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武斗
在蓝衣社的众多首脑中，任觉五是一个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先后担任过力行社南京书记、革青会总会书记；他曾就读于东南大学、北洋大学，最后却考人黄埔，成为一名职业军人。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他被视为邓文仪的文寊大将，与此同时，他也是康泽“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学运专家”自诩，生性爱热闹、不安分。他蔑视权威且多惹是非，鲁莽而泼辣，胆大又妄为。如果说，过去两年，因为众多魁首、森严纪律的约束，他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的话，那么，自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如同脱缰野马，决意要为自己找一个对头。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盯准了CC系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文化学会与CC系的矛盾。还在1933年年底，发起“新生活运动“前夕，蓝衣社与CC系都有了组建“中国文化学会”的打算。蓝衣社先下手为强，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国日报》、刘炳藜的《前途》月刊、贺衷寒的《扫荡报》……一百多份报刊以铺天盖地的声势，宣告了文化学会的成立；无奈之下，CC系只好将自己的招牌改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事情还没完呢！次年1月15口，肖作霖来到南京，与任觉五共同发起南京分会，《中央日报》报道，“成立时即有一百五十余人报名参加，分会理事七人；任觉五为书记”；几天后，上海分会也宣告诞生，邓文仪后来回忆，“以刘炳藜为书记，十日后会员即达一百七十余人，次月已在七百
人以上”……
不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运动”象征若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之际，蓝衣社不遗余力，遍地开花。截至当年5月，中国文化学会已在十二个省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正在筹备中者，尚有四川、甘肃、香港、菲律宾、伦敦、巴黎等分会，豫鄂皖三省边区直属支会与青岛直属支会等九处”(《中央日报》，1933年5月1日）。它的会员总数已达到2098人，其中“直属会员”也就是学界领袖38人，“一般会员"亦即知识分子1294人，而“青年会员”也就是学生领袖，也达到766人之多。它的声势远远超过了CC系的文化建设协会。
这么一来，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后来谈到，“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还为此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双方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争夺最激烈的，当属暨南大学。它的教授群体中，既包括两名力行社社员，刘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樊仲云。它成为两系的必争之地。_时之间，暨南大学鸡飞狗跳，不仅大多数教授，几百名学生也卷入了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而西南人喜辣子、爱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之际，任觉五渐渐下定决心，“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较量从军事化编组开始。肖作霖后来谈到，“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任觉五）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这一天，以二十余名失业军人为组长，三四百名学生被分成了二十多个小组。他们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锁了暨南大学的各处校门。
入夜时分，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了起来，行动开始了。几十年后，一个参与行动的学生回忆说，“……先是包围了学校，许进不许出。然后又分出几组人马，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搜索CC团学生”（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搜索从户外、各条道路开始。一个个横冲直撞的小组，不由分说地将 过路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全部带到操场上。继而，饭堂、教室、图书馆、办公楼……除了几栋孤零零的宿舍楼，暨南大学几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学生的尖叫声、无数青年的抗辩声中，千余名学生渐渐被集中起来了。
指认、甄别、盘问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任觉五的率领下，百余名学生包围了宿舍楼。
对几栋宿舍楼的攻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勒令校工们关闭电闸、宿舍楼一片漆黑后，任觉五拿者扩音话筒，对被围困的学生喊话了。那名参与者后来谈到，“CC团学生要下来办理自新，清白学生也要下来办理保证。所谓清白学生，指的是既没有加入CC团，也没有和复兴社发生关系的”（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在倒计时的恫吓中，一个个“清白学生”陆续出现了。他们有的心惊胆战，有的强作镇定。在刺眼的手电筒照射、简单的辨认和盘问后，他们也一群群地被押解往操场。在那里，他们必须忍受彻夜的凉风、蚊虫的叮咬和无穷无尽的盘查。他们有的身披毛毯，有的裹着一条被单，但大多数人只穿着一身单衣。接受甄别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尽头，他们艰难地蠕动者……并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过关。在宿舍楼下，一些与CC系同学、同乡形迹密切的青年，也被指认为“党部的人”。他们大多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则是棍棒的痛殴。在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又被勒令回到黑暗的、被包围的宿舍里去……
在大半夜的鸡飞狗跳后，乱糟糟的校园总算安静下来了。千余名学生的甄别、盘查，渐渐接近尾声了，操场上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他们无处可去，有的前往教室草草过夜，有的干脆蜷缩进一处角落打盹。大约一百多名“嫌疑分子”则被关押在了饭堂，那是蓝衣社党徒早已准备好的临时监狱。
任觉五大感满意。他留下几组人员继续包围、监视，然后，他带着百余名喽啰来到业已惊恐的真如镇大街上。他们一气摆开了十几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之外。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桌地敬酒，让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天麻麻亮，才由副官、几个学生搀扶着，前往镇上的一家旅馆，呼呼大睡。对那些被围困的人来说，賊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馆里，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五 才不紧不慢地起床。他洗漱、刮胡子，并且慢条斯理地吃了一顿早餐；他故作闲暇，直到中午时分，才在一群喽啰的前呼后拥中前往暨南大学。
在一夜的纷乱后，暨南大学如同一潭死水了。那些大多数是华侨子弟的学生，已纷纷离开了校园，他们或前往上海市区暂避风险，或干脆去临近市镇投亲靠友。即使轮流守卫的蓝衣社党徒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但任觉五愈发兴商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地巡视，不时和党徒们交谈几句。
也是这个中午，一场真正的武斗发生了。
几十个CC系学生又饿又累，他们无法忍受了。在匆促的组织后，他们或手持棍棒、木凳，或干脆操起刀具和铁器，试图一鼓作气地冲出包围圈。那些蓝衣社学生大惊小怪，他们此起彼伏地叫喊着。但任觉五不惊反笑，他早就期待这场混殴了。
在任觉五的指挥下，百余名学生一拥而上。他们按照军事化编组，表现得凶猛、训练有素且心狠手辣。在雨点般的棍棒和拳打脚踢中，顷刻之间，十几个CC系学生倒下去了。但任觉五意犹未尽，他掏出手枪，朝天连射几发。
枪声惊得鸟儿簌簌飞起，也吓坏了CC系的学生。在目瞪口呆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身向宿舍楼跑去了。那个灰色的建筑，没有灯光、食物和水，并且谁也不知道会被围困多久，但它能让人暂时地躲避开鲜血、棍棒和手枪
这一场混殴，CC系学生受伤十余人，侥幸逃脱的不过两三个。即使如此，任觉五依旧大发其火，并为此大动干戈。在他的安排下，当天下午，几百个沙包运送进来了，它们堆积在几个宿舍的出口处，形成了一个个临时“街垒”；他下令搜集砖头、石灰粉和石子，一旦有人突围，“格杀勿论•’……
在这种情况下，CC系的学生们又能怎么办呢？缺水断电、没有食物的日子，已经接近一天了；外界的音讯隔绝着，谁也不知道将被围困多久；在一处处临时街垒的后面，是几百名虎视眈眈的蓝衣社学生……除了投降，他们还有什么出路呢？何况，即使投降也不见得那么容易，以那栋曾组织突围的宿舍楼为例.任觉五宣称，“一概不予受降”……
投降的不容易，又何止于此？他们按照任觉五的要求，或扯下白床单、或干脆挥舞若一件白衬衫充当“白旗”，成群结队地走下宿舍楼；他们开始 无穷无尽地受折腾，在得到些许食物、一点清水后，他们被要求“办理自新”，也就是和CC系脱离关系；办理自新后，他们又被迫写下一份份自述，为什么加人CC系？介绍人是谁？上级联络人是谁？参与过什么活动？……据说，在没完没了的交代完成后，任觉五这么不伦不类地告诉他们：“日后给我记着，这天下，是姓黄的，就是黄埔的。就是我们这起子人！……再不要跟党部的那帮骗子跑了，更别跟着那帮师爷跑！……”
所谓“师爷”，指的是蓝衣社极为轻蔑、以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几十年后，肖作霖谈到，“复兴社实际上就是黄埔系。黄埔系一货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他们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认为不过是雇佣性质的一伙人，算不得什么。有些人在背后就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群为张总管……”
但，也不见得总是这么强悍。这一天，在公然侮辱过国民党领袖、那些政府首脑后，任觉五表现出了色厉内荏的一面。他拒绝接听上海CC系首脑吴醒亚、潘公展的电话。肖作霖后来谈到，“(任觉五）公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无法出校。吴醒亚和潘公展急得没办法，只好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他又故意避不见面”（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
武斗闹剧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了。暨南大学发生武斗几天后，在遥远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分子闯进了各地学堂；在几万名学生的配合下，他们横扫了成千上万所学校。肖作霖后来谈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种武斗风潮从春天蔓延到了初秋，甚至席卷进了许多县份、众多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较量。
经过几任书记的苦心经背，两三年时间，蓝衣社已控制了河南的大半壁江山。以军事方面为例，“绥靖公署各处处长，保安处以下各保安团长”,清一色的是蓝衣社党徒；以地方政府为例，包括洛阳专员王泽民在内，“各 地区专员、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乡镇长……均是复兴社社员”。教育系统更不必说了，“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是复兴社社员”。
不仅军人政客、官吏士绅。在河南，蓝衣社还拥有三四万名党徒、近十万“忠义救国会”成员。它的势力延伸进了每一所学堂、每一个集镇。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系只有百余个空空洞洞的党部招牌。所谓争夺，是几万人马对百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在街道上，一部部军车呼啸而过；一群群穿着便衣、但携带枪支的青年，大摇大摆地闯进学堂。短短十几天时间，蓝衣社摧毁了几近全部的CC系高校组织，并砸掉了几十个县党部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势力丧失殆尽了……
那么，这种冲突是因何产生的呢？与上海、东南省份不同，在河南，蓝衣社不存在与CC系“争人夺地盘”的问题。它的势力如此惊人，不仅各级官僚趋之若鹜，乃至乡村土豪、集镇劣绅，也以自己身为“忠义救国会”成员自豪。它又何必跟CC系过不去呢？
一个河南大学学生后来谈到，“（蓝衣社）说是针对CC系，又不仅是针对CC系。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本来是个秘密组织，之所以耀武扬威，是为了公开自己的势力，显示对河南的控制”。与此同时，另一个亲历者却认为，他们纯粹为动乱而动乱，“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他们是为乱而乱，使整个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张清和，《复兴社在河南》）……
无论如何，效仿黑衫党、冲锋队的痕迹，的确无处不在。这一年5月，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这种效仿达到了顶峰：在浓郁的春光里，面对CC系控制下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小群满面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简易街垒。他们手持燃烧瓶、手枪或棍棒，公开扬言，倘若太阳下山前不交出这个地方，“将用武力说话”……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湖北、安徽、浙江和苏北……先后卷入倾轧、“武斗"的，大约有十个省份。除了陈果夫担任主席的江苏省外，在大多数地方，
蓝衣社处处占尽了上风。小半个中国都在纷乱、动获中。
与河南的情况一样，几十年来，众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这场小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因何引发的呢？它仅仅是法西斯做派的延伸吗？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国表情和心态呢？……对此，时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一言以概之，“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亳无疑问，蓝衣社与CC系的冲突，有着明显的“争夺饭碗”的痕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或法定、或约定俗成地，青年、宣传连同党务，被视为CC系的势力范围；但蓝衣社崛起后，它也以青年运动为主，这么一来，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远在1932年6月，面对蓝衣社党徒的公然抨击、大发厥词，陈立夫就致函行政院、军委会，“近查关于党政军纠纷案件，每有仅据片面事实，发布新闻、诋毁党部者，恐妨中央威信，希饬所属注意"(《申报》,1932年6月24日）……
新生活运动发起后，这种冲突又扩展到文化、宣传领域，并且愈演愈烈。无论上海文化界的争夺战，还是“中国文化学会”与“文化建设协会”的对峙，均是明证。何况，双方的种种主张，貌似只有细微差别，实际上却截然相反：蓝衣社强调社会的军事化、独裁化，有着鲜明的法西斯主义色彩；CC系的众多说法，无非是党天下、“三民主义”的老调重弹，顶多添上些儒学、“本位文化”的古老痕迹……
不仅如此。在“争夺饭碗”之外，双方的冲突，还有着更重大的动机、更深远的背景。
那就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何去何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不是任由儒学、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吗？他不是希望在不触及现实权力格局的情况下，能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吗？这种秩序，要么是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改良后的，兼采儒学、法西斯和基督教元素的“新三民主义”，除此之外，別无可能。这么一来，无论蓝衣社还是CC系，当然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势力。他们在争夺的，事实上是这个分崩离析、乱象丛生的古老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这么一来，挑起武斗，也就成为蓝衣社的必然选择。
这就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的先天局限。尽管躯体庞大、权势熏天，它还 是一个潜伏的、边缘化的势力。它的秘密性质，它的名不正言不顺，它在种种公开机关，无论军队、政府还是党部的较低地位，连同“三民主义"依旧是主流话语的无奈现实，都决定了这一点。只有挑起武斗，它不仅稳操胜券，还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征服民众，并夹带私售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货色。何况，他们也有心效仿冲锋队的街头斗殴、黑衫党的“进军罗马”；又何况，对CC系、政学系，他们有者一种既轻蔑又妒忌的微妙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武斗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覆盖着纷乱、派系林立民国的，毕竟是蒋介石的庞大身影。这个擅长分而治之、自欺欺人的大政客，这个满口“精诚团结”字眼的浙江乡下祠堂族长，热衷于让各个派系相互倾轧、彼此攻忤，但无疑不再欢短兵相接、动武斗殴。正因此，这一年5月，武斗开始三天后，在它的始作俑地上海，它就被引导上民国特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轨道。
武斗开始三天后，以上海市长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进行着。谈判的双方，分别是蓝衣社的任觉五、刘炳藜和肖作霖，以及CC系的吴醒亚与潘公展。他们分别是上校、文人与基层军官，以及老牌党阀、上海社会局长和教育名家、上海教育厅长。他们大致浓缩了两大派系的基本面貌。这一天，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之后，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CC系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当然是当务之急的暨南大学的“善后”。
几十名CC系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里。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学生，更要么虚脱、要么昏迷了。潘公展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坐下来，他就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多少有些心头发虚，他闭口不答。紧接着，吴醒亚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换而言之，蓝衣社与CC系的“势力范围”究竟该怎么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蓝衣社、革命同志会不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官厅行使职权吗？这次武斗事件、对暨南大学的悍然接管，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的这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吴铁城的同感。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转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衣社？刘炳藜和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在暨南大学的闹事，有没有得到刘健群、邓文仪的许可？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党阀娴熟的攻心术：他居高临下，对任觉五的身份地位暗含轻蔑；他不仅表达了任觉五行动的非法，并暗示它也触犯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非常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的心理防线。但任觉五不惊反笑：亳无疑问，吴醒亚太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太不了解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CC系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家法纪律？
为此，他没有拖泥带水，对这三个质问都进行了态度强硬的表态。这番表态振振有词，充满了信口开河、胡搅蛮缠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事件，是由CC系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CC系学生先动手打伤了复兴社学生，他们才基于“同志友爱”，包围宿舍楼、寻找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么保证不再发生类似冲突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这是要CC系先保证的。CC系如果肯保证，那么，他也可以担保自己绝不会动CC系学生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不过说了几句话，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蓝衣社、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无论同志会还是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也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这个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语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表CC系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CC系的似乎还只有陈氏兄弟。
这个十年来掺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 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亚、潘公展气得几乎七窍冒烟。
