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 著
北京出版社
2010年1月
制作/蓝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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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pubSTAR lite 2.6.0.21228 2013-01-15T10:29:23
目录
序言
蓝衣杜在我们印象里就是个特务机构，但了解它形成的过程原因发现他们也是一班热血青年，为了救亡，为了革除国民党松败的弊病，然后采取一个个措施来想提高效率，这个过程被我们用“特务”这两个简单的字概括之后，典实遮蔽了大批人试图救国的努力*
贾樟柯 著名导演
我还未看《走向共和》，但我却看了一部写共和之后的小说，名为《蓝衣社》……我觉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古风，是乡野古风。这本书写蓝衣社，其实写了一•部国民党的历史，背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画面，它是一部力气之作，
——王安忆著名作家
打开《蓝衣社》，我仿佛面对着历史的残扭断简，森森的青铜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用三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几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对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作者好像是一个摆弄面团的艺人，历史在他的手下变幻无常，让人惊叹。那些让人憎恶或者是尊敬的历史人物从纸中跃出，如此丰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面对作者从容的叙述，仅能得到的结论是一切当代史都将成为古代史，在时间的坐标中，一切终将成为云烟口
侯小强 盛大文学CEO
“（这本书）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一个笔名叫丁三的年轻人在《蓝衣社》后记里写到。这本无法严格归类的作品，无疑是本年度最有魅力的作品，它散发着动人的气质，作者对于蓝衣社兴起和衰亡的描述，诉说出了中国社会的秘密它可视作当代中国非虚构作品的代表作
许知远 著名青年作家，学者
很久没有读到可让人产生某种心灵震撼的新作了，《蓝衣社》却不时能让人找到那种感觉，，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也不是因为它所描写的那个特殊年代以及那个时代的那
些特殊人物，而是因为作者 一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一在碎片的整理中所
表现出來的那种考古学式的激情，那种在一片模糊甚至已经因为过度书写而显得混乱的历史背景中能力，在这里，与其说是一种思维与精神的练习，不如说是一种劳作，一种身体的力量和身体的意志的支持：
—吴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要人物简介
蒋介石 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
1932年丨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为效仿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衫党”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到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有“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成员更多达五十万。但与此同时，为实现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倾轧不断。他的这些手笔，引发了贺衷寒、邓文仪等力行社首脑的暗自不满，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试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朦杰 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
他满腔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至万余人时，却被蒋介石免去了首任书记之职。
贺衷寒 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
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 “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 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就是“蓝衣社"后，更使力行社其他首脑对他怨恨加深。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不得已落发为僧，隐居深山。
丰悌 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
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在“长沙大火”事件中被蒋介石冤杀。
邓文仪 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
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贲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在1934年夏天，却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 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康泽 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
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別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在襄樊他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介石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事实上，此时的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 力行社特务处处长。
力行社、“蓝衣社”解败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杳统计局，即无人不知的“军统”。
他原先只是个不得志的街头小混混，但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恃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第: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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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作者和自己的未娇妻，开始了与外界相隔绝的生活。3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娇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这时候，我们几乎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祥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80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与此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此后几个月，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童的书籍。读书之外，我们每晚还必下三盘象棋，然后回到各自的卧室休息。我们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若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唯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80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在灰色的阳台上，我晒者太阳，同时读书。那些日子，我每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 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人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进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一点都看不到。
读书、买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地被激发。这一年晚春，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2001年的大半个夏天，我都在讲述着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在我与未婚妻结识的日子，那个被称作“鹤屿’的小小半岛，生活者大约三千居民。依照相对的姓氏、地形，村庄又分成“东头”、“东澳”、“西澳”这样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还包括了“埕头”、“鳎下”、“埕里"、“长房里”几个宗族聚居地。宫有意味的是，每个宗族聚居地一般都以五十家为划分，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行政的、外来的界限，让他们这么确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而我也读过海德格尔的《建筑、居所、思》，所以我比较注重讲述这个村庄的建筑。村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上的土地庙，以及村委会所在的村民俱乐部。其中祠堂始修于1800年前后，是林姓族人扎根鹤屿的的标志，土地庙是林姓、王姓、阮姓等共同的神祗，而村民俱乐部则是纯人间的、延续至今的政权标志。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二百余年的变迁。
比较次要的建筑，还有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王家大厝”。这是一处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老屋，包括了正厅、花厅、天井与厢房。正厅的门柱上，镌刻若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开闽第一家”，这纪念的是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公元885年，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率领他的族人、部曲，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尊封为“闽王”。
和土地庙一样，王家大屏也落成于1900年前后。毫无疑问，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这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的渔民了。在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兄弟析产后，每个家庭都只有三两间小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处小屋都能
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朝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各处院落隔绝了开来。那里居住者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还是王家大厝原先唯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柄身的就是那两间小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唯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唯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谈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记忆，在我脑海里被隐约唤醒了。许多年来，我漠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本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躭在这些闲话里长大；而在老家度过自己的幼年时，每天清晨，我也总能见到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纪相当，大约出生在1915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地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他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穿者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在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堂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在他考取该校的那一年，全县被录取的人数不过十三人。
二十三四岁时，王天容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属的集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敬重的“天容先生”。在那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小岛，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250担稻谷，在凋敝的乡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他怎么也不能和我心中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为此，这个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他的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了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为普通村民后，他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续修族谱、重修祠堂。他先是奇怪于我的电话，因为，那个村上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任何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还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太寂寞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讯问、批斗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1936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既一本正经又多少有些滑稽。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众所周知，军统局是国民党“武汉抗战”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在1938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1936年加入军统？
我的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应该知道更多的根底。但听完我的疑问后，父亲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娃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者都会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父亲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王天容人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好像是一个和军统有着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人过光复会。这个团体比他还要古老，1904年，在一个暗杀组织的基础上，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发起了这个成员不到三百人的秘密会社。怛它从未流传到江浙之外去，史重要的是，辛亥“光复”后它就解散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立即地、少见欢畅地回答我：“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曾接触过一两份相关史料。史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但都提到它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传记、回忆录乃至小说，也不断印证者复兴社的这个性质：以《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为例，众多当事人纷纷谈到与“复兴社特务”的斗争；以《中囷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为例，在“1950年"一条，包括了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的镇反。在几十万名绑上刑场的“反动分子"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谈到复兴社时，这些史料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说法，却几乎众口一词……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或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是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王天容接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是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的加人复兴社，似乎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但疑问却在这里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一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一个社团，怎么可能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者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至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最后，复兴社和军统局怎么又有关系了？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显然，复兴社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组织，否则它不会和三青团、军统局发生什么关系；它又肯定是一个异常神秘的组织，对它，无论教科书、传记作品还是历史学书籍，都只是讳莫如深地提到一笔.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它。
2001年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宽松的睡衣，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翻阅过目录后，我就让它躲进书柜角落去蒙受灰尘。几十年来，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并发表政协委员的回忆文字；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已步人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酸是、浮沉，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作为口述史的开端，《文史资料选辑》的众多文字，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它还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命运和思考。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众多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章。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锫贯，职业军人。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一名校官；在复兴社内，他的地位也不高，只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与闻许多**内幕”。他先是言语确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解体于1938年春夏，历时6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责"为原则，下设七个处。在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之外，还设有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这丝毫不像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说点主义的“社团”。紧接着，这个复兴社骨干又谈起了自己的一群上级，那些复兴社的大人物。
谈到复兴社大人物时，龙步云用的字眼，有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比如它的四个主要魁首、“四大台柱”，被称为“四大金刚”；它的魁首群体被称为“十三太保”……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进复兴社是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但，龙步云很快列举了所谓“四大金刚"：在贺衷寒，邓文仪、康泽之后，它的又
一个“金刚”，名字是戴笠。
