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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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元旦，南京下了一场大雪。这一天，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日记里写道，“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慨然”；冯玉祥将军则诗兴大发，他作了一首打油诗，以倾诉自己对1936年的期待：“欢迎，欢迎,新年，新年。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我作文天祥，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颜真卿。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这一天，鲁迅的旧日学生、毕生好友孙伏园，回忆起了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他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成立，那一天，校长鲁迅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教务长范爱农则建议他们，在元旦假期内，“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开元寺"（孙伏园，《第一个阳历元旦》)。但，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鲁迅显然忘记这些了。这一天，他的日记里只记载了些许琐事，而一个多月后，2月16日，在春节的爆竹声中，他却写下了《论元旦》一文。
这一天，作家丰子恺也毫无新年概念，他写下了随笔《实行的悲哀》，表达自己远离时局的向往。他说，“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世事都与风景一样……身入其中，不但美即消失，还要生受苍蝇、毛虫、罗唣，与肉麻的不快。世间苦的根本就在于此"。而与他所在的开明书局一墙之隔，《新民报》的编辑们，却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元旦社论：“1935年算是过去了……可怕的1936年又面迎着我们而来了。大声的同读者说，我们要度过今年这一难关，惟一的我们只有从各方面去反攻，我们只有抗斗、抗
斗、第三个抗斗！……”
抗斗早已无处不在了。这一天，在天津街头，在川岛芳子的策动下，千余名汉奸、浪人佩戴“敢死队”的袖章，呼喊着“华北自治”、“打倒南京政权”的口号，进行了一整天的游行；与此同时，在几百里外的北平，宋哲元则在南苑举行了万人阅兵大典，并邀各国使节、中外记者几百人观礼。担任这场阅兵总指挥的，是一个名叫吉星文的上校。一年多以后，在卢沟桥边，正是这个吉鸿昌的侄子、年仅29岁的青年，向河对岸开出了抗日的第一枪。
这一天，在遥远的陕北，红军残部也举行着大阅兵。它的观礼人群，则是一群战俘，其中包括一名叫高福源的奉军上校团长。不久后，周恩来不仅礼送他出境，并委托这名辅仁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心腹亲信，向张学良转达几万红军的善意和诚意。
这一天，中国有两条铁路通车，那就是山西境内的同蒲线南段，以及贯通浙赣的玉（山）南（昌）线。在出席通车典礼后，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在日记里写下：“欲谋应付将来之国难，不在联日以抗俄，或联俄以抗日……能白存与自固，联日亦好.联俄亦好；不能自存与自固，联日无益，联俄亦无益。”
这一天.南京政权向百余名军官授发了云麾勋章。其中蒋介石、阎锡山、丹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等八人获得了一级勋章，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货杰等人则获得了三等或四等。邓文仪后来谈到，“从二十四年底到二十五年，某些力行社社员在同民党内与在政府、军中的地位，皆有显著的升迁”。
这一天，在千家驹和杨梨音的婚礼上，胡适、许德珩担任证婚人，范文澜、崔敬伯则为介绍人。与此同时，在上海励志社，几百对新人也举行了集体婚礼。无论时世如何演替、风潮如何变迁，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故事，始终在延续着。这一天，大约一万两千三百余对青年结娇，在新历元旦远未被中国人接受前，它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孩子的出生和老人的死去，更和这些人为节日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一天，大约四万七千名婴儿呱呱落地，大约三万四千个老人、病人和遭遇灾祸者死去。在一处处街巷、一个个村庄，婚礼与葬礼、出生与死去，都同时地进行着……
这一天之后，1936年开始了。
1936年，后来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无法忘记的年份。这一年，年仅27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它被称为“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大公报》报道说，“此书畅销之广，为空前所未有”；“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经传罄……特赶印再版数千册，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三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该书畅销近十万册；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中国人的西部意识。一年多以后，在大西迁的风潮中，大约400万青年走向了大西南，另有300万青年走向了茫茫大西北。社会学家孙本文统计说，“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这一年，一名叫张寒晖的青年，写出了一曲哀婉伤感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它成为当年最风行的歌曲。它并与刘雪庵作词、黄自作曲的《流亡曲》，以及《复仇曲》,合称为“流亡三部曲”。当年初冬，当几千名学生前往临潼、要求张学良收复满洲时，他们唱起了这首歌。它不仅让无数奉军官兵潸然泪下，它也使张学良当场表态，“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几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了。
这一年，一个叫费穆的青年导演，拍摄了他的第五部彩片，《狼山喋血记》。与一年前轰动全国、田汉编剧的《风云儿女》不同，在《邦交教睦令》下达后，它只能以隐晦的故事、来表达鲜明的主题。它描写了野狼肆虑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故事。与《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它的主题曲《打狼歌》，也迅速地传唱全国：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它是当年最有票房的中国电影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女二号饰演者，是一名来自山东、年仅22岁的青年。她的名字是蓝苹，两年多以后，她又有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江青”。
这一年，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莫过于邹韬奋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4月21日，高尔基在俄国发起《世界的一日》征文后，邹韬奋大受启发，〜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他找到了茅盾，商定以一个月后的5月21日为内容，“恳请全国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茅盾后来谈到，“因为这一天是极平常的一天（如选在某个节日上，来稿内容就可能千篇一律），距今尚有一个月，估计再偏僻的城镇在5月21日前也能见到征文启事”。
在百余份报刊刊登启事和广告后，从5月21日开始，短短二十天内，编辑部收到了三千多篇来稿，“以字数计，不下六百万言”。更重要的是，它的投稿者包括形形色色的身份、阶层、职业，在千余名学生、近五百位教师，大约三百个商人、五十个工人和十几个农民外，“是大多数向不写稿的店员、公务员、小商販、兵士、警察、宪兵等等”。他们勾勒出了一个驳杂、琐碎、色彩斑斓而又无所不包的中国景象。不久后，《中国的一日》丛书总编辑茅盾写道：“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尘，从农村的残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从公司公署，从工.厂，从市场，从小商店，从家法森严的旧家庭……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这是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
这是一个已死的、将死的、方生的和未生的中国。在这种光怪陆离、令人悲欣交集的景象中，这一年，从夏天开始，一种前所未有、清新而乐观的情绪，突如其来地席卷了广袤大地。
这一年，直到收夏之前，萧条、悲观与麻木依旧无处不在。因为日货走私的泛滥，短短两个月之内，天津倒闭了三千余家华人商店；仅仅3月7日这一天，平津两地就有十名商人自杀。《大公报》评论说，“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几天后，《救国时报》更洋尽分析了它的根源： “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当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竞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这一年，以元老张静江、交通部长曾养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名流为发起人，全部股东均为中国人、全部出售国货，被称为远东乃至亚洲之最大商场的“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开张了。《中央日报》报道说，“日用百货，无不齐备，餐厅茶馆，应有尽有。集国产之大成，汇万货为一处”；《申报》则描述了167家老字号汇聚一堂的场面，“无论北方之同仁堂药店，以及南国之张小泉剪刀，国货数百年之精华，荟萃于斯”……
在希望与绝望的相互伴生中，夏天到来了。
这一年，似乎天公作美，在无比广袤、极富地域差异的土地上，处处风调雨顺。从收割夏粮开始，千余份报纸纷纷报道着各地的丰收景象：河南小麦增产三成以上；湖南稻米增产四成以上；福建的全年收获，更增产了将近六成……这个近二十年未有的大丰收，滋养了这个贫瘠已久的古老国家。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从祁连山脉、太行山脉到武夷山脉，千万农户无不谷满囤、粮满仓。在田间地头，许多赤贫一生的老农，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一喜未平、一喜又来。这一年，在几个月的发行后，法币的流通过大大增加了；当年的夏粮和秋粮，都卖出了五六年来的最高价。丰收和高价的双喜临门，使中国农村处处呈现欢腾的、近乎春节的景象。《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又何止是这个新刺激？这一年，在欧洲挣扎于大萧条、日货也遭遇了普遍抵制后，中国民族资本进入了又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在泛滥成灾的官僚资本尚未兴起之际.这一年，苏州的新式绸厂达到了80余家，“有电力机约2000架，每月每架平均产绸10匹，除间有停歇者外，每年产额近20万匹，价值五六百万元”；这一年，杭州的新式绸厂更增至141家.在6200台电力机器之外，更有500台古老的木机、约8000台拉机在始终运转着。这一年，以棉纱业为例，“国货市场占有率约三分之二强”；这一年，以搪瓷产品为例，“现除北方尚有日货搪瓷销售外，长江一带，日货 已绝迹矣”；这一年，以面粉业为例，全国面粉的销量约为3200万包，其中华粉的数量达到洋粉的19倍以上。包括火柴、卷烟、热水瓶、五金制品在内，这一年，几乎全部的日用百货，国货都成为市场的主流……
这一年，在自己的札记里，通俗小说家包天笑记载了一个百业兴旺、处处有新工厂新企业开张放鞭炮的图景；一些最狂热的分析家甚至谈到，再有几年时向，“中国将只有两家公司，一为国货公司，一为美国货公司”。这一年，房地产成为南京最热门的投资；在建筑师杨廷保设计了可容纳六万余名观众、号称“远东第一”的中央体育场后，众多媒体鼓吹起了“建设新首都”。《良友》杂志详尽勾勒了南京新城的模样，“皆为洋式公寓，或三四层，或五六层，可纳居民二十万人约五万家"……
这一年，在几无征兆、瞬间席卷的繁荣景象中，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自信和热悄。《大公报》谨愤地评论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德意志公报》认为，“在蒋氏的领导下……（中国）已有根本的精神之改变”。它甚至影响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南京政权一向冷嘲热讽的纳撒尼尔•佩弗。在此之前，他说中华民国是美国政体荒唐可笑的仿制品，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但，这一年，在参加“双十国庆”观礼后，他却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现在，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也是在这种自信和爱国热悄中，战备工作悄悄地进行着。
战备工作包括了一系列手笔浩大的工事、引进军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年，在苏州留园，以张治中上将为负责人，几百名军人以“中央军校野哲办事处”的名义，组成了秘密的国防工事部。在他们的努力下，效仿马奇诺防线、以三道钢筋水泥工事为主体的国防工程，悄悄地进行着。那就是吴江到福山工事、无锡到江阴工事、乍浦到嘉兴工事。几十年后，张治中满怀深情地冋忆说：“直到4八一三’前夕，外间没有人知进它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部署.得益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我向你致敬"！……
三大工事，为的是拱卫京沪、保住作为经济命脉的东南半壁；作为后方和腹心的，却是中西部地区。这一年，在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数超过一万三千公里，并形成两纵一横，以平浦线、甲汉线和陇海线为干线的交通网 络后，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防铁路计划。那就是同时修建湘黔铁路、京輓铁路、成渝铁路和陇海线西段。从此以后，中国铁路工业的重心，向中西部悄悄转移者。
铁路之后是公路。这一年，一个叫赵祖康的年轻人宣称，“十九世纪是铁道世纪，二十世纪则是公路世纪"。他说，1883年奔驰发动机的问世，以及1907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规模生产，已经把世界推向了汽车和公路时代；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公路是铁道的先锋，而驿运又是我们公路的先铎”。在不动声色中，他先是改正了桥梁的载重标准，“第一步的目标是由载重三吨改到载重七吨半，第二步的目标是载重十五公吨，使普通的炮车都可以在各干线上自由通行”；继而，他又奠定了中国兵站、后勤系统的基础。在抗战爆发后，他始终领衔者中国公路建设的主角，先后建成了甘川、中苏和滇缅三大公路。
