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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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蓝衣社”的出现，依旧和那个八宝街的“外来户”、时任力行社华北分社书记的刘健群有关。1933年4月4日，抵达北平几天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个与八宝街嫌隙渐深、此时天高皇帝远的青年魁首，这个对布衣团、“蓝衣社”构想念念不忘的年轻官吏，再次以复杂心态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据说，拿到这份文件后，北平《晨报》记者当场提问，“那么，你所说的这个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不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吗？在此之前，无论宁沪、武汉还是华北，不都纷传着一个秘密闭体的存在吗？作为历史悠久、在北平极有地位的《晨报》，自然会关心这个问题。
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健群表现得迟疑、犹豫、徘徊不定。在几分钟的僵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这个表态，貌似含糊、模棱两可，实则处处充满了暗示，并表现出他对八宝街的深刻敌意。他说，“1931年秋天，我曾建议改组国民党，以促进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更加广泛的尊重……现在看来，蓝衣社似乎有了超出国民党之外的教义，这是我不赞成的。对我来说，‘蓝衣社’只是一个建议，我没有参加任何有关的活动。至于存不存在蓝衣社，恕我不能作答”（魏斐德，《特工王鉞笠》）……
这个表态，不仅以春秋笔法，处处表明了“蓝衣社"的存在，它并暗含着刘健群对八宝街“超过国民党教义”、种种惊世骇俗行为的谴责。又何止于此？这么一来，谁会去分辨力行社、“蓝衣社”的区别呢？谁不会理所当然地以为，那个层次众多、名称繁杂的秘密团体，就是“蓝衣社”呢？
它还是刘健群未来生涯的一个重大伏笔。此后几十年，他不是处处混淆着力行社、“蓝衣社"，并以这个秘密团体“最早的倡导人”自居吗？直到1969年，面对易劳逸教授，他不是还把自己抵达南京、见到蒋介石的日子，有意地提前了几个月，以制造自己倡导力行社的假象吗？他说，“在杭州，蒋介石召集了一小组忠心耿耿、绝对可以信任的青年军官。他命令他们与刘健群商讨并成立一个类似刘文中所建议的那种特殊队伍”（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据说，得到这个回答后，那名《晨报》记者相当谨慎、客观地写道：“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蓝衣社是否存在。”但，众多的小报，特别是那些被称为亲日、“亲满”的报纸，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当天晚上，几份小报就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口吻，刊出了刘健群发起“蓝衣社"、意欲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消息；次以胡思溥为社长的天津《国权报》，更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的刺眼标题，报道了“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到来……
所有这一切，让八宝街深感愤懑，又无可奈何。几十年后，康泽谈到，“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经收不回来了”(《康泽自述》)。
还不仅如此。
远在1932年4、5月间，李济深、陈铭枢控制下的《力报》，就风闻了力行社的存在。它以“十三太保闹中华”的噱头，宣称蒋介石意欲建立法西斯统治、以贺衷寒等人为“十三太保”。这个说法引发了宁沪舆论危机，在叶维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刚刚出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才被派往上海，平息了这个事件。
滕杰后来淡到，“戴笠之所以能获得力行社、甚至蒋中正的信任……其中第一件成功的任务，即为此案的解决”（邓元忠，《滕杰访问》)。
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33年夏天，也就是“蓝衣社”传闻沸沸扬扬之际，在遥远的上海，杨铨案和“《勾命单》事件”又发生了。
杨铨案后来被视为民国最重大的政治暗杀之一。1932年12月29日， 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为发起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它很快被宣布为非法；几个月后，一封署名为“华”的恐吓信，更到达了近百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案头。这封恐吓信公然宣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开列名单之五十六人”。
这不是恫吓，也不是什么虚张声势。1933年6月18日，一个宁静的清晨，在那条有着众多法国巡捕的租界街道上，四名力行社特务处成员，黄埔学生赵理君、中共叛徒王克全以及两名原黑帮打手，李阿大和过德诚，就执行了疯狂的暗杀。当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四面八方密集而来的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杨铨案”震惊上海、震动全国。两天后，白花、挽幛、电报、信件连同无数送行的人群，纷纷出现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鲁迅也出现了。几个月后，在《我的种痘》一文，鲁迅以充满讽嘲的口吻写道，“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几年后，《鲁迅年谱》更记载说，“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仅是鲁迅。7月14日，在《中国论坛》第二卷第8期，作家王造时以《勾命单》的标题，再次将力行社党徒的行径公诸于世:“……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这个“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舆论再次哗然。不久后，《北华捷报》评论说，“毫无疑问，在中国已出现了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具备了该类运动的大部分特征，群众性、鼓吹独裁和政治暗杀”；《纽约时报》也认为，“纳粹在德国的成功，刺激了它众多的追随者……它甚至波及到遥远的中国”。
杨铨案、“黑册子"、《勾命单》以及“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所有这些，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那些模糊的、碎片般的记忆,渐渐集约而为众多中国人对力行社的大致印象。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蓝衣社”像瘟疫般传播开去了，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始终流传着。
但这还不够。近十年后，在汪伪“76号”，一个名为傅胜蓝的原力行社社员被捕了。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以极尽涫染、杂糅史实与捏造的
笔法，使那个面目可憎、为世人所唾弃的蓝衣社形象，永久地定格了。
傅胜蓝原为中共叛徒。大约1933年，在康泽的游说下，他先是加人革青会，不久后升入力行社，并主编了力行社机关刊物《司令塔》。两年后，因为“《司令塔》事件”，他被判入狱两年，并对八宝街渐生怨恨之心。
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巳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就这样，“蓝衣社”的名字不断流传着，不久后，它甚至流传进了穷乡僻壤。几十年以后，在福建乡下的那个小渔村里，还是拖鼻涕孩子的本书作者，也见到了那本破旧、古老的书籍。面对竖排的繁体字，记得我曾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是蓝衣社”？而我的叔公、那本书的主人回答说，**蓝衣社，就是专门抓人，当特务、搞暗杀的”……
到这个时候，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又过了一些年，当作者坐在福建省图书馆的空旷阅览室里，读到“复兴社”、三青团的字样时，作者也丝毫没有把它和“蓝衣社”联系起来。更不必说是力行社了。就这样，力行社演进为复兴社、又演变成“蓝衣社”了。也是“蓝衣社”风潮渐渐飙升之际，在八宝街，那个力行社的圣女、始终以自己的纯洁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一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不治而死。据说，临死之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若床边的滕杰。
或许，她也在注视着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狂飙般崛起的过程？注视者广漠蒙昧的国土？在临近八宝街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度过了自己最甜美的日子；她一直渴望能怀孕，为滕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忙，事务那样杂乱，她依旧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里放上一点装饰品，在那里插起一束野花，使这个小房间生机盎然，并多少透者一丝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作为亲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她却不时地关照者他们的身体。在人事复杂的八宝街，只有她，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的面容、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荡在八宝街那略略古旧、略显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的八宝街就不会那么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年轻、苍白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有一丝腥味的微风气息，也能嗅到。活着有多好呃，无论亲人、恩人还是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使人以谦申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她对滕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终于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了。一缕头发松软地搭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滕杰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滕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此后几个月，他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方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方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蓝衣社”的出现、陈启坤的死去，都意味着那个清新时代的终结。
也是在陈启坤患上伤寒、不久死去的日子里，一连串震撼了世界的事件，不断进入贺衷寒的视野。1933年2月27日，贏得德国政权仅仅二十多天后，在遥远的柏林，一个至今扑朔迷离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国会纵火案”。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取缔了共产党。紧接着，3月21日，在普魯士主义的圣地、德国最伟大征服者腓德烈大帝的安葬处，希特勒主持了新国会的开幕仪式。在充满昔日荣光的怀旧氛围中，一个个戴着头盔、穿着旧帝国制服的老元帅出现了，没有人觉察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手笔。当天晚上，在自己的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总统被感动了，他热泪盈眶。他一定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那次朝圣，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刚参加了普奥战争归来……他宣布支持我们的元首，他说，这个圣地的伟大精神，已经传递到新一辈青年的手里了……”
两天后，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国会以441票赞成、8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授权法案》。据说，法案通过后，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喊者：“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此后几个月，政党、议会、工会、雇主协会……所有魏玛共和国的产物，一一地覆灭了。在此之外，早已边缘化的，兴登堡所代表的贵族、容克地主和“军官团”势力，也退居德国生活的次要地位了。希特勒埋葬的，不仅是魏玛共和国的一切，他还埋葬了旧帝国的所有遗产。他的手笔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也惊叹说，“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从来不敢尝 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的、几乎与德国一样古老的联邦权力……在德国历史上，他第一次地、真正地统一了德国”……
第三帝国诞生了！在第三帝国的初期，一切都如此欣欣向荣、近乎梦幻：七百万失业工人大多找到了工作，平均周薪高达六美元有余，仅次于地广人稀、但还有几百万人失业的美国；挣扎在破产边缘的农民，不仅永久地获得了土地，在这期向，小麦价格上涨了两成，蔬菜和乳制品价格则上涨了大约三成。运河被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出国旅行的机会，柏林成为又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大众汽车公司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每一个德国家庭提供一部汽车……
与这一切相比，更引人注目、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它无与伦比、几近完关的青年运动。在最初的两年，大约三百万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徒步旅行、参加露营，在为期一年的“下乡年”中和农夫们打成一片，其中包括五十万名少女。他们住进营房、过起了集体生活，对自己生长在希特勒时代充满了骄傲。凡此种种，使柏林奥运会期间的几万名外国游客充满了惊叹，也使对希特勒德国满怀敌意、异常轻蔑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不得不承认，“凡是那个时候曾在德国各地旅行，跟住在营房里的青年谈过话，看到过他们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觉得……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生机蓬勃的青年运动。第三帝国的孩子们成长起来后将有强健的体魄，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还有一种不分阶级和没有经济与社会隔阂的友谊和同志之情"（《第三帝国的兴亡》)……
凡此种种，使民主制度的名声一落千丈；凡此种种，也使远在八宝街的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本文集点点滴滴地折射了他丰富、复杂而沉重的人生，是他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十三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见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思考……在所有的往昔里，他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名字：《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之前，贯穿贺衷寒早年面貌的，是关注民生、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这种古老的、有者士大夫气息的朴素情感，不久后 就演进为“劳动共和国”的民粹倾向了：这个共和国庄严、平等、“劳工神圣”并以苍生为念，它并保存、延续了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与其说，这是贺衷寒的国家理想，毋宁说，他心中有者一个温情脉脉的“公社”。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曾以“公社’•之梦作为自己的心灵归宿，贺衷寒也不能例外。进入黄埔之初，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所谓三民主义，“民族”对应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民主”符合者一个青年蔑视权威、厌憎官僚的本能，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则似乎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
然后，在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他被风潮裹挟者，发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他渐渐地、然而异常微妙地发生变化了：传统文化只能靠暴力去维持；“公社”理想要以军队来实现；至于“复兴国家"，恐怕也免不了特务政治……至真与大假、极善和大恶、最美和大丑，就这样奇异、混沌地杂糅在一起了。这构成了贺衷寒复杂、冲突、并注定了悲剧的面貌
就是这个面貌，使他与滕杰一起，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蓝衣社缔造成了那个样子：他们勤奋清廉，试图整饬官场、复兴国家，这当中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乃至修身立德的痕迹？他们限制生活、平均收人，并创办了“厚生合作社”，这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强调“秘密”、独裁，谁能说这不是特务政治与旧中同最恶劣最败坏要素的结合？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渐渐把目光投向了群众，渐渐强调起社会动员能力，从而伏笔了未来的法西斯化……
五分传统、两分特务政治、一分秘密会社色彩，连同一分“公社”气息和一分淡淡的法西斯主义痕迹，这就是滕杰时期的力行社。它混沌却可亲、诡异而清新。它依旧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延续。然而，滕杰下台、陈启坤死去，特别是“新德国”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1933年，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贺衷寒要告别的，是自己那么久以来，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怀。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公然写道，“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与工农、民众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是像牛马那样地耕作，并随时提供着自己的财产、生命与子女。他说，“需 要即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一得集》上册，第334页）……
“需要就是真理”！这还是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吗？这还是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关怀民瘼的青年吗？这么一来，他所效命的这个政权，不将比历史上最贪得无厌的暴君、最黑暗恐怖的王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那么，民主呢？他所在的这个政权，不是号称民主共和、“五权立宪”的中华民国吗？他又怎么看待民主呢？
既然历史属于领袖，那么，这个问题也就很简单了。贺衷寒说，“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是革命者的领导”；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领袖的思想做标准。政治思想越统一，对人类政治生活就愈有益”。在这个论断下、当然啦，什么五权宪法、自由主义，什么议会政治、民主选举.全都是添乱之举，“大家会各行其是”。
又何止于此？在他看来，中国十余年来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都和“五四”前后的民主与科学潮流有关。他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一切固有的文化，但对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又毫无办法，没有张本……中国弄到目前国家不能统一，社会不安定，这般人要负重大责
既然如此，既然国家已不统一、社会已不安定，乃至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又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贺衷寒又打算怎么做呢？贺衷寒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闪推行“管"、“教”、“养”、“卫"。
