士族在南朝虽然仍担任着中央的最高长官，但实际权力却已经下移到地位低下的次等士族或寒人之手。如南齐中书舍人茹法亮得皇帝宠幸，“势倾天下”，琅邪王氏出身的尚书令王俭，就常常对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呢？其根源在于皇权在伸张过程中与世家大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皇帝为了强化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必须对门阀大族进行限制，而上升中的寒门地主也希望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宋、齐时期大量出现的“恩幸”或“佞幸”，正是应皇权伸张之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借皇帝之宠幸向世家大族展开了夺权的斗争。

除了这个外因，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没落，则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的内在动因。历史发展到南朝，门阀士族已经无力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长大，但求放达不问实务的生活态度，使得他们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政治事务，而专心于空谈玄虚；另一方面，他们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没有也不必有“应世经务”的实际才能，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也能够获得高官厚禄。长此以往，高门士族不仅丧失了实际才能，甚至从思想意识上也鄙薄实干。从东晋末年开始，南朝的世家大族就逐渐丧失了军事指挥权。而到了南朝齐、梁之际，他们更是彻底地堕落了，史书记载当时的高门子弟，整天涂脂抹粉、熏衣剃面，出门则乘车，入门则有人扶持，从来不学习骑马射箭，骑马的话只是骑“果下马”，也就是那种能够在果树下行走的小马，也就山羊大小，射箭大概是喝酒赌钱时的那种叫“投壶”的游戏。这些人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还能够依靠祖上的功德、靠“冢中枯骨”得到高官厚禄，并以门第自矜于世，而一旦遭遇战乱，他们就在劫难逃了。梁末“侯景之乱”，这些世家大族子弟由于平时很少锻炼，“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结果只能像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坐而等死了。不难想象，像琅邪王复那样，平时走路都需要丫鬟扶着，听到马叫，就说这是老虎在咆哮，这样的人不死于动乱，那才叫没有天理。

“侯景之乱”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动的，如果放到今天，叛乱的领导者侯景肯定是犯了“反人类罪”。但客观上，“侯景之乱”沉重打击了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门阀士族，南朝的许多世家大族，都在这次动乱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继“侯景之乱”之后，西魏政权又出兵攻占江陵，从建康逃难而来的荆、扬地区的士族，又一次被迁往长安，在这次长途迁徙中，许多原本养尊处优的门阀士族或是死于转徙的途中，或沦为囚虏，不免从事“耕田养马”的卑贱营生。所以，如果说“侯景之乱”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对行将没落的门阀统治秩序以最后一击，加速了门阀制度崩溃的进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的门阀士族终于在“侯景之乱”的战火中，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即将谢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梁的失败，也就是南朝的失败。陈亡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在建康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陈王朝，那些幸免于难的世家大族如琅邪王冲、王通，陈郡谢哲、谢嘏等人，他们虽然仍在政治上享有高位，但这时已经彻底成为门阀制度的装饰品了，他们能够为皇帝做的事情，和从前宋、齐、梁诸朝并无多大差别，不过是禅代之际的奉册授玺，“将一家物与一家”，或者是在擢才取士时发表一番空论而已。公元589年，隋军八路渡江，一举攻克建康，南朝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个栖身之所——陈朝也灭亡了。隋军挟胜利之威，像驱赶牲口一样，将早已凋零不堪的南朝门阀士族和新出的权贵们悉数迁往关中。至此，江南的世家大族，特别是早就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王谢等侨姓士族，几乎从江南完全消失了。这情景，一如唐代诗人韦庄的《台城》七绝所写：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三、北朝的门阀制度

与东晋南朝不同，北朝的皇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那样一段历史。但这并不是说明，北方就没有受到过门阀制度的影响。北朝的门阀世族依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或作用都是在皇权控制或许可的范围内发生，皇权对于门阀具有最终的支配权。

永嘉离乱，河南诸州士族大批南迁，留在北方未走的主要是黄河以北和关中地区的世家大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五胡”在中原先后建立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不管他们对汉族是如何的敌视，他们要想稳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就必须取得当地汉人地主，特别是汉人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就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少数民族首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举例言之，羯族石勒在刚起兵的时候，凡是虏获到汉人公卿，“多杀之”。但是当他正式建立后赵政权，需要安邦治国的时候，则转而采取怀柔笼络的策略，下诏：“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不久又下令“清定五品”、“典定士族”，也就是恢复了魏晋时期士庶区别的政策，对汉人高门大族加以笼络。后赵暴君石虎，也曾下令给予“雍秦二州望族”皇甫、胡等17姓以免役和选举等特权。慕容鲜卑兴起于辽东时，即十分注意结好流亡到该地的汉族士大夫，如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平原刘赞等人，都是在永嘉之乱洛阳、长安二京沦陷之后，逃亡到辽东地区而被慕容廆收容并加以重用，前燕实际上就是由慕容鲜卑和这批流亡的汉人高门大族联合建立的政权。后燕慕容宝统治时期，为了区别“士庶”，还曾专门刊定士族旧籍。其他如前秦、成汉、凉州诸政权，也都非常注意与当地汉人士族的合作。总之，从整体上看，即使在“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他们的权益也是受到保护的。