这一年，以翁文灝为委员长的“国防资源委员会”，在统制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后，又计划投入一万万元的巨资，在中西部同时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以及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站等几十家重工业厂矿。从这里开始，一年多以后，它组织了工业界的大西迁；此后几年，它在中西部开发了无数企业、矿产和战略资源生产线，并负责了中国的战时生产。它是中国坚持抗战的大动脉和产业骨架。几十年后，众多评论者无不认为，没有国防资源委员会，中国抗战能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这一年，伟大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飘然回国。几乎是刚刚踏上黄浦江码头，他就开始了长达一年多、没有间断的鼓与呼。
他说，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但中国以弱胜强，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中国不仅是大国，有着空间优势，以空间换时间，中国还将有时间优势，因为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只要时机成熟，英美必将介入对日战争。他并且谈到，以机关枪和壕沟为象征的防守型武器，是军界的主流，比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但这种思想已经落后了，下一场大战的主角，必将是飞机、战车、潜艇等进攻性武器；他为此呼吁，“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惟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
蒋百里的战略分析，不久后成为蒋介石“逐次抵抗”、以及毛泽东“论持久战”观点的主要思想来源。这一年，在最终定稿、荟萃了自己毕生思考的《国防论》一书中，蒋百里将军以满含的深情、杜鹃啼血般的心力写进：“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这一年，在浩大的场景与风潮中，蓝衣社悄无声息地走着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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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刺汪案”之后，丰悌被再次打发到了德国。刘健群又一次执掌朝天宫，成为蓝衣社的第五任书记长。后来，众多朝天宫人物谈到，“新任书记长遇到的第一件国家急事，为二十四年十二月到处发生的全国性
学潮”……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南京也决定批准半独立的典察政务委员会后，几千名北平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游行示威。他们的宣言里，包括了一句后来被久久流传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紧接者，八千余名南京学生在光华门请愿，五千余名上海学生在街头与日警对峙，武汉更有两万余人日夜聚集在省政府前，以至于新任湖北主席杨永泰不得不推迟了就职日期……
又何止于此？在蒋介石下达京沪汉三地戒严令后，1936年，几乎是元旦钟声刚刚敲响，五百余名平津学生就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此后二十几天，他们在河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七百余里的徒步跋涉、沿途宣传。几十年后，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游行示威总指挥宋黎回忆说，“宣传团下分四个团，一、二团是城里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和镜湖中学等校学生……一、二团一月三日出发，沿着铁道东前进。第三团是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团长是黄华，他们一月四日出发，沿若铁道西南下。笫四团是天津学生，人数较少，从天津直奔固安县城”。
在贫瘠而广袤的河北农村，他们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他们边走边 唱，并演出了话剧《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抵达保定时，他们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铎队”；此后几个月，这个被简称为“民先”的青年组织，在十八个省份迅速蔓延者。当年夏天，它已席卷了近百所高校、有着四五千名学生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刘健群决心发起“实践社”，以与民先对抗。后来，在《银汉忆往》一书，他谈起了自己的种种作为：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他说服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使和平尚未绝望，倘到绝望时、“政府必不惜一战”的观点，成为众多学生的共识；在暨南大学，他谈起了海外华侨与中华民国的血肉渊源，并告诫这些华侨子弟，“必知先人之困苦，也必谅政府之忍辱”；在上海政法学院，他则以雄辩的口才、深厚的法学功底，与众多学生交谈着秩序的必要、渐进的建设意义……在他的努力下，“趁势在复旦发起实践社，不久后，又在暨南、法政、交通等大学组织实践社”。刘健群后来谈到，“三地戒严后，京汉各地之学潮已渐告平息，惟上海有租界。上海学运潮落，则全国学潮亦告一大段落”……
那么，又一次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后，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罕见的演讲天才、曾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青年才俊，只做了这么一点事吗？
这就不能不谈到刘健群的尴尬处境。1934年暮春，当他接替贺衷寒、成为蓝衣社第三任书记长时，他还有着种种计划。在尽世避免与黄埔学生发生摩擦外，他决定创办会计训练班、“拟将《生活限制条例》扩展为限制全国官吏之个人财产”，并发展忠义救国会等外围组织……但，干国勋后来谈到，“由于刘氏在社内的身份只是客卿而已，康泽处处与他斗争，贺衷寒亦不合作，故他的书记任内无大作为”。
在坐视武斗闹剧、“南昌大火”和文化学会的解体之后，他早已厌倦了和朝天宫的交道。何况，这一年，在他再度出任书记长后，在二十多个干事人选中，他仅仅提议增补宣介溪为干事，却也被冷淡地拒绝了，“因无缺，乃派为候补干事"。凡此种种，使刘健群心灰意冷。他的又一个书记任期，要么做自己的事，要么做一天和尚撞-天钟。
又何止于此？自从“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早已绝足不来朝天宫了；对这个庞大秘密组织的生死前路，他似乎不再放在心上了。1936年4月， 侍从秘书肖赞育按呈递一份报告给蒋介石，这份报告足以说明，蒋介石与蓝衣社已疏远到了何种地步。
在这份行文流畅、文采斐然的报告里，肖赞育先是痛苦地承认，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先行者、《生活限制条例》的执行人，蓝衣社每况愈下。他说，“新生活一名词，本为团体最初所标示，自饮食、衣服、住宅、劳动、应酬、娱乐，以至读书、写日记、锻炼身体、相互监督等各种规定，均曾粗有规模。而麻雀（麻将）等不良习染，尤悬为力禁”；他说，“日久顽生，今已不复为人所重视矣……今日之弊，在个人只顾个人之自由，个人只顾个人之建树，上不以此为非，下不以此为耻"……
他为此哀求起了蒋介石。他说，“团体自成立至今，一切以钧座之意旨为归依，惟以干部组织不甚健全，而钧座又无多暇顾此……对于此组织‘似无所谓他说，“团体之存在发展，固全系于钧座一身……必须钧座明示干、检两会，严定准绳、执行赏罚，以成功为钓座最忠勇坚固之力&，,—
换而言之，对朝天宫，蒋介石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由蒋介石带入蓝衣社、与它有着种种公私恩怨的刘健群，又怎么会再把它放在眼里呢？他早就盼望离开朝天宫、去外面的世界一展宏图了。不久后，他的机会果真来了：这一年6月2日，在胡汉民去世不久，两广军阀担心自己法统地位的丧失，更恐惧于渐渐流通的法币；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派遣大军进入湖南地界。“两广事变”爆发了。
“两广事变”的平息，几近兵不血刃。这一年夏天，在戴笠的努力下，先是全部飞机飞往了南京；继而，陈济棠、李宗仁刚刚购买的两艘鱼雷艇，也悄悄驶进了东海海域。在巫剑雄、黄质文、余汉谋等人先后哗变之际，陈济棠大势已去，悄然出走到了香港。紧接者，在黄绍竑的斡旋下，9月7日，李宗仁、白崇搞也发表声明服从中央。《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者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它使许多深深厌倦内讧的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军阀，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在这个背景下，8月11日，蒋介石抵达广州，成立“广州行营"；他的众多随员中，包括了行营第二厅厅长、广东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很快， 宣介溪、众多政训班学员也被召集到了广东，在他们的努力下，广东蓝衣社风生水起。在华北之后，刘健群到底又拥有一块私家地盘了。
他为此如释重负、兴致勃勃。抵达广州几天后，他就去了一销中山大学，发表了他的又一场演讲。与以往一样，他的演讲是如此成功，如此富于戏剧色彩。几十年后，林培琛谈到，“(刘健群）第一次到中山大学讲演时，遭学生反对，甚至贴标语称‘反对中央特务分子’等等。演讲开始时，台下便有人以嘘声表示反对……刘氏讲演的内容，是分析中国为何需统一、需抗日。三小时后，全场鼓掌达十余分钟之久，广州学生亦无闹风潮之事
刘健群离开南京后，这一年8月，时为驻苏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出任了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
邓文仪的出任书记长，出乎他本人乃至朝天宫的意料。6月29日，在请假两月、回国述职之后，邓文仪抵达了黄浦江码头。他只携带简单的行李，乃至家眷也还留在莫斯科。但，当刘健群执意要前往广州时，蒋介石心血来潮，下达了这一纸命令。后来，众多黄埔学生语意晦涩地谈到，此两项任调均非以力行社的立场为主，至少在形式上未尊重干事会的选举，，
既来之，则安之，对蒋介石的种种举措，邓文仪似乎已习惯了逆来顺受。那么，这个原蒋介石侍从秘书、此时地位一落千丈的“湖南帮”灵魂人物之一，在社务上会不会比刘健群出彩一些呢？
多少出彩了一些。他内有贺衷寒、“湖南帮”的支持，外无康泽、“西南派”的掣肘。以戴笠为例，在接管调查课之后，这个最不合作、最具独立性的魁首，也似乎有些歉疚。只要不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也处处予以通融和合作。比如他很快释放了囚禁已久、被视为原调查课“违纪人员”的邱开基，比如他指示西北特务处，“尽可能予团体活动以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邓文仪大力发展复兴社员、忠义救国会会员。在对日作战已成为朝天宫共识之际，他的这些贪功求大、堪比丰悌的手笔，倒也无人厚非。以福建为例，助理书记李景春后来回忆说，刘健群任职期间，“以发展太快、分子不纯，奉总社令暂停发展社员，以发展外围组织‘复兴会’会员为替代”；但，邓文仪执掌朝天宫后，“来闽视察时，解散复兴 会，将全部会员百余人转正为复兴社社员”（李景春，《复兴社在福建的发展情况》）。以江苏为例，它的复兴社组织素来薄弱，为搞好与陈果夫的关系，一向和CC系眉来眼去的刘健群，更使社务几近陷入了停顿；但，与福建一样，几乎是刘健群前脚刚走，“徐蚌、盐城、淮宿一带，各县多有复兴社至十几个小组者”……
手笔最大、声势最为惊人的，当数毗邻华北的山东、河南。这一年秋天，在视察两省社务之后，朝天宫决议，“于该两省内增加复兴社员十倍”。不过几个月时间，河南复兴社社员达到了三四万人，山东也多达万余人，至于忠义救国会成员更不计其数。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抗战期间，河南服兵役者多至两百多万人，与该年复兴社在该省大里增加复兴社员，不无关系"（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邓文仪任内，蓝衣社的内外围成员，大约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直到蓝衣社解散时，它还大致维持者这个规模。但，在发展社员、准备抗战之外，他负责的又一个“重大社务”，却让后人感到啼笑皆非。
那就是蒋介石的五十岁寿辰。
这一年，在经历混乱、随波逐流的青年时期，以及异常侥幸、几近“时势造英雄”的中年发达后，蒋介石进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他五十岁了,在那个年月，这是步人老年的标志；他的地位也已登蜂造极、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况下，5月6日，以何应钦为主席，南京众多高官纷纷发起了“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几天后，它发布公告说，“捐款每交齐十万元时，即由本会代购机一架”……
一度沸沸扬扬的“献机祝寿”运动，就这样卷起了。以上海为例，它发行了十种礼券，分别为天、地、中、正、和、平、福、禄、寿、喜，售价从一百元到一万元不等；以广东为例，这个新征服的省份，先是认捐十架，不久后，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这个数字很快攀升到了十三架、十六架，最后达到了二十架；以南洋为例，在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西亚华侨捐献了130万元，新加坡华侨捐献了20余万元，“古巴、檀香山、美国各地侨眷，也均有捐赠”……
那么，这个奴颜婢膝、但别出心裁的手笔，究竟是谁的主意呢？
毫无疑问，它与何应钦有关。几个月前，他不是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华 北几省吗？直到此时，他不是还遭逢着各种各样的责难，并为此日夜不安吗？他要以此讨好蒋介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几十年后，何应钦依旧煞有其事地宣称，“盖为中国空军之发展……以祝寿为掩护”。
有这样心思的，并不仅是何应钦。
8月中旬，几乎刚刚接任书记长，邓文仪即提出倡议，为蒋介石购机祝寿。在各地魁首的发动下，军界、教疗界、邮政界、童子军组织……纷纷发起了捐款。后来，邓文仪这么解释自己的作为，“为蒋氏祝寿，其意义不仅是在对一个领袖个人的祝贺……更进一步，是借祝寿的方式来表达国家统一的程度，故祝寿变成一政治行动了”……
这个理由，比起何应钦的不能自圆其说，多少合情合理了些。但邓文仪似乎没有意识到，为慈禧太后祝寿，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好在经历四十余年的岁月，祝寿方式多少有些长进了；礼物已经不再是各省的珠玉珍宝、稀有土产，而变成一架架战斗机了。问题在于，穷全社之力，他们也仅仅凑出了四架飞机；这个手笔，既步人之后尘，更贻笑于大方。当此之际，他们该怎么办呢？
好在蓝衣社有个贺衷寒。不久后，他就有了一个独具匠心、堪与何应钦媲美的花样：在他的提议下，蓝衣社聘请诗人、雕塑家李金发代塑蒋介石的半身铜像，并仿造百余尊，“立于各大城市中心处，以志永久之纪念”；在蓝衣社不能抛头露面之际，他们的立像名义，是瞒天过海的“黄埔学生”。反正，对这个物美价廉的手笔，蒋介石心里有数就行了……