在中国现代史上，戴笠这个名字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众多民同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最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都还有畚他的事迹和形象；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被视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种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控制了无数的内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又一份史料的开篇，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写道：“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之下，那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感，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个深夜，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年代久远、线索贯穿的图景：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特务”，在他十八九岁、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时，他就加人了异常隐蔽、面貌诡异的"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三青团、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为三青团团员、或军统局的基层特务。在后来的年月，伴随者政权交转、时世变迁，无论他有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他的这个阅历连同他的地主成分，使他沦为一个村庄的政治贱民，直到渐渐老去……但，这时候，比起王天容，我更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这个夏天，从一个芥豆之微、•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这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复兴社的史料。阅读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泛白，我还没有丝毫倦意。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_体验的巔峰”，当一个人置身于前所未见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种种滋味纷至沓来，美妙、苦涩、崇高、酸是、感叹、浩荡……似乎天地在运行、时间在行进，自己也与宇宙先人水乳交融、恍若一体。这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次日清晨，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在我的早年岁月里，福建省图书馆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音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记忆，也是在那里产生的。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地滋长出来了。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是的情感，走进了新省图。
在新省图无边无际的书架边，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色彩斑驳而又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了。此后几个月，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蓝衣社运动”，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关切。我仿佛在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蒙昧、破碎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号哭、绝望，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集结了起来，发起了“蓝衣社运动"，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最后，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柱上，似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几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间。他们哀伤地注视者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地堕落下去。
第二章 一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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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日本。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也全部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来到日本后，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例如早稻田、明治、陆大、士官、户山、炮兵、经理成城等”。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一个生机勃勃、文明开化的日本。
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后来，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与这么一个日本相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辛亥光复后，在官吏腐畋、列强横行、鸦片泛滥、农村破产之外，中国又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几十年后，一个黄埔学生这么感慨自己的东京见闻：“（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既多，政治派别亦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青年党员，诚于国民党的又分西山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派系间的冲突时常引起打斗之事，正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混乱状况"(邓元忠，《任觉五访问》）……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指示，组成了“黄埔东京同学会”；他们频繁往来，有时三五个人，有时全体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餐会。后来，毕业于黄埔四期、时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的滕杰，这样回顾自己的东京生活：“每月有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但只需用四十元，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书”；**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每天到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
这样的留学生涯，让滕杰久久难忘。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几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聚况……但在十月间，一场突发的猛烈的风潮横扫了华尔街……"
世界性大萧条开始了。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丘吉尔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表述，“不过英语世界里没有人饿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日本：“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何止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短短几个月之后，国内市场狭窄、严重倚赖出口的日本，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约370万人失去了工作，至于八百万户自耕农，更有接近一半彻底破产了。《妇女》杂志的一篇报道，曾震撼了整个日本：为度过荒年，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将397名少女卖给妓院，成为“没有少女的村庄”；不久后，山形县官厅辩驳说，外出的妇女是397人，“但参加卖淫者仅109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小西国村之后，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因为大批少女的沦为娼妓，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渐渐地，卖儿救穷、“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再激发什么关注了，举家自杀成为新的舆论热点。
大萧条摧残着一代日本人。后来，历史学家色川大吉谈到，“到了昭和十年也就是193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仅为1米48.男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4.8岁”（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它甚至使女性的衣者也出现了倒退：由于身体太过瘦弱，许多城市妇女又脱下西式上衣和裙子,换上了和服，以遮掩自己瘦骨伶仃的小腿。
悄悄倒退的，又何止是身高、寿命和衣着？悄悄倒退的还有一代日本青年的思考、国家意识和社会理想。不是吗？几十年来，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普遍印象，但农村破产、食不果腹，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则是大多数人活生生的日子；不是吗？过去几十年，效仿欧美、全盘西化始终是日本的主流话语，但在日本的心灵深处，锁国与开同、尊王摘夷与变法维新、保存国粹和文明进化、“泛亚洲主义”和脱亚人欧，乃至精神之“体”和器具之**用”……也始终构成它深刻的、挥之不去的精神困境。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千万日本青年无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万恶之源，它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日本应该寻求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
也是在这种朝不保夕、浮躁混乱的气息中，一些充满了奇思怪想、被认为是多种元素大杂烩的小册子，以油印或手抄的方式在众多大学、士官学校和基层营地迅速泛滥者。它风靡了千万日本青年，并伏笔者此后几年日本社会的急剧嬗变。
首先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远在1920年左右，首次油印47册、取义于著名的“赤穗四十七义士”典故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在知识青年中悄悄流传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后来回忆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他从同学手上借到了这个小册子，深为向往，“连夜抄写了大部分内容"；《民族与政治》月刊发行人、毕生都在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中谷武世也谈到，读过小册子后，他以虔诚的心情拜访了右眼失明、终生没有正当职业的北一辉，“初次见面，便为北先生的魅力深深吸引”……
那么，这本让众多青年如醉如痴的小册子，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篇，北一辉开宗明义，“明治维新已经半道夭折”。他说，大正以来，政党、财阀和“无为游堕”的贵族，使贫富分化日渐严重，日本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渐渐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不仅阶级对抗异常尖锐，更重要的是，它正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个性，比如谦逊的品质、櫻花般的审美感悟和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心。它已大致沦为拜物的、以银行家为象征的西方社会的赝品了……
与众多复古主义者不同，北一辉谈到，“欧美崇拜者与顽固国体论 者……都有不可救药的迷妄”。前者人云亦云、妄自菲薄，后者则认不清天下大势，不知道日本已经回不到小国寡民、闭关自守的年代了。他为此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天皇制的社会主义。
北一辉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都是唯物论的产物，它们不仅制造、分裂者阶级，也无视心灵、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他为此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至上、阶级协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超然于阶级的天皇，才能代表全民，实行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只有万世罔替的天皇，才能兼顾过去和未来、融合心灵与物质，并代言着东方的工业时代。
以天皇为号召者，口本将限制贵族、财阀的财产，“以一百万元为限"；日本将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私有土地以时价十万元为限”。在此之外，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和养老金制度，劳动力、公有土地和矿山，以及作为“人类知识的结晶”的机械，均将折价作为劳动者的股本。日本将成为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国家……那么，北一辉有没有意识到呢？几乎与他同时，在遥远的德国，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也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的诸多观点不仅异曲同工，乃至惊人相似。
无论如何，在千万青年者来，这样的社会图景，兼顾着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强，并指向了社会公正。它有着近乎魔力的诱惑。如果说，大萧条之前，北一辉的主要崇拜者还是青年学生、边缘分子的话，那么，大萧条燦发后，它也席卷了众多基层军官，特别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35期的大岸赖好，36期的野中四郎，37期的官波三郎、村中孝次和香田清贞，38期的安藤辉三、矶部浅一，39期的末松太平……几年后，在自己的狱中日记里，因策动“二二六兵变”被判处死刑的矶部浅一写道：“《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绝对真理，是革命者的可兰经”；“先生是日本近代活者的唯一伟人……余在日本历史上的人物中姓尊敬的是楠公，但明治以来的人物中是北先生”……
又何止于此？也是大萧条爆发后，数以百计、无处不在的秘密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在军内，是**櫻会”、国体社、建国会；在各大高校，是“日会”、“烽会”、“魂会”、“太阳会”；在社会民间，是“血盟会”、爱国勤劳党、国粹大众党、“爱乡塾”……在这当中，最有力量、也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包括120余个军内密谋组织、后来被统称为“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群体。此后几年，以内阁高官、政党首脑和财阀为对
象，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政变与密谋活动。“昭和的动乱"开
幕了……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之后，1931年年初，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风靡了日本，它象征者昭和动乱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议员松冈洋右的《动荡之满蒙》。
松冈洋右曾任满铁副总裁。1931年1月24日，在日本第64届帝国议会上，他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长篇演说。他表示，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满洲和蒙古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以满洲为例，直到二十年前，孙中山的共和革命还以“驱逐鞑虏"为口号……
这个说法，罔顾了近三百年来满族人的完全汉化，也无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口号。更不必说，满洲居民的主体，已经是汉族人了。它完全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辞。
可能也自知这些说法的苍白无力，松冈洋右紧接者谈到，二十多年前，中国已失去了满蒙，是日本帮它夺回来的。他说，“十万青年流尽之鲜血、二十亿战费之付出，中国赔偿了吗"？既然没有赔偿，为什么日本不能将之据为己有呢？
谈到这里时，松冈洋右依旧回避了一些重大事实：日俄战争是不义的，而作为战利品，日本也已窃取了二十多年的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它付出的，为的是它得到的；它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介入这场战争的，更不是为了什么“亚洲人的亚洲"。
紧接着，松冈洋右又极尽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之能事。他说，中国人野蛮、排外、毫无信义，在满洲的23万日本侨民，几乎每天都和中国人发生流血冲突；至于已归化为日本臣民、在满洲的200万朝鲜人，更不必说了，他们处处遭受中国人的欺压……他的这些说辞如此经不起推敲，以至于日本外相、著名政治家币原崧重郎很快辩驳说，在满日侨的遭遇，“多出于日侨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对政府一味依恃……才造成了满蒙形势的不佳”（《满洲青年联盟史》）……
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松冈洋右终于说到正题了。他说，张学良已在满洲修建与南满铁路相并行的吉辽铁路，而不久前，拜访中国外长王正廷时，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得到了明确答复，中国将实行革命外交，“依照 条约按期收回一切租借地”。他为此强调，“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我国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它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惧怕任何外来压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重光葵谈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也就是说，对日本态度渐渐强硬的张学良，完全有可能在1934年将日本驱逐出旅大港。
这个事实是日本历届内阁的一个心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它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病灶：次日，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全文刊登了松冈洋右的演说词，并发评论文章；几天后，先进书局发行了《满蒙之动荡》小册子，它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日本最杨销的书籍之一。不久，日本陆军第九师团出动了飞机，撒下数以千万计的传单，“日俄战争费用24亿，十余万孤魂命丧满洲”；当年春天，日本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更派遣演说团回到日本，他们会同法西斯理论家：、与北一辉恩怨纠葛的大川周明，进行了全国性的巡回演讲。几个月之内，他们共进行了135场演讲，现场听众超过十万人，至于通过广播收听者更不计其数……
也是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声潮中，“万宝山事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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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共有92户人家，1100余人，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不过是一件山野小事：1931年4月16日，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为中间人，李升熏等400余名朝鲜流民租货下万宝山张家窝堡的500垧旱地。两天后，他们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拓地的艰苦工作。
在郝永徳的计划里，这几千亩旱地应引水浇灌为水田，以便为与他有生意往来的日本商行提供稻米。为此，当月月底，李升熏把百余名壮劳力分作几组，分别在盛家屯、三姓儇以及河道边的马家哨口挖沟筑坝，试图
将伊通河水引入张家窝堡。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居民。以三姓堡富农孙永清为例，他宣称引水所过之地，包括他和另外四十家农户的土地，“郝、李诸人与三姓堡四十余农户均未有任何契约”；以马家哨口村民为例，他们认为，“在伊通河垒坝截流，水大时将使上游两岸低洼民地2000余垧被淹没”。至于伊通河沿岸村屯的居民，更是群情汹涌，“伊通河是……航行运输必经之路，中间垒坝丈余，长春、农安两县运输航路将为之阻断（崔竹山，《万宝山事件始末》)……
5月27日，在孙永清的带领下，二百余名邻近乡农向长春市政筹备处、吉林杏政府申诉。次日，以张作相为主席的吉林省政府很快签署了处理令：“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朝侨出境。”