所谓“管”，就是在各个城市推行街坊区划、严密户口管制，并在农村地区彻底地实行编保编甲，乃至一人有罪、“五家连坐”。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在大别山，他早就这么于过了。新鲜的是“教”和“养”。
所谓**教”，就是推行严格的“领袖教育”、管制教育，并进行严厉的新闻和出版检查。见领袖像敬礼、谈及领袖时肃立，以及将《三民主义》科目列人中小学课程、禁绝一切异端言论等，均在此列。所谓“养”，则是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整齐、迅速、清洁、简单、朴素，乃至斯巴达式的习惯贺衷寒谈到，只有这样，千万民众才会节衣缩食以供军条，并随时被征召、随地被动员，无时无刻地充当同家机器的一部分……
那么，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卫”了。在从学生若 手、实行全民军训之外，凡是成年男子均应被编人“义勇队”、“壮丁队"，青年女性被编入“妇女队”或“战地服务团”，至于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编为“童子军”。而这么一来，无论“管”、“教”还是“养”，也就有了推行的载体……
这就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以及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是要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得集》。但，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乃至不仅是他执掌下的蓝衣社的。仅仅一两个月以后，“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所宣扬的大部分社会政策，不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吗？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又一个象征，特务政治，不是在更为遥远的滕杰时期，在力行社的手上，就悄悄执行了吗？此后几年，它只会变本加厉、无处不在，直到蓝衣社被所有中国人视为一个特务组织。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试图成为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种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这已经是一个异常鲜明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者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这个伏笔，是一个重大的、富有象征性意味的历史事件。
更有象征性意味的历史事件，还在后头呢！大约1933年初秋，《一得集》第一册出版了。在贺衷寒将文稿送往拔提书店后，又一个不为人觉察的小插曲发生了：付印前夕，贺衷寒急急致电该书编辑，要求撤下其中的一篇文幸；因为，这篇文章提出的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的主张，无论名目还是主张，都已被蒋介石采纳了。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它的专利权。
又何止于此？不久后，所谓“笫二期革命"，不仅成为几万名蓝衣社党徒津津乐道的口头禅，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词汇了。在CC系、蓝衣社所 缔造的庞大宣传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它不仅被概括为那个蒙昧、破碎、风雨飘摇年代的一剂药方，它还被视为一种崭新的历史元素。蒋介石认为，以这个元素，他可以改造这个为人类奉献过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司马迁以及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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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始于这个初秋，中断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在将近三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的千万青年为主力，南京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手笔浩大、然而往往虎头蛇尾的社会实验。它的主要结果，就是中华民国步入了它昙花一现、一去不再复返的“全盛”时期。
第二期革命要实现的，首先是一个山川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1927年，政学系谋士杨永泰柠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毋庸讳言，在几年的努力后，它的大部分目标都已实现，然而代价也异常惨重：除两广政权屹立不倒外，连年的内战、满洲的沦陷，使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遭受了广泛质疑。
现在，轮到了蓝衣社，轮到兵不血刃，以社会控制、人心渗透、合纵连横为宽点的政治解决阶段了。大约1932年夏天，在一次干事会上，蓝衣社提出了“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和“瓦解两广”的系列主张。不久后，它被蒋介石采纳，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初芨，《塘沽协定》签汀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被改组为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几百名政训班学员化整为零，进驻各个军阀部队；与此同时，聚集在北平的几大魁首，以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蒋孝先宪兵三团、吉简章宪兵四团为依托，拉拢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禁绝鸦 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晋冀各地”。当年6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
华北之后是西南。这一年夏天，以康泽、曾扩情、叶维、任觉五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西南青年社”成立了；它包括三四百名黄埔学生，密布川、滇、黔各省的百余个复兴社小组。依靠这些势力，在1931年冬天首次人川，说服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曾扩情又于1933年4月、当年年底两度入川，充当说客并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于南京。
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终于实现了。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回师后，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控制下的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团组织。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以及“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广西变成一个异常封闭、孤立、有序的军阀社会，各级组织异常严密。直到1933年年初，贺衷寒才派出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与各省一样，广东复兴社的工作使命，一是“发展组织”，再是伺机分化瓦解。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在党部、军内和铁路工人中，复兴社发展了二十几个小组、大约三四百人。但，1933年9月，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组，违反了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逮捕”（邓元忠，《滕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广东复兴社的总清查、总戒严。在陈济棠的命令下，“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名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内就逮捕了数百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捕获了。
儿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人判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26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照“香港来电”再次刊登该消息。舆论又一次哗然了。在中外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
“为顾全大局……只能否认之”（邓元忠，《林培琛访问》）。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未被逮捕的两三百名复兴社社员，依然潜伏在珠江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八宝街的视线，有的则屏声静息，继续窥测、等待着。两年多以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将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尽管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仅仅几个月后，南京的权力版图不仅蔓延到了长江上游，并且延伸进了黄河流域。
统一为的是根绝军阀的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新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八宝街“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的业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从加入力行社后，这个大气、坚实、朴素的军人，日渐贏得蒋介石的器重。在人前人后，蒋介石时常感慨说，桂永清是“黄埔楷模"，是“真正的革命军人”。这一年，从华北回来后，他更搬进了中央陆军学校，和蒋介石成为邻居。
与蒋介石朝夕相见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超越上下级关系的感情。当年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两千多人，但作为德国“军官团”的变种，它的大多数学员，都受过近代教育、并被视为基层团队的骨干。不久后，教导总队更扩编到一万两千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教导总队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以“士兵化训练”为例，几十年后，一名学员曾生动地写道了一则逸事：在南京汤山参加集训时，他奉命在风口“埋锅做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他嘀咕了一句，却被路过的桂永清听到，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盆并问他“脏不脏”？他大声回答不脏，并大口吃完了半是沙土半是米粒的夹生饭。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从此成为教导总队的口头禅。与此同时，以杜聿明、郑洞国、邱清泉为骨干，一支小小的、为数不过两营的装甲部队，也出现在了教导总队。作为筚路蓝缕的象征，它装备的十余辆战车大多是超轻型坦克，装甲极薄、吨位极小，但
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主要将领，都聚集在这里。
装甲兵之后，是化学兵。1933年初秋，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维金尼亚军校和德国参谋大学，并在1932年春天依照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起了化学兵部队。而与装甲兵、化学兵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
远在1932年初春，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3月24日，他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一年多以后，这个任务落到了一群皇亲国戚，特别是宋美龄与孔祥熙的手里；然而，真正奠基中国空军的，却是三个力行社社员，蒋介石的外侄毛邦初、蒋介石的侄孙蒋坚忍以及蒋介石的小同乡徐培裉。
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他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胞兄，1933年年初，在桂永清介绍他加人力行社后，“因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
在担任航空署署长的近一年间，.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培训人员、改革机构、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1933年秋天，当蒋介石、宋美龄视察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时，他与副校长毛邦初为他们介绍了一群最优秀的飞行员，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后来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击落了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
与培养飞行员同时，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当年年底，南昌机场完工了。随即，杭州、洛阳、徐州也纷纷动工，一个略显单薄、然而初具规模的中国防空体系大致形成了……
这一年秋天，徐培根更提出了--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自制飞机”,建成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了蓝衣社的手里。而在“发展精兵”、建设新兵种之外，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秋天，已从柏林回到南京的 丰悌，开始筹建“中国童子军总会”；短短几个月之后，全国童子军即从历年经营的“658团、53340人”，发展到1028团、89792人。
童子军组织急剧扩展着。1933年10月，在南京阁老巷，丰悌又发起了秘密的“童子军励进会”，作为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他并为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以力行社“湖南帮"要角潘佑强为首脑，六百余名蓝衣社成员组成了“国民军训处”。在近两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开赴各地，先是包办了涉及十七省、多达178所高校的学生军训；继而，他们又聚集在江西，计划对江西半省的几十万男女进行冬季集训。
与“发展精兵”、“训练组织”的出现几乎同时，兵工体系也渐露雏形、不断完善。以汉阳兵工厂为例，1933年年初，经邓文仪介绍，兵工专家郑家俊加人革青会，并很快出任了汉阳兵工厂厂长。在十余年的废弃后，他全力整修一片荒芜的工厂旧址，“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当年5月，兵工.厂枪弹车间复工了，月产枪弹330万粒；随即，在改包工制为“点工制”、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后，枪械车间也复工.了，不久即生产仿马克沁重机枪576挺、“中正式”步枪5600余枝。几个月后，汉阳兵工厂一举取代了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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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革命”的统一、备战内容，使蒋介石迥异于地方军阀。它也改变了千万民众“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在这种悄然改观中，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巨大热情的，是海外华侨。徐培根提出“自制飞机"计划后，短短一个月时间，海外华侨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陆、普通民众的“航空爱国奖券”也发行了。此后几年，它大约发行了三十期，并激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中奖者多有以奖金全额捐献者”（《申报》,1934年8月26日）。与此同时，各界捐款也源源不断，“学生号”、“工人号”、“妇女号”、“荣誉士兵兮”……—架架飞机被送往了杭州、南昌。如此景象，使长久隔绝中国社会、后来 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感慨万千。她谈到，“即以助建空军之热情，亦可见我民族生生不息、不当断绝之伟力"……
然后，与统一、备战互为因果，“第二期革命”指向了社会工作，特别是鸦片、贫困与腐败。
1933年3月，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它以众多高官显贵、名流贤达为首脑，但它的核心，却是邱开基执掌的武汉缉私处。这一年，以“武汉清流”后业已驯服的几千名警察为骨干，邱开基招募大量失业军官、知识青年，组成了甲种师规格、多达一万余人的禁烟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精良、势力庞大。它下属的各团，编制均达3802人，是正规军队的三倍以上；它配备了迫击炮与轻机枪，并购买了“安民号”、“华民号”等多艘炮艇。它有权对长江流域的所有毒品交易进行立案和调査。在此之外，以几千名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刘海波控制下的武汉“忠义救国会”，也为它提供了异常细密、无处不在的眼线网。短短几个月时间，“（缉私处）捕获违禁船只一千九百有奇，嫌犯、案犯三千余人，涉案金额高达九百万之巨”（《扫荡报》，1934年3月23日）……
一时之间，长江水道几无漏网之鱼。在缉私处的努力下，政府收人大大增加。在月人二百万元之后，1933年秋天，烟土专卖收入再次翻番，达到了四百余万元。这笔钱大多充当了南京政权的军费，以至于被时人讥讽为“以黑土剿赤匪”的买卖。
但烟土走私的绝迹，也使全面禁烟成为可能。当年9月，禁烟委员会以三年为期，推出全面禁绝鸦片的计划。它颁布了异常严厉的法令，过渡期间，凡军人、公务员吸食者，一次警告，再次枪决；与此相对比，对普通平民的惩处则要温和得多，初次犯戒者“送戒毒营三月”，再次犯戒处以三年到五年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使这个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一时之间，各地纷纷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进戒毒营的风潮。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深受鼓舞的蒋介石，更以一种孩童式的幼稚和冲动，宣布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西南、西北、华北等毒 品大省的遥不可及，由于不久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进程才被再次中断。蒋介石的那个决定，也就不免沦为一纸空文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和“复兴农村”计划。远在1931年夏天，在滕杰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他就谈到江南农户“家无三日之粮”、以及四川地方提前征敛田賦至民国七十年这两个案例；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认为，共产党的日渐坐大、各省土匪的层出不穷，不是“主义”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破产。
农村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3年夏秋，以“恢复赤区生计”、联货公路计划和发行法币为主要内容，南京政权开始了复兴农村的努力。
复兴农村从恢复原苏区生计开始。远在1932年年初，在贺衷寒的主持下，武汉就成立了“四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旨在为破产农户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一开始，这个只有区区几百万元资本的赈济机关，经营得非常失败：它采取无论贫富、泛而无当的方式，为各家各户提供等额贷款，这么一来，摊到众多农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元，如同车水杯薪；它的门市大多设在武汉、九江，没有人思意为此长途跋涉。更要命的是，有机会进城的往往是乡绅、保长，一时之间，以乡民名义骗贷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些钱往往变成高利贷资本，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
次年，合作社进行了扩资，并改组为“四省农民银行”。它以逃亡地主、中产农户为放贷对象，并鼓励他们扩大生产、雇佣佃农；它的门市开进了四省的乡乡镇镇，以江西为例，“有76个合作社……并计划全省共设354所”（《中央日报》，1933年4月30日一时之间，战灾区的农村，“被认为出现了复兴的势头”……