寿辰一天天地接近了，一场铺天盖地、歌功颂德、冠冕堂皇的造神运动，也渐渐地卷起了。从10月初开始，各路人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中央电台为例，蒋介石的历年讲话、文章，被编辑成了《讲读蒋委员长文稿》系列节目，连篇累牍地播出，他的众多语录则被编成《警策语》，“在节目之间随时插播”；以《中央日报》为例，它邀请了无数名人、将领、学者乃至娱乐明星，“从各个角度对蒋加以颂扬”，更令人发指的是，儿童栏目也出现了《幼年时代的蒋先生》文稿；以蓝衣社《前途》月刊为例，它发起了祝寿征文活动，“并以第四卷十期作为‘庆祝蒋公五秩寿辰’专号,内载有各界人士祝词五十四篇”……
在一系列沸沸扬扬的铺垫后，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岁的寿辰终于
到来了。
这一天，尽管蒋介石再次装腔作势，他与宋美龄早早离开了南京，前往洛阳“避寿”，但它丝毫不减那种古老、蒙昧、近乎荒诞的狂欢气息。这—天，在南京城内外，往来穿行的汽车一律插上了国旗，南京主要街道的两侧，“放置者各式收音机，都调准了中央电台660KC的频率，播放着军乐”；这一天，中央电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现场直播，“由现场轻便播音机发送信号至丁家桥播出中心的增音室，再由电缆传导，通过江东门75千瓦强大功率的机器和高耸云天的120米铁塔天线向各地播送”；这一天，在南京之外，各地学校、机关纷纷组织了实况收听，加上成千上万的保甲组织，为数当在3000万人以上；这一天，“自晨光熹微时，学校、机关、团体、军队及自由参加之人士，陆续人场，至8时许，广阔之明故宫机场，已站立20万人”；这一天，“中央礼台正面饰以松柏花朵……台之两面，悬寿联一副：‘百万集腋，千万成裘，万里外寄悃输忱，共尊领袖’；‘四十誓师，五十祝寿，十年间宵衣旰食，独奠国家’”（《中央日报》，1936年11月1日）……
上午9点钟，献机仪式开始了。这一天，在吴铁城发表讲话后，22名献机代表，分别代表各省、蒙古、藏传佛教界和天主教界，轮番发表了颂词。这一天，在上海10架、广东20架、江苏9架、浙江6架、包括蓝衣社在内的南京18架、三大军种8架之外，各地民众还捐献了655万元购机款。这一天，几个中队的65架飞机，先是飞过了蒋介石家乡溪□镇，继而在南京上空洒下无数传单，最后，它们出现在了明故宫机场上空，并摆出“中正”、“五十”的字样。这一天，在20万人合唱《蒋公寿辰纪念歌》的歌声中，献机仪式结束了……
这一天，在遥远的华北，7000余名日军以北平为假想敌，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邓文仪后来谈到，“此举似为对祝寿的回答”。
这一天，在各地、各界捐献的60余架飞机中，包括一架“警察号”。它是戴笠的、与朝天宫无关的手笔。以此为象征，在奠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后，戴笠开始了他显赫而诡异、堪与希姆莱相提并论的生涯。远在1935年春天，在以蛇吞象、兼并邓文仪的调查课之后，戴笠就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特务处的督察制度。邓文仪后来谈到，“二十四年的督察制度，发挥了极大效用，奠定了以后的工作基础”。
刚刚兼并调查课时，许多朝天宫人物无不等着看戴笠的笑话。过去两三年，特务处仅有区区145人，他以推心置腹、称兄道弟的手段，处处隔绝着大小特务与“团体”的往来，却依旧防不胜防。以绰号“阿梁”、曾为特务处书记的梁干乔为例，他始终视朝天宮为归宿所在，不时与滕杰、贺衷寒暗通曲款；以华北区为例，即使刘健群替代郑介民、出任蓝衣社华北书记后，它仍然有者双重受命的倾向；至于郑介民就更不必说了，他始终与戴笠不冷不热、客气而疏远……在这种情况下，谁会相信戴笠能统辖好一个近两千人的组织呢？又何况，在千余名新进人员中，有的是留洋学者、特训专家、电讯专才，有的是黄埔学长、军阶和资历都远高于戴笠者；还有一些人，则始终念念不忘于邓文仪……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以督察制度为手笔，戴笠不仅融合了新旧之分，他并且化腐朽为神奇。从此以后，特务处彻底成为了他的私家地盘。
这一年初春，在杭州西子湖畔，戴笠召开了特务处督察会议。除柯建安、胡天秋等寥寥几人外，与会的十几名大特务，大多是原调查课人员。这一次，在为期三天的会议里，他不仅重申了无论先后、“一视同仁”的立场，并且确定了各区、各省的督察人选。以王新衡为例，他担任了华东区督察；以石仁宠为例，他成为京沪区督察；以王平一为例，他负责华北区督察；以刘培初为例.他则管辖起了武汉区督察……
这些督察，后来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他们的使命，是监视特务处各地人员的作为。按照戴笠的计划，在这些公开的大区督察之下，还将设立“周督察”和“临时督察”。周督從以日常工作为主，秘密汇报各地的人员动向、工作状况乃至“卫生设备”；“临时督察”则以任务为对象，它人选无定，就具体任务秘密汇报。戴笠颁布了严令，“督察报告除他本人与督查室外，任何人不得搜阅"；“遇有奖励、惩处及改进纠正等事项，行文应以‘据查’或‘据报’为字样，不得叙明系监察室所报告”……
这么一来，一种效仿“东厂”、“西厂”、“锦衣卫”的特务制衡体系，轻易地完成了。谁也不知道哪个人在充当“周督察”或临时督察，各地特务都只能如履薄冰、效忠于戴笠一个人。这个手笔，引发了许多老特务的愤愤不平。以陈恭澍为例，他后来谈到，“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但他对督察制度则评价极低，“徒增内部困扰，与事并无补益，因为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縻，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陈恭澍，《北国锄奸》）……
但，戴笠要对付的，恰恰是他这样的人呢！这一年，在督察会议结束后，“时蒋介石在杭州，会后召见全体出席人员”，此举改变了原调查课的人心向背；紧接着，戴笠又设立了三处内部监狱，“甲地”、“乙地"和“丙地”。其中甲地在南京江东门陆军监狱内，“自建院落与陆军监狱隔开，是个比较优待的地方，采取家庭式关押，禁闭在这里的人，除了没有外出自由外，其他禁制比较少”；乙地则在羊皮巷的一处旧式平房内，“关押在这里的人限制较多，彼此不得互通姓名，都以代号相称”。它不仅曾是邱开基的囚禁处，几个月后，陈恭澍也在这里度过了五个月零七天的可怕时光。陈恭澍后来回忆，“我的编号是‘一六二’……（在此期间）没有人召我谈话，也没有人开庭审讯，更没有人叫我写‘自白书’之类。还有，最使人承受不了的，是不宣告刑期。所以在押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刑期百般的猜度，也是每日必修的一项课题”……。督察制度和内部监狱，震悚了每一个特务处人员。设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的“丙地"，它是特务处重刑犯的关押地，凡进去的人，一般来说都有入无出。从此以后，对几个大区、十余个省站，以及为数众多的谍报股、直属小组，戴笠如心使臂、如臂使指。他再也不必操心内部问题了。
还不仅如此。
这一年，特务处已拥有大约2500名内外勤人员。大约秋天到来的时候，因为一场沸沸扬扬的“团”、“警”之争，戴笠天遂人愿，成为263000
余名中国警察的领袖性人物。
所谓“团”、“警”之争，起始于1936年暮春的行政院十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提出了“废警改团”的主张。他说，中国警察政出多门、极为混乱，举凡行政警察、交通警察、水上警察、铁路警察、禁烟警察、税务警察、盐务警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他说，除財政部所域的税警、盐警，以及禁烟警察之外，大多数警察食不果腹，收人与黄包车夫、工厂学徒相近，“素为社会所鄙薄者”；他谈到，警察不仅没有用处，还占用了大笔经费，在全国性编组保甲的情况下，不如尽废警察、以办民闭，使中国成为一个长治久安之区……
黄绍竑列举了民闭的种种好处，它以保甲制度为载体，层层选拔，熟悉当地社会；作为半自治半武装的力量,它平日可为民、战时可为兵；它惠而不费，只要少量经费，多达一千余团、近百万人的武装，就可以无处不在、异常严密地控制民间……毫无疑问，黄绍竑的这些说法，与他的广西阅历，被称为“三位一体”、极其成功的民团模式有关。它曾引发全国性的赞叹，《大公报》记者胡霖君感慨说，素以民风彪悍闻名的广西，"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谈到，“广西没有警察，只有民团……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凡此种种，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纷纷赞附。废除警察成为盛极一时的呼声了。但，在这股潮流中，戴笠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戴笠的介入警察界，始于1932年10月的出任浙江警官学校特派员。此后两年多，他大致控制了五个警察局，那就是以王固磐为厅长的首都警察厅、以赵龙文为局长的杭州警察局、以马志超为局长的西安警察局、以史铭为局长的兰州警察局，以及以沈觐康为局长的厦门警察局。早年在上海租界区的生活、被称为“打流”的漫长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警察的作用。远在1934年，在为浙警校第四期毕业生撰写《同学录》序文时，他就谈到，“今日国家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如何唤醒民众，以担当复兴之重任，论者多端、莫衷一足……余以为虽能接近民众，与民众有最直接影响而易于收效者，莫过警察”……
又何止于此？在“废警改团”的呼声中，戴笠还注意到了一个重大分野：民团适用于乡村、小城镇，但警察却是现代城市的象征性机构。难道来自广西的经验，能够在东南沿海开花结果吗？难道上海租界的警察系统， 不是非常成功的吗？在近百年的开埠向洋之后，难道中国要开倒车，回到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民团的时代么？……Z
在戴笠的策动下，这一年夏天，三名警察局长，杭州的赵龙文、厦门的沈觐康和安庆的王会之，代表全国警察谌见了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他们不仅提出保留警察、“确立全国警察制度”，他们并主张废除民团，以充实警察经费。他们雄辩地谈到，民团制度不仅不适合渐渐开化的中国，它还将成为地方军阀的渊薮，使初初统一的国家不得安宁。黄绍竑所代表的广西，即是最明显的例子。换而言之，戴笠不仅反对废除警察，他并且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废团改警”。
这一天，在一席长谈后，蒋介石先是谨慎地表示，“愿意考虑、尊重警察局长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找来了戴笠，要他提出主张，“以定警察之废存取舍”。
几天后，戴笠拿出了洋洋洒洒、包括五大主张的《建警方案》。
这“五大主张”，首先是统一警政、“以正名义”。戴笠说，要使中国警察发挥作用，首先要改变政出多门、异常混乱的局面；为此，除财政部的税务警察、盐务警察外，各类警察应一概归并内政部警政司管辖。他谈到，“各国经验，莫不如此……盖无统一之警政，则无警察可言”。
那么，多达六个团、全副美式装备的税务警察，为什么不能纳人警政体系呢？对这个问題，戴笠避而不谈。但，不久以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唐纵却泄露了一线天机：“该团为宋子文所办，雨农非不欲也，实不能也……避税警而不言，以免横生是非波折，乃该案通过之大关键”。
在此之下，戴笠推荐特务处骨干、毕业于美国伯克莱大学、曾师从“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的酆裕坤，出任内政部警政司司长。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个手笔，使分布在广袤土地、有者近三十年历史、多达26万余人的中国警察系统，从此成为戴笠的禁脔之地w
在酆裕坤出任警政司司长后，短短一年多时间，九江、郑州、武汉、洛阳……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其警察局长均为特务处的当地首脑，表现出“局处一体”的局面。魏斐德教授后来谈到：“在这个扩展中，酆裕坤起到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将正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都会答应。这一点在抗战爆发
后尤其明显……”
又何止是警政司、酆裕坤？在获得中国警察的最高权力后，戴笠又提出了一个主张：将浙江警官学校和被迫南迁、此时在南京落脚的北平警官学校，合并而为中央警官学校。他说，各地警察训练班鱼龙混杂、多有地痞流氓混迹其中，“应予停办”；他说，从此以后，“所需警察干部，概由中央警校之毕业生充任”；他并且谈到，各地警察局长，有的是军人出身，有的是当地土豪，“不惟昧于警政……更有甚者，警匪一家，诚为地方之害"，因此，应重新考核并受训……
这么一来，戴笠上下通吃、一网打尽了中国警察的人事权。紧接着，他决定改变中国警察的赤贫状况了。他要让自己的这个私家地盘，显得体面、不寒碜、有头有脸。他说，“查各国警察，收人均为中产之上……警政福利之改变，刻不容缓”；他说，“此举不惟可养廉，不惟可招徕有志之青年，亦可使警察为我同家民族之柱石也”……
大道理好说，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对这个头号难题，戴笠也似乎胸有成竹。他先是表示，原有的警察经费，加上废除民团的所得，大约可以让几万名警察过上不错的日子；继而，他谈到了内忧外患，认为警察不仅不能减少，恰恰相反，它还要大大增加。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说到正题了：邱开基创办、康泽接管的武汉缉私处，每年有者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些钱原本大多用作军费，但在大别山、洪湖和瑞金先后敉平之际，它可以拿来供养中国警察了。在戴笠着来，这笔“以黑土剿赤匪"的买卖，此时用来维系治安、清除异己分子，可谓顺理成章……
这个手笔，不仅使三万余名禁烟警察，从此划归到了戴笠的名下，他还将获得那块垂涎已久、富得流油的膏腴之地。这么一来，无论训练、人事还是经费，中国警察的种种大权，都将牢牢地控制在戴笠手里……
直到此时，他才谈起他最后的、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推行战时警察体制”。
谈到“战时警察"体制，就不能不谈及希姆莱无处不在、后来震恐欧洲的盖世太保。远在1933年3月，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内政部政治司长、掌握了巴伐利亚警察权之后，年仅29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为希姆莱勾勒了一张政治警察的草图：在盖世太保也就是秘密警察的领导下，所有身 穿警服的人，无论他是行政警察、治安警察还是刑事警察，同时也都是政治警察；与以往的所有警察不同，“对政治异己分子，它不再满足于现场抓获，更不必说事后侦破了，只要一个人产生了反对思想，都应立即记录并上报”；所有警察都有这个义务之外，它还将以异常严密、无所不包的卡片索引也就是户口登记系统，让所有异己分子都无处逃遁。比如安分守己的良民，将被登记在绿色卡片上，白卡则意味着应暗中监视，红边白卡是“应予驱逐出境者”，红砖色卡片则针对应予缉捕的对象……美国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后来写道，“希姆莱被海德里希的设想陶醉了”。
被这种设想陶醉的，又何止是希姆莱？被这种设想陶醉的还有戴笠。与希姆莱相比，在这条道路上，戴笠可谓一帆风顺：诞生“政治警察”构想后，经过一年多时间，希姆莱才获得了普鲁士邦的警察权：又两年后，1936年6月9日，也就是戴笠行将掌握中网最高警察权之际，希姆莱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在内政部长弗立克之下，设置一个“警察总监"的头衔，弗立克还为此勃然大怒，并搬出了戈林；最后，在希特勒仲裁之后，希姆莱才最终成为德国警察总监……对戴笠来说，除了李士珍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对他形成挑战。
过去几年，力行社社员、黄埔二期学生李士珍，没有间断地困扰着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在首期特训班内，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主管事务，而曾在日本学习警政的李士珍，则负责训育并兼任学员队长。陈恭澍后来谈到，“李士珍先生，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投入他的职守”（陈恭澍，《北国锄奸》）……
