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军最高统帅
12月8日，希特勒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他为两件事发愁，一是苏联在莫斯科前线开始了大反攻，二是太平洋传来的消息。
珍珠港事件在顷刻之间解除了苏联惟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斯大林可以几乎把他在亚洲的力量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几个月以来，德国元首一再催促日本攻打苏联，避免与美国交战；与此同时，东条英机却迫不及待，一再催促大岛浩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进攻美国。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英机坚持向南进军，向盟国“软腹部”开刀，却不愿做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
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东条英机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
希特勒本来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可是这时元首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吗？”
希特勒的顾问和将军们无不劝他说，树敌太多，不要再加上美国了。
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进行了整整四天辩论，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希特勒忍无可忍了。
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
希特勒开始狂热地打他的如意算盘，像美国这么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国家，怎能指望保持团结呢？何况珍珠港事件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于是，希特勒不顾各种反对意见，决定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请求，对美国宣战。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热演说：“我们总是先动手，我们总是先下手！”希特勒咒骂罗斯福是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
“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大声叫喊道，“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人民，都感到深深满意。”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代办，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活动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已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话被纳粹议员们疯狂的欢呼声、掌声淹没了。
还是在这天，12月11日，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声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决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曾担心国会不会同意对德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难题全部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当天就对德宣战。
罗斯福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罢工停止了，千百万妇女、青年从厨房、农场走出来，学习技术，投身战时工厂和前线……
对德日宣战后，美国本土的安全防御问题也摆上了桌面，首府华盛顿更是严加戒备。白宫的灯光开始变得昏暗，地下工程开始按计划动工，白宫地下室与财政部大楼地下仓库间被打开了一条通道，里面有安全的避弹室。白宫的草坪也挖了防弹洞，窗户上罩上黑色窗帘，灯光幽暗。白宫周围加派双岗，每个人领到一套防毒面具。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大楼架起了高射炮。
战争让罗斯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他知道总司令不应过多插手具体事务，而应高瞻远瞩，统筹大局，协调各方关系，决定最高战略。总统选择了一个颇有军事才能的顾问班子帮助他制定世界性战略，这些军事顾问包括马歇尔上将、欧内特·金上将、亨利·阿诺德上将。威廉·李海上将担任他的私人军事助手和同参谋长们的联系人。在参谋长们的帮助下，罗斯福委任了一批能干的战区司令，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升时，他跃过了366名高级军官，切斯特·尼米兹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等等。丘吉尔常常用考虑欠周的建议去打扰他的参谋人员，而罗斯福却通情达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干涉日常军事行动，在这一点上，罗斯福的民主作风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总司令。
罗斯福总统还在陆军与海军之间，在各个战区司令之间，在作战需要与国内需要之间，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充分发挥了调解人的作用。由于他看重说服而不是发号施令，他对军事战略的控制不严，但对在什么问题上发挥最高权威，则毫不含糊。他懂得政治领导必须听取军方技术性意见和建议，但不管以什么为代价，政治领导必须支配和指挥军事工具，使之支持自己的目的，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在太平洋遭到失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他坚决主张同德军作战是当务之急，在军事顾问团的反对下他坚持认为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日本，德国能够生存，但如果打败德国，日本就存活不了多久，他不顾专业人员的抗议，极力主张在1942年进攻北非。
马歇尔和金都是讲话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人，总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很信任。马歇尔文静自信，沉默寡言，说话温柔，同反复无常的罗斯福恰恰相反，总统爱开玩笑，用直呼名字表示亲近，马歇尔对此心里感到胆怯。当初，他曾对总统在紧急时期领导全国的能力表示怀疑，一直到——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记载的那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看到总统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才消除了疑虑。马歇尔主要负责扩充、训练、装备和部署陆军，丘吉尔后来称他为“胜利的真正组织者”。罗斯福决定不派马歇尔去指挥盟军1944年对欧洲的进攻，这说明他越来越信得过这位将军的正直和判断力。总统对他说：“我觉得，你要是出了国，夜间我就睡不着觉了。”
金上将性格顽强、才华横溢、脾气暴躁，是罗斯福想象中善于作战的水兵的化身。就在两年前，他本来应该被提升到高级统帅地位，可是却没有获得晋升，因为据说他酗酒，追逐别人的妻子，而且树敌过多。他在解释他突然被晋升到世界上最大海军的统帅地位的原因时说：“他们遇到麻烦时就又派人找那些畜生了。”金坚决主张全力以赴同日本人作战，从而激怒了英国人，丘吉尔认为他性情暴躁，不容忍不同意见。对英国人来说，最令人烦恼的是，皇家海军已经亚于金的海军成为第二流的海军了——这位上将永远没有让他们忘记这一点。金还反对罗斯福试图干涉海军的作战行动，总统尊重他的行家的意见，终于放弃了试图干涉他的做法。然而，总统发现他至少可以指挥海军的一个机构而不致惹金生气。1942年8月，这位总统的海军助手收到了下述备忘录：
请你告诉海军乐队，我不喜欢他们演奏国歌的方法，演奏中不应该有许多虚饰。
罗斯福
罗斯福已经成为大联盟的守护神，他决心使这个联盟作为和平的保卫者完整无损地度过战争。盟国之间虽然在欧洲优先这个战略问题上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但是还存在着严重分歧。有时，这就好像他们是在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一样，罗斯福作为调停者的所有技能都受到了考验。盟国不仅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的怀疑和怨恨也很严重。苏联人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丘吉尔的操纵下试图扼杀他们的革命行动。英国也没有对1939年使希特勒为所欲为的德苏条约表示原谅。西方民主国家还总在担心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单独媾和，如果事实证明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
最棘手的矛盾也许是，它们都没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人没有同日本交战，中国也没有同德国交战。丘吉尔和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没有什么信心。罗斯福虽然对中国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却把中国视为将来对日本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基地。在西方领导人当中，只有他设想中国战后会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头两年战争中，欧洲第二战线的问题在盟国关系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斯大林受到德国的进攻，急需援救，因此迫切要求立即进攻西欧，从而使希特勒不得不把部队从东线转移开。丘吉尔念念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教训，对斯大林的要求表示反对，他担心，要是在法国大规模登陆，往最好处想也要冒风险，并可能造成大量伤亡。相反，他主张采取边缘战略，穿过挪威和地中海向德军发动进攻，来消耗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对德国工业进行大规模轰炸。美国计划人员认为，这项战略根本不解决问题。纳粹德国是敌人抵抗的中心，他们极力主张，有了足够的人员、船舶和飞机，就马上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在战略方面，罗斯福同斯大林的关系要比他同丘吉尔的关系更协调一致，但是由于盟军的实力限制，无法在1944年以前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斯大林轻蔑地驳斥了这种论点，他头脑里产生的怀疑是，当时正在听任苏联和德国互相残杀，这样，资本主义者就能统治战后的欧洲。
在连续举行的14次首脑会议上，罗斯福同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举行会晤，解决了全球战略、优先处理的问题和盟国之间的摩擦。罗斯福确信，在这些关键的谈判中，只有总统能够代表美国，他喜欢在高级会议上施展手腕，讨价还价。在这些私人会晤中，他利用他谋求妥协和和解的本领来缓和紧张关系，并协调盟国为赢得战争做出的努力。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年，罗斯福的绝大部分会晤是同丘吉尔举行的，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首相看来就像一个横跨大西洋去上班的人一样。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后，他很渴望同总统磋商，珍珠港事件后刚过两个星期他就来到华盛顿，在那里逗留将近一个月。丘吉尔住在一间大卧室里，同霍普金斯住的房间相对，中间隔一个大厅，离罗斯福自己的房间不远。他们进行过多次非正式的相互拜访。据霍普金斯说，有一次，罗斯福坐着轮椅进了首相的房间，这时丘吉尔刚洗完澡，身上一丝不挂，还滴着水。总统很尴尬，忙表示歉意，转身想走，但是丘吉尔说：“英国首相没有要向美国总统隐瞒的东西。”
然而罗伯特·舍伍德问过丘吉尔这件事是否真实，他回答说，他从来没有不围浴巾接待过总统。“而且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总统本人应该知道，这话严格说来，是不真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罗斯福变成了一位全球的领导人。原来他是“新政老博士”，现在成了“赢得战争的博士”，虽然许多国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战争上。总统在紧急时期总是处于最佳状况，以开始实行新政时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担负起指导军事、外交和国内政策的重担。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白宫，他也喜欢他的非常扩大了的权力。赫尔指出，总统对自己的新作用感到格外自豪，并且愿意在国宴上以总司令而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被介绍给客人。罗斯福的当务之急是取得军事胜利；然后，他想避免伍德罗·威尔逊在谋取和平时所犯的错误。威尔逊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盟国的联盟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是，他未能同苏联达成真正的谅解。
