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洁癖
1
到了香港，第一感觉是街上的小车特别漂亮。首先，不像国内的小车那样享受了被划的待遇。在中国内地，不论哪个地方，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小车的车身都有划痕，于是还出现了号称一擦就能消除划痕的“快克士”等等产品，据说在国外还很流行。我不知道国外怎么会流行这，难不成那些亮丽的车身，都是靠“快克士”们修复的？司机驾驶室内都备着此类东西，一有被划，就迅速修复，然后才开上街去？作为有车族，我极为羡慕香港人有着如此优越的开车环境，不像内地，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人一离车，就只能把车交给运气了。中国大陆私家车满街，好像生活不错了，可这过的是什么质量的生活？
香港小车漂亮，还因为干净，几乎看不到灰尘。我总寻思，要保持这样的干净，需要多少天洗一次车？如果在内地，必须一天洗一次。我不知道香港的有车族们是否一天洗一次车，但我知道，在香港的几天里，我是没有擦过皮鞋的，到我离港时，鞋面却仍然光亮。回到内地，一天就脏了。这也许是比划车更难对付的事。要解决划车，只要警方努力，民众协助，还是不难的。但是这环境的肮脏，却难办得多，甚至须得去大西北植树，这可不容易。像北京，凭首都之尊，以集权之力，能够把“奥运”搞得光鲜，却也对沙尘无可奈何。这是铺天盖地的问题，就好像猪圈难以打扫一样。回家，跟家人感慨香港的干净，家人讶道：“当初在日本，不就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忘了？”我一愣，还真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日本了，也没有出过国，没有钱，也没有机会，比如公款去法兰克福什么的。当初刚回来时，对国内一切都不习惯，简直要活不下去了。然而这不也活过来了，有时候还有点滋润了。看来人并没有绝对不能承受的，就好像当年被塞进花轿的新娘，即便是百般不愿意，即便是被拐卖，最后不也好好的？
说起了日本，想起了一个关于沙尘暴的事。据说，曾经有日本人结队到中国的大西北来植树造林，因为害怕中国的沙尘暴影响到了日本。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摊上这个么肮脏的邻居，没有办法，只能替你来打扫卫生了。
最初听到这事，还讶然失笑，觉得日本人也太神经质了。当时还享受着日本人的好处，人对伸手即来的好处总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不觉珍惜，比如母爱，甚至还觉得烦。对日本人的谨小慎微，我当初常在心里笑的。失去了，才回头知道可贵。
在日本，皮鞋也是一周都不需要擦的。当然可以不擦，并不等于就不擦，卫生还是必须做。比如我的房东，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坚持每天擦楼道。一桶水，三块布，一块沾水，另一块擦干，再一块，把楼板擦亮。这还是对木板地，如果对榻榻米地面，更是细致呵护。现在国内许多房子都号称装修成榻榻米，可是一看，只是铺上木板，以为榻榻米就是指这木板地。其实，榻榻米是用蔺草编织成的厚草席。当然近年来也开始有使用泡沫塑料的了，但不普及。整个地板用几块草席拼成，草席的形状与大小有统一的标准，以织锦或黑布料滚边。一张草席的传统尺寸是长180厘米，宽90厘米，厚5厘米，面积1.62平方米，也有尺寸为90厘米乘90厘米的半张榻榻米。因为草席的大小是固定的，所以房间尺寸都是90厘米的整数倍。当然必须说明，关西地区的尺寸要比关东地区的稍大些，在东京时，我房间里的就是85厘米乘180厘米，面积1.53平方米。其实，所谓“榻榻米”，是度量房间面积的单位。一张草席，也就叫一“畳”，也就是一个“榻榻米”。