对这个驱逐令，朝侨置若罔闻。为此，5月31日，长春县警察局长角绮亲率200余名骑警，赶赴马家哨口并召见了朝侨代表。在他们的勒逼下，当天傍晚，一名叫申永均的朝鲜侨领到底代表几百名朝鲜人，出具甘结并许诺集体回国了：“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有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空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
但此时，万宝山的冲突，已惊动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审德。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田代束德有者良好的声誉。但，在这个训练有素的年轻人看来，驱逐朝侨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日本人认为，自从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所有朝鲜人均应被视为日本臣民，“一例享有在中国租赁、昀买、经营土地房屋之自由”，而中同人对此并不承认；更重要的是，在张学良整军经武、修建吉辽战略铁路之际，田代重德认为，此举不过是满洲官厅借题发挥、试图驱赶包括朝鲜人在内的所有日本侨民的先声……
也是5月31日，田代重德派出两名下属及两名日警，赴万宝山“作实地之调查”。
6月2日，申永均等10名朝侨被押解往长春县官署。在警察的威逼下，他们作出了“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的口供；与此同时，在万宝山张家窝堡，田代重德的两名代表土屋波平和高桥太郎，也怂恿朝鲜人示以强硬。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中，几百名朝鲜人再次来到马家哨口，挖沟筑坝。 对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先是逮捕了始作俑者郝永德，继而，他又致函田代，在提出抗议之外，他还要求“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也就是土屋波平与高桥太郎……
山野纠纷躭这样演变为外交事件了。此后大半个月，对抗渐渐激烈、沸腾：6月3日，几名日警携枪来到马家哨口，以“保护”的名义教促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鲁绮再率大批警察赶来，与日警形成了武装对峙状态。6月12日，60名日警从长舂赶来增援，并架设起了机关枪，对这个悍然举动，长春市政筹备处先后进行了五次抗议，词锋一次比一次激烈。紧接者，6月24日，几百名万宝山农民自发平沟，“连夜填埋沟渠约18丈”；次日清晨，朝侨又掘开了该处沟渠……
在大半个月的对峙后，伊通河汛期渐渐抵近了。7月1日，几百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居民，从各处村屯纷纷赶来。他们强行填平了一段沟渠，并殴伤了几名试图制止的中国警察；次日，人群越集越多，“多有身携猎枪之民户夹杂其间”。这一天清晨，在无穷无尽的口舌争辩后，他们到底与日警进人了混殴状态。 '
在乱纷纷的现场，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此后几十年，双方各执一理、聚讼纷纭。但直到此时，事态尚未一发不可收拾：在大约半小时的对射中，双方均是朝天开枪，“未有中方民户或我方警察流血伤亡之事”（《万宝山事件之真相》）……
但这时候，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时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驻长春的特派员。7月2日，也就是万宝山混殴、对射当天，田代重德先是召集日本驻长春各方联席会议，决定派出五百名日警携炮增援、“断然镇压”；继而，他又召见了金利三，交给他一批通讯文稿。当天傍晚，在未经实地采访、调杳的情况下，金利三拍发急电，将这批文稿发往汉城。
几个小时后，为与《东亚日报》抢新闻，《朝鲜日报》也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以“号外”形式连夜刊发了这批文稿。此后几天，在朝鲜、日本各大报刊的纷纷转发之后，《朝鲜日报》更将错就锘，刊登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国八百农民袭击朝侨，“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交战一小时有余；中方出动六百骑兵,“万宝山朝侨朝不保夕”；中国当局将采取
断然行动，“近期全面驱逐满洲朝侨”……
这些消息，迅速传遍了朝鲜的大街小巷，并震惊了饥饿的朝鲜。7月3日凌晨，《朝鲜日报》刊发“号外”仅仅几个小时，几十名朝鲜青年就在仁川袭击了华人理发店、饮食店，“飞石乱击，分头抢掠”；当天上午，汉城骚乱爆发了，成群结队的朝鲜居民携带石子和棍棒，“途遇华人，即施殴打”。次日，元山血案接连不断，短短几天时间，“先后被毁数十家，殴死农工11名”……
与这些地方相比，暴乱最烈的却是平壤。7月5日入夜时分，几千名朝鲜青年组织了起来，分队袭击，“无论男女老幼，遇之殴伤辄至必死”；“身携火种、助燃物，遇房即烧……至于指挥进退，皆用警笛，部勒颇为完备”（《国闻周报》)。在几天的暴行后，7月9日，平壤官厅统计说，“华人被殴致死者95人”；而中国方面则统计，“死105人，伤163人，生死不明者63人”……
—股难民潮由此形成了。在朝鲜的几万名华侨，先是躲进了中华会馆、各地领事馆；继而，在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他们又纷纷踏上了归国的路途。中国海关的报告显示，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丨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史料记栽，“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伹他们大多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万宝山事件爆发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短短一个多月内，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大约8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的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严密监视，从朝鲜回同的华侨，更对这个排华风潮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恨。在报刊上、在金利三住宅附近，他们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更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不经意地被卷人历史的小人物，经过几度权衡，终于决心在这种压力面前低头了。7月14口，在《吉长日报》,他发表了忏悔声明，“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
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次日，他就被日本警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并嫁祸给中国人。更来不及避免的是，通过郝永德、孙永清、李升熏、金利三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万宝山事件"已使满洲的动荡，到达了它的沸点。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它都被视为“满洲事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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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日本民间，很流行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地方很好，但中国人不行……”几十年后，当时在东京的黄埔四期生滕杰谈到：“（他们）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合理的，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竟公开发表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后来，在《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书，《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记载了普通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在海关出人境处，知道他从中同来之后，一名检察官炫耀地说，“日本……是鲜花之国，不像中同。中国根本没有树”。
那么，对中日关系，他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贝特兰写道，那个衣着破旧、留着小胡子、“一副营养不良样子”的中年人叹息了。他说，“怎么说呢？日本想同中国交朋友，而中国人却理解不到这一点，总是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只想帮助中国，他们却那样地不可信赖。很难”……
在鸦片、小脚女人之外，中国人蒙昧、自私、粗暴、近乎半开化，中国人无止无休地凌辱文明、友善、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乃至中国“根本没有树”……这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贝特兰感叹道，在与形形色色的日本阶层交谈时，“一个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即刻在我脑海里闪现：无垠的国土在乌云笼罩下一片昏暗，小鬼一样的人糜集在荒芜的平原上，个个都对日本人粗暴无礼”。
在这种情况下，万宝山事件引发的“膺惩请愿”、“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声潮，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众多密谋军官的蠢蠢欲动、枕戈待見，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几十年后，另一名黄埔留学生谈到，“自七月上 旬始，即有各地浪人组织、在乡革军会，以至工会及农会组织，至二重桥请愿……当此之际，中日之战似不可避免”。
几乎是“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三三两两的请愿人群，就出现在二重桥广场附近。夹杂在媒体的口诛笔伐、评论家的义正辞严中，这些人显得旗号杂乱、服色五花八门。学生、工会活动家、浪人、“在乡军人”乃至小业主和农夫……他们身份各异、贫富悬殊，却代表了日本大多数的阶层。
三三两两的人群，静默地或站或跪。二重桥广场是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才能负載起七千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承载此后的十四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地、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片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次又一次的喝彩声中，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3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着尸臭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3000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2000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者《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年10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年8月15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作尸骸后，最早发明“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泷治郎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十四年又一个月，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u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这一天，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现 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在发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表示，“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但南次郎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一名中佐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几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同了！……”
时间凝固于这个中佐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中佐。对年近四旬的石原来说，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恻隐的调任：由于生性张狂、傲慢，他得罪了许多人；作为陆大最优秀的毕业生、前三名的“军刀组”成员，他在东京屡受排挤、屡次被放逐。比起他的密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他的仕途要远为坎坷。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板垣的眼里，石职是罕见的、可以引领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引为笑柄的种种轶事，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书，是石原对未来日本的种种理论与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石原构想的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并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板垣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贏得的，是两个军内密谋组织，“二叶会”与“木曜会"。
“二叶会"的前身，是巴登巴登集团。1921年10月，在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三名少佐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与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的永田铁山，组成了这个小小的密谋团体。几天后，后来臭名昭著、但被认为“才能平席”的东条英机，以及另一个籍籍无名的军官鸭脚光宏也赶来参加。次年，伴随者他们的先后回国，和他们接触的
军官越来越多；在一家名为“二叶居”的法国料理店，他们组成了“二叶
会”。
二叶会的成员大约有20名。石原莞尔的两个密友，河本与板垣，以及日后将分道扬镰的土肥原贤二，均在其列。而经过五六年的潜伏，1927年，在日本军内俱乐部偕行社，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无名会”，后来改名为“木曜会”。它最重要的成员，无疑就是石原莞尔。
来到满洲后，在河本与板垣的帮助下，1929年5月，石原将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而为“一夕会”。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永田铁山、建川美次为它提供了与高级军官的密切联系，板垣征四郎为它贏得了数以千计的基层官兵，土肥原贤二有者对满洲的深刻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河本大作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与满洲的二十余万日侨休戚相关……至于为它提供侵略理论、勾勒未来蓝图的，则是那个野心勃勃、狂妄不堪、目光远大、自奉为“日莲宗”信徒的军人与思想家，时年四十岁的陆军中佐石原莞尔。
石原不仅是“一夕会"的战略家，也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几年的艰厄，不仅使他目光远大，而且作风细致。组成“一夕会”后，他依旧不满意于这个组织。在他着来，这个团体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军官的一个俱乐部。而他要求的组织，则是一个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一个未来日占满洲政府的雏形。在他的提议和努力下，1929年秋天，以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骨干，-个叫“大雄峰会”的群众组织诞生了。
与石原莞尔的构想一样，“大雄峰会”完全处在“一夕会"、“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它各地分会、各神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一夕会”指定人员担任。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官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土豪、流氓无赖、官僚胥吏乃至失意军阀，一时都趋之若鹜。
经过惨淡经营，1931年夏天，“大雄峰会”已拥有成员数千名，未来日占满洲的政党雏形成型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进行舆论造势，一批由石原、河本亲自撰写的小册子，在本土军营、基地被悄悄散发着；与此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 来了。后来，重光葵写道，“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三、四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昭和的动乱》）。
1931年7月东京街头的喧嚣，不仅掩护了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声名狼藉的政党内阁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剧烈、种种潜伏势力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要出现在历史前台的，又何止是石原莞尔、“一夕会”？几乎是《虎卷》刚刚形成，几十名黄埔学生按照惯例，又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此次聚餐，“主要讨论（万宝山）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后来，一名叫干国勋的黄埔学生回忆说，“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次小规模、严肃而悲怆的集会。按照进人黄埔的期别，他们先后发言，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怒发冲冠。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必会不断制造事端，终而会大举侵略中国”；**在万宝山事件之后，他们判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将大规模的爆发”（干国勋，《一个老兵的回忆》）……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些黄埔学生，“大多数来自南方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的尾声，先是接受了儒学教育，继而又进人民国初年的各种近代化学堂，“曾亲身体验过传统文化的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意；但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改革”（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他们兼得旧之善、新之美，在断裂、动荡、黑沉得看不到尽头的时世，渐渐成为热血青年了。
又与同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身上散发着硝烟气息c他们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在分析过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动态后，“（他们）便选派了滕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又不止是这两个黄埔生。与他们同路回国的，还有一名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作为完成学业、回国供职的毕业生，他与滕杰另有一层私人关系，是滕杰未婚赛陈启坤的胞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霁笼罩的东京码头，滕杰等三人踏上了 开往上海的“丸山号”。与陈启宇不同，滕杰、肖赞育都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他们的眼中一定也没有多少惜别之情，毕竞，他们以为再过一些日子，就能再回到日本、回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东京渐渐地远了。那么，他们能预感到么？此后许多年，他们将没有机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在几天的航行后，上海、中国都近了，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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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底，滕杰等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们先是分作了两路：因家事，“肖赞育……先回湖南活动”，滕杰与陈启宇则沿京沪铁路北上，首先去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在如皋逗留了两三天后，他们前往南京，“并邀……启坤同去”（邓元忠，《滕杰访问》)。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一两天的路程，然而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瘐的图景：这一年春—场空前洪水,席卷了长江、淮河流域七省205县。《中央日报》这么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累累”；而对江苏灾情，《新京日报》有着更详尽的报道：“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患、饥饿、疽疫的，就不下200万人，几乎家家丧事、户户挂白。洪水过后，千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以及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悲惨的状况不比湖北，但灾患与死难也一目了然。成千上万的难民沿着铁路线延伸几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叩击着滕杰的心。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处处积善堂、施粥站前，都有望不到尽头的难民队伍。他们艰难地蠕动者，一双双呆滞、灰蒙蒙的眼睛，似乎见不到光泽。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大部分店铺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都充斥了死亡的气息。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声有气无力，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在街头的滕杰与陈启坤，他们的心一点点地在下沉。