这时候，始终冷眼旁观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淡然地说了一句：“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个不温不火的表态，却让任觉五骄气尽失。显然，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原打算做不偏不倚调停人的吴铁城,被任觉五的狂妄激怒了。倘若不答应撤出、息事宁人的话，吴铁城会出动上海警备部队或上海警察吗？几十个失业军人、几百名学生，欺负CC系学生是绰绰有余了，但这些乌合之众，是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军警的对手吗？局面登时逆转。在故作沉吟后，任觉五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大度地表示，既然吴铁城开口了，“晚辈还能不照办”？许多争议由来已久，可以从容谈判，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镇方面撤围、放人……
电话打出去了。潘公展烟熏火燎，赶忙知会CC系人员出动医生、送去食品。他并且亲自前往暨南大学，慰问伤员并安抚受惊吓的教授、学生。谈判告一段落了，当天中午，吴铁城做东宴请任觉五以及吴醒亚，虽然一方心怀鬼胎，一方依旧气愤难平，但场面好歹张罗过去了。
当天中午，从饭店出来后，喝了一肚子白酒的任觉五，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抹掉了。当者刘炳藜、肖作霖的面，他喃喃咒骂、一肚子牢骚。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在百余名CC系学生充满敌意的目光中，二十几个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溜溜地踏上了返回南京的火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上海？……他龟儿子，在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京呢？南京能不能？”
/
回到南京当夜，在蜀陕饭店里，二十几个大汉又灌了一通老酒。这顿酒喝得可谓沉闷之极，两桌人都如同霜打的茄子，提不起丝毫精神。酒酣脸热处，任觉五一掼酒杯，招呼其他人继续喝酒，自已却带了六七个人，
分坐两部车出去了。
汽车驶往复成桥中央政治学校。对这所著名学府、中国近代党团的象征，任觉五有着近乎刻骨铭心的怨恨。在这里，他首次遭遇了来自CC系的挫败。
还在1932年初夏,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首期235名学员毕业前夕，革青会即已在这里设立了第一个分会。滕杰后来谈到，“以叶简修为队长，该年政大有一百多位参加了革青会。也因此功劳，叶被派往广东工作”。而在叶简修离任后，任觉五即以总会书记的身份，兼任了该分会书记。
作为革青会的开山之作，任觉五异常重视这个分会。但，几乎是叶简修刚刚离任，CC系就觉察了蓝衣社的活动。卧榭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何况这是CC系的心腹之地？他们很快调来了一个中统特工小组，在该校明察暗访；几天之后，百余名学生一一水落石出了。当年夏秋，他们有的被除名，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当差，还有一些人告职无门，长年累月地坐起了冷板凳。
这一手震慑了众多学生。从此以后，政治学校变得针插不下，水泼不进，再也没有蓝衣社活动的余地了。革青会的第一个分会，就这样无形地解体了。为此，贺衷寒厉声训斥了任觉五，“使团体遭遇成立以来未有之失败”……
又何止于此？这一年秋冬，众多失业学生涌进任觉五的办公室，纷纷要求安置。任觉五有苦难言、焦头烂额：南京失业军官尚且成堆，他又哪里安置得了这些“私生子”？他只好不断推诿，最后闭门不见……
可怜的那些失业学生！他们大多是小弄巷里的出色子弟，靠着父母的辛劳、自己的勤奋，好不容易才在这所象征着前程、权力的学堂，取得了一席之地。寒暑假回家时，他们面对者乡亲邻居的啧啧赞叹，乃至自己父母对将要为官作宰”子弟的小心翼翼。他们也以为自己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但被CC系视为叛徒后，他们面对的却是走投无路的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当CC系又略略打开自己的门缝、让他们戴罪立功时，几十人无不奔走相告。他们又回到了CC系的阵营。而经过这么一个来回，他们对蓝衣社、任觉五愈发敌视起来……
新仇旧恨，使任觉五显得满腔怨毒。这个晚上，他命令他的六七个人潜入学校，"抓几个叛徒回去”。
“三党员命案”就这么发生了。
所谓“三党员命案”，指的是三名蹊跷死去的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大约6月初，政校即已觉察三名学生的失踪；几天后，在一处废弃了的郊外仓库里，有人发现了三具已经发臭的尸体。消息传出后，大批警察、记者与CC系成员蜂拥赶来。
到处是暗黑色的血迹，无数绿头苍蝇嗡嗡飞舞者。在杂草丛生的角落，一个学生死不瞑目，几只肥白的蛆虫在他的鼻孔间爬进爬出。另外两名学生更加惨不忍睹，他们的身体与四肢到处是淤青的肿块，满头满脸都是黑血。敁而易见，对他们的暴打进行了很长时间。《申报》以悲天悯人的口吻报道说：“致命伤一为棒杀，一为砖击，另一则是枪械所致，为通透伤……呜呼！以豆蔻青春之年华，前程无量之学子，安可蒙此奇冤？死者高堂，昏厥三次，死者姐妹，环顾而泣……”
也是这一天，舆论界普遍认为，该案是“派系仇杀"。
疑点很快集中在了任觉五身上。几天后，首都警察厅公布了第一个消息，凶手用枪是军用枪械，“该枪弹近年方装备少数部队，无流失之虞……且凶犯下手干净利落，应为职业军人”；紧接若，几名原革青会会员、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向CC系密报，他们认识那几个抓走同学、不明身份的人。最后，一名首都警察厅侦探终于来到了蜀陕饭店，从几个伙计的嘴巴里，他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当夜，任觉五等人曾离开几小时之久……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渐渐浮现出来了。与此同时，《金陵日报》、《申报》、《新闻报》乃至《中央日报》……京沪主要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刊登“三党员命案”的消息。它激发了各界对该案的持续关注。一时之间，“三党员命案”成为街头、市井耳熟能详的词汇，共至年老的黄包车夫、采买蔬菜的小脚老太，也能插嘴说上几句。在沸沸扬扬的與论声潮中，即使贩夫走卒也无不认为，该案系“蓝衣社”所为。
那么，这是一起篱意的绑架和谋杀呢，还是任觉五一时心血来潮的手笔？或者，任觉五只不过想暴揍他们一顿，但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人，才决定集体处死以杀人灭口？那一夜，在那个废弃的仓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临死之前，那些学生是否发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惨叫？……所有这一切，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死去，永远地湮没了。按照几个饭 店伙计的口供，在轻易地弄死三名学生后，那些暴徒又集体地回到蜀陕饭店，那里酒宴未罢，甚至因为他们的回来，场面更热闹了一些。任觉五依旧谈笑风生、满口粗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几个打手虽然心神不宁，但也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舆论、侦査之后，轮到了权力、平衡。
在渐渐成为嫌犯的日子里，任觉五不慌不忙、似乎胸有成竹。对前来调查取证、态度日渐强硬的警察，他毫不客气，总是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众多侦探、几名中统便衣，日夜不停地游荡在朝天宮附近，唯恐任觉五潜逃外地，但他依旧吃喝玩乐，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没有丝毫潜逃的迹象。
CC系频频敦促首都警察厅下令抓人，但厅长王固磐装聋作哑。他是滕杰抓赌的产物，在吴思豫被迫辞职后，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这个黄埔学生、力行社社员，戴笠亦兄亦友的人物，当起了南京的执金吾。几名老侦探忙乱了大半个月，但他始终不冷不热地表示，证据依旧不足，“应补充侦查”……
这一天，陈氏兄弟坐不住了。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要求抓捕任觉五。蒋介石倒也痛快，他一口答应了。但稀奇古怪的是，出面抓捕的，不是首都警察厅，更不是CC系、中统势力，而是蓝衣社的监察干事会。几十年后，一名当事人回忆说，“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徐咏平，《陈果夫传》）……
那么，这个处分是什么呢？白瑜后来谈到，“任觉五因此被囚在明瓦廊半年多”。
这个处分够重的了。所谓“明瓦廊”，指的是八宝街所在的明瓦廊大街,它经常被蓝衣社党徒用来代指总社。蓝衣社的办公地，不是已搬迁到朝天宫了吗？那个废弃的大园子，也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蓝衣社私刑的执行地。据说，被关进那个废弃园子后，任觉五不仅好吃好喝、逍遥自在，他并且出示了三份表格，对刘健群大肆咆哮。他反复强调，他是在执行“团体的纪律”。
那三份表格，是三个学生加人单青会的申请表。按照蓝衣社“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这三个人撩自脱离团体，不是罪有应得吗？谁又能说，任觉五处死他们，不是在执行团体纪汴呢？这个说辞不仅让刘健群 无言以对，也使蒋介石大为心动。据说，几天后，这三份表格出现在了蒋介石的案头，在略略沉吟后，蒋介石这么了结了这桩滔天大案：“再关一阵子，磨掉他的野性子再说……”
就这样，毛发无伤地，这一小群凶手保住了性命。几个月后，任觉五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朝天宫了；但他的同僚、社友，比他考虑得还要周到。CC系不是虎视眈眈吗？死者家属不是不断闹事吗？那就换一个地方好了。在康泽的保荐下，很快地，任觉五跟随别动队一部，回到他的四川老家了。这里天高皇帝远，又何况，他的身份是显赫的蓝衣社四川书记、四川教育厅厅长。他从“学运专家”摇身变成教育界高官了。
他从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十几年后，他和大群蓝衣社同僚慌乱地赶赴昆明，搭乘飞往台湾的班机；但无论是曾扩情、后来不断撰写回忆文章的沈醉，还是小说《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都没有走得成，只有他偏偏坐上了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后，对这个泼辣的顽童、命大的福将，蒋介石居然放心得很，给了他台湾省党部主委的职位。这个职位，偏偏又是被清洗的、迅速边缘化的CC系让出来的。在和CC系的较量中，他又贏了一把，并且从此赌场打烊、陈氏兄弟再没有翮本的机会了。
就这么过呀过，一直过了几十年。几十年后，在蒋介石兼任主任的“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任觉五以副主任的身份退休了。退休后，他设立了一个“任觉五教育基金会"，年年都给学生颁发奖金。这时候，他已经是教育界名流、慈善长者了……
这就是历史。
梅雨季节结束了，宁沪地区艳阳高照。但，蓝衣社却没有任觉五这样的好运气。这时候，笼罩着朝天宫的霉雨，不仅漫天飞扬，更开始夹杂若民国的冰雹、风霜。
伴随着盛夏的到来，已经四分五裂、离心离德的蓝衣社，再次遭遇了—个重大危机。如果说，武斗闹剧、“三党员命案”，只是使宁沪民众见识了蓝衣社的诡异面目、使它声名狼葙的话，那么，这一次，它面对的是组社以来最重大的深痛巨创。不仅声名，而且人事；不仅人事，而且组织。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昌大火案”。
第十五章南昌大火
/
所谓“南昌大火案”，发生在1934年6月。这一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见吞吐的火苗了^发觉起火后，一名卫兵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几百名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上军装，纷纷跑出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火势迅速蔓延，很快烧到了油库、弹药库附近。伴随着一阵又一阵沉闷的爆炸声，连片的营房、停放在机场上的几架飞机连同众多的仓库，很快被火光吞没了。这一夜，远在十里之外的南昌市区，许多市民也看到了冲天的火势。
直到凌晨时分，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南昌机场处处灰烬。在几架飞机的残骸边，一群军人孤零零地站立者。在焦垣残壁、明灭着暗火的木炭黑烟间，一群群记者忙者拍照、采访。众多主要传媒的记者，如中央社、《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团团围住了现场的最高官员、原航空署署长徐培根。
此时，徐培根已接到调令二十几天，但新署长尚未上任，南昌机场仍由他负责。面对记者的种种提问，徐培根满眼血丝、一言不发，眼里不断地溢出泪花。在卫兵的帮助下，他走出人群，而后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走去。
或许，正是沉默的态度，以及刚刚离任的傲妙身份，使徐培根后来成为众矢之的？儿个小时后，全国各大早报纷纷刊登了南昌大火的消息；当天晚上，从《申报》，《新闻报》到《大公报》,众多独立报纸也发表了评论。它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事件了。
是千万华侨的血汗、无数市民的积蓄，乃至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零花 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三万民丁.历时九月、艰难建成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者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当天，千百封电报拍发南昌、南京，或表达悲痛之情、或要求追究事件责任；次日，南洋、欧洲乃至美国的众多华人报纸，也以呼天抢地的笔调，报道了这个事件。
大火也使蒋介石异常惊诧、“悲痛英名”。这一天，他命令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密查组，查清起火原因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与记者们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首先是在机场过夜、并指挥救火的现场最高官员，力行社社员、原中华民国航空署署长徐培根。
邓文仪带者密查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对上千名军人、民工一一质询后，几个消防专家也来到现场，进行火源勘察。他们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一处修建于1902年的旧式营房。徐培根后来谈到，“（营房）为木制，系副署长陈庆之要求改为航空队用。因房子已旧，需重修地板，在屋内堆有刨下来的木皮，火灾即是由吸烟引发刨花起火所致”（邓元忠，《徐培拫访问》)……
然后，是责任人的追查。
这个责任人，被认定为一名执勤士兵。按照规定，在机场执勤时不准吸烟；在烟瘾大作的情况下，这名士兵躲进了那处营房，无意中酿成了这把震惊全国的大火。邓文仪由此得出结论，该案系“过失事故”。
这时候，伴随者舆论的持续升温，各种民间谣传层出不穷，邓文仪感到了极大压力。为此，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枪毙肇事士兵并追究其官长责任；向海内外公布调查结果，邀请民众代表前来南昌听审，‘‘以正视听"；最后，是迅速调拨专项资金、修复机场，以平息民间的普遍声浪……
1934年夏天，庐山静谧而凉爽3在庐山的山麓上，蒋介石表情淡泊、声色不动。他是在俯视层层推进的铁丝网呢，还是俯视即将匍甸在他脚下的亿兆苍生？谁也说不清。距离黄埔初创，此时刚好十年，那时候，广州那样激越、沉闷，他还不过是一名因缘际会、无足轻重的军校校长。十年以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他却成了这片天地间的第一强人。
他努力地掩饰自己的志满意得。在1932年年初复出后，短短两年多时 间，他组织蓝衣社，敉平大别山、洪湖和瑞金，执行“第二期革命”并发起新生活运动；他渐渐地接近自己事业的峰顶。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还要复兴民族、雪洗百年耻辱，并通过新生活运动，成为一个“换了人间”的伟大人物。他要缔造的，是一个新中国……
对这样的志向来说，一个小小的机场，又算得了什么？反正，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民夫、劳力；反正，烧掉了可以重建……
为此，在邓文仪的《密报纪要》上，他这么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然而，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
《密报纪要》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了这份文件，并附发长篇评论。这个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咬定，要被枪决的那个士兵，连同众多被撤职的军官，都不过是替死鬼。南昌大火，源于人为纵火，“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当天，这份小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它引发了南昌的全城哗然，乃至全国性的舆论哗然。此后几天，从京沪、武汉、广州到香港、南洋、欧美，众多报刊纷纷转载此文，一些大报还发行了“号外”。许多“号外”甚至不像南昌小报那样还略有躲闪，它们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是纵火罪魁、邓文仪乃包庇祸首。
在沸沸扬扬的声潮中，百万华侨、亿兆民众无不义愤填膺。在一个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要求重新派员、调查机场大火案。一些民众团体甚至公开宣言，倘若不枪毙徐培根、邓文仪，他们将抵制航空爱国券的发行……
也是在这股舆论声浪中，一些流传朝野、此后几十年仍广为人知的说法，迅速地不胫而走了。
这些说法或荒诞不经、或信誓旦旦。其中流传极广的一个传闻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和许多高官一样，纵火主谋徐培根不仅领者一份高薪、有着大笔灰色收人和受贿所得，他还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这一年，在期货市场，徐培根一再失算，先后亏损了两三百万元。
两三百万元！这几乎是一个城市全年的财政收入了。这么多钱，徐培根是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及至这一年初夏，一纸调令来了，他不再担任航空署署长了，倘若不销毁各种收支账目的话，贪污挪用必定案发。为此，在新任署长到来之前，他指使亲信，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制造了这把骇人听闻的大火。
事情还没完呢！在邓文仪、密查组介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大量纵火证据。在这种情况下，邓文仪密令特工，随时逮捕徐培根；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他先是拿出了八万元钱，又掏出一支手枪。他说，机场是他放火烧的，他已经赔进去全部身家了，不打算再活了；邓文仪要么接受他全部的八万元钱，替他遮掩过去，要么他就一枪打死邓文仪，然后和邓文仪同归于尽。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邓文仪吓坏了，再说他对那笔巨款也不是无动于衷，于是替他遮掩了下来……
这个说法，有着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它的始终流传，与民间、社会对官场贪污腐败的普遍心态有关，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思信其无”。与此同时，另一个说法不仅迅速传播于江西、宁沪各地，此后几十年，它甚至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传记著作。
那就是“回扣说”。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引发的，目的也是消弭贪腐证据。不过，徐培根的腐败，并非贪污、挪用，而是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时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背房、销毁账本所在的会计室，但没想到火势不由人，一经燃起，它很快席卷整个机场，最终酿成了这把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账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官场贪污成风，许多“铁案”经过游说、说情，最终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以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证据？这是“回扣说”的两大疑点。问题在于，此时舆论已失去控制，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略略冷静地考究这些疑点。
问题更在于，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经将这些说法汇报给了蒋介石。在蒋介石无比恼怒的情况下，他或就事论事，或借題发挥，提出了几条处置意见：枪毙徐培根；追查邓文仪；由CC系的中统势力重新调査此案。在此之外，则是取缔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
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蒋介石也丝毫不信任。与任何一个浙江乡下人一样，对贪污腐败，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先入为主，认定徐培根先是收取回扣、继而纵火灭迹，这才有了这桩让中华民国颜面尽失的事件。这一天，在那个告发者小动唇舌之后，他当即下达手令，决定将徐培根连同“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
与那个“告发者"一样，这个“劝阻者”是对蒋介石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他老谋深算地谈到，无论南昌大火是否人为纵火，都要将它定案为过失事件；此时枪毙徐培根的话，贪污腐败、人为纵火即成铁案，它必将影响南京政权的形象。它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也会干扰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券的发行。他为此谈到，可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
如果说，这个劝阻者多少算是徐培根救命恩人的话，那么，对邓文仪，他比那个告发者更不客气。他提议撤销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销，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将《密报纪要》泄露出去，从而引发了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他同时呈上来的一份《邓文仪十大罪状》。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无论哪一条罪状坐实，都可以处死邓文仪，撤销职务已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了……
那么，对“文化学会”、以及由CC系的中统势力复查此案，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谈到，那个“告发者"言之成理。几个月来，因为“文化学会”与“文化建设协会”的冲突，蓝衣社在宁沪、河南各地不断滋事，不仅开官场前所未有之恶劣霸道风气，更使普通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新生活运动是国内头等政治要务，岂能因一粒老鼠屎而坏了这锅大粥？