“四省农民银行”后来又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全国农贷及土地金融之业务"。而与蓝衣社相比，手笔更加浩大、规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学系主持的联省公路计划。1933年年初，在杨永泰、熊式辉的主持下，七省公路会议召开了；几个月后，它抛出了一个雄心勃勃、被视为“复兴农村之关键”的公路网规划：“修筑公路二万二千余公里，联络七省，三年完成，核定经费为一万万元”（《中央日报》,1933年8月16日）……大批军人开进了施工现场。以湖南为例，“每师抽调一团作筑路兵 工”；以浙江为例，“刘珍年部……助筑三线公路”。千万士兵、民工的劳作，引发了舆论的阵阵欢呼：1935年11月28日，《大公报》谈到，“浙公路网大体已告完成……此后由工程重心时期而转入业务重心时期”；1936年10月9日，《福建民报》发表评论说，“自古以来，闽道之难，不啻‘难于上青天’之蜀道……近三年来，以福、古、瓯为三大支点，艰苦卓绝，始有闽省公路网之布局”。而截至1936年8月，东南半壁公路网全线贯通，“全国之通车里程数，亦达11万7千公里以上”。
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公路网，连同孔宋贵戚发行的法币，使中国农村起死回生。它的主要结果，是1936年欣欣向荣、百废待兴的农村景象……接着.是反腐败。
与鸦片问题、农村问题不同，对南京政权来说，腐畋深人膏肓、几近无药可治。蒋介石对此也束手无策。但，这一年夏秋，依照邓文仪、邱开基、康泽等人的密报，他还是公开处决了七名高级官吏，“以儆效尤”；在此之外，一些蓝衣社首脑后来也谈到，“当时在江苏、江西皆侦破了大案子，因牵涉政局，未曾公开，故鲜为世人所知”……
统一、整军经武，训练民众、禁绝鸦片、复兴农村，以及不值一提的反腐败，连同不久后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这，就是所谓“第二期革命”。1933年8月27日，在庐山美庐别墅，在临睡前的时分，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五十六字纲领：“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这不仅是“第二期革命”的大致勾勒，这也是他对大约七万名蓝衣社党徒、对亿兆中国青年的期许。几十年后，邓文仪特别谈到，“系为复兴社所拟者”、“为（复兴社）誓词内容及说明宗旨”。与蒋介石的大部分谈话、文字一样，这些说法内容空洞、结构繁琐、语意笼统，然而，在不经意间，它却概括了他的社会理想，从懦教徒、流民、军人到独裁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
那就是一个半儒教半法西斯化的中国图景。不是吗？这寥寥五十六宇，前半部分让人想起了曾国藩、冯桂芬，后半部分则隐含著一个随时征召党徒、随地动员群众的集权社会。不是吗？在这里，中国社会被一分为二， 前者是朴素的、老年的、官僚化的，后者则是激情的、青年的、集权政党的。蒋介石试图混合这二者，正如贺衷寒试图混合过传统文化与暴力、“公社”理想和军队、国家统一和特务政治那样。
如果这么说还缺乏说服力的话，那么，无论近代以来国权与民权、目的和手段的混沌关系，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知识和价值的始终紧张，乃至蒋介石的一生作为，都有助于后人理解这一点。在传统与新生并存、人心和工具对抗、旧之善与新之美无法兼容的情况下，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即使中华民国，也悲剧性地、被注定了是个过渡阶段。蒋介石却认为，混合这二者，就是未来的中国之路。
从这个秋天开始，他决意缔造的，就是这个两分化、渐进式，混杂着传统之善和工具之力的社会。正因此，9月21日，他才轻车简随，走下了庐山，并前往江西星子县，在那里，他对康泽主持下的两千余名特训班学员，对许多专程赶去听讲的蓝衣社首脑，对七万余名蓝衣社党徒，诉说着他的理想，他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工
他演讲的标题，是《革命的心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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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临到我们的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他以这样铿锵的话语，开始了他的演讲：“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你们自己身为革命党党员和革命军军人，为什么还在歧路彷徨、徘徊犹豫，甚至在堕落腐败梦睡沉沉之中生活呢？土匪和一切反动派尤其是帝国主义者，已经用全力将我们拥向革命道路，我们不得不朝此猛勇精进！……”
这还是那个呆板催硬、枯燥无味，乃至装腔作势的蒋介石吗？这还是那个挣扎在理学教条、清教徒规律和法西斯工具之间的蒋介石吗？这一天,他的态度如此真诚，他的情绪如此激昂，以至于邓文仪后来谈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在几千名党徒的集体注视中，他的眼神空空茫茫。他说，“我们革命的机会巳经十分成熟，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我们的革命是不怕不成功”；他自问自答，“现在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缺少真正的革命党党员，缺少真正的革命军军人”。
说到这里，他训斥起那些自诩为孙中山信徒、充斥者各级衙门的官僚政客。他说，“(他们）有权利就拼命争夺，有义务就拼命推诿，稍有一点危险的地方，他们就怕牺牲不肯去”；他说，他们是假革命，“是虚伪的草靶革命党”。他并且断言，是这些人，使中国革命遭遇了失败，“……说的是假话，做的是假事，所以弄得整个国家都是有形无神的空壳无实力的东西，整个的革命，也当然要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么，该怎么扭转这种革命颓势呢？
蒋介石谈到，“过去的毛病我们既已看透了，当前的时代环境我们也认清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由一种新的觉悟，作一度新的努力”；他说，“这新的觉悟与新的努力是什么？就是要‘存诚去伪’，要拿我们的‘诚实’打破现在的一切‘虚伪’，拿我们‘实在’的革命党，来打破一切‘虚伪’的假革命……来造一个实在的真正的中国”。
他由此转人了主题，谈到了“革命的心法一诚”。他并由此将目光投向孙中山、《大学》和古典儒学，投向了天地之生化、格物与致知、诚伪之分界。
他说，“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有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生发，才能成功”；他说，“先要能诚，然后才能高明，才能精明"；他并且谈到，“能够做到诚的时候，不仅党内一切同志，而且全国一切国民，统统可以受我们感化，统统听我们的命令，如此革命当然可以成
功了”……
可笑吗？他以个体范畴的修养，阐述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更不必说,受学识、资质的限制，他无法区分作为人生载体的“诚”、和作为人际工具的“乡愿”；他更不知道所谓“致知”和“统统听我们命令”之间的谬之千里。正因此，在苦口婆心、越扯越远之后，他只能以族长化的、帮会式的语言进行号召了。
他说，“所有的党员和领袖当然要同患难、共生死！领袖的生命就是全体党员的生命•每个革命党员的家族，就是领袖的家族”；他说，“大 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他并且做出了许诺：“从今次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
不仅如此。他热切的目光、多少不伦不类的话语，还涉及到遥远的德国，那个万众一心、旗帜如云、纪律森严的纳粹党，那种让他既感陌生又极为眼热的组织景象。他谈到，“我们的革命团体，是以革命的认识与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用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将所有的革命党员结为整个的一条生命”；他公然要求，“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
他以这样的号召，结束了他的演讲：“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要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要自觉自强，发奋努力！要为自己的前途，团体的前途，革命的前途，民族国家的前途，来争一口气，以尽到自己所负的重大革命责任！”……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自己的冲动和兴奋，走上街头聚餐。在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中，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在这个演讲里，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无疑只针对以贺衷寒为书记、拥有七万余名党徒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乃至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确认了。几十年后，邓文仪还反复强调，《革命的心法：诚》一文，从此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此举也为了削弱贺衷寒。
1933年春天，贺衷寒接替刘健群，出任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在此之前，“政工机构可随时成立废改，且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故整个政工组织十分混乱”；贺衷寒执掌总政训处后，立即对它进行了改组。《同军政工史稿》后来记载，以刘咏尧为副处长、袁守谦为秘书长，丰悌、潘佑强、肖赞育等为设计委员，“下设宣传、总务、指导、党务情报与统计四科，科以下……分十二股”。
总政训处成为蓝衣社、“湖南帮”的私家地盘了。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政工系统不再是摆设，它拥有了近乎红军、苏俄式政治委员的权力。几十年后，黄埔学生、陈诚嫡系裘轸谈到，“所有部队、军事学校、机关之政工皆归其直接统辖，而经费却是独立的。所有政工人员均……统一委派，而所委派上校级以上之政工主管，皆先报经力行社干率会核定”。
换而言之，贺衷寒的势力，不仅遍布南京，他并且染指了地方军阀部队。这结合几万名蓝衣社党徒，结合驻扎各地、与贺衷寒私交或深或浅的那些将领，胡宗南、桂永清、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宣铁吾……构成了一个若隐若现、近乎可怕的政治派系。后来，一名蓝衣社首脑谈到，“他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由于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对此，蒋介石早已警惕。或许，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法度”？发起“第二期革命”后，他看中了蓝衣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他试图以蓝衣社为主力，号召社会、缔造一个新中国。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南京权力架构，也在他心中隐约地浮现着。
毫无疑问，此时的南京，大致形成了四大派系：政学系的行政、CC系的党务、孔宋家族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还有黄埔系的军权。对至关重要的军权，他能让贺衷寒一人独举吗？哪怕只是政工系统。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贺家军”。失去兵权，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不知不觉中又应用出来了。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时，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训练团以“带兵官”为主体，受训人员将多达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的上千名将军、数万名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那就是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以及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派系的倾轧中，顺当地操纵者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初秋，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八宝街，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在一些场合，他甚至拐弯抹角地谈到贺衷寒“有野心”，“脑后长反骨”。这种态度给了肖赞育、邓文仪、潘佑强等人很大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账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闭体”被他的权威日渐削弱了。这一年秋天，贺衷寒的《一得集》出版后，这本被认为“力行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遭遇了蒋介石的无情奚落。对那些吹捧，“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44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就是他（蒋介石）”，他置之不理；对于众多的理论、主张和见解.他却潦印地批注了“狂妄”、“不晓大道”、“可见幼稚”等话语……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审洞明地觉察了贺衷寒的失宠；乃至众多黄埔学生、蓝衣社首脑，也预言者贺衷寒的失势。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有不解、失意、愤懑，却始终以一种“饮冰怀霜"的情怀，忍耐地、落寞地在庐山上继续奔忙着。
九年以来，与蒋介石既亲又近，如同众多学生的“大师兄”，是贺衷寒的大致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在这里。这一落似乎不动声色，却巨大无比。一个黄埔系的代表人物，一个民国最庞大秘密组织的主宰者，一个被众多同僚视为“未来接班人”的青年将领，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初具雏形时，蒋介石谙熟权术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地表现出来了。他先是给了蓝衣社“嫡系中的嫡系”的地位，给了它“真正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是贺衷寒的日渐边缘化。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又何止是“武官系”的兴起、贺衷寒的日渐边缘化？也是1933年7月，一纸命令到达了八宝街。康泽奉命前往星子县，组织一个兼有警务、地方整理双重性质的“特务警察队”。一开始，它的编制只有一个大队、 “招收的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百余人"；它所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清剿散匪”和“肃清地方”。但，在康泽抵达星子县仅仅几天后，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小插曲发生了。
是这个小插曲，使康泽与他的“西南派”，成为堪与贺衷寒、“湖南派”相提并论的蓝衣社势力。在特务处之外，又一个半独立的、日渐坐大的小派系出现了。与此同时，这个小插曲还使不值--提、如同芥末之微的“特务警察队"，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严密、权势黑天、耸人听闻的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这个名宇，就是“别动队”。
第十一章别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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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辖五个纵队、二万余名队员，并控制着三个师的正规军。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有过以一个中队击溃方志敏部几千之众的战例。
它又是江西半省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其鼎盛时期，在几十个县份，它任免官吏、整肃腐败、督导地方、编组保甲，并操纵了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权势甚至达到了如此地步，“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康泽自述》）。不久以后，它的势力又弥漫进鄂东、四川与贵州，执掌了小半个四川、大半个贵州的政务。
在此之外，它还整饬军纪、执举交通、监视民间、控制社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多达七千余人的便衣特务，“均可指调当地武装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可以优先乘搭一切公私车辆，可以出入一切娱乐场所”(陈少校，《黑网录》》。康泽记得，大约1934年，在南昌的一家剧院里，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前排位置，为此争执不休、大打出手，几天后，那个副官即因“违抗军纪”被撤职；又有一次，一伙别动队队员强行征用一个师长的座车，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面，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始终流传着它是“监军”、“御林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直到1939年，康泽早已失势，它的大部分势力也被戴笠、陈诚鲸吞蚕食之后，由别动队残部改编而成的新
28师、新29师，仍然担当着陪都重庆的卫戍任务.，
那么，这个凌驾一切、一言难以概述的组织，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始作俑者、唯一的灵魂人物康泽，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几十年后，谈及康泽的才干，众多蓝衣社魁首依旧赞不绝口。以邓文仪为例，他认为康泽“长策略”、“极具组织天才”；以肖赞育为例，他表示康泽的清廉寒苦、以身作则，“为蒋中正素所器重者”。至于蓝衣社的创始人滕杰后来也回忆说，远在筹备处时期，“（康泽）系筹备最力者之一”。滕杰担任书记时，“当时在策略（活动》抉择方面以康泽贡献为最大”
不仅同学、蓝衣社同僚如此评价。后来，评点民国人物时，原五四运动领袖、与南京高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段锡朋，更认为堪称组织天才的，“唯陈立夫氏、康泽氏”。他的名声甚至早早传扬进了毛泽东的耳朵，1956年，在起草《论十大关系》的雄文时，毛泽东谈到，“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溥仪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
凡此种种，勾勒出了一个兢兢业业、声名远扬的康泽形象。但，掩盖在这些纷纭评论、沸扬毁誉之后的，却是一个极其功利、与戴笠有着几分神似的人。
早在八九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就开始帮扶母亲、照顾弟妹。康泽夫人朱素怀后来回忆说，“读小学、中学时……每日上学前与放学后都需在家内或田中做事••；他还包揽了大部分家务，••冬天早晨常到溪间洗衣、洗菜，因天冷水寒，手脚上经常生冻疮”（邓元忠，《康泽夫人访问》）。在先生免除了全部学费的情况下.这一年春节前夕，他还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此换取来年的纸笔、文具。康家孩子懂事、“早当家”的名声，早早地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抗拒结婚，从而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却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为他订下一门娃娃亲，到11岁，因为家境贫寒，被女方通毁婚约。穷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都有畚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地谈及此事，一生都以此自勉。甚至，在他官居别动队总队长、衔至中将时，他的 日记里还有着这样的字眼：“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又有什么分别〗……”这样的阅历和心迹，决定了康泽的性格，乃至他大半生的命运。他功利、客观、始终不改市井本色；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不会有邓文仪“蔫辣椒"、重义气的风格，至于丰悌不合群的气质，就更加谈不上了。他辛勤中带者狡黠、实干里有着权术，无论与人与事，“拿捏得极有分寸、和人分得很清”……
加入蓝衣社、负责宣传处后，他缔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宣传网，被认为异常得力、“手笔很大”；与此同时，他与韩文焕、张舆仁、公秉藩、龚建勋几人交往极密，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1933年夏天，受命组建“特务警察队”之初，他视为心腹肱股、连夜召集到江西星子县的.就是这几个人。他们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而以康泽为首脑，以至于后来邓文仪不无感慨地谈到:“张舆仁曾任军长，公秉藩、龚建勋曾任师长，赴康泽处后，仅任中队长。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
又何止于此？1932年春天，不是有人要染指特务处吗？戴笠后来谈到，“……有位同志要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我就报告领袖辞职”（《戴笠自述》),这个人不就是康泽吗？刘健群和八宝街后来渐渐形同陌路，固然与他的性格缺陷有关，但政训班期间，上下其手、兴风作浪的，不也是康泽吗？几十年后，康泽令人哭笑不得地自辩说：“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
所有这一切，大致勾勒了康泽的八宝街生涯。几十年后，滕杰依旧不无惋惜地谈到，“康泽对得用之人推心置腹，且重信然诺……惜乎胸襟不够宽宏”。