然而，使他们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一年春夏，与大洪水几乎同时，南京政权陷人了空前的动荡与分裂。
分裂始于“约法”之争。1930年秋天，中原大战获胜后，蒋介石频频电告天下，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说，“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都因为缺少一部约法；他说，“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不能不）痛定思痛、惩前毖后”……
这些表态，语气不可谓不恳切、理由不可谓不正大。然而，对这些电文，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却面谕中央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
不仅如此。此后几个月，胡汉民频繁引用孙中山遗训，阻挠《约法》的颁行：11月15日，他宣称孙中山晚年的《建国大纲》，“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宪政了”；次年1月5日，他在立法院发表演讲，“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2月24日，面对戴季陶、吴稚晖等元老的劝说，他更公然表示，“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只于人民有害”…… 1
凡此种种，让蒋介石肝火大动。2月9日，他的日记记载，“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次日，他点出了胡汉民的名字，“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诚小人之尤者也"（《蒋介石日记》）。
2月15日，委任陈立夫为国民会议选举总干事后，蒋介石断言，“（胡汉民）以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洛斯基”；十天后，因为胡汉民对舆论界公开放言，“我追随总理数十年……从未闻总理提及‘同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蒋介石勃然大怒。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在这种情况下，2月28日，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以“设宴相邀”的名义，诱捕了胡汉民。次日，在他的威逼下，胡汉民具书辞职，并被移送到南京郊外汤山软禁。对这个怍然举动，蒋介石的解释令人哭笑不得：这一年《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宣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
那么，这一切仅仅因为胡汉民与蒋介石对训政、“约法"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吗？亦或，它仅仅因为胡汉民的抱残守缺、自奉为“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几天后，在广州的一次演讲里，与胡汉民沆瀣一气的孙科，却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用心：“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换而言之，所谓“约法”，所谓国民会议，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总统职位。作为后起之秀，他试图以此凌驾于元老济济、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中央之上。对此，作为国民党的主要元老，胡汉民当然不会买账。
3月8日，胡汉民被转押至南京双龙巷，“由二十名手枪队员日夜看守”。那么，蒋介石能够想象么？此举却再次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几天后，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通电全国、辞职抗议；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弃职还乡；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出走荷兰；乃至蒋介石的盟友、一向与胡汉民交情不错的吴铁城，也几乎撂挑子不干了……后来，陈布雷回忆说，“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为讥讽口实”（《陈布雷回忆录》)。
又何止是政潮？5月28日，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反蒋联盟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了。他们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并勒令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汪精卫、孙科、西山会议派以及刚刚吃了败仗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粜禧……纷纷加人了这个联盟。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反蒋和拥蒋两个阵营了……
滕杰步人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滕杰依旧记得自己对南京的最初印象:“……时谭延阎、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掌五院，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为副。然谭延因已死，胡汉民被囚，王宠惠、林森出走，至于冯玉祥、孙科之辈，更为宁粤分裂之主谋，毋须多言也……”
五院形同虚设了。那么，各部呢？
各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军事为例，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是时，这两个人都在广州，正口诛笔伐勒令蒋介石下野；以行政院为例.古应芬是文官长、阎锡山是内政部长、冯玉祥兼任军政部长、孙科兼任铁道部长……在区区十一个主官中，也有四个人正通电反蒋。
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依旧矗立者。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三个渺小的青年。不难想象，抵达南京后，滕杰与陈启坤虽“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但几天的奔波后，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又何止于此？八月初，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后来，滕杰这么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触：“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邓元忠，《滕杰访问》）……
凡此种种，让滕杰与陈启坤感到“惊讶之至”。几十年后，滕杰用“惊讶之至”概括自己的心情，但实则上，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俱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毫无结果。这个夏天，滕杰事实上已经有了两个选择：是回到日本去，向“东京同学会”简单述职、而后由学长们统筹安排呢，还是留在南京，继续地等待机会，或者说是奇迹？
滕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无论如何，与他同路回国的肖赞育还在湖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商量的余地。
或许，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那个比他年长20岁、手握重权、令他感到异常亲切的军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这个人才是时局与民族的希望。
这个人自然就是蒋介石。此时，他避开了暗潮汹涌的南京，正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应对着来自两广、中原乃至南京的权力挑战。
就这样，1931年盛夏的煎熬日子里，滕杰与陈启坤滞留在南京的某处旅社，或一个亲友的住宅，悄无声息地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 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又回到南京应酬、清议、谈笑风生的氛围里去了，而肖赞育也迟迟没有消息。在广漠的南京，他们只是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在这无声无总、几近令人窒息的时光流逝中，所有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苟且，以及不久前日本街市喧嚣的战争气息，都沉甸甸地压上心来。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复兴国家的挚诚渴望。是这些罢？是这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剧烈激荡着、升腾者，并最终爆发而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个人所必须的勇决。
史料只是简单记载，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滕杰）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借宿的一个小房间，滕杰先是每天借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而几天后，陈启坤又一次醒来时，房间已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滕杰脸色疲惫，却衣裳严整、表情肃然。他哑者嗓音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将发动大战，但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先贤圣哲，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说：“那些贪官污吏、政客官僚，都是中华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总理基业、校长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只要青年能振作起来，日本就不能欺凌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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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的暗淡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滕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他简陋的书桌上摊若一本小册子，那就是曾引起全国哗然的《田中备忘录》。
几十年来，关于《田中备忘录》的真伪，史学界始终争议不已。据说,它起草于1927年7月，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呈递给天皇的奏折。这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它言语确凿地谈到，“获得在满洲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mn
这份曾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并让滕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在日本处处可见的狂热侵华情绪，滕杰提笔写道：“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间，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旅大、青岛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历经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目光投向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发后，观乎日本军情民心、朝野舆论，必以取我满洲为首选”。他强调指出，铁路对于调动、集结军队，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关东军的悍然发难，正与修建中的吉辽战略铁路有关：“（日本）决不待至铁路克成……事变不出今明二年"。
他为此忧心忡忡：日本军方极其重视战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自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包围在梢心制造的战争氛围中，以求“上下同欲”。甲午战争前日本顽竟以击沉纸折船“定远”、“镇远”为游戏，即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种种涫染，难道不能理解为中日战争的征兆？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疲民敝”。滕杰写道：“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赤匪之势，在其主义乎？在其组织乎？毋宁归之于民众对政府彻底的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无视总理之民生纲要……”滕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滕杰认为，造成“国疲民敝”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地主的重租、历史遗留的烟患，以及军阀割据造成的连年内战之外，南京政权的种种施政措施，是更为深重的“人祸”。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军阀、政客、权贵、遗老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民初近乎荒涎的混论，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就是根绝这一点，但“清党分共”后，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清党分共”后，持枪的军阀，摇身变为国民党员；成千上万的兵痞，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大批劣绅、土豪乃至乡间流氓，把持着县政府、“乡公所”，他们拉丁派役、牵牛砸屋，无所不为。1930年《北华捷报》的一则报道，就概括了人心的向背：“仅仅一年半以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着绝望感。”
这个政权仅仅拥有长江下游几省，却摆出了中央政府的派头，一方面敲骨吸髄、盘剥农户，另一方面以这些民脂民膏，供养各地军阀、豪强，以至于弱干强枝、国无宁日。在财政破产的情况下，这个政权不仅不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反而纵容基层党阀加捐加税、涸泽而渔，以至于土地价格一泻千里、土地兼并异常严重。水灾、旱灾、风灾、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战乱、逃离、苛捐、烟毒，使广漠农村乌烟瘅气、死气沉沉……凡此种种，造成原本富庶、陈启坤所在的苏南地区，“普通民户家无三日之粮”；凡此种种，也让滕杰归结出了日本入侵前夕、民众异常漠然的 缘由。滕杰写道：“民生艰困，而豪强、群氓遍布国家……中产人家唯能以利是图，底层民众唯能淇然国事。民心冷漠，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致！……”
权贵、豪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滕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和集会活动。对杨希悯、刘疾褒部的决战已经打响了，不时有成连成队的在校生被召往前线，也不时传回哪个熟悉学友阵亡的消息……黄埔的岁月是那么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不了的。
黄埔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滕杰清是地记得，进人黄埔后不久，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就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者孙中山遗著和戴季陶著作。与此同时，《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书籍，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此时的滕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滕杰的耳边：“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胡宗南大哥，还有那一个个长官、学长和兄弟，你们这些，在南京的、在异地的、在日本以及更遥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家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
你们起来呀！“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滕杰访问》)。
你们起来呀！依靠这个组织，我们整肃腐败、唤醒民众，复.兴我中华民族。
你们起来呀！
8月中旬，滕杰满含着泪花，完成了他的计划。这一天，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以及正忙者誉写计划的陈启坤，滕杰罕见地点起了一根烟。他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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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人事的艰辛，大大超过了滕杰与陈启坤的预料。与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陈启坤的哥哥、与睇杰一同返回中国的陈启宇。
但陈启宇很快让滕杰失望了。他的拒绝异常简单：他认为“滕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他建议滕杰，“把计划提供给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见解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之处的青年官僚形象。“写得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给有关当局”，则一方面确保不会违背任何法令、纪律乃至官场习性，另一方面，他也多少寄望该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以进一步铺垫自己的官场道路。
对此，滕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开始另行活动。
当天，滕杰坐火车前往不远处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讲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滕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陈启宇不尽相同，胡轨的拒绝，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如果说陈启宇更多庸人的圆滑，那么，此时的胡轨，却充满了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时年轻的国民党员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情绪之下，流露更多的，却是对自己参与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里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偶尔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成为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了……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他建议滕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组织，又怎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
在两度失望后，滕杰渐渐把眼光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首推其创始人、黄埔一期毕业生贺衷寒。对贺衷寒，滕杰极为熟悉，在明治大学留学期间，他们曾同屋而住一年多，“彼此友谊很深”（邓元忠，《滕杰访问》）。直到1931年春节前夕，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南京军委会“政治训练与宣传处”处长要职，从此音讯隔绝。
但此时，“（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滕杰没能找到他。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首脑邓文仪，正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他跟随蒋介石游走、巡视着各处战场，此时主要逗留在江西。