不仅如此。无论资历、学历还是为人处世，李士珍都让戴笠大显逊色。他让戴笠如坐针毡，以至于面见蒋介石，要求调离李士珍。但，李士珍莫名其妙的消失，让几十名特训班学员大感不平。几十年以后，陈恭澍依旧皮里阳秋、话中有话地谈到：“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唯恐暴露身份？……”
而在戴笠羽翼丰满、决心独揽中国警察权之际，李士珍再次出现了。
这一年秋天，在新设立的中央警官学校，戴笠出任校务主任，而在陈 立夫，以及原驻日大使、内政部部长蒋作宾的支持下，李士珍也成为教育长。不久后，在校刊《中国警察》的创刊号上，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容让。戴笠强调，政治警察制度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李士珍则谈到，“将政治警察与正规警察混为一谈，不惟闻所未闻、骇人听闻，其对国家政体，
亦是伤害”……
紧接着，在戴笠发起“中国警察学会”之后，李士珍也发起了“中国警察研究社'并得到朝天宫的暗中支持。这一年，在一番你来我往、争人抢地盘的闹剧之后，邓文仪往访了许多职调查课人员后，认为政治警察之设置，于法不容、于理不合。
对这些遗老遗少，戴笠决定不再和他们纠绸了。他干净利索、直截了当，将李士珍的种种言行密报给了蒋介石。后来，邓文仪谈到，“蒋中正召见李士珍，并予严厉之批评……甚至有李应为戴搭台、而非拆台之语”......
这么一来，在戴笠通往自己事业巅峰的路途上，似乎再没有什么障碍了。那个无所不在、不受任何司法限制，效仿盖世太保并被《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机构”的戴笠组织，渐渐浮现出它的轮廓了。五年之前，滕杰、陈启坤在盛夏酷暑中的含泪激情，几十名军人甘冒杀身之祸的成仁决心，在五年后终于要收获一颗邪恶的果实了。良雄的《戴笠传》后来谈到，“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戴笠一人，亦无大过"。
但，就是戴笠的政治警察制度初露端倪之际，又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险些中断了戴笠的王霸雄图，并几乎使他遭遇了杀身之祸；但和接掌调查课一样，他再次化腐朽为神竒，并使自己贏得了蒋介石的彻底信任，并贏得了“中国希姆莱”的名声。戴笠失事丧命后，民国以史诗般的国葬手笔，规模空前地悼念这个清廉而畸形、勤奋却邪恶的特务头子，这个老鼠、蟑螂、臭虫和匪类的首脑。
这个事件，就是西安事变。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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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谈起西安事变，众多蓝衣社魁首无不认为，“事变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所谓“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与三个人有关。首先是蒋孝先。在“何梅协定"前后，他辞去了宪兵三团团长一职，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了“带刀侍卫”的角色。在他的统辖下，几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日夜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事变当夜，他却不在蒋介石身边，被认为“有重大失职处"。
蒋孝先之后，则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殊使命，那就足在各处潜伏特务，以防止军阀的“异动”。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经常谈到，“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朝天宫，“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为此，“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一个责任人，是书记长邓文仪。它不仅和蓝衣社的性质有关：作为“天子门生”、秘密组织，蓝衣社天然有着护卫蒋介石的职责；它还涉及到邓文仪的一个重大过失：在向戴笠移交调查课时，他没有移交一个情报关系，那就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许多人认为，倘若蒋斌始终与原调查课、后来的特务处保持联络的话，蒋介石将早有提防，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则是王曲军官训练团。按照贺衷寒制定 的（军队政工条例》，各地军阀的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春夏，二百余名原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后来的民先发起人，却纷纷以东北大学学生的名义，面见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其中包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宋黎。不久后，他们成为奉军政训处的主体，并在陕西王曲镇，开始训练大批少壮军官。他们使奉军迅速左倾。
这一年秋天，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在此期间，张学良幕僚、与刘健群私交极好的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告诉刘健群，“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但，即使如此，深陷于倾轧、“献机祝寿”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宮，依旧没有觉察，西安正酝醸者种种密谋，其中包括异常极端的“兵谏"。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负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外，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发觉了王曲镇的异常，却仅仅起草了一封报告；在报告石沉大海之后，他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此不再过问了。作为二百余名照“民先"队员、西北政训处人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蓝衣社的颟顸苟且、得过且过中，12月12日，子夜时分，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这一天，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卫队队长孙铭九逮捕了蒋介石；而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也占领了蓝衣社的众多公开机关：西安警察局、西北政训处、不久前刚刚来到陕西的別动队西北支
队……
兵变在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但，这个凌晨，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西安—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期间，杨震亚屡次“整饬军纪”，这些工作大多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乱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与杨震亚相比，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远在北平时期，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蒋孝先就屡屡闯进奉军军营；他并且以皇亲国戚、“天子门生”自居，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夜，他 带着警卫，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一路上，他就发现了层层岗哨，却没有丝毫疑心。直到一伙叛兵查问他的名字时，他依旧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
一个筛子。
陈诚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叛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时为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幸好陈诚夫人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肖赞育。他们告诉陈诚，蒋介石也落在奉军、西北军的手里了，但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
又何止是曾扩情、肖赞育？这一夜，几十名特务处人员、几百名政训处人员，以及以公秉藩为队长的近千名别动队队员，也几近被一网打尽了。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好待遇，在卫兵冷森森枪口的看管下，许多人在雪花飙落、异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与此同时，一些爱出风头、招摇过市的复兴社社员，也陆陆续续地被送到了这里……
直到天色大亮，当张学良押解蒋介石进人西安城时，枪声依旧零零星星。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之外，街上空无一人，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卸下门板。杨虎城部队的纪律较为松懈，一些人趁机洗劫起了街道；在西京招待所，甚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钱物也被洗劫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被逮捕？没有人说得清。但，也有不少幸存者。
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就躲进了城内的一处民房。此后几天，他以手枪为威吓、以银元为收买，吓唬住了那户人家。几天后，当抓捕结束、西安盘查渐渐松懈之际，他化装为赶驴人混出了西安，又变卖驴子作为盘缠，一路逃到了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头目唐汝昌，在事变当夜就逃出了西安。他一路鼠窜，逃到陕西商县后才绐康泽发电报汇报事变。
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兼为西安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混出了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就迅速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电台。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了重重关山，将消息带到朝天宮、鸡鹅巷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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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发密电给南京的，正是那个邓文仪应移交而未移交的情报关系，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土生土长的满洲子弟，不仅与朝天宫有着多年交悄，他甚至相信，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正因此，在控制了西安电报局后，他才利用职务之便、不顾杀身之祸，向南京拍发了这封密电。
这封密电，使朝天宫比丁家桥、位于黄埔路的军委会早七个小时知道了这个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态的进程：几乎刚刚接到电报，在贺衷寒的授意下，邓文仪就给驻汉中王耀武51师，以及驻洛阳的董钊28师下达了命令，迅速开赴咸阳、渔关，“应付变乱”。邓文仪后来解释说，在没有得到军令部授权前，之所以以团体名义拍发电报，“因需防范共党勾结苏俄，用飞机将领袖送去新通或苏联之可能性，故必须迅速包围西安”……
如果说，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还可以用慌乱、举措失当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午后，朝天宫的又一个做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在整整七个小时之内，他们召集了紧急会议，进行了种种部署，却没有向军委会、行政院、中央党部通报任何消息，哪怕仅仅是打一个电话。显而易见，朝天宫的作为，包含着种种不可告人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在三十余名魁首纷纷赶赴朝天宫、商议“营救领袖”时，武力解决迅速成为压倒性的方略了。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主张大军星夜进发，“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干国勋后来回忆说，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营救领袖”之后，是“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所谓“稳定局 面”，是一个让南京后来为之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之所以检讨区域，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更不必说，无论南京区、上海区和武汉区，都没有什么军阀。毫无疑问，“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区，它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与其他派系相比，蓝衣社在南京区有者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水清精锐的教导总队，以及几个宪兵团、数以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而包含浙江、江西的“上海区“也如此。