那么，组建“特务警察队”之初，康泽有没有意识到呢？他彻底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已经到来了。与这个机会相比，什么政训班，乃至此时的特务处，简直是个笑料。也是1933年7月，当马维隳、公秉藩、龚建勋等人纷纷赶赴江西，而五六百名“失业同学”也聚集在星子特训班时，在万余里之外，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已踏上了回国的轮船。一个多 月后，正是星子特训班课程过半、几百名黄埔学生也先后加入蓝衣社之际，杨周熙在上海上岸，并很快来到庐山了。
杨周熙带来的，不仅有一本他自己撰写的、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的小册子，他将为蒋介石奉上的，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就是这份手稿，让微不足道、此时仅仅初现端倪的“特务警察队”，变成了非驴非马、权势熏天的“别动队”。它伏笔了康泽最重大的命运转折，此后几年，他都被视为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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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起，每隔半年，蒋介石就要派出几名力行社员前往德国，考察纳粹政权。这一年夏天，继丰悌、杜心如之后，又一批考察团成员回国了，杨周熙也在其中。在谒见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时，他不仅拿出了那本《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他还呈递上那叠手稿，建议蒋介石效仿纳粹德国、组建自己的“党卫队”。
对《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蒋介石态度含糊、不置一词；不久后，他还勒令杨周熙将书名改为“三民主义的复兴运动”，以免引起非议。但，那叠手稿就不一样了。
脱胎于希特勒私人卫队的党卫队，是元首心血来潮的产物；直到1928年，它还不过区区280人，被视为“一支推销党的报纸的队伍”。但，这一年冬天，当一个原为养鸡场场主、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青年接手党卫队后，一切化腐朽为神奇了。此后几年，党卫队不仅迅猛发展，它还渐渐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
从一开始，希姆莱就极为重视党卫队的构成。他提出“德意志民族的精华"、“世界观念的贵族”这两个概念，对应征者的种族、学历、原有职业乃至身高，都设置了层层标准，比如三代近亲均为日耳曼人，大学毕业，原为教师、医生或军官，身材高于丨米70……但，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不仅没有激怒德国青年，反而让众多失业军官、身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处境日渐艰难的中产阶级心驰神往。1930年年底，党卫队已发
展到2727人。
好戏还在后头呢！1931年6月14R，在希姆莱办公室，年仅27岁的莱因哈徳•海德里希用二十分钟时间画出了一张情报组织图，随即，一个简称“SD”、全名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就诞生了，它就是后来震恐欧洲的“盖世太保"；不久后，一个叫提奥多尔•艾克的青年执掌起了党卫队第十旗队，它很快演变成负责集中营，关押并屠杀了几百万异议人士、犹太人和战俘的“骷髅部队”。及至1933年初春，约瑟夫•狄特里希被任命为希特勒近卫队队长后，后来多达几十个精锐师、百余万人的武装党卫军，也渐渐浮出水面了
希特勒执政前后，党卫队已发展到五万二千余人，并被元首视为“最可靠'“最器重'“从未让人失望”的机构。此后几个月，尽管希姆莱依旧以园艺专家式的挑剔，制定者越来越苛刻的标准，但纷涌而来的德国青年，仍使党卫队迅速超过了十万人。
从此以后，党卫队成为纳粹政权的象征、“德国新秩序的骑士”了。它到底是特务组织、警察组织、宪兵组织还是军事组织？谁也说不清。它打破了军警宪特的所有限制，莫衷一是却又无所不包……
或许，•正是这种无所不包、康泽所说的“万应如意膏”，让蒋介石怦然心动？这一天，在考察团其余成员纷纷告退后，他特地留下了杨周熙，“详加垂询”。
对杨周熙来说，这是个空前绝后的机会。在此之前，不是已有滕杰、刘健群两人，依靠一纸计划横空出世了吗？谁能说杨周熙没有这样的心思呢？这个昙花一现、后来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怎么能再次遭逢这样的天賜良机呢？
但，与那个书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一样，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性格、权术手腕以及神秘内心了。这一天，他几乎漫无边际地谈到：蒋介石也应该有自己的党卫队，以实现中华民国的法西斯化；为杜绝文人学者的非议、党内遗老遗少的闹事，它可以定名为“别动队”，以减少麻烦；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以作为新法统、新秩序的象征；在广土众民、四分五裂的中国，它应该驻屯在众多城市、县份和集镇，并监察一切异议分子和叛乱图谋。最后，和党卫队一样，它
也应该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从而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象征……
对此，蒋介石一言不发、若有所思。
难进蒋介石不想这么干吗？难道蒋介石能做得到这一点吗？希特勒的力量，来自他坚强的政党、无处不在的群众组织，这些使他短短几个月内就统一了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独裁地位；与希特勒相反，蒋介石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的政党，他的两次下野、屡次失势，恰恰是这个党造成的。
进一步说，即使蓝衣社可以看作属于他的、青年一代的政党，除了个人效忠，他又能指望蓝衣社什么呢？与纳粹党不同，它不是生长在国家理想、对新社会的冲动，以及希特勒式的个人魅力、恣意汪洋般的口才中：从一开始，它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倘若它不借助现成的官僚系统，它能不能发展下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甚至，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倘若任由它发展，蒋介石还能不能控制住局面……
这个夏天，是蒋介石最具激情、也最为复杂的日子。该把蓝衣社当作一个新政党呢，还是一个新派系？他反复地揣度、思考着……几天后，在庐山脚下等得望眼欲穿、如同热锅上蚂蚁的杨周熙，终于等来了他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杨周熙既大感失望、又多少有些安慰：同意设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但它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所谓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既骇人听闻、又毫无必要，“毋庸再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别动队不再另设机构，将由康泽的“特务警察队”改组扩编，如果杨周熙愿意的话，他可以前往别动总队，出任副总队长……
这个处处修正、七折八扣的决定，让人想起慈禧太后的引进炮舰，乃至曾国藩的“中体西用”。它再次折射了蒋介石复杂性格、神秘内心的一角。
还不仅如此。
与发起非驴非马.、形似神非的“别动队”几乎同时，蒋介石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雷厉风行的手笔。这一天，他发出众多电报：贺衷寒执掌下的“三省闭练干部训练班”、“四省农村合作训练所”，即刻并人星子特训班；潘佑强负贲的“五省党务工作训练所”也如此。至于远在南京、担任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肖赞育，则负责网罗一切“失业同学”，赶赴江西星子县报到……
这么一来，仅有区区五六百人的“特务警察队”，摇身变成多达三个大队、两千余人的别动队了。在黄埔前七期、大约两万余名毕业生中，康泽已控制了两千余名，他的势力足以和贺衷寒的政训系一较高下了。如果说贺衷寒有所谓“威望”的话，那么，康泽有的是“死党”呢……
直到此时，他还意犹未尽。几天后，9月21日，他不是亲临星子县，向两千余名政训班学员、未来的别动队员，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吗？此举不仅使康泽水涨船高，从此在别动队说一不二，此举更使贺衷寒黯然失色，从而为未来康泽、“西南派”、别动队与贺衷寒、“湖南帮”、政训势力的分庭抗礼，留下了重大伏笔。
当特训班全体学员开赴庐山集训时，他不是还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有失体面的训话吗？那个训话，让南京官场普遍感到，康泽已替代了贺衷寒，成为蒋介石最宠倍的学生。几十年后，在《自述》里，康泽回忆起了那个训话：“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贲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胃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婭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
康泽说，从此以后，特训班取代了总政训处，“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和发展组织的场所”。
也是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发表《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时，—个微妙、异常尴尬的事实就出现了：特训班学员，那些大多只是刚加人蓝衣社的学生，成为听讲的主体；与此相对比，众多专程赶到星子县的干事会成员却忝居末座.“参加听讲”。他说，“……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就这样，贺衷寒、政训势力退潮了，康泽、别动队渐渐成为蓝衣社的主角了。这一年初秋，在庐山的夜色里，康泽进行了别动队的组织设计。
首先成立的是总队部。它没有花费康泽太多的时间，党卫队的总部，不是包括机要处、法务局、保安总局、教育总局、经济管理局和种族与移民局吗？他照虎画猫、全盘接纳就行了。他设立了秘书室、监察室、参谋组、指导组、总务组和交通组，这当中，唯一不对称的似乎就是“种族与 移民局”了。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几个月后，交通组不就分管起了甄别户口、编保编甲、建立“标准战略村”了吗？只要把种族、血统换成信仰、政治态度，它们差不多也是一回事了。
总队如此，下属各队也不能免俗。在总部之下，党卫队不是分成了地区总队、旗队、大队、“突击队”、区队和分队，并且旗队下属三个大队、大队下属三个突击队，并以此为类推吗？康泽如法炮制，以“三三制”作为别动队的编组模式。当然啦，与党卫队相比，只有区区两千多人的别动队，不需要有那么多个层次，只要总队下辖三大队、大队下辖三中队、中队下辖三区队，区队之下再有三个分队也就够了。
与党卫队相比，别动队的基层编组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卫队的各个分队，不是只有一名队长、八名队员吗？别动队却多达17人，“配轻机枪一挺，队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作为基层单元，党卫队的突击队不是只有八九十人吗？别动队的中队却达到一百六七十人，并且，“各中队之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
为什么这么编组呢？还不是和该死的党卫队有关！在数以万计的普通队员之外，党卫队不是还有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吗？既然没有那样的声势，又想一应俱全，康泽也只好这么变通了：第一区队是特务区队，它可以被视为盖世太保；第二区队执掌户口甄别、编组保甲并建立“标准战略村”，这就有几分骷髅部队的样子了。至于第三区队，不必说，它将由众多黄埔步科学生组成，炫耀武力并负责组训辖区内的“铲共义勇队”、“壮丁队”和民众集训队……
这么一来，一个多少有些区别、但也大致像模像样的“中国党卫队”，就大功告成了。事情还没完呢！康泽不仅追求形似，还要多少神似。党卫队不是有种种入队限制吗？举凡种族、身高和原有职业，当然无从谈起了，但对出身、资历和学历，康泽可不打算马虎；他宣布，除了黄埔学生、大学毕业生，各种职业军人只能编为“预备队员”。党卫队的思想控制不是极为严格吗？他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以及《我的奋斗》等寥寥几本书外，哪怕是古典文学、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违禁书籍，更不必说苏俄文学和左派读物了。党卫队不是自诩为“清教徒的部队”、“世界观念的贵族”吗？康泽紧随其后，制定了异常严格的纪律，无论偷鸡摸狗、 白吃白拿、私自结婚还是回家探亲，都可以判处监禁乃至死刑，更不必说贪污渎职、勾结共产党了……
但，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别动队是无法与党卫队相提并论的。1932年秋天，以瓦尔特•赫克为设计师，党卫队不是镶嵌上黑底白标、以“SS”为符号，象形着两道闪电、并象征着“神秘的最后黄昏”的徽标了吗？它不是穿着黑色制服、佩戴着镶黑边的卍字臂章，并在武装带上绣者“党卫队员、忠诚是你们的荣誉”的字样吗？康泽也有心效仿。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轮换过几个设计师之后，他最终挑中的，是一身令人目不忍睹的制服，“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康泽自述》)。这身衣服是如此刺眼、如此不伦不类，以至于几个月后，对这帮盛气凌人、有着生杀予夺之权的匪徒，江西民众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后来久久流传的绰号，“灰老鸹”。
1933年秋天，这群“灰老鸹”，这些装束奇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这伙不是士兵、不是警察也不仅是特务的青年，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了。此后几年，他们的许多作为，让几百万江西父老百感交集、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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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刚刚来到抚州，别动队就给江西官场来了个下马威。
作为最早推行保甲制度的省份，远在1931年夏天，江西地方就试图以保甲替代“乡、镇、闾、邻”，但它很快无疾而终了。次年春天，熊式辉出任江西省主席后，他再次老调重弹，宣称“非厉行保甲不足以清匪源”。当年6月30日，他下达了限期三月、完成全省编组保甲的命令。
但这个日期一拖再拖。10月10日，熊式辉宣布“宽限三月”，以当年年底为截止期；次年元旦，大约15个县份完成了保甲，另有47个县份设立了保甲衙门、张贴了布告标语，“此外并无所为”。至于瑞金控制下的十几个县，就更不必说了。
又何止于此？那些完成保甲的县份，也要么以旧年表册虚应其事，要么 任由保甲长填报，“已死之耆老、已窜入匪区多年之壮丁，皆历历在册……至有晚清民初老死之人，犹登记在籍者"。直到1933年夏天，熊式辉依然悲叹说，“自举办保甲以来，各县不是借故拖延，就是阳奉阴违、草率了事……编组保甲，仅具形式，毫无实际意义”（《江西民政公报》，1933年第135期）……
在这种情况下，别动队的众多便衣区队，悄悄潜入抚州各处乡镇。他们有的“值百抽一”，进行抽样调杏；有的深入街巷、对照门牌，进行全甲乃至全保的户口核实。一名别动队队员后来谈到，“各家悬挂的门牌，都填有详细的户口登记。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根本见不到人……总而言之，密査甄别的几十个区、上百个保甲，没有不疏忽错漏的，也很少有不造假的'
几天后，康泽召见了各县县长、众多区长，“责之以隐匿、造假事'一开始，这些官吏或矢口否认，或反唇相讥，“至有气势汹汹者”。但康泽很快拿出了真凭实据，“或日何县何保有何疏漏，或谓某县某壮丁已窜入匪区数年，位居旅团要职，而户口仍登记为在籍者”（《杂忆康泽之二三事》）。这么一来，轮到众多官吏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了。
事情还没完呢！这一天，康泽宜布，两名县长停职査办，十几个区长当场免职，“由别动队各中队长代行其职"。消息传出后，江西官场为之大哗：先是民政厅长王又庵以辞职要挟，继而，康泽与省府秘书长刘体乾你来我往，通了六七封电报，一封比一封措辞强硬。刘体乾说，“军人干涉民政，已为自古骇人听闻者……且未与地方官厅协商，未得地方首长赞附，一任私意，越庖代俎，长此以往，纲纪何存”？康泽更加不客气，他反问，“以该县长官声之败坏、处事之颟顸，堪为地方知事否？……江西官厅一意袒护、养痈遗患，或有卖官鬻爵、官官相护之隐事？”……
几个回合后，连素来开明、厉行保甲的熊式辉也看不过去了。他向蒋介石诉苦说，倘若任由康泽作为，江西各级官厅势必人心惶惶，一发不可收拾；但还没等蒋介石表态，康泽的电报就来了。他历数两个县长的种种罪状，无论贪腐、克扣、纵容走私并“意在资匪”，应有尽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乐见其成、顺水推舟，熊式辉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康泽查办那两名与他并无渊源的县长了……
这么一来，两名县长很快由“撤职查办”变成了公开处决。它展悚了 江西官场。别动队是“监军”、“见官大一级”的名声，渐渐传扬出去了。此后几个月，编组保甲有条不紊地进行者，“区长和编查委员分赴各区……十户査完，推选甲长，百户查完，推选保长”。及至当年初冬，抚州十一县，“户口甄别无不切实肖綮，编保编甲无不尽善尽美”（《杂忆康泽之二
三事》）。
又何止于此？在十家互保，“一户有罪、联保连坐”的威慑下，各甲各保推出的都是安分守己、绝不招惹是非的保甲长。一名别动队队员后来谈到，“保长、甲长均无薪饷……但可免交摊派的钱粮力役”；“多为诚朴之乡民，素为有产有识者”。又何止是抚州十一县？在康泽、別动队的严厉督促下，次年年初，除毗邻瑞金的十几个县份外，江西62县，县县都完成了严密的编保编甲，“共划分为516区、2292保联、23089保、231818甲"。它覆盖了大半个江西、涉及一千一百余万城乡居民。
一个个填写者详尽家庭成员名单的门牌，一份份签字画押的联保具结手续，连同一册册户口登记表，从保甲长、保联主任到区长、县长的严密监视，折射出了一个管制森严、阴沉诡异的江西社会。它甚至让熊式辉大为满意、多少感激。几十年后，在回忆录《海桑集》里，熊式辉写道：“康泽是后起官员中极为能干的一位……他与别动队，对新江西之六大要政，大有推动、裨益之处。”
千余万江西居民被纳入严密的统治了。与此同时，别动队参与了对苏区的层层封锁。
封锁包括物质、“邮电”和交通。蒋介石宣称，以此三大封锁，“务使……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为此，效仿“骷髅部队”、多达27个区队的别动队队员，首先开始坚壁清野、执行“标准战略村”的计划。
所谓“标准战略村"，是将苏区附近的大部分村镇辟为无人区，并将涉及十余县、多达几十万人的村民迁入临时安置点。在千余名别动队队员、上万名持械官兵的驱赶下，那些眼神灰蒙、如同牲口的和平农户，纷纷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乡井和田土了。他们扶老携幼，前往一个个陌生的、被称为“标准战略村”的所在；他们有的牵者牛，有的赶着羊，更多的人则抱着一脸惊恐的孩子，在刺刀的勒逼下跌跌撞撞地赶路。他们的凄凉情形，
或许能让人想起几年以后、多达几百万的犹太人的命运。
他们先后走进了“标准战略村”。与别动队匪徒宣称的截然不同，在百余年的人口迁移，无数居民背并离乡地“填湖广”、“填四川”之后，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处女地，早已不适宜人居了。他们领到了些许津贴，还有来年春耕的种子，但谁也不知道在这片贫瘠的红土上，种子能不能发芽、孩子们能不能长大。他们得到了许诺，一旦战事平息，他们就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原先的房产和地契还能作数，但谁也无法预言，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那时候他们的茅舍还会不会存在……
千余名别动队匪徒，从此监视者“标准战略村”，并负责成百上千个壮丁队、“铲共义勇队”的集训。在此之外，在接管三个师的正规军后，另有几百名别动队员执掌起了大半个江西的稽査机关。
这是一个空前严密，近乎无处不在的稽查网。它被分成八个“全封锁区”、涉及四十几个县。它并沿苏区边境、“自卫县份"和闽粤湘三省边界层层展开。别动队匪徒先是接管了各县的“检查管理所”，继而，以区为单位的管理分所，遍布各个乡镇、路口的检査卡，也手笔浩大地铺张开去了。无论苏区匮缺的食盐、药品、纱布、煤油、金属，还是苏区盛产的纸张、木材、钨砂、茶叶、山货，均被列为稽查重点，至于粮食、火药就更不必说了。几十年后，一个叫谢宣渠的别动队员回忆说，在玉山县临湖镇，几家农户只因家里藏有几担苏区茶叶，就或囚或杀；它甚至追究到了对此包庇、纵容的官吏，“三县联防总团部秘书吴秩然被枪毙……玉山区长缪某以贪污罪名判刑数年”。
各个检查卡日夜布哨，一个分队的别动队队员、几个连的士兵，连同当地警察、保甲长,，往往要负责起一个县份的稽查。但，康泽很快不耐烦了，他希望自己的两千余名嫡系，或为盖世太保、或为骷髅部队、或为武装党卫军。不久后，他又征召了里子特训班的千余名新学员，组成了两个稽查大队，也就是别动队的第四、第五大队。他起草了异常极端、倒也赏罚分明的条例：凡勾结商畈、纵容走私者，一概处以死刑；与此相反，凡査获走私、抄没物质、抓捕嫌犯者，一概以全部抄没奖赏有功人员……这么一来，别动队一劳永逸了。还有怎样的贿赂、好处，比得上“全部抄没”呢？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可图的买卖呢？从此以后，几万名士兵、警察、保甲长，无不兢兢业业、异常卖力；而多达两个大队的别动队员，
只需要甄别嫌犯、避免诬陷就可以了。
又何止是别动队员、军人、警察和保甲长？又何止是检查所、管理分所和检查卡哨？在别动队的驱使和利诱下，十几万名被迁入“标准战略村”、并编为义勇队或壮丁队的青年农民，不也加人了稽查的行列了吗？在村头巷尾、在一条条山野小路上，他们不也手持长矛、刀片和锄头，夜以继日地巡丧和盘问过路客商吗？他们如此卖力，如此乐此不疲，以至于为了争夺路口、一两个自发设立的检查卡，相邻战略村之间的集体斗殴层出不穷。
不能责怪这些青壮、普通乡民。在别动队的驱赶下，他们早已失去了大部分家当，来年的日子也毫无着落；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饥馑乃至断炊，时时地威胁者他们的家庭。他们只能争先恐后地参与稽查，争先恐后地试图分一杯羹，让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吃一口饱饭，并以此换取老人的夸赞、孩子的雀跃、邻居的羡慕眼神以及本甲本族近乎年节的欢腾气息。除了这么做，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密、更可怕的封锁网了！几乎每个人都是稽查，每个人都成为特务。也再没有比这更阴险的政令、更为残酷的社会了！无论愿意或不愿意，也无论参与者是高尚、是忠厚老实还是凡俗卑琐，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别动队的暴力手段，被他们的严密组织和对人心之恶、人性之弱的利用，驱赶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因为自身之恶，他们渐渐自认为没有资格谈及政权之恶；他们渐渐地自认为，自己也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个冬天，山那边的朱毛红军，他们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匮缺、饥饿、恐慌乃至逃亡，渐渐弥漫了红土地。从各村、各区、各个县城乃至瑞金，越来越多的合作社被组织起来了。这些合作社五花八门，有的安排内部交换，有的集中使用食盐、煤油乃至火柴，有的则安排了小型的作坊生产。但，物资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使苏区冷冰冰地一片绝望。