这样，因为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的视野内，在滕杰再一次进行组织尝试时，他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六千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后，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黄埔学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期、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此时依旧留在蒋介石阵营里的，大约有三千余人。其余千余人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五六百人投向地方军阀，剩余的人则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于层出不穷的社争、党争与观点思想之争，在“清党”后，他干脆下达命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滕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者他，使他无暇理会。而其他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接连几天，在位于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三元巷附近的三军总部以及位于中山路的励志社，滕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试探者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主张。然而，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从那么多人的脸上，他看到了尚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的患得患失。
那都是多么年轻的脸庞啊！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聚集时幼稚的产物？难道，步入社会、参与谋生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湮没？……一次又一次，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滕杰陷人了深深的苦涩与失钽。
十余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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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当月月底，在南京角落的那条弄巷里，滕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者。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落寞与消沉，正笼罩着他们的小屋。后来，滕杰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像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也不禁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无边无际的破碎与荒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以这片混沌模糊的底色为背景，滕杰近乎绝望的面容，以及他仍然闪烁者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滕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是该庄内三家地主之一”（邓元忠，《滕杰访问》)。从七岁到十二岁，他在家研读古书，由三家共聘的一位私垫先生教授。
几年后，毗邻阜宁的南通，不仅出现了近代化学堂，还出现了教会学校。在读完三年小学后，15岁的滕杰乘着一条木船由大运河南下，来到张謇的故乡、"文风很盛”的南通，并考人美国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家子弟共有的阅历。在英化学校，少年滕杰显得聪明而刻苦，几十年后，他的一个晚辈记载说，“此校为四年制，而滕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但比起这种世俗性的赞誉，更重要的却是时代风潮的影响。滕杰后来回忆，“在南通时……已研读三民主义，向往中
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或许，正是这种研读、“向往”，使他不久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使他在1923年解散了这所学校？
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的风潮卷起了，一小群上海学生来到南通，游说滕杰等人起而罢课。起初，“滕杰认为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但很快，他被说动了，并表现出超乎寻常学运的气概，“决定解散该校”（邓元忠，《滕杰访问》)。
当时正值暑假，百余名学生大多已经返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滕杰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名义，连夜在一台油印机上印刷出百余封信函，要求全体学生返校开会，“竟无人缺席'在学生大会上，滕杰要求所有学生集体退学，而他，“(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人其他学校后……再寻出路”。
经过讨论、表决，百余人果真集体退学了，“职校因而解散”。在大多数学生三五成群地离开职校后，滕杰前往上海，并考人孙中山、于右任等创办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创办，被称为“（孙中山）先生文武并重之举”。它的校址在乍浦镇（今属浙江平湖管辖〉青云路，“校内共产党的势力很大"。以滕杰所在的社会学系为例，其系主任即是早期共产党领袖施存统；以学生领袖为例，它更包括了刘少奇、王稼祥、饶漱石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共产党人。
进人上海大学后，滕杰很快加人了国民党。次年，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乃投考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学兵七队”。
在黄埔的日子，种种观点、思潮与“主义”之争，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滕杰眼前。那是贺衷寒创办的孙文主义学会与蒋先云执掌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纷争；那是戴季陶著作与《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的激辩。它更渐渐演变为烟波诡异的廖仲恺遇刺案、“中山舰事件”及此后的“整理党务案”……晚年滕杰回忆，在贺衷寒与蒋先云等人的对峙中，他与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方，却**暗助孙文主义学会”，由此结识贺衷寒。或许，与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密切交往，正是他日后创始力行社的重大伏笔？
更重大的伏笔，则发生在1929年，他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后。
如前所述，在明治大学期间，“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滕杰选择了自由研究。每天清晨，他都步行到藏书三十万册的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政党政治。
在几个月的阅读后，对大部分的口文政党学书籍.滕杰感到很不满意，44认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者重在制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邓元忠，《滕杰访问》）。为此，他划分了三个专题，开始搜集资料，“此三题为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策略部分）"。几十年后，一个历史学者评价说，“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又何止于此？不久后，由滕杰创始的力行社，不就以“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为纲目，而进行扩张的吗？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渐行渐远，土崩瓦解，不也是忽视了“精神建设”的结果吗？它让人叹息着历史近乎神秘的因果链。
另一个重大伏笔，则与石原莞尔、“一夕会”有关。
远在1929年前后，东京的黄埔留学生，就风闻了众多密谋团体的存在；“万宝山事件”爆发后，在“一夕会”的遥控下，一些小册子更在几个军校被秘密散发着。以滕杰后来的力行社同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周复为例，他就拿到过包括《天剑党纲领》、《整肃陆军意见书》在内的传单。
这些传单、小册子，不可能不引起滕杰的注意。“一夕会”产生于对政府的极端绝望，并以改造国家为出发点；它以密谋军官为主体，强调“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它的外围组织，包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并表现为同心圆的结构……凡此种种，不就是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样板吗？
在此之外，他身处“黄埔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他与众多黄埔学生领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交情，他面对着国家危亡、山河破碎的前景，他并且有着“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情怀……在貌似偶然的伏笔，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在所有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个夏天，他的筹备密谋团体、“旨在拯救国家”，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
尽管如此，在那个动荡的时世，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乃至集会, 无数青年都筹谋着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昙花一现，甚至胎死腹中。如果没有滕杰的执着与坚韧，后来权倾民国的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会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滕杰的未婚妻，那个叫陈启坤的姑娘，力行社会不会胎死腹中？
比起隐藏在民国深处的滕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她，唯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读于南通“英化职校”，由此得以结识滕杰。此外，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应当出身在一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众多女性都短暂地参与了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果陈启坤不是力行社创始人滕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她不是力行社构想的“赞助第一人”的话，她将是一个被时光早早湮没的女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初初长出青单的时候，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除了滕杰、家人，已经不会有什么人再念想她了。
但陈启坤却始终纯洁、年轻地活在力行社乃至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沉静然而勇决大方的女性，是一个能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是非毁誉、去单独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滕杰主张之第一人”，并且，她还是力行社构想的“监护人”。这一年夏天，在蒙昧的南京，经过十几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后，滕杰产生了放弃“建党”、回日本去述职的念头，但陈启坤却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滕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与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忱，去扣启力行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机出现了。
第四章 黄埔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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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扩情，1894年12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青年时代：他一度考入北平朝阳大学，一年后即因“伙食不继”而辍学；回到家乡后，因为通晓文墨，他担任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后来辗转考入黄埔军校，直到30岁，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眼。但他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颇有长兄之风，因而得到黄埔学生的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年，他被蒋介石指定筹备“黄埔同学会”；几个月后，作为唯一一个学生代表，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曾扩情的官场轨迹史加圆熟顺当：为团结因政争、“清党”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毕业生之一。几十年后，他这样概括黄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短短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大腹便便、案牍奔波，似乎和寻常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官僚众生中了。
但在骨子里，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种恍若泥土的个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一个人，注定不会成为一个群体的领袖，却往往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不可或缺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会倚赖自己的品性，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信任与声誉，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而后相对沉闷地退居舞台的边缘，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又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力行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这一天，已经走投无路的滕杰，终于走进曾扩情位于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他多少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来：虽说是“同学”，但一个四期生，一个一期生，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又何况，曾扩情主持的黄埔同学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禁绝黄埔学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
曾扩情热情地接待了滕杰。寒暄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话题渐至贺衷寒、邓文仪诸人。在叙谈中，不时有电话、访客打断者他们，但显而易见，这一天清晨，滕杰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正因此，当膝杰邀约曾扩情共进晚餐时，曾扩情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晚上，在曾扩情时常出人的蜀陕饭店，滕杰谈起了“万宝山事件”、他的受命“警告政府”。他说，大战近在眼前，“敢问扩大哥，政府何人可当此重责”？
他说，今天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大染缸，“你看那浙江的陈家、广东的宋家、南京的孔家，新贵不久，腐朽之相已显”；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政权，也会变得腐朽不已。长此以往，国何以堪？
他说，今日之时世，与我辈初入黄埔、立志荡涤老朽腐败之际，“究竟又有什么两样”？东征北伐、定鼎中原，我们死了多少人，“莫非我们是为蝇背狗苟之徒、营私舞弊之辈而战而亡”？
他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创办黄埔、定都南京已经几年，“但今日时世异常，除却我黄埔旧人，又有谁可以护党救国，挽大厦于将倾、出天下于水火”？……
一席交谈，曾扩情为之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的南京官场、在亦步亦趋的几年官僚生涯之后，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酣畅淋滴、针砭时弊的话语了。这个晚上，他们交谈到很晚，直到灯火阑珊、饭店打烊之际，他们才相约者次日再聚。
回家后，曾扩情依旧咀嚼着滕杰的言论。谁能说这个四期的“小老弟”，他的评点没有几分道理？难道自己参与的、为之捍卫的这个政权，不是七年前投军黄埔时所誓言推翻的？难道，在一天天的应酬往来、一年年的案牍劳形之后，自己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成为当初自己最厌视、最鄙薄的人等？……
他几乎一夜未眠。
几乎一夜未眠的，还有滕杰和陈启坤。这个晚上，在几支蜡烛的陪伴下，他们细细商议着“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夜渐渐地深了，在弄巷的深处，打更人的嘶哑嗓音一次又一次地传来，他们却丝毫没有倦意。
洪水造成的破坏依旧遗留着。这个夏天，南京城内外的无数旅社、普通人家，电灯都或明或灭。许多人又点上了蜡烛、煤油灯。在这样的暗淡灯光下，滕杰与陈启坤几乎说了一夜的话。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次日向曾扩悄挑明话题、“寻求赞助”。
这是滕杰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所作的一次赌博：他对曾扩情印象也很好，但世道艰险、人心叵测，谁敢说在“扩大哥”的宽容名声、满面笑容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心机与城府呢？谁又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一向与人为善、“好好先生”的曾扩情，没有与反蒋军阀、投机政客相勾结？何况，此时蒋介石的地位，巳经风雨砜零、摇摇欲坠。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曾扩悄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执掌着“黄埔同学会”，他必须对这个游说、“密谋活动”表态。他要么参与这个尚在胎动中的秘密组织，要么立即逮捕调查滕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构成他的渎职。正因此，滕杰这一去，或者化蛹为蝶、或者飞蛾投火……
次日傍晚，滕杰换上一身笔挺、严实的军装，向蜀陕饭店大步而去。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年、民国二十年8月底或9月初的某个晚上，在南京蜀陕饭店，滕杰向曾扩悄全盘说出了他的谋划，并拿出了自己 的《计划书》。据说，接过《计划书》后，曾扩情神色淡然，他先是浏览了一遍，继而又细读起来。在滕杰的忐忑表情中，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这个事情很凶险。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又有明令。军人不应参政，参政后，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但乱世用重典，非常之时要用非常之法，（滕杰）建议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许会大见其效”？
他语斟句酌：“并非因为党争，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滕杰）衷心可见天日！我又有什么不干的理由呢？……我干，我允诺干了！”
他最后表示，“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这样的心意”。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滕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后来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回忆。比如晚年滕杰谈到，阅计划后，曾扩情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拍者胸脯对滕杰说‘实获我心’”（邓元忠，《滕杰访问》）；但后来沦为战犯、被长久关押的曾扩情，却在一份材料里谈到，44我很犹豫，但因为‘乱世出英雄’、‘舍我其谁’这样的封建思想，我没有推诿过去，最终答应了他……这都是我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无论如何，在蜀陕饭店的那个房间，如同种子一般，力行社到底执拗发芽了。对话后，两人立即商议了“如何推行的办法”；这个商议很顺利：他们决定由曾扩情出面，邀约在南京任职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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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行社、复兴社的酝酿和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在各种公开手段陷人瘫痪之际，以私人的聚餐会为载体，人物、事件和组织都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也如此。
也是8月底、9月初，在南京蜀陕饭店或浣花菜馆，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九人。在滕杰、曾扩 情之外，这九个人包括了邓文仪、丰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他们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三期，也大多是校尉军官；除了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他们还只是南京官场的一群次要人物。