对于罗斯福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是有争议的，就像对他的总统职务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有争议的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看法。一种看法把他描绘成一位使自由世界团结起来的、取得了伟大胜利并把美国推上世界舞台中心的领导人。另一种看法带有为冷战寻找替罪羊的倾向，把他描绘成一位慌手慌脚地参战，对战争指导无方，然后又未能在雅尔塔获得和平的总统。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罗斯福是一位天真的政治家，试图蒙住斯大林，结果遭到失败。实际上，他过于玩世不恭和狡猾成性，而不会采取这样天真的策略。他认为，他能智胜斯大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罗斯福认识到，赢得战争和维护和平需要苏联合作，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减轻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他奉行了他认为是现实的政策。罗斯福作为战争领导人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使自由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黑暗日子里他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日本人像初升的阳光一样从自己国内的岛屿成扇形向外展开，到1942年初，已征服菲律宾、香港、缅甸、泰国、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和印度已受到威胁，日军还在阿留申群岛夺得了立足点。由于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已经陷于孤立。希特勒的军团已经开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郊外，德国潜艇即将在大西洋战役中获胜。罗斯福满怀信心的乐观态度就像在失败后的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着光芒。他经常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确保美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决心永不动摇。他宣称：“不管我们的敌人……在绝望中可能试图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像伦敦人民说的那样：‘我们都能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加倍还击。”
罗斯福像小孩一样，对秘密的战争工具有强烈的兴趣。他获悉丘吉尔有一个特别总部，在那里随时注视着军事行动，因此他下令为白宫设立一个类似的总部，命名为地图室。每天他都到那里听取各条战线上的每日事态发展的汇报。总统为自己以前在海军服过役感到自豪，对一位助手说：“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详细解释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情况。”在战争之前，他对海军具有一种占有者的关注，甚至插手高级军官的提升和委派。马歇尔将军完全意识到，要是在军种之间发生争论，总统可能同情哪一方。有一次，他愉快地恳求说：“总统先生，在谈话时至少不要把陆军说成‘他们’，把海军说成‘我们’。”可能只有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总统违背了不插手军方具体事务的原则。
1941年12月12日，温斯顿·丘吉尔从伦敦启程前往华盛顿。同一天，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陆军准将也离开萨姆豪斯登堡，去就任总参谋部的第二把手。
丘吉尔预定12月22日自加拿大乘飞机到达，总统乘坐一辆有篷盖的汽车去机场迎接他。机场上警卫森严，实行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罗斯福坐在车里等候，焦急地仰望着天空的乌云。这两个星期他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激动中度过的，现在感到舒畅轻松多了。紧张已经化为行动，这很投合他的胃口。正如阿道夫·伯利所说：“另一只鞋子也脱掉了。”
当总统看到银色的C-47时，它已经疾驰在跑道上了。飞机拐个弯，一路滑行过来，直到一只机翼伸到汽车上方，才停住。士兵们跑步把舷梯推上前去，一个熟悉的粗壮身躯从机舱内走了出来。他停步打了一个V字手势，然后急速朝总统的汽车走去。
他们乘坐挂着遮帘的汽车快速驶往白宫，后面跟着丘吉尔的技术人员所乘的汽车。两人一进椭圆形办公室，立即互相转告那些几乎全是不好的消息。丘吉尔说，在过去三个月内，英国海军遭到了战争以来最惨重的损失，“纳尔逊号”战舰因9月间触到鱼雷而失去了战斗力。“皇家阿克号”航空母舰和“巴勒姆号”战舰于11月沉没；雄伟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在新加坡沿海的空袭中遇难。丘吉尔在旅途中听说，穿着奇特的潜水服的意大利深水鱼雷兵沿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海底移动，在“勇敢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战舰的底部安放了水下爆破弹，把船身炸了几个大窟窿。船并没沉没，但是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事实是英国在地中海连一个战斗中队都没有了。
“我们在太平洋也是如此。”罗斯福愁眉苦脸地说，“凡是拖得动的军舰，我们都拖到加利福尼亚沿岸修理去了。现在只有航空母舰和不多几艘巡洋舰在对付日本舰队。”
丘吉尔展开一幅世界大地图：“现在不能不看到，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形势：从旧金山到开普敦，绕过印度到亚丁，在这1.4万英里的海域中，能够与日本海军作战的水面舰队连一个也没有了。”
“是呀！”总统阴沉着脸说。
“不仅如此。”丘吉尔接着说，“香港随时都可能陷落，马来亚即将支撑不住。日本攻势之猛，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万一新加坡失守，荷属岛屿也就会完蛋。也许澳大利亚……”
“我知道。”罗斯福说，“菲律宾可以说已完蛋了，麦克阿瑟正在向巴丹半岛撤退。关岛和威克岛也丢失了。如果日本人再向前进逼，我们连中途岛也将守不住。瓦胡岛本身已经岌岌可危。”
“前景黯淡，”丘吉尔说，“甚至可说是令人绝望。但是……”
他迟疑了一会儿，忧虑地望着总统。他正在小心翼翼地斟酌字句。
“总统先生，”他接着说，“你们的人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这是很自然的，你们本国的安全处于危急之中，要报仇雪恨嘛！但是我和我的顾问持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不但是我们的最大危险，而且也是你们的最大危险。我们的联合力量应该首先集中用来打败德国，同时对日本进行牵制战。”
总统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嘴角似笑非笑地想要启齿讲话。
“总统先生，我知道要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困难的。”丘吉尔急忙说，“听起来我们够自私的了，但是你先别忙反对，请听一下我们的理由。”
“不用了，温斯顿。”总统满面笑容地说，“这些理由我们和你们一样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即使打败了日本，还会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我们在打败了德国之后不能粉碎日本，那才是怪事。所以我们已经决定把我们的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马歇尔完全赞成这么干，甚至金也表示同意。”
随后还是发生了不少争议，不过都是细节方面的，并非根本性的。第一个建设性行动是设立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统一英美的战略。通过这一机构，两个盟国可以密切合作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共同使用资源，互相补充兵力。接着，他们开始计划未来的伟大攻势，尽管他们的部队从新加坡到昔兰尼加正在处处挨打被歼。
争论首先是从这里产生的：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想集中兵力从西线直接进击德国。英国人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则担心会被德国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他们赞成迂回侧击首相所谓的“轴心国的软小腹”。
总统完全赞成直接进击，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英国国内集结兵力准备直接进攻“欧罗巴堡垒”的同时，可以在地中海区域发动一场辅助性的进攻。
在共同商讨军事行动的同时，总统已在考虑另一个他认为是更重要的问题了。现在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联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本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可怕的战争是正义的，要使人民认识到他们这一事业的正义性，那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如果武力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到来，那就谁也不能算是胜利，大家都失败。
罗斯福建议所有盟国公开接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把它作为未来的基础。他清楚地记得，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他也记得，当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了不幸的后果。
在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之后，同轴心国交战的26个国家于1942年元旦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联合国”一词是罗斯福创造的。这些国家保证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同共同的敌人签订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罗斯福逼迫丘吉尔允许印度在宣言上签字，以表明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所有国家的自由，丘吉尔本来是不愿让印度签字的。罗斯福还使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相信，遵守大西洋宪章并不要求他的国家保证改变反宗教的政策。他坚持说，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罗斯福的论点如此有力，丘吉尔甚至异想天开地保证，在罗斯福离开白宫以后，要推荐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丘吉尔在华盛顿期间极力主张立即进攻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地区，使德国的非洲军团陷于两支盟军中间，并使地中海重新向盟国的船只开放。罗斯福渴望让美国部队在1942年同轴心国作战，因此对这项建议表示赞成。然而，史汀生和马歇尔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他们强调船舶和装备不足，总统于是改变了主意。马歇尔力主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以便能尽早在1942年建立一个有限的滩头堡，这项战略终于被盟国所接受。
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使这项战略未能实现。1942年5月，苏联外长维亚契斯拉夫·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警告罗斯福说，苏联人也许挡不住德军的夏季攻势，他坚持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总统听了深为感动，对莫洛托夫说，他可以向斯大林保证，“今年”将开辟第二战场。向苏联人做出这种保证使丘吉尔感到不安，于是他又同罗斯福会晤，这次会晤是在海德公园进行的。总统开着自己的手控式福特牌汽车到机场迎接他的客人，并带他游览了那个地区。为了避开特工人员，总统把车倒到俯瞰赫德森河的峭壁附近，然后又飞快地冲向树林，这时丘吉尔显然很紧张，但他还是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继续提出一连串的反对意见。他一再警告说，在法国海岸的惨重失败将是“我们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惟一方式”。
6月21日，当这两位领导人正在华盛顿继续会谈的时候，传来了隆美尔已攻占托布鲁克，俘虏2.5万名英国士兵的消息。丘吉尔感到耻辱。德军同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的丰富的石油资源之间只隔着阿拉曼的一条脆弱的防线。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罗斯福问。
“你们能让给我们多少谢尔曼型坦克就给我们多少，并且尽快运到中东来。”
总统当即做出决定，下达了必要的命令，尽管这意味着美国部队还得等较长时间才能弄到现代化的坦克。在托布鲁克的惨败使丘吉尔更不愿意参加1942年对法国的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英国的抵制做法感到很恼火，想把美国的大部分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来，但是罗斯福进行了果断的干预，制止了这种苛刻的行动。他在给马歇尔和金的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中排除了把部队调到太平洋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备忘录上签了“总司令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字样。据史汀生说，进攻北非始终是总统的“重要的秘密计划”，他用这场进攻代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当英国人迟迟不确定登陆日期时，罗斯福逼迫他们同意了1942年10月30日这个最后限期。他对盟国终于同意发动攻势感到欢欣鼓舞，下令“全速前进”。
1941年圣诞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阴郁的圣诞节。在整个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美国及其同盟国在日本精心组织的猛烈进攻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阵亡，沦为俘虏的人就更多。
圣诞夜，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传统的圣诞树点灯仪式，聚集了不少人。好像要从五光十色的闪光中捕捉到一点什么信息。
丘吉尔首相被总统邀请做了演讲。