政治保卫局的那些首脑，康生、邓发、李克农、李一氓……都开始组织越来越困难的私运了。但，一条条地下运输线先后被破获，一支支冒死外出采购的便衣队，也接二连三地被捕获、枪杀了。据说，在接过何长工 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当时身患疟疾、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流下了眼泪”。仅仅为这几片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十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在陕北的窑洞里，他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完全缺盐。整块整块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的办法有时是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更加干脆地集体处决……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被杀死或饿死的人有一百万”（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又何止于此，在保甲制度、“标准战略村"和遍布江西的封锁网之外，不是还有公路、堡垒和联防体系吗？这一年冬天，在别动队、在无数保甲长的驱使下，几十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修筑者一条条简易公路。这些公路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而当公路渐渐形成环状包围圈之后，德国顾问所建议的“战略性堡垒”就出现了。此后几个月，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以及无数的土碉堡。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谈到：“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丨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保……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一个团的兵力就能防护13或丨4英里长的战线。”
埃德加•斯诺则形象地描述，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年初，瑞金已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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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在望了，蒋介石、宋美龄后来津津乐道的“新江西模式”，也要粉墨登场了。别动队的五个大队、三千余名匪徒，特别是原“团练干部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所”的众多学员，成为“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了。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别动队在江西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最受欢迎的措施，恐怕是终止了国民党政权自己的官吏对老百姓的欺凌”；《北华捷报》则报道说，“虽然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
那么，什么是“新江西模式”呢？
早在1933年5月15日，在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上，蒋介石不是说过吗？“剿匪战事非武器战争，乃组织与精神战争，是要在实施复兴农村、建立保甲制度和普及教育的同时，并以三民主义教导民众”；这一年初秋，在刚刚出版的《一得集》里，贺衷寒不也谈到吗？要在江西强力推行“竹”、“教”、“养”、“卫”。不久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史把江西的管教养卫，细化为“六大要政”，即保甲、堡垒、保学、合作社、清理税务和新生活运动。所谓“新江西模式”，正是以管教养卫为特点，以“六大要政"为内容，致力缔造的一个半儒教半法西斯化社会。
“新江西模式”首先要实现的，是社会的半军事化。
半军事化从“标准战略村”开始。几个月前，自从几十万居民被迁人临时安置点，那些效仿“骷髅部队”、旨在管控民众的别动队青年，就进行着种种准军事化编组。首先被组织起来的是青年男子，以保为单位，除非伤残、病弱，所有18岁到43岁的青壮年一概编入“壮丁队”；这些壮丁队或百余人、或两三百人，“多有父子同队者”。而在上千个壮丁队诞生后，“或抽身强力壮者、或选粗通文墨者”，以保联为单位的“铲共义勇队”也就出现了。
44铲共义勇队”大多装备了大刀、鸟铳和步枪。他们先是接受了一两个月的军事集训，继而，那些最精壮、最服从命令的青年，就选人以县为建制、或几县联防的民团成员了。在接受种种新式训练、政治灌输后，他们开始参与侦查、输送军需、护卫交通线乃至进入堡垒作战。《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1934年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
那么，这种自下而上，从壮丁队到“义勇队”、民团的层层编组，会不会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呢？
几十年后，原红军谍报科长、后来叛逃到南昌并加人别动队的刘操回忆说，别动队严密监视着十几万壮丁，“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黄埔学生、别动队中队长方舟更谈到，在联防体系下，种种古老的警报方式都被利用起来了，“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铲共义勇队、
壮丁队都得援驰”……
抚州、宜春各县的红军游击队，渐渐绝迹了。又何止是“标准战略村”？又何止是青年男子？不久后，半军事化编组迅速蔓延出去了，并波及了大半个江西、近千万人口。先是44岁到59岁的男丁，也被编入“壮丁队”，继而，8岁到17岁的男童被编为“少年义勇队"，14岁到59岁的妇女被编入“妇女会”，乃至60岁以上的老人也不得消停，别动队给他们取了一个多少温情、有些传统色彩的名字，“长老会”。在别动队看来，这些老人还是有点用处的，他们可以依靠在乡间残存的威望、一辈子安分守己的习性，严厉禁绝自家子弟招惹是非。
大半个省份、近千万人口，就这么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了。过去的千百年，虽然保半制度也不时出现，但它从来不曾是历史的主流，更:不必说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壮丁队”、“少年义勇队”、“妇女会”和“长老会”了。过去的千百年，无论环境怎样艰难、君主如何暴虐，乡民们都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亲族，并依照着种种生存需要，执拗地形成自己的“社”与“会”，以此独立于政权。除“交粮纳税”之外，他们对国家政权别无义务，更不必说承担对某种主义、某个政权的效忠责任了。
但从这里开始，社会被全面地管制化、政权化了。千年固守的风俗、自发秩序和生活方式，也被近乎彻底地颠覆了。从此以后，与家庭、亲族和社群相比，“主义"、国家与政权，成为更重大的话语符号；从此以后，保联主任、区长替代了乡绅、读书人，成为新的乡村领袖，而无论他们多么粗俗、蒙昧并且毫无教养。农业中国彻底地走到它的尾声了。
新秩序之后，则是新创举、新符号。首先是保学。
所谓“保学”，即按保设学、“一保一校"。它的施教对象不仅包括学龄儿童，还针对所有4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它明文规定，保学以保长兼任校长，至少需设儿童及成人各一班；它的儿童班分成短期小学班和普通小学班，前者针对15岁以下的失学少儿，学制两年，后者则以学龄儿童为主，学制四年。至于成人班，则分成青年、壮年、妇女三种，学制六个月，以农闲季节和夜间授课为主。
大约1934年年初，在临川、丰城各县，保学就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不久后，以丰城为试点，它迅速地蔓延了出去。次年春天，在别动队的严厉 督促下，共有23000余保的江西，已设立了15528所保学，学龄儿童多达767671人；至于先后结业的成人学生，更动辄以百万计……
那么，这种迥异于正常教育的施教模式，是怎么产生的呢？别动队、江西地方为什么要推行手笔如此浩大的成人教育呢？
它与蒋介石的国家理想有关。这一年9月，在给熊式辉的一封电报里，蒋介石谈到，“不努力教民……将无以振迪愚蒙、消泯恶化”；不久后，他又明确谈到，“民众教育，即管教养卫之教’”。对此，熊式辉作了进一步发挥：“政治上办的事，是教育上教的事”；“政治上要做一件事，教育者便应照着这件事去做，政教合一，才能发生效力”。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江西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一时，“若不采取管教养卫合一之方式普设保学，诚不足以起此沉疴，而根本剔除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赤匪邪说……普设保学，一方面为消灭赤匪邪说之特效剂，一方面又为建设三民主义之滋补剂，诚今日非常时刻之非常药石也”（《江西地方教育》，1935年版）……
正因此，与以往的私塾乃至公立小学不同，保学的儿童班，在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之外，还设置了“党义”即三民主义课程。至于成人教育，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最早认识的就是那些标语、名词，“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蒋委员长”、“剿匪救民”……
按照别动队的要求，多达几百万的成年文盲，需要认识六百到八百个汉字；他们的结业考试，就是熟识、背诵《剿匪手本》。与此同时，在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者“严密保甲制度”、“消灭共产党”、“三民主义救中国”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在每个清晨，在田间劳作开始前，被编人壮丁队、“妇女会”的几百万男女，总要被保甲长召集起来，大声朗诵、呼喊这些口号。几个月后，这些口号更有针对性、更花样百出了。邓文仪后来谈到，为了与朱毛争夺民众，蓝衣社的几个秀才特地设计了一套标语，比如朱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蓝衣社就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朱毛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蓝衣社就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遍及江西的保学，每个清晨的口号声，连同无处不在的标语，勾勒出了一个怪异、荒诞、近乎歇斯底里的江西。在此之外，一个个妇女、儿童乃至老人，不还被要求背诵蒋介石语录吗？在无止无休的集会中，每当保 甲长、别动队员说到“蒋委员长”几个字时，那些一贫如洗、与世无争的乡农，不也得木偶般地起立、条件反射式地立正吗？……无论任何理由，这都是对一种最久远、最恒定，庄严、朴素而有序的古老文明的最无情嘲弄；无论任何理由，别动队、蓝衣社与蒋介石，都不免被视为沐猴而冠的权力暴发户。
保学、标语和口号之后，轮到了医疗站、合作社与举报箱。
与众多新创举一样，医疗站也首先出现在“标准战略村”。1933年初冬，为防止聚居点疫病流行，别动队开始采购药品、培训护士，“每保联设保健员一人……防疫注射，简易治疗”；不久后，按照国联卫生专家斯坦帕尔的建议，多达百余个、被视为卫生院前身的乡村医疗中心出现了。
这些医疗中心，大多有一个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助产士，并配备有日间门诊部和四张以上的病床。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就为大约1万7千名儿童注射了天花疫苗，还为五六千人进行了伤寒和笛乱的接种防疫。此后，他们接诊了大约4万2千例病人，并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进行清洁水源、打扫厕所等公共卫生宣传。
以医疗站、医疗中心为源头，1936年，江西八十余县，县县都设立了卫生院。而与民疗系统相比，范围更广、受惠人群更多的，则是形式多样、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农村合作社。
远在1932年春天，以熊弍辉设立的农村合作委员会为专管机关，江西合作运动就逐次展开了。此后两年多，以南昌为中心，贛东北26县共设立了952个合作社，其中包括888个信用合作社、55个利用合作社、3个运销合作社与6个供给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大多设在相对安宁的区镇，并以金融信贷为主要业务；它依托于原有的产业和生计，被视为民间信贷的官方版本。
与此相对比.别动队的合作运动大多在“新收复区”，并涉及到41个县份；它以利用合作社为主，以恢复生产为主要目的。1934年3月，以抚州为中心，一个名为“收复县区农资办事处”的机构诞生了；此后近半年，它共向黎川、南城、永丰、万载等26县下发了1381头耕牛、3692担谷种和22065件农具。以此为先声，合作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1934年夏无，在抚州、宜春各县，别动队已组织了1591个利用合作 社，并覆盖了104772家农户、五六十万人口；随即，朱毛红军撤出江西后,以邹华盖为特派员、徐侠成为督导员，54名别动队队员前往了瑞金、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广昌和石城。在这些被称为“完全赤化"的县份，他们收容难民、发放贷款、派送种子并发起合作运动。两三个月之内，他们已下发了大约70万元贷款，户均3元7角有余，“其中构买耕牛约占百分之三十四，添置农具约占百分之二十四，修理房厘约占百分之十六，补充食粮、种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四，购买肥料约占百分之二”（《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7日）……
次年春天，七县已成立了1778个利用合作社，社员222686户，“实占七县136万人口及三十万户数目中五分之四”（《经济旬刊》第6卷第四期）。它们修复水利、统一置办农资和日用品、买进或卖出各种特产及农作物。以置办农资为例，“由于购置量甚大……锄头每柄低于市价3分，犁耙更多于此数”；以统一出售谷物为例，这一年春耕及时，又恰值风调雨顺，以至于谷贱伤农，“广昌、于都、泰和收复未久之匪区，谷价竞有一元一担者，形成极端之矛盾"（《申报》，1935年8月25日）。在这种情况下，别动队为七县农户办理了八万余担稻谷的抵押贷款，次年春天，这些稻谷卖出了二元有余的高价……
与医疗站、合作社相比，更为舆论眼目的，是别动队的反腐败成就。它的举报箱悬挂在了村村镇镇，任何官吏的克扣、勒索、私开捐种乃至尸位素餐，均在严查之列。在别动队的严厉监视下，江西官场很少征收杂捐、摊派徭役。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在别动队行动的头两个月，它就调查和审判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它还试图维护正规军的纪律标准……在争取群众方面，它获得了成功”（《流产的革命》）……
所有这些，保甲制与半军事化之“管”，保学、口号与政权意识之“教”，包括医疗体系、合作社模式以及反腐败努力在内的“养”，连同多达几十万人的民间武装之“卫"，构成了“新江西”的大致面貌。1935年秋天，正是朱毛红军行将走完二万五千里、抵达陕北之际，集市、家禽与土货交易、耕牛贸易、土地贸易……又出现在了瑞金的街头。耕牛与土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江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几个月后，蒋介石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些手笔，“将由自卫的组织进 而为自治的组织，由治标的制度进而为治本的制度”；几年后，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宋美龄更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夸耀着南京政权的成就。
别动队也由此到达自己权势的顶峰了：这一年，它扩编为七个大队，并下辖一个稽私支队；它拥有了大约2万4千名队员，其中便衣特务即多达7千余人。它的势力还渗透进了广漠大西南：也是这一年，在康泽的指挥下，别动队在贵阳发动政变，绑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由此控制了贵州政局；不久后，与“参谋团”、薛岳的精锐部队一进，它的两个大队又挺进四川，在重庆浮图关与刘湘遥相对峙……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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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邹华盏、徐侠成等别动队员前往“完全赤化区”，发起农村合作运动之际，《北华捷报》记者约格尔•雷默也向瑞金踟蹰而行。在赣州，他发回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尽管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但，几天以后，他的语气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抵达于都时，约格尔•常默写道，“这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很少有开张的商店，最大的旅馆是一栋两层木屋”。由于有熊式辉的介绍信，他住进了当地民团司令部，“半夜时分，我被吵醒了……但负责照料我的勤务兵却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有一些士兵刚从乡下回来，他们在为一些耳朵发生争执”……
那些耳朵，是民团士兵邀功请赏的凭证。然后，在几个官兵的护送下，他雇了一顶破旧的滑竿，向宁都、瑞金方向走去。
“有一个年轻士兵对我很好奇，他从未见过外国人……”约格尔•雷默写道：‘‘他告诉我，昨晚有一个匪徒被放进饭甑里活活地蒸熟，还有一些人被砍掉了四肢，扔进河里……他很热衷这个话题，显得又兴奋、又麻木。他让我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
•他们走过了许多集镇、村庄，越走越荒凉。几天后，快走出宁都地界
时，在一个小村庄附近，雷默终于目睹了一场屠杀。
“那些人也是匪徒吗？”约格尔•雷默惊呼者。
大约三四百人被先后砍头。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男人们早已跑得精光”；他们表情麻木，隐约地有些苍凉，“只是在孩子哭泣时，妇女们才偶然安慰一两句”。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恐惧，约格尔•甫默后来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将要死去的人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有的平静，有的沉默。围观的人也没有让他们的孩子躲避开。刽子手们每杀完一个人，就洗洗手、给神仙上一炷香，略事休息后再来一个”（约格尔•雷默，《在东西方之间》，英文版）……
无论屠杀者、旁观者还是被杀者，都近乎无动于衷地面对者死亡。这样的场面让雷默无比震撼，他很快进入了一种旁观者的情境。但他的耳边，响起了那个士兵的回答：“他们是匪徒。他们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抢走了别人的土地，有的还是苏维埃的干部”……
屠杀持续到入夜时分，可能是为了赶上晚饭，“军官们开始要求快一点”；而在雷默看来，千余名围观者也有这个要求。雷默说，“我听见有男人对女人说，很晚了，该回去吃饭了，女人却回答，很快就结束了。那么多索来相识的人的死亡，被他们这么看待和理解着……从此以后，对这个民族，我有了自己的、近乎偏见的看法。”
然后，是瑞金、兴国、上犹、石城……一路上，雷默目睹了数不清的屠杀，并且场景也大同小异。仅有十几万人口的瑞金，被杀掉了18000人；兴国被杀掉了2142人；于都被杀掉了3000余人；上犹被杀掉了2124人；宁都也先后有1442名苏维埃干部、3378名“赤色群众"死去了。短短几个月之内，蒋介石所说的“完全赤化者六县、约三十万之众”，已被杀掉了八万人以上。其中，仅仅别动队队员、被称为“宁都王”的黄镇中，就杀掉了三四万人。
雷默态度超然、麻木，他冷静地观察者一场场屠杀。在他看来，不仅别动队及其控制下的众多民团，似乎为杀人而杀人，“他们似乎在杀人中获得乐趣，获得权力感”；并且，无论旁观者还是被杀者，都有着几近相同的感觉，“……杀人被安排为一种严肃、盛大的典礼，有主持者、有参与者、有旁观者还有被杀者，仿佛是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他说，许多屠杀、破坏是毫无必要的，“他们已拥有一切，军队、警察、民团、法庭， 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回失去的土地。他们为什么要焚烧那些房屋呢？他们本来可以自己住进去”；但，在目睹那些被杀者的表情后，他又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这是这个国家的必需程序”。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结束赣南之行后，雷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种古老的、近乎蒙昧的麻木，或许是蒋介石推行“管教养卫”的原因之一。但更重大的原因，无疑是所谓的“一盘散沙”。对此，一代代西方观察家也感到无比疑惑：从来没有如此驯服的国民，这么遵守秩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家庭里，孩子服从父亲、女人服从男人；在亲族中，晚辈服从长辈、少数服从多数。他们每个人都把自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这样的民族，应该是凝聚力最强、集体意识最鲜明的，他们怎么会“一盘散沙"呢？ .
