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八宝街之春
/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道，“（刘健群）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
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会太宽裕的人家。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来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社会、关怀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出色子弟，他考人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闻，也波及到货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人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高度的自信、澎湃的激悄结合撰搞磨砺，使刘健群表现出了罕见的演讲天才。后来，他的一个朋友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肯云。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
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口才恣意汪洋，是他的形象。随者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他开始悉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在江西的得势。
1930年春天，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与此相反，在闽赣交界的大山，一群群目不识丁的青年纷纷加入朱毛的队伍。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是：是民众愚昧呢，还是“官通民反”？
对苏区、江西社会略作了解后，刘健群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賦而言，甚至里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令行禁止。对山民而言，负担虽然也重，但“仅纳正陚”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与此相反，在国民党辖区，地方征敛花样百出，各级衙门雁过拔毛，被称为“见物即税、无人不捐”。在九十余种附加税之外，以宜丰县为例，一年之内仅道路捐就缴纳三次，分别为“劣道捐”、“石子捐”和“桥头堡捐”；以临川县为例，甚至小学校长也能自立名目，开征“布捐”（《剿匪期中江西各县地方之苛捐杂税》，1933年版）……有一次，在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交谈时，宣介溪一脸苦笑地告诉他，在和许多普通百姓交往时，“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为此激愤不已。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及至宁粤分裂、七省大水，刘健群的语气更加苦涩、低沉：“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想一想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那么，国民党何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党，乃至使国民党再次焕发生机呢？
刘健群的思考，由此渐人深沉。
刘健群认为，朱毛财政的取法公平、“令行禁止”，源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那些青年抛家舍业、朝不保夕，自然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观念，也就不会贪污腐化。这么一来，不仅杜绝了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征敛也不会引发民间的怨恨。
在刘健群看来，吏治的万恶之源，正在于私人财产观念。那么，对执政的、有家有业的国民党员来说，又该怎么根绝他们的贪欲呢？
刘健群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宣传和教化所能解决的，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他为此谈到，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党员之间不应贫富悬殊，以至引发同僚的失衡，进而导致腐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工作、灾病，“都应该永远有保障”。在刘健群看来，这么一来，腐败也就根绝了。
正因此，举凡遗产、田租、股权收入、高薪，都是腐败之源，"新成员应把超过团体规定的财产全部交给团体”；与此同时，刘健群的目光也投向了成员的日常生活。他说，无论灾病、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还是自身的养老，“所有必要开支……都将由团体支付”；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团体成员•绝不会发财、也不会挨饿’”。他并且认为，这么做，“能保证精英们合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起“公社”、类乌托邦的实践。五四前后，公社理想曾席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以工读互助团为象征，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能维持一年以上。
又何止于此？刘健群认为，私有财产观念与家庭、与几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此，国民党应以青年为主体，杜绝一切老朽的、陈腐的、没落的分子；作为崭新的中国要素，海外华侨不受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应占党员……一半以上”；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国民党内部，“与同志的关系高于一切，几倍于弟兄亲属之爱”……
凡此种种，更让人想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以谭嗣同为例，他不是认为五伦中唯“朋友”为真么？以孙中山为例，他不是认为只有海外华侨，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例，他们不是曾赞助过 工读互助团，试图以公社的、“无私产”的乃至无家庭的实验，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么？……所有这一切，在1931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文人的思想资源。他并试图杂糅这一切，将之引人政党学领域。
1931年秋天，也是以这些思考为出发，刘健群在南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仅有六名成员的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朴素而清新的名字，“布衣团”。几十年后，面对易劳逸教授，已年近古稀的刘健群谈到，“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成员的个人财产”。
又何止是布衣团、公社式反腐？也是1931年，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它很快进入了刘健群的视野。是这本小册子，连同刘健群澎湃而狂乱、清新却荒涎的思考，不仅左右了布衣团的未来命运，它也伏笔着千里之外的力行社，此后几年不可承受的悲欢与变奏。
/
《法西斯蒂真相》的作者，是意大利统一社会党领袖、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马泰奥蒂。1923年，依据对墨索里尼“黑衫党”、暴力小组的深人调查，马泰奥蒂写出了这本风行欧洲、轰动一时的著作。次年，他遭遇了黑衫党成员的暗杀，年仅39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本旨在概述黑衫党暴行、揭示法西斯意大利恐怖前承的著作，却使刘健群成为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了。三十九年后的1969年，刘健群心情不无复杂地谈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同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所谓“进步”，与布衣团构想的自身不足、缺陷有关。如果说，布衣团以及“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在为执政党开一剂药方，那么，它却没有谈及社会、民间。而在满洲沦陷、亡党，亡国近在咫尺的背景中，所有从容的设想、渐进的反腐，都是不合时宜乃至近乎可笑的。与蒋介石一 样，此时的刘健群，也急切地要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动员社会、唤醒民间。
最能够动员社会、唤醒民间的，莫过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吗？以法西斯意大利为例，千百万人团结了起来，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腾飞、国家复兴；不是吗？以尚未执政的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的演讲、纳粹党的政纲，也使千百万人如痴如醉。刘健群认为，在这样的关头，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一年秋天，在满洲沦陷、社会动荡的惨淡背录中，刘健群开始起草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书》。后来的历史表明，就是这份长达87页，行文流畅、语真意切却急功近利、思想平庸的文件，伏笔了力行社后来的纷纭毁誉。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一”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紧接者，与宣介溪、布衣团成员的对话，也大段大段出现了，“被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在列举了政府与民间、官僚与基层的严重隔绝后，刘健群笔锋一转，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它的第二部分。
刘健群认为，由于历史、“正统性”的原因，骤行兴替、完全撇开现有的党组织是不现实的，它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乃至党的再次分裂；他说，“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就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它将以青年为主，完全实行布衣团的“限制个人財产”，并注重吸收海外的华侨青年；它将重新唤起民众对国民党的希望，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事演杵，它将成为国民党的主体；它将占据“中央执委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那时，国民党也就焕然一新、浴火重生了……
又何止于此？在接下去的篇幅，刘健群语言晦涩然而意图明确地谈到， 复兴的意大利有黑衫党，德国有褐裳队，因此，这个团体才定名为“蓝衣社”；他躲躲闪闪地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主义而无策略，有纲领而无方法……应以黑衫党、褐裳队为借鉴"。换而言之，他所要剥离的，不仅是国民党的组织之壳，还有它的立党之意……
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当然是领袖。为此，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假如领袖不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不可避免要走错路”。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那样的领袖，类似印度的甘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非凡的精神力量团结全党、号召全民，值他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缺乏内聚力的现状，必然会催生这样的领袖……超人会出现，并领导起革命运动”（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号召下，蓝衣社成员将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收人等同于普通民众”之外，举凡娶姨太太、吸食鸦片、出门坐头等舱乃至跳舞，都在取缔之列；至于贪污和腐化，更不必说了，“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刘健群认为，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成为“辖区内……民众的无形核心”。
反过来，在蓝衣社统治下的千万民众，也必须把財产、生命乃至后代的命运，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达这种托付。在刘健群的规划里，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囷民众，要尽的义务极其烦琐：大至服兵役、被动员、随时准备牺牲，小到准时作息、清洁居所、监视邻居的异端言行，乃至见到领袖画像时必须肃立、闲谈到领袖时必须恭谨……
那么，怎么培育出民众的这种自觉呢？刘健群认为，这就箔要效仿已执政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执政的纳粹党，乃至已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的苏俄.需要将每个人的•一生切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他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并在学校、所在儿童组织的监视下成长；倘若他聪明、出色并且对蓝衣社充满向往的话，那么，他就能优先加入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并以此感召其他的学童积极向上。
这样，到一个人初初成年时，他必定是忠诚的、可靠的。他也就可以正式加人蓝衣社组织了。这么一来，中华民国将出现一个由领袖、蓝衣社、普通民众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并以此实现国家的统一、富饶和强大……这就是30年代初期，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滕杰和刘健群，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旨在拯救国家”的团体；并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患、一个源于内优；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于基层、“秘密”，另一个鼓吹着领袖、“改组国民党”；一个用缜密的思考，另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在他们的笔下，民国种种奇形怪状、混沌职始的党团模式，无不具备。“蓝衣社”集大成者民国党团活动的所有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力行社、“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迹：在军政党宪特的众多秘密小组、对日本的鲜明态度、对苏区的疯狂杀戮、对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野蛮迫害与暗杀，一波又一波卷起的法西斯鼓吹运动，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不断强调，以及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直到最后兵败台湾、灰飞烟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1932年年初，在几经修改后，长达87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终于定稿了。在临近春节、稀疏的鞭炮声不时响起的日子，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沿长江而下，试图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在这一路的船头，他既心情激荡，又忐忑不安：那个毕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的人，那个为人处世都以宋明理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这个来自欧洲的“意见”吗？
那个以军功起家、在党内资历极浅，为使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名正言顺，乃至不惜炮制出“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继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蒋介石，《孙中山祭文》）的神话的人，会不会为了避嫌，而或黜或囚甚至杀了他呢？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那个读过私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接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常滑稽地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抵达南京后，刘健群并没有找到与他熟识的陈立夫，也就 没有见到蒋介石。但他并没有因此回南昌去,而在南京继续活动。布衣团的活动中心，由此从南昌转移到南京了，到当年4月，“这个社团已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18人”。
史料记载，在南京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何应钦官邸，由此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获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这才有了在中山陵下，桂永清越过众人、力荐刘健群的插曲。易劳逸后来写道，“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点头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八时到他的办公室一谈”。
这样，接下去令人眩目的发迹，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后一个多月，蒋介石连续十几次召见刘健群，并使他“一月两迁”。继任命他为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后，3月中旬，刘健群又成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一时之间，南京官场无不笑谑刘健群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的发起“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建议，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他的目光已投向了一片巍峨的建筑，那里是励志社。
/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议中心。而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所。历史已经剝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为一个富有悲剧意味的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军内服务组织“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大学校内1931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赵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它就开始了一个兼为军官交际场所、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久后，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笔：1932年3月1日，力行社在此正式成立。
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力行社大会的参与者干国勋也详细记载了大会的情况：“(3月1日）早展8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笤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因为淞沪战争，这个会议并不圆满，筹备处人物“因公不在南京”的达到十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首都记者考察团到上海报道战争，-胡宗南匆忙赶回驻地、布置防务，最后，曾扩情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只有四十几个人参加了会议。.