首相嗓音粗哑，区别于总统的洪亮优美，但极富感染力。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夜，几乎全世界都处于生死搏斗中，各国都手持着科学所能发明的最可怕的武器在相互厮杀，如果我们不能确信，引导我们走上战争的不是对任何别国人民的领土和财富的占有欲……不是粗鄙的野心，也不是对物质利益的卑劣的贪婪，那么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就会感到心绪不宁。然而，值此战火纷飞、风雷激荡之际……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小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却是一片宁静，坦然无愧。”
“因此，至少在今晚，我们可以把困扰我们的忧虑和危险抛弃在一旁，让孩子们欢乐一番。今晚，只是今晚，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成为一个灯火通明的岛屿，快乐而安宁。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欢乐之夜，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心花怒放，让我们在回到严峻工作中去之前，尽情分享他们的无限快乐。”
“但现在，我们要用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剥夺他们的遗产或失去他们在一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上生存的权利。”
“愿上帝保佑，祝你们圣诞节快乐。”
在场的人突然感到心灵被照亮了。
两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在那里站了一会，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走进白宫。
总统的孙儿们聚集在埃莉诺的起居室，安娜也在那里，但他的儿子在部队里，在军舰上。总统和往常一样，以强烈的幽默感和同情心朗读《圣诞颂歌》。
当夜，丘吉尔首相收到紧急战报，激战七天七夜后，香港英军挂起了白旗，驻港总督向日本帝国的佐木中将签署了投降书。
随着春季的即将来临，日本人发动了猛烈进攻，势如破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爪哇、东印度群岛相继失陷，巴丹投降了，在科雷吉多尔，美国国旗被扯了下来，亚洲舰队几乎完全丧失爪哇海，美、菲陆军部队整个被扔在巴丹，著名的麦克阿瑟将军几乎只身回到美国本土。
惟一的一点光明是吉米·杜利特尔从“黄蜂号”航空母舰出动中型轰炸机群，成功地空袭了东京。此举对骄横的日本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人们搞不清这么多飞机是怎样突然飞临日本又神秘地失去踪迹的，新闻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向罗斯福请教时，总统神秘地说“来自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一词来自J·希尔顿所著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指虚构的世外桃源。总统用在这里，转指二战间美军轰炸东京等地的秘密航空基地。
战争急需大炮、飞机、坦克、登陆艇和商船，及其各种型号的装备弹药。但美国用以粉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的巨大战争机器在运转当中还存在混乱和摩擦，为了把和平时期的生产转为战争状态的生产，为了修建新工厂，确定人力和装备的轻重缓急，就需要以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实行集中的控制和计划。一些企业家，特别是汽车制造商，反对这种改革，声称罗斯福只是在利用这种紧急情况作为促进新政的激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借口。总统惟恐在和平时期严格控制美国经济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行动迟缓。同许多新政时期的机构一样，他草率成立的各种委员会是短期压力的产物，而不是长期计划的结果。珍珠港事件使这些动不了的齿轮又动了起来。罗斯福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深刻地懂得，现代战争不仅是作战部队之间的格斗，而且是相互竞争的技术之间的一场格斗，他坚持要实现似乎是异想天开的生产目标。在起草1942年国情咨文时，他把他的工作人员制订的各种生产数字都予以提高，如飞机增加到6万架，坦克2.5万辆，高射炮2万门，商船600万吨。他对提出异议的霍普金斯说：如果生产人员真的在干，就完全能够办得到！这只是个开端，下一年的生产目标将是12.5万架飞机，7.5万辆坦克，3.5万门大炮和1000万吨船舶。这些数字和一些类似的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知道，他们袭击珍珠港起了什么样的后果。
1942年1月，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局面，罗斯福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由前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总经理唐纳德·M·纳尔逊领导，集中指导战争工作。战争生产委员会存在时间不是很长，多次遇到风波，中间不少波折和争斗。按照总统惯用手法，如果对一个机构不满意，不是废除原机构，而是成立一个新机构来接替这个机构的工作。而他组建一个部级新机构的通常方式是把它从中间分开。当年10月，罗斯福总统授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后改为战时动员局，由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贝尔纳斯领导。贝尔纳斯为了从总统肩上接过治理国内经济的担子，辞去了在最高法院的职务。人们称他为助理总统，在白宫东厅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确定了关于轻重缓急、生产、人力、工资和物价的政策。
罗斯福确定了宏伟的生产目标后，便由他的部下来执行，只有当争端有搞乱战争危险时才进行干预。弗朗西斯·珀金斯曾说：“他是催化剂，通过他的努力可以创造性地驾驭混乱的局势。他与其说是一名小心谨慎、方式直率的行政官员，倒不如说是一种能创造并给人以活力的药剂。”
关于罗斯福是否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的生产能力，斯大林大概是最公正的鉴定人。这个苏联统帅在他感情比较奔放的时刻宣称：“没有美国的生产，同盟国可能永远打不赢这场战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厂和造船厂制造了29.93万架飞机，7.21万艘舰艇，4900艘商船，8.63万辆坦克，850万支步枪，1400万吨弹药和炸弹。与此同时，还动员了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事力量。截止到战争结束，陆海军男女军人1200万，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高峰时人数达340万。
企业家们蜂拥到华盛顿，加入各种战时机构，战时的合作，消除了企业界和政府之间在新政时期存在的鸿沟。战争产生了军界工业集团，像西雅图这样的城市和加利福尼亚南部这样的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费开支。战争促使了美国工业的集中，美国最大的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56家最大的公司得到了3／4的军事合同。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吸收了大萧条遗留下来的失业大军，甚至以前在劳工市场上最底层的妇女、青少年和黑人都找到了高薪工作。工会会员增加将近一倍，达1500万人。虽然由于工人要求更多地分享战时利润，发生了一些自发性罢工，但损失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1942年6月底，丘吉尔再次来到华盛顿。一个星期里，他和总统几乎不停地进行会谈，商讨增援受到严重打击的战线以及弥补陆海军的惨重损失的措施。他们还讨论了进军北非的可能性，但丘吉尔对此抱谨慎态度。
尽管如此，比较轻松的时刻仍是有的。首相一到达，总统就孩子气地对他说：“温斯顿，你来看看我的地图室。”
“那是怎么回事？”丘吉尔问。
“我从你那里得到启发，”罗斯福说，“建立了一套作战地图和情报设施。”
首相把总统的轮椅推过白宫的底层走廊，到达一个守卫严密的门口。值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举枪致礼。他们进入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墙上布满了安装在滑板上的巨幅作战地图。一张桌子上放有电话机，墙角里有一架密码机。一架电传扰频机放在盥洗室内。总统解释说，地图室也就是他的通讯中心，负责处理他的所有电报，并掌管总统专用密码。在此日夜值班的是他的海军助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仔细挑选出来的陆海军青年军官。
丘吉尔见了这样精致的设置，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带着一丝羡慕的神情说：“你们美国人真会过惬意日子啊，这和好莱坞的设备差不多啦！”
罗斯福得意地抿着嘴一笑。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毕竟是总统嘛！”
丘吉尔到达两天之后，罗斯福碰到了一桩苦差使：把托布鲁克的突然陷落和2.5万名英国人被俘的消息告诉丘吉尔。隆美尔在利比亚沙漠上又猖狂进来了，他发誓这一次定要拿下埃及和苏伊士运河。
为了对付这个威胁，罗斯福答应命令那几个新建的装甲师离开他们的新式谢尔曼型坦克，用船把它们运往埃及去防守帝国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现在已成为民主本身的生命线了。
两人谈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私用密语中丘吉尔所说的“铝合金”，也即陆军用代号所称的“曼哈顿工程”。眼镜滑落到鼻尖上，长脸由于激动而显得特别严肃的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前来报告说：在芝加哥运动场地下的一堆铀235已开始成功地产生有控制的连锁反应。科学家一致认为，大规模扩展这一科研基础上的时刻已经来到。需要多少费用？在第一枚炸弹制成之前，也许需要20亿美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是十比一。
钱倒不成问题，但是钱所代表的东西——人力、稀有物资、大量的电力——都需要从直接为战争服务的项目中挖出来。罗斯福决定：为了缩短战争和拯救也许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进行这样一次历史上最大的冒险是值得的。丘吉尔热烈地表示支持。
整个工作交给陆军部办理。史汀生部长指定莱斯利·R·格罗夫斯少将负责计划的执行。科南特博士充任总统在军事原子政策小组的代表。命令下达了：全速前进！
这项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制造出一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这种武器后来成为文明社会恐怖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叫原子弹。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工人们开始平整山岭，安放底脚，兴建新建筑，他们只被告知的是：“你们在干每小时1.35美元的活。”由那里往西2000英里的“Y号工地”，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这个动用20亿美元的计划，在当时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其真正的内容，对外严格保密。
伯恩斯曾说过：“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既好说教，又讲现实传统。”后来，美国的原子弹率先爆炸的事实表明，罗斯福是比较偏重现实，极有远见的。
图12-1日军偷袭珍珠港作为最高统帅，罗斯福并非无可挑剔。如在太平洋战争上，他赋予麦克阿瑟的权力就过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显然当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然而众多将领对他们的总统充满了敬意。
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他作为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由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
乔治·费尔丁·埃利特：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
路易斯·约翰逊：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
可从外表看，罗斯福没有一点军事天才的气质。他到部队时总穿着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蝴蝶领结也是漫不经心打上去的，看上去他倒更像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要去度假钓鱼的老头子。不过，正是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人成了美国最好的代表。有位律师称罗斯福的面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面孔。艾森豪威尔十分佩服他熟知地形，美国士兵说他最大的天赋是对人的热情关怀。乔纳森·丹尼尔认为，在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顾虑的。一次，罗斯福到夏威夷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商谈，制订计划，准备发动攻势，迫使日本人投降，在他离开夏威夷前，他要人用轮椅推着他穿过陆军医院的病房，去看望那些被截去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但他的出现胜过了千言万语。因为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总统，三军总司令，一个四肢不全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灰心丧气，只要努力，战前所抱的理想就能够实现。