一些学者似乎给出答案过。1882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中国人有私无公，“他们对家族极端负责，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二十多年后，胡适认为，“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真亡国之根也”。1920年，陈独秀更谈到，“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换而言之，家庭观念、家族意识，是“一盘散沙”的根源。这种看法甚至影响了孙中山，1924年，在《民族主义》一文里，孙中山谈到，“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但，与其说家庭、家族观念导致了“一盘散沙”，毋宁说，它是“一盘散沙”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它不是根源，恰恰相反，它也是国家政权的产物。不是吗？几百年来，紫禁城有意地选择了儒学最次要的、仅仅作为“克己复礼”保证的那个部分，关于服从、关于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并视之为儒学的核心；不是吗？几百年来，它有意地制造出官吏与社会、士绅与民间的种种隔阂，从“不得在本地为官”到压制士绅所代表的、具有活力并使这种文明源远流长的种种“社”与“会”，从而使这个国家日渐散沙化、广漠化，进而制造出一种皇权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权力假象。而当社会的大多数分子被逐次孤岛化后，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生存资源的日渐匮乏，除了血缘的、几乎与生俱来的家庭和亲族，中国民众又能相信什么呢？这个古老的、日渐蜕化萎缩的社会，又怎么可能不一盘散沙呢？
又何止于此？当国家政权特别是皇权凌驾一切之上时，上行下效地，那种效仿官场、惩罚性的而非受尊重的权力，不也渐渐席卷于社会了吗？在家庭里，丈夫习惯着责骂妻子、父亲习惯着殴打孩子；在家族里，族长热衷于惩罚族人、长辈热衷于数落晚辈。乃至同为官僚、士大夫的统治者之间，这样的凌辱和相互折辱，也司空见惯、无处不在。1793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记录了他目睹的一幕：M—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高一级。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目睹这一切，一个英国绅士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而起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在家人、族人和同僚都彼此施以惩罚，并以此作为权力象征之际，发生在江西的、被雷默视为“毫无必要”的屠杀，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此前和此后的，那数不清的屠城和清洗，又有什么好值得惊讶的呢？它是这个民族的劫数，在崭新的族群观念、崭新的政治关系建立起来之前，它可能会无穷无尽地演绎和发生下去。
孔子说，始作俑者，宁有后乎？
但，在千百年来的众多始作俑者中，最可笑的无疑是蒋介石，最可笑的无疑是别动队。他们丝毫没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关键，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一盘败沙，是国家政权还不够、还无法深人和渗透民间的结果；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某些形式和主义，将亿兆中国人强行地组织在一起，这个民族就能完成它的化蛹为蝶、实现它的精神复兴。
为此，不仅是作为派系的蓝衣社，作为“党卫军”的别动队，也不仅是作为试验田的新江西。1934年2月19日，在对两千余名特训班学员、别动队队员，以及七万余名蓝衣社成员诉说过他的同家理想后，蒋介石才在南昌的濛濛细雨里，对五万名各界代表，对亿兆中国民众，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
他演讲的标题，是《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第十二章“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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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乐群电影院前，五万名官吏、保甲长、各界民众被召集起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这一天，南昌下着濛濛细雨，但按照宪兵和警察的要求，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一处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几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那样冷漠。但，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视统治下的官吏、城市和无数青天白日旗时，仍然有一些人觉察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么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现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终于开口了。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新江西模式”的期许。他说，“我们江西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他说，“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各省……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并且强调，只有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做除旧布新的工作，“才可以……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除什么旧？布什么新？他不肯明说。恰恰相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谈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久前，在福建建瓯，他看到一个小学生在街头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几天前，在南昌街头，他又目睹了同样的一幕。他说，“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
学生如此，普通民众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肮脏、杂乱、毫无公徳意识，“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脏得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他们自私、苟且、没有丝毫羞耻心，“所以社会弄到这种黑暗、纷乱、暮气沉沉，充满了乌烟痺气”。蒋介石断言，“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才如此”……
然后，他谈到了德国。
他说，签订《凡尔赛和约》后，德国积贫积弱，“一动也不许动”；但几年后，“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他说,无论人口、土地还是军备，德国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这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这与他自己的无能、国民党政权的颟顸腐畋无关，一切症结都在中国民众身上。他谈到，德国人的智识道德，与英法各国差不多，“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所以让列强肃然敬畏；他认为，“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所以谁拿它都没办法。他似乎发现了政治的真理：“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
那么，什么是智识道德呢？他又谈起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举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吃冷饭”。他由此断言，要提高中国人的智识道德，必须从衣食住行着手，“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甚至认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统统合乎礼义廉耻”……
在蒋介石看来，洗冷水脸、吃冷饭，很有礼义廉耻。而更有礼义廉耻的，则是半军事化生活。他谈到，“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他谈到，“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
作为修身之本的礼义廉耻，就这么与军事化生活、与半法西斯化的社 会牵扯在一起了。又何止于此？谈到礼义廉耻时，蒋介石激动了。他说，除了让中国人过上这种礼义廉耻、“合乎现代生存”的生活，“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他说，所有这一切，“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
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五万人一动不动，任由他训斥着自己的阴暗、堕落、毫无德性。在无穷无尽地羞辱亿兆中国人、无止无休地表达自己对纳粹德国、对军国化日本的艳羡后，他渐渐获得了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他顾盼自雄、目光空茫而复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纯粹、高大和伟岸，仿佛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拯救这群迷途的羔羊。他开始直抒胸臆了，他说，“我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他说，“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他为此宣布，从南昌开始，他将缔造一个新中国。他言语铿锵地宣称:“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而将我们的新生活运动，逐渐推广至各省各县!•’
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后来被众说纷纭。易劳逸教授谈到，“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英国记者弗笛达•阿特丽则认为，“它是一场半孔夫子、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它立场保守，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剧烈的社会变革，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注定了于事无补”。最后，美国学者小詹姆斯•汤森却概括说，“（它是）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运动的来源。1933年12月24日，在南昌中山路149号，蓝衣社发起了公开的“中国文化学会”；一名发起人后来回顾，“成立 时有委员十五人，为高传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孙伯赛、张彝鼎、吴寿朋、康泽……皆为力行社社员”（邓元忠，《张彝鼎访问》）。几天后，张彝鼎偶然谈起，“(南昌）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
这个无足轻重的提议，被吴寿朋笑称为“新生活运动"。但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天，他以邓文仪为召集人，以文化学会的四名委员，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为起草者，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邓文仪后来回忆，“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原来起草有96条”。
这份纲要，在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下，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半法西斯化；它分为两个阶段，“初步为生活规律与清洁运动……执行六个月后，转人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它大致勾勒了新生活运动的未来走向。伹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他将修改、润色的任务，交给了政学系首脑、时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作为深谙蒋介石内心的老牌官僚，杨永泰提出“礼义廉耻”四宇方针，为运动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并且强调，“礼义廉耻……应表现在衣食住行”。它极符合蒋介石的胃口。这么一来，蓝衣社的方案，变成一个半慊家半法西斯化的混合体了。
事情还没完呢！这份有着儒家脑袋、法西斯化身体的文件，很快又落到了CC系的手里。陈立夫也不甘落后，决心为它贴上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标签。在召集众多文官武吏、进行了一两个月的详尽讨论后，他抛出了以各级党部为主体，发起“劳动服务团”、国货运动和“季节中心工作”的系列主张。以季节工作为例，它又包括春季植树、夏季清洁、秋季节约、冬季赈济等日常运动……
渐渐地，新生活运动非驴非马、面目全非了。它汇集了三大派系的立场，从懦家、“三民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主张。又何止于此？在蓝衣社、政学系和CC系之外，不是还有势力惊人、此时尚未显山露水的孔宋势力吗？次年，随者宋美龄的介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它很快变成一个“四不像”了。
1935年6月，在《美国论坛》杂志，宋美龄发表了《中国的新生活运 动》一文。不久后，她不仅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发起了“妇女新生活运动队”，她并且强调“礼义廉耻”与基督教精神的吻合。在她的努力下，多达几千名的外国传教士、多达几百万人的中国基督教信徒，纷纷加人了新生活运动的行列。以乔治•谢菲德为例，他很快成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领导人之一；以美国公理会负贲人、中文名为牧恩波的吉奥仆为例，他不仅全力赞助新生活运动，还被视为宋美龄的私人密友……
从此以后，新生活运动兼有儒家、“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四重色彩了。它前所未有、荒诞怪异，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它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并且越来越多负面评价……
还不仅如此。
“新生活运动”的成分复杂、面貌模糊，当然也和它的始作俑者、时任南京政权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有关。自从1927年，他侥幸地、多少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主要统治者以来，他就不断面对者派系的分裂、日本的威胁、共产主义的挑战和种种西方思潮的冲击。以1934年为例，在他获取权力七年之后，这个广漠纷纭的国家依旧分崩离析、乱象丛生。
这是迥异于以往的、无处不在的分裂。以思潮而言，三民主义占据着法统地位，但它歧说纷纭、前后矛盾；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席卷一时，法西斯主义方兴未艾，自由主义贏得了人数虽少、但代表著社会良心与大脑的知识分子，最后，儒学近乎奄奄一息，却依旧占据者最众多的人口、最普遍的心灵。以社会而言，古老的、沿袭着千年生活方式的传统乡村，与西化的、舶来品的沿海口岸，恍若两个世界，在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裂之外，还有城乡的分裂、阶级的分裂、上一代人与新一辈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分裂。以政治势力而言，除了西方势力、日本势力和共产党势力，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了蒋记国民党、汪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众多的地方军阀势力，即使蒋介石嫡系内，也还有政学系、CC系、蓝衣社和何应钦系、孔宋贵戚势力的分野……
旧的未死、新的方生，一切都是破碎、对抗而复杂的。它深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如果说，伴随着时世变迁、思潮涌动，贺衷寒随波逐流，先后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此时以纳粹主义者自居的话，那么，中年蒋介石的身上，却同时汇集了多种色彩、多 重身份：面对共产党人的挑战，他自视为儒教徒、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在国民党内部，他是三民主义者；与西方人打交进时，他是一名基督徒；而在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国家图景面前，他又热切地渴盼以军国主义的手段，成为一呼百应的独裁者……
不惟姿态，乃至内心。七年来，作为一名缺乏准备的军人，他的视野所及，仅限于如何保住和拓展自己的权力；在乱纷纷的民国政坛上，他既随波逐流又上下其手，一切都是需要，一切都是工具。他没有“主义”，他的种种思考都是变幻不定、应时而生的。他的眼前，从未浮现过这个国家的未来图景
又何止是他？在此之前，曾国藩不足试图“以器具护名教”吗？他悲惨地失败了；孙中山不是构画过效仿美国、三权分立的中国图景吗？他也很快改弦易辙了，三民主义由此有了新旧之分。在此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蛮荒岁月里，毛泽东也只能寄望不破不立、以破代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邓小平也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这四个人，无论学识、经验、气魄还是事功，都远胜于蒋介石。他们尚且如此，何况这个琐碎平庸、外强中干的大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他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以拿来为方针，或中体西用、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不仅繁琐细碎、毫无创见，乃至没有纲目之别、条缕之析，最终成为一个面目模期、空前绝后的政治怪胎，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伏笔了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结局，乃至中华民国的未来命运……
无论如何，在这次集会后，一场波及20个省份、分支机构多达1355个，持续十余年并席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运动，就瞬间蔓延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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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是此前未有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2月28日，恰值农历元宵节，15万南昌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提灯游行。这一天，按照熊式辉、南昌公安局长黄光斗的要求，所有人都统一者装：以军人为例，是黄 军装、武装带、翻毛皮鞋；以警察为例，是黑警服、棕色皮带、黑皮鞋；以公务员和教员为例，是藏青色中山装；以女学生为例，则是蓝士林布旗袍、高筒白袜和黑布鞋……乃至每户一人、职业各异的普通市民，也穿着质地不一的中山装。中央社次日报道说，“与会民众，服装整洁，精神严肃，为前所未见”。
十余万人喊者各种各样的口号，直到深夜，街市才渐渐寂静下来。但它不过是“新生活运动”的预演。3月11目,在十余天的筹备后，在142个团体、十万民众的拥簇下，蒋介石再次衣冠整洁地出现在南昌街头了。这一次，在“礼义廉耻"之外，他又宣布了八个原则，那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勇敢、牺牲；他并且照本宣科，一一列举了邓文仪等人草拟的，多达96条、异常烦琐细碎的生活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要清扫屋子、要每周洗澡，要消灭老鼠、蟑螂和臭虫。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他兴致勃勃，甚至进行了自我标榜：“我要将自己的生活告诉大家，来做一个榜样。我们各个同胞……只知道我过去是国民政府主席，当过革命军总司令，现在是委员长，究竟我是怎样一个人，还是不知道。这是我少时受最严格的训练换来的，是我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
说到这里，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自己青年时的浪荡、忤逆和眠花宿柳？还好，他很快进入正题了，他宣布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在他自任会长之外，九名干事分别是政学系的刘百川、程时煃、黄光斗，CC系的邵华；以及蓝衣社的邓文仪、贺衷寒、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
一场从“我”做起.从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做起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轰然蔓延开来了：3月17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次日，北平也行动起来；几天后，武汉、福州、杭州，苏州、安庆和天津，众多大城市纷纷发起了运动促进会，贲州、四川和陕西也紧随其后……与南昌没有什么两样，提灯游行、张贴标语、公众演讲、文艺表演，充斥了各个城市的街头。几百万份《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小册子被分送进了千家万户。—套多达40万发行量的四枚纪念邮票，更成为中国邮政史的空前奇观。在无数分支机构的干涉下，脸盆、毛巾、碗碟、茶杯乃至旧式年画，也清一色地印上了宣传字样；当年最常见的那种搪瓷脸盆，除“新生活运动”五 个大字外，盆沿还印着八行繁体宇，“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礼义廉耻为基础，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
蓝衣社控制下的百余份报刊，CC系控制下的几百份报刊，连同众多独立报纸，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大合唱。有线广播连篇累牍，种种宣传深入穷乡僻壤，它是如此无孔不人，以至于沈从文描写湘西深山生活的小说《长河》，“新生活”一词出现了五十次之多。此后十余年，除了“抗战”，亿兆中国人没有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
与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几乎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为规范、社会服务和“生活限制”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这一年初春，已完成编组保甲、被划分为15个区的南昌，各区都配备了一个宪兵、一名“服务团”成员和六名警察，进行市民风纪的纠察。如果说这个力量还略显单薄的话，那么，不过十几天以后，成千上万的教师、大学生和童子军就被发动起来了。他们组成了17个大队，在一条条街巷、一个个公共场合，检查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衣冠不整和吸烟酗酒。他们分布在南昌各处，“有极负责的热情，以极诚恳平和的态度，劝导市民、消弭恶习”（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5月17日）……
南昌之后，则是南京、上海、武汉、安庆和杭州……多达几千名的宪兵警察，多达几十万人的青年与童子军，纷纷投身这场运动。乔治•谢菲德后来写道：“许多城市街道整洁、面目一新，过去常见的陋习不见了……更重要的变化或许在于，它改变了一代中国青年。他们不再漠然于家庭以外的事物，他们积极地投身社会事业，并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培养出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
在几个月的日常纠察、“行为规范”之后，则是日复一日、热烈沸腾的社会服务。春季植树不已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季节工作之一了吗？每年初春，他们组成了一个个宣传队，深人郊区、农村，“使人民尽知种植之利益……并告以栽种培养之方法，能成材者先种，果实花木次之，杂木又次之”；夏季清洁运动不也如此吗？暑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卫生运动周，“义务灭蝇、灭蚊，进行水井消毒、公私厕所消毒并疏通阴沟……检査各旅馆、茶馆、戏院、浴室的卫生状况”。及至天气转凉、众多家庭开始操办喜宴婚事时，他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费用宜俭，馈赠酬答勿 奢华……提倡储蓄及保险”；至于效仿希特勒青年团、被视为新生活运动主要成就之一的冬季振济运动，就更不必说了。在一个个街头，他们组织募捐、举行义卖、制作冬衣并施粥贫民；他们很快替代了过去的教会和商会，成为冬季赈济的主体。