这九个人，不仅大多地位卑下，并且性格各异、面貌纷纭。以邓文仪为例，他忠诚坦荡、但直言快语，人称“蔫辣椒”；以周复为例，他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被视为“一剂生姜”；而后来下场异常悲惨的丰悌，则小气、驳杂、目中无人、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换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政权山雨欲来，“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渐高涨，与蒋介石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系，也面临著空前危机。何况，他们年岁尚轻，尚未沒染进暮气沉沉的官僚生活；又何况，他们一向自居为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在“万宝山事件”余音未了、日本态势咄咄逼人之际，他们当然不甘蜗身于历史的角落……
所有这一切，使此次聚餐会氛围之热烈、发起团体之顺利，超乎了滕杰的想象。晚年滕杰谈到，这一天，在酒酣睑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然后由滕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结果是"一致赞成”（邓元忠，《滕杰访问》),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次聚餐会足以载人史册。在参与聚餐的九个人中，不仅有四个人跻身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更有三个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恍若昨日货花的黄埔气息，通过一叠薄薄的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在聚餐会的尾声，滕杰趁热打铁，提出几天后以“每人再邀约一人”的做法，再次举行聚餐会。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乃至孤立地在南京活动的，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名宇。比如潘佑强，这个世代务农、家境贫寒的青年，早年因母亲影响，“一度信仰过佛教”；但他毕竟生长在湖南湘乡，生长在曾国藩、胡林翼的事迹里。为此，在两度失学后，他毅然从军,并先后担任过军阀部队的“谘议”、军需官。1924年，在谭延因的保荐下，他考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三队。
在黄埔，他与贺衷寒、邓文仪、肖赞育等湖南同乡相交为友，并参与 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他性格偏执，将来自苏俄的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由此成为黄埔学生的头面人物之一。此时，他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是曾扩情的主要助手。
又比如郑介民，这个出身寒微、在海南岛长大的青年，十几岁就前往南洋的橡胶园当苦力。1924年，他已经27岁了，依旧孑然一身、前路困顿。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回国投考黄埔军校；经过第一次落榜后，他寄居在偶尔结识的同乡家里，忍受着白眼与讥讽，却依旧发奋读书。
他终于考上黄埔二期了。此后几年，他留学苏联、担任蒋介石副官，并在32岁的年龄，成为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但，早年的艰难黯淡，始终念念在兹地萦绕心头。他后来经常对人谈到，“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沈醉，《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但与潘佑强、郑介民相比，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连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上尉。在1931年夏天的暗淡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惧、含蓄、言不轻发，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资历最浅、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若有所思地倾听着。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群体里，一开始，他似乎可有可无。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
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众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关怀时世、指点江山的气质。因为流气、挥霍等习性，戴笠少年时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游荡近十年后，依旧一事无成。到28岁，他性格大改、决心寻求出路，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戴笠依旧余习未了。在兼任学兵连司务期间，他甚至因为赌博输掉了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到外地。所幸，此时蒋介石已定都南京，黄埔六期的两千余名学生也随之北上，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更幸运的是，不久后，流离失学的他，被时任蒋介石侍从的蔡劲军收留，从此开始了职业特务生涯……
此时的戴笠，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如同他的 出身那样，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就连成为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的发起人，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夹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段，却神秘地、启示录一般地表明，他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两人由此开始了长达一生、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时，他又先后结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毕生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的主要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也是在两次聚餐会期间，在滕杰的临时寓所，邓文仪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位发起人都认识，并且对他分外亲热。滕杰与曾扩情更为之大喜。
这个人就是黄埔学生领袖、孙文主义学会的创始人贺衷寒。
但“游说”贺衷寒并不顺利。滕杰后来谈到，贺衷寒表现得颇为本分、谨慎，“贺并不赞成实行这样的组织计划，理由是蒋中正一向不赞成黄埔学生搞小组织……故贺未参加第二次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不仅如此。这个表态还波及了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时任旅长的张本清。几天后，在作出不参与、“不告发"的许诺后，张本清也消失在种种串联密谋活动中了。
但，在蓝衣社狂潮初初卷起之际，这两个人的离去，不过是一两朵无足轻重的小浪花。这个初秋，当南京的日照不再焦灼通人时，越来越多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颟顸南京，投身这个筹备中的密谋组织。
与贺衷寒会谈几天后，邓文仪又带来了一个浙江籍黄埔学生，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
胡宗南，1896年5月生，浙江孝丰人。他曾就学于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经历几年苦闷、彷徨的教员生涯，1924年，在同学章云的资助下，他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他们乃写信给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廖仲恺大为赏识，不仅特许补考，“并称黄埔军校所需者，正是这样的学生”(邓元忠，《许克黄访问》)。进人黄埔后，他以质朴的军人气度、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年摺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与胡宗南极为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回京述职的消息后，立即安排了他与滕杰的会谈；而胡宗南也异常热心、痛快，他笑声朗朗，三言两语就表明了态度。
曾扩情的邀约、胡宗南的影响，以及邓文仪身为“天子近臣”的地位……凡此种种，感染、号召了众多的黄埔学生。黄埔系的大门，向滕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延绵血脉，渐渐勾勒而为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了。
随着胡宗南、郑介民等人的参与，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定十八人，达到二十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显愤懑、极为酸是地谈到：“我们只要想一想早些年的日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国民革命前途黯淡，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可能送命。那时要我们命的，就是今天当长官、做我们老爷的那些人。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丨……”
这番话语，回顾了那个热血黄埔，它极大地打动了众多青年的心。而接下去的鼓动，不仅有激情、有青年意气，还有派系痕迹以及权力色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校长的人，不仅在广州，也在南京。校长现在难啊……一旦校长下野，试问除我黄埔学生，又有谁可以济时解难、挽时局于困蹇？试问，一旦校长下野，难道我们能听命汪精卫、孙科、冯玉样？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倘若我们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被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是啊，在满洲危机、派系倾轧、腐败蔓延之外，还有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内反党阀权贵、外争大国地位呢？
滕杰后来谈到，第二次聚餐会，“除了有关计划方面者外……共党祸国、及国人必须团结问题之检讨，亦进入话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对此，晚年曾扩情说得更加直白：“……决意拥蒋介石为全国
最高之领袖。”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滕杰再次提出，“以一人再邀一人之方式”，准备在9月下旬举行第三次聚餐会。恰在此时，在遥远的满洲，一个展惊东亚、世界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也即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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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8、9月间，东京出现了短暂的、奇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的消息，从头版悄悄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也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了。仿佛一锅行将烧沸的滚水被浇人了一勺凉水，唷嚣的气泡消息了。
制造这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政党内阁。
执政日本已有十三年的政党内阁，是两位明治元老、杰出政治家，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公望的产物。远在1900年，伊藤博文即辞去“元勋”封号、首相职位，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创办了“立宪政友会”，并在几个月后再次组阁、重任首相；随即，1903年，贵族出身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接过衣钵，出任立宪政友会总裁。在长达十余年的努力后，1918年9月，第一个民选内阁涎生了，那就是原敬内阁。
原敬内阁仅仅存在了三年多。192丨年11月，在东京火车站，原敬首相被一名厌恶政党政治的青年暗杀。但日本民主化的道路，却没有因此中断，1925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即位前后，《普选法》终于通过了。
此后，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田中义一、滨口雄幸继任首相。1931年4月，滨口雄幸也遇刺身亡后，65岁的若槻礼次郎再次出任首相。直到此时，他们依旧掌握着日本的大权，并奉行若和平、“不干涉”的对外政策。
这确实是一帮老练的政客。但也和不完整的民主制度一样，这个内阁短视、低效、盛行文牍主义和官僚风气，习惯不顾原则的妥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以若槻礼次郎首相为例，他被称为“未老先衰的政治家”；以他 们的中国政策为例，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时代，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东交涉串联而成的扩张记忆里，而热衷于建立拥有特权的中国利益。即使是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他们也试图将之演化为扩大日本市场准人的又一个筹码……
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在这个内阁里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忽视。他们早已弊案不断、声名狼藉了，而在北一辉主张、“满蒙生命线”说风行日本后，—种蔑视文官秩序、强调军刀价值的社会情绪，更已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的城镇和渔村。
“满蒙生命线”说席卷日本后，他们不断在内阁会议上要求陆军大臣整饬军队。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忽视了潜伏着的“一夕会”。
早在7、8月份，“万宝山事件”引发的风潮还在飙升，一夕会的两个主要魁首，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为此，“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月上旬，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与此同时，文官内阁的漫不经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9月1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的本国军队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他当即拍发密电给外相币原喜次郎，“……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天，在内阁会议丄，币原外相就此向陆相提出质询，试图以行政手段消弭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一夕会，建川美次迅速拍发电报给板垣征四郎，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发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9月16日凌展，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总算结束了。石原对日本内阁的极端蔑视，最终主导了会议。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68个小时以后也就是9月18日晚间，板垣征四郎以先遗参谋、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伪造军令，策动奉天事变并使两国进入交战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以表示不知进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9月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二十多分钟，关东军设在营区里的两门榴弹大炮同时发炮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奉天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了。
当夜，在北大背之役中，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另有483人失踪。而日军仅伤亡2人。
9月19日凌晨2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在睡眼惺忪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出了八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这些命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公主岭乃至旅顺口赶来的日军，和奉天附近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当日，日军洗劫了奉天城，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黄金256万两、白银4000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苒若狂。相当于日本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全国两年财政收入的财富，以及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穷无尽的人力和民夫……几乎一夜之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不是战争，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战争讹诈，是比日清战争（也即中国史书上的“甲午战争"）更加诱人的成就。 •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一夜之间，政党政治、被称为“币原外交”的和平路线也瞬间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是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是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泰晤士报》，1931年11月）……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相当于全国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一夕会下属的“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则摇身变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党一“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莞尔所构想的，半独立的、不受内阁节制，乃至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也不能染指的满洲，“一夕会”、关东军与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满洲，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十四年，它操纵者满洲4000余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在满洲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并使几百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他们胜利了。此后的十四年，他们还将一步步地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地拥有军国化的日本，一步步地将日本带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巔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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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事变震惊了二十余名黄埔学生，也震醒了原本重视“军令限制”、或认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后来，滕杰谈到，“第三次聚餐会,人数已到四十余人……时满洲事变已经爆发，群情愤激达于极点。贺衷寒适在南京，亦参加了此次的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滕杰神情肃然。他回顾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的《御笔信》、“大陆政策”到原敬内阁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以及不久前爆发的“万宝山事件”。他又历数着南京政权四年以来，文恬武嬉、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为之动容，眼中泪点%。
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谈到，“只可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向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这一天，胡宗南慷慨地表示，“除依照滕杰兄的意思，和举同文武青年一同发愤图强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人激昂陈词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组织计划。