据说最初，榻榻米是只有贵族家庭才用的，平民百姓家里的，只有土的地面。既然贵族用，就要用得像贵族，买得起，用得起，不能用成猪窝了。用草席铺地，是很容易变成猪窝的，必须加倍的养护，当年我就总为此而苦恼。特别是要保持其卫生，实在是很麻烦的。又当通道，又当饭室，又当床铺，又是干净，又是脏，如何兼顾？只能往干净里努力了。进门要脱鞋，这对我没什么，我家乡就是进门脱鞋的。但是脱了鞋之后，就现出了臭袜子了。所以脱鞋，就意味着袜子被亮出来检验。而袜子的干净与否，又取决于袜子内外侧的脚和鞋的里子。脚不干净，袜子也难以干净；鞋的里子不干净，袜子上也会有印迹。黄永玉老先生说，婚姻就像穿在鞋子里的脚，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等别人知道了，这鞋子已经破了。其实鞋子不破，看袜子也知道。
住榻榻米房间，每天是要打扫的。如果你懒，至少每三天也要打扫一次。打扫时，用专用的扫帚，沿着草席编织的纹路打扫。现代社会有吸尘器了，可以方便些，但是也得缓慢操作，席面会被划伤的。只干扫，是不可能干净的，还得湿擦。还不能太湿，容易发霉。擦拭时，得把抹布拧干了再擦。擦完后，还须记得把窗户打开透气。每年，还得寻个好天气，在持续两到三天晴朗时，晾晒一下，或者让干燥的风吹一天。晾晒时，要背朝阳光，如果让日光直射，容易褪色。吹风时，最好要掀起竖立着吹。草席容易长虫，但却不能用杀虫剂。这榻榻米，真是难伺候！
但榻榻米毋宁更像难伺候的女朋友，一个很黏人的女孩子。榻榻米的房间，是要人常住的，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没有人住，它恋人，要人气。这样的“黏”，虽然有点烦，但也让人觉得受用。榻榻米是有益于人的，比如能吸收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氮，净化室内空气；又比如有保温断热的效果，冬天不让室内的暖气往外跑，夏天防止室外的高温进入；还能吸收多余的水分，室内空气干燥时，它又能将草秆中储蓄的水分排放出来，调湿空气；另外，榻榻米房间散发出的蔺草香味，还可以让人心静神宁，仿佛沉浸在大自然中，享受着“森林浴”。所以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景：日本人洗完澡，身穿宽松的浴服，光着脚丫，神定气闲地坐在宽敞、一目了然的榻榻米房间里，好像所有的烦恼和辛劳都消失了。这毋宁是进入宗教的境界了。确实，榻榻米跟神道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还有“准宗教”的茶道。这宗教的世界，是容不得肮脏的。
当年，日本人侵入中国北方，居然不顾气候条件的迥异，也把榻榻米移植过去了。中国的北方沙尘是很大的，要保持榻榻米的清洁，难以想象要花费多大的力气。但是日本人硬是保持下来了，就像保持他们的枪杆子一样。这种精神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据考证，榻榻米是来源于中国的，唐朝时传到了日本。挖掘出的西安皇室古墓就可以证明。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保持使用？也许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保持清洁太难。
2
说起洗澡，我想起一件事。那年我刚到日本，我的一个中国人朋友到成田机场接我。由于我的护照上有澳大利亚签证，被盘查了半天。又因为行李被翻查，到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朋友把我从机场接到他替我预租的地方，说晚上有事，来不及了，叫来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孩子，也是中国人。她把我带到一家中华料理店，吃了晚饭，又带我到租的房子，说：“先去洗个澡吧，对面街上就有一家おふろ店。”
我后来才知道，“おふろ”就是洗澡，汉字写成“风吕”。她在日本呆久了，说话，说着说着就冒日语了。这情形在我自己后来也出现了，甚至到了不知中文怎么表达的地步，不关数典忘祖什么事。语言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存在的，语言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以后我会专文来说。
她又说，到了那里，可不要害羞。