与南京区、上海区相比，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当几省要冲，“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更重要的是，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的首脑黄绍竑，而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44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区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的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三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这个力量,不足与其他派系抗衡，更不必说虎视眈耽的桂系、多达几十万人的四川军阀了。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浚”以稳定武汉区；与此同时，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谈到，何成浚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为此，在何成浚不能负责时，“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夜与会的唯有干国勋。贺衷寒决定，次日凌晨，干国勋将坐早班飞机前往武汉，向俞济时、丁炳权通报会议决定，并转交给何成梭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件；贺衷寒语气严竣深冷地叮嘱.“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对北平、开封两区的讨论也较为简洁。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以应付巨变，要务是派出特使，安抚奉军宋哲元、万福麟两部；至于开封区，在关山重重、道路艰难之际，能够对西安形成直接威胁的，就是空军。为此，开封区的讨论，围绕着洛阳机场和几十架飞机；蒋坚忍受命驾驶飞 机，次日前往洛阳，调动洛阳空军监视西安之外，则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时分，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醍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达了南京，它引发了南京官场的空前混乱；军委会、行政院和中央党部将连夜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得到这个消息后，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丁家桥列席会议，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这一夜，在丁家桥举行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混乱。在百余名高官显贵赶赴会场后，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贵戚代表的行政皖，“力主安抚"，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军政部长何应钦力主讨伐。在他们之外，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默的人群”。在乱纷纷的会场，甚至许多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系内郎，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直到次日凌展二时，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这时候，元老戴季陶冉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戴季陶的话语，既慷慨又态度鲜明。他说，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实质性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国将留下一个空前笑柄；他说，“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置”……
那么，政府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戴季陶直言不讳：在张杨公然叛乱之际，政府不能予以姑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
这个表态，打破了会场的平衡。孔、宋贵戚还要争辩，但无数军人政要纷纷发言了。他们说，孔祥熙、宋子文的安抚主张，“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他们甚至谈到，所谓安抚，“不过几家几姓之私利，而大害于国家之声望”……如此刺耳的轻蔑，显然已经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了。
这一夜，按照南京政权惯有的讨价还价、妥协平衡，一个貌似自相矛盾、“剿抚兼施”的决议，最后出笼了。但它处处以“剿”为主，没存给安抚主张留下任何余地。首先是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 严办”，奉军也将由南京直接指挥。这个决定不仅没有给张学良以任何退路，它还可能迫使那些没有参加兵变的奉军将领，如万福麟、何柱国，最后铤而走险。
紧接着，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被指定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则执掌军委会。这个安排，不仅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也使讨伐主张进一步敲钉转脚。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在开除张学良、改组军委会之后，那个仍以蒋介石挂名委员长的名单，难道不是想让主战派为所欲为吗？在何应钦之外，无论李烈钧、朱培德还是唐生智、陈绍宽，几名新常委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道，“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这个决议名为“剿抚兼施”、实则以讨伐为主。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决议形成后，他匆忙赶回朝天宫，告诉与会的三十余名魁首，会议的结果，“是赞成拥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后半夜，三十余人继续开会，直到天色大亮、形成44敉平叛乱”的五大决定后，三十余人才领命而出、分头行动。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后来回忆说，贺衷寒到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邓元忠，《许克黄访问》)。
与“稳定局面”、检讨区域一样，朝天宫后半夜“敉平叛乱”的五大决定，后来也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火中取栗、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宇不过是欲盖弥彰。
又何止于此？在南京形成讨伐决议、何应钦主持大局之际，蓝衣社为什么也不肯接受军令部的节制、决心自己动手呢？这一夜，在密令王耀武、董钊进逼西安后，蓝衣社又做出一个决定，“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任何人都心知肚明，蓝衣社不仅想置蒋介石于死地，此举还为了和何应钦逐鹿中原。
第三个决定同样无可抵赖。朝天宫向各地下达了命令，“全体动员，集中一切力童……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与此同时，则是发动舆论，“督责张、杨叛军，早日恭送领袖安全回京”。除了“恭送领袖”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外，这一切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意欲控制各省、
乃至进行一连串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面三个决定，还可以归咎于整个朝天宫的话，那么，贺衷寒做出的第四个决定，则可以认为是他个人野心的昭然若揭。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原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它没有去征邀那些黄埔师长、教官签名，无论原教育长张治中，还是黄埔总教官、也一力主战的何
应钦，均如此
毫无疑问，贺衷寒想以此捞足个人的政治资本。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次日中午，在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文稿、经白瑜修改，而贺衷寒自己字斟句酌地最后改定后，那份寥寥二百余字、名为《全国青年将领通电文告》的电文，终于形成了。短短一个多小时内，176名青年将领在电稿上签名。几十年后，即使蓝衣社首脑自己也承认，该通电措辞强硬、不留余地，使内战一触即发；更要紧的是，“名单中多为力行社员，尤其各省力行社负责人多在此中”……
也是这个中午，按照贺衷寒、邓文仪的命令，桂永清率领教导总队倾巢而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车厢内，还有着十几辆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出动了，它低空掠过西安城头，将贺衷寒的通电传单，飘飘洒洒地散发全城。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在这个关头，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暴发户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人。她就是蒋夫人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个三十多岁的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它还需要她，去融合西安的几万名叛军、那些已经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改写了蒋介石的命运。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次日清晨7时许赶回南京。下车后，她先是来到孔祥熙公馆，详尽询问了联席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决心挽回局势。
这个晚上，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会场情况比前一天更加不堪。几乎是她刚刚出现，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她忍气吞声，宣称自己是以“一普通国民身份”参会；在孔祥熙、何应钦打过圆场后，众多高官对这个女人的羞辱，依旧贯穿始终。宋美龄后来谈到，“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至有委员长自投罗网……躬蹈危机者”（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对蒋介石“自投罗网”、实为活该的说法，宋美龄针锋相对。她说，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冒险犯难，"诸公怎可不以为是，反以为非”？何况，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事，它是蒋介石的部下、左右，包括与会百余人的责任。这个绵里藏针的反唇相讥，让众多高官哑口无言。
紧接者，实质性的争论开始了。戴季陶强调，“为维持国民政府威倍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一语双关地谈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也就是说，倘若蒋介石不能活着回来，不仅国家将一盘敢沙，那些意欲替代蒋介石地位的野心家，阴谋也不可能得逞。
这个观点捅到了众多与会者的心病。此后几分钟，会场群情激昂，话语纷杂。一些人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表示，“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仍然出言不逊，他们再次讽刺起了宋美龄，“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情形对宋美龄依旧极为不利。
在嘈杂声渐渐平息后，宋美龄开始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要求何应钦、戴季陶给她一周时间，以和平解决事变：“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
亦未为晚……”
这个讲话，理由光明正大，分析无可辩驳。不是吗？调兵遣将、包围西安，都需要时间，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和平努力呢？不是吗？在大军进发到西安之前，倘若投"了炸弹，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让张、杨狗急跳墙，除了心怀叵测之外，此举又能有什么解释呢？又何况，即使阴谋得逞，下令轰炸的人，也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众多高官面面相覷，哑口无言。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显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为之哗然。它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一些元老、CC系首脑和众多政学系文官，纷纷发言支持宋美龄。何应钦被迫答应，在12月20日之前，他不会下达进攻令。
宝贵的一周时间，终于被争取到了。在这一夜之后，宋美龄的目光，又投向了那个最为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月14日，午后时分，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找到了邓文仪，并让邓文仪召集在京干事会议。白瑜后来回忆说，在三十余名魁首来到会场后，宋美龄苦口婆心，“反复陈述不能以大军围攻之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已从武汉赶回南京的康泽后来也谈到，宋美龄的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漠态度，也压制住了邓文仪、潘佑强、李一民等人的附和。紧接者，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立即开始起草又一份文稿。那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广为人知的《敬告民众书》。这份宣言，后来被视为贺衷寒意欲取代蒋介石、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又一个铁证。
这个宣言，首先把蒋介石当作了一个死人、“烈士”。贺衷寒写道：“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晳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
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紧接者，在宣布要将张、杨粉身碎骨之后，他又羞辱起了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又何止于此？在宣言的末尾，贺衷寒还把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如果说，在宋美龄争取到一周时间之前，朝天宫的种种作为，无论封锁消息、“讨论区域”、单独行动、联名通电，都还能让蒋介石原谅的话，那么，在宋美龄说服何应钦、并亲临朝天宫劝导后，贺衷寒的这个举动，却让蒋介石怀恨终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无可抵赖、无可辩驳、狼子野心、铁证如山。后来，邓文仪自欺欺人地解释说，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都蠢蠢欲动，••此意除了是对张杨而言以外，亦是针对怀有野心的政客发出，警吿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最有野心的政客，不就在朝天宫吗？这个说法，除了三岁小儿，又有谁会相信呢？而与邓文仪相比，当时在西安被囚禁的肖赞育，他为贺衷寒所作的辩解，虽说同样苍白无力，倒也多了几分人情味。