但他反对由CC系、中统势力复査此案。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公允、态度不偏不倚。他说，当务之急，是立即派遗干员前往美国，察访飞机制 造商，查清徐培根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为防止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这个“干员"不能是CC系、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这一天，在那个“告发者”以及“劝阻者"纷纷拨弄过三寸不烂之舌后，蒋介石折衷平衡，做出了四个决定。那就是软禁徐培根、罢免邓文仪、取缔“文化学会"并委派戴笠复查此案。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邓文仪成为南京街头的又一个闲人。在贺衷寒失宠之后，后来被称为蓝衣社“四大台柱”的两个湖南人，都渐渐地边缘化了。蓝衣社的“湖南帮”势力，几近全军尽墨了。
命令下达后，蓝衣社还丟掉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开机关。此后一两个月，几十个分支机构、多达几千名的“中国文化学会”会员，纷纷作鸟兽散。他们有的回到书斋，有的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还有的则转身加入了CC系控制下的、他们曾与之为敌的“文化建设协会”……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在纷乱杂碎的无数声音中，又一个重大疑点被大多数忽略了：那份标明了“绝密”字样的《密报纪要》，是怎么落到那份南昌小报手上的？
难道它真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吗？对这么一份文件，已执掌一个庞大特工网将近四年的邓文仪，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最后，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以及更加神秘的“劝阻者”，又分别是什么人呢？……
几十年来，沸沸扬扬、导致了蓝衣社重大挫败的“南昌大火案”，其真相始终隐藏在历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就如邓文仪所汇报的，由那个士兵的过失引发；它的无风起浪、一波三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o
事实上，这是CC系、政学系的主要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先人为主的社会普遍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倾轧杰作。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也就是将《密报纪要》泄露给舆论界的人。很久以后，随着大批蒋介石密档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在陈立夫浮出水面后，“南昌大火案”也就浮现了一角真相。毫无疑问，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陈立夫完全有机会接近那份文件；他为此上下其手，先是将之公诸于世、引导舆论，继而，在舆论如火如荼、“国人皆曰可杀”的风潮中，他又小动唇舌、搬弄是非，试图致徐培根、邓文仪于死地……
那么，那个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这是“南昌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折射了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下，民国权力场的真实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如果说，陈立夫的上下其手、挑拨是非，无非是为了报武斗、“三党员命案”这两箭之仇，并摧毁“中国文化学会”这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杨永泰的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则兼有私仇、权力倾轧和制衡cc系的多重背景。在这当中，所谓“私仇"，指的是他与邓文仪由来已久的种种过节。
在蒋介石侍从室，身为侍从秘书、第二组组长的邓文仪，与兼为幕僚长的杨永泰，都是风头极健、炙手可热的人物。从1932年起，邓文仪负责推荐、审查军参谋长以下军官人选，次年，“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与此同时，设立南昌行营后，杨永泰掌握十个咨份的行政人事，事实上剥夺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大部分权力，被笑称为“行政院总理”。他引发了CC系的强烈妒忌。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锘综复杂。对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进攻，CC系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占据的政府要职极为眼红。1933年，陈果夫不仅出任江苏省主席，他并不断指使中统特务网罗政学系的腐化证据；在放逐杨永泰心腹、原江苏民政厅长辜仁发后，他又罢黜了政学系的六名高官。足以与中统抗衡的特务势力，唯有调查课。何况，蓝衣社对政学系极为轻蔑，对政府职位却遥不可及。为此，也是1933年，杨永泰向邓文仪提议，“每月付邓五万元以交换彼此的合作”。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暂联盟，联手打击CC系。但对此，邓文仪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不仅拒绝了杨永泰，“并将此事向蒋中正报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又破获了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案，一举逮捕了二百余人。该案的大部分涉案人员，都是政学系要员、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它不仅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班底，也使杨永泰、熊式辉声名扫地。与此同时，在CC系的反复游说后，1934年春天，陈布雷出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替代了杨永泰的地位。
这么一来，民国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伴随者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系次之，而政学系最弱。这个格局，连同武斗的节节升级、蓝衣社与CC系愈演愈烈的倾轧闹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冷眼旁观，希望坐收渔翁之利。
形势果然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后，他就等来了“南昌机场大火案”，等到了陈立夫的果断出手。他火上浇油、雪上加箱，试图让邓文仪永世不得翻身，以报公仇私怨；但，与此同时，他不希望蓝衣社迅速被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政治上的低能儿，去为他分担CC系的可怕压力……
他饱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早早看到了朝天宫的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看到了蓝衣社的种种先天不足。他更深知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和神秘内心，远在1934年春节，在和政学系同仁密议时，他就谈到蓝衣社大厦将倾，“其势不足进也”。为此，他以无可非议的理由，阻止CC系、中统势力介入“南昌大火案”复查，以免陈氏兄弟乘胜追击、扩大事态。他并且推荐了与朝天宫老死不相往来、但多少还有香火之情的戴笠……
然而，还没完。
如果说，邓文仪的失势，不仅使朝天宫折损大将，也象征者“湖南帮”的没落、西南派的成为蓝衣社主流，那么，与取缔“中国文化学会”相比, 它几近微不足道。此举使蓝衣社丧失了“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也使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断绝了最后一线的精神气脉。邓文仪后来谈到，“此后两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这就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的微妙地位。远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前夕，蓝衣社就觉察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作为秘密组织，它只能倚赖公开机关进行宣传；在有着法统地位的“三民主义”面前，它的法西斯化鼓吹，更只能扮演成独立的、来自民间的声音。为此，1933年12月24日，它才在南昌发起了“中国文化学会”。 *
正如邓文仪既是蓝衣社宣传处长、又是“中国文化学会”理事长那样，这两个机构，一为秘密的、指导性的，另一则是公开的、作为执行机关的。它们互为表里、实为一体。依靠这种伴生关系，短短几个月时间，宣传处已在21个省区设立了“文化学会”分会；也依靠这种伴生关系，过去的大半年，与纷起的武斗一样，蓝衣社的舆论鼓吹占尽上风、所向披靡：以上海为例，它的《前途》月刊订户多达两万有余，每期还零售万余份，“无疑为全国最畅销之杂志”；以北平为例，《老实话》被称为最成功的刊物，“曾风行一时……题材广泛，内容新颖，为此刊物风行的主要原因"；以武汉为例，改组后的《扫荡报》，“每日发行量超过五万份……军队及机关之义务赠送数目不计其内”，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报纸……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系的众多报刊充斥者官话套话，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又何止于此？也是1934年年初，贺衷寒替代叶是伧，出任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这么一来，在独立报纸的控制上，蓝衣社也和CC系平分秋色了……
凡此种种，使宣传处、“文化学会”渐渐替代了CC系的中宣部，成为中华民国最大的宣传衙门。它遍布各省的分支机构，表现为分社宣传处、“文化学会”分会与新闻检查所的三位一体。更不必说，CC系的势力所及，不过是长江下游几省了。
在这个意义上，取缔“文化学会”，不啻于釜底抽薪：在修改章程之后，法西斯化不已成为蓝衣社的主要使命了吗？缺少这个公开的、盛极一时的宣传机构，它又如何进行法西斯化鼓吹呢？对任何法西斯运动而言，缺少场面浩大的宣传声势，都是不可想象的。何况，面对“三民主义”的法统地位，它原本就如此先天不足，只能夹带私售；又何况，在任觉五被 囚禁后，那种效仿冲锋队街头模式、对法西斯化社会同样必不可少的“武斗”，也已渐渐平息下去了……
对蓝衣社来说，取缔“文化学会"，几近褫夺了它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在“中国文化学会”烟消云散之后，多达几百份的蓝衣社报刊，有没有可能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呢？
这就必须谈到蒋介石的又一个决定。据说，在软禁徐培根、罢免邓文仪之前，蒋介石召见了邓文仪，并历数着他的种种乖张失当之处。
这些乖张失当之处，包括什么呢？几年来，邓文仪以侍从秘书的身份，负责审查新任命的军长、师长人选，却不能做到保密，“接到升迁推荐书后，在未被委员长正式任命前，即预先通知。如此预先通知升军长职的，有黄杰、孙常钧、李树森、李默庵、宋希濂、蒋伏生，另有十几位师长。戴笠曾秘密调査此事……说邓氏在示惠”（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几年来，他兼管邱开基的禁烟缉私处，不仅大量任用私人，在发起“中国文化学会"后，他还假公济私，从这个肥得流油的机构先后调拨了近百万资金，养活了大群文人、办起了大批刊物。否则，文化学会怎能有如此声势、这么大的影响……
说到这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在短暂的沉默、回味后，他突然爆发起来。他质问邓文仪，“文化学会”成立之初，杨永泰代表南昌行营，不是只给了每月三百元的经费吗？是谁给了邓文仪这样的权力，从禁烟缉私处源源不断地调拨资金呢？
是谁给了邓文仪这样的权力？他似乎想起了自己的大笔一挥、慷慨许诺。他很快转移了话题，骂起了邱开基。他说，邱开基与邓文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更加罪不容诛；在撤销邓文仪一应职务外，他决定囚禁邱开基，以示惩戒。他显得怒不可遏，当即拨通了电话，命令蓝衣社监察干事会迅速上路，逮捕邱开基。
那么，禁烟緝私处将由谁负责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康泽。他说，邓文仪审查升迁武官的权力，将移交给康泽；作为别动队总队长，尽管康泽无法身兼侍从秘书，这个职位将由肖赞育出任，他还是决定这么做。在此之外，康泽还将执掌月人五六百万、人员多达一万有余的缉私处，他相信康泽能办好这个差事……
这么一来，与朝天宫渐行渐远的康泽，还会汇来滚滚财源吗？原属“文化学会”的几百份报刊，还有什么指望呢？更不必说，有了邓文仪、邱开基的前车之鉴，即使康泽有心帮忙，也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之后，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就与蓝衣社永远地作别了；“文化学会”乃至蓝衣社的一线生机，也彻底地断绝了。白瑜后来谈到，“民国二十三年，力行社的宣传处被取消，代之以训练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原属邓文仪，包括千余特工、堪与CC系中统势力相提并论的调查课，将花落谁家呢？
/
1934年7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南京。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以翔实证据证明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并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内，他面见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条唐人街着手，让千万华侨渐渐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过失事故”。
“过失事故”说再次抛出后，舆论压力也迅速缓解了。毕竞，它已经引发了新闻疲劳；“笫五次围剿”即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已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南昌大火案”，在街头巷尾渐渐淡薄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竟鲜明、长久地留存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倾斜倒塌了。
8月上旬，万余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从这里开始，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再次日夜不停地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宁静的庐山，传扬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丁作人员，准备一个会议。这是一个“自行检讨会”，即使远在西北的胡宗南、远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
席。会议的时间定在8月20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宮匆忙地准备会议，驻留各地的魁首们，也纷纷准备回京了。此时，又一道命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宮、鸡鹅巷53号。
这道命令让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一概并入特务处；除邓文仪、邱开基外，多达千余名的特工专家、职业侦探，从此将划归他的手下。接到手令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没有什么两样，戴笠召集了全部驻京特务，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了严令：各特务必须对调査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与此同时，在他的率领下，145名特务处原有人员，也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隆重迎接，以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谈到，“此为戴笠个人事业中之重大事件……特务处由此始为一组织，军统局由此成形”（邓元忠，《邓文仪访问》)0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胡宗南、曾扩情等人沿着陇海线或平浦线，前来参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第三道手令了。这一次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谈到，“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请辞，现予以照准……由力余接任”。
所谓“力余”，是丰悌的字号。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在经历了那么多人事动荡后，朝天宫也没有人感到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象征，一种特殊的隐喻。在许多人的心中，它都引发了一种大厦将倾、无比苦涩乃至欲哭无泪的感觉。首先是易德明。
和五个月前撤换贺衷寒时一样，易德明再次感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性时刻的到来。如果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那么，现在他终于知道了。那就是他多少次不肯深思、不恩面对的前讶：蓝衣社的落幕时代，终于到来了。
有这样感觉的，并不止易德明。
1934年8月19日，午后时分，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顶上。他接 替邓文仪、成为蒋介石侍从秘书，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许多湖南箱同僚都庆幸这个机枢要职的留存，尽管与邓文仪不能相提并论了，但他们仍然一厢悄愿地谈到，这是蒋介石对湖南人没有畛域偏见的表现。
但这一天，他的心中却充斥着痛是、哀婉和无限的伤感。
这一天，因为偶感风寒，蒋介石决定不去南京参加次日的“检讨会”；作为侍从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一直萦绕在这个会议上。回顾蓝衣社三年多的历程，他痛苦地认为，开这么一次会议，“已至为必要”。
但一次会议，能根本地解决蓝衣社的问题吗？三年多以前的创始，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他们不过几十个人，却那样清新有力；三年以后，有着十余万成员的蓝衣社，却贏弱之极、如同沉疴在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一剂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渐渐西斜的日头，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阵地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自行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这个晚上，他决定写一封信，他要告诉行将离任的书记长刘健群，以及那众多的同学、密友、兄弟，他打算告诉他们，他心中的那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接下去，
该怎么办。
在庐山的暗夜里，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解释了自己不能到会的缘由：“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今领袖以病不能下山，赞育不敢撩自远离，故只得代之以书，略尽愚诚，惟诸兄一察及之……”
他谈到了自己对蓝衣社的看法，“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困难之境地”。他认为，这个会议可能标志着蓝衣社的落幕，“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没落是他们造成的吗？表面上是，根本上它却是藓疥之疾，“……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已渐久也”。
这个根源，首先是理想的丧失、清新气质的消退。肖赞育写道：“查我团体组合之初，乃鉴于党的庞杂无力和党内其他组织之无望，而吾人尚自信有一片公忠纯洁、为党国奋斗之精神，故毅然以复兴民族自任……”他说，“与团体最初组合时之精神相较，是否尚能保持同一之状态？……”当然不再有那种状态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丧失、消褪和气质的游移呢？
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在一语带过蒋介石“对团体渐失同情”、“固有其他若干情况之转移”后，肖赞育一一列举了私人关系的渐渐微妙、自私自利想法的泛滥以及“功独居”、“过推诿”的种种现象。他说，“今干部中，尚能互相保持直谅诚信热烈纯洁之友谊关系者，还有几人"？他说，“惟有自己最可靠，惟有自己独干……倘均各怀独干之精神，则影响所及，将成为如何景象乎”？他谈到，在蓝衣社中，已不乏有取消团体论者，“以自己创造个人事业为最可靠，不必再有团体”……
他没有谈到书记职务的两度更替、蒋介石对各个小团体的推波助澜，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兴趣的渐渐丧失。正是这种丧失，构成了南昌大火、邓文仪失势和“文化学会”被取缔的最重大背景。几十年后，肖赞育语焉不详地谈到，“许多力行社员，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自二十四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样”（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正是这种丧失，决定了蓝衣社近乎荒诞的悲剧命运。在蒋介石不断诱发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并给蓝衣社烙上法西斯团体的印痕后，他自己甩手不干了。而且，他还效仿起了墨索里尼；在无能、装腔作势和自欺欺人方面，这两个人真是出奇的相似。他效仿的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永远有理"。
这，不就是肖赞育所说的“其他若干情况之转移”吗？……
那么，接下去该怎么办呢？肖赞育谈到，必须再次发扬当初的理想，“发扬共荣辱同生死之应有精神，然后始能立于无败之地，然后始可为天下
倡”……
这一点不啻于痴人说梦。对此，肖赞育也多少认命。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他的同僚“关切负责”、“直谅诚信”。他说，这么一来，“（可）增强领袖对团体之信念”……
也就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蓝衣社已经被蒋介石套牢了，只能随波逐流、仰其鼻息了。在令人悲怆地谈过这一点后，肖赞育劝告起了分裂倾向最明显的几个首脑，戴笠、康泽与丰悌，“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及星子特训班之工作”，应实现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间”。在他看来，倘若这三处私人产业能团体化的话，蓝衣社的没落，就是能够避免的。