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蒋介石到场后，这个绝密的会议又有了一个小插曲。
不知道筹备处哪个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也闯进了会场。当然，他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凑上力行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发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四十余人都印象深刻。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力行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了，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异常振奋，满口“力行”、“复兴”的词汇。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抵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后，依照“民主集权”的原则，四十余人进行了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的多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滕杰、贺衷寒、康泽、丰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食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带兵官”不要多参与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也不能占据地 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与干事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但也说明了所谓的“民主集权制”是怎么一回事。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滕杰、贺衷寒与康泽。其中滕杰代表黄埔四期，贺衷寒代表黄埔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力行社统制全部的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滕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的原则，他要推荐下属各处处长、以及监察会人员的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下设六处，分别是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和总务。书记处是滕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桂永清，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他是唯一像模像样的“带兵官”。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也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一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杏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展到了此时南京的大小几十所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会议就要结束了。在空旷的励志社大厅，蒋介石与四十余名与会者手拉者手，站成了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呆板的、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这一天，随者四t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附近的八宝街，一个悬念也留给了大多数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几十名黄埔学生纷纷猜测，将出任处长的，是滕杰的推荐人、已展现出特工天才的黄埔二期学生郑介民呢，还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兼任者精干的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在励志社社址召开的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浮出水面了。当时，没有人觉察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3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大会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里，租下了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作为总社办公地。肖赞育后来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在门口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位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与此同时，滕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六十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居民都以为这是一户普通人家。但没几天，它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在力行社六年多的历程中，1932年3月是魁首们聚集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个月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员”（《康泽自述》），全部60余人被分成了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长也每周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紧张、严密、热烈的氛围。
在当年6月7R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之前，蒋介石主持了力行社全部的13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回忆到，“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脚桌四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若力行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力行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起了。在1932年春天的日记里，一个力行社成员写道，“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团体……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在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包括了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师师长俞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以及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者锦衣，一时之间，力行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披上锦衣后，力行社还被笑称为“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之后涌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关麟征、黄杰、王敬久……包括了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自述》)。
但在力行社首脑看来，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用处大者呢！几乎是励志社大会刚刚开过，力行社就开始了以办培训班、“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动。3月，“自新训育班”开班了，力行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270名校官；次月，“团警班”也开班了，第一期就招揽了500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2000余人。
这个春天，滕杰的目光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漠。2000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宁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他们又进人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了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亳无例外地成为日后力行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串联活动的主力。在力行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戴笠平息“闽变”的行动中，在华北抵抗“自治”的风潮中，在蒋介石瓦解两广的策反中……在接下去的几年，处处可以见到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滕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 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人，其中许多人是将军。此外，革军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人者”。
力行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全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道：“(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年到1938年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滕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月，革青会兼并了18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了。从这里开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舒展开来。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贾毅主持北平支社。随即，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力行社、“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者颇具规模特务势力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驻京办事处。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30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组织建设之外，是“精神建设”。这个春天，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力行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经过滕杰的整理，变成了对早期力行社有着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例》。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与刘健群的设想一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行”、清廉、简朴；它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用车等；它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人。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人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元，足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革军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力行社列支，每月仅80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元。即使是总社书记滕杰，其月薪也不过120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百分之五的“社费”，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力行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200元以上的收人，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上缴，发放失业人员的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并组织小卖部、小型农场等以安置伤残成员。一句话，它要使入社人员的“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担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人为400元，每月上缴200元。桂永清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力行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元的救济，从1932年到 1934年是得到保障的。“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以马培基、杨政和及张淳三人为例，革军会曾邀请他们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人了革军会。该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疗、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菥，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元”，和高干的差別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各个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展现出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年夏天，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平均年龄约27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岁；大多数人是20多岁；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岁。
在整个力行社的历史上，林培琛都是最年轻的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e
加人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他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构成林培琛青年初期的全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六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他和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连腊月春节他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力行社的、中华民同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滕杰一同创办了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悄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街的生活。这一年3、4月间，她和滕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什么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力行社 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工作。她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侵蚀若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力行社的灵童，一个是力行社的圣女，他们带给早期力行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的成员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展3、4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在其《遗作集》里，梁干乔回忆到，那时他和滕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滕杰、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出人，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留一张条子，而后在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人着每一颗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已年近古稀的一个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自律生活。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在陈启坤之后，韦碧辉是力行社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在该方面的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屈、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扩情，只因入社前曾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年轻成员的抵制。