在此之外，他们还疏通河道、修浚堤岸、修补路面、美化街市，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体劳动和义务劳动；他们迅速地成长，成为崭新的、为数达到几百万、迥异于过往中国生活的一代青年。没有人能清晰地描述这种成长的意义：它是中国人与几千年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渐渐离去的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远未成形、不具备重大社会意义的青年现象；它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了家庭和传统权威，与此同时，他们却走进了更阴沉、更无处不在的威权政治。他们远谈不上独立，更遑论青年的主体性了……它令人悲欣交集。
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家庭、步入街头和社会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蓝衣社迅速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角了。
如果说，由于身居高位、老谋深算，杨永泰把“礼义廉耻”的名目，可以轻易地加在蓝衣社方案之上的话，那么，作为几十名高级官僚的小圈子，一旦运动从官方的发起转人青年主体、社会服务阶段，政学系是无法与成员众多、有者成千上万个基层小组的蓝衣社相提并论的。更不必说，在各级“促进会”中，蓝衣社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
CC系也如此。它虽然有党部的公开招牌、有多达几十万的党员，但它的众多党部，不过是各级衙门的附庸。何况，接近四分之三的党员，或身处军阀控制下的省份，或隶属蓝衣社、政训处管辖的军队党部，又何况，在青年、大学生中，它的形象如此糟糕、声名如此狼藉。
除了专职党务干部，CC系是发动不起几个人的。除了蓝衣社，民国又有哪一个政治派系，可以深人青年、左右民间呢？更不必说，它如此热衷于此，如此乐此不疲。
后来的历史表明，对蓝衣社来说，新生活运动犹如一场组织的盛宴。它多达四五十万的党徒，大多由此而来。它还是一场标语的狂欢、身体的盛宴，伴随者几万名党徒的纷纷参与，新生活运动很快蓝衣社化、法西斯化了。
“蓝衣社化”也从南昌开始。这一年初春，借助“简单”、“朴素”的运动原则，原为蓝衣社重要文件的《生活限制条例》，开始衍化为对千万市民的要求。它的告示贴进了大小饭馆，规定只能卖少量酒水、点菜不得超过四菜一汤；它的众多成员、无数童子军监督员，不分昼夜地巡视着各处码头，禁止乘客走进头等舱。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大受影响的饭馆、不堪其扰的轮船公司，不得不用大盘子装拼盘、将酒放进茶壶里，或者在开航后进行头等舱补票，以应付没完没了、一拨又一拨的蓝衣社党徒。
饭馆、轮船之后，则是香水、时髦发型和“奇装异服”。蒋介石不是说过吗？“现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愈不清洁……愈野蛮”，它让蓝衣社党徒如闻纶音。这一年春夏，以济南为例，所有公务员都被迫剃了光头，所有穿短袖夏装的妇女都被当街带走，去“新生活运动训练班"办理保证；以上海为例，在香水与高跟鞋屡禁不绝的情况下，蓝衣社党徒干脆集体出动，在街头设立了一个个“风纪岗哨”。他们或锯掉高跟鞋的鞋跟，或勒令喷洒香水的妇女用冷水浇头……凡此种种，让众多市民敢怒不敢言。后来，美同学者赫林顿•汤回顾说，“一开始，新生活运动强调很有必要的道德、举止和公共卫生，尽管也有强制成分，但人们并不反感。可惜像反对化妆和时尚之类的努力过于肤浅了……它最初的热情已经过去，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已大大减弱。已经有人认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上转移开去”……
而与南昌、济南或上海相比，蓝衣社党徒更恣意妄为、最无法无天的，当数它严密控制下的武汉。
在武汉，蓝衣社拥有近万名党徒、几万名警察。这一年初春，它抛出了异常苛刻、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准则：穿西装、参加舞会和听西洋音乐，都将“腐蚀民族意志”，都在禁止之列；通宵达旦经营的卡巴莱式餐厅，更诱使青年堕落，被视为大逆不道；至于泡酒吧、喝咖啡，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他们的勒令下，一家家舞厅先后停业，西式裁缝处在半失业状态，卡巴莱辑厅全部在午夜前关门。至于出售交响乐哨片的商铺，也被迫签下一纸纸协议，“只卖给西洋人”。
那么，租界呢？租界怎么办？
对日薄西山的英国人、法国人，蓝衣社党徒并不放在眼里。他们成群结队，盘踞在租界舞厅门口,不准中国人入场；他们不顾各国领事的一再 抗议，在众多卡巴莱餐厅寻衅滋事，致使其生意一落千丈。更有甚者，他们冲进一家家舞厅和影剧院，近乎恶作剧地将脏水或具有腐蚀性的酸水倾倒在穿西装的人身上。易劳逸教授后来写道：“这些反现代行为，是通过一小股狂热分子用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暴徒被视为蓝衣社分子，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不是，他们的行为与蓝衣社宣传家们说的一模一样。”
又何止于此？实现社会军事化、随时征召成年男子入伍和献身，不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吗？如果说，在蒋介石、邓文仪的计划里，它需要逐步引导、在两三年内实现的话，那么，那些狂热的党徒最喜欢拔苗助长。许多个日子，在江汉路、珞珈山一带的繁华路口，经常有现役军人对熙攘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响哨子，而后大群党徒出现了；他们勒令不知所措的市民排好队列、接受检阅。此后几年，无论民众如何不满、交通怎样因此堵塞，这样的闹剧演出了一次又-一次……
凡此种种，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众多参与者心灰意冷。介入新生活运动不久.乔治•谢菲德就沮丧地谈到，“运动是被军事官员控制着的……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大多是蓝衣社成员”。几个月后，一群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更直言不讳地断定，“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是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至于那个宋美龄的朋友、被称为牧恩波的吉奥•雪仆，也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某种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从天空降临到了人间，它到处都很整洁和美妙，但我的内心却感到微微震顫。它是天堂般的地狱，是花园式的废墟……”
果然是天堂般的地狱、花园式的废墟。1934年2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当天，上海就查禁了一百多种书籍。五天后，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鲁迅写道：“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闻光华书局第一，现代书局次之，至少要算北新……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
仅仅这一次，鲁迅就有四种著作被査禁，（《彷徨》、《坟》均在其中。几天后，贺衷寒兼任局长的新闻检查总局，又下令停办了三十余种报刊、几十家通讯社。至于被停业整顿、限期整改者，更不计其数。
好戏还在后头呢！大约3月份，在大批蓝衣社党徒的聒噪下，武汉十 余所学堂、几千名学生不顾师长的阻拦，将一摞摞图书馆藏书付之一炬；与此同时，这股风潮也蔓延到了上海、开封和杭州，几万本书籍、无数作家学者的心血，也瞬间灰飞烟灭了。它让人想起不久前纳粹德国的相似一幕，威廉•夏伊勒写道：“1933年5月10目晚上，柏林发生了自中世纪末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了堆积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来……在被焚的书箱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博士向学生们讲话了，‘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火光能不能照亮新时代？谁也不敢断言。但这火光的确是升腾起来了。这一年春天，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蓝衣社的笔杆子陈秋云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在《前途》月刊中，贺衷寒旧日同学刘炳藜则以酸是、悲怆的语气写道：“法西斯主义是瀕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更引人注目的是，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乃至蒋介石，也在《前途》月刊上频频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从《前途》、《社会新闻》杂志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一百余份报刊的传媒机器，高速运转着。《中国日报》、《扫荡报》、《思想》月刊、《中华周报》；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福州……
又何止是话语鼓吹？1934年6月10日，以蒋坚忍为会长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一个叫肖作霖的魁首代表总会，将象征军事化和生产化的剑和犁交给了蒋坚忍。邓文仪后来谈到，这个醒目的仪式、别出心裁的符号，“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的希特勒名言。到这个时候，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掩护"和遮盖了。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种种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延续了三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以及《学与干》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
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朝不保夕的年代。在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清开始的文化、中国命运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都迅速传播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样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贺衷寒、刘炳藜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化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在这股舆论风潮的引领下，短短半年时间，三四万名大学生、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蓝衣社，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超过十万人。
然后，轮到了修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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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对蓝衣社是否修改过《章程》，众多当事人或矢口否认、或吞吞吐吐。1969年，面对易劳逸教授，刘健群坚称并无此事，他说，“因为蓝衣社组织仅仅存在六年，显然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修改”。易劳逸对此评价说，“这个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
与刘健群相比，王新衡则显得模棱两可。他认为，许多更激进的蓝衣社同僚或许有此想法，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它事关重大，可能只有少数人与闻”。与此同时，滕杰、肖赞育的表态更加含糊，他们仅仅谈到，“确实进行过一场关于放弃三民主义的争论”；但除此之外，他们不懕进一步地谈及此事……
凡此种种，让易劳逸教授狐疑不已。他写道：“根据一份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1934年年初，蒋介石曾召集一次蓝衣社主要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是修改章程……日本情报机关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份搀合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文本呢？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吗？亦或它仅仅是一些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起草的单案呢？……”
他只能草草堆了结此事。他不无遗憾地谈到，“现在还没有证据对这 个问题作最后定论……（但）不论三民主义是否继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伴侣，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已是既定的事实”。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修改无疑发生过。
这又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社长、“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蒋介石。对这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大人物来说，事实上，这场运动有者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以窥测、观望的心态，任由儒学、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以期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元素，无论儒家的服从、法西斯主义的强调领袖、日本的军国精神还是基督教成分所能带来的西方认可，都有助于他的独裁地位。他试图篡取这个断裂的、碎片化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
这么一来，崭新的权力布局，也就势所必须了。他不是有政学系、CC系和蓝衣社吗？政学系的那些官僚，都是典型的读书人，也都以国之重臣自居，谁能说它没有几分传统文官集团的色彩呢？由他们代表“礼义廉耻"、乡土中国的权力资源，不是再合适不过吗？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国家还是依照传统秩序运作者。
政学系之外，则是CC系。作为孙中山的遗产，CC系与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鼎足而三，都自视为国民党的正统。在过去的年月，他的两次下野、屡屡失意，不都和他党内资历太浅、暴发太快有关吗？他不是还为此制造了孙中山视陈英士为接班人，“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的神话吗？既然如此，作为陈英士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以及cc系，最好的分工莫过于继续扮演国民党嫡长子的角色，并伺机压倒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
然后，就是蓝衣社了。
毫无疑问，蓝衣社要代表的，是青年、未来，是崭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的力量。既然如此，它又何必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牵扯在一起呢？倘若国民党的名声形象、精神资源，足以号召起青年与社会民间的话，他又何必另开蓝衣社这个炉灶？何况，他曾屡屡表示，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又何况，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里，他这么估计社会军事化的进展：“如此努力干去，我相信三个月以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 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
在这种情况下，蓝衣社章程的第一条，从“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社长”，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复兴社的将代力行社、成为蓝衣社的重心。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更加关键、也更能说明问题。第二条宣称44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表示，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凡此种种，标志着蓝衣社的彻底法西斯化。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异常高明的布局：三大派系分别对应者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代表着官僚、党务和青年、社会。它象征着这个四分五裂、面目驳杂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游:，从传统的、法统的到新生的；这么一来，无论这个古老国家将何去何从，他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1934年初春、他对民国权力格局的构想吗？难道这不是他匹配于新生活运动的权力布局吗？它符合着蒋介石的复杂阅历、神秘内心：从儒教徒、流民到军人的驳杂生涯；对“礼义廉耻"、宋明理学—知半解而又挥之不去的情结；对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图景的深切向往；以及成为独裁者、凌驾于让他处境尴尬的国民党之上的神秘冲动。它也符合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一贯态度：自从1932年年初，他在溪口镐丰房阅读《墨索里尼传记》，试图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来，他先是要求那一群青年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继而，他又任用刘健群、派遣“赴德考察团”、赞助复兴社、组织别动队并发起“新江西"实验，凡此种种，给了那一群青年以极大的暗示。而当膝杰、贺衷寒亦步亦趋，力行社变成蓝衣社之后，顺理成章地，他逐其波而扬其流，分派给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陚予他们中国军事化、半法西斯化的使命，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何况，易劳逸教授谈到，“（那份情报）不大可能由日本间谍机关伪造……因为那份报告已标明了‘保密’宇样，并非要使其公开”。
就这样，1934年年初，当《章程》被修改、法西斯舆论鼓吹渐渐抬头之际，滕杰那单纯、炽烈的表情，贺衷寒那含泪、忧伤的眼睛，连同“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几十万蓝衣社青年的天真、投入与牺牲……所有这些，所有令人难忘、让人敬重、在那个乱世里罕见的情怀与品质，都在这种飓风般的变迁中，渐渐地黯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六十余名青年，在那个沉痛、悲歌般的夏天断然无法想象，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发展为一个成员十余万、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不能想到，二郎庙、八宝街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美好的、夹杂着亿兆生民期盼的进程，也都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中，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牺牲、去祭奠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淡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了这一天，他们所能完成的，也无非是命运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无论洪秀全、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异常重视社会动员、民众组织。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于安乐，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东渐，并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的时世里，他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又何止是时代与人生？无情的、悲剧的还有历史。与几十个青年渐渐黯淡的表情几乎同时，渐渐黯淡下去的，还有中华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精神资源是如此匮乏，以至于他的投机、观望，不仅决定了他个人的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面貌，也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未来：在大历史的夹缝处，在种种思潮此起彼伏、人心世道斑驳破碎之际，这个国家最需要明确的，是自已的道路；蒋介石不仅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除了共产主义外，他统统拿来、无所不用；他使混乱的更加混乱、离散的愈发
离散。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中华民国，又怎么可能不黯然收场呢？
又何止于此？楮神资源的匮乏，连同党内资历之浅、面临挑战之多，造成了他强烈的不自信；这一切结合他固执的天性、近乎本能的权术手腕,以及一种神秘的、逆反心理式的冲动，使他产生了一种既自欺、又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他始终无法自辨修身与权术、政治责任与一己欲望。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写道，“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什么对他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反过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投机’、‘刚愎自用’和缺乏‘固有美德’……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就是这种性格中的悲剧因素，这种自欺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他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不久，在以人作俑、将几十名青年推上不归路后，他又下令罢免了贺衷寒。
第十三章朝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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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雨季节到来了。
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时节，在河湾、港道处处的长江下游，到处密布着乌云。在广漠的村野间，孤零零地矗立者的几个城市，无论南京、上海还是镇江、杭州，也很少有晴朗的时候。它们大多阴霾层层、风雨飘零。
在这样的背景中，八宝街的那个大院子，更显隐晦、暗淡了。几十年后，它连同到处滋长的青苔、日渐冷清的院落，化作一个老人的回忆情境。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从陈启坤去世、滕杰远走，19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事务。他并且“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助理干事。但与两年前相比，他似乎沉默了许多。
这种沉默，是因为他所亲切的陈启坤、滕杰的离去吗？是因为许多人的留驻外地、八宝街的日渐冷清吗？或许，更重要的是力行社本身的变化,那种清新、热烈、活泼氛围的一去不再复返？
超过200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金也就无从说起；“厚生消费合作社”原本下属有农场、商店、小作坊，此时也出现亏损了，它再也无法安置伤残成员。一个个干事从上校变成了少将，不知道哪一天起，减少用车、出门不得坐头等舱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打麻将、赌博、跳舞乃至偷偷包养姨太太，也在八宝街悄悄地
蔓延着。
《生活限制条例》完了。那么，力行社规定的每周一次小组会、每月一次干事会呢？
“（民国）二十一年起，各干事因公务常不在南京，干事会渐渐废弛”(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如果说，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只有区区三百余人的力行社，要根据区域重新划分编组、继续小组会的惯例，本来是很容易的事。但无声无息地，一个个小组也已事实上地瓦解了。
缺少了会议的力行社，靠《司令塔》维系它的运转，但《司令塔》也开始充斥着种种官话套话，被认为"空洞浅薄”。它近似于八宝街的气质,与之恍若一体、互为表里，林培琛后来谈到，“同志与同志……相互间失去了直谅诚信热烈纯洁的深厚友谊”。
理想、使命与纪律，渐渐淡出八宝街的话题了。更要命的是，力行社对下属组织的控制，也渐渐松弛。
此时，革军会已并人革青会，并改名为“革命同志会”。它拥有会员近两万人。按照规定，八宝街应每季度进行一次成员考评，发展优秀会员升入力行社。但远在1932年年底，力行社社员就达到了三百人左右，一年多以后，它还大致保持若这个数字。近乎封闭的组织状态，不仅使力行社如一潭死水，也使同志会日渐缺少生气。干国勋后来谈到，“派驻各省的力行社社贝通常只有三五人，同志会多有几十个小组者……以一人兼任几个或十几个小组组长，自然分身乏术。小组会议，多由人代理出席”。