肖赞育谈到，这一天清晨，在“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元老居正发出了呼吁，“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援救你们的校长啊”，这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贺衷寒却挺身而起，他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肖赞育认为，“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他洋洋洒洒的《敬告民众书》，不过是状态失控时的产物……
无论如何，当天午后，这份《敬告民众书》就在海内外发表了；这一次，洛阳飞机所携带的，不仅有这份宣言的传单，还有一枚枚炸弹。与《全国青年将领通电文告》相比，这次参与签名的人数也更多，达到了275人，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力行社社员。
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次签名的275人，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滕杰的名宇。
与发表《敬告民众书》几乎同时，朝天宮的“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像惊涛骇浪那样卷起了。这一天，刘咏尧在福州，宣介溪在芜湖，干同勋在武汉，任觉五在成都……以芜湖为例，当时芜湖公私学校仅八所，师生数千人，但这一天全部参加了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三小时之久”（《芜湖日报》，1936年丨2月15日）；以武汉为例，在干国勋的发动下，先是百余个团体、几百所学校，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继而，几十个复兴社学生小组发起了“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它从者如云、规模极大，以至于汉口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紧接者，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骤然波及开去了。12月15日，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间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讨伐；几万名南京童子军通电讨伐……短短一两天时间，在蓝衣社的一手策动、推波助澜之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决定召开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也是短短一两天之内，风潮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丁家桥的大人物们。无论何应钦还是戴季陶，都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12月15日晚上，在又一次联席会议上，他们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紧接着，次日午后.他们单方面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围攻西安；与此同时，他们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又一次成为主流了。也是这一天，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职务，严令各新闻媒体，从即日起不得鼓吹和解，违者以“异党疑犯M论处。除了孤独的宋奕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解声音了。几十年后，在为自己不断辩护之余，那些朝天宫人物也不无得意地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这一天，贺衷寒一手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它的顶峰。
这一天也就是1936年12月16日，入夜时分，两千余名黄埔学生、失业军人，都穿着严严整整的军装，鱼贯步入了南京炮标礼堂。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戴军帽，每个人的头上都扎着一根刺眼的白布带。礼堂中央，在蒋介石硕大的半身像之上，悬挂者一条巨幅标语，“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
这是黄埔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荒诞一幕：一条条白布带，似乎是军人们的孝服；威严的礼堂，被装扮成了一个灵堂。在这样的背景中，贺衷寒进行了誓师动员。他说，他们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校长蒙难之际，他们不能坐以待视；他说，在桂永清、胡宗南、关麟征各部之外，他也要亲自上阵，以在场的两千余人为骨干，组成“讨逆军”前往西安；他说，他们将始终扎着这根白布带，直到平息事变，倘若蒋介石不能活着冋来的话，在西安城下，他们将与张、杨决一死战……
这个集会，后来被称为“白衣誓师”。它不仅震动了宋美龄、孔祥熙，也惊动了许多西方观察家。不久后，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到，“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们身穿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色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被惊动的，还有何应钦。
这个深夜，在“白衣誓师”后，贺衷寒、邓文仪携带三百余人的联名公函，面见何应钦。他们要求以两千余名蓝衣社成员为主体，组成编制为三个甲种师的“讨逆军”，并由贺衷寒担任军长。据说，何应钦一口拒绝了，在相持不下之际，何应钦甚至破口大骂，说他们“火中取栗”。
紧接着，在陈立夫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作为蓝衣社的代表，他们向陈立夫提议，为应对事变，CC系应专管党务方面，至于军队与社会、青年，则由蓝衣社负责。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独自行动、“白衣誓师”、讨要兵权、妄图与CC系划分地盘……这些太过明目张胆的举动，让南京官场为之哗然。当天晚上，许多人窃窃私议，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何应 钦的主战决心：即使蒋介石果真死在了西安，他能驾驭住成千上万的黄埔学生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贺衷寒之外，谁能说没有其他的虎视眈眈者呢？……
贺衷寒适得其反。他的利令智昏，使主战气焰达到最旺盛的当夜，就开始缓慢地、不为人觉察地渐渐熄灭了。但，主动权依旧在他的手里，这个晚上，在和何应钦、CC系徒劳无功的交涉后，他先后发出了两封急电，在勒令桂永清部急速行军之外，他命令洛阳的几十架飞机，次日清晨全部出动，“轰炸西安”！……
这个命令，险些要了蒋介石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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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2月16日，何应钦下达“讨伐令”后，西安城内一片混乱。当天下午，一名神秘的共产党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美国记者、也被围困在西安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史沫特莱忧心忡忡地写进：“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紧接者，当天晚上，负责西安卫戍的杨虎城部队，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一小群军官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将他们带入了“死无葬身之地”；他们醉醺醺地扬言，只要有一颗炸弹在西安城内爆炸，他们就立即枪毙蒋介石。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地下室，央求一向好说话的、与他私交不错的曾扩情，向南京发表广播讲话。
这一夜，许多南京居民都听到了曾扩情沙哑的、四川口音浓重的讲话。曾扩情先是信誓旦旦地表示，“委员长尚在世"，继而，他又呼吁南京方面慎重行事。但，在同样混乱一片的南京，这个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迅速被种种猜测、小道消息湮没了。更何况，正因为蒋介石还活着，贺衷寒才要轰炸西安。
蒋介石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了。只要太阳再一次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枚枚炸弹扔进这个古老城市；而刚刚度过五十岁寿辰的蒋介石，也将在爆炸声之后，被一伙伙叛兵乱枪打死……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了对西安的轰炸。这一天清晨，当洛阳飞机抵近陕西地界时，飞行员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渭南、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返回了洛阳。
12月18日，大雪依旧。
大雪也阻止住了桂永清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弹上膛，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更重要的是，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的一种极为微妙、悄悄嬗变的心态，被宋美龄迅速把握住了。这个原本瀕临绝望的女人，发现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毕竟，事变已经一周，蒋介石却依然在世，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场人物，都已渐渐成为主和派了。它极大地改变了人心向背。
极为微妙、悄悄嬗变的，又何止是南京？12月17日，周恩来冒雪抵达西安；此后一两天，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心骨。与此同时，在先后抵达西安的宋子文、端纳的劝说下，原本倔强的蒋介石，也渐渐改变了他的态度。这一天，他给何应钦写下了一纸手谕：“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停止。以近情观察，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洛阳空军正整装待发，但这时候，一架来自西安的飞机降落了。西北行哲总指挥、也在西安被俘的蒋鼎文上将走下飞机，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在得到蒋坚忍的保证后，蒋鼎文再次登机，并飞向了南京。
蒋介石的手谕，彻底地改变了南京官场的态度。主战派大势已去。但直到此时，贺衷寒、邓文仪依旧一意孤行。他们极为牵强、令人啼笑皆非地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手谕末尾的“戎祉”两字。
几十年后，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宇。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逛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可笑吗？这么一个借口，被贺衷寒、邓文仪拿来煞有其事地四处动员。12月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一场小型的、垂死挣扎的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了。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很快结束了，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教导总队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洛阳空本做投机处理，十几架飞机轰炸了渭南、华阴、三原等地，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当夜，教导总队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次日拂晓，他们进行了主力攻击。是役，奉军刘多筌、缪徴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十八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了奉军阵地.两军胶作一团。随后，在众多榴弹炮、迫击炮和平射炮的掩护下，大批骑兵、步兵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奉军大部.
当天傍晚，在十个小时的战斗后，奉军被彻底击溃了。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约2700人.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紧接着，在占领东西赤水两个县城后.教导总队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惊人速度.猛扑谓南；几个小时后，渭南守军不战而逃.，在短短36小时之内，教导总队连下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们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教导总队杨炳文后来谈到，“原本预计两日内可以攻下两安”……
但，这时候，何应钦的停战电令终于来了。据说，这一天，面对朝天宫与他的叔丈，顶头上司截然不同的两道电文，桂永清左右为难、仰天长叹。在众多心腹军官的劝说下，他到底停住自己的步伐了;.
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桂永清人生最重大的分野
这一天.在西安城内，一种奇异的、近乎梦境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产生的一种情境，似乎，恍恍惚惚地，历史在创造中，而人物在活动里（
也是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冋了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谈到，“譬锻之造屋.瑞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为此，她不顾功阻，在次日也就是充满希望的星期二.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仅是宋美龄。这一天，在刚刚脱险的蒋鼎文也走上飞机后，蒋鼎文夫人苦苦哀求.要求同行.宋美龄后来为此感慨不已：“坚持不让其夫独替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肯为其丈夫牺牲自己之安全，又其—例戴笠工.