与此同时，力行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对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律罚站。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经常看到，天尚未破晓，一行人就一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力行社的另一位成员。在戒律森严的力行社，这违反了“保密”纪律。易徳明后来谈到，“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结果是“康泽被弹劾”（《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在1932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荒诞的气息，也悄悄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力行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儿十年后，—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力行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浪费，没有傲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滕杰访问》)。力行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力行社首脑仍然感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月，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共党史称为“第四、第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以及长江以南的朱毛闽贛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月7日，蒋介石亲任“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在他的亲随中，就有15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道：“……除了经常性的办公机关，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色’、‘气焰极高’”（《康泽自述》）……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力行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力行社通过“铁与血”的手腕，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
第七章武汉清流
/
1932年6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侍从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日，在“武昌首义遗址”附近，十余万武汉民众以浩大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几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浙江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任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演讲。当时，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七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则折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几天后，25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其中包括五个力行社社员也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担任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的几百名军官。
这些军官，大多刚刚结业于“自新训育班”。在另一名力行社成员、湖北保安处处长阮齐所诚的几个保安团队，以及地主武装“三枪会”的拥簇下，他们沿着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恢复”一处集镇，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一小股士兵，在当地土豪的协助下进行“户口甄別”；随即，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光，以及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不久，7月5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扫荡报》又刊登了一则简短消息。它也像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些西方记者，才从旧报堆里找到了这则消息。他们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早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清流”的先声。
所谓“武汉清流”，发生在1932年夏天。它的主角，是时任蒋介石秘书、后来被称为力行社“四大台柱”之一的邓文仪。
在“四大台柱”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05年，他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的一个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道中衰”；从12岁开始，邓文仪就要在外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大部分学费”（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的艰辛与温暖，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很早开始，在阅读《水浒传》、《七侠五义》之后，邓文仪即向往济危救困、“不为财色所动”的生活。他毕生极为重视友谊，特别是资助过他的同学和亲友。
中学毕业后，“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那种庸常、凡俗的市井生活，哪里是这个不安分的、向往社会大天地的青年能接受的？他为此离家出走，并考人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黄埔广阔、湮没出身差别的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林培琛后来谈到，作为蒋介石秘书，“（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与师的参谋长，迕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后，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
从进人黄埔开始，短短七八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掌握了如此重权，确实令人炫目。但与此同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也渐
渐表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思虑周密、作风细致，同时，对与他交好、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乃至可以忍辱负重；反过来，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他丝毫不愿客套敷衍、应酬往来，甚至经常不留悄面。他始终是那个湖南乡间讲义气的孩子。
在纷纭的大时代，在至为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的风格，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纷坛争议，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力行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岁的年龄，他痛快淋漓的个性，那有些莽撞、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方刚血气，以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的形貌，使他在“武汉清流”中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吸鸦片烟）……”几十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已从政工局长位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讲述自己主导的清流武汉：“……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
又何止是“三多”这么简单？作为水陆码头，晚清以来.上海与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则是富国强兵的变革。在几十年的开埠后，上海表现出惊人的、多少有些畸形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兵工厂、新式陆军、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沦入蒙昧、混乱的深渊。
“首义”枪声刚刚平息，沿长江而下的，是大量鸦片。“云土"、“贵土”以及来自缅甸印度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与鸦片同时抵达的，则是大批苦力、娼妓、人口贩子、土豪乃至盗贼，他们聚居在武汉的“上江”街区，与“下江”的租界、旧城区遥遥对峙，构成武汉三镇动荡、混乱的长久渊蔽。
以这些流民为基础.“青红帮”、各种码头组织泛滥成灾，一个地下武汉迅速形成了。此后十余年，一边是卖儿救穷、利上滚利，另一边则是挥金如土、横行三镇。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武汉的鸦片市场、人口贩卖市场，是完全公开的；武汉的报刊发行总量，却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不仅如此。20年代的动荡局势，造就了武汉的权力真空。经历北伐、 “收复租界”和宁汉分裂，外国势力、割据军阀都迅速没落了，而南京的影响还鞭长莫及。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博弈，都倚赖于黑社会。四五年间，黑社会日渐坐大、登堂人室，最终主导了武汉的市井。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凡此种种，使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集者二百余万人口的“九省通衝”、内陆最大的水陆码头，集大成地汇聚巷“闹华五鬼”的所有特征。它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一个遍身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这就是1932年夏天，邓文仪及其“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这就是滕杰、贺衷寒、康泽等力行社领袖所痛心疾首的中国之缩影。
/
“清流武汉”从新机构的设立开始。1932年6月29日，抵达武汉次日，蒋介石即召见了汉口公安局长蔡孟坚，勒令他整饬武汉秩序。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蔡孟坚谈到，“某日，委员长手谕，改组对匪斗争组织，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另组对匪斗争机构，并面谕‘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作为CC系的青年干吏，蔡孟坚曾捕获中共特工负责人顾顺章，并曾化装潜入洪湖苏区，与贺龙见面，是闻名一时的“蔡大胆”。但在武汉市井面前，他睢前顾后、躲躲闪闪，让蒋介石大为不满。几天后，“某日委员长出席联席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蔡孟坚回忆录》）……
蔡孟坚被骂得面如土色。与此同时，7月5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邓文仪若手将他管辖的“调査科"，改组而为武汉行营“第三科”；同日，蒋介石日记记载，“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蒋公日记》)……
换而言之，蒋介石决定撇开蔡孟坚单干了；著名廉吏、国民党元老曹浩森，以及蒋介石的密友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为同族兄弟的陈希宵，也将配合邓文仪的行动。蒋介石希望以力行社为主、以CC系为配角，一举
荡涤这个污浊武汉。
大约7月中旬，“第三科”改组完毕了。在邓文仪兼任科长，与邓文仪私交极深的邱开基出任副科长之外，它还包括了六名力行社社员。它“下辖五组”，共有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六百余名。一开始，在暗流汹涌、势力盘根错节的武汉，这是一个精悍的、然而多少显得单薄的力量O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洪帮有关，实为罪恶之首……”几十年以后，时任第三科副科长的邱开基回忆说：“一为公安局的侦缉队，棺查处长名叫杨震（号庆山），是洪帮柄痕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
历史在这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杨庆山，时年48岁，他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的生涯；因善于窥测时机、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岁出头，他就开设了两个堂口，手下有几千名弟子、打手。
这是一个天生的流氓头子。在堂口，他公然宣称，“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好汉，是打架打出来的.杀人杀出来的。读书、科举，是盛世的路子,在这个乱世，打杀才能活命”；这又是一个嗅觉异常灵敏、为人狡诈多变、深谙“黑金”三昧的枭雄式人物，在打家劫舍之余，他以“慈和”、“义气”、“有担当"的形象，捐款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权力倾轧，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年代末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社会的上流人物，并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
堂口升腾的香烛，与象征社会秩序的缉私处招牌结合，使杨庆山势力急剧膨胀。短短几个月时间，“长江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几千里的长江，从此任由杨庆山船队出人；来自西南、海外的烟土，也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向两湖、两江、上海乃至满洲……
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由于杨庆山修建善堂、施粥灾民，他被湖北官场锴为“政界楷模"、慈善长者。他的寓所、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挂满了湖北名流冠冕堂皇、歌功颂德的各种牌匾……
整理完杨庆山“密报”后，邓文仪与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几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賊不除，汉无宁日
但对杨庆山的处置，似乎拖泥带水、轻描淡写。后来，邱开基谈到，**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首先请蒋中正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交出"……
也就是说，作为“出山第一刀”，对杨庆山，第三科不过迫其辞职、同时略施薄诫而已。区区五万元的变相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积敛之半成，不过九牛一毛。对此，即使日后对第三科大加颂扬的武汉市民，也不无隔靴搔痒之感。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审的“权宜之计”，也是持重之举。1932年，伴随者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力行社、南京政权的第一热望。当年，力行社干事会拟定了“稳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十六字方针。
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过去几年，杨庆山收买了上自重庆、下抵南京的众多官员。以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为例，他每月收取杨庆山“茶水费”八九万元；以杨庆山上司、时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的何成浚为例，他与杨庆山的买卖更有着种种瓜葛。此外，宜昌、九江、安庆、芜湖……也处处可见杨庆山的官场合伙人。
长江沿域的几百名官员，被杨庆山卷进了精心勾勒的黑金图谱中。武汉、两湖是南京政权与各地军阀的缓冲地带，武汉的稳定，是从容“削藩”的前提。杨庆山案覆盖几省、牵涉太广，倘若穷追深究的话，有可能引发湖北军阀的激变，从而妨碍削藩国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愤慨溢于言表，邓文仪也只能敲山震虎，渐进地推动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码，以和夏斗寅、何成浚心照不宣的方式，为南京贏得烟土税、“烟花税”、土产货物捐、商税等庞大财源……
勒逼杨庆山辞职之余，第三科釜底抽薪。7月中旬，继接管杨庆山的千余稽査之后，邱开基率领百余特工，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兼为"码头工会”、“纺织工会”理事长的刘海清，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多达四五千的堂口，则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忠义救国
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芊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也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两千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九华山”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
杨庆山的稽查处，势力弥漫于长江交通动脉；下设四大队、十二分队，共有1200名警员的武汉侦缉队，则负责武汉治安9邱开基后来谈到，“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十几个大小队长，只能算是头脑简单、行韦草率的小字辈。他们没有丝亳修正，将帮会规矩原汁原味地移植进官场，首开了“警员不开支、队长分地盘”的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柄。