同志会如此，复兴社就更不必说了。除了接收一叠又一叠的花名册，组织处事实上已无事可做；在下发经费、核算会计之余，总务处也扮演不了别的角色。在邓文仪出任处长、长驻南昌后，宣传处的大部分业务已转移到了“文化学会”手里。军事处就是教导总队，至于特务处，更早早地成为戴笠的私家地盘。最后，书记处的寥寥几个人，除了为贺衷寒跑腿、起草文件外，已经丝毫不能过问各处各地的工作了。
力行社44渐渐等于零”（《康泽自述》)了。与此同时，它却有了另外一种气息。
它端起了架子。
这一年多以来，最时常进入林培琛视野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 寒。对这个冷峻、森严、出口成章、威望极高的魁首，林培琛既极为敬重，又多少有些畏惧。他不苟言笑的形象，怎么都对应不上早期力行社亲密无间的感觉。
在八宝街，由于兼职众多，贺衷寒总是来去匆匆。易德明谈到，1933年年初，贺衷寒曾以总社书记身份兼任革军会常务干事，“在外非常忙碌，第一次常会即需迟延一个多月才能举行”。这么一来，真正变成兼职的，倒是蓝衣社书记一职了。它多少带动了八宝街风气的变迁。
原本没有公开职务的干事、助理干事，乃至专职的助理员，纷纷投门子走路子，试图进入政训处等公开机关；留在八宝街的百十号人，也开始抱怨起低薪水、少机会，当的是“无名英雄”。牢骚大作之余，从投门子找路子开始，同学、同乡、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与“小团体”层出不穷，反过来，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官僚气味越来越重,有时为一个临时事件进行联络，也要一转几手。在半荒废的状态中，层层的审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大量的案牍公文，开始充斥者八宝街。渐渐地，它似乎不再是一个“团体”，它的青年色彩开始消退。
它渐渐成为一个衙门了，和中山北路行政院大院、丁家桥党部大楼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个衙门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办事人员。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活泼的面容开始僵硬了，他显得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从那个热情、天真的孩子，变成了初识官场与人世的大人。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刻苦与负责，仿佛刚刚走进八宝街时。
那么，这种从力行社的"灵童”，到蓝衣社寻常办事人员的过程，是必然的呢，还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直到晚年，林培琛还认为它是人为的。1972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他谨慎地谈到，贺衷寒虽然性格鲜明、博学多才，“观点深入宏大”，但他也是一个刚愎自用、权力欲极重、有着深重而恶劣的湖南习气的人。贺衷寒担任书记的一年多，八宝街几乎就是一个湖南人的天下。
•作为毁誉参半、并且毁多于誉的人物，贺衷寒有着灰色、狭隘、近乎悲剧的性格。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文人气息很重，“有浓烈的情感”；对那些湖南籍社员如潘佑强、肖赞育、袁守谦、杜心如、刘咏尧，他极其亲近照抚。这种同乡、同学近乎亲情的交往，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他公私不分；更要命的是，他动辄以曾国藩、左宗棠自居，以为自己连同湖南旧友，将是“民国中兴”的重要人物。这么一来，南京官场乃至蓝衣社的外省同僚，都不免纷纷侧目了。
“湖南小团体”的说法由此长盛不衰。在此之外，贺衷寒有者强烈的领导欲，对那些地位高于自己、或被认为难以控制的人，他一概拒之门外。以蒋介石的远亲、后来台湾小政权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为例，他一再表示要加人蓝衣社，但贺衷寒始终不置可否；以蒋介石的妻侄，对社务一向热心的毛邦初为例，他几次引荐中央航校会员升入力行社，但都被贺衷寒轻蔑地拒绝了。凡此种种，使众多八宝街人物颇有微词，甚至在公开场合责备贺衷寒。
与疏远、隔绝外省社员几乎同时，他又大量任用私人。几个月时间，湖南人先后接管了蓝衣社的宣传、财务、民众训练、童子军组织等要津，至于他兼为主官的总政训处、新闻检查总局，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说，那些黄埔学生、力行社创始成员的任职，虽然有明显的拉帮结派痕迹，但也让人无话可说的话，那么，这一年年底，他的胞兄贺醒汉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加入力行社并出任蓝衣社湖南书记，则让人笑话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调重弹……
他为此“得罪了许多人”，并在力行社内，被普遍地认为“气量不够"(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出任蓝衣社书记以来，他虽然以自己的个性魅力、理论功底和湖南人班底，发起复兴社、执导了蓝衣社的“复兴狂潮”并推进着民国的第二期革命，但，首先是前任书记、与贺衷寒“交情甚笃”
的滕杰，质疑起了他的用心。
在1933年的沉闷日子，在自己丧妻、潦倒的失意时光，滕杰曾屡次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对贺衷寒进行规劝。这些规劝，无非是澡堂交接的老调重弹，从“不要把湖南人放在身边”、做书记的在外不要过多兼职”，到“不要独断”、“要和党部合作”，但贺衷寒始终当作耳边风。无可奈何之际，滕杰只好疏远他了。
据说，这个疏远还和蒋介石有关。
1933年10月，滕杰行将出访德国前夕，蒋介石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这个晚上，他们的谈话长达几小时，并且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在以一种长辈的姿态，对滕杰丧妻进行抚慰后，蒋介石又对他的德国之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直到夜色渐深、滕杰打算告退之际，蒋介石才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从点评蓝衣社的工作、人事开始，将话题转移到了贺衷寒身上。
这一夜，蒋介石评点贺衷寒的话，很多、很琐碎，也很婉转。但滕杰依旧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他……有代表湖南人，做领袖的野心”。
这个评点，一字千钧。远在江西期间，当蒋介石屡屡以憎恶的表情，疏远、斥驳贺衷寒时，圆滑而世故的南京官场，就对他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而当蒋介石公然质疑他的野心时，蓝衣社的外省同僚也立即改变了风向。
他只剩下“湖南小团体”这一亩三分地了。即使这一亩三分地，也不见得那么可靠。以丰悌为例，在留德归来、觉察到贺哀寒处境后，他很快自立门户了。过去一年多，虽然有两个湖南人，肖赞育和李一民，如同消防队员那样不断为他化解所“得罪”的人，但当蒋介石公开表态后，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一天，漫天的淫雨还在飘洒，在八宝街，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来了。电话的那一头，一个威严、低沉的声音通知林培琛，迅速召集全部在京干事，“领袖今晚将主持会议”，并宜布一项重大决定。直到此时，林培琛还没有丝亳预感，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蓝衣社书记职务。
又何止是林培琛？入夜时分，几十名力行社、同志会干事先后走进了八宝街。他们寒暄问好、谈笑风生，毕竟，好几个月以来，八宝街没有聚
集过这么多人了。直到步入会议室时，林培琛以及几十名青年，才发觉了贺衷寒的异常。
不知道什么对候，贺衷寒已经孤零零地坐在会议室里了。他表情呆滞、若有所思，对同僚的招呼声，他一动不动、恍若未闻。几十名干事面面相觑，又不敢开口询问。会议室再次暗哑下来了。
“领袖到，立正！……”
会场的寂静，到底被打破了。伴随者这个低沉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溲天的夜雨里，蒋介石正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姿，不急不慢地走过天井；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正努力地为他遮挡雨水，他自己的大半个身子，却完全湿透了。
这个人，就是八宝街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训话。他的声音冷漠、飘忽，好像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传出来的：“……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呢？”
这么质问后，他开始历数八宝街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做派、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八宝街丝毫不予体衅，反而动辄上《万言书》。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邓元忠，《滕杰访问》)。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他才善意地规劝社员，“但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远在1932年9月，他就严令滕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八宝街还是贪功求大，盲目发展人员。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
何止基层？何止贪污腐败？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巳足以说明力行社琯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几个月前，戴笠瓦解“闽变”时，得到了他与李济深、陈铭枢勾结的证据。不久后，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片的罪
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孰料賊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爬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八宝街始终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的声音低沉下来了。他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之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的说法，“不要党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晓事理！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苟且，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进行了总结，他的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状的听众。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了，他缓缓说到：“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起大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接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自问自答。但他的目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到底站起身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只持续了几分钟，在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的场面话后，他宣布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地分社、支社和区社书记。与此同时，力行社书记长也兼为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事权"。
从另一个侧面，这也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随即，他又宣布总社社址从八宝街迁往朝天宫，各社各会连同各处的办事机关，从此合并办公。易德明、林培琛后来谈到，“民国二十三年刘健群任书记长时，鉴于力行社和同志会在三处不同地方办公，兼职者需三处往返奔跑，浪费时间太多，乃提议合并一起办公，故都搬入朝天宫。”
朝天宮是一个恢弘大气、极其著名的建筑。六百年前，它曾是明太祖的祭天宮殿，故得此名；在后来的年月，它又先后是过江宁学府、南京文庙和南京博物馆。次日清晨，力行社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就开始了搬迁工作。搬迁整整进行了一周，一个车队被征集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转移着桌椅、橱柜、书箱以及几万份的文件档案。一个排的宪兵被调拨到这里负责警卫。
但，在“合并办公"的机构中，并不包括特务处。对特务处的半独立,似乎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人谈及此事。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性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蓝衣社华北书记，兼为华北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这个决定让大多数与会者既感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但没有人发言反对，也没有人提醒刘健群，任命曾扩情为华北政训处长，需要总政训处的批准。而总政训处处长的职位，还在贺衷寒手上。
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蒋介石一言不发，他戴上军帽、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刘健群也紧随其后，又迅速地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一个个干事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片刻之后，会议室又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贺衷寒，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的林培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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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倒贺”会议的亲历者之一，走出会议室后，易德明深感震惊、意外。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对蓝衣社来说，一个特殊的、命运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至于这个时刻是什么，此时的他却不敢多想。
几十年后，在台北的一处咖啡馆里，他以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总结了此事。他说，“是黄埔毕业生在力行社的争斗所致”。这句话仍然有着“为尊者讳”的古老痕迹，但大体上却是不错的。1934年春天，南京淫雨连绵，贺衷寒也日渐消瘦、无比失意。而在他的孤零身影背后，不仅有一个日渐瘫痪的力行社，还有一个四分五裂之象终于显著的蓝衣社。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在革新江西、威震民国后，依托别动队和西南青年社，康泽早已有了与政训势力、“湖南小团体”分庭抗礼之势。对此，易德明并不意外，但令他深感震惊的，是康泽心态的改变。
长久以来，如同那片丰饶而苦寒的土地，康泽始终有着四川人谦卑而执着的形象。是这个形象，结合他的心高气傲、刻苦扎实，使他渐渐贏得了蓝衣社、中华民国的特殊地位。但随着别动队的坐大、个人职位的上升，康泽性情里被压抑已久的另一面，爆发式地表现出来了。
此时蒋介石不过48岁，但在八宝街内，“接班人”的话题早已显得时髦。一开始，公认的接班人是贺衷寒，随着贺衷寒的失宠，许多人又猜测起了“螟蛉子”刘健群。与此同时，康泽成为更热门的一个人选。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但，这个苦寒青年问鼎大位的志向，是以一种极端狂妄、异常草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一次，在和易德明交谈时，康泽谈到，蒋介石的能力“与我们差不多”；他的身居高位，有太多的侥幸色彩。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能始终地掌握权力呢？康泽进一步分析说，“……但(蒋）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要用两个，因不放心也”。换而言之，蒋善于“分而治之”。康泽认为，这是蒋介石唯一比他强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却是“蒋氏的头脑-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继续跟踪的能力”。也就是说,蒋介石反复无常、容易拍脑袋做事。
让易德明目瞪口呆的，还不是这些。这样肆无忌惮地评价师长、“领袖”，一厢情愿地为自己的接班做准备，在力行社内虽然罕见，毕竟也不是绝无仅有。但康泽紧接着宣称，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就是这次谈话后，易德明感到，八宝街已经蜕变了，“沸腾高涨之革命精神……渐次下降，而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邓元忠，《易德明访问》)。
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的，又何止是康泽、“西南派”？也是1933年，在暗流汹涌的日子里，在易德明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小个子的大将军，异常隐秘地、不为人觉察地制造了一个“浙江派”。这个人，就是在八宝街
口碑极好、在民间形象无与伦比的胡宗南。
如果说，九年以来，“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不过是一句官场流行语的话，那么，在胡宗南部进驻甘肃、他本人积极参与陇东南社会改良后，他就渐渐赢得了社会、民间的关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不久后，在《中国的西北角》系列通讯中，著名记者、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他留下了一幅长久流传的人物剪影。
这一天，在陇海铁路的尽头，范长江又奔波了几百里地，来到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的小地方。直到黄昏时分，他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领进了一座破庙。这座破庙，就是胡宗南师部所在地。然后，范长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个人，就是参与陇东南社会改良的青年将军？
依旧是隆冬，甘谷天寒地冻、北风彻骨。破庙门窗不全，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范长江发现，庙里不仅没有生火，眼前的那一个军人，居然只穿一身陈旧的单衣！他的脸上长满了无数冻疮，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都裂出了一道道小口子。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似乎是个伙夫、列兵。只有他挺立的身姿、沉稳有神的眼睛，那种真正的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与范长江握手。对这个天津租界区的文弱书生，他素有好感；他还常年订阅着《大公报》。宾主开始了自由的交谈，第一师官兵的生活、陇东南的社会改良，乃至大西北的风土人情，都在话题之列。天色很快暗淡下来了，这时候，胡宗南招呼范长江一起吃晚饭。
已经不再意外的范长江，看者勤务兵送上了两碗糙米饭、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少。随即，勒务兵又送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深感过意不去，他连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的加餐。
范长江被深深感动了。这一夜，两人挑灯夜谈，几乎谈了一个通宵。
此后几天，范长江深人军营，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士兵。他渐渐勾勒出一个高大、爱兵如子、近乎完美的军人形象：他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为，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认识所有的基层军官，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并且没有丝毫架子；他往返南京，几过家门而不入，颇有古代名将的遗风……所有这一切，让范长江产生了真实的敬重。两人从此成为朋友。
终其一生，胡宗南只肯接受《大公报》的专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那么，范长江能够想象么？对这个清廉、苦寒、近乎自虐的青年将领来说，钱财女色，他或许视如粪土；手握大权、成就千秋万世的功名，却是他一生无法出走的情结。他也是八宝街四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远在1932年8月21日，“浙江派"大将、后来曾出任军统局局长的唐纵，就在日记里写道：“晚上与雨农（戴笠）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雨农反问，第一期又有谁可与胡宗南相比？”
或许，**浙江派”的种子，就萌生在这个晚上？无论如何，在两个旧友之间，胡宗南很快选择了戴笠，而放弃了贺衷寒。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胡宗南有戴笠的帮助……在力行社内，他未负过任何社务责任，却对社务很关心。二十二年中，任蒋中正侍从秘书时，（邓文仪）曾听到胡氏亲向蒋报告说社内有湖南人小组织。戴笠亦有情报反映此事”……
肖作霖也认为，“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没有负实际责任，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似的。其实……他隐然以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自居，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纵指示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的势力。刘健群及其“布衣团”、政训班嫡系，一向被八宝街视为旁支，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抵达北平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很快成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与奉系、西北军的众多将领，刘健群都建立了很好的私交。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更与刘健群通家往来。所谓“安抚华北”贏得了南京政权的一片赞誉。一些人甚至认为，“因此功劳”，刘健群才得以出任蓝衣社书记长。
也是在华北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平津高校，“为发展成员，重质不重量”。他发表了一场场演讲，迅速成为华北的青年领袖之一。时为复兴社北大区社书记的李荷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就这样，在有着几千之众的华北蓝衣社，刘健群占据了半壁江山。更
不必说，他的追随者多是民国炙手可热的大学毕业生，是千万蓝衣社党徒中公认的最有文化、最具信仰的知识青年。
自然，这个“旁支”不可能染指力行社，也就谈不上制造新的分裂；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为的是杜绝八宝街的党同伐异，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与一年前相比，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变得老练、超脱了。他以一种识趣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宮。但这种识趣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后，肖赞育回忆说，“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也谈到，刘健群任职期间，“不太理会社务……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康泽自述》）。
这么一来，原本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力行社，不仅没有改变颓势，恰恰相反，暗流渐渐变成了明流，危机迅速演进为了事件。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的那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无人主事、近乎瘫痪的状态。正是这种局面，使蓝衣社与CC系的流血冲突，乃至席卷全国的武斗风潮，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说，几乎是贺衷寒刚刚离任、总社从八宝街搬人朝天宫几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那里，在环龙路50号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对自己的密友、与自己“焦不离孟”的上海书记叶维，以及白瑜、刘炳藜、肖作霖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计划：对CC系下手。
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到：“……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哪怕不是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
“管他什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