这一天，依照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第三次聚餐会的更详尽情形，也如同滕杰与曾扩情的那次会谈那样，巳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后来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直到70年代中期，它依旧涉及着当事人“私自组社"、“违反军纪”的问題……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录》，在谈及蓝衣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这样描述发起力行社的过程：“1931年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滕杰、戴笠和我等十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者眼泪说：‘……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康泽自述》)……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力行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刘健群”的年轻文人侣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主体开始活动。
在搜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导了大陆和台湾的学界，没有人把它和滕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来。直到很久以后，已是垂垂老者的滕杰、邓文仪、干国勋等20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旧址由蒋介石主持、宜布力行社正式成立前，力行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力行社“最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滕杰。
这些披露的资料，经过与会者邓文仪之子邓元忠先生的整理，最终形成《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其作出的结论，最为接近事实的本源。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于历史。
第三次聚餐会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滕杰担任书记，
滕杰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的地址，在南京二郎庙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里。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临时的住所。
力行社面临著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以及南京反对派，以确立黄埔一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各地黄埔校友。此外，他们还受命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则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机关，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庞大、严密、正规、献身“复兴民族”事业的秘密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思想及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迫切的问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单拟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滕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明确和概括。另一则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适当人选"之外，滕杰勾勒了力行社的大致面貌：发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主要致力于组建一个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力量的精英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它只有区区四十余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展的6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使命之大，而威胁之紧迫，使滕杰、贺衷寒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迫切。于是，经费来源就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在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之外，邓文仪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一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汉译，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它都设有分号，是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银圆，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力行社的第一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滕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最后，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多少掩耳盗铃地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雪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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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力行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十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几十万宇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重要的力行社、复兴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扒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箩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大多数人家的日子。毫 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留学俄国，与邓小平、蒋经国成为同学；他出任第二师政训处长，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行官兵政治教育，名列全军模范；他负责徐州战区的灾民救济工作，被称为调查得“仔细周到”、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在滕杰、贺衷寒等人发起力行社时，他年仅28岁，却已是南京政权公认的“能吏”、“干吏”和“廉吏”了。这一年，在满洲事变后，他奉命调回南京。
在南京，他将目睹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最大的学潮和社会骚乱场面。冥冥之中，这将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异常重大的转轨。
1931年9月19日，南京天色阴霾。这一天清晨，有线广播反复报道着满洲动态，三五成群的学生聚集着；到当天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海报、标语、旗帜……渐渐地在几百个学堂铺张开来了；持续到次年春天的民众运动，在一片人声鼎沸中拉开了帷幕。这一天傍晚，在中央大学饭堂，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念起了“五四运动总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次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异常嘈杂，火车刚刚停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大群乘客就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写者“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立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者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人南京的大学生，达到7万多人。和南京学生一起，他们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大楼、外交部大楼附近，并隔绝了交通。人潮一次次冲击若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不时有学生、警察流血受伤。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各处街区连成一片。在慘淡的、象征者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手指，他们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几个乌红的大宇：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歌声有了一个流传后世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在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亲友或同学的外地学生，前往亲友处投宿。更多的人则摊开铺盖，在各个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横七竖八、一眼钽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了
在长江大水后，南京再一次旷日持久的面目全非了。而几天后，“珍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所在地。学潮爆发后，《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评，其中一份社评谈到，“政府早在1928年就宜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暗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失去控制的学生。
在一小群学运专家的秘密策划下，当月月底，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生冲进大楼。他们先是捣毁了报馆、印刷厂，并做出了长期盘踞的姿态。
当天下午，宪兵二闭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射击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当场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人南京。比起涣散、乌合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也更常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的浪潮。
万余名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潮一次次冲击者卫兵组成的人墙，要求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见场面很难收拾，便走出警备森严的大楼，试图劝说学生。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学生们已一拥而上、乱拳齐下。倘若不是卫兵拼死救护的话，王宠惠很可能当场丧命。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很快辞职，在知识界颇具声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控制了。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被相继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甚至占领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对众多政府首脑进行缺席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层出不穷。蒋介石的一段心悄黯淡的独白，可以说明当时的严峻形势：“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思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畋。”
冬天到来时，又有一万二千余名外地学生抵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他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候，因“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来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在这样的声浪与混乱场面中，康泽犹如一颗卑微的草籽，被大风一路吹卷着。他很快做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学潮的声势，康泽怅然若失，“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自述》);为此，他决定办一份“独立”报纸。他说，“几年来一时政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朿。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
他找到了蒋介石，要来了三千元办报经费。几天后，他盘下了几近破产、原为中央军校机关报的《建业日报》，并将之改版为《中国日报》。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国日报》就完成筹备了……
在《中国日报》发刊前夕，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校友贺衷寒、滕杰、曾扩悄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而几天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进楼下的一个房间，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史料记载：“满洲亨变爆发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以南京为例，即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思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折射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详细报道，这些事件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名为《救国日报》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处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几天后，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很快，密探传来消息，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了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滕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滕杰一路从东京冋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疗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时，与滕杰约定的会面日期早已过去了。此时，滕杰已开始奔波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但同样一无所获。直到盛廋过去、明治大学的开学口期渐渐抵近了，他才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几天后，满洲事变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他迅速约见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
觉五。
在缺少贺衷寒、滕杰的东京，这三个人是黄埔同学会的主心骨。在匆促商议后，他们决定发动留日学生、旅日华侨进行示威抗议。几天后，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人的队伍从成府街区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行进。
但日本侦探早已觉察到他们的行动。队伍出发不久，大群宪兵、警察就出现了。因为任觉五早已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之际，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他。
被释放后，“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邓元忠，《任觉五访问》）。当年11月，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任觉五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四川会馆。随后，在等待军委会进行“工作分配”的日子，他与先后回国的肖赞育、叶维，悄悄组织了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二十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同时也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谈到，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关系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再一个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的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是“掩护”这么简单？当月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了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从空前学潮、社会骚乱开始，南京政权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县城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几千名“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为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摧枯拉朽：继彭德怀部攻陷会昌、赣州，南昌、杭州为之大震后，贺龙部更逼近汉水流域，汉阳、长沙为之大震。后来，毛泽东写道，•“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南京统治下的广漠区域，不堪一击、死气沉沉。在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丨年丨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在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仆仆的脸上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这个孤城。比大雪、北风乃至连年战争都史让人绝望的，则是悲观的境况。这个冬天，从南昌到宁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市井间，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像瘟疫一般地传播开去了。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驻屯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锒三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一个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全面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又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了，17000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者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人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中，孙科内阁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 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已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也是在这片惨淡的背景中，1932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发刊了。后来，一名该报记者谈到，这份报纸有主张、有立场，从不人云亦云，“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赞满南京”（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中国日报》就成为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
与此同时，在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干国勋的建国路寓所，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在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也奉命潜入法租界，“控制学运”。几天后，在赵主教路中国公学，力行社第一个上海小组出现了。
五千里外的满洲，枪声依旧零零星星。在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札幌师团，正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此时已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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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英挺的军人的脸，浮现在满洲的林海雪原里。