“时侦缉大队长的月薪为八百元，但每人每月的实际收人可达四五万以上……”邱开基谈到，这笔相当于千余工人月薪、可与大企业主相提并论的收人，主要来自下属警员的“孝敬”，以及坐地分赃式的盘剥：“盖每队有四百稽查，每人每月付给队长一百元，队长又可以收取旅馆、饭店、轮船靠码头之规费等。仅以此队长之收人一项为例，可推想当时社会风气之败坏……”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队长瓜分了大烟馆、大旅店、大码头,分队长等而次之，小集市、小商铺和小买卖则归警员所有。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人仍高达千元以上。一时之间，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武汉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自己的子弟送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补缺经纪人，种种“介绍费"、“跑路费'“茶水费”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缉队依旧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在这些令人眩目的“肥缺”之下，掩盖的却是无数商人、寻常市民的血泪。
《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的汉口版，几乎每天都刊载商人破产、市民自杀的消息。王门寡妇杨姓，与孤儿倚赖亡夫的澡堂度日，但在一侦缉队分队长的连续敲诈下，无钱支付，写下高利贷欠条。利加利，利滚利，在还贷期限前夜，寡妇先是毒死孤儿，而后悬梁自尽。一门两命的惨案，丝毫不能激发该队长的天良，反而以欠条为据，驱逐王氏亲族，霸占澡堂；
汉正街百年老店“瑞和堂”因生意兴降，引发了三警员的规费争夺。该店老板“一月三付”，不久破产，遂吊死于汉口警察局门前。但凌晨时分，店主尸身被抛入长江灭迹；
南洋华侨庄某，携子到武汉经商。其子流连妓院，说动一粉头从良，由此得罪了老鸨。老鸨勾结警员，先是敲诈三千元，“复诬庄某为烟土私贩”，扣其全部川资。庄某数十年积蓄--夜而光，投诉无门，再次回到南洋充当苦力……
这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构成了警匪统治下的武汉生活。如果说，对杨庆山势力，第三科还多少隐晦、妥协、“投鼠忌器”的话，那么，对民怨沸腾、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的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则要借他们的人头，向二百余万武汉人表明力行社、南京政权的反腐决心。
出面抓捕十余名大小队长的，是力行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时年29岁，出生于毗邻缅甸的云南景东县。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父兆南，前清举人，革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土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五"（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蛮荒的丛袜与富足的家境，造就了邱开基敢作敢当、热烈粗犷的天性。1924年，在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前夕，邱开基与同学十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同学不是逃散、就是求饶，只有他独身反抗，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丧命"。这个遭遇，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他为此毅然从军，“决意作中国的新式军人”。1925年，他考人黄埔二期，并与邓文仪结为终生挚友。
在发起力行社的日子，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骨干” 式人物。但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削藩国策之际，他因缘际会，被蒋介石钦点为力行社的第九名干事。这一天，依照蒋介石、邓文仪的手令，他率领百余名特务，前来抓捕武汉缉私队的十余名大小队长。
这一天，因为局长蔡孟坚通知会议，十余名大小队长也聚集在会议室里；在会前的松弛时光，他们吸烟、聊天，不时为一个小小的插科打诨而哈哈大笑。一切和往日都没有什么两样，汉口的天、汉口的地，他们在汉口的日子，似乎总是如此；人世间的秩序，似乎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为钱生、为钱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直到大群特务冲进会议室，他们还在继续着那些话题。几乎是在稀里糊涂、目瞪口呆的情况下，他们被按倒、下了枪械而后戴上手铐。
当夜，他们被押解到一处偏擗、与外界隔绝的旅馆里。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一切醉生梦死、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这样在蚊虫的叮咬、看守的呵斥，以及邓文仪邱开基威严、不屑的讯问由中，成为一枕黄粱了。大部分人死到临头还没有惊觉，他们或恭谨、或讨饶，或谈笑风生地套近乎……邱开基后来谈到，“有欲以献金、缴纳保证金以至贿略，以求出押者'
当月月底，在几天的审问后，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命案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极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人也或监禁、或撤职，并被抄没大部分财产。在武汉郊外的一处秘密刑场，在夏日朝阳、殷殷碧草的衬托下，一群便衣扇形铺开4监视执刑；伴随者几声枪响，无数喜鹊、老鸦惊簌簌地飞起了，那些或面如土色.或屎尿难禁的死囚，栽倒在了地上。
负责验尸的邱开基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一群稀松货。”
那些临刑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天空《在汉正街、沿江码头，收取规费的警察销声匿迹了；商铺开张的鞭炮声，又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了。
又何止枪决、囚禁大小队长？1932年8月，在武昌的一处废弃兵营里，一个规模浩大的“稽查轮训班”开班了以三名力行社社员，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训专家王新衡为首，几个小组开始轮番整训稽查处、侦缉队的几千名警察。在兵营的大门外，几挺机枪冷冰冰地对准一张张怯生
的面孔。
军事集训、政治宣讲、侦探技能讲授；准时作息、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吸食鸦片者枪毙，聚众滋事者枪毙，外出敲诈商铺者枪毙；点名迟到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顶撞教官者禁闭……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唯恐成为了出头椽子。几天后，千余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他们在教官的驱赶下，穿者严严整整的警服奔跑在武汉的盛夏烈日中，一时成为武汉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这一次拉练，原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署昏厥者达数十人。
在一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后，稽查处与侦缉队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皆大有可观处”（张义夫，《我的调查课生涯》）。一个藏污纳垢、貌似无可救药的队伍，已成为纪律森严、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这还不够。它还不过是圈养的野狗，一旦放回街市，极容易死灰复燃。为此，邓文仪决定进行“茶房训练”。
武汉上万家饭馆、茶楼、旅店、澡堂，凡较具规模者，均选派粗通文墨的茶房一人，进行集训，“以举报警察贪腐、走私交易、青洪帮动向、敌情动态”。为顺利推进茶房训练，武汉警察局的一纸通知，被散发进大小街巷的各家商户：凡不派出茶房者，吊销哲业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该营业场所发案，则“店主与茶房均有连带责任”。
成千上万名茶房走进了集训营。在见识了力行社森严纪律、“清流武汉”的决心后，这些八面溜光、善于察言观色的包打听，第一个反应就是诉苦、检举。警员的横行、地痞的白吃白拿、黑帮的交易、寻常市民的生计……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群快嘴伙计的话语里渐渐展现了。
一批批茶房来了，随即又回到了所在的商铺。流水一般地，伴随者-个个卑琐身影走出集训营，“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清流武汉”的行动，也由此进人到整饬社会风气的阶段。
/
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在太平洋旅馆查获一团长及一师长。整饬工作由此开始。”
又何止是那两个倒霉的团长、师长？这一天深夜，以几百名特务，近千名力行社、革青会武汉成员为骨干，几千名警察分作了上千个小组，密布在武汉的各个街区。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三三两两地聚集者，随时准备待命。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个深夜听闻、目睹了力行社的。
凌晨4时，行动开始了。第三科组长李叶一马当先，踹开了太平洋旅馆的一处客房，捕获了那两个军官；随即，几千人一起动手了。在各个街区、路口，不时可以看见被押解出来的赌徒与嫖客。被关押在拘禁处的军人、公务员越来越多，拘禁处变成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了。
汉口、武昌、汉阳……这一夜，武汉三镇昔日不夜的场所，灯光一处处地熄灭了。妓院、酒楼、旅馆，一家家地暗淡下来。与此相反，坐在汽车上巡视各处的邓文仪却看到，原本习惯在路边竹床上度过复夜的武汉市民，大部分都被惊醒了；一家一家的灯光，也接二连三地亮起来了。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一分。在一条条街巷边，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着；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学童，都以一种复杂而欣慰的表悄，看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渐渐地，车行一路，邓文仪似乎也被感动了。几十年后，谈起这一夜，他依旧有者许多感慨。
这一夜，近千名军人、公务员被扣押.几千人在行动，几百万人则彻夜不眠。它震动了武汉官场，震动了社会、民间。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军官、小吏之后，要轮到文官、高官了；其地位之高、官衔之大，超出了寻常市民的想象。
几十年后，邓文仪也称之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最为严重的一案”，涉案人包括三个湖北最有权势的人，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浙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以及“三省总部”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几十年后，邓文仪言语含糊地谈到，“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界南宁路47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逑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些话语，使该案显得迷雾重重。两个月前，为了一个恶贯满盈、 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杨庆山，蒋介石都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其辞职了事。此时，为赌博这样的区区小事，对三个掌握湖北实权的重要人物，他为何态度如此激烈，以至要“下令逮捕”呢？
紧接者，更加诡异、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也一个个来了：“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鲁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连串异常重大的后果，在这个军法处长的话语里出现了。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对仇鳌的劝告，邱开基果真答应了。这么一来，“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被称为“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几十年后，邱开基不无得意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换而言之，该案虽未发生，佰“杀鸡儆猴”的效果已经出现了。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演出的一幕“捉放曹”，以此恫吓湖北官场；更有人断言，它不过是蒋介石与湖北三巨头合作的一出双簧，所谓“下令逮捕"、走漏风声乃至事后的不了了之，都是事先策划好的滑稽戏……
问题在于，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一生以正人君子自居，满口“诚信”、“勇毅”的蒋介石，会公诸如此拙劣的权术手腕吗？倘若他只是暗示邱开基，万一邱开基会错了意，又该如何收场呢？至于“双簧”之说，更加站不住脚，对这样声名扫地、沦为笑柄的角色，夏斗寅等人是绝不会答应扮演的。
更大的可能，它是一个投石问路、半途而废的政变密谋。
与“清流武汉”几乎同时，大别山军审行动的进展，异常顺利。8月28日，谭道源、刘健绪各部包围了鄂南红军孔荷宠部，此后十几天，“败孔荷宠于万载河，翌日再败之于大桥”；9月9日，卫立煌、蒋伏生、李玉 堂各部会师新集镇，“三省苏区”的首府沦陷了。同日，王均纵队攻占麻埠、关麟征师挺进黄安……到9月12日，蒋介石宣称，郓南作战已经结束，“此后以肃清流匪、残匪为主”。
以此为转折，三畨工作转而“以政治为主”。所谓政治，浮现于历史表象的，是苏区的“地方整理'战祸区的生计恢复，但作为潜流，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政治，则是湖北“削藩”。是时，夏斗寅、何成浚等人已主力尽出，负责武汉卫戍的，是俞济时精锐的88师。在此之外，力行社的千余党徒、邓文仪的几千警察，以及阮齐的几团保安部队，也遍布于武汉城内外……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手呢？是顾念者他与夏斗寅多年的称兄道弟，还是因为何成浚已被渐渐驯服、“实属可靠”？亦或，这完全因为他复杂的个性、幽微的内心，以及自居为“正人君子”的道德标榜？这一切已是不可解答的历史之谜了。无论如何，在他驻节武汉几个月以后，《大公报》的一名记者写道，“近年以来，各县咸知有中央……湖北一省，已无异江浙、安徽矣"。
/
1932年初冬，已离开南京半年之久的蒋介石，终于要打道回府了。这一天，在江汉码头，在大群官吏、士绅以及鞭炮和仪仗的烘托下.他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武汉屏声静息地倾听巷他的浙江官话，镁光灯闪成了一片，报刊和有线广播再次将他的演讲全文送到每一个武汉家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自己及力行社的工作，“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三省而言，政治力量确已做到了五分……下一步，应将之推行于全国"。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并微眯起了眼睛。他眺望着长江的深处，似乎也在眺望江西大山里的那片田土，那群难以征服的对手。
紧接者，他用“有声有色“人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武汉表现。他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
之扭转”。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早在9月1日，三省总部就颁布了《党、政、军、学戒烟办法》，要求党员、公务员、军人、学生在两周之内向“有关单位”填写《戒烟志愿书》。这个“有关单位”，正是第三科。
禁绝烟患不过实行了几个月，然而，这一天，他语气森严地宣布了两个决定：一是从即日起，《办法》要“通令三省各机关学校一体执行”；二是严禁民间种烟、私贩，私畈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
三省烟患延续百年，断然禁绝谈何容易？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上又錤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事缓则岡，为供应过渡时期瘾君子的需要，将实行“少量"鸦片的政府专卖，至于专卖所得，将全部充实国库、以作军费。
听到这里，大小官员都伸长了脖子，想知道烟土专卖这个“肥缺"要落到谁的手上。但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专卖“仍由”缉私处负责，虽然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实行鸦片专卖之外，是“全国对敌斗争机构”的设立。在历数了无数学潮、工运、兵变，以及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他斩钉截铁地宣称，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
“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里宜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了，并且已有了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构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哪些呢？在共产党、地方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年夏秋，在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它先后制造了多起轰动一时的刺杀案、爆炸案。首先是“王金波、杨志清案”。
王金波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大约8、9月间，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九天后，他的尸体在九江被发现，与此同时，日清公司买办、与他私交极好的杨志清更暴尸汉口街头，“数其五条大罪，罪状置于尸身上……罪状署名为4锄奸团’”。
原来，杨志清的真实身份，是日租界密探长，“日本在汉口建立的汉 奸组织……以杨志清为首"。至于王金波，也不过是他的手下。该案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领事以“死者系日资公司属员”的名义，几次交涉，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是“日货案”。也是8、9月间，百余家与日货有关的武汉商行,都收到了锄奸团的恐吓信，勒令三天之内停售日货，“甚至威胁要投炸弹”。此后几天，爆炸声时起时落，日货销售一落千丈。邓文仪后来回忆，“（民国）二十一年夏，日货在汉口的销售每月约值六百万元……三个月后，日货销路减少至二十万”。
与王金波、杨志清案一样，该案最终没有破获。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