在国内问题上罗斯福最大的失误是他批准了赶走居住在西海岸上的大约12万日本侨民——其中2／3是美国公民——的决定。珍珠港事件后，人们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偏见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侨民有严重的背叛行动，或进行过间谍活动，但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厄尔·沃伦这样的地方领导人却逼迫陆军重新安置日本侨民。后来沃伦成了一位开明的美国首席法官。西海岸防务司令部司令约翰·L·德威特宣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我一个都不想让他们居住在这里。”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总统曾在《人权法案》通过150周年之际对该法案大加赞扬，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就签署了授权拘留西海岸日本侨民的命令。日本侨民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奉令要在一个星期内卖掉住宅、农场和生意，通常售价只是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他们被赶进遥远沙漠地区的迁移中心，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他们在那里住到战争即将结束。为什么罗斯福允许采取类似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动（照弗兰克·墨菲法官的说法，是具有“可悲的相似之处”的行动）呢？他从来不是一位强烈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文职人员，他屈服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几乎没有考虑到后果。奇怪的是，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却没有被拘留，即使夏威夷群岛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实行军事管制。
罗斯福还对纳粹分子杀害600万欧洲犹太人视而不见。随着战争的到来和希特勒的领地的扩大，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对向难民发放签证的条件加紧了限制。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心理。虽然他个人同情犹太人的困境，但是他却把难民问题交给同情心较小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负责处理。朗是一位老练的威尔逊式人物，向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的捐款，对难民问题有管辖权。他即使不仇视犹太人，也是最不同情犹太人的。他担心，降低移民条件会使大量伪装难民的共产党间谍和纳粹间谍进入美国。他和其他官员一道对援救犹太人的无数次努力加以阻挠，并且扣压关于希特勒打算将犹太人灭绝的情报。
到1944年年初，希特勒实行最后解决的计划的详细情况已经传到国务院，但是许多官员拒不相信这些消息。他们把这些消息比做盟国宣传家们为诱骗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散布的关于德国暴行的消息。然而，关于死亡营和大屠杀的证据越来越多了。一再要求美国人和英国人轰炸通往集中营的铁路线的呼吁被置之不理，因为这样分散力量只能推迟赢得胜利的时间，而只有胜利才是犹太人的最大希望。1944年，英美两国在百慕大举行会议，讨论难民问题，尔后，国务卿赫尔告诉罗斯福：“按照某些压力集团鼓吹的一项计划，要把数目未定的人从未透露的地点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对赫尔来说，这可能办不到，但是对亨利·摩根索来说却不然。作为一名犹太人，传到华盛顿的消息使他感到极度痛苦。1944年初，他指示财政部总律师伦道夫·保罗起草一份关于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研究报告。保罗写了一份措辞直率的报告，标题是《关于本届政府默许杀害犹太人问题向部长的报告》，这份报告毫不客气地进行强烈攻击。它指责说，国务院官员“不仅未能利用供他们使用的政府机器把犹太人从希特勒那里援救出来，反而甚至利用这台机器阻止援救这些犹太人的工作”。摩根索亲自把这些结论提交给总统，总统似乎感到很惊奇。在一个星期之内，罗斯福成立了一个不受国务院管辖的战争难民委员会来接管难民问题。该委员会的代表（其中有在布达佩斯工作的瑞典商人拉乌尔·瓦伦贝里）从毒气室里营救出数千名犹太人。但是，罗斯福要是采取行动，其他几十万犹太人也可能得到挽救。正如对待日本侨民的情况那样，他的过失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未采取行动——造成的后果更加悲惨。
1942年7月，罗斯福派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史蒂夫·厄尔利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最后落实进攻计划。德国军队在夏季攻势中已经猛冲到苏联的腹地，几乎到达巴库油田，逼近斯大林格勒。必须花一切代价使苏联能继续打下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1942年秋季越过（英吉利）海峡进行一次迅猛的攻击，也许可以减轻斯大林军队身上的压力。这一计划被称为“大锤”，以示与1943年夏季全面出击计划“兜围”区别。总统大力支持“大锤”。
但是英国人回话说，他们不愿意奉陪。他们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怕发生另一次流血更多的敦刻尔克。罗斯福发了一份斩钉截铁的电文给丘吉尔说：美国军队今年一定要在某个地方与德国交战。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向北非进军，以解除隆美尔对在阿拉曼陷于绝境的英国第8军的压力，并且把德国的兵力从苏联方面吸引过来。总统笑了——他早就向丘吉尔建议过，可以派美国一个军去“追捕隆美尔”。但是，他对这个决定仍感到失望，因为他知道，苏联所需的援助远不止这些。不过既然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计划，也就只好把它接受下来。这个计划的代号是“火炬”，由艾森豪威尔担任指挥。
194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罗斯福不耐烦地等待着对北非的进攻。他渴望发动攻势，满足国内和苏联提出的采取行动的要求，对每一个有关的人都施加压力，要求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发动进攻。他一次又一次地宣称：“时间是要素。”随着年底即将到来，战争的趋势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迹象。珊瑚海战役已阻止日本的扩张，一支日本入侵军在中途岛被击退，伤亡惨重，美国已开始越岛作战，向东京挺进。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强攻已经在伏尔加河沿岸的斯大林格勒停了下来，苏联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英军不仅守住了阿拉曼，而且在从美国急速运来的400辆谢尔曼型坦克的增援下，于10月23日冲破德军的防线，使隆美尔的部队狼狈撤退。
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总统驱车前往“香格里拉”——他用虚构的世外桃源的名称来称呼的马里兰群山中新辟的隐秘处所。人们猜测，杜利特尔轰炸东京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这里好像是一个家庭聚会：哈里·霍普金斯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富兰克林于7月份在白宫给他们举办了小型婚礼）、汉布利家的姑娘们（从达切斯县来的总统家的亲戚）、麦克，还有在地图室掌管精巧通讯系统的青年军官们。
这所单层小屋周围的树木和田野一片静寂，散发出秋天又苦又甜的气息。装着简陋护墙板的居室温暖而明亮，围炉而坐的这一小群人都是总统喜爱的熟人。今天，总统从白宫溜出来寻求宁静，在这里本来可以如愿以偿的，然而事实上并未能如此。
因为在北非，今天已是进攻开始之日——而且几乎已临近发动进攻之时。此刻，运输船在黑暗中差不多已移动到多山的海岸附近；穿着笨重战斗服的年轻人正爬下伪装网；登陆艇在黑黝黝的海水中拖着一圈圈白色尾波，只等信号弹一发就跃向海滩；暗影幢幢的战舰已把炮口对准海岸，准备随时发射。
总统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时钟缓慢地走向发动进攻的时刻。当指针碰到最后一条黑线时，他突然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半似惊呼，半似叹息。
华盛顿陆军总部终于打来电话，格雷斯·塔利回忆说，总统用颤抖的手从她手里接过话筒，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一直听完对方报告的好消息，然后大声喊起来：“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听起来好极了，祝贺你。”
他放下电话，转身面向客人，“我们已在北非登陆，伤亡低于原来的估计，我们开始反攻了。”
广播电台评论员中断了正常的广播节目，宣布美国和英国部队在北非登陆的重大消息。接着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北非的法国部队发表的公告，他说“我们是作为朋友而来的”；然后是总统对法国人民的演说。这个演说在总统离开华盛顿之前就录好音了，它是一份措词谨慎的呼吁，是发自富兰克林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是引起总统异常紧张不安的问题是：它究竟会不会有效果？艾森豪威尔手下只有10.7万人，却要去占领半个大陆。这是一场惊人的赌博，一半是虚张声势，一半是横下一条心硬拼。如果法国人当真干起来，他们就有可能挡住我们，让德国人赶来以压倒的优势兵力把我们从海滩的立足点上连根拔掉。万一在事业方面和利害关系方面想法一致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互相残杀起来，那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啊！
不久，设在直布罗陀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开始送来报告。登陆正在进行之中，法国人在抵抗。真糟糕！尽管报告中说，在阿尔及尔的抵抗很微弱，一些部队已经上岸，但总统仍是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形势稍有好转。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只是敷衍了事，当天下午，这个城市就投降了。但是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战斗却打得十分激烈。总统一听到法国陆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已在阿尔及尔落人手中的重大消息时，他立即动身返回华盛顿。
将近20万美军已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奥兰、阿尔及尔登陆。这两个阿尔及利亚港口很快被攻占，但是，维希政权法军在卡萨布兰卡进行了几天的抵抗。美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急忙同碰巧正在那个地区视察的维希政权高级官员让·达尔朗海军上将安排停火，美国承认他为法属北非的政治权威。那些知道达尔朗同德国勾结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指责“同达尔朗的交易”出卖了打这场战争所要实现的民主理想，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防止伤亡比政治斗争更加重要。罗斯福同维希政权伤}持关系而不承认夏尔·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组织，这已经激怒了自由派。他同意了这项安排，说它“只是权宜之计，惟一的正当理由是战斗的压力”。达尔朗的遇刺解决了当前的这个问题，但是，回味起来这个插曲却很不是滋味。
星期一做出了一个艰巨的决定。艾森豪威尔来电说，把法国人争取到我们一边来的惟一可能，在于通过达尔朗上将做工作，因此他请求准许和达尔朗打交道。总统很不乐意答应，因为达尔朗被人们称作通敌分子和纳粹工具，和他做交易似乎有搞绥靖政策之嫌。另一方面，被神秘地带出法兰西、到国外去联合法国人的季劳德将军已经彻底失败。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在北非实际上没有追随者。但是，法国人和美国人继续打下去不仅会危害我们的伟大计划，而且战斗本身就是一场不堪设想的悲剧。总统感到应该支持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他所认为的最适当的行动——对艾克这种人你只管放心好啦。总统和丘吉尔在电话中争得面红耳赤，但终于说服首相和达尔朗达成协议。于是他就给艾克开了绿灯。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达尔朗被承认为北非的文职当局的首脑，季劳德被安排为法国军队的统帅。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抵抗停止了，达尔朗说服了顽固的达喀老总督皮埃尔·博伊松，使他一枪不发地交出了这个重要港口。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向突尼斯挺进，法国军队在季劳德指挥下保护着他们的右翼。
这下可激怒了德国人，他们开进法国的非占领区。于是忧郁的老元帅发出一份可怜巴巴、软弱无力的抗议照会，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军官们由于无法判定光荣之路在于何方，就凿沉了他们的船只。
由于作了“达尔朗交易”，抗议的暴风雨向罗斯福袭来。过去对他的维希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现在对这次绥靖主义新冒险就更感到迷惑不解了。为了使他们平静下来，总统指出，有关北非的协议仅是出于军事需要的权宜之计。
罗斯福回顾了他的维希政策，断定自己是做得对的。莱希海军上将自从就任驻维希大使这一麻烦的职务以来，始终力主反对德国的蚕食。他一再劝说贝当元帅拒绝纳粹的要求。与此同时，星条旗的存在以及美国救济品的发放，使法国人仍怀有希望，鼓起了抗敌的勇气。
如果我们当初不承认维希政府，北非战役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我们根据协议输送某些重要物资到北非去，这使我们有可能把总领事罗伯特·墨菲继续留在那里。墨菲坚持要设立一个有20名副领事的班子，那些先生的确活跃非凡。他们经常把北非的战略部署告诉我们；他们精力充沛地组织抵抗运动；他们为我们争取到了一批法国高级军官和官员。阿尔及尔和奥兰防线之所以不堪一击，也要归功于他们，是他们的情报促成了这次进攻的胜利。
11月的第二个星期还带来了太平洋上的消息，这是重大而壮烈的消息。在瓜达卡纳尔岛沿海的一次夜战中，丹·卡拉汉指挥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向一支由4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特遣队发起了进攻。在一片漆黑中，丹把他的小小舰队带到布成两个纵列的敌舰之间。他的旗舰“旧金山号”在近距离平射射程内左右开炮，协同其他军舰干掉了一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日本军舰在慌乱中互相开火，仓皇逃窜。两夜之后他们又卷土重来，但此时美国的新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已在现场，用16英寸大炮的齐发迎击他们，将他们彻底打垮。