又何止是避免没落？肖赞育谈到，它结合下阶段的工作，“团体重心和今后发展方向，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那样，“此种有生机有希望之雄厚势力，谁复能与之比拟”？！
写道这里，肖赞育的眼中，似乎掠过了一种奇异的神采。这种神采在黄埔时期，在蓝衣社还是力行社的日子里，都始终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是的，正如1928年国民党的迅速堕落那样，国民党何尝是被共产党、日本人打败的？今天的蓝衣社，又哪里是被陈立夫、杨永泰搞垮的？……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与激情，一字一句地写来。他甚至有了一种自咎的情绪。天已经麻麻亮了，林间的鸟儿正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候，在信的末尾，肖赞育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月19日深夜一直写道次日凌晨。写好信后，肖赞育又特地誊写了一遍，而后，他将信交给一名下级军官，派遣他沿江而下，专程送往南京朝天宫。
此后几十年，这封信的草稿一直珍藏在肖赞育的寓所。和滕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诚》演讲稿一样，它也是蓝衣社历史的重大见证。如果说滕杰《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的见证，《革命的心法：诚》是它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则是蓝衣社日趋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然崩溃的一曲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看到了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进行得极为疲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几十年后，肖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邓文仪的看法更为消极。他认为，“是力行社的最后一幕……以后两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尽管如此，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经历书记易人、分裂、瘫痪、武斗、“南昌大火”后，蓝衣社还维持者它庞然大物的形貌。它还要经历一些外来撞击，经过一些重大事变，才会最终死去，才会被埋葬。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他一身轻松，当晚，他在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演讲；次日，和蓝衣社华北书记曾扩悄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进，他再次前往华北。他要在那里，亲历蓝衣社乃至中华民国的又一次大溃败。
第十六章华北风潮
/
在蓝衣社的七任书记中，后来评论最纷纭、下场最悲惨的，当数丰悌。滕杰同乡、同学胡轨后来谈到，“他为人很老实，但在处理事务时却不多加思索”；林培琛认为，“他过分敢作敢为”。他的朋友、曾担任蓝衣社助理书记的左曙萍说，“也许因为幼时穷，（他）对金钱看得很紧”，肖作霖则描述到，“他是复兴社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这些驳杂、破碎的话语，勾勒出了一个小气、心胸狭隘而又刚愎自用的青年形象。他有者贺衷寒式的“湖南习气”，却没有贺衷寒的大气、思辨、“浓烈的情感”；他的驳杂心思、聪明反被聪明误，与刘健群差相仿佛，但也缺少刘健群的亲和力与雄辩口才。后来，许多同僚以“丰悌的遭遇”为话题，来讲述他种种性格弱点导致的身败名裂。
他也是八宝街四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远在1932年9月19日，《唐纵日记》记载，“晚上力余（丰悌字）约谈话，谈约二小时。他谈话的微意，似乎在窥探胡宗南和戴笠对团体的态度……他的意思是想和胡、戴合作”。如果说，不久后他的派赴德国，以及戴笠对他的敬而远之，使他无缘“浙江派”的话，那么，在欧洲期间，他纠集了众多使馆武官、力行社社员，如英国的胡伟克与陶镕，法国的郑汉生和张宰臣，自成蓝衣社的又一个小团体，小小的“留欧派”。
“留欧派”不久演进为“交通派”了。1933年深秋，丰悌回国后，很 快主办起了军委会交通研究所。一个同僚后来谈到，“该所为力行社……一个规模较大的训练机构，主要为训练全国铁路、航空、邮电等人才”；蒋坚忍甚至认为，“他办得很好。很可能因为他主办交通研究所的成功，而被选定为书记长”。
依托交通研究所，丰悌发起了同志会交通分会，“下设铁路分会、海员分会、电讯分会和邮政分会，各在相关行业内征求会员”（邓元忠，《王宜声访问》）。如果说，与湖南势力、“西南派”、“浙江派”相比，这股力量显得无足轻重的话，那么，在他出任书记长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排挤起r那些湖南同乡、贺衷寒旧人，如肖赞育、潘佑强、刘咏尧；与此同时，他又大量任用私人，在好友唐纵、左曙萍之外，如邵令江、周安国以及其妻弟孙茂柏的同学陈光国，纷纷加入力行社并成为助理书记。干国勋谈到，“皆非黄埔同学……即刻使人不满意"；白瑜后来回顾说，“力行社的人事变庞杂了，在二十二年监察会只有五位干事，此时有十人。干事会亦增加到二十二三人”……
更要命的是，这些丰悌私人、新任助理书记刚刚步人朝天宫，扑朔迷离的“《司令塔》事件”就发生了。
谈起“《司令塔》事件"，就不能不谈到1935年盛极一时的中日和解潮流。1月22日，第67届帝国议会开幕次口，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长篇演讲，表达了缓和日华关系、“增进亚洲福祉”的决心。他说，中国统一在即，“最为顾念东亚和平的帝国政府，为此深感高兴”；他说，华北与满洲已实现了通车、通邮，旧有偾务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两国间悬案逐渐解决”；他并且认为，尽管还有反日、排日的风潮，“中国官民也开始渐渐了解帝国的真意”……
不仅如此。在回答议员芦田均的质疑时，广田弘毅进一步谈到，“我对日本的前途不感乐观……但以我今日之信念，在我任职期间，两国断然不会发生战争”。
在政党、内阁日渐边缘化之际，广田弘毅何以如此自信呢？不是已经有几任首相，或惨死在军人们的手下，或因为他们的兴风作浪而灰溜溜地下台了吗？区区一个外相，又怎敢发此宏论呢？……原来，广田弘毅的身后有着石原莞尔。
几乎是刚刚划定长城非武装带、确保了满洲南线的安全，石原莞尔的目光，又投向了满洲北部。那是庞大的宿敌、渐渐崛起的苏维埃俄国。1933年1月，在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一千五百个大型企业出现了，在机床、化学、飞机、汽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已跃居世界的前列。紧接者，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将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使石原茺尔如坐针毡。
在石原莞尔看来，倘若不效仿纳粹德国、实行“统制经济”，几年后，依旧落后、处处是稻田的日本，天空中飞舞的将不再是櫻花，而是苏俄的轰炸机。为此，这一年夏天，他返回本土任职；次月，他把驻苏大使、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广田弘毅推上外相宝座，并使绰号“越境将军”、异常热衷于权位与派头的林铳十郎大将成为陆军大臣。他四处游说：必须实现军人专政、执行“统制经济"；必须改善对华关系，以保证南方的安全；在必要时，甚至必须裹挟中国加人反苏的行列……在石原茺尔看来，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南京政权内，孙中山的“泛亚洲主义”不是还大有市场吗？更重要的是，在满洲问题之外，中国与苏联也有着外蒙问题；南京政权视为心腹大患的共产党，与莫斯科也有者亲缘关系……
在他的游说中，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多田骏、建川芙次……众多“一夕会”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行列。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军官群体产生了。在这个背景下，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表现出罕见的亲善态度，广田弘毅更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表达了改善日华关系的决心，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愿意加人这个行列的，又何止逛“一夕会”成员、日本官僚？如同石原所估计的，它还包括众多南京高官、民同要人。首先是汪精卫。
汪精卫的“亲日派”名声，从1934年4月11日开始。这一天，在与蒋介石、黄邦密谈后，汪精卫宣布将与日本谈判通车、通邮问题，“以及长城线的海关设置、华北的产业开发事项'不久后，辛亥元老唐才常之子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年仅28岁的“日本通”高宗武，更以汪精卫特使的身份介入了中日谈判。在他们的努力下，1934年7月1日，以“东方旅行社”的名义，第一列从北平开往奉天的列车出发了；次年1月10日，大批粘贴者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也寄往了关内……后来，日本联合通讯社 记者、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松本重治谈到，“满洲问题被搁置争议了。事实上，这些可视作对满洲国的默认，剩下的不过是面子问题”。
中日和解的潮流，就这样渐渐卷起了。2月19日，在广田弘毅发表国会演讲后，原外交部部长、时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庭代表的王宠惠，在回国述职的途中，“顺便地访问了日本”。松本重治谈到，“这是自满洲事变以来，国民政府要员首次访日”。与王宠惠访日遥相呼应，次日，汪精卫也发表了公开演说。他说，“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楮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他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在神户发表演说，谈及中日亲善、共谋亚洲前途……此为总理一生之最后一次演说，凡我同志，无不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并且预言，“广田外相之演说，切合我国对日之态度。既有如此之共鸣，加以相互之努力，中日关系可望根本改观，而复于常轨”……
2月21日，汪精卫的演讲全文，充斥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几乎同时，日本各报纸也广为刊载，不少报纸还刊登了汪精卫的大幅照片”(松本甫治，《上海时代》）。紧接者，2月28日，叶是伧替代了邵元冲，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三天后，他与陈立夫共同发表声明，严禁任何报章刊载反日言论；3月1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财产及营业自由保障令，“取缔一切排日、抵制日货行为”；又四天后，教育部审查了三百余种中小学教科书，认定其中两百多种为夹杂反日倾向的“不良教科书”，不仅全部取缔，并通告全国教育厅局长，“未经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今后一概不允使用”……
凡此种种，使汪精卫毕生积累、近乎完美的形象，瞬间倾塌了。千万学生、愤怒青年无不斥之为“卖国賊”，千百封抗议信件涌向了行政院。至于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外交部，更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许多官场人物也感到愤懑、不满，在朝天宫内，夹杂着迷感、愤怒、敌视乃至刻骨仇恨的声音，更不绝于耳……
在这个背景下，1935年春天，在又一期的《司令塔》杂志里，在这本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被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魁首们也要“阅后焚毁”的刊物中，出现了两张夹页。它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人朝天宫、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
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
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汪精卫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
一同样勃然大怒的，还有蒋介石。
这一天，在汪精卫托人送来那份《司令塔》、表达了无声抗议后，蒋介石轻车简随，出现在了朝天宫。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将那本杂志扔在了会议桌上。林培琛后来谈到，“良久始出声，问是何人所为”。
干事们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在蒋介石目光的逼视下，丰悌到底开口了，他顾左右而言他，说起了汪精卫的种种不是。他说，蓝衣社以抗日为使命，“提议刺杀汪精卫，虽显鲁莽，并无大过”；他说，这两张夹页，不过是一时义愤，“实不至于此”；他并且谈到，他一定饬令所属、检点言行，“断不会再有如此事件”……
这个29岁的青年，中华民国最大秘密组织的头号魁首，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该案的严重性。他东拉西扯，既不肯认罪，也不愿让蒋介石发现该案并非朝天宫所为，“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在愤怒中说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阻住后，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训话。他说，几年来，在纳粹德国咄咄退人的声势中，英法自身难保，无暇东顾，以夷制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为此，1月30日，他才破格召见有吉明，并于次月会见了日本记者、《朝日新闻》特派员宫崎世龙；他说，自从蒋汪合作以来，他与汪精卫“亲密无间”，分别负责安内与攘外，这才有了“第二期革命”的节节进展，朝天宫的这个手笔，不仅将使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它将引发政潮、导致国家再次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怒气 冲冲地谈到，朝天宫徒有匹夫之勇，不仅不知道他忍辱负重的苦心，也忘了日本之外，中华民国还有一个世仇强敌，那就是苏俄；在俄国崛起之际，只有联日对苏，才能获得东亚的均势，换取几年来之不易的安宁，“根本地说，日本人最终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他拂袖而去，让朝天宮自行处置该案。这么一来，“葫芦官判断葫芦案”，傅胜蓝做了丰悌的替罪羊；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除此之外，丰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更不必说怀疑他的亲信秘书、朝天宮“新晋之人”陈光国了。
肖赞育后来谈到，丰悌的瞒天过海，导致了异常严重的后果。它是丰悌身败名裂的一个重大伏笔，“当时蒋氏的确怀疑力行社要刺杀汪精卫”(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
“《司令塔》事件”后，中日和解的潮流，依旧一泻千里地行进着。3月28日，驻华公使有吉明前往南京，与汪精卫商谈关税问题；汪精卫表示，“提高进口关税也是不得已”，但中国愿以延期收回领航权为交换，“请日本方面予以谅解”。4月15日，在有吉明回国述职前夕，两人再次会晤，谈到反日风潮时，汪精卫说，“此后将尽全力满足尊意。但单凭训令，不能在一朝一夕达到目的，这一点希望日本谅解”……凡此种种，使几天以后，有吉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商调宣称，前往中国之初，“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完全不见了那些令人不安的空气”。
5月17日，南京与东京同时发出通电，宣布将使馆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作为中日和解潮流的顶峰，不久后松本重治记载了新任大使有吉明递交国书的场景：“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宫佐藤修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丨己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宮、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者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 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但，也是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场面中，松本重治觉察到，有吉明的随行人员，并不包括大使馆陆军武官矶谷廉介少将。与此同时，5月29日，在遥远的北平，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中佐来到中南海。此后十几天，在居仁堂何应钦会客室，他们不仅提出了种种蛮横要求，并且态度粗野、趾高气扬。何应钦后来谈到，“虽在疑谤丛生的情况下，始终忍辱负重”；“为中日和解计，不意受此侮辱……终生难忘”（何应钦，《北平军分会三年》)。
后来被判处死刑的乙级战犯酒井隆生性残忍、目中无人。他一生的三大武功，分别是“济南惨案"、“何梅协定”和香港大屠杀。这一天，走进何应钦会客室后，他自称代表天津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为“孙永勤事件”与“胡、白刺杀案”前来交涉。
所谓“孙永勤事件"，指的是几天前在河北遵化被关东军全歼的孙永勤抗日民军。酒井隆说，在遵化，孙永勤曾得到县长何孝怡的接济，何孝怡还试图引其脱逃，“显系违反塘沽协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应为此负责。
他要求罢免于学忠。在此之外，则是罢免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他说，不久前发生在天津日租界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榆桓遇刺案，查明是蓝衣社所为，“亦为蹂躏日本租界警察权的重大事件”。张廷谔当然应该下台。
两个报人的遇刺，与“租界警察权”有什么关系？历史学家、时为宁夏财政厅厅长的梁敬鋅后来谈到，酒井隆的依据，是1902年八国联军交还天津的条约；其附约规定凡有外国人遇害，联军保留弹压治罪权，“惟交还天津附约，系指被害人为联军人民而言，与胡白国箱、案由，均不相合”。何况，胡、白两人究竟为谁所杀？此后几十年始终聚讼纷纭，天津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甚至认为，“白榆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之唆使"（秦郁彦，《口中战争史》）……
几十年后，一些蓝衣社当事人才在台湾披露说，“系由戴笠派唐振武……暗杀之”。但此时的酒井隆，又何来证据呢？
谈到证据时，酒井隆的蛮横嘴脸、无赖本色，可谓空前绝后。他说， “此乃日军经过月余日之明确调查，不必提出证据与中国做无谓之辩论，中国亦不得以干涉内政相驳难”（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他并且反咬一口，说检査孙永勤尸体时，曾找到一张委任状，上面有蒋介石、何应钦的联衔签署。梁敬鋅后来谈到，“乃指此为军委分会接济义勇军之证据……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在极尽猜测、捏造、瞒天过海与“莫须有”之能事后，酒井隆狮子大张口，开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曾扩情、蒋孝先、丁昌、何一飞必须罢免；以原政训班学员、“抗日宣传总队”为主体的华北政训处必须撤销；第25师“学生训练班"、《军事》杂志社北平分会应予解散；“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两同国交之秘密机关，必须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在蓝衣社之外，CC系的河北省各级党部、励志社北平分社一律撤废。最后，则是宪兵三团、黄杰担任师长的第2师、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25师，以及于学忠的第51军，“驻在河北，有害无益，希望撤出”……
这个清单，旨在将蓝衣社从华北连根拔起。在宪兵四团调往福建、负贲“闽变”的善后事宜后，华北政训处、宪兵三团以及第2师、第25师，不正是华北蓝衣社的主要力量吗？曾扩情、蒋孝先、丁昌、货杰与关麟征，不就是华北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吗？至于何一飞，也是特务处北平站头目、曾负责刺杀张敬尧的白世维的化名，而《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则是特务处北平站的掩护机关。更不必说，第25师的“学生训练班”已成为华北复兴社的主要训练机关了。
又何止是蓝衣社？CC系的各级党部，不是“华北中央化”的象征吗？于学忠的第51军，不是蓝衣社的几支部队之外，对日态度最强硬、也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吗？它的兵员多达17万人，占据了奉军的三分之二以上。凡此种种，将使北平、天津成为两座空城，华北防务荡然无存。作为谈判的参与者之一，乙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高桥坦后来谈到，“交涉中，酒井君语气非常强硬，态度咄咄逼人。他表示，倘若不全盘接受，发生北清战争、满洲事变那样的惨剧……亦未可知"；“以上要求，不仅何应钦，连南京政府也惊愕不已。其中很多涉及中国内政，而且既广泛又强硬，纵然是为了根绝反日祸根，也未免太过分了”（《商桥坦回忆录》)……
还不仅如此。
在狮子大张口、试图独霸华北后，酒井隆又侮辱起了中华民国的头号领袖、时为南京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他说，蒋介石首鼠两端，一面表示对日亲善、一面暗中准备抗战，“此双重政策，必须改变”；他说，与日本为敌或为友，蒋介石必须做出一个抉择，他别指望脚踩两条船，在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他并且一言以概之，倘若不答应以上条款，关东军与天津军将认为，蒋介石毫无与日本亲善的诚意……
这个手笔，让与闻者无不失色。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后来写道：“其直指蒋介石……应在英美与日本之间作一抉择之警告，使东京参谋本部、外务省，各各震惊”（《日中战争史》)。
内务大臣、昭和天皇的幼年侍读木户幸一则在日记里认为，“此次通告，虽然没有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把它看作是最后通牒，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石原莞尔四处疾呼、广田弘毅信誓旦旦之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难道日本朝野认为，只有武力的威逼，才能迫使南京与他们一致对苏？
原来，酒井隆压根不是什么天津军代表。作为偏激的“中国通”、狂热的少壮派军人，他）素嫌梅津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对中日和解的潮流，他更深感不满，“竟与瞬宜颠覆之南京政府，讲全面之亲善……暗中复活币原时代之霞关外交”，廹可忍孰不可忍？为此，他上下其手、一路瞒天过海，导演了这出大戏。
大约4月底，酒井隆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天，在梅津美治郎赶赴长春、与陆军大臣林铳十郎会谈公务前夕，他请示梅津，可否因为孙永勤事件，“向北平国军当局，作一轻微警告”？原驻华公使重光葵后来谈到，“因事属寻常，梅津将军没有在意，他很快答应了”。