毫无疑问，这些案件都是笫三科所为，是他们“以秘密对秘密”、进行反日活动的手笔。它的主要执行人，是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务头目。几十年后，邓文仪表示，以日货案为例，“若以当今法制去着，甚觉其过分，但出于当时乱世之下，若不以重典则难收效果”……
到蒋介石发表讲话时，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已发展成员千余名，成为堪与中统并列的民同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又再次更换了招牌：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了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政权的一个逾久弥新的话题，它牵连者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是从三省工作转入这个话题的。
三省的“七分政治”虽然出色，但这是治标呢，还是治本？蒋介石的语气似乎很沉痛，他无奈地承认，这是治标，“为什么土匪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是因为苛捐杂税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征敛没有止境，匪患也就不会止息”。
这句话说到了要害。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敛呢？与刘健群的看法不同，蒋介石认为，原因不在政体，也不在天灾和内战，而在于个人。他又重复了他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现在，党员既不为 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断言，这是因为道德的沦丧、人心的不古。因此，“如欲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道德复兴”。
全社会道德复兴的前提，是官员、党员的以身作则。他谈到，社会性腐败的根治，唯一出路是奢靡生活的终结、个人的修身齐家……
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蒋介石有意停顿下来了。他的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说不清是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汉口地方之整饬，亦将推行于全国！”
第八章元旦公告
/
蒋介石驻节武汉的半年间，力行社的气势，依旧一日千丈。
拥有两三千名成员后，1932年夏秋，以总政训处、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革军会又在各地发展了百余个小组、上千名会员。与此同时，滕杰后来谈到，“在第一年内，单青会的发展，虽无革军会的速度，却有重要的成就……”
所谓“成就”，以南京、武汉、上海三地为主。1932年7月8日，在吸收了几百名报人、公务员后，革青会中央政治学校小组出现了，“几位学生如王受泰、邵步墀、颜德桂、上官业佑……被吸收入革青会”。以叶简修为区社书记，当年年底，只有区区三四百名学生的政大，“有一百多位参加了革青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政大之后，是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乃至政府各部。而与南京革青会相比，上海革青会更加引人注目。几十年后，滕杰回忆说，以叶维为书记,“组织在工会、学校、政府机关内同时下手。在工会方面，由总工会开始,再到各分工会；在学校方面，从大学教授开始，再到学生”……
大约3、4月间，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个上海革青会小组出现了。叶维担任组长外，它包括了两名大学教授，原黄埔军校教官白瑜以及周恩来的旧日同窗、留美政治学硕士孙伯謇。几天后，他们创办了第一份刊物，《民众喉舌周刊》。它以学生为主要读者，“每星期四出版……每期发行三千份，一出售即被抢购一空”（邓元忠，《白瑜访问》)。
以《民众喉舌》为招徕，当年夏天，革青会暨南大学小组、“《大晚 报》报馆”小组、邮务工会小组、海关工会小组……纷纷出现了。几个月后，上海革青会已拥有近百个小组、几百名成员。
又何止南京、上海？当年年底，力行社已在各地建立了十个分社、近百个直属小组。按照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的报告，“其中三个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以南京第一分社为例，“有成员1582人，内含军人693名、文人与公务员533名，还有大学生356名”……
力行社的下属成员，已达到了万余人。滕杰发展精英、“组织干部”的两年计划，也提前完成了。但与此同时，一种无形的压力，却处处束缚者他。
这躭不能不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晚年滕杰回忆说，在最初的几个月，**蒋中正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1交滕杰核办’之木章”；林培琛也谈到，“当蒋在南京时，力行社书记可随时请求而获得晋见机会但也是那几个月，两人却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邓文仪后来冋忆，为特务处处长人选，“（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氏柠三次向滕杰婉言推荐戴笠”。直到第三次，膝杰才勉强同意，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几近公开了。
作为黄埔二期学生、“革青会”首任书记，葛武綮与陈立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2年4月，力行社风生水起、声势惊人之际，为讨好陈氏兄弟，葛武綮将大批秘密文件送到了党部。几天后，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陈立夫的有意安排，在党部办公室，滕杰发现了这些文件。他不动声色，悄悄地带了回来。
很快，在力行社干事会上，滕杰决定以“泄密”罪名处死葛武綮3但对此，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他，原因是作为正人君子、黄埔学生，不应有偷窃文件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滕杰垂头丧气。不久后，在陈立夫的安排下，仅仅受到“开除社籍”轻微处分的葛武綮，就脱下军装、出任宁夏教育厅厅长，从此长期留在了西北。
从这个事件开始，在日常社务中，两人你来我往、冲突不断。邓文仪 后来谈到，••有时蒋氏的意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又何止是这些事务？与蒋介石接触过的许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他“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对此，滕杰也深有同感。这一年初秋，他和肖赞育为此上书，对这个“校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据说，蒋介石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你们人穷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1932年6月5日，行将离别南京前夕，蒋介石日记写道，“学生之幼稚令人心焦，余必如何乃能造成干部人才而可以得到助手也”？邓文仪也谈到，“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三个常务干事闹坐在一张小圆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滕杰，交办事务给丰悌、戴笠等人。滕杰认为，这极大地助长了八宝街的微妙心态，乃至各自为政的倾向。以丰悌为例，几个月来，他时常谈起与蒋介石的私人接触，“颇有骄满之态……所幸不久后即出任驻德使馆武官”；以戴笠为例，“二十一年复秋间，（特务处）形成了半独立状态"（邓元忠，《滕杰访问》）……
这一天，也就是1933年元旦前夕，先后送达八宝街的两份手渝，更让滕杰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第一份手谕，是下令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革军会成员。这个决定，不仅让滕杰、也让与闻的众多力行社社员大感意外。
过去的九个月，革军会的表现不是可圈可点吗？不久以前，蒋介石不是还召见了革军会的二十几个组长、“训勉有加"吗？它有着异常严格的纪律，“全体组员每天须向小组长报告任务执行的进度”，以至于一个叫傅忠良的成员，只因手上出现逃兵迟报了一周”，就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后来才改为监禁。它的两任书记，潘佑强和郑介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异常称职。以郑介民为例，在戴笠与八宝街渐渐疏远后，他更是干事会遥控特务处的唯一媒介……
凡此种种，让众多力行社社员迷惑不已。几十年后，林培琛猜测说，它可能和胡宗南有关。
“因胡宗南和戴笠交谊较深，故有人说他们是浙江派……”林培琛后来 谈到：“胡宗南的势力，多半是在军队内。二十一年时，革军会的发展较革青会为快，因此相传干事会中有人以革军会发展有助于胡宗南之势力为由，提议立即停止该会的活动，以制止浙江派……”
换而言之，它来自同僚相谗。但对此，王新衡认为，它和干事会无关，却是由革军会与革青会的人争夺地盘闹剧引发的，“时政训班内的学员有些军人出身，有些是文学校毕业者……（两会）同时在班内发展组织，甚至殴打生事，造成混乱的现象"……
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足以解释这份手谕。毕竞，前者只是传言，后者也无非是几个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谈不上是多严重的事件。何况，对胡宗南、戴笠，蒋介石不是一直青眼有加吗？在力行社内，浙江人寥寥无几，蒋介石又何必限制所谓“浙江派”呢？他又怎么会因为一两桩斗殴事件，否定整个革军会的工作呢？……
无论如何，这份手谕对革军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易德明后来回忆，原本每周两次的革军会干事会议，从此停顿了，“数月才开一次”；梁干乔、余洒度等骨干纷纷他调之外，革军会书记郑介民从此专任特务处副处长，“革军会渐1渐等于零了”……
对这个手谕，滕杰更是欲言无语、欲哭无泪。那么，另一份手谕，会不会让他多少振作些呢？
另一份手谕，是勒令八宝街效仿武汉清流，在南京抓赌查嫖，以禁绝大小官吏的“嬉废糜烂”。这一天，几十份首都报纸大张旗鼓，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行政院的“元旦公告”；《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也纷纷转载。它甚至引发了一些西方观察家的期待。一个美国记者为此写道，“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这一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现在，他要对这个政权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发起挑战了，那就是惊人的腐败。或许，明年这个时候，我能够对这个政权更有信心”（哈雷特•阿班，《在中国的日记》）……当天晚上，和武汉一样，几百名穿者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的青年，以及众多宪兵、军校学生，出现在南京的各个街巷了。一些娱乐场所附近，三三两两的人游荡者；在秦淮河边，许多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似乎，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清流南京”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一个象征：“元旦公告”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遇了南京官场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并且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力行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力行社从“滕杰时期”进人到了“贺衷寒时期”。
/
—开始，“清流南京”的收效就不大。武汉行动的威慑、“元旦公告”的发布，以及南京特有的灰色气息，使这一夜到秦淮河边寻欢作乐的人，人数很少很少。凌晨3时许，全城行动已进行一个多小时了，除了几十个或抱者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官吏外，被力行社抓捕的，大部分是寻常赌徒、嫖客。
滕杰大为失望。正当他要知会各处、终止行动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作为地头蛇，这一天，担任革青会南京书记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望也最大。天麻麻亮的时候，他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抓了几百个人，尽是小鱼小虾……这里有一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吴思豫是一根泡进官场的老油条，他神通广大、目中无人；对蒋介石的指派八宝街抓赌查嫖，他极为不满，认为是变相剥夺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为此，他特地邀约了一帮赌徒到自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对吴思豫，一向以胆大妄为、敢作敢当著称的任觉五，也多少有些头皮发憷；但对这个消息，被称为“温文尔雅、廉洁奉公”的滕杰，却勃然大怒了。他当即率领一群宪兵，带着手铐，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的声音传扬出来，几乎传遍了半个街区。对滕杰来说,这不啻于火上浇油。他为此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砸门，冲进去！……”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泽，《复兴社的缘起》）。滕杰到底给吴思豫留了几分面子，没有把他给带走，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又一个。
但对吴思豫来说，这已经是奇耻大辱了。当天，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辞呈。次日，通过陈布雷，这份辞呈就到达了蒋介石在溪口镇的案头。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蒋介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桩公案：1月2日，蒋介石批准了吴思豫的辞职；与此同时，在溪口镇，他紧急召见了滕杰，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天，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了这个“让他为难”的人的力行社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将由贺衷寒接任；而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前，力行社另一首脑、绰号“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将代理该职。
力行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果真是因为滕杰“抓赌"而令人哭笑不得地发生的吗？对此，许多与闻了此事的人，都有自己的着法。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多少有些隐晦地谈到，在南京政权，吴思豫有相当的“后台”和地位。他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些影响。因此，一边是民国二十年的纷乱之后，权力得之不易的平衡，另一边则是鼎故革新、“整肃腐败”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鼎故革新"。
滕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一剂生姜”肖赞育的心思，要比康泽简单得多，也要犀利得多。他把滕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在于蒋介石和滕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滕杰事事讲“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的姿态轻轻避让开了，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关系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对滕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能深入蒋介石的个性和风格，但他依旧意味深长地谈到，直到1933年夏天，在一次社务会上，蒋介石仍然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
学生、晚辈、下属的批评，他事实上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度”或“幼稚”；原因也不在“作风冲突”，而在蒋介石对力行社的人事限制。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谈到，“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滕杰出掌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滕杰是否幼稚，对这个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让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进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着法，后来也得到了他同乡、密友贺衷寒的赞同。十年以后，一生“三起三落”的贺衷寒，在重庆经历“第二落”后，他从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职权限制谈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纭猜测、各怀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而此后十余年，因为蒋介石的独特性格、神秘内心，贺衷寒与邓文仪宦海沉浮、多历艰辛，对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他们深有体会，因而看权谋。
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并且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滕杰自己。几十年后，滕杰在台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的真实性，作为后来“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滕杰28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肖赞育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短短18天。这18天里，滕杰依旧每天一早来到八宝街办公。他整理者从“联络处”时期开始、16个月来多达几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平气和、或者有苦难言，轮番地和众多干事、社员谈话。与此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着一年多以来力行社的历程，并等待贺衷寒的回京。