我没有明白，洗澡害羞什么？当然在最初，很小的时候，大人剥去我的衣服洗澡，我害羞过。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或者按我们当地的说法，是“痒”。“痒”跟“羞”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稍大些，父亲把我带到公共澡堂，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得光溜溜的，我又害过羞，一直不肯脱下来，以至于父亲骂和打了，才躬着身子脱了，羞答答地拿毛巾掩在下体，快快窜过人群，钻进汤里。这阶段也早已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害羞？我没明白。
可是她说得极为当真，而态度又是很寻常的，我不好追问，就应了一声，去了。按她的指引，果然看到一家澡堂，不大的门面，门口披着一块蓝色的布帘，上面写着一个“汤”字，下面是“汤”的日文，那字笔画飞扬，特别是那日文“ゆ”的最后一画，竟伸得非常长，飞扬上去，飘飘欲仙。当然我也可以将之理解成是蒸汽。洗澡，不就求得个飘飘欲仙吗？这么想着，这样写法倒也贴切了。日本书法，可真是天马行空，无章法中见想象力。
一踏进门，就有女性的声音响起来：“いらつしゃいませ！”我知道那是“欢迎光临”的意思，但奇怪，这里怎么有女人的声音？懵懵地把头挣脱出布帘来，真的是个女人，坐在一个小柜台里。这是一家私人开的澡堂，想应该是管店的老板娘吧。有点害羞，虽然还没开始洗，但是意念已经满是洗澡了，这时候见到异性，总容易神经过敏，就好比小时候想小便，往厕所跑，越跑越急，越接近厕所越急，本来其实并不很急的，只因为满脑子都是小便的念头了。现在，我也满脑子都是洗澡的念头，这时候一个女人出现，实实在挡住了我洗澡之路。我企图快快进去，可我发现，没有可进的地方。我边上都是赤身裸体的人，他们就在这里穿脱衣服。我惊愕地再回头，那老板娘还在，跟这边相隔不过几米，毛孔都可能看得清楚。
我才明白那女孩子为什么说不要害羞了。
奇怪的是我身边的洗澡客没有一个害羞的，他们坦然地走来走去，还在电风扇前慢悠悠地吹干。我想起老家讲日本人的一句话了——“有礼无体”，果然是。可我是中国人。但也没办法，不能走出去，估计哪里都一样，只能背着老板娘脱了，用毛巾掩着下体，仍然背对着她，逃进里面的浴室。到里面才发现简直是徒劳，内间跟外间的隔墙居然是玻璃的，全看得见。只能快快洗了，快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出来时，仍然背先出来，却发现柜台上的人换了，换成一个男的。总算释然了，但在出去交钱时，我发现，从他那角度，居然也把女宾那方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柜台位置设在中间，能看到男宾部，自然也看得到女宾部。更让我吃惊的是，有的女客还赤条条跑到柜台这边来，要这要那，她一定也看得见男宾这边，一如我也看得见那边一样。
后来，也就麻木了，一周去一次。有时跟我的邻居中国人朋友一起去。那柜台上，有时是女的，有时是男的。朋友拿眼睛戳那男的，说：“这真是个好工作！要是让我做，给的工资再低，不，没有工资，也做！”
后来才知道，其实公共澡堂只是小儿科，还有男女混浴的。现在混浴的地方虽然少了，但是仍然有。前一阵看到一个报道说，日本人很讨厌去混浴场所的中国游客，眼神迷离，色迷迷的，搜来瞟去的。大概是旅行团里的一个项目。在中国人看来，关于日本人的洗澡，神秘兮兮的，常将之看作是性场所。我看过一个中国人拍的关于日本人的片子，就让日本人在浴池里交媾，这符合中国人的想象。当然，日本人也并非不在洗澡时行性事，还有以洗澡为依托的性营业场所，但是洗澡的地方并非就是性场所，大多不是，洗澡就是洗澡。
日本人之酷爱洗澡，是举世闻名的，看看日本列岛上有那么多的洗澡场所就可以明白。每去旅游，只要在日本国内，那风景跟在中国是绝不一样的。中国人是：“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撒尿，到了景点就拍照。”旅游回来，比如去武夷山，就说：“那个玉女峰我看啦！”问去旅游的人，也是问：“那个玉女峰看过了没有？”看过了，就是旅游了。要是和玉女峰拍个照，那更是证据确凿了。旅游好像是为了向人证明和显摆。日本人当然也去景点，也拍照，但是他们似乎更钟情于景区的温泉。要是路上七拐八拐，耽误了他们到达旅馆泡温泉，他们是不干的。他们与其是冲着景点去的，毋宁是冲着温泉去的。