对戴笠.宋美龄谈不上熟悉，更没有什么好印象.但.面对宋美龄的拒绝，戴笠也苦苦哀求着；他并且出示了一张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纸条.这张纸条，希望戴笠在艰险的情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求得—个最后的保障'戴笠说.在众多黄埔学生主张讨伐之际.他的前往两安.能够表达黄埔学生的“安抚”诚意
就这样.戴笠也坐上飞机，飞机向北飞去了、经过洛阳时，宋美龄看到机场上停放着大批轰炸机，“心坎突增阴影"；在她的坚持下，飞机临时降落在了洛阳机场，宋美龄走下飞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她语气温和，却有着不容违抗的强硬，“若无委员长之命令，任何飞机均不得逼近西安'
然后，飞机飞过了华山.飞到了关中平原的上空。这时候，宋美龄终干表现出一个女人的脆弱、心神不宁和前途茫茫感了。端纳的一本传记写道：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请答应我吧：她继续请求着……”
他们平安着陆了。在机场上，张学良迎接着他们，“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紧接着.她看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见到她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阅读《圣经》，刚好读到了《耶利米书》一章，“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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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阅读《圣经》,或卧似乎透漏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3他很少的话语,要么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
但这短暂的口子里，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
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也不能说清是他。似乎，这个人就和他所亲历的五十年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走出来后，他年轻、单薄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和兄弟姐妹，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感；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样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又使他多少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与那个苦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何况，在阴差阳错中，他通过陈其美，得以接近了孙中山；又何况，更加阴差阳错地，最后出任黄埔校长的，不是程潜，不是张治中，而是这个军事履历并不起眼的人物。
从创办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四十岁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但南京政权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之余，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政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之内，两次下野。也是这些，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那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眼热起了军国的日本、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军阀向独夫的过渡阶段。
他以“第二期革命”的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和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试图缔造一个新中国。但，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因为他的复杂性格、神秘内心，早已注定了失败。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五十岁的人，以“献机祝寿”仪式为象征的所谓威望。
威望是如此可笑。在被俘期间，通过端纳、宋子文，他已经了解了南京的纷纭是非、暗流汹涌般的叵测人心。除了自己的家人、亲戚，无论旧友、嫡系和学生，都想要他的命，这使他异常震惊、惶恐、难以置信。它冲击着他最顽固、最根深蒂固的道徳优越感的底线，使他开始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反思。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之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了。
如果说，终其一生，蒋介石身上始终混杂者懦教徒、流民、独夫和“族长”色彩的话，那么，在不同时期，它毕竟浓淡有别、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生可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族长时期。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十余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此后几十年，蒋介石妻侄毛庆祥多次谈到，“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的话语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更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了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混乱的青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的险恶、市井的势利。他是一个顽童，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在这个*•破落户”隐蔽的心底，却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未来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了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种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无论怎样的讥讽，怎样的走投无路，他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却从来没有被磨蚀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在他担任黄埔学兵连司务的期间，他还赌博输掉了全连的菜金。并因此畏罪潜逃，但他终于有了醍醐灌顶、幡然醒悟的一天。
这个醒悟，就是发现了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天然热爱，并自视为蒋介石的鷹犬走狗。近十年以后，在他事业登峰造极、行将失事丧命前的一次公开训话中，他还老无愧色地谈起了自己向蒋介石的下跪、他的自居家奴。过去的四年多.搭乘者蓝衣社的大船，他一方面毫无那些青年才俊的热情、献身、狂妄.幼稚，不谙官场深浅、妄谈什么“接班人"，另一方面，以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近乎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蒋介石意识到他是猛鹰恶犬；他独辟蹊径，使南京政权渡过了“刺汪案”的政治危机；他上下其手，几近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两广事变”……在相信他的忠诚之余，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就是他留给蒋介石的印象。
对短视、功利、有着深刻不安感的蒋介石来说，这是他最放心也是最需要的那种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兼并调查课.他的掌握中国警察系统.他的拥有令人闻风皮胆的“戴笠组织”，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但，正是他初初掌握中国警察、一个无处不在的政治警察体系行将铺开之际，事变的发生，却迫使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进行了一场以生命为睹注的豪赌，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允忠，《白瑜访问》）。如果说.对这些来自朝天宫的批评, 他未必放在心上的话，那么.要命的是，他却参加了事变当夜的朝天宫会议。倘若蒋介石不能回来，谁能说日后朝天宫不会以此为借口，夺回他的特务处、警察系统，乃至要他的命呢？倘若蒋介石最后脱险的话，他又该怎么辩白，洗刷自己的与会呢？
与其死在南京，或从此不为蒋介石信任，不如前往西安，以实际行动进行辩白。又何况，只要蒋介石活着回去，他势必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人之一。他不爱惜別人的性命，也不爱惜自己草芥般的性命；在他看来，这个性命只有建功立业、出将人相，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场各方面都划算的赌博……
这一天下午，饥肠辘辘，心事复杂的戴笠，在勉强透进地下室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写下了一封多少要留给蒋介石看的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阁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这一天，从南京到西安，无数人心怀忐忑、各有心思。在众多活跃的身影中，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则是宋美龄。宋关龄后来谈到，在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一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紧接着.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向张学良表示，倘若12月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思与两安同归于尽”。在这个表态后，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地开放了。
次日是西历的平安夜。这天晚上，她和另外三个人，她的兄长宋子文，她的丈夫、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以及扮演了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纷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而温馨的一夜。这一夜，依照他们家庭生活的长期惯例，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喊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工
1936年圣诞节，在西安，蒋介石蠃了。依旧滞留在西安的史沫特莱，目睹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悄形：“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人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则描述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徳，观察了他的乘客们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洛阳留宿。这一天深夜，在武汉，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听到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在南京，几乎家家都亮起了灯，无数报童招摇过市，赠送着免费的“号外"，次日中午，当飞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聍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年12月26日）。
12月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若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它表白了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着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宮更加惶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前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三名外围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了八天他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八天里，随着戴笠、肖
赞育、曾扩悄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在与CC系武斗、被关押了大半年后，任觉五是否意欲不受“团体”的控制？他是否经常与顾希平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在朝天宫一片涣散、刘健群再度出任书记长后，这两个人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秘密，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査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在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异常确凿，处置也就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则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特务处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事变期间，萧洒大量搜集民间枪支，组织了河南的“十万民军”，还号称要扩充到“百万民军”。这些举措，动静太大、声势太过招摇，萧洒无可抵赖，但他口口声声辩解说，组织民军是为了“稳定地方、救出校长”；而在戴笠意欲刑讯逼供时，胡宗南却来到了南京。短短几天以后，戴笠就以“似有异心、査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另一个罪名则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也是这一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为气派的洋房，以他任职十年、每月区区几百元的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一大笔钱。同时，这一年在湖南，邓文仪父亲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者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
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汁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无论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种种心态，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的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自我检讨。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逍，“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直到1937年2月，在为他的兄长，因西安事变惊吓而死的蒋介卿送葬后，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了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十几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在这期间，他也先后召见了蓝衣社最早的三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滕杰。在蓝衣社经受了五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过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來，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兴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在蒋介石面前，他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了任命书，膝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滕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冷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 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怡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它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30万、民夫500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在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农寒。据说，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那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断定有“狼子野心”的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其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当王莽、做曹操？！……”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下来了。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念旧？是贺衷寒虽然要置他于死地，但他还是要有长辈、“族长”的姿态？或者，在心灵经历承大冲击、他的道德优越感多少动摇之际，他需要以饶恕贺衷寒来恢复自已赖以安身立命的优越感？……这一切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贺衷寒赶出了彳己的会客室之前，他也指示贺衷寒，去与陈立夫、康泽一起，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
似贺衷寒的终生不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三个多以后，他被派遣出国，前往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政干部免职的惯用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几十年以后，也在西安被俘的特务处人物王新衡，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在出同以前，“曾受到更严承的处罚”。但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赞育、袁守谦，始终坚持“绝尤此事'
这一年3、4月间，在戴笠大致完成对蓝衣社的清洗后，蒋介石的又一道手谕，再次抵达了朝天宫：郑介民接替邓文仪，出任蓝衣社第七任书记；在此之外，“停止一切闭体活动'
第二十章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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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片7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区135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亲王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月30日，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八天后，在一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上，南京政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个最精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月13日，8万名中国士兵，向12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在淞沪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向内地迁移的大潮，艰难地、然而异常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5000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a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 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以至于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在他们的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沉郁，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刚刚爆发，在华北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了蜂群一般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有人被炸弹炸成了齑粉。在这样的空前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m\(\i，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了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了昆明e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败，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抵达昆明。
迁移、逃亡的潮流，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的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两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麒征部、黄杰部，南京近四十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了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诖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地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仅有的大约八万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简的地方部队顶了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网形成了……
在这种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吋，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八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漏过口风。把汗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以及“同学的力量”也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并领导全国青年，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开以参加”
解散蓝衣杜、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译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将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焦土，在大约三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30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的进攻，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月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是已满22岁的林培琛。他们先沿着津浦路向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转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直到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分人马，也加人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十部卡年、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几百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六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別动队员。车队静默无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几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的，将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与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年12 月3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工作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了。
12月12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他们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晚上急速行军，婉蜓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一路上，他们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作战。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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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年初，国民党短暂的“武汉抗战”时期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鲁南、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着，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扬到了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已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农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两个任务，—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十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集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国民党新任总裁、终于获得了党内最高地位的蒋介石的位于汉口的官邸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以及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了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爬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并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在场的人有没有意识到？戴笠的这句话，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三天，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三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人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加人国民党，复兴社社员可自由加入三青团。但在大约五十万名的蓝衣 社成员中，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十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系。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则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衷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么一来，三十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七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贏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崭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诞生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出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控制中国警察系统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大约十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五百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悄，更多的人_，则说不清是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
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八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也终结了。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就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以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底的官僚，狗蝇地在民国这堆散发者腐烂味进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七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七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吝借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始终在连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手上。
康泽以秘密组织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终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七年以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者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在他刚刚度过45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押解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南京中央社的几个记者猜测他一定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没过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一直没有停息 过。直到1956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其实，早在1948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者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箱《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二十五年的生活。1963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十五年过去了，他比1948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又四年以后，因为一群红卫兵的揪斗，他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重伤而死，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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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其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令无数人眼热、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新生活运动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异常显赫的地位，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肓动，更使他从此侧目于蒋介石。在这个政权中，他再也不可能获得从前的地位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潜心等待、再次努力，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认可者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已如同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认命着自己的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说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此后许多年，无论他是否认命，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始终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异常灰暗的官场胡同里。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台湾小政权的“国防部长”、“保密局长"。但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起当年的蓝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以及杨永泰时，他是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他一生都自居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但参与这个组织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在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以及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晚风和街市，衬托者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者不见的高墙之外。六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那么，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那就是“郑吉康事件”。两年以前，在他再次出任书记长时，一个叫郑吉康的朝天宫助理员，偷窃了一批文件，并辗转卖给了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几天后，特务处就发觉了这桩要案，在戴笠亲笔批示后，郑吉康被秘密处死。时隔两年，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又一次借題发挥，打算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紧接着，他一个个县城、一个个小镇、一处处车站地流亡。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抵达了他的贵州老家。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进一个小山沟，在一处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以后，寂寂青灯，展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国民党陆军中将、年仅三十几岁的青年才俊整整四年有余。他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煎熬。