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年1月20日上午，37岁的贺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在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和安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滕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这个午后，两个热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就进入了一个单间的休息室。沏上一壶热茶后，跑堂的就退出去了，这两个力行社最有权势的人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室”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六七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无论大小场合，滕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在他担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他也深深悉知者贺衷寒的一应性格弱点。这个下午，他们的谈话,围绕的正是贺衷寒性格弱点。1973年2月21日，当四十年时间弹指而过后，膝杰依旧清是地记得，“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点”（邓元忠，《滕杰访问》）。
从后来力行社的历史来看，这些真是不折不扣的“要点”。首先是“同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他的观念”。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力行社内，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以至于“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渐渐弥漫于八宝街。对此，滕杰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他说，要尽力避免湖南小团体的做法，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在此之外，则是“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这个建议切准了蒋介石的行事风格，以及南京官场的世道人心。
“因蒋中正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邓元忠，《滕杰访问》）。在担任了一年多力行社书记后，滕杰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了解到这“对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他-针见血地谈到，倘若兼职太大、太宽，可能“使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
又岂止是总社书记？在八宝街，不是有许多人把当干事、做处长都看作是当官的跳板吗？时至今日，力行社控制着众多机构、掌握者万余党徒，倘若再有一念之差，做书记和当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乱世中无数青年投机暴发、乃至火中取栗的心态的了解，以及对力行社使命、角色的深刻自觉，正是滕杰出任书记以来最弥足可贵的经验。
当年的黄埔军校，何尝是一个官场？它不过是一群青年理想的载体。 那么，黄埔的热血气质、牺牲精神，为什么这么快让位于南京官场的沼泽地呢？无非是权势动人心。事实上，滕杰本人的发起力行社，可以视为再次凝聚黄埔残余的激情与理想，再次以拯救国家、“求杀身以成仁”的态度，开创一个后黄埔时代。谁又敢说，这个“后黄埔时代”不会再次陷人南京官场的汪洋大海呢？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滕杰建议，“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表率”。后一点是滕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反复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滕杰也谈到了“合作”，特别是与CC系的关系。他说，如果一年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能改善；他谈到，当务之急，是拥立蒋介石为国家最高之领袖，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这方面，CC系与力行社是立场一致的。他强调指出，与CC系也就是中央党部，“（贺衷寒）更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他一点一滴地讲来。“要避免小团体”，为的是力行社能走出内部倾轧的怪圈；“不要在外兼职”，为的是避免力行社被官场同化，从而渐渐腐败。倾轧和腐败，正是几十年来国民党的两大顽疾，也是它单薄无力、一再失败的根源。唯有使力行社独立于公开政权，力行社才有存在的意义。至于“不独断”、“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乃至与CC系的合作，也不过一方面从个人的修身齐家着手，防止腐败，另一方面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杜绝派系倾轧罢了……
他娓娓地道来，貌似针对贺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讲出了力行社发展的关键。贺衷寒一宇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烁养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的性情，就笼罩在八宝街以及分布者成千上万名力行社党徒的广漠土地上；不过一年多以后，力行社与CC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时的两个派系的“火并”闹剧。
这就是力行社。滕杰远去了。1933年丨月20日傍晚，在又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正式出任力行社书记。此时，他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情。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激情、最有才华、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力行社历史表明，从这个临近春节的日子开始，直到第二年3、4月份，整整14个月时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力行社时代。在这期间，力行社不仅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它还完成了法西斯化中国在理论、组织、策略等多方面的准备。它的这些痕迹如此深重，以至于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力行社都被视为“蓝衣社”。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才华、阅历、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带领力行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的狭隘、冲动，他的种种缺点，连同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也从反面深重地影响了力行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力行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者一个力行社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人，不赀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896年1月5日生，原名忠汉。少年时，他曾游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岁便延师读塾。他聪 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搂下成长的生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怀。考人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也是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渐渐为“饮冰怀霜”的情怀打动，思想日渐激进。1920年秋，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24岁的贺衷寒被选为在校学生代表，领导了“五四”运动。不久后，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逛1921年秋天在苏联目睹的事实。这一年，他被派往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7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俄国男女在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从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而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鸣冤，被军阀政府关押了3个多月。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囲。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颗年轻的心，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渐渐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天，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贺衷寒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栗。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了。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追赶该船，幸得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由此相识，情投意合，后来便亲如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佳话的事迹，已经广为流传并成为黄埔传奇了。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史来自他在学校期间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贺衷寒另起炉灶。短短
一年时间，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闻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力行社、“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性格”都留下了深重的烙印。即使作为中兴重臣、“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性格。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私、狭隘、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备士人”之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随大部队一路进人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的大动荡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或者仅仅同为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44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化的日本悄悄崛起的过程，对大川周明、北一辉等法西斯教父，他都深有研究、并且颇有心得。或许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人黄埔相比拟的重大伏笔。
到滕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滕杰，他从日本寻找到的一种“复兴国家"的朦胧前景，在那时只有区区60余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接下去，在他出任力行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自觉探索。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记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并
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肯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滕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所有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另一个方面，那种最重要的黄埔传统，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比如蒋介石对孙中山、周恩来对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深远地影响了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历史的根源，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为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和力行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力行社，使之成为“蓝衣社”，进而成为“黄埔系的运作核心”，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了他重视权力、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他注定要把力行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力行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遥远的欧洲发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力行社走上它的不归路。
第九章复兴狂潮
/
1933年1月30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从总理府出来后，他冋到他的众多伙伴，戈林、戈培尔、罗姆、赫斯和弗兰克身边，眼里满含泪水，一句话也不说。在当天的口记里，戈培尔写道：“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彼此含着眼泪微笑着……梦境一般地，新帝国诞生了！十四年崎岖不平的道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国革命开始了！”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者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橐”、“橐”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总理府的—扇打开的窗户边，面对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儿致以纳粹敬礼，一会儿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这一夜，年迈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夜，力行社首脑、中国驻柏林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家旅馆的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着他以前的教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原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就在元首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到元首口述《我的奋斗》。•
远在1932年5月，在南京任职时，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 封信谈到了刚刚出任力行社社长的蒋介石对纳粹党的向往：“……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几年，蒋介石还先后派出几批力行社社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经验。这一夜，当浩浩荡荡、无穷无尽的冲锋队员从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艳羡、热切。他再次询问那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启蒙者之一，“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
克瑞伯一改平日的风趣、幽默，他开始以胜利者的庄严口吻，讲述著纳粹党的一切：在资本主义和苏俄模式之间，它试图寻找到“第三条道路”，以恢复德意志古老的光荣与梦想；它以纳粹党为中心，拥有五万二千余人的党卫队、多达二百余万人的冲锋队，并控制着五大外围组织，那就是青年团、少年团、大学生联盟、妇女界协会以及教员、司法界和卫生界联盟。这些组织囊括了几乎所有的青年精英、中产阶层，足以使纳粹代表德国。它不仅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它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内部机构，举凡外交、内务、司法、经济、农业，乃至戈培尔博士的国民教育、文化和宣传部，44在内部已孕育者一个新的国家，并拥有那个理想国家的全部现成体制”……丰悌悠然神往、若有所思。不久后，在写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他谈到了这个对话。他说，在复兴的土耳其、崛起的意大利和狂飙猛进的德意志之间，“以希特勒之纳粹主义最具力量，亦最见神效”；他预言，四分五裂、近乎破产的德国，“不日将为一个新德国替代”。他并且谈到，贫弱交加、内忧外患的中国，“不可不瞩目该药方”……
但，对这剂“药方”，这封信的收件人、新任力行社书记贺衷寒，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呢！这一年春节前后，他正忙者调兵遣将，以应对千里之外的热河危机、华北风潮。
这就不能不谈到石原莞尔、“一夕会”。1932年丨月6日，在石原莞尔的操纵下，一小群校尉军官在永田町通过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并得到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认可。几天后，面对荒木贞夫陆相、 大角岑生海相的咄咄压力，被称为“宪政之神”、孙中山友人和大正民主时期代表人物的新任首相犬养毅，也不得不退让了。他批准了以溥仪为执政，号称“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建国计划。