甚至，洗澡还延伸出了处世态度。一个不爱洗澡的人，是鲜有人跟他接近的。假如你是个职人，你不爱洗澡，上司可能会想：这个家伙不爱洗澡，会认真工作吗？我曾听日本人朋友说一件事：他的一个同事一天早上来上班，被发现西装里的衬衫没有换。没有换衬衫，就说明他昨晚没洗澡，而不洗澡，在日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洗澡了，但无法换衬衫。为什么无法换衬衫？因为没有回家（家里的妻子一定会把丈夫的衬衫洗好熨平，待丈夫一天换一件的），那他就是去旅馆过夜了。而一个人在旅馆过夜也几乎不可能，那么肯定是跟情人……果然，他有情人。
有人说，日本人之所以爱洗澡，是因为日本气候的原因。东京年平均气温是十五度左右，湿度达60％上下。特别是夏季，受太平洋高气压影响，岛上水分大量蒸发，让整个日本国好像一个大蒸笼。在这种情况下，人身上就会黏黏糊糊，很是难受，泡在水里才最舒服。但这个归结似乎太唯物了，君不见一些比日本还炎热的地区，仍然并不钟情于洗澡。当然也许是缺水，但是也不是主要的原因。比如我生活的这个南方城市，绝不缺水，十年来夏天气温全国最高，但仍然有人不怎么洗澡。其实，洗澡跟吃饭不一样，吃饭是硬件，生存所必须；洗澡却是软件，重视了，它必不可少，不重视，也就可有可无，除非生出病来了，但那就转化成硬件问题了。其实所谓干净不干净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一旦被娇养了，干净就成了癖好，与实际上的干净与否无关了。
甚至，可以吃得简单点，也要洗澡。我小时候不喜洗澡，母亲就说：“洗一次澡，胜过喝一碗鸡汤。”那当然也是因为物质匮乏，喝不上鸡汤，只能拿洗澡慰藉了。但我的家乡长期确实这么说的，这点上，和日本颇有类似之处。其实在这地球上，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民族，都是人，人类是有共性的，而且共性还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差异也大到惊人的地步。比如爱洗澡，可以爱到把其他空间挤小，但是不能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1995年，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五千多人丧生，数万人无家可归，就在这种时候，日本人仍然把洗澡放在第一位。民意调查中有一项，灾民最感不便的是什么？许多人回答：“不能洗澡。”日本政府毕竟是日本人的政府，立刻行动起来，会同企业，以最快速度推出了“移动风吕”，也就是淋浴汽车。但是要洗澡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不得不规定，每人沐浴不得超过五分钟。一些边远地区不能普及此项服务，灾民就步行几十里前来，还冒着余震的危险，就为了这只能享受五分钟的快乐。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日本人更是。这美，其基础是“洁”。我甚至认为，日本文化是以“洁”为根基的。当然这又可能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坚定地认为，日本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特别在现在中日关系敏感的时候，假如不把日本人证明为儿子孙子，那么对日本人就更加无可奈何了。但是自尊心不是建立在不顾事实、自我陶醉的基础上的，更不是建立在越俎代庖的基础上。
有人要证明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就津津乐道于他们使用了汉字，他们的文字是来源于中国。但是文字只是外壳，内核的是语言，他们的语言是干净的，绝没有中文那样污语遍地，“国骂”张口就来，无论男女老少。不关“文革”破坏什么事，也不关市场经济后人心不古了，其实从古时就是如此了。当然市场经济让中国影响力大了，也让中国的“国骂”走向了世界，许多老外也开始出口就“国骂”了。