但是丹·卡拉汉牺牲了。
罗斯福在和他共事的几年中，对他越来越喜欢。罗斯福还记得，那一天，他的这位军事助理前来对他说：“老板，我得离开你了。让我到太平洋去当一名指挥官吧。我想看到主炮组开火。”
丹的愿望实现了——他看到了16英寸大炮在夜间闪光的轰鸣。但几分钟之后，一艘日本战列舰上的一阵排炮炸掉了“旧金山号”的舰桥。富兰克林认为瓜达卡纳尔战役是海军史上最勇敢的一次战斗，无论“切萨皮克号”的劳伦斯还是伊利湖上的佩里，都无法与之比拟。
他怀着悲痛和无比骄傲的心情说：“你们还要丹·卡拉汉怎么样呢？”
德国非洲军团正在遭受美英部队的夹击，大势已去，制定未来战略的时刻到了。罗斯福敦促斯大林同丘吉尔一道举行一次会议，但斯大林拒不参加，其理由是他不能在苏联人正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时离开这个国家。罗斯福在给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议的来信作复时，建议把会议日期推迟到3月1日左右，但斯大林解释说“前方军务繁重，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苏联”，同时希望英国和美国履行他们在春季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想就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再交换措辞尖刻而又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电函，他们决定如期举行会议。
会址被定在卡萨布兰卡，由于该地区位于德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保安人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943年1月11日晨，载着罗斯福总统的波音314型飞机从迈阿密机场起飞，一支护航战斗机组在海上与总统的座机会合，并把它围在中心向卡萨布兰卡飞去。白色的防波堤伸进海港，犹如一个妇人的手摊放在蓝色的天鹅绒桌布上，飞机最终降落在非洲的金黄色山环抱着的机场。
总统的住所安排在安法华郊区的1号别墅，这是一所现代化摩尔式白色大房屋，装潢考究奢华。罗斯福一抵达就投入了他平生最紧张的工作，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大多数英国和美国的战地指挥官都来了。他们对整个战局按地区逐个进行检查。有关战略全局的重要决策都请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作了指示。
卡萨布兰卡会议从1月14日开到24日，除正式会议外，还进行了无数次的个别谈话。罗斯福想亲自认识一下每一个受命执行伟大计划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应邀来到1号别墅作亲切长谈。有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帝国陆军参谋长、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爵士，指挥破旧舰只守在地中海，善于虚张声势且富有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爵士，联合作战参谋长、陆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蒙巴顿威猛的气派和幽默的性格吸引了罗斯福，总统留他谈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位英国突击队的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懂得两栖作战技术，而这正是整个胜利的决定因素。
其间还有不少美军军官进进出出。如马歇尔、金、阿诺德、在突尼斯指挥盟军空军的卡尔·斯帕茨、供应局的B·B·萨默维尔少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小乔治、巴顿少将……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罗斯福抵达北非的当天就与总统进行了会谈，《欧洲征战记》对此作了记述：总统显得性格开朗乐观，充满活力，甚至有点活泼诙谐，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与笼罩在整个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空的进取气氛分不开的。在成功地摆脱了繁忙的政府事务以后，他为能利用这几天时间秘密地从华盛顿来到这个两个月前还在打仗的地方，参加一次历史性会晤，而深感似乎已经从中吸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那一天，罗斯福总统正在与丘吉尔及众多参谋长们开会，在中东指挥作战的英军将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到了，他身穿污秽的战斗服，鞋上沾着黎波里的尘土，直接从机场走进会议室。足足有两个小时，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在阿曼的伟大胜利和蒙哥马利的第8军团越过1200英里的沙漠地带向黎波里进发的史诗般的行军，大家都听得入了迷。他告诉他们，胜利的获得是由于空军和地面部队终于实现了完全的协作，还由于他不顾从西西里和潘特莱里亚基地出发的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调动坦克登陆舰驶向海岸，从而解决了决定进军成败的补给问题。艾森豪威尔首先被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吸引了，他是协同作战的积极拥护者，他请求将地中海新军区整个盟军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的空军指挥官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总统对于英美两国指挥官的精诚合作甚表宽慰，像亚历山大、蒙哥马利这样身份的英国将领居然甘愿屈居军阶较低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之下，这不仅是盟军团结的典范，而且是对美国总司令抱有信心的突出表现。
但英美两国在确定盟国战略目标时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歇尔想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英国人则坚持认为应继续进攻欧洲的软小腹部，虽然马歇尔反驳说从外围蚕食会耗尽用于欧洲发动主要攻势的人力物力，但丘吉尔争辩说，英美军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攻破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在继续集结力量时，他主张同时利用北非作为向西西里进攻的跳板，这样可能击溃意大利，使它退出战争。关于太平洋的行动计划，意见分歧就更大。美国在11月瓜达卡纳尔的海战获胜后，已取得对日作战的主动权，美国参谋长们坚决主张继续在西太平洋偏南的所罗门群岛、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发动进攻，英国方面极力反对这种全面进攻，认为这可能会把攻击重点从德国转向日本，他们一再强调，在击败柏林以前，太平洋方面应进行静态的防御战。
经过激烈的争论，两国总算达成还算一致的作战计划：英美联军首先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确保大西洋的交通安全；其次除禁止使用的巨额耗费外，竭尽所能援助苏联，罗斯福称此举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第三，执行地中海作战计划，攻占西西里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第四，实施进出英国的作战计划，加强对德本土的战略轰炸，并继续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集结力量；第五，执行太平洋和远东作战计划，击退日本进犯并支持中国。
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军事布置为主，但也讨论了政治问题，其焦点是如何利用公众对战后目标的日益关注来振作士气与维系盟国的团结。阿拉曼、瓜达卡纳尔、北非、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使公众普遍认为战争已到了转折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注意到了这种将会导致松懈的危险，都着意设法克制人们认为战争结束指日可待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罗斯福说：“现在还不是狂欢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干别的事，只有为了胜利而战斗，而工作！”丘吉尔说：“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也许是开始的结束。”
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乃是罗斯福宣布盟国坚持要求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早在1942年5月，罗斯福就谈论过以三个轴心国伙伴无条件投降来结束战争的想法，他断言，美国将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而侵略国——德意日将必须被解除武装并放弃那种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哲学。国务卿赫尔本想同总统一起来卡萨布兰卡，就因为他反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总统未让他成行。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结束战争的惟一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通过谈判停战。虽然勉强，丘吉尔首相还是对此投了赞成票。
之所以坚持上述原则，罗斯福是想防止德国再次声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来没被打败，而是被激进分子和犹太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次他们必须不得不承认被打得体无完肤。总统还同时向苏联保证，美英将战斗到底，不会和希特勒或日本人单独媾和。
战时的任何决定都从未有像无条件投降的提法那样引起如此强烈的抗议。批评者指责说，它使轴心国的抵抗变得顽固起来，因为它给敌人留下的惟一选择是，要么民众被奴役，要么被消灭。轴心国的宣传家们利用了这一点，号召他们的人民继续战斗。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再强调，无条件投降惩罚的是那些挑起战争的人，而不是毁灭被征服的国家，提出这个观点同这场战争的延长没有什么关系，战争的延长与否，是希特勒与日本军阀完全拒绝考虑以任何方式投降造成的。
会议还讨论了错综复杂的法国政治局势。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时的上校戴高乐逃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宣布自己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是进行抵抗的真正象征。戴高乐像一个确信惟独自己能体现本国尊严的人一样妄自尊大、性格倔强，坚持认为法国应该被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结果激怒了罗斯福及其顾问。罗斯福不想在战后恢复法国大国的地位，或者允许法国人作为统治者重返他们以前的殖民地。虽然戴高乐能使许多爱国的法国人会集在他的周围。
罗斯福发现，法国的复杂政治情况使艾克心烦意乱——它们给他带来的麻烦比隆美尔和冯·阿厄姆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法国人就是不肯彼此合作。”他说。
“我已经请季劳德和戴高乐两人到这儿来。”总统说，“且看我能否把事情办妥。”
两个对手之中首先到达的是季劳德。这位又高又瘦的法国人举止威严，耀眼的星章表明他的军阶，闪亮的绶带说明他对法国的英勇功绩；但是富兰克林还注意到，他眼睛周围的笑纹透露出他的幽默感。季劳德有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怪癖——“季劳德将军同意他的意见”，这也表明他天真地把自己看做一位历史性人物。他们用法语（季劳德不讲英语）作了一次坦率的交谈。富兰克林发现，季劳德的惟一希望就是能够在战场上统率一支法国军队。
戴高乐将军不想来。他担心会有什么阴谋，还怕人家要求他做出妥协，改变立场。丘吉尔虽然当时正资助着这一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然而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看来很靠不住。一天进午餐时，罗斯福不得不揪住丘吉尔说：
“温斯顿，你看，我已经把新郎拉来了，老兄，现在该你的新娘出场啦！”
戴高乐只是在丘吉尔威胁说再也不给他一个便士时，才决定前来的。他是富兰克林初次见面就打心里不喜欢的极少数人之一。这种相互厌恶，不完全出于当时形势下的政治条件，而是像两块磁铁的正极碰到一起，自然会产生相斥之力一样。戴高乐自尊心很重，对盟军驻在非洲怀有一种不合情理的憎恨。最初他拒绝走进分配给他住的别墅，他说：“美国政府无权征用一个法国人的房屋给我去住。”
国务院里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交家连忙说：“这不是法国人的房屋，它归一个波兰人所有。”
戴高乐愣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罗斯福意识到，使得戴高乐难以与人共事的，正是他得以成为“自由法国”中流砥柱的那些品质：他的勇敢，他的刚正不阿，以及他的献身精神。狂热的正义感在一位穷途末路的领导人身上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品质；但是对于一位国家元首来说，它就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做出必要妥协的障碍了。
人们很快就看出，这两位法国将军比油和水还要难以混合到一起去。他们之间那种过分的彬彬有礼，正是表示互相厌恶的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手段。但是罗斯福下决心至少要促成表面上的和谐一致。他对戴高乐施展了浑身解数，把所有的智谋、权术和魅力都用上了。他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推心置腹；一会儿满腔热情，一会儿克制忍耐。但是他实际上却一无所获。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丝毫不为罗斯福的魅力所动。