这个退让，后来被认为是犬养毅“晚年的失节”、“与他的地位或历史不相称的污点性事件”（读卖新闻社，《昭和宰相列传》）。即使如此，他也没能躲过悲惨的下场：5月15日，就是他出任首相仅仅半年后，一小群军官闯进他的府邸，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他。在走投无路之际，西园寺公望元老不得不推荐海军大将、75岁高龄的斋藤实负责组阁，“以抑制陆军的狂妄行动”。
与高桥是清、山本达雄一起，斋藤实组成了“三前辈内阁”。但，对这些德高望重、年迈体衰的老人，石原莞尔又怎么会放在眼里？此后几个月，他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先是文相鸠山一郎卷入了一桩“弊案”被迫辞职，由斋藤实自己兼任；继而，“满蒙生命线说”提出者、与石原莞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松冈洋右，被选为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国联交涉满洲问题。松冈洋右前脚刚走，1933年1月，他又抛出了“满洲国通域说”，要求吞并热河；在他的威逼下，几天后，外相内田康哉就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了。内田康哉说，“满蒙与中同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观，亦无议论之余地”；“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
2月24日，摊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天，远在日内瓦的国联以42票对1票的罕见表决，申明了“绝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与此同时，以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为主力，五万余名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当天，开鲁沦陷，次日朝阳也失守了。3月4日，以128名骑兵为先导，日军轻易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全境沦亡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国联表决后，给自己投下唯一一张赞成票的松冈洋右不怒反笑。他以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宣布日本从此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愕然”；抵达东京时，他受到了千百万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乃至與论界也普遍夸赞他“干得好”、“有骨气”。他仿佛凯旋的战士、民族的英雄，在无数镁光灯下频频挥手。
这一天，在人声鼎沸的东京火车站，在千万人的欢呼中，他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他说，日本不仅需要建设满洲，“且需永奠王道乐土之国的长久和平”；他谈到，为防止南京、奉军的进攻，长城两侧应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只能由警察维持秩序。他并且强调，只有这样，“庶可望满洲为帝国之粮仓、帝国侨民之拓垦乐土，并永为帝国之兄弟友邦”……
在如痴如醉的氛围中，没有什么人觉察到，这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更没有什么人发现，在松冈洋右出使日内瓦的众多随员中，包括了一名新晋升的陆军大佐。在一次又一次、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他表情平静，似乎远离着千百万人的喧嚣；他目光森严，似乎有些不屑，却多少也夹杂者志满意得之色。
他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
“民国二十二年上半年，因日本的军事行动，威胁华北，复再震撼全中国……”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有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到内蒙华北工作。这是继武汉后，另一次力行社社员的集体行动……”
又何止是十余位力行社社员？在郑介民、桂永清、关麟征、刘健群之外，它不是还包括了百余名特务处、调查课人员，几百名革青会及其他机构成员么？从此以后，它不是渐渐控制了华北，并表现了蒋介石的一贯手笔：无论哪里有红军、日本进攻到哪里，他的版图和统治也就扩张到哪里么？它折射了这个政权的一角真相。
还不仅如此。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为这次人事调动，新任书记贺衷寒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一个多月前，他接管了力行社，执掌了万余党徒、一个渐渐声震民国的秘密团体，但他也面对者初露端倪的内部分裂、所谓“半独立"的倾向。
首先是戴笠、特务处。
/
辛茹苦、冒险进取、揣摩迎上的禀賦。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三十五六岁的年龄，戴笠一点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人力行社前，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戴笠被派往北方搜集情报。回到南京后，他依旧一贫如洗，连黄包车都坐不起。为了把情报及时送抵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文件，草草一觉后，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达中山陵园官邸。冰霜、风雨，依旧天天如此。
他还时常忍受蒋府佣仆的嘲讽，经常听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无论勤务、司机、厨子还是娘姨，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处处谨慎地卖力。他终于博得了后来力行社同僚、蒋介石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地改善者自己的地位。1932年春天，他终于出任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了。十几年后，他这么回顾当时的情形：“……不到一刻功夫，领袖就正式下达了命令。当时我向领袖表示，‘从今天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戴笠自述》）……
但，并不总是这么低调、谦卑。一个多月后，几乎坐席未暖，他就以近乎悍然的手笔，驱逐了时为特务处执行科长、“有时直接听命于力行社”的邱开基。
这一天，邱开基往访戴笠，“谈话之间，突然有人在隔墙从邱氏背后射入一枪弹，击中邱氏耳后，幸未深入”（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在匆忙将邱开基送往医院后，戴笠当即谒见蒋介石，“称是警卫擦枪时走火误伤”。对此，蒋介石难得糊涂，他很快将邱开基调往武汉，出任第三科副科长。
邱开基之后，则是滕杰、贺衷寒。这一年夏秋，伴随着洪公柯训练班、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和电讯班的先后开办，戴笠的心腹亲信、家乡子弟，纷纷占据了特务处要津，“渐成半独立之状态”。为此，贺衷寒建议滕杰，“与戴笠面谈并改组特务处”。
但这次谈话很不愉快。几乎刚刚坐下来，在贺衷寒谈过自己的观感后，戴笠当场拂袖而起，“拍桌要走”（邓元忠，《滕杰访问》)。滕杰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在一番讨价还价式的斡旋后，或许自感地位未稳,戴笠多少作出一些让步了。他许诺，“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
又怎么向团体负责？在有着百余名人员的特务处，戴笠几近一手遮天。以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为例，他与八宝街关系密切，却有职无权，“郑的资历、学历以及在军中的人脉，都远比戴笠优越。戴笠内心感觉不安……(他）以加强书记室的方式，使副处长架空，无法问事”；以洪公祠训练班学员陈恭澍为例，作为革军会会员，他后来谈到，“受戴先生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有一次我开口问戴先生，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陈恭澍，《北国锄奸》)……
凡此种种，使贺衷寒渐渐决心，打破这个僵局。
这一年春天，在贺衷寒的游说下，特务处副处长、颇感郁郁不得志的郑介民，决定出任力行社华北分社书记，兼为特务处华北区区长。对这个手笔，与郑介民貌合神离、态度疏远而客气的戴笠，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在他看来，所谓华北分社、“特务处华北区”，不过是一个人数寥寥、微不足道的力量。
3月12日，郑介民抵达北平，立即接管了北平支社和特务处平、津两站。
在滕杰时期，宁沪和大别山是力行社的活动重点，华北的组织极为微弱。以北平支社为例，它虽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直到此时，也不过吸收了十余名革青会会员；以特务处天津站为例，作为特务处最早的外勤组织之一，它仅仅下属两组人马。至于特务处北平站，更不必说了，直到两个多月前，戴笠才派出陈恭澍、杨英、戚南谱三人，住进北长街18号院，以“《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为掩护开始活动。几十年后，陈恭澍谈到，“到了1933年2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在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换而言之，华北力行社仅有区区三四十号人，“人手不足，经费短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陈恭澍，《北国锄奸》）。那么，戴笠有没有意识到呢？此举几乎使他丢掉了华北势力。
热河危机、华北风潮卷起后，3月15日，邓文仪直飞北平，次日调查课百余名特工也奉命出发，“十六日全部去浔，转轮北上”。几天后，以桂 永清为组长，力行社华北兵运小组成立了，它包括干国勋、杜心如、刘广瑛、王天任等力行社社员；次月，在宪兵三团、宪兵四团先后开抵北平后，以宪四团团长吉简章为组长，以蒋孝先、丁昌、韩文焕为组员，力行社华北警备小组也宣告诞生。至于北大学生、革青会会员李荷，则进入众多高校，开始发展革青会小组……
一路风生水起的，又何止是华北分社？当月月底，在郑介民的要求下，电讯专家程俊来到北平，为特务处北平站设立了专用电台；次月，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等洪公祠培训班学员也奉命前来，北平站由此暴涨到二十余人。至于特务处天津站，在戴笠密友、站长王天木的统筹下,他们不仅招兵买马，而且一举刺杀了大汉奸、过气军阀张敬尧，被称为“一件完美无缺的得意佳构”……
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近百名革青会会员，连同两三百个特工、几千名控制下的宪兵，使华北力行社无孔不人，“势力弥漫于平津、晋冀各地”。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特务处平、津两站与南京音讯渐少，几十年后，陈恭澍意味深长地谈到：“郑介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他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的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坐不住了。
大约4月份，戴笠带着机要秘书毛人凤，以及保镖、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到北平，并租下东城栖凤楼胡同的一处两居楼带院子的住宅，“作长期停留的打算”。据说，临别北平前夕，他不顾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的特工铁律，将平、津两站的主要特务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在例行的开场白之后，戴笠口口声声强调者他与“领袖"的特殊关系。他说，“每一个人都要自勉自修，充实自己……庶可肩负艰巨”；他说，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后，“有位同志要打倒我……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获准”。他并且谈到，特务处要有“光荣的历史”、“清白的家风"……
对此，陈恭澍后来谈到，“谈话完毕，大家默默无言，彼此也没有交
换一下意见”。
又何止于此？这个座谈会的微妙之处，还多着呢！陈恭澍记得，“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随后开始讲话”；而郑介民的态度也不冷不热，“讲完之后，戴先生又很尊敬的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凡此种种，使平、津两站的大小特务感到左右为难。紧接着，5、6月间，在平津两站联手刺杀张敬尧、受到蒋介石的特别热奖后，戴笠又来了。这一次，他分头召见了几个特务，并且不再拐弯抹角。以陈恭澍为例，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这一次）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但已经太晚了！几天后，贺衷寒就以刺杀张敬尧的名目，将陈恭澍由革军会会员升为力行社社员；与此同时，在郑介民的保荐下，此前与八宝街毫无关系的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陈恭澍，《北国锄奸》)。这么一来，华北分社渐渐控制了平、津两站，几十年后，陈恭澍依旧充满留恋地谈到，“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历‘军会’、4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戴笠之后，轮到了刘健群。
/
1932年3、4月间，以桂永清、康泽为介绍人，刘健群先是加人了革青会，“旋为力行社社员”。几十年后，康泽谈起了自己对刘健群的最初印象：“他当时住洪武路……住的房间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題。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康泽自述》）……
不仅康泽。在晚年的访谈、回忆录里，无论滕杰、肖赞育还是曾扩情，都勾勒了一个清新、亲切、激情澎湃的刘健群形象。曾扩情后来谈到，“因蒋介石的赏识、（刘健群）个人的才华，许多人和他一见如故……并无疏远排挤之事”。
正因此，1932年夏天，以刘健群为班主任，八宝街才开始组织“自新”、“团警”之后的又一个培训班，“军委会政训班”。一开始，这个班风生水起、声势夺人：公开招考500人，“当时从各地来京报名应试者竟达3700余人”；446名考生被录取，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八成以上；南京力行社几乎倾巢而出，滕杰、康泽、肖赞育担任指导员外，梁干乔、余洒度为训导组长，桂永清、孙伯謇等十余人为教官……
10月10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政训班开班了。刘健群精心经营者这个非黄埔的力量，他也迅速贏得了几百名青年的钦赖。后来，一个叫李茂永的学员写道：“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他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八宝街的关系开始微妙。
一开始，冲突带着内部倾轧、“争人夺地盘”的闹剧色彩。几乎是政训班刚刚开办，革青会与革军会就先后介入，并引发了后来被谣传为导致革军会停止活动的斗殴事件；紧接着，康泽也动手了。滕杰后来谈到，刘健群曾与他商量过“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年丨月，出于种种复杂动机，刘健群向几百名政训班学员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这个举动引发了八宝街的哗然舆论、汹汹声讨：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几天后，康泽在一次干事会上强调，此举违反了••保密”、“不得有小团体活动”两大铁律，必须对刘健群进行制裁。
这份文件的许多内容，不是已纳入《生活限制条例》了吗？谁能说它不是力行社的机密呢？更何况，刘健群的这个手笔，有着异常明显的拉帮结派、试图自成一系的用心……但，对这个蒋介石的“螟蛉子”、官居总政 训处长的年轻新贵，贺衷寒有心无力。当月月底，他轻轻放过了这两项可判处监禁乃至死刑的指控，仅仅将这个班改名为中央军校政训班，“以阻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
这么一来，至少在名义上，那些和黄埔八竿子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也就变成了“黄埔系”。对这个自欺欺人的手笔，刘健群既深感愤懑，又不屑一顾。他依旧和几百名学员打得火热，并从此不再踏进八宝街半步……
次月，是一则政坛丑闻而不是别的什么，帮了贺衷寒的大忙。这个丑闻不仅使刘健群声名狼藉，也使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贺衷寒成功地放逐了刘健群。
这就是在南京被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远在遵义期间，刘健群就结识了有夫之妇、时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卢葆华；这一年年初，卢葆华出走至上海，并很快和刘健群同居了。仅仅几个月后，卢葆华就发现刘健群并未与原配离婚，她深感受欺，为此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抗争》。几年后，卢葆华回忆说，“……初为育岛《平民日报》转载，继则杭州《三江日报》亦转栽，天津《大公报》文副亦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
《抗争》事件”沸沸扬扬、喧嚣一时。更要命的是，在这部三万余字的小说里，无论刘健群的名字、履历还是现任官职，卢葆华均无所讳。在几十份报刊先后介入、市井民间议论纷纷之际，刘健群名声扫地，“新派人士斥之为伪君子，旧派人物磋叹人心不古、新进无徳”。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过去的大半年，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也是1933年3月，面对众多议员、元老的纷起责问，贺衷寒的借题发挥，一生以仁义进德、“正人君子”自命的蒋介石，到底下达命令了。他免去了刘健群的本兼各职，“另有任用”；至于总政训处长职位，则由贺衷寒接任。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略感欣慰，同时怅然若失。在他看来，对这个昔日的“螟蛉子”，蒋介石还有保全之意：所谓“另有任用”，就是让刘健群率领几百名政训班嫡系，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前往北平，并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这么一来，他不仅可以远离是非，还能以“安抚华北”、参与抗战的功劳，很快东山再起。
更要命的是，在蒋介石的这道命令里，刘健群还将接替任职未久的郑介民，执掌起力行社华北分社。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大感意外，八宝街更是群情汹浦。但他们能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自从热河沦陷、华北告急，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罟骂……国人皆日可杀"；3月上旬，《中国评论家》甚至刊栽了一封异常刻薄的读者来信，应提名张氏为诺贝尔和平奖之候选人。其先失满洲、再弃热河，非伟大之和平主义者不能为也”。在这种情况下，3月7日，张学良含泪宣告下野；五天后，军政郎长、刘健群的老上司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但他离开南京时，“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邓元忠，《干国勋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襄赞何氏……而以刘健群为首”，不是很有必要吗？这六个人，除了方觉慧外，无论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袁齐还是干国勋，不都是力行社社员，并且都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吗？国难当头，必须和衷共济，何况是自诩要“护党救国”的力行社。对这个决定，难道贺衷寒、八宝街能说出任何反对意见吗？……