紧接者，梅津前脚刚走，“胡、白案”就发生了，酒井隆欣喜若狂。5月25日，他给参谋部次长、素有“傻瓜元”之称的杉山元拍发密电，提出罢免于学忠、蒋孝先，撤销华北政训处并取缔蓝衣社，“但并不包含撤销河北省各级党部的要求，更没有黄杰军、关鳞征军和于学忠军撤退之期望”(朝日新闻社，《日本现代史资料》）。对此，与梅津私交极好、沆瀣一气的杉山元，回筏极为含糊，“可向……支那方面提此建议”。
但已经够了。这么一来，酒井隆不仅有了一面挡箭牌，更要紧的是，
在杉山元出面的情况下，此举也间接把梅津美治郎拉下水了。
事情还没完呢！当时，天津驻屯军不过两个大队、区区一千余人，“除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等处外，在津人数，不及五百人”；而平津附近，却聚集了黄杰、关麟征、于学忠、商震各部，“总数不下六万"。酒井隆只好狐假虎威，搬出了关东军；在关东军只肯予以“无形之支持•’、连代表都不思派出的情况下，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拉上北平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冒充关东军的代表。梁敬鋅后来谈到，“高桥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或天津军。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之权限范围，在卢沟桥战火发动以前，皆不许其越至长城以南……酒井、高桥之代表资格，自始即欠实在”。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冒牌货色狡猾地用口头通告的形式，不肯给中国方面任何文本，也不愿进行谈判，说完要求就扬长而去，以免露出马脚。更重要的是，此举还有另外三个用意，“-方面表示无待中国之答复，亦不期待中国之谈判，以反映日军自主行动之决意，一方面避免‘二十一条’招引列强干涉之覆辙，暗留一斟酌形势之余地”（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在此之外，则是不留下任何文字凭据，以避免东京敌对势力的追究……
陆军不是一手遮天吗？在日本，酒井隆又会把什么敌对势力放在眼里呢？原来，陆军的敌人就是陆军。
这就必须谈到“一夕会”的分化。几乎是石原莞尔的“统制派”、北进势力刚刚形成，被称为“大陆派”、代表南进主张的那个小团体，也悄然诞生了。它至少包括三名“一夕会”成员，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和田中隆吉；与“一夕会”形迹密切、但很可能只是其下属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成员的花谷正，也在其中。无论阅历、视野还是对中国的态度，他们都与“统制派”截然相反。
“统制派”的重要成员，大多有者显赫的学历、留欧的生涯以及位于中枢的职位。无论石原莞尔、永田铁山还是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都是陆军大学前三名毕业生，亦即“军刀组”成员。他们的欧洲阅历，使他们早早觉察了经济与军备的深刻联系。对他们来说，发轫于克劳塞维茨、发展于毛奇，并由鲁登道夫集大成的“总体战”思想，如同金科玉律。正因此, 在苏俄“一五计划”完成后，他们才如癲似狂，急切实行“统制经济”；他们为此不惜降尊纡贵，表现出了日华合作的姿态……
而与他们相比，在各个方面，“大陆派”都大相径庭。
“大陆派”多为陆军大学的次要人物、仕途与军阶不尽如人意者。以土肥原为例，陆大的传统说法，只要不犯错误，“十年内必可升至大佐”，但比石原莞尔年长六岁的他，整整用了十五年时间；以酒井隆为例，他更用了十六年时间。梁敬鋅后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酒井隆之所以有此行动，为的是“天津军之威势”与“自己之功名”。
在此之外，他们多为驻华情报人员，或派驻中国各使馆与领馆的武官。无论南京的矶谷廉介、雨宫巽，上海的影佐祯昭，还是北平的高桥坦、归绥的田中隆吉、济南的花谷正、广州的和知臼田，均如此。即使土肥原贤二与酒井隆，也可视为日本驻奉天、天津的代表。长期的中国生涯，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坐井观天，津津乐道于“东亚簕主”的地位；他们还形成了深刻的优越感、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轻蔑。
枉他们看来，中国人肮脏、愚蠢、毫无徳性。田中隆吉曾公开扬言，“中国人是一群猪"，影佐祯昭说过，“根本地说，中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了”。他们断言，中国政客大多苟且、自私自利、反复无常，丝毫不值得信赖，更不必说视为平等的盟友了。他们没有觉桀到中国民族觉醒的暗流，目光始终停留在“二十一条”时代。他们认为，一个分裂的、以军阀为主体的中国，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中国的广土众民，也只有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才有它的价值……
1935年1月29日，也就是广田演讲几天后，他们在大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们众口—词地谈到，蒋介石是日本最大的威胁，“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他们作出了分裂华北、游说胡汉民、“暗助西南”的种种决定。而在游说胡汉民失败后，以土肥原为幕后人物、以酒井隆为前台演员，分裂华北的大戏紧锣密鼓地开场工。为制造中日关系不可逆转的破裂，他们决定将矛头对准蒋介石，以挟持东京跟着他们一起走……
正因此，6月2日，在居仁觉公然侮辱过蒋介石后，酒井隆对各国记者公开宣言：“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蒋介石的离职。蒋氏搜竭民力，在统 一口号的伪装下，使华北沦为南京的附庸。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们不能坐视。故国民党部、救国团、蓝衣社、宪兵系，均须逐出华北……我们的要求，绝不退让半步”（《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6月8日）！
这个宣言，震动了南京、东京，也震惊了伦敦和华盛顿。
3
1935年5月31日，也就是洒井隆面见何应钦次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拜会了广田弘毅。在提出抗议之余，蒋作宾表示，河北省会可由天津迁往保定；除此之外，“于学忠等人更调，事属内政”，日本不得干涉；作为华北最大的城市，“平津不能划为停战区域”。对此，广田弘毅委婉地表示，此次交涉，涉及《塘沽协定》，“属于统帅权范围，应由双方军事当局，就近商决，较为方便”（《东京审判证词》，第2192号）。
所谓“统帅权”，指的是军队直属于天皇、政府不能过问的体制。它是日本无穷无尽动乱的根源。但，也是这一天，海军军令部次长加藤隆义中将，抛出了《对支所见》一文，“要求陆军谨偵”；次日，在石原茺尔的操纵下，陆军省更拍发密电给关东军，“除有奉敕命令，不得在华北搜作军事行动”（《西园寺公爵日记》）……
6月2日，酒井隆“倒蒋”宣言发表后，陆军省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约请海军、外务两省公同审议”。当天晚上，以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为一方，以陆军大臣林铳十郎、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另一方，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后来，历史学家秦郁彦写道：**大抵参谋本部主张彻底解决，陆军省主张平息事态……与卢沟桥事变时大为不同。”
在海军省、外务省的支持下，陆军省渐渐占据了上风。次日凌晨，一份多少折衷、但大体以平息事态为主的方案，到底抛出来了。这份被称为《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的文件，将酒井隆的诸多要求分为了“必要项”和“希望项”。其中必要项仅限于罢免曾扩情、蒋孝先，撤出宪兵三团并解散华北政训处；至于于学忠问题、“中央军之他调”以及“蓝衣社与国民
党党部之限制”，均为希望事项，由南京政府自主决定。
但，也是在这份文件里，永田铁山添上了两个遗患无穷的条文：在杉山元的坚持下，所谓“必要事项”被限定了答复日期；此外，会议一致决定，“利用此次交涉机会，要求中国通令全国，禁止排日”。
更要命的是，多少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永田铁山并没有提出更换交涉人。这么一来，酒井隆冒牌的代表身份得到了追认。更不必说,他派往天津、监督该案执行的，是支那课课长、与土肥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喜多诚一。
永田铁山的这些举措，后来被称为“历史性的错误”、“改变了东亚历史的瑕疵”。6月7日，喜多诚一抵达天津，他带来的不仅有三省《要纲》。还有参谋本部的“处置原案”；他并密令各处使领馆，要求前来协助，“于是南京之矶谷、济南之花谷等，皆相率来津"。据说，在赶赴天津的路上,矶谷廉介就告诉同行的若杉要参事官，“此番将收倒蒋之结果”。
次日，众多武官聚集一堂，对三省《要纲》妄作篡改、大肆发挥。首先改变的是“必要项”和“希望项”的区别，无论曾扩情、蒋孝先、宪兵三团和华北政训处，还是于学忠问题、中央军问题、蓝衣社与党部问题，“统括为必要项，硬性提出”。在此之外，对蓝衣社和国民党党部的“限制”，也变成了“撤出”。
这么一来，酒井隆的所有要求，都变成了东京的主张。紧接着，在喜多诚一的建议下，他们狡猾地将限定日期定为6月12日。
永田铁山为什么会同意限定日期呢？也是6月2口，他从驻华大使馆获悉，曾扩情、蒋孝先已先后辞职，宪兵三团也已撤出北平，“所有必要项中方均已自动完成”；在他呑来，这个许诺不过是顺水人情。那么，在将希望项全部纳入必要项后，必须在南京和东京回过神之前，“以万钧雷霆之假象……造成即成事实”。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以上种种只保证了酒井要求的实现，那么，永田铁山赞同的促使中国全面禁止排日，简直使他们欣喜若狂、变本加厉。
永田的赞附此议，有著种种算盘：此举不仅能巩固中日和解，也能打击狂热的、被称为“大陆派”的这些异己分子。不是吗？中日和解盛极一时，中日和解也充满变数，其中变数最大、最难以预测的，就是派系林立 的日本陆军；不是吗？这么一个法案，不仅能保证“统制派”的对华政策，还能使“大陆派”哑口无言、黯然失势。又何况，他已委托喜多诚一转告海军省，“加此期限，不过壮其声势，如中国不于期满以前答复，陆军亦无诉诸武力之意向”……既然如此，“大陆派”也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这一天，众武官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拼凑出了华北的大致图景：“所撤除之组织，及可能再对口关系造成妨碍的人物和组织，皆不得进入（华北）”，这么一来，五省二市就成了他们的私家地盘；“省市职员人物之交代”，有了这一条，他们就能任意罢免几省官吏；“约束事项之监视纠察手段"，这个规定更是妙不可言，从此以后，他们就能逮捕任何的反日嫌疑分子了……矶谷族介以这样的话语，衣达了他们的集体决心：“华北成为自主区域，乃吾侪三十年之恩望，今宜以自力图之，俟得结果，再请东京追认。三省一致之案，不必顾虑"（《日本现代史资料》)!
6月9日，带者这么一幅华北蓝图，酒井隆、高桥坦再次会见了何应钦。这一天，多少不再箅是苜牌货色的他们，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梁敬鋅后来谈到，“该日之会见，为协定交涉之最高潮”。
所谓“最高潮”，指的不是双方你来我往、戏剧性的场面。恰恰相反，这一天，在酒井隆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何应钦处处委曲求全、近乎奴颜婢膝。几乎一坐下来，“何氏先将截至6月8日止，中国已经办到之各事项，告知酒井”（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于学忠、张廷谔已经罢免；曾扩情、蒋孝先已离开北平；宪兵三团已撤出；华北政训处已撤销；于学忠部已调出河北；天津市党部、励志社北平分社、《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均已办理结束……
酒井隆不动声色。听完以后，他问起蓝衣社是否已被取缔，何应钦回答.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蓝衣社，但他已严令取缔“一切妨碍国交之秘密组织”，比日方要求的更为宽泛。对此，酒井隆不置可否，他将话题转向了第2师、第25师以及国民党河北党部^
这是何应钦始终回避的问題。在自己的国土上驻扎军队，不是主权的象征吗？倘若国民党党部撤出，南京又何以宣示对华北的管辖呢？之所以作出那么多许诺，为的就是保住这个底线。但酒井隆冷冰冰地谈到，这个 要求，“必须于十二日以前答复……否则岂但中央军撤退问题，华北与全中国,•均将有问题”……
高桥坦后来写道：“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战后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刑，高桥武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梁敬鋅也谈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酒井为我方所俘……日方虽曾假得麦克阿瑟总部之力，请我政府将其解往东京取证，卒不能救。重光葵谓酒井之死，与此役交涉态度有关”……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真正的高潮，是在悄无声处、以一种近乎诈骗的方式卷起的。在强调撤军与撤退党部、转移了何应钦的注意力后，在不由分说、扬手制止了何应钦的哀求之后，酒井隆拂袖而起、扬长而去。在离开居仁堂之前，他首次留下了文字要求，“文件三页，以日文缮就”。
此后几天，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幕僚、秘书，没有人觉察到酒井隆的诡计。三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八条，第三页是“中方未着手事项"四条，而在两页之间，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语意含糊、仅有寥寥三行文字的笺纸。它是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被归类为“所承诺事项”；但它的目次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在翻译之后，它的原文是：“所撤除之组织，及可能再对日关系造成妨碍的人物和组织，皆不得进入”，“省市职员人物之交代”，以及“约束事项之监视纠察手段”……
梁敬錞后来谈到，“三页文件中，引起……世论所聚讼者，即在第二页所列之三项”。两年多以后，因为中方矢口否认有这三项协定，而日方蛮横地指责中国违约，卢沟桥冲突才演进为燃烧八年的中日战火；几十年以后，_些极右翼的日本学者，依旧喋喋不休、厚颜无耻地宣称，中日战争是由中方违反条约引发的。
那么，这个瞒天过海、令人发指的骗局，是如何奏效的呢？对酒井隆、日本众武官的胡作非为，东京就没有任何措施码？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南京，又怎么会批准这种欺人太甚、近乎明火打劫的协定呢？
6月9日，刚刚走出居仁堂，酒井隆就得意忘形地告诉海军少佐冲野亦男，“此次交涉，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秦郁彦，《口中战争史》）。 但次日，石原莞尔就惊觉了他的行径，他匆忙拜谒了天皇的叔叔、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亲王，要他出面弹压。当天，闲院宫致电梅津美治郎，“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他釜底抽薪，严令关东军除非得到天皇的敕命，“不摒踏进长城以南”，违者以大逆罪名论处。在此之外，他还担心关东军玩起电台故障的把戏，特地命令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用军用电话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了他的命令。
在这种情況下，梅津美治郎异常恼火，他指责酒井隆给他添了麻烦。众多武官也心如死灰，纷纷准备打道回府。梁敬錞写道：“东京最高军政当局施用全面压力以临酒井，酒井武力虚喝之伎俩，正将告穷……”
但，也是这一天，南京的电报来了。
上午10点钟，几乎刚刚结束紧急会议，汪精卫就以个人名义致电何应钦：“急。北平何部长，今晨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特闻。兆铭……”而几个小时后，几乎刚刚译电完毕，何应钦也感到如释重负。他立即召见了高桥坦，向他进行了口头传达。
高桥坦喜出望外，却又不动声色。直到此时，他依旧煞有其事地表示，“日舰队、日飞机队，将仍暂留原处，俟承诺各项完全实行后再撤”（《日本现代史资料》）……
当天晚上，在欣喜若狂的气息中，一封封电报拍发往了东京。梅津美治郎谈到：“此次要求，未用兵力，即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酒井隆表现出大功告成后的谦卑：“为帝国利益计，不得不进行此次交涉……职若有违背军令处，甘受惩处，当此之际，虽在九泉亦自含笑”。杉山元则在陆军总部这么大声嚷嚷，“难道我们能惩罚为帝国立下如此大功的军人吗”？……的确，不能惩罚这样的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个民族变得那样短视、急功近利和以成败论英雄。它曾有的古典的优美，以及维新的大气，都伴随者官僚的颟顸、政党的堕落以及军人的专横，渐渐地消逝了。与维新时期恰恰相反，这时候，它身上杂糅者传统的蒙昧、市井式的功利和官僚化的恶俗。即使以永田铁山为例，这个被称为不世出的才俊、“永田之前无永田”的杰出人物，不也有者这样的习气吗？在通过《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举重蹈了文官内阁的覆辙：过去几 年，文官内阁如同无能而贪图小利的家长，对军人们的在外讹诈、制造事端、不服约束，他们一方面七折八扣，另一方面，却对所有的斩获沾沾自菡、照单全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会别有用心地添上对自己有利的筹码，从而使事态渐行渐远……
这一夜，日本的众多人物都在庆祝不已。即使年迈的报人、被称为“国民精神之象征”的德富苏峰，也如此。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和军人，才意识到日本处在覆灭的边缘。在日记里，石原茺尔这么写道：“现在火焰已经升到最高了，却没有柴火可以添加……火光将渐渐地黯淡下去。”
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此只留下了一句话：“失去原来的师长、从前的朋友和今天的近邻，真值得高兴吗？”
4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最先跑掉的是曾扩情、蒋孝先。几乎是华北风潮刚刚卷起，一群群浪人就日夜聚集在中南海前。曾扩情后来谈到，“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并在府右街公然追逐妇女、辱打小贩"。发觉自己被便衣日夜跟踪后，曾扩情不敢久留，他将妻儿托付给了副官，而后打扮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右街潜入长安饭店，在那里候车。但他还是被日本特务发现了，在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伙匪徒搜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将他戏弄一番后，才监视他踏上了火车。
蒋孝先也大致如此。在他们之后，几十名被视为“危险人物”、不愿屈辱地离开的蓝衣社青年，或备受屈辱、或身陷囹圄。以宣介溪为例，时为宋哲元部政训处长的他，在张家口被一群便衣公然绑架了；晚年宜介溪回忆说，“至宪兵司令部，遭百般折磨，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直到几天后，因为何应钦的表态，也因为宋哲元的担保，他才被释放离开张家口，并坐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
政训处的几百名青年，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学生装，泪眼相望、—言不发。在永定门车站，他们也踏上了火车，并在徐州转车；他们没有 回到南京，而是沿者陇海线，前往西安并成为新设立的西北政训处的主角。与过去不同了，在此后的家书里，他们渐渐苦闷、彷徨。因为他们将参与的，是无止无休的内战。
千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着。以钢盔、皮靴和仪仗为衬托，他们整齐的脚步声，依旧“棄"、“棄”地踩过北平的街市。但，与出发时也不一样了，这里没有车站的送行，更没有女学生的欢呼。在街道两侧，一个个乐天知命的老北京沉畎地、目光呆滞地为他们送行。他们走进了火车站，也走向了西北。
在政训处、宪兵三团之后，则是敢布河北各地、如同一条条灰色长龙的正规军人。他们从一处处营地开拔，向各个火车站集结着，而后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两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人，大多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老兵；他们的脸上、身上，还有着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挂着各式勋章。他们与华北作别者，前往苦寒的西北；与政训班学员不同，他们大多是文盲，顶多也只认识百十个字。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下他们的心情。
几万人撤走了，平津成为两座空城了。在大撤退之后，大搜捕也开始了。
一群群日本宪兵、特务闯进了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搜捕整整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柠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过。近百人失踪了，上千人被捕了，直到11月5日，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依旧以罕见的愤怒，描写着自己的平津见闻：“他们以清査蓝衣社组织的名义，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学校，实际上搜捕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人戴若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并且读着他们不喜欢的书，就可以是逮捕对象……被他们凌辉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
这，并不是华北风潮的全部余韵。
华北风潮改变、定格了汪精卫。6月10日，他不顾满座反对，强行通过了中央军撤退令；次日，他又签发了《邦交敦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各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及至7月2日，他又致电何应钦，批准了他给梅津美治郎的回函。几年后，汪精卫不无苦笑地承认，何梅协定，由他一手经理，“应改称汪梅协定才是”。
那么，在发出这些必定谤满天下、乃至“国人皆日可杀”的函电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尴尬的、几近屈辱的行政院生涯吗？自从1932年1月28日，他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开始“蒋汪合作”以来，他始终被视为摆设。十几年后，他的毕生知己、始终与他共进退的陈公博，这么描述他的角色：“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这样的处境，是他无法忍受的。正因此，1933年8月，在陈友仁辞职、郭泰祺也不愿再代理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他兼掌该职；他并与蒋介石有言在先，“独负对日外交之最后决定权”。
是几年来步履蹒跚、不断变迁的外交主张吗？也是出任行政院长当夜，“上海事变”就煤发了。从此以后，宿命一般地，他的声名、悲欢、命运沉浮，就不知觉地和日本人牵连在一起了：在《淞沪协定》签署前，他态度鲜明、言语铿锵。他说，“（中国）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他说，“流血的亡国，还有复兴的机会，不流血的亡国，永无复兴之日......