罗斯福所取得的最大的外交胜利，是劝服了这两位法国人同他和丘吉尔在一起照了相。这是一个正式场面。平台上摆好了椅子，前面挤满了劲头十足的摄影师。总统和首相在预定的座位上就座，他们竭力做出一副亲切交谈的样子，然而两人的眼睛却焦急地盯着入口处。不久，季劳德来了，他那轻捷的步伐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接着戴高乐也来了，他移动着两条僵直的长腿，就像在踩高跷。他们坐定后，摄影机开始工作。
突然，富兰克林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的朋友们！”他用法语说，“应该做出一个友好的姿势，请大家站起身来，互相握着手。”
季劳德跳起身来，眼睛里闪耀着幽默的神情。
“戴高乐先生。”总统急切地说。
戴高乐为他的权威口吻所逼，十分勉强地直起他的长身子，面对着他的敌手郁郁不乐地站着。
“为了法国的和平，”罗斯福用法语说，“握起手来！”
季劳德伸出了他的手，传统的惯例迫使戴高乐只好照办了。他们的手只在刹那之间碰了一下，然而已被照相机的快镜摄了下来，准备传之后世。快镜还录下了四张著名脸孔的表情：总统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而得意洋洋地笑着；丘吉尔嘴叼雪茄，喜形于色；季劳德显得很高兴，似乎对这一计谋毫无所知；戴高乐由于心里厌恨，长鼻子拉得更长了。
但是这张照片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在世界报纸上刊登后，造成了法国团结的印象。这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良好效果，而且为促使互相对立的派系团结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些派系都不得不努力达到这一印象在人民中间引起的期望。
卡萨布兰卡会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团结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且比以往更加巩固了。正是在这里，总统酝酿成熟了斯巴达式的“无条件投降”公式，并且赢得了丘吉尔的支持，这就把绥靖主义的幽灵驱除得一干二净。
罗斯福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从中也获得了真正的乐趣。在极为难得的休息时刻，他情绪高昂，兴致勃勃。出色地执行着空中摄影侦察这一危险任务的埃利特，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内都留在总统身旁。凑巧得很，小富兰克林的驱逐舰“梅兰特号”也和一艘护航舰一起来到这里，总统和儿子相聚了两天。在第一天晚上，出现了家人久别重逢的热烈场面。
有一件事是罗斯福下定决心非做不可的，那就是不管安全与否，他要去检阅一下部队。会议一结束，他就像放了学的孩子一样，恨不得马上出去游玩。第二天，他乘着敞篷吉普车奔驰在起伏的沿海公路上。两边田野里停放着巴顿的第二装甲兵团的大炮、坦克和车辆，一些表情木然的阿拉伯人在那里放牧驴子和骆驼。在长长的公路两旁，美国士兵们列队肃立，但不知道在等候什么。
吉普车在两行队伍中间徐徐驶过，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先是万分惊讶，而后转为喜出望外。整齐严肃的队形顿时化成狂热欢呼的人群。富兰克林为这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深深感动。当吉普车载着他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时，他心潮澎湃，激情满怀。
最后两天，总统是和温斯顿·丘吉尔在马拉喀什度过的，这是摩洛哥的南方首府和苏丹的官邸所在地。他们在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肯尼斯·彭达尔的豪华别墅下榻。马拉喀什是一个古老的摩尔式城市，总统从未见过这样未受西方影响的地方。狭窄的街道上，蠕动着衣着绚丽、皮肤黝黑的人流——其中有阿拉伯人，摩尔人，从西苏丹当作奴隶运进来的黑人，还有少数柏柏尔人，他们具有山区人民那种雄鹰般的剽悍性格。总统坐在车内朝熙熙攘攘的市场望去，商贩蹲在货摊前，叫卖着银丝饰品、土产的陶器、手工制的铜器、地毯和优质皮革制品。他嘴里好像尝得出东方的那种浓重的酸甜滋味。这一片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景象使他目不暇接，感到十分愉快。由于长期生活于现代战争死气沉沉的保护色中，富兰克林好似看惯了黑白电影之后开始欣赏彩色影片，感到不胜新奇。
在苏丹举行的国宴上，色彩之鲜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种富丽堂皇的场面在西方世界里早已绝迹。
富兰克林把这次马拉喀什之行看做是他多年来最大的乐事。后来他还时常说起渴望返回“神话般的马拉喀什城”，有朝一日还要去看看大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
这是他和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从容不迫地在一起度过的一段宁静的时光。会议已经开完，当前的一切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他们可以促膝谈心，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了。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相互取笑逗乐，就是推心置腹地倾吐各自的崇高理想。罗斯福喜欢听丘吉尔青年时代的冒险故事：布尔战争以及被俘后的脱逃，在古巴当战地记者，手持长矛，在军号声中率领士兵们发起真正的骑兵部队的最后冲锋。
在他们进行严肃的讨论时，总统怀着敬意聆听丘吉尔用伊丽莎白时代的华丽语言有力地表达出来的真正英国之声，尽管他强烈地不同意首相的帝国主义哲学。
至于丘吉尔，他时而赞赏他伙伴的老谋深算，时而惊叹他的远见卓识和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激情。
丘吉尔毫不隐讳他首先是为英国着想，然后才顾及他人。但总统所关心的主要是整个世界的幸福，因为他深信只有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得到实现，才能保证美国生活方式能继续存在下去。
总统启程时，丘吉尔和彭达尔乘车到机场送行。首相陪同总统走到舷梯旁，站在伸展的机翼下握别，然后转身疾步向汽车走去。他坐在车内，注视着总统缓步走上舷梯，消失在长筒形的机舱之中。
返航途中，总统来到英属西非州巴瑟斯特新基地，打算从这里飞往巴西的纳塔尔。可是利比里亚黑人共和国就在700英里外的南方，这个大胆成功的19世纪黑人自治实验，对醉心于社会进步的罗斯福来说，实在是一种挑逗，他想亲自前去一看。他下了命令，c一54大型专机便沿着非洲的凸肚子南飞。那天，他乘车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察看了教育设施，并且对地方政治、工业、农业、教育和司法机关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当天下午他又回到巴瑟斯特，翌日凌晨飞往巴西。
在纳塔尔，罗斯福和巴西总统瓦加斯会谈了整个下午和晚上。在战争期间，睦邻政策已经带来了卓著的成果，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一致支持美国。巴西在为战争出力方面做出了特别宝贵的贡献。这次会晤，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加强同盟的纽带。
总统专机从纳塔尔迅速回国，没有时间再到其他地方去逗留了。
一回到华盛顿，总统马上又埋头苦干起来，工作永远没完没了。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大多数晚上，他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事务日益加剧的重压之下。哪怕各部、各委员会的头头们做起事来如何敏捷能干，总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总统亲自料理，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做出决定。光是细枝末节的整改就多得不可胜计。
战争打得很好。在斯大林格勒，纳粹军队被打得焦头烂额，踉跄后撤，血淋淋的足迹染红了俄罗斯的雪野。在非洲，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
胜利使总统精神振奋，可是减轻不了他体力上的重负。事实上，随着战事渐趋高潮，他的工作量愈发加重了。他手下的官员并不总是那样得力——远远不是这回事。不过，整个工作还不错：生产数量大得难以想象的军需物资、舰船、飞机和枪炮、食物；训练和武装1100万士兵和补充兵员；满足《租借法案》的庞大要求；分配人力、运输工具和消费品；还有其他千头万绪的有关事宜。
但是有时候难免会发生故障和纷乱；不是这个部就是那个部，情况会变得——用新词儿来说——“一团糟”。人们在高度紧张中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爱发脾气，闹别扭的事多次发生。例如伊克斯和诺克斯两人，为了阿拉斯加石油问题闹翻了脸，在内阁会议上互相不理不睬。复兴金融公司和乔西·琼斯竟有着一打冤家对头。在国务院里，甚至连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这一对美国政治的擎天柱，也为了对俄政策吵得不可开交。惟独总统不能够这样感情用事、喜怒无常——他必须保持镇定，完全凭借他个人的品德力量来把整个复杂的班子团结在一起。
除此之外，罗斯福虽然把他的整个身心和精力投到战争中去，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关注。他不得不牺牲“新政”的部分成果；不得不把从工业家手里夺来的权利归还一点给他们，使他们能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生产；不得不暂时停止进一步提高劳工的福利。可是他坚决不让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基本社会目标遭受损害。为了在胜利之后不会出现工业上的混乱，他已经在筹划把战时生产最终向和平生产过渡了。
为了处理堆积如山的行政事务，罗斯福现在又物色到两名得力助手。萨姆-罗森曼辞去了他珍爱的法官职务，用他敏锐的头脑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来为罗斯福效劳。当海军上将莱希摆脱了出色的然而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从维希回来后，罗斯福让他担任了总统的参谋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莱希的职责是在全球战略的复杂问题上充当总统的顾问，以及使白宫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密切的联系。
总统每天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可是他的健康和无与伦比的愉快心情却看不出受到什么影响，这对于那位无微不至地爱护自己敬爱的病人的麦金太尔海军上将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来访者发现罗斯福跟往常一样欢乐与令人倾倒。每周两次的记者招待会由于罗斯福妙趣横生的谈话开得生动活泼。美国的神经中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富有活力。
1943年初，第一夫人埃莉诺前往南太平洋视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17个小岛屿，往返飞行2.3万英里，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部打字机，她在进行专栏写作《我的一天》。
在瓜达卡纳尔，她受到海军上将哈尔西的接待。虽然她一路都在表示正值战争进行中，千千万万的战士为了美国和世界的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流血、献身，她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优待和奉承，但她每到一处，还是受到隆重的接待。
在瓜岛，她参观了战士的住所、食堂，向战士们打招呼；在教堂墓地旁，向军人坟墓默哀，祈求和平之日早些到来。
在战地，她遇到了自己的故友、年轻的气象兵拉什中尉。他们是在白宫举行的招待青年领袖的就餐会上认识的，很快，他成了第一夫人的知己。“我全部的信任都将伴随着你。”埃莉诺温情地说。
59岁的第一夫人见到拉什时的惊喜与随后过于热烈的拥抱，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几天后，拉什成了她的司机。
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白宫成了一个缺乏欢乐的地方，罗斯福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孤单的人。埃莉诺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到处发表演讲或者外出视察。他的四个儿子在海外，哈里·霍普金斯又结了婚，搬到乔治城的一所房子里，马文·麦金太尔1943年去世，翌年利汉德小姐也去世了。“看看谁在家里，请他们进来。”罗斯福总是一边在书房里为参加晚上的鸡尾酒会进行准备，一边对招待员说。有些晚上，招待员告诉他：“对不起，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在家。”他总是独自吃着用托盘端来的晚餐，然后很早就睡觉。由于这么多的老朋友都不在了，总统几乎不顾一切地设法扩大他的圈子。他总是喜欢周围有女性，因为他可以向她们开开玩笑，她们也不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负担。
两个没有结婚的表妹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利成了这里的常客，埃莉诺称她们为富兰克林的“女仆”。萨克利小姐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子，人们叫她雏菊，她会养狗，“法拉”就是她送给罗斯福的。劳拉·德拉诺性格有点古怪，披着一头紫色头发，总统喜欢拿她取笑。有一次，他告诉她，全日食造成的突然黑暗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劳拉相信了，走到自己的房间，出来时握着她打算带着去迎接世界末日的一件东西：她的珠宝盒。罗斯福狂笑起来。“我喜欢它！我喜欢它！”他叫着说。他还同战争期间流亡到美国的一些皇亲建立了密切关系。挪威王储的妻子玛尔塔经常前往白宫和海德公园。她和总统进行适度的调情取乐。但是，他爱慕的女子现在同以前一样，还是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
在这些岁月里，罗斯福同露西保持着无拘无束的联系，埃莉诺却一无所知。她得到了参加他的第一次宣誓就职仪式的入场券，1936年罗斯福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她也在场。1941年，年迈的温思罗普·拉瑟弗德患了严重的中风后已经奄奄一息，这时露西和富兰克林开始经常在华盛顿会面。特工人员总是开车把他送到乔治城以外的运河路上的一个约会地点，露西总是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等他。他们开着车闲谈一两个小时，然后总统才返回白宫。有一次，露西在南卡罗来纳州伯纳德·巴鲁克的庄园霍布考巴罗尼看到罗斯福，他正在那里休息。露西没有打扰，不寻求任何东西，只是想做一个忠实的朋友。