北方统一的任务，最后由拓跋鲜卑完成，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世人熟知的北魏。拓跋鲜卑自入居中原，就留意于对汉人世家大族的笼络。如太祖拓跋珪“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消灭后燕之后，拓跋珪即重用当时的第一流门阀清河崔玄伯，让他全面负责典章制度的修订。拓跋珪起用崔玄伯，并不只是对个别高门士族的任用，而是拓跋鲜卑拉拢网罗汉人士族的信号，因为在拓跋珪死后，继位的明元帝拓跋嗣开始派出使者，四处搜罗人才，据《魏书·太宗纪》的记载：

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

从中可见，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之后，在选拔人才方面，首先考虑的是被选者的门第，“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所体现的，依然是对世家大族的倚重，其直接目的当然在于拉拢汉人士族，以扩大统治的基础。

史实表明，拓跋鲜卑的这个做法具有连续性，公元431年九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再一次下诏选拔人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神䴥四年征士。在这道诏书中，拓跋焘指名道姓地征召了一批“贤俊之胄”，这些人以当时的北方第一流高门范阳卢玄为首，作为“征士”之一的渤海高允还专门写了一篇《征士颂》记述此事。根据高允的这篇颂文可知，与他一起被征召的共有42人，其中有些人征而不至，最后应召者共35人。主持此次征士的，是司徒崔浩，崔浩就是前面提到的崔玄伯的儿子，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高门。众所周知，所谓“崔卢李郑”，乃是北方最著名四大姓族，据史书记载，崔浩就是一个非常强调门第的世家大族，这份征士名单是他在“访诸有司”之后定下来的，也就是说经过他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研讨之后决定的。对于神䴥四年征士的动机、政治作用等问题，山东大学张金龙教授曾有专门论述，我们不准备多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神䴥四年所征汉族士人，几乎全部出身北方的士族门阀，这些家族都有较长的历史传承关系，与历朝政权特别是五胡政权之间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如果联系崔浩后来进行的“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史实来看，此次征士，正是他企图全面恢复门阀体制的第一步行动。

我们知道，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专章讲述。这里先要说的是，崔浩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恢复门阀体制的志愿，却被后来的孝文帝元宏所继承。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在北魏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其首要的一条就是定姓族，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将门阀体制确定下来。孝文帝定姓族的主旨，是为了调和、消除长期以来存在于鲜卑与汉族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从而形成一个在门阀体制下鲜卑贵族与汉人世家大族的联合统治。史实证明，孝文帝的改革最后成功了，因为不但鲜卑贵族实现了门阀化，他们与汉人士族之间的隔阂被成功的消弭了，而且从此在北魏确定了以当代官爵为标准等第的新门阀体制，这个不同于南朝的新门阀体制，有力地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基础。

毋庸讳言，北魏的门阀体制与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如北朝士族中有许多很有将才的人物，并且始终拥有宗族乡里势力为基础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不像南朝高门那样鄙薄军事；再如，北朝士族也不像南朝高门那样放诞任性、不屑于从事具体的事务，因此颇多杰出政治人才。关于南北门阀的不同，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有精致的论述，读者可以参看。我们这里想要略加说明的是南北士族的一点共性，即北朝士族和南朝一样，都自矜门第，鄙视出身不高的庶族，而对于高门大族则像追捧明星一样狂热。

“崔卢李郑王”是大家熟知的北方五姓，他们高居于北方世家大族的金字塔顶。崔有清河崔、博陵崔之分，卢指范阳卢氏，李有赵郡李、陇西李之别，郑指荥阳郑氏，王指太原王氏。这五姓七家是北方最著名的士族，被当时的社会奉若神明，当时的人如果能有幸和他们攀上亲戚关系，那身价立马就不一样了。由于五姓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甚至连他们的生理毛病，也像西子捧心那样被人们所羡慕。如太原王氏世代都是酒糟鼻子，号称“齄王”，这本是王氏家族性的疾病，但在当时人们看来，却是太原王氏世代高贵的象征，如崔浩看到王慧龙高大的鼻子红红的，就说：“确实是王家的小子”，并当面称赞说：“真贵种矣。”后来，只要有机会，崔浩总是要把王慧龙向达官显贵们推荐赞美一番。

除此而外，同为门阀，在内部也有高低之分，如清河崔氏就看不起博陵崔氏，据史书记载，东魏北齐之际，清河崔䴙“自以门阀素高”，“每以门第自矜”，有一次他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意思就是说，在崔䴙的眼中，天下盛门只有他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都算不上高门。崔䴙的话引起博陵崔暹的极大不满。后来，崔䴙多次得罪高澄，但高澄因顾虑崔氏的社会影响，终不予追究。

事实上，北朝“崔卢李郑王”等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一直到隋唐时期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唐太宗曾经借修《氏族志》之机，痛斥崔卢李郑等山东旧门“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却仍矜尚门第；唐太宗、唐高宗还曾因为五姓不愿意与李唐皇室结亲而大发雷霆，并专门下诏，对崔卢李郑王等“七姓十家”的婚姻进行限制，严令：“七姓十家”不得擅自结为婚姻！唐太宗、唐高宗这么做，一方面反映出李唐皇室“吃不到葡萄”后的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揭示了，北方世家大族因为具有浓厚的宗族基础，所以还保持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与南朝士族相比，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消失，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