上海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在战和两难的艰困处境中，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说，“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他说，“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1933年1月22日，在日内瓦国联总部，他更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进行的政策”……
这个态度，被视为“民意与实力的最大公约值”。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他的观点就发生了骤然而重大的改变。
4乃19日，在长城抗战的硝烟中，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前往华北劳师。一路的见闻，使陈公博深切感到，“这个仗真不能打了”。他说，“前方将士还没有看见日军的影子，便先做了牺牲品，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没 有日军的那么远’’；他说，“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陈公博，《苦笑录》）……
外交途径又谈何容易？也是这一年，纳粹德国迅速崛起，在英法无力东顾的情况下，《九国公约》已如同一张废纸；日本退出国联后，南京甚至丧失了唯一的控诉场合。此后几年，许多外交官的悲凉话语，折射了这个国家的一空傍依、孤立无援：驻英公使、曾负责（淞沪协定》谈判的郭泰祺说，“中国对英国和美国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中国做什么事。它习惯用好话和决议安抚中国，一旦自己有徭要，又习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外交部次长、被视为中日和解主角之一的唐有壬，更以酸是而略略愤懑的语气谈到，“吾人深知各友邦，无一愿对中日纠纷插手相助，则向我友邦诱饵交涉内容，徒足激怒日本，增加交涉困难”……
换而言之，仅仅一年多以后，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就彻底地破产了。它深刻地影响了汪精卫。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表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他并且谈到，“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此以后，他走上了一意孤行、与日本委曲求全的道路。在他的主持下，通车、通邮、旧债谈判、使馆升格……中日和解渐成潮流；与此同时，天羽声明、“藏本事件”、“《闲话皇帝》事件”，一系列芝麻绿豆般的纠纷，都使日本军舰频频出现在大沽口岸、黄埔江边。他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日本外交的双重政策，处处示以诚意、处处总事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这个同盟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人、中国国民党的头号党魁，这个有者近乎完美的履历、无可非议的私德.被称为“民国完人”的大人物，沦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又何止于此？被视为卖国贼、“当代秦桧”后，他对蒋介石的微妙心态，他天真、自视极高、近乎文人而又容易沉湎自我想象的性格，连同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神秘而极具悲剧色彩的“破罐子破摔”冲动，使他賦予了自己新的形象、新的角色。《塘沽协定》签署后，他的早年朋友、时为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规劝他，不过是个“打短工”的，又何苦为蒋介石背黑 锅呢？他喟然长叹，“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兼任外交部长前夕，无论陈公博、顾孟余还是他的妻子儿女，纷纷出言反对，他却凄凉而万分痛楚地谈到，“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国难当头，总得有人跳火坑，那就让我来跳吧”……
从此以后，“跳火坑"成了他的口头禅。一次次的自命、自诩、自我角色化，使他产生了一种既无奈又自作悲壮、崇高的心态。不是吗？满洲事变后，他与陈公博相约从此不再赞附任何内战，并为此捐弃前嫌，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合作；不是吗？国家要生存下去，日子要过下去，总得有人“跳火坑”；甚至，他隐约地获得了一种对蒋介石的道德优越感。在他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反对撤出华北，无非是对酒井隆“倒蒋宣言”的心怀不满；为此，6月30他以辞职相要挟，最终通过了“何、梅交涉案”……他的复杂心思，使他蒙蔽了自己的判断。他只能将自己千秋万世的名声，寄望于日本人的满足、适可而止、体谅他的苦心。在让出上海、热河、长城之后，他如同不断加码的赌徒，又让出了华北。他唯一的盼念，是日本人别在华北搞什么“自治”……
陈公博后来谈到，1935年8月，“华北自治”风潮卷起后，汪精卫再次自欺欺人。陈公博告诉他，“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今日送国大有人在，又何必你汪精卫送国”？对此，汪精卫回答说，“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送国是有限度的”。
不仅如此。次年，在给陈璧君的一封信里，他又一次维护起了自己悲剧英雄的形象：“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辽宁，尚为差胜……我只得负责造成今日之局面。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故骂者有之,我皆不辩。”直到此时，他还不愿相信，所谓华北交涉不过是几名日本军官虚张声势的讹诈罢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几年以后，正是这复杂心态、“跳火坑”的自诩，以及卖国“有限度”的自辩，使汪精卫渐行渐远，最终走上了他的不归路。
走上不归路的，又何止是汪精卫？走上不归路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作为一介文人，汪精卫因缘际会、成为政坛要人，注定了是个悲剧的话， 那么，同样因缘际会、几近偶然地擭取了民国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客。他短视而楮明、不学却有术、肤浅但通晓生意经。几乎是华北风潮刚刚卷起，他立即觉察了日本政局的混乱、昭和军阀的派系林立、各种国策的毫无保证；他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决意联苏对日。更不必说，那些驻华武官对他有那样的敌意、给了他那么多的个人侮辱了。
为此，1935年6月，他起用了原先的侍从秘书、已在南京闲置了一年多的邓文仪，前往莫斯科出任驻苏武官。干国勋后来谈到，“盖有特殊之使命、负秘密之职责”。
在莫斯科期间，邓文仪不仅频繁往来于克里姆林宫，他并与旧日同学、中共中央驻共产围际代表王明几次密谈。8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的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政策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在这份宣言的末尾，王明更呼吁到，“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广泛的统一战线。
《八一宜言》伏笔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也扫清了中苏建立秘密同盟的道路。9月21日，受陈立夫的派遣，原留苏学生、《中国与苏俄》杂志主编西门宗华拜访了苏联文化参赞萨拉托夫策夫，“决定加强中苏间的文化交流”；10月9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晤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详尽询问中日开战后，“中国能否通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几天后，谈判渐入实质性阶段，陈立夫代表国民党，与鲍格莫洛夫讨论了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联军援等问题,，
在一系列的投石问路之后，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后来写道：“会谈是绝密进行的，只有委员长和我两人，由孔祥熙担任翻译……在交谈过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后，委员长认为，这些只具有形式意义，他希望两国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条约。 他为此强调，他不是以政府首脑、而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他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
又何止是苏俄？1935年11月3日，以英国金融专家李兹•罗斯爵士为顾问，南京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的法令；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公布《国王规章》，明令禁止在华侨民使用银两、铸币进行金钱支付，“予中国之币制改革以强力支持”。此后几个月，美国、法国纷纷加人了这个行列，以美国为例，它大量收购中国白银，使中国国际收支迅速由逆差转为顺差，“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复兴”。秦郁彦后来谈到：“尽符日本严禁法币在华北流通，并阻止所有的在华日商交出现银，但它的六大银行，正金、三菱、三井、住友和台湾、朝鲜，合计存银仅达中国存银的4%,在华日商的存银量，也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以这样微不足道的力量：，不仅不能阻挠中国的法币改革，它愚蠢的不合作，还导致了在华投资的毁灭性打击……”
在丧失华北后，蒋介石另辟蹊径、分散诸元。在军事、经济、外交方面，他分别与苏俄、英美、日本的北进势力合作，从而填补了纳粹崛起后的远东权力真空，使中国迅速成为堪与日本抗衡的力童。与此恰恰相反，在退出国联后，日本不仅孤立无援，它还面对着工业化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它拼命抓住中国这根稻草，但华北事件不仅激怒了英美，还使它的敌对名单上，增添了一个衰弱但渐渐复兴、异常巨大的邻邦。它与全世界为敌，最终只能选择遥远的、毫无战略价值的德国。如果考虑到卢沟桥战火与华北风潮的深刻联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中国因素，那么，与其说日本的覆灭，伏笔于1937年7月7日，或1941年12月7日，毋宁说，远在1935年5月29日，它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
也是在“华北自治”潮流卷起之际，1935年6月，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指示他与别动队在四川大力发展复兴社组织，“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与此同时，他密令朝天宮，组织全国性学生军训和民众集训，“假以三数年，养百千万之可用兵源，对日决战”！
第十七章回光返照
/
远在1934年6月24目,南昌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民众集训。当时，南昌分为十区，共有93保、2073甲、51105户；邓文仪后来谈到，“不含学生、兵士、公务人员，男女壮年共五万余人……因人数太多，无法同时受训，故决定分为五期，每期训练一万余人”。首期训练结束后，《申报》报道说，“考核成绩甚佳……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兼有极普遍之公民常识”（《申报》，1934年9月24日）……
但，它的训练内容以公共卫生、规矩礼仪、三民主义、国家意识为主，“仅有简单之军事训练”。干国勋说，“社会军训实始于二十四年……在此之前，可谓之公民训练”。
学生军训也不尽人意。1933年，暑期军训已推行十七省、涉及178所学校，“但成绩低劣”。这一年初夏，在CC系颁布条例、“特令所有高中以上学校均须组织训练班”后，各大高校纷纷上书教育部，以种种理由要求免除军训。干国勋也谈到，“力行社员在该年拟改良学生军训，而未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春天，丰悌兼任处长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会同教育部拟定了《暑期军训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初中以上学生均应接受三周军训，“如军训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入学”。几个月后，一份名为《军事学通》的教材，也分发进了各地院校，“为学校军事训练应用之课本”。当年年底，《社会军训实施法》颁布了，“分水旱码头挑夫、车夫、普通市民等数种，并先在京沪区试办”；与此同时，两个特别市、八个省份先后成立了国民军训委员会。时为南京军训委员会主任的何志浩后来谈到， “委员会负责人，如南京的何志浩、在上海的李骧骐、在浙江的郑炳庚、在湖南的蒋肇周、在江西的柯建安、在北平的阮齐等，皆是力行社员。学校军训教官多由组织提名，交军事教育处发表”……
凡此种种，使社会军训渐渐瓜熟蒂落。1935年初夏，在蒋介石授意下，以蓝衣社为主体，席卷十余省、涉及几百万民众的普遍军训，骤然铺展开去了。
民众军训从南京开始3这一年初夏，在众多保甲长、户籍警察的配合下，南京第四区的1215名壮丁首先被召集起来，进行历时三月、每天两个小时的集训。何志浩后来谈到，“其分子为第四区的码头工人、米店店员、小工、苦力、住民、农人、商户、公务员等"（《国民军事教疗演讲集》）。他们被分成六个分队，教导总队的士兵担任各班班长，“宪兵团之军士，则为分队长"。
在长达三个月的集训里，他们接受了公民训练、战术训练和勤务训练。《申报》报道说，“国民军训之公民教育，颇有兴味处……言及总理时，教官即领唱总理纪念歌；言及委员长时，就唱领袖歌。总之训练没有间断，歌声也就没有间断”；《新闻报》的视角，则投向了战术训练：“一声声‘立正’、‘稍息’，一列列正步出操的工友壮丁，拿着木制的假枪……这六朝的金陵古都，平添了些许征伐的气象。”
民众军训的重点，是五花八门的勤务训练。在一次次响起的防空警报声中，一个个分队反复演习者疏散、灭火、抢修、运输、救护和撤离；继而，合成演习开始了，在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工事队、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千余人有条不紊地往来穿插。何志浩回忆说，“学术科合计156个小时……期满之后，每月会操一二次”。
9月1日，笫二期训练开始了，1906名民众被编为了十二个分队，“分子为第三第四两区内的店员、住民、米业工友、浴业工友、成衣理发业工友、茶馆业工友等”。紧接着，第三期达到了2189人，第四期达到了2997人，及至第五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韩文焕的宪兵七团几乎倾巢而出，对150个分队、多达23185名普通民众进行若大规模训练……何志浩后来谈到，1936年5月，在十几期的民众集训后，“蒋中正检阅南京国民军训，称赞其成绩。时在南京受训者已有二十万人”（邓元忠，《何
志浩访问》)。
南京之后，是上海、南昌、武汉、杭州和开封。此后两年，十四个省份、百余个城市、大约五六百万居民先后参加了集训。以上海为例，在杜月笙、黄金荣地下势力的帮助下，这个西方色彩最浓厚、各种势力最复杂的大都会，依旧有两万余名码头工人、黄包车夫、纺织女工接受了训练；以南昌为例，在这个编组保甲最完整、社会管制最严密的城市，成年男女没有参加军训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民军事教育处估计，截至1937年初春，全国受训男女当在4995000以上。
及至抗战爆发后，这种普遍军训不仅没有过去，恰恰相反，因为战争的需要，它以更大的手笔、更无所不包的声势表现了出来。何志浩说，“国民军训实为有效树立征兵制度之基础。抗战时期，全国共计征集军训壮丁不下1500万人”。
然后，是学生军训。
1935年2月，以南京军训委员会为召集人，全市校长会议召开了。在宣布取缔所有不服从规定的私立学校后，会议很快做出决议，“从该学期起，各校实施军事管理，每日行升旗礼，并分区举行会操”（《中央日报》,1935年2月9日）。它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中国风气，“不久学校行升旗礼
一事遍行全国”。
但，它不过是全国性学生军训的伏笔。入夏前后，《暑期军训办法》正式通过了，它不仅规定凡没有参加军训、或“军训成绩不合格”的应届毕业生，不得升入高中或大学，它更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军训考核纳人会考成绩。这么一来，倘若不参加军训的话，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将无法领
到一纸毕业文凭。
这个手笔，使为数41128人的大学生、多达573662人的中等学堂学生，大约三分之一参加了当年的军训。一个受训学生后来谈到，“高中一年级生三个月，大学新生和毕业生一个月……那时浙江学生集中在杭州南星桥的一个旧营房，江苏学生集训地点是镇江郊区的三十六标。军训标准完全参照部队的新兵标准”（罗志仁，《民国学生军训的回忆》)……
军训改变了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在尘土飞扬的间隙，近二十万名学生，有的烦心额外的开支、忧虑着谋职的延期，有的产生了对教官的不满、 对动辄接受惩罚生活的愤恨；但更多的人，却在每晚的点名、拉歌、篝火晚会和集体出操中，见识了军营生活的庄严、肃穆和整齐有序，并赋予它审美性的意义。毕竞，在漫长的“一盘散沙”、自私狭隘的生活之后，这种集体性的美感、这种宏大叙事式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蒋坚忍后来谈到，“学生因受军训关系而从军者，全国各处皆有所闻”。
紧接者，《兵役法》颁布了，他们大多拿到了预备役士官、尉官证书，乃至成为后备役校官。他们的预备役长达五年半，后备役更长达十年。在后来的年月，先后三期、大约六十万名的受训学生，成为中国基层军官的主体；而在他们大多阵亡、负伤后，依旧有千万知识青年络绎不绝地走向了征兵站。直到1943年，在“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报名人数，仍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一；大约12万名学生穿上军装，成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主体。他们的挚诚和激情，使那个一向颟顸、蛮横的政权，也露出了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它不断刊发公告说，“青年学生，有为之躯，不急一时之血勇，留待建国之报效。工厂、道路、桥梁、机器，此皆汝等报国之战场也”（《劝青年学生勿一意从军书》）……