在战争的后几年，露西的丈夫死后趁埃莉诺不在家时去过白宫几次。她通常由自己的女儿或者一两个前夫的孩子陪同去白宫喝茶或者赴晚宴，安娜·伯蒂格替她父亲招待客人。“这些活动没有任何秘密，”安娜在自己的一篇未发表的杂志文章中说，“相反，从父亲考虑，我欢迎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轻松愉快，使我心爱的父亲又是世界领导人能在危机期间轻松休息几小时，这是他迫切需要的……对拉瑟弗德夫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父亲在我面前表现出害羞的神态……除了我所熟悉的友好关系以外，父亲和我从来没有谈过或者提过任何别的‘关系’。对我来说，我仍然认为拉瑟弗德夫人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稳重而又热情友好的人。当然，她生来就举止庄重，泰然自若，使人肃然起敬，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秘密谈情说爱’的事。”
罗斯福总统的日常生活是紧张有序的，一般在9点钟进早餐，接下来读会儿报纸，再与心里有话要说的任何亲密的助手举行一两个小时的床头内阁会议。11点整，白宫响起三下铃声，宣告总统要出来了。先由卫士在走廊里开路，后面是两名特工，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里，由普雷蒂曼推着前行，身后飘着一缕烟雾。接着就开始了一天冗长的工作：次要的来访者每人15分钟，重要的再多些时间；一周召开一次或几次内阁会议；跟陆海空军首脑、外国外交官、工业家、劳工领袖们开会……
下午1点钟，侍者送来用蒸汽盘装着的午餐，他总是邀请什么人与他共享。饭后又是接见、会谈、签署文件、做出决定——有的是琐碎小事，有的则影响深远，关系到地球上今后好几代人的命运。
下午，罗斯福总统偶尔也会挤出片刻时间，乘车到外面去兜风，清醒一下头脑，然后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6点半。这时，麦克走进来，把总统带到隔壁他的办公室诊疗所。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可以一边阅读报纸，一边接受按摩，一边与哈里或麦克聊天。7点钟，他乘电梯上去换衣服，准备进晚餐。
晚上，如果没有特殊宾客，总统都要坐到椭圆形办公室里，独自在那张堆满文件的大桌旁工作到深夜。有时黑人管家会轻轻走进来，给他递上一张摺叠着的纸条：我们要看一场极好的电影，下来吧，埃莉诺。总统会心地笑笑，把满脑子的思虑抛到一旁——至少当天晚上如此。
4月，罗斯福前往蒙特里同墨西哥总统阿维拉·卡马乔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会晤，进一步加强了泛美联系。
5月，丘吉尔首相带着他的一班人再次来到华盛顿。两位领袖再次审视了整个战局。用丘吉尔的话讲，“这一次，我们见到了胜利的曙光”。因为，在非洲的轴心国军队已经投降，仅突尼斯一战，敌人就损失了30万人。他们一起拟定了在即将开始的西西里战役之后进军意大利的计划。英国人虽然不肯斩钉截铁地答应进军法国的计划，但同意限制意大利战役的范围。他们还一起拟订了在太平洋发动更大规模攻势的计划，并决定尽一切努力，安排与斯大林，可能还有蒋介石举行一次会晤。为了解决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拟于8月份在魁北克再召开一次会议。
在此期间，西西里的进攻获得了预期胜利，而且意想不到地得了一笔外快。
盟军踏上意大利土地不久，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意大利人民发表了一个联合文告，告诉他们，向他们国家进军是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迫使你们屈从的那种可耻领导所引起的直接后果。
“墨索里尼把你们拖入战争，去给残酷毁灭人民和自由的人充当奴役，这种跟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沆瀣一气的做法，是与意大利古老的自由和文化传统不相称的……意大利人民，现在是你们根据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愿望来恢复民族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时候了！意大利人民是为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去死，还是为了意大利和文明而生，现在是你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这是一种绝妙的威尔逊手法：撇开统治者，直接面向人民。这一手在意大利人民中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7月25日，当佩顿的新7军和蒙哥马利的老8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
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
“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的一样：‘无条件投降’。”
“我们对法西斯主义决不手软……”
意大利新政府拼命想投降，可是它处于驻意纳粹军队的严密包围之中。在这种局势下，谈判只得在神秘诡谲的气氛中进行。罗斯福非常欢喜这种戏剧性的诡谲活动，可是他绝不因这一爱好而改变他那不可动摇的决心：必须绝对投降。这一点终于实现了。
1943年9月8日，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逼近意大利的萨莱诺海岸时，传来了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苏联第一次和它的盟国一起接受了停战条件。
因为纳粹仍死抓住意大利不放，投降并不意味着战斗结束。然而它意味着意大利的庞大海军从此已归盟国所有；地中海之战已经打赢，再没有敌舰来威胁生死攸关的供给线了；那些长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卫这条供给线而打得焦头烂额的舰只，现在可以开往太平洋参战去了；在那里，盟军正在逐步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与此同时，会议于8月间在魁北克召开。在那个俯临亚伯拉罕平原的城堡里，盟国政策方面的最后一些分歧已妥帖地消除了。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英国人终于明确答应参与进军法国的“霸王计划”。
会议还做出了其他一些重要决定。一是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它几乎在单枪匹马地对付日本，情况非常吃紧。二是给戴高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以有限的承认。会议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对约瑟夫·斯大林发出紧急邀请，请他参加另一次会议，共同商议对轴心国发动最后的打击。
会议期间，总统到渥太华去了一趟。他在那里对3万名加拿大人并通过调向柏林的无线电波对为数众多的德国人说，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能获悉我们的计划的话，他们会认识到，“现在投降比以后投降便宜得多”。
然而，总统告诫盟国，在胜利的曙光中不要忘记这次战争的道德目标：“令我永远愤怒的只是那些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妄称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是一纸空文，因为它们无法实现。”他告诉他的听众说：“这些人如果处于别的时代，也许会说独立宣言完全是废话……会对伟大宪章哄然讪笑；会对带着十诫下山的摩西大加嘲讽。”
“我们承认，那些伟大的教谕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但是我宁愿做一个建设者，而不愿做一个破坏者，我永远希望生活的结构不断成长——而不是走向死亡。”
“愿存留在我们中间的破坏者越来越少！”
“……有朝一日，也许是在那遥远的将来——但这一天肯定会来到——他们都会记起耶稣的教谕：‘你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地爱邻居’。”
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把温斯顿·丘吉尔请到海德公园家里作了一次悠闲的访问。对于这两位友人来说，一起在总统家里共度一段宁静美好的时光确实是平生难得的快事。但是赫德森河的恬静气氛并没有使他们怡然人梦，——恰恰相反！他俩经常用唇枪舌剑交锋——有时候甚至相当刻薄，借以磨砺机智，激发文思。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厚是用他们能够争论到何等激烈的程度来衡量的，不必担心发生破裂。
一天晚上，他们和哈里·霍普金斯——还有法拉——一起到莱茵贝克劳拉·德拉诺堂妹家去吃晚饭。那所玲珑的小屋高高耸立在山坡上，俯临着赫德森河。在这种晴朗而炎热的黄昏，那两扇充当客厅两堵墙壁的折门就朝后开着，富兰克林坐在他心爱的砑光印花布罩扶手椅里，眼睛从山坡上翠绿覆盖的宽阔台地看下去，俯视河面上闪烁的落日余晖和远处暗绿的群山，这时他感到就像置身于一个豪华舒适的帐篷里。
饭后，他们在烛光旁长坐；丘吉尔的雪茄冒着芬芳的白烟，在凝滞的空气中袅袅上升。他们在重新规划一个世界，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两人慷慨陈词，妙趣横生。一次，总统发表了一个特别富于想象的想法，激起了首相轰雷般的抗议：“这会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
“我亲爱的温斯顿，”罗斯福轻描淡写地说，“大英帝国不再存在啦，它不过是你想象中的东西。”
丘吉尔把头一摇，善意地放声大笑，承认对方切中要害。接着他就大谈起他那崇高的基普林式帝国责任的观念来。印度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这块庞大的英国属地现在已经半公开地反对英国的统治。然而在他们为印度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时，谁也顾不上什么微妙了。这次轮到丘吉尔占上风了。当争论进入白热化时，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你是否想要印度？”他问。说着，他摊开双手，好像托着那个巨大的国家，跑到总统跟前，一边把双手递过去，一边说：“喏，拿去吧！”
配备着9门16英寸大口径大炮的4.5万吨大型新战舰“衣阿华号”在大西洋上劈浪前进。舰上的高射武器林立，从护航机上看下来，它就像一只巨大的针插。海风激起白花花的浪，卷泻到它的前甲板上！但是总统所在的舰尾日光甲板上，却是阳光灿烂，干干爽爽。在这只装甲篮子里，美国把它的许多宝贵“鸡蛋”都装上了。除总统外，还有哈里·霍普金斯、麦金太尔、金、马歇尔和阿诺德，另外还有十几个被委以指挥美国部队重任的人物。
总统占用着舰队司令的一套房间及其单独舱面，他的情绪很好。事情进展得着实不错，他终于要面对面地会见斯大林了。要跟他坐在一起，不仅一块儿拟订作战计划，而且要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制定规划了，这个世界要能对得起为了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个伟大的机会全亏了科德尔·赫尔，这位年老体弱的田纳西州人曾冒着风险，历尽艰辛，赶到莫斯科，去建立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为这次会晤确定议程。这次会晤看来对建立这一友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前线传来的消息也很好。经过萨莱诺海滩关键性的战斗之后，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继续向前挺进，将要去攻打那不勒斯海港和巨大的福贾机场。从这个机场起飞，对“欧罗巴堡垒”的空中打击力量就可以增强一倍。苏联人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反击，已把德国人打得仓皇后撤。在太平洋上，“黄线”的棱角正在向后收缩，日本的海军开始削弱了。
但是总统认为，美国国内的事情最终可能比这一切都来得重要。共和党战后顾问委员会已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和平”。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权力机构”。孤立主义看来要完蛋了。
一路上，总统非常愉快。他读了一大堆侦探小说，并且把这些书借给舰上其他人看。他与年轻军官们轮流讲风趣的故事；每天由他的体疗医师福克斯中校按摩一次；几乎每个晚上都去看电影。比起乘飞机来，真不知要美妙多少，但是对海军人员来说，也不知要多伤多少脑筋，因为当舰只驶进地中海人口处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时，他们必须护卫这条宝船。
当“衣阿华号”驶进奥兰港，艾克将军已经在那里迎候他的总司令了。富兰克林发觉将军心里相当不快。看来保安人员是出于担心之故，采取了极端措施，不准部队跟总统接触。艾克感到怒不可遏的是，竟有人认为总统在他的军队里会不安全！富兰克林同样感到不愉快，他立即纠正了这种情况。
总统的C-54专机在拉塞尼亚机场上等候着，奥蒂斯·F·布赖恩少校坐在操纵装置旁边。专机后面，P-19和喷火式战斗护航机已列队准备起飞；头顶上，P-38在从海上袭来的低空雨云之下盘旋。总统在飞机里坐定后说：“艾克，坐到我身边来，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
当他们飞临突尼斯准备降落时，艾克指给总统看轴心国在非洲的那道最后防线。总统在古老的迦太基附近艾森豪威尔的白色海滨别墅里度过一晚。他预定翌日飞往开罗，然而战场的情景使他浮想联翩。
“我今天将在这儿停留，”他果断地说，“我想观光一下。我们今晚再启程去开罗。”
这天，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一起乘车到战场上去兜了一圈，听他讲述首次大捷的详细情节。总统对将士们强行通过环抱海滨平原的崇山峻岭所表现的坚毅精神赞叹不已。晚上，总统登上C-54，在两张无靠背座位之间架起来的橡皮褥垫上安寝，四周围上一道绿色帷幕。
在总统安然熟睡的时候，他的专机单独在空旷沙漠的夜空飞行。他一觉醒来，恰好是黎明时分，感到精神振作，身体很好。在7千英尺下面，辽阔寂静，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晨曦中泛着金光，前面是一条翠带，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尽头。富兰克林意识到，它就是尼罗河沿岸的狭长耕作地带。他知道，仅在几千年之前，全部文明区域不过就是这么宽的一条翠带，从亚历山大穿过不毛的金色沙漠，伸展到卡纳克，全长1200英里。
布赖恩少校用长距离动力滑翔使飞机降低高度，向着尼罗河低飞。当越来越靠近大地时他们仔细观看了有史以来从未改变的农耕情景。牛拉的水车在向灌溉渠里戽水，农民在巧克力色的泥坝围着的绿野里劳作，古老式样的船只挂着三角帆在尼罗河上航行。看着这一切，总统心里也像每一个旅游者那样不能平静。
“瞧，金字塔！”麦克说。这时候，他正坐在总统身旁。