直到1942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由一个普通的原蓝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达了蒋介石的案头。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的和尚，蒋介石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他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并且勒令戴笠。不许再追杀刘健群。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对刘健群的遭遇，许多人抱以或幸灾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他的真正复出，还是在戴笠失事丧命后。1948年，在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进行全国性选举时，刘健群出任了立法院副院长，并一度代理院长；而兵败台湾后，他也短暂地担任了立法院院长，成为小政权的最高首脑之一。但，在众多黄埔学生的攻忤中，他每况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
此后几十年，他处处宣扬自己是蓝衣社创始人、“最早的倡导者”。直到1969年，他已经67岁了，并且身患癌症，但，当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拜访他时，他还有意地编造了种种细节，以让易劳逸相信他的说法。他希望滕杰等人始终恪守于保密原则，从而让自己进人历史。
1972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与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上， 依然充满者刚愎乖张的表情。在两年多以后，“刺汪案”的阴霾，似乎已经被完全冲淡了。在他看来，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似乎就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够想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走向落魄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他一定不能预料到。在他隐蔽的心底，他始终以为弱肉强食的官场，苛酷的人生角逐地，会像他的家庭那样，纵容地溺爱者他。这种天之骄子式的自我暗示，蒙蔽了他的心智。正因此，在“《司令塔》事件”和“刺汪案”期间，蒋介石两次扬言要枪毙他，并评价他“愚而好自用”，却没有促发他什么反省和戒备。
“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几十年后，许多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在蓝衣社全代会闭幕半年后，丰悌就因为“长沙大火”一案，而死于枪决。
中口武汉会战后，时任湖南主席的张治中，因误判敌情，以为日军立即要进攻长沙，计划“彻底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深夜，他下达了命令，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在城内居民还没有疏散的悄況下，他就开始点火。大火一直燃烧到了次日凌晨，长沙全城、大小街道，化作了一片灰烬瓦砾。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凄凉。长沙居民被无辜烧死2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怀疑起“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三人，以平息舆论。年纪轻轻就屈死，不知道临死之前，丰悌有没有意识到？远在“刺汪案”发生时，他的杀身之祸，就已埋下了种子。
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 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说蓝衣社早已烟消云散，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了丰悌，但他可能也由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说起枪毙的过程时，他谈到：“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决令电文后，丰悌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他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有冤无处诉的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在《六十岁总结》里，张治中写道，“只因执行官兵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逐有长沙大火事件”。到这个时候，丰悌的面容、事迹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这就是历史。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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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一步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黯淡了。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歌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中，一眼可以者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泪水、哀伤地注视者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如此令人难忘。他转痛心疾首过这腐败、这堕落，也曾誓言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 来根绝这腐畋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腐败和墮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者一部黄埔和民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者各种民国、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宇，记载了在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的十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职务，不久后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暴露出了他的本心。有一次，在重庆李子坝，和同样被闲置的湖南同乡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或许，那也是他在西安事变中种种表现的心理根源。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处境，以及他无时或忘的蓝衣社的分裂和最终解体。
贺衷寒说：“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
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不仅解释了过去蓝衣社的种种命运，还折射了此后的漫长年头，贺衷寒步艘蹒跚的路途。次年，已在重庆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并兼任自己在十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这样的职位，与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相比，可谓天差地别。但贺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说，“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
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它写尽了贺衷寒在南京政权内的处境，听到以后，贺衷寒只能苦笑。
但担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又一次短暂复出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年，在丢失大陆之后，痛定思痛、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到底再次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策”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年，他在台湾政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巳产生了写一本《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八宝街都最具青年气息，此时却一脸沧桑的滕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若滕杰长长的身影。这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
那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像那无数的街灯……”
又何止是繁星、街灯？站在滕杰的身后、一路跟随者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丛树荫，一阵风，亦或，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八宝街，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没有魂灵，只有树荫和风。他是一个人走着，一个人走在路上……然而，这一夜，在滕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者陈启坤。这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欢交集的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悄，他们的婚姻生活，都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泰极否来，在1933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这些，所有令这个蓝衣社“贞徳”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八宝街蔓延。更不必说此后蒋介石的上下其手、兴风作浪。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留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滕杰痛是地、沉東地感念着。他开始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者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滕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就明确地写道，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备。滕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他们口口声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 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对他们来说，最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淡化进了南京的蒙昧图景。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滕杰不能知道。
要十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蒋经国同样因天无力的“币改风暴”里，滕杰才能略略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昌大江中学之际，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全社会的根本改造，已成为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思考立足点。在延安，在无数共产党控制下的集镇和乡村，青年救国团、妇女联合会、少年儿童团，以及贫农协会、民兵组织……形形色色的群众性团体，囊括了大部分男女、人群和阶层。它是一场真正浩大、最为彻底的群众运动，与此相对比，蓝衣社的五十万成员，如同沧海一粟。
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蓝衣社与蒋介石都刻舟求剑，始终没有改变它精英阶层、乃至“秘密组织”的定位。他们始终有着种种束缚，无论孙中山的遗产、“三民主义”的教义，还是国民党的正统地位，都不仅无助于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一切，反而成为了他们不可摆脱的负担。作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顾的群体，即使没有蒋介石的种种用心，蓝衣社的五十万人，也已达到了它的极限。
又何止于此？在同样有着党义、教义约束的前提下，毛泽东发起了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风运动，正是这个运动，使毛泽东一方面尽得列宁主义的精髄，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了种种教条，所谓“毛泽东思想”从此浮现于中国的广袤大地；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却必须兼顾种种利益、势力和先天限制。无论蒋介石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执政的、必须维
持现状的地位，都已决定了这一点。
也是以此为分野，毛泽东可以视中国为一张白纸，建构他的图画。在经济层面上，他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分配给大多数人；在社会上，他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士绅阶层，并号召大多数人加入他的行列；在文化上，他可以继承五四传统，并发扬光大，摧毁一切古旧社会的遗产；在政治上，他可以改变精英治国的传统，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凡此种种，使他在纪律的森严和场面的浩大上，可以实现几近完美的兼顾。与此恰恰相反，滕杰和他的“校长”，能够兼顾的只是各种力量的平衡。而这个平衡的代价，就是初衷、纪律和理想的丧失。
谈到理想的丧失，又不能不谈到那个崭新的社会图景，所给予的毛泽东和他两万余名大多是文盲、但有着钢铁般意志战士的空前自信。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毛泽东就以不世出的手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娇〉昆仑》两首大气诗篇。在黄河边上，他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的前景；他不愿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提并论，佰他仍然以命运般的直觉，感知到并放纵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
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加清晰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他以斩断山脉、孤绝历史的气势，写下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词句。他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大气豪情。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千年之梦。
这一切，浩大的人群、前所未有的中国图录，以及苍苍茫茫的自信……构成了这个政党史无前例的力量。与这一切相比，无论南京政权如何苦心经营，它都注定了覆灭的命运；更不必说，以浩荡千年为背景的话，那个一时勃兴的大人物、滕杰的校长，不过是个人格与政治的双重侏懦罢了……
这一切，此时都还在时光的后头，滕杰还都无法警见。但，注重“精英”、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潜伏着可栽舟也可覆舟力量的亿兆人，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墮落、瓦解和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滕杰，无法总结的。他只能一路地走，一路地 思索……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闹剧和悲剧。它虽然构成了民国历史的深层线索，却依旧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者。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输人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吞噬。
这就是滕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八十年代，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迓上，滕杰退休了；此后十余年，他发起了中国民主统一会，竭力反对李登辉的“台独”主张。直到1991年，在他的安排下，以邓文仪为团长，“全统会”还访问了北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说，他始终念念不忘于故土，并盼望着国家的统一……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三十
年代异常漫长的时光里，几十万青年，或无可奈何、或以无所谓的态度、
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人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
当作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
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
另一则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有的死去，有的残
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卷起了，近12万
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
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
歌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开始了。1949年前后，蓝衣社
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是原“十三太
保”。土黄色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
吏……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暴
1
发时的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者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或判刑，其他人也被划定了“地、富、反、坏”等成分。六十年代的“四清”，通过“外调”、“内查”，一些藏匿很深的人又被揪了出来，成了“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朿了，随后又是徘徊的三年……直到1979年，“摘帽子”工作开始了，几百万政治贱民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改革开放后，一些原蓝衣社高级干部还进入了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终于吱吱哑哑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都已经老去，大部分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四人帮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1933年就加人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四人帮”的写手姚文元，其父姚篷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另一份资料也记载说，“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者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八十年代初期，经过甄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但一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者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展，他一出门，手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着一个识字青年、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依旧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地流淌者。1982年前后，村上的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电影、“抓特务”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小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还远远地、哄笑地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若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以后，当那个名为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1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转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1950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 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在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伢悚然的勾当。这些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更重要的是，它以人作俑，将一代代青年原本应当从容、温暖、优雅、美好的人生，作为少数狂热分子和政客的工具……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世界观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关和自由，却有者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使我深深地被籐撼、被感动：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打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
我仍会爱你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了解者孔子无处不在、并视为人生意义的“乐”，以及他被众多后人曲解、实则为人生本体论出发点的“礼”，乃至他升华人生意义的“仁”。在一个个午后和夜晚，在阅读《中庸》、《大学》和《易经》时，我一次次进入了那种天地寥廓、充实完美的人生情境……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人类共有的品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对于那些原罪式的蓝衣社的狭隘观念和行为，开始有了谅解和宽容。我不再愤怒，我拥有悲悯y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年，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我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那时我阅读着貌似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诉我：……宽恕这些。
附录“蓝衣社”大事年表
1931年7月：滕杰受黄埔东京同学会委托，从日本回国，意在警告中国政府，日本将侵略满洲，亦即东三省。但来到南京后，他发现政府已经完全瘫痪，任何人对中国时局、命运都失去了信心，为此，他起草《计划书》，决心创建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秘密组织，内反腐败、外抗侵略，以护党救国。
滕杰之未婚妻陈启坤为该设想的最早赞助者。
1931年9月：在“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爭变"的背录下，四十余名黄埔学生发起了“力行社”筹备处。它包括了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人。不久后，康泽、肖赞育等二十余人，也先后加入了力行社“筹备处”。
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镇，下野的蒋介石得知了这些学生发起“力行社”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按照黄埔军令一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而杀了他们，恰恰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已深感兴趣的他，决心利用这个秘密组织，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他为此召见了力行社的三个主要首脑：滕杰、贺衷寒和康泽，指示他们说，“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从此以后，力行社的悲欢沉浮，开始取决于蒋介石。
1932年3月1日：在南京励志社旧址，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力行社会议，"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兼任社长，滕杰出任首任书记，膝杰、贺衷寒、康泽被任命为常务干事。
1932年3月：力行社的两个下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先后成立。两三个月后，革军会已有成员三千人，革青会也有了大约两千名成员。
1932年6月：蒋介石驻节武汉，十五名力行社社员随行。他们不仅剿灭了大別山苏区，并发起了当时广为人知的“武汉清流”运动，，
在此期间，力行社接管了两个堂口组织，并将之改组为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1933年1月2日：滕杰被免去力行社书记职务，贺衷寒接任书记。此前三天，蒋介石下令停止“革军会”的活动，不久后又将革军会并人革青会。革青会拥有成员万余名。
1933年3月29日：贺衷寒发起了效仿德国冲锋队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当年夏天，复兴社已发展成员四五万人。
1933年4月4日：在北平，刘健群向众多记者分发了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此举使外界普遍认为，秘密的、旨在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行社，其名称是“蓝衣社”。从此以后，“蓝衣社”成为这个庞大的、共分三级并控制着忠义救国会的秘密组织，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称谓。
本书采此定说，称之为“蓝衣社”。
1933年7月：在南昌，蒋介石下令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并任命康泽为总队长。此举使康泽为代表的“西南派”势力，成为堪与贺衷寒的“湖南派"相提并论的力量
康泽在江西的作为，后来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
年2月19日：在南昌，蒋介石根据蓝衣社成员的建议，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蓝衣社进行了法西斯化舆论鼓吹，它的宣传处及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渐渐取代了国民党中宣部，成为民国最主要的宣传管制机关。
1934年3月：贺衷寒被免去书记职务，刘健群成为第三任书记，并改称“书记长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三级组织共发展了约十万名成员，成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但也是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泛滥。
19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邓文仪被免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中国文化学会”被解败。此举标志着蓝衣社的盛极而衰。
1934年8月：刘健群去职，丰悌成为第四任书记长。与此同时，戴笠仅有145人的特务处，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特务处达到了1772人。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系戴笠个人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6月：“何梅协定”交涉期间，日本人提出的九项要求中，有五项针对蓝衣社。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蓝衣社的主要势力，政训处、宪兵三团和社员关麟征与黄杰控制下的两师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此举标志着华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此举也刺激了蒋介石，使他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
1935年夏：为对日作战，在丰悌的领导下，蓝衣社发起了全民军训。此后两三年，蓝衣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成为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约30万，继而又发展到50万。
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原十九路军连长孙凤海刺杀汪格卫。此举与蓝衣社有关：“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人了蓝衣社，并出任蓝衣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精卫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蒋介石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案发后，蒋介石免去了丰悌职务，刘健群再任书记长；而戴笠迅速破获该案，从此更得蒋介石信任3
几十年来，关于“刺汪案”，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本书发前人之未见，从蓝衣社若手，提出“离间说”。
1936年8月：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在他的任期内，主要有三件大事：大量发展复兴社社员以准备抗战；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以及处置“西安事变"。
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前后，在“废警改团”的争论中，戴笠不仅保留住了26万3千名险遭裁撤的警察，而且成为中国警察的领袖性人物，他并效仿希姆莱、开始了“政治警察"制度。他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以邓文仪、贺衷寒为首，蓝衣社成为“武力解决派”的积极主张者。为置蒋介石于死地，它并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狼子野心”的举动。蒋介石被释放后，开始清洗蓝衣社，并决心解散它。
两安事变改变了众多蓝衣社成员的命运。只有戴笠，因追随宋美龄前往西安“殉难”，从此被视为最忠诚的鹰犬走狗。
郑介民取代邓文仪，成为蓝衣社第七任书记长。
1937年11月：康泽出任蓝衣社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书记长，他的主要工作，是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蓝衣社的三四十万名成员，成为三青团的主体；与此同时，戴笠也受命将蓝衣社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版权信息
书名／蓝衣社
副书名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刊期／第期
作者／丁三
译者／
出版／ 北京语文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2月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页码／
字数／字 印数：1 ~ 10000册
ISBN／978-7-80241-178-4
定价／32元
类别／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
制作版本／1.0
文档开本／87×110毫米
制作时间／2013/1/14 16:48
版权信息
书名／蓝衣社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作者／丁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蓝老虎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 5.6 (2013-01-0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1月15日
更新时间／2013-01-15T10:29:23
制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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