这一年初秋，涉及十余个省份、几千所学堂的学生军训，终于结束了。但学堂并没有回复往日的宁静，它甚至更加喧嚣、更为热闹了。在大军训之后，朝天宮的目光，又投向了更年轻的学生群体。那就是童子军组织。
与民众训练、学生军训没有什么两样，从一开始，童子军组织就操纵在蓝衣社手里。过去几年，它也始终进展缓慢。远在1932年4月14日，南京政府就通过了设立中同童子军总会的决议；当年5月，以干国勋为书记，力行社发起了“童子军励进会”。又一个月后，童子军总会筹备会在南京成立，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滕杰兼任秘书。
由于各个派系的争夺、倾轧，直到1934年11月1日，童子军总会才正式成立。此时，它拥有1028团、5328名服务员和89792名成员；它也和最初的倡导人、英国爵士罗伯特•贝登堡的理念大致吻合：在非军事、非政府、非盈利的前提下，进行非正规教育，让少年儿童习惯露营、生火、炊事和追踪，并培育他们强健的体魄、与大自然的亲近和发自内心的道德感。
但，丰悌出任力行社书记、并兼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既不满意它的缓慢发展，也不认同它散漫的、非政府的、 多少还夹杂着英国绅士味道的色彩。在他看来，中国童子军应类似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团”，为一个政权源源不断地提供忠诚、鲜活而易于控制的年轻成员。在他的努力下，童子军“属国际性或国家性”的争论，迅速地平息了；在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半身像前，几万名童子军进行了庄严宣晳：“遵谨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同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厉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
这么一来，一个国际性的、“面向个人而非集团”的育少年运动，完全沦为了政权性组织。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天宮几近拔苗助长地开始了中国童子军运动，并将之纳入蓝衣社的轨道。
童子军的法规，不是修改过了吗？它明文规定，“各省市公私立初级中学，一律以童子军训练为必修科，修习时间为三年”。对此，CC系大将、筹备处副主任朱家骅深感不满，他说，“其实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但朝天宫才不管那么多呢！在它的发动下，成千上万的复兴社社员行动了起来，他们或为各校校长、或为青年教师。短短两三个月内，在3164所中等学堂.他们组织了两千余个童子军团。这些童子军团或为单式，只有少年成员；或为复式，也就是附设了青年团、女童团或幼童团。它们大小不一，有的仅仅下设两个中队、四五个小队，只有区区五六十名成员，有的则多达几个附属团、几十个中队、一千余人……
一时之间，校园、街区，处处是穿制服的学童；在许多个县份，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童子军迅速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景象了。紧接着，对分布各省、数以千计的童子军团，朝天宫进行着越来越严密的分类考核。考核分成了初级、中级和高级，其中初级应熟识党旗国旗、誓词规律、童子军史略和会长蒋介石的生平，并接受礼节、出操、卫生和“记号”训练；中级的标准，则包括了方位、军步、旗语、侦查、生火、炊事、救护和露营。至于高级，它还有测量、制图、游泳、工程等方面的要求。它不仅类似军事训练，它还让人想起了希特勒的骑士团城堡。
在朝天宮不分良莠、照单全收的手笔下，当年年底，中国童子军总数已超过了30万名。在总会登记在册者，也达到了577团、2817名服务员、84692人，其中包括10484名女童和843名幼童。次年9月，当蒋介石效仿“希特勒少年团”，进行中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中国童子军总数已
达到50万人以上，其中“已登记者”也超过了20万名……
也是在这场席卷十余省，涉及几百万壮丁、学生和童子军的大军训中,蓝衣社开始了它又一轮的发展狂潮。
/
几乎刚刚发起大军训，丰悌就决心在受训人群中发展组织。首先大肆扩张的，是他的私家地盘、以潘佑强兼任书记的“同志会交通分会”。后来，时为全国邮政总工会常务委员的王宜声，谈起了自己的入社经历：“二十三年，由眭光禄介绍先参加忠义救国会……次年秋天，在参与京杭国道大演习后，正式加人复兴社。”
在几百名“交通研究所”学员的努力下，这一年夏秋，交通分会下属的邮政、铁路、电讯、海员各分会，先后发展了百余个复兴社小组。以邮政分会为例，继华中小组、华东小组升格为区社后，华南小组、华西小组、西北小组和东北小组也纷纷出现了；以铁路分会为例，它原本只在主要干线的交通枢纽设有小组，如徐州、郑州和蚌埠，但不久以后，举凡平汉、平浦、陇海、正太各线所过的大城市，复兴社小组如同雨后春笋。电讯分会史不必说了，自从1933年年底，南京政权开通全国无线电网以来，它始终处在交通分会的控制下；此时，覆盖十五个省份的37个枢纽站点，处处出现了复兴社……
当年秋冬，交通分会暴涨到了两千余人。几乎与此同时，“忠义救国会”组织也迅速泛滥者。
在大军训之前，“忠义救国会”共有五大分会，即以码头工人为主体的武汉分会，以船帮为主体的安庆分会，由戴笠和杜月笙合作、以青帮成员为主体的上海分会，以及山东书记秦启荣执掌的、以民团组织“红枪会”头目为主体的山东分会，和成员形形色色，包括了区长、乡镇长、民团头子、土豪劣绅的河南分会。但在大军训期间，它以遍地开花的方式，迅速形成了各有针对的六大板块，那就是京沪、长江、山东、河南、西北和四川。京沪组织依旧和“交通分会”有关。在此之前，作为全国邮政总工会 的主要人物，王宜声依旧不能加入复兴社；但在此之后，不仅交通专才、工会领袖，乃至码头把头、包身工工头、行会头目，也纷纷跻身“忠义救国会”。与此同时，胡宗南在西北发展了大批阿訇、马帮头目和基层军阀，康泽在四川招徕了成千上万的地主豪绅、商会首脑和袍哥人物……在十余
*
个省份、几百个县城，“忠义救国会”都成为地下帮会、流民势力趋之若鹜的对象了。
分布各地的“忠义救国会”成员，究竟有多少？这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仅仅一年多以后，在“西安事变”的风潮中，在短短几天之内，蓝衣社河南书记萧洒就组织了“十万民军”，并宣称要建成百万民军；在抗战爆发之初，戴笠和杜月笙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就达到了一万余人，而在漫长的八年岁月中，秦启荣掌握的“红枪会”民军,始终保持着近十万人的力量，并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家”……凡此种种，或许能折射这个以流民首脑为主体的外围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
与交通分会、“忠义救国会”相比，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复兴社学生成员的迅猛增长。《康泽自述》后来谈到，“暑期军训开始前，丰悌即向各地分社下达了干事会决议……下大力气在军训学生中发展组织”。
从一开始，蓝衣社就包揽了两个特别市、十余个省份的学生军训。在派驻各地的六百余名军训教官外，桂永清、韩文焕在南京，宣铁吾在上海，张镇在江苏，俞济时在浙江，刘伯龙在江西，吉简章在福建，丁炳权在湖北，萧洒在河南，冯剑飞在贵州，至于遥远的四川，也有康泽的绥靖公署、几千名别动队队员……近万名宪兵、教导总队官兵和保安处成员，分别担任了军训学生的班长、分队长和队长。它使复兴社在各地学校的发展，变得水到渠成。
最早，丰悌下达的是“值百抽三”的指标，也就是发展大约六千名成员。对各地分社而言，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在一次次拉歌、篝火晚会中，教官们早已和学生打成了一片；许多个星期天，他们和那些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学生交谈，不仅了解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且激发了他们对一个神秘的、旨在抗日救国的团体的向往。更不必说，在几十所大学、百余个专科院校，复兴社早已有了自己的小组……
但，六七千名学生刚刚宣誓入社，新的指令又来了。这一回，丰悌要
求招揽百分之十的学生入社，也就是大约两万名。
蓝衣社的使命，不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吗？过去几年，即使发起复兴社之初，它不是也只肯吸收优秀青年、学生领袖吗？这么做，复兴社会不会重蹈童子军的覆辙呢？“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但，对各地分社、力行社员的纷起质疑，丰悌的回答言简意赅：“此为……领袖之意图。”
这个答复，让各地分社哑口无言。他们纷纷物色起了新的对象。当然啦，这么一来，学历、能力和号召力的标准，只能一再下降了；入社年龄降低到了十七岁，政治态度也变成了坚决反日，而不是对蒋介石政权充满向往。几十年后，蓝衣社福建助理书记李景春谈到：“凡有一技之长，或较为负责者，均为社员……重在发展大学生、专门学校学生，但也有高中新生入社的。”
磕磕碰碰地，两万余名新成员总算拼凑齐全了。在108所高校，三千余所师范学堂、专门学堂和普通高中，复兴社新增了两千多个小组。力行社员戴仲玉后来谈到，福建复兴社原本只有区区三百余人，大军训之后，“全省有复兴社员一千多人，三分之二属文化教育界，每县都有”（邓元忠，《戴仲玉访问》）。
康泽回忆说，这一年夏秋，“以上海为例，每个星期都有几百人入社”。
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朝天宫组织处每天接受近千份表格，处十余人天天加班的繁忙景象。后来，他令人啼笑皆非地谈到，“丰悌担任书记长时……是复兴社的极盛时期”……
无论如何，这一年7、8月间，在大军训行将结束前夕，复兴社已拥有了三四千个学校小组。在所有知识青年聚集的地方，它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军训、…拨又一拨的入学新生，复兴社可以轻而易举地滚雪球发展。这个前景，让几百名力行社社员、几千名军训人员，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在许多个营房、集训地，他们收拾者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家了。
也是这时候，丰悌的又一道命令来了：“务求在军训学生中……发展十万名复兴社员。”
这个贪功求大、拔苗助长的指令，究竟是蒋介石的意思呢，还是丰悌 的自作主张？谁也说不清。几十年后，在《记叶县复兴社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一名叫沈详甫的学生，谈起了自己在大军训中加人复兴社的过程。
沈详甫是河南叶县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一年，他毕业在即，为了领取到毕业文凭，他参加了当年的大军训。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充满了求职的忧虑、“毕业即失业”的阴霾，军训就要结束了，只要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寻觅一份教书先生的职业，而后开始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的庸常生活。但就是这时候，一个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事件发生了。
这个晚上，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手杖、穿着长褂”的大胖子，出现在了训话现场。他是叶县教育局局长。他没有丝毫掩饰，开宗明义地要求所有学生都参加复兴社。他说，“参加之后，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他煞有其事，好像丝毫不知道这个许诺早已行不通了。继而，他又宣布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保密”、“只有纵的联系”和“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如果说，这种大张旗鼓的场面，已经让“保密”和“只有纵的联系”不啻于一个笑话的话，那么，对“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他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如若谁要违犯组织决议，就会有人跟在你后面把你打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进无出的……”
随即，他宣布复兴社叶县支社成立，所有学生按照班级编制，一概编为复兴社小组。担任组长的，要么是他们的老师，要么是早已加入复兴社的学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沈详甫成为复兴社社员了。
事情还没完呢！在百余人集体入社后，胖子开始了一项明显从中牟利的推销。他说，“谁要交160元钢洋，就可以买德国造20发手枪一支，购买手续由组织来办”……沈详甫令人忍俊不禁地写道，“因为第二天就毕业了，所以，这个仅仅成立了一天的叶县复兴社，也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个案例说明了基层的空洞的话，那么，高层的闹剧更为触目惊心。后来，时为蓝衣社湖南书记的仇硕夫，在《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一文，勾勒了一幅偷梁换柱、尔虞我诈的众生百丑图。
1935年年初，在中央军各部入湘后，“湖南的半独立状态随之打破”。大军阀、时为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为之坐立不安。这一天，出于复杂心态，力行社社员、新任财政厅厅长何浩若给了他一个建议：“湖南的青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芸公的。这是芸公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不能让别人抓去……”他建议何键在朝天宫派出教官前，先行组织学生军训，并成立自己的团体。
何键全盘接纳，并指定何浩若负责军训。这一天，在长沙小吴门外49标广场，何浩若宣布成立湖南“铁血锄奸团”，几千名学生必须集体入团。与蓝衣社一模一样，它也有几大铁律，最重要的是入团之后，不得再加入其他的秘密组织。何浩若并且宣称，锄奸团“就是湖南复兴社”。
这个消息，很快惊动了湖南分社、朝天宫。仇硕夫提出抗议之余，要求总社迅速派出教官、接管军训。但何键的手脚更快，他亲临集训现场，给几千名学生分发了一枚戒指、一柄短剑。那枚戒指是锄奸团的标志，镌刻了“铁血”二字，短剑上也有“慧剑、何键赠”的字样。何键说，倘若没有戒指和短剑，就不是“同志”；锄奸团以他为团长，以何浩若为书记，除此之外，“任何命令都不得接受”！……
天高皇帝远，对何键的偷梁换柱、何浩若的公然反水，朝天宮无可奈何。在一番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之后，丰悌只能按照民国的大杂烩惯例，将“铁血锄奸团"默认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几个月后，何键失势，被迫辞去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务，但仗恃省主席的虚衔，他依旧牢牢把握者“铁血锄奸团”。
仇硕夫后来谈到，此后两年，湖南蓝衣社和“铁血锄奸团”都发展迅速。1938年春天’，向三青团移交组织时，这两个统称为“湖南复兴社”的团体，已有了五万成员。但淮也说不清，这五万人中，究竟有多少是听命于朝天宫，又有多少是听命于何键的。
就这样，蓝衣社的金宇塔型组织，彻底地形成了。在其塔尖，是三百余名黄埔学生、高级官员；两万余名校官、公务员、大学教授、记者文人，则构成了它的塔腰。其下是约二十万名复兴社社员、几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它规模巨大，但臃肿庞杂；它声势惊人，却四分五裂、不堪一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政学系、CC系人物，还是被称为蓝衣社“四大台柱"的魁首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都冷眼旁观，不屑一顾。只有丰悌连同那些朝天宫的新晋之徒，如左曙萍、邵令江、周安国，才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他们处处流露出中华民国“青年领袖”的姿态。
如果不是1935年11月的几声枪响，这种人为的、拔苗助长的虚假繁荣，原本可以持续得更久一点，规模也可以史大一些。但，在那场震惊民国的刺杀案后，丰悌，这个令旧口同学、同僚都纷纷侧目的人物，这个被
/
1935年11月1日，在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它被称为“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百余名中央委员早早前往中山陵拜谒，上午9时，在党歌声中，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贲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央日报》报道说，“各中委分五排站列，汪主席精卫、张常委静江、阎常委锡山、张常委学良、张常委继等，列于第一排”；但镁光灯不断闪起之际，许多记者已觉察到了一个细节：汪楮卫的身边留下了一个空位，蒋介石并没有来到拍照现场。
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几分钟之后，几名常委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或东张西望、或窃窃私语。这时候，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汪精卫当场倒下。但，在镁光灯的烟雾和声响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中央委员黄季陆后来谈到，“当时站在后排，事发后，因不明真相，只觉得前排的人向后挤去”……
那个青年还要开枪，但张继到底反应过来了。他一反文官常态，上前抱住刺客的腰身，与他扭打起来；趁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刺客。汪精卫的几名卫士也跟者开枪了，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陈璧君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楮卫。在百余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令人无不动容。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则哭喊着，“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紧接若，在众目睽睽之下，汪精卫告诉匆匆赶来的蒋介石，“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陈璧君则以冷冰冰的语气质问说：“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样做呢？”