桂永清，时年32岁，江西贵溪人。他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后，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团长等职。不久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他被派赴往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在德国，桂永清以自己的勤奋好学、诚实谦逊，博得教官、同窗的一片赞誉。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的走道上读书。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离开德国步兵学校后，桂永清被任命为驻徳使馆武官，他的严谨习气、军人气度，渐渐闻达于诸侯。后来，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几年后，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时，桂永清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他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直到向蒋介石报告时，桂永清仍然语音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宁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这一年，接到蒋介石的回国密令后，桂永清从德国出发，“一去一万里"。他途经莫斯科、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溲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找到马占山营地时，已经是隆冬的12月了。
在蛮荒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人疲马乏，但士气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马弁寒暄。他的挚诚与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随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和众多蒙古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贏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茫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回到南京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还来不及安顿下来，他的昔日同窗贺衷寒、曾扩情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会面。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力行社的又一个成员。后来，干国勋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外的溪口，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以及满洲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47天，自这次下野，此后的十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国民党内的哪派力里能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戚友，提着一只土鸡或者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做，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者老家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像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这一天，他把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像后来惯常形容的，它“风起云涌”；它又与一般的说法也没有两样，“鱼龙馄杂”、“泥石俱下”。在那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这种崭新的气息，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广漠社会的重心。同时，观念、思潮、意识形态的传播辐射，也席卷着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人家。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等教 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毫无例外地，这些都来自西方。在价值观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趣的，只剩下一些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同带来了约百余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天起，就贪婪地吸收若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来了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而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1917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马”的狂潮式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意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景。因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了！共产党早已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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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在桂永清之后，曾扩情受命前往长江尽头，“游说四川”。《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者：此时在南京无足轻重的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以监视南京各派系的活动。
但最为重大、更加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在无意间收获的。一个寒冷的深夜，邓文仪在溪口丰镐房的床头电话，急促地响起了。在电话那
一头的，是力行社创始人滕杰。
在静夜中，滕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是什么促使原本躲躲藏藏，唯恐蒋介石闻悉秘密组织、“私自参与政治活动”的力行社人物，主动向蒋介石报告详情呢？几十年后，滕杰谈及了“李一民事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邓元忠，《滕杰访问》）
而邓文仪则回忆：听到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欲擒故纵的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给自己的下决定获得缓冲时间？甚或，在他自己的嫡系面前，他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的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被牵系上南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悲欢沉浮，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一蒋介石。
1932年元旦被推人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的普遍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三五天的事。1月13日，就职仅仅两周的财政部长辞职了。
CC系装聋作哑，党务一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必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了。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以及远在满洲的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了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 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们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要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者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蒙，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地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这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闱中，进行者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像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两三天后，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滕杰、贺衷寒与康泽。这三个人，被视为力行社“筹办最力者”；在前往杭州的路上，他们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种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当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时，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谈话，史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纪律条令》；更重要的是，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
的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滕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细节发生了：蒋介石告诫说，“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昧的康泽，从这只言片语里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中闻了。
三人回到南京后，立即赶往拔提书店，与焦急等待的力行社同僚们见面了。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二郎庙几十号人物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他们打电话的打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在等待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把“业务"全安排完了。他是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r,我们就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滕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学筹备”……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性。酒宴后，在滕杰的召集下，五个人开了一个短会。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后，他们安排了分工。膝杰、贺衷寒、周复三人负责《章程》，康泽与桂永清则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敏捷，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的时代，在盘败沙”的社会构架中，躭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力最的军人；又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不同的背录、阅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了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容。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會、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以及组织背膀梁干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紫……最后，在这里裁定力行社、复兴社未
来道路的，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滕杰、
擅理论的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过。此时，他们担任着指挥、政训、宣传、机要、外勤特务、侍从、秘书、报人、社团负责人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以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渐渐领导起了后来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为这群野心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者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即15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一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事件的阐述，但哪怕是那些较次要的活动，其用意、谋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它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后人不愿者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都烘泛者独裁组织的残暴气息：
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不得违抗命令；
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不得偷生怕死；
不得贪赃枉法；
不得吸食鸦片；
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足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一任己意。这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的下属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来引导整个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禁锢住人的思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在部队、警察、大中学校、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设立了无数内外围组织，控制人员在50万到100万之间，并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1938年力行社解体后，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仅仅1943年他们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十几万青年训练成觉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先是奔赴了抗日战场，而后又被送上内战战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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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之外，在《章程》里，滕杰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型的组织图景。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并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未来组织庞杂、成员多达50万的那个秘密团体的领袖层，指导着整个团体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成员的前途和生死。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就是力行社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此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二郎庙的六十余人；直到力行社解体时，它也只发展了大约三百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人”。那时，进入力行社已成为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带来特殊的擢升机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团体”不追究的话，它还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力行社还不存在的下级组织。滕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革军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人它的轨道。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闻记者、中产人士，都在它的目标之列。
与革军会的首脑一样，革青会的头目也将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滕杰认为，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才能变成现实。
这就是1932年年初，年仅27岁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所规划的力行社。用晚年滕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俱备，力行社兼有正剧、悲剧乃至闹剧等多重意味的历史，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滕杰等人密谈。
这次召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2月南京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那里有一片平房，是蒋介石的又一处住所。或许，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的崇高与威严，以便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在所有著名建筑中，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群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与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在历次失意、退居溪口镇之前，蒋介石都要来中山陵追思、交谈、漫步。他熟悉那种肃穆感。
在《回忆录》里，干国勋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滕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有设 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在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实则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权术手腕，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早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权力之争。据说，在杭州召见滕杰等三人时，他就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与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军官们根据自己的期别、资历，先后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与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怀情感，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是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了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七个人发过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到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时间还不够.那就后天，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就是次日，在这一片苍茫的平房，一个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突然又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言语铿锵。他说，他要“为校长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是个文人，名叫刘健群，目前正担任他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
所有的人，包括蒋介石，都被他的突兀和大胆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