富兰克林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三堆三角形的紫晶色东西坐落在沙漠的边缘。布赖恩把飞机驶离航线，在它们顶上盘旋。富兰克林俯瞰着蹲在太阳下的狮身人面像。在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路尽头，开罗的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在曙光中闪着虹彩。
罗斯福主张一下飞机就乘车到城里去看看，但是特工头子迈克·赖利说：“不行！”
“丘吉尔先生要去的话，他可以去。”这位特工人员补充说，“如果有人开枪射击，他至少可以跳出车子拔腿溜走。可是你行动太不方便了。”
富兰克林尽管不高兴，但是仍顺从地到美国驻埃及公使亚历山大·柯克腾出来给他的那座四方形白色别墅里去了。丘吉尔业已在路那头英国公使凯西的家里安顿下来。他们的工作人员则住进了笼罩在金字塔阴影里的旅游宾馆米纳大厦。
总统的专机一早出发，越过巴勒斯坦全境六小时以后，抵达德黑兰。
旅途中间，罗斯福在开罗做了短暂逗留，以便会见蒋介石，试图要他继续抵抗日本人。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一再要蒋介石改组他的腐败政府，但毫无成效，然而他除了继续支持他毫无办法，美国舆论永远不会支持他去支持既与日本人作战又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共产党。罗斯福放弃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权，满足了蒋介石对金钱的没完没了的需求，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这些办法最终都失败了，只实现了目前一个最紧迫的目标：中国人仍在作战。
对罗斯福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艰巨任务就是同难以捉摸的斯大林建立起自己同丘吉尔所保持的那种私人关系。据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说：“总统的计划是使苏联人感到美国人绝对相信他们，并把苏美两国在战时与平时的合作置于其他未来的联盟之上。”
批评罗斯福的人指责说，由于他依赖个人外交和愿意作出过多的让步来满足斯大林的需求，因此削弱了战后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冷战。拥护者认为，虽然他过高估计了他同斯大林谈判的能力，但是关于苏联的力量和意图问题他并不失于天真。罗斯福认识到力量的客观现实，而伍德罗·威尔逊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统认为国际安全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治安问题，过去的欧洲均势体系已经破产，他试图指导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在这种世界体系中，苏联和美国将充当和平的仲裁者。罗斯福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不是由于他的天真，而是由于斯大林有不同的目标。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元帅带来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作了简短发言后，他双手把剑赠与元帅，斯大林接过剑，俯身吻剑柄，致完答辞，缓缓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迅速插回，交与伏罗希洛夫将军。仪式结束。
德黑兰会议从1943年11月28日开到12月2日，在忙忙碌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在吃饭时都进行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总统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独裁者，信心十足，非常自信，给人印象鲜明深刻。前三天里，他未能同他建立起私人关系，“他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难以捉摸。”罗斯福曾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所做的事情本来完全可以由外交部长们来做。我整整考虑了一夜，决意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那天早晨，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我们赶上了温斯顿，我只说了句：‘温斯顿，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所做的事感到恼火。’温斯顿只是抖动了一下嘴上的雪茄烟，哼了一声。”
罗斯福坐着轮椅到斯大林面前，通过翻译开始与他交谈。“谈话好像十分友好和神秘，其他苏联人也凑到我们面前听着。他的脸上还是没有笑容，然后我用手捂着嘴低声说，‘温斯顿今天早晨反常，情绪很不好’。斯大林的脸上露出很模糊的笑意。我断定我的做法对头。我一在会议桌旁坐下来就开始拿丘吉尔的英国派头，约翰牛，他的雪茄烟和他的习惯取笑，斯大林开始露出笑容。温斯顿脸色绯红，皱着眉头，他越是那样，斯大林越觉得好笑，他终于捧腹大笑起来，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光亮。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私人关系，斯大林自己也偶尔说些打趣的话，冰层打破了，我们谈起话就像男子汉和兄弟一般。”
后来，斯大林在同有地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谈话时评价了与他交锋的三巨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会从你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丘吉尔的情况则不同，他对这位苏联领导者抱有本能的反感。有一次他们在讨论“霸王计划”的时候，丘吉尔谨慎地提出某个稍晚的日期，斯大林一下子暴跳起来了。
“在上次大战中，”他咆哮道，“你说你打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战斗；现在却不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战斗了！”
“霸王计划”的时间直到会议的第二天才确定下来，罗斯福答应不迟于1944年6月1日。
斯大林对罗斯福的观点做了许多让步。在争论中他俩经常自觉站在一边，虽然富兰克林对丘吉尔的热爱使他心里倾向于站到另一边去。这是件大好事，它能使罗斯福在他们两位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均衡，罗斯福对此并不感到讨厌。
但是共同之点毕竟远远超过分歧之处，一定要彻底击溃德国的决心在左右着一切。“霸王计划”的时间确定之后，斯大林保证以一场声势浩大的苏联攻势加以配合。丘吉尔和罗斯福已经同意由艾森豪威尔来担任盟军的最高统帅。马歇尔将军想得到这个职务；但是他在参谋长的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得也很精彩，因此，叫他们两人互换位置似乎是愚蠢的。另外，这两位政治家极端重视艾克的非凡才能，他能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水乳交融地密切合作。
为了让斯大林感到他自己也在参与议定大事，罗斯福问他：“你认为我们应该挑选谁来担任最高统帅？”
“当然是艾森豪威尔哕！”斯大林说，“他是你们手下最好的将军。”
除了所有其他协议之外，斯大林还答应在德国投降之后6个月对日本宣战。这一段时间他要用来重新部署红军的兵力。
在会谈中，政治考虑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虽然各项决定将留在以后做出。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有理由说自己在德黑兰并没做出任何秘密许诺。在总统略述了未来的联合国的基本结构之一后，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会谈中还讨论了在德国失败后肢解德国的计划，西方领导人还表示默许苏联继续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是在1939年被占领的。
波兰的战后地位问题较大。丘吉尔指出，英国打仗是为了保卫一个独立的波兰，他提出讨论波兰未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界问题。斯大林拒绝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权发生任何联系，不正当地指责它同纳粹分子勾结，这样，他就有效地阻止了对波兰的未来政府问题进行讨论。关于领土问题，苏联人坚持保留1939年红军占领的那个地区，他认为，所形成的边界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提出的边界（寇松线）是一致的。然而，在伦敦的波兰人坚挣恢复波兰1939年以前的边界。斯大林建议，为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波兰应该得到德国的一块领土以补偿自己失去的领土，这样一来，波兰的西面边界就可以移到奥得河。丘吉尔答应敦促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然而，由于他对苏联的安全要求表示同情，所以在同斯大林谈话时私下对领土转移表示支持。但是，他强调说，他不能公开参与这样的安排，因为这会引起上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反感。
罗斯福感到，对战后世界的详细规划还有待于今后事态的发展。目前他只能运用拿手本领争取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把具体的分歧留待以后的会议去解决。他完全知道，涉及具体方案的时候，苏联人是不好对付的；他也明白，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要他们同意这些东西是办不到的。如果他能够诱劝他们表态支持各国人民自由平等这一伟大的基本原则，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来防止战争，那么，以后他们想要倒退到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就困难得多了。要他们死了这条心是不可能的。他并不认为苏联人口头上对西方理想主义讲了一通好话就表明他们已经改变本性。要把斯大林约束得规规矩矩可不那么容易！但是罗斯福确实认为，一旦签订和约，现在所做的那些承诺虽然含糊笼统，但到时候将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关于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在必要时采用武力来防止战争，罗斯福的决心是下定了的。他并不打算重犯国际联盟的错误，他的联盟或联合组织将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警察部队一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罪行。
斯大林热烈赞同成立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那些体现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的宣言条文。
德黑兰宣言宣称：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暴政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它们自愿加入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已经在事实上、精神上和意志上都成了朋友。
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
1943年12月1日签于德黑兰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感到很疲惫。会议一共开了四天，白天紧张得要命，晚上还要出席官方的应酬场面。在某种意义上讲，晚上比白天更叫人吃不消。举行那种通宵达旦的宴会是否有必要，似乎叫人说不上来。但是苏联人对这种场面极其重视。在他们看来，一个会议如果不靠一起大吃大喝、痛饮香槟和伏特加的方式来盖上友好交情的正式印章，就算不上圆满结束。
也许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温斯顿·丘吉尔的生日之夜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英国使馆的大餐桌旁，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生日宴会使大家显得无忧无虑。和其他任何生日宴会一样，这里也有一块蛋糕以及蜡烛、礼物、祝酒和赤诚的感情——富兰克林还亲自配制了马提尼酒，更增添了随便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客人是三个大国的统治者，而他们的诚意则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说不定哪一天发生国际危机时，只要回忆一下这天晚上结成的友谊就能使人们心平气和、取得一致。对于世界前途来说，丘吉尔生日宴会激发出来的诚意，可能比那些把手放在背后，两指交叉，一本正经的政治家们所达成的正式协议还来得重要。
总统虽然劳累，但是在返回开罗途中还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是和土耳其总统M·伊斯麦特·伊诺努的会晤——使土耳其继续站在同情美国的立场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接下来飞往突尼斯首都，在艾森豪威尔的白色海滨别墅里休息了两天。
总统兴致勃勃地和艾克坐在客厅里，穿过画窗眺望突尼斯湾碧波荡漾的海水和邦角半岛上隐现在苍茫暮色中的嶙嶙群山。他早就在期待把重大消息告诉艾克的欢乐了。他说话时眉飞色舞，把烟嘴翘得老高。
“喂，艾克，”他慢吞吞地说，“你最好还是开始收拾你的行装吧，你要去伦敦啦！”
罗斯福从突尼斯飞到西西里去视察战场并看望军队。他原来还想去意大利，可是两军正在卡西诺前面交战，为安全计，他不能前去。但是他确实到了被炸成一片焦土的英雄的民主堡垒马耳他，那里的人民曾经蹲在迷宫般的洞穴里躲过了三千次空袭。
他飞回奥兰港时，“衣阿华号”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它曾被派往巴西，后来为了不使它遭受破坏，又被调了回来。就这样，总统再次穿过海峡，从风平浪静的海上回国。这次通过海峡时，由于纳粹分子埋伏在那里等候，比上一次要危险得多。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顶峰。这种合作是通过走另一个极端去迁就斯大林和推迟做出艰难的决定来实现的。罗斯福胜利地返回华盛顿，确信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英国、苏联、中国和美国以及它们的盟国，拥有全球3／4以上的人口，”他在一次轻松愉快的“炉边谈话”中对全国人民说，“只要这四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侵略者就不可能起来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