蒋介石错愕不已，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刺汪案的最大嫌疑人。他顾不上辩解，赶忙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一天午后，在自己的官邸，他匆忙召见了十余名蓝衣社魁首。侍从秘书肖赞育回忆说，在等待丰悌、贺衷寒等人赶来之际，蒋介石显得烦躁不堪，“面色铁青，来回踱步”。
这一天，不仅陈璧君，现场的几百名官员，南京的千万市民，乃至与闻了此事的亿兆民众，无不怀疑该案系蓝衣社所为。而它的幕后主使，就是南京政权的头号人物，与汪精卫恩怨纠葛、一言难尽的蒋介石。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乃至恰如其分。
6月30日，为“何梅交涉案”，汪精卫负气称病，出走至上海疗养；紧接着，华北自治风潮卷起后，面对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吴稚晖的纷起责问，汪精卫提出辞职，却被蒋介石、林森反复挽留。8月18了，他总算答应复职，并于次日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五大”事宜……千万市民、知识分子无不认为，一心逼汪下野的恰恰是蒋介石，他的挽留不过故作姿态；因为汪精卫去志不坚，蒋介石才必欲除之而后快。
更大的疑点，则是阴差阳错、异常蹊跷的不在现场。按照惯例，在这个中华民国最为重大的政治会议上，蒋介石即使身染重病，也应该参加合影，以象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除了主使行刺、担心自己被误伤之外，蒋介石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他的哪一种辩驳，不是欲盖弥彰、苍白无力的呢？又何况，在拒绝参加合影时，他这么告诉叶是伧，“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又何止于此？几个月前，朝天宫不是发生了“《司令塔》事件”吗？对这个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举动，不少高官已有所闻。它似乎与该案丝丝入扣。它不能不让人认为，刺杀汪精卫是蓝衣社乃至蒋介石蓄谋已久的计划。以桂系代表刘芦隐为例，几乎是蒋介石前脚刚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个毕生反蒋、生性率直的高官就破口大骂，蒋介石如此作为，“乃不折不扣之政治流氓”……
更重要的是，无论蒋介石能否洗刷清白，因为这个案件，作为国民党空前团结、中华民国行将统一之象征的“五大”，都注定要象上一层阴影，乃至彻底地破产了。除了几个最亲近的僚属，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会议，蒋介石花费了多少心血、蒙受了多少屈辱，并賦予了它多大的期望。
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四届六中全会可谓异常难产、姗姗来迟。按照党章规定，全代会应每两年举行一次，但1933年6月2日，当南京中央党部发表通电，宣称将于当年秋天举行六中全会、紧接者召开“五大”时，无论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还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愿前来凑这个热闹。无奈之下，南京党部只得宣布，“展期于明年（1934年）十一月召集”。
次年的议程，再次延期了。为此，1935年夏天，蒋介石亲赴山西，面邀阎锡山与会；他并通过阎锡山，艰难地说服了冯玉祥。而与阎、冯相比，态度最强硬、游说最困难的，当属以胡汉民为宗主的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
9月1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表了通电，要求将四个提案纳入“五大”议题，那就是惩治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惩治背离党义、推行法西斯主义之祸首，确定独立自主之外交方针，并取缔一切媚外关税税则。毫无疑问，这些提案都旨在让蒋介石丢人现眼。对此，蒋介石忍气吞声，他先是表示，这些议案不适宜作为全代会议题，“但可作为自由提案，向五全大会自由提出”；紧接着，他又低三下四地央求阎锡山、冯玉样，“代为游说两广之军政要员”……
直到派出戴季陶、马超俊两个特使后，西南军阀才勉强答应，以邹鲁、黄旭初、刘芦隐等为代表出席。至于胡汉民和三大首脑，那是一概不愿与会。饶是如此，蒋介石也欣喜若狂。六年前的“三大”，不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么？四年前的“四大"，国民党甚至分裂成了三个中央，那就是南京的蒋记、上海的汪记和广州的胡汉民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五大”是一个象征，在敉平瑞金、克服几省、行将发行全国性货币之际，蒋介石已经从一介军阀，升格为中华民国的公认领袖了……
但，"刺汪案"发生后，一切又变得悬而未决了。蒋介石无法预料，阎系、冯系和桂系代表会不会拂袖而去，他更无法预言，以陈公博为首的汪系、“改组派”集团，会不会再次发起反蒋运动。在此之外，对极具道德优越感的他来说，天下苍生的悠悠之口，无疑也是个极重大的心理伤害。又
何况，联想到几个月前的“《司令塔》事件”，他也怀疑该案是蓝衣社所为。
正因此，这个午后，在十余名蓝衣社魁首悄无声息地步人他的客厅后，他大发雷霆，以著名的“娘希匹”开头，叱骂起了丰悌以下的众多青年。他凶狠的目光，只是在掠过一名很少话语、任劳任怨的青年时，才略略温和一些。那就是首任书记、力行社创始人、从德国回来后兼任总会干事的滕杰。
这一天，蒋介石怒不可遏、语无伦次。他说，“《司令塔》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没有枪毙丰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学生还有天良，不会做出什么遗羞万古的蠢事；他说，他的好学生死光了，剩下的要么愚蠢、要么自负、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他并且谈到，倘若汪精卫不治身亡，他要枪毙在场的所有人，“殉葬汪先生，并辩白于天下人”……
说到这里，他想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杀光这十几个人，乃至取缔蓝衣社，又有什么用呢？天底下的人，谁不会以为他在丢车保帅，让这些人充当他的替死鬼？更何况，国民党“五大”的不欢而散，已经被注定了……蒋介石越想越怒，他指名让丰悌回答，这件事究竟是谁干的。
丰悌也同样激动。站起身后，他对天发誓，自己与“刺汪案”绝无任何牵连；不仅如此，朝天宫他也里敢担保的，该案与蓝衣社没有丝毫关系。他说，倘若蒋介石不相信的话，他可以去中山陵前，“于总理灵柩前明誓”(邓元忠，《宣介溪访问》）……
那么，几个月前，究竟是谁扬言要刺杀汪精卫呢？
面对这个质问，丰悌终于害怕起来了。他吞吞吐吐地承认，所谓“《司令塔》事件”，他丝毫不知情；该案并非组织行为，乃是朝天宫个别人干的；至于是谁偷偷摸換地这么干，他也不知道……听到这里，蒋介石大怒若狂，他说，丰悌自欺欺人，“真是愚而好自用”；他说，“我把组织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但，枪毙手令再次被人劝阻住了。与以往不同，这一次，让蒋介石饶过丰悌的，不是说情者的脸面，也不是什么私人情感、师生之谊，而是最为现实的理智考虑。贺衷寒劝谏说，倘若杀了丰悌，天下人将断言蓝衣社谋剌汪精卫，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当务之急，是迅速地查明真凶、并揪出幕后主使，以还蓝衣社和蒋介石一个清白；在这种情况下，家丑不可外 扬，不要说枪毙丰悌，即使略事惩处也后患无穷……干国勋后来谈到，这一天，“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邓文仪后来总结说，“以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而遭处死，论者多称太冤枉……但他的真正罪行，与刺汪案有关”……
也是这一天，在贺衷寒、丰悌等人退出后，蒋介石召来了戴笠。在一番密密细谈后，他给戴笠下达了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破获该案。"
/
一度沸沸扬扬的“刺汪案”，后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的主要参与者中，华克之与陈惘子均为共产党人，它与共产党有关；有人则强调刺客孙凤海曾任十九路军连长，它的幕后人物，应该是李济深、陈铭枢集团。在此之外，由于华克之等人与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过从甚密，又有人怀疑它是王亚樵的又一刺杀杰作……但，次年秋天，作为唯一的脱逃者，华克之在香港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宣称该案与共产党无关，也不是王亚樵的手笔，“乃血气方刚、无权无势、经济困厄的三四小子，自发之所为”。
几十年后，在《1935年刺汪案真相》一文，华克之更详尽地描述了该案的来龙去脉。
1933年夏秋，因发动学潮，金陵大学学生陈惘子被四处追捕。他流亡到了上海，投奔他的幼时同学、安徽同乡华克之；不久后，在法租界新新南里232号的那几间破旧阁楼里，又出现了两个青年，那就是陈惘子的大学同学张维，以及张维的同乡，失业军官、原为十九路军连长的孙凤海。华克之回忆说，四人以兄弟相称，其中华克之为长兄，张维、陈惘子次之，孙凤海是“四弟”。
在苦闷、黯淡的日子里，四人以豪侠自命。华克之后来谈到，有一次，在读到五言诗《古剑》时，他们慷慨应和，“感愤兴起，拔剑击柱”。而几个月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那就是陈惘子的结识王亚樵。大约1933年年底，在安徽会馆，陈惘子
见到了同乡、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此后几个月，这个阅历复杂、出手豪阔的风云人物，不仅时常资助他们，他还总是自嘲说，“反正我的钱也姓骗来的”，以此打消他们的尴尬。凡此种种，让几个青年日渐钦羡、向往王亚樵的所作所为。他们决意步王亚樵之后尘，刺杀蒋介石。
'次年深秋，华克之前往香港，寻找李济深、陈铭枢。因为王亚樵的介绍信，他很快拿到了五千元活动经费。回到上海后，他们进行了种种分工，有的负责对外联络，有的负责收集情报，至于刺客人选，则选择了当过军人、枪法极准、“外表修伟风流”的孙凤海。他们并集体来到南京，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开始活动。华克之后来谈到，“社址在南京陆家巷23号的后院……在申报成立展光社的表格中，华克之化名胡云卿，张维化名张玉华，孙风海化名孙凤鸣”……
那么，他们的刺杀对象，怎么变成汪精卫了呢？对这个问题，华克之语馬不详地说，“因蒋临时改变主意，不出场摄影，故退而求其次，以汪精卫为对象”……
但，更多的迹象表明，选择汪精卫为对象，是精心预谋的产物。甚至，它也不像华克之所言，“系自发之行为”。它的背后，隐藏者一个惊人的、但后来流产了的政治密谋。
那就是离间蒋汪关系、进而制造国家的再次分裂。华克之并没有谈到，在他们的同谋者中，包括一名陈惘子的大学同学，也曾在李济深的“神州国光社”任职、公开身份为南京花牌楼书店老板的青年。他的名字是陈光国，是丰悌内弟孙茂柏的密友。
华克之更没有谈到，无论陈惘子还是张维，也均为孙茂柏的同学；而远在1927年，在担任南京党部青年部部长期间，他就结识了丰悌，一度交往极密。他熟悉丰悌的种种性格弱点。
过去几年，无论李济深还是王亚樵，曾屡次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戒备森严、均未成功。即使1932年夏天，王亚樵收买的四名黄埔学生，以拜谒校长的名义实施刺杀，也被邱开基拼死救下。在这种情况下，几名无拳无勇的青年，又怎能指望剌杀成功呢？何况，以敉平瑞金为标志，蒋介石气象渐成，倘若再刺杀他的话，民间的声讨、千万知识分子的侧目，也是刺
杀集团无法承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就成为再好不过的刺杀对象。他经常不带卫士，独自跋涉于名山大川；他与蒋介石的合作，是这个一介武夫、在党内资历极浅的人物，擭取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退一步说，即使行刺失败，在汪精卫屡屡与日本人合作、名声渐渐扫地之际，此举也能以民族气节、“自发行为”轻轻推脱……没有人会想到，刺汪的幕后主使，会是与汪精卫有者不错的私交和公谊的李济深集团。
又何止于此？这还是一举数得的“移祸江东”之计。只要造成蒋介石刺汪的假象，那么，他不仅将丧尽人心、背负千秋万世的骂名，各省军阀也就有了讨伐的名义。而汪精卫每况愈下，但异常团结、势力依旧惊人的“改组派"，也将成为反蒋最力者。它有着种种妙不可言的好处，无论釜底抽薪、隔岸观火、偷梁换柱还是反客为主，尽在其中*…”
正因此，在混入朝天宮后，陈光国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制造“《司令塔》事件”。它要给未来的刺汪案预留一个伏笔，那就是让汪精卫、“改组派”坚信该案系蒋介石所为。也因此，这桩刺杀案才选择了火力很小的四寸左轮手枪，邓文仪后来谈到，“三弹皆有入无出”，几天后汪精卫即已脱险。他们要留下汪精卫的性命，不仅避免“改组派”的树倒猢狲散，也想让蒋汪水火不容，以便火中取栗……
刺杀案发生后，这个计划不仅完成了一大半，它甚至无中生有、锦上添花：陈荦君直接质问之外，蒋介石似有预感、异常蹊跷的不肯合影，更使该案貌似铁证如山。邓文仪后来谈到，“此点十分重要，因行刺发生在蒋氏缺席之时，包括汪夫人在内，很多人怀疑此案与蒋氏有关”……
几十年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刺汪案”，其真相始终被层层掩盖者。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无论主谋还是刺客，都没有想到，他们遇见的是戴笠这么一个对手。受命当日，戴笠就下令逮捕了“《司令塔》事件”的始作俑者、时为蓝衣社助理书记的陈光国。
远在几个月前，戴笠就怀疑起了陈光国的真实身份。这一年，在破获许多共产党地下组织时，戴笠发现，那些绝密刊物中，“时常登出力行社的机密文件，几近一宇不差"。它让戴笠意识到，“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唐纵日记》》。
陈光国的种种阅历，更让戴笠疑窦丛生。他曾是“神州国光社”成员；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比如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田和民，比如一些共产党人，又比如后来的刺客孙凤海。更重要的是，几乎是他刚刚进人朝天宮，“《司令塔》事件"就发生了……正因此，在CC系的徐恩曾、宪兵团的谷正伦以及首都警察厅的王固磐，纷纷赶赴晨光通讯社查找证据时，他另辟蹊径，逮捕了陈光国。从一开始，他就判定这是一桩政治离间案。
又何止于此？抓获多少涉案者、嫌疑人，难道很重要吗？所谓“破案”，难道不是洗刷蒋介石的清白，并使汪精卫、陈璧君以及“改组派”相信，它不仅与蒋介石无关，而且还是一个反蒋密谋吗？只有这样，该案不仅能使离间计流产，还能达到谋刺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那就是蒋汪的同仇敌忾……
正因此，在徐恩曾、谷正伦、王固磐四处抓捕余党时.戴笠的目光就转向了刺客的幕后主使。11月2日，也就是案发次日，他就获得了陈光国的些许口供；几天后，《唐纵日记》写道，“陈光国，现在证明他最低限度与暗杀者有过组织上的关系，有目的来参加我们的团体”。这个口供，使原本坚信不疑的陈壁君渐渐动摇了。
紧接者，戴笠抓获了刺客孙凤海之妻、被称为“天生丽质”的崔正瑶。
对这个弱女子的刑讯逼供，是号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中华民国，最令人发指的行径之一。但它使戴笠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口供。美国学者魏斐德后来写道，“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更重要的是，在崔正瑶供认的众多涉案人员中，包括了一名“改组派”成员、与汪精卫形迹密切的青年。戴笠欣喜若狂，他以坦荡的姿态，将这个人移交给汪精卫心腹、宪兵司令谷正伦审问……
此后几天，伴随者陈惘子、张维的纷纷落网，伴随着大卷大卷案宗的送往汪公馆，“改组派”不再怀疑蒋介石了，而其他派系也无话可说。几十年后，魏斐德写道，“(那名案犯）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魏斐德，《特工王戴笠》)……
直到此时，戴笠才开始追捕该案的两名幕后人物，余立奎和王亚樵。
抓捕余立奎，后来被戴笠视为毕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戴笠年谱》 记载，这一天，戴笠率领二十余名特务分批前往香港，抓捕余立奎、王亚樵；但王亚樵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密报香港警务处，有人私带武器入境，结果戴笠“为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闪禁，关押三日，直至南京送来持枪证始释……自称系民国十七年后唯一一次坐牢”……
走出拘留处后，戴笠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发誓要置余立奎、王亚樵于死地。他三管齐下，在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寻找王亚樵行踪外，并委派王亚樵同乡、旧友陈亦川遍访所识，“伪称代石友三送信……寻机面见王亚樵”。与此同时，他更致函港督葛洪亮，要求港方协捕王亚樵。但不久以后，三套方案先后搁浅了：王亚樵狡兔三窟，谁也不知进他的下落；陈亦川虽然见到了余立奎，但很快被怀疑，“不惟无缘面见王亚樵，即余立金亦迅速逃脱”。最后，作为王亚樵的朋友，葛洪亮对戴笠的态度极为恶劣，他说，按照保护政治犯的惯例，不仅港方不会插手此事，倘若戴笠轻举妄动的话，他还将驱逐戴笠出境……
直到当年年底，戴笠才抓捕了余立奎。但，此后几个月，为引渡余立奎，戴笠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没完没了、近乎马拉松式的扯皮。港英法庭强调，作为十九路军团长，余立奎是政治犯，香港政府不能予以引渡；戴笠反唇相讥，他说，余立奎更重要的身份，是王亚樵斧头帮、“暗杀团”的副首领，他所介入的刺汪案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犯条例予以引渡。而当港英法庭要求提出证据时，戴笠上下其手，他委托自己聘请的英锫律师史杜沙刺到处打点，“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达二十万，贿赂香港法庭先后花了四十万……一时之间，香港司法界无不引为笑柄，说南京政府钱太多，我们帮它花一花”（余立奎，《我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前后经过》）……
戴笠的这些活动，既明目张胆、又手笔浩大，以至于首都警察厅的一些老侦探也颇为不满。一名警官甚至面告余立奎，“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抓到真正的主犯”。但，与国民党“五大”的顺利进行、蒋介石罪名的洗刷，以及汪精卫与李济深的从此反目相比，这些钱又算得了什么？后来，台湾学者、《戴笠传》作者良雄认为，戴笠之所以深受蒋介石信任，“系闽变、剌汪案及西安事变之表现所铺垫”。
也是在“刺汪案”渐渐水落石出之际，1936年的元旦钟声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