命令下达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迅速筹组着。它以刘健群为总队长，以李秉中、余洒度、陈春霖等力行社社员为大队长，共分十四个大队、五百余人。它并以宣介溪、原“布衣团”的十几个成员为骨干，以三百余名政训班学员为主体，进行公开招募、选拔。邓文仪后来谈到，3月19日，在南京韩家巷.它设立了筹备处，“政府拨每月经费二千八百元”；当月月底，“不到十日，总队组成”（《中央日报》，1933年3月29日）……
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是当月月底，贺衷寒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以几百名政训班学员、“宣传总队"队员为第一个支社，成立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与蒋介石一样，他的这个决定也貌似无懈可击：他说，拥有万余名会员的革青会必须有一个“掩护机关”；他说，几十年来，国民党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倘若没有数以万计的基层活动家，力行社也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并且强调，这么一来，力行社将从滕杰时期的“精英组织”，演进而为一场卢势浩大、席卷民国的群众运动。对贺衷寒来说，“复兴社”的名称并不新鲜。远在1932年5月，太原就出现了第一个复兴社小组；随即，当年8月，叶维在上海组成了“复兴社中同公学直属小组”，任觉五在南京成立了复兴社第一区社。到当年年底，复兴社已至少拥有三个区社、四个小组。
这些区社、小组，都隶属于力行社早期的四大支社，并被视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e它们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并且都以高校教师、大学生为主体。白瑜后来谈到，一开始，它似乎是无心之举，“孙伯赛和白瑜在上海参加革青会后，因不知上面尚有力行社的存在……认革青会一名不应对外宣告，须用一假名掩护。白瑜鉴于誓词中有复兴二字，故建议此名称”(邓元忠，《白瑜访问》)……
但，这些与其说是复兴社的来源，毋宁说，它仅仅为贺衷寒提供了一个名字。在发起复兴社后，它很快超出了“掩护机关”、附属组织的范畴；此后几年，以复兴社为载体，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文人、公务员、军人、市民乃至少年儿童，都被纳人了力行社运动的轨进。它的声势如此之大、效仿纳粹德国痕迹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久以后，所有与闻了它的中国人，乃至众多的西方观察家，都把它视为这个包括了力行社、革青会与“忠义救国会”在内的秘密团体的全部。
几十年后，作为最早的复兴社社员，李茂永详尽描述了自己的入社过程，他在复兴社内的生活。
1933年3月28日，开赴华北前夕，李茂水接到了“不得外出"的通知。为此，他和同队的十几名青年始终在宿舍里等待着。入夜时分，他们的区队长终于来了，并将他们带到“本部对面的一个院子”里。
这个大院子空空荡荡、氛围神秘。被区队长带进一个小房间后，一个陌生人给他们分发了一张调查表，“这才晓得是来加入复兴社”。在详尽地填写了自己的履历、家世、亲属和社会关系后，他们又拿到了一张《宣誓
词》,并被那个陌生人带进一个大房间。
大房间里空无一人，但布设得很庄重、很压抑。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之外，它的四面墙上还贴了很多标语，比如“一个党一国民党”、“一个政府一国民政府”，“一个主义一三民主义”以及“一个领袖一蒋委员长”。让李茂永印象深刻的是，当中的一张大桌子上，还放者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和一幅大字的《宣誓词》。
这样的凝重场面，让十几名青年屏声静息。随即，在被操纵的情况下，以区队长为领誓人、以那个陌生人为监誓人，他们站成了一列，开始宣读《复兴社誓词》:“余誓以至诚，复兴中国革命，力行三民主义。效忠领袖,服从组织，严守机密。为达成使命，甘任劳怨，不辞牺牲。如违蜇言，愿受最严厉之制栽……”
宣誓入社后，一份份《宜誓词》又交还给了区队长，由他当众焚毁；紧接着，那个陌生人开始训话了。李茂永后来谈到，在“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后，那个人着重强调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泄密者处以极刑”以及“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那个陌生人说，倘若违反这三大纪律，“团体必予最严厉之制裁”……
如果说，对“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以及“泄密者处以极刑”，李茂永们还是懵懵懂懂的话，那么，所谓“纵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一清二是了。那个陌生人谈到，他们已被编为一个复兴社小组，组长就是他们的区队长；除了组长，他们不得加入其他的任何一个秘密组织，也不得与兄弟小组、外地区社发生任何关系。
事情还没完呢！走出那个房间后，李茂永者到了川流不息、只敢以眼色略作示意的一群群同学。与李茂永一样，这一夜，四百余名政训班学员都经历了填写履历、宣誓入社以及陌生人训话的过程。他们也被编入了一个个复兴社小组。在二十几个小组宣告成立后，以宜介溪为书记的复兴社“华北支社”也就诞生了，它求属于刘健群的力行社“华北分社”。与此同时，在那个神秘莫测的院子里，力行社组织处的工作人员，也已把他们的身份资料制成了一张张小卡片；这些卡片不仅有一个固定编号，还留出很大一块空白，以便定期填写“考核评语”……
依据“考核评语”，他们每隔三个月就有一次升入革青会的机会。但直到此时，他们都还不知道革青会的存在，更不用说力行社了。
复兴社的《章程》很简单，只有短短六条。在此之外，他们却要接受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训练和“特别训练”，前者包括射击、煤炸、驾驶汽车、收集情报等，它覆盖了所有的复兴社社员，并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具备了基本的特工素养；至于“特别训练”，则往往只针对行将升入革青会的社员。在经历编保编甲、农村工作、学生运动、民兵组织乃至碉堡构筑的讲授后，他们往往会被告知已升入革青会，并以他们为组长，开始发展自己的复兴社小组。
接受过复兴社训练的青年，究竟有多少？这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许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受训，次年，八宝街更秘密下发了《我们的训练》一书，以便各组组长、各级书记组织训练；但，对于具体的受训人数，各方说法出入极大，有的说“一两万人”，有的说“四五万人”，更有人宣称“当在二十万以上”……
技术训练、“特别训练”之外，还有财务训练。在几个月的惨淡经营后，通过烟土专卖，邱开基的武汉缉私处已大发其财，“税金开始时每月只得三十万，后达六十万、一百二十万，最后为二百万元”（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但，在这笔巨款中，蒋介石只肯拿出区区二十万，作为力行社的月度办公经费。在有着几百名工作人员的八宝街，这只够支付工资、应付日常。这样，“量出为入、就地筹款”就成为复兴社的财务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各组组长可以根据需要收取社费并“发动乐捐”；为此，财务训练也就成为复兴社的专项训练了。
一开始，复兴社相当纯洁也异常有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个小组，每周都定期召开例会。按照八宝街的指令，他们活跃地进行着种种控制民间、渗透社会的工作。有时候，他们“走出去”，以秘密身份加入一些公开社团，并逐步渗透、控制这些社团；有时候，他们“请进来”，那些最活跃、最有才华的社团青年，一旦被认为没有“亲共”倾向、汉奸嫌疑,就由组长、小组骨干出面，争取发展他们入社……
这就是后来多达几十万名的复兴社社员，都经历过的入社场面、都参与过的组织生活。此后几年，由于数以万计的军人、大学生、公务员、教师、记者、华侨、小商人乃至工会领袖，纷纷涌人了复兴社，“并发展出形式多样的新型外围组织”；也由于它的触角，秘密地延伸进几乎所有的社 会角落，并震撼了蒙昧的民国，它很快被视为一场有着特务性质，并混杂了秘密会社与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了。
从这里开始，力行社渐渐消失了，“复兴社”则被日复一日地传说着。几十年后，康泽谈到，“外界由此渐知复兴社，而不知有力行社”；干国勋则认为，这个结果与复兴社的组织状况有关。他说，“（复兴社）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逐以‘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干国勋，《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
无论如何，1933年春天，“复兴狂潮”卷起了。
/
复兴社的第一轮发展狂潮，卷起在它的滥觞之地上海。它的一泻千里，由上海书记叶维领衔，并得益于四个后来名重一时的宣传专家，《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崔万秋，贺衷寒的同乡、中学同学刘炳藜，以及刘炳藜的两个朋友，学者陈秋云和张云伏。
崔万秋是个激进、热烈的文人。他的客厅源源不断地容纳者来自各地、寻求一夜成名机会的文艺青年。他慷慨地为这些或落魄、或狂放的年轻人，提供着食物、房租和零花钱。他的山东同乡、后来叫作“江青”的蓝苹，就是从他的客厅进入演艺界的。
加入革青会后，他先后发展了十余名复兴社社员，并与孙伯骞的中国公学直屁小组、白瑜的暨南大学直属小组，合并而为复兴社上海区社。如果说，此时南京总社尚未承认复兴社的话，那么，在不经意间，他与叶维、白瑜等人的努力，却为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提供了重大借鉴。
但，对上海复兴社最具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不久后刘炳藜的入社，以及他与陈秋云、张云伏创办的《前途》月刊。几乎刚刚加入革青会，刘炳藜就要求贺衷寒拨给经费、创办《前途》；一个多月后，1933年元旦，在英租界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5号，《前途》创刊了。此后五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二流文人，开始以民国罕见的手笔，经营着这份力行社的未来
机关刊物。
创办《前途》前，刘炳藜就在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上做了整整一周的广告，宣称这是一份严谨、以研究国家前途为宗旨的杂志。当时，无论叶维、白瑜还是崔万秋，都担心在气息浮躁、时尚而摩登的上海，这样的广告会导致读者寥寥无几。但刘炳藜却断言，这将是上海出版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刊。
果然，创刊当日，来自各个书局、零售点的电话，就源源不断地打进宝善里5号，要求继续供货；而刘炳藜的电话也一次又一次打给了印刷所，要求再次印刷。短短两个小时之内，首次印刷三千册被抢购一空，入夜时分，印刷所赶印的另外三千册也销售一空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途》创刊号卖出了近两万册，创下了民国学术性杂志的销售记录。此后一个多月，该期的23篇文章成为学术界、各所大学和众多知识分子的交谈焦点。
及至复兴社正式成立时，《前途》的基本订户已达五千以上，每期零售两万余份。它与崔万秋的《大晚报》、陈秋云和张云伏兼任撰稿人的《社会新闻》，构成上海复兴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邓文仪后来谈到，“该刊读者，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凡认同该刊者，亦多认同复兴社之宗旨主张，介绍入社往往一拍即合……上海复兴社由此一日千里"。
当年夏天，在几十位力行社社员、几百名革青会会员之外，上海复兴社已拥有成员三四千人。他们多为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和学生领袖。滕杰认为，“以各地复兴社而言，上海社员文化程度最高，宜扬主义与主张亦最为有力”。
上海之后，复兴社又一个突飞猛进的省份，是遥远、贫瘠的河南。
如果说，在繁华、近乎西方都会的上海，复兴社发展多依赖宣传之力的话，那么，在古老蒙昧、被视为中国之缩影的河南，它则主要通过权力系统的运作。几十年后，魏斐德教授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取决于省主席刘峙的支持……因为刘峙的推波助澜，复兴社在河南发展了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内的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许多公职人员、小职员和学校教师都认为，不加人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
政府工作的饭碗”（魏斐德，《特工王戴笠》)……
在这种情况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河南复兴社拥有了几千名成员，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的支社、直属小组和小组，遍布于河南的各个专署、县份，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让这么多河南官吏、地方人物趋之若鹜，以至于几个月之内，位于开封东华门附近的复兴社河南分社，一再提高着它的准入门槛：先是乡镇长、小学校长准许加入复兴社，继而，这个标准变成了中学校长、大学毕业生；紧接着，在众多县长、保安团头目纷纷涌入复兴社后，河南“忠义救国会”也就开张了。凡是被复兴社冷落的地方头面人物，一概被这个外围组织收容着。饶是如此，那些有头有脸、作威作福的河南士绅，依旧不觉得受到了羞辱，他们乐此不疲地加入忠义救国会……又何止是上海、河南？这一年4、5月间，大批力行社干部或被派遗出去，或就地发展起了复兴社组织。郑炳庚去杭州、李守维在苏州、徐中岳抵合肥、贺醒汉在长沙；紧接着，萧洒到开封、张泽宣去绥远、胡宗南在西北、冯剑飞驻贵阳……在康泽缔造、不久后由邓文仪兼管，多达百余份报刊的力行社宣传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社的组织网络，很快从省会城市、专署所在地蔓延到各个县份了。浙江复兴社书记郑炳庚后来回忆说，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浙江72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在二十余个省区，复兴社组织无处不在。它的势力甚至延伸进了新疆、内蒙和西康。几十个分社、上百个支社和几千个小组，构成了复兴社的组织分布图。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是在这一轮复兴狂潮中，以济南正谊中学学生、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蒂社"头目的身份，得以加入复兴社的。
然后，轮到了海外留学生、华侨和妇女组织。
复兴社的第一个海外组织，究竟出现在柏林，还是诞生于东京？此后几十年，众多当事人始终众说纷纭。一个留欧学生后来回忆说，几乎是刚刚得知成立复兴社的消息，以丰悌为首的力行社欧洲分社，立即在德国发展起了复兴社小组；但时为日本书记的黄镇中也谈到，大约1933年4月，复兴社东京小组就成立了。几个月后，“在日本的复兴社社员已有一百多人，大多在东京区，并成立了日本分社”……
无论如何，此后近一年，在千余名欧洲留学生中，丰悌大约发展了三 百名社员。1934年，白瑜抵达英国、开始留学生涯时，“复兴社在柏林有分社、巴黎有支社……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有一小组属巴黎分社，罗马亦有一支社”。与此同时，在1504名留美学生中，复兴社也发展了两三个小组，成员包括何廷光、曾免、潘籾英、谢仁昭、邝广平等人。不久后担任驻美使馆武官的易德明认为，“组织在美国的发展较迟且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留美的中国学生多以修理工科者为主，二是当时的中美关系较疏远，二十三年以前的中国驻美使领馆人员，仍然是军阀时期所派出的人M(邓元忠，《易德明访问》)……
留学生之后，则是海外华侨组织。
也是1933年春天，在首都南京，以力行社社员、黄埔三期学生黄绍美为主席的“亚洲文化协会"就登记注册了。它是复兴社华侨分社的掩护机关，它并且下属“华侨共济会”、“华侨青年救国团”、“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和“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四个分支机构。其中“华侨共济会”以侨领为发展对象，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了泰国华侨、《曼谷日本》总编辑萧吉珊，马来亚华侨、《建国日报》社长梁华伟，菲律宾华侨施笃、方稚周等。到当年年底，该会已下设七八个复兴社小组。
“华侨共济会”之外，韦與辉等力行社女社员，领导者“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训练了数以百计的朝鲜复国志士，并吸收了越南、缅甸、印度的若干社员。与这些机构相比，八宝街最为重视的，是“华侨青年救国团”。干国勋后来谈到，“时人无不认为华侨为中华民国至忠贞、至慷慨、最纯洁之国民，而华侨青年尤为民族未来之希望……故华侨青年救国团入社采用誓词，内容与力行社相仿，而不同于国内复兴社社员之规格’’……
在此后几年，这个分支机构、掩护机关，大约发展了千余名华侨青年。更不必说，校址位于上海、以华侨子弟为主体的暨南大学，其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自愿地加人了复兴社。而在发展海外复兴社之外，1933年春天，贺衷寒更以“亚洲文化协会”的名义，宴请了朝鲜的李光济、崔大赫，越南的今泽民、韦正南、罗四维，以及缅甸的卢天灵与印度的泰里辛、伽兰华等人，探讨着抗日策略。南京以日本之后又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以殖民主义相对抗……
全社会价值观的离散、满洲的沦陷、华北的危机，以及大量的失业青年、对政权现状深感不满的党员、急切寻找出路的学生、善于把握机会的投机者、需要接近高层或形成派系的官员，还有单纯的军人、破产的商人、控制着地下社会的黑帮头子……民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都迷惘于这个混沌的年代，也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而这，正是复兴社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
当复兴社的网络遍布各地时，仅仅几个月时间，虽然他们的保密工作是做到家了，虽然他们在挑选成员方面依旧极其严格，但复兴社的成员，仍然迅猛发展到了四五万人。与此同时，在河南、在河北、在山东……在众多的北方省份，连同杜月笙控制下的地下上海，以地方士绅、乡镇官吏、民团头目乃至黑社会分子为主体的忠义救国会，也迅速发展到了几万之众。除了**童子军励进会”这个少年组织外，力行社延续到1938年解散时的组织面貌，已大致地浮现出来了。它后来的“法西斯组织”的标记，也是从这些日子开始的。
但这还不够。它还需要一个足以彰显其色彩的名称。这个春天，在遥远的北平，又一个貌似偶然的小插曲发生了。是这个事件，连同力行社不动声色、然而渐渐狂乱的嬗变，使隶属于八宝街的那些秘密团体，无论力行社、“复兴社”、革青会还是“忠义救国会”，都有了一个后来被久久流传的统称。这个统称，带有浓重的诡异、恐怖、血腥和法西斯色彩，它让那个年代的亿兆中国人闻之胆寒。
这个统称，无疑就是“蓝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