如果整理中文里骂人的词，一定是一种奇观。中国人仿佛是揣着骂人的杀手锏（不管用出去了，还是没有用出去）在这世界上生存的。而且这杀手锏是与生俱来的，从母体带出来的，就像贾宝玉生来带着玉。而且这武器样式十分丰富，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第一位的。不同程度的，不同角度的，能够准确无误杀伤对方。而且还能因时变换，与时俱进。比如那句众口铄金的“操你妈”，当年我的一个女同学就将之改成了“操你爸”，火力点十分精准。当然虽然准确了，自己还是受辱。在男权的社会，女人怎么折腾都是吃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波兰斯基的《死亡与少女》里的女主人公就处在如此困境，这是世界难题，另题再说。
再说“操你妈”。当年我就也揣着这个“国骂”，东渡日本。张口就飞出，而且也觉得火力点精确。要知道，日本人可是操过我们祖先女人的，我们中国人战胜敌国的最大快感，也就是操对方女人，何况是他们的女祖宗呢？但是日本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像我预想的那样。当然他们的G点不在这里，他们的G点在“八格牙路”。
“八格牙路”，汉字写作“马鹿野郎”，可以翻译成“傻瓜”、“笨蛋”。这来源于中国“指鹿为马”的故事。但是在中国，这个故事是关于权谋的，至多是关于道义的，而在日本，却成了关于能力的了。骂人“傻瓜”、“笨蛋”，算什么骂？我曾试图寻找更恶毒的骂，但是很少。日本人的语言里，脏话出乎意料的少，跟英语比起来，也是少得可以。英语里的脏话，据说还有人专门出过词典的。法语据说是世界上最高雅、最纯净的语言，但是跟日语比起来，仍然不算优胜。
跟语言相对应的，日本的绘画也洁净。打开日本美术史，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哪种绘画样式，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画面绝对洁净。洁净，似乎已成了日本人绝对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古代的表屋宗达、尾形光琳，还是现代的东山魁夷、横山大观，都是如此。
初次看到东山的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还不知道有个叫东山魁夷的画家，只被那画面所震撼。不是因为其有力，而是因为其干净。或者说，是因为干净而有力。这是难以想象的，一般来说，力量来源于加法，无以复加，即是最大的力量。但是居然干干净净的东西也能震撼人。像许多日本画一样，东山魁夷的画面是干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实际上，画面的色彩十分丰富，不像中国画那样，只用水墨，即使加上其他的颜色，基调仍然是墨色，避免突兀。东山的画似乎不在乎用色的突兀，但如此突兀，却给人干净的感觉，反而中国画的水墨显得脏兮兮的。当然脏兮兮也有脏兮兮的特点，那叫“浑然”，是另一种审美标准。
作为一个中国人，干净天然与我无缘。但是到了日本，正如我认可并且习惯了常洗澡一样，我渐渐喜欢上了日本画。我不是为学画而去的，据说那些去日本学画的中国人，更是被日本画所吸引。据说，那些在国内被认为很亮丽的作品，带到日本，一对比，简直就是暗淡无光。甚至还有说得更玄的，说是在日本画画，跟在中国画画，结果是不一样的。在日本画的，画面自然而然就清爽了，真有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味道。在现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简直可以称之为“汉奸”言论。
但是“汉奸”是历来就有的。曾读过李零先生的《汉奸发生学》，知道中华民族历来是不缺少“汉奸”的。在绘画上，似乎也可以找到佐证，比如那大名鼎鼎的“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是留日的，都是“数典忘祖”之辈。从日本回来，居然把大中华的“浑厚华滋”丢掉了，学回了小日本的清丽干净，被大中华主流画家们视为歪门邪道，至少是“小气”。虽然这些中国画家们很像鲁迅所说的，其实是画不来精确的，但大凡糊涂就是大气。但以自己的糊涂，来贬低人家的明丽，不说是强词夺理，是否反有点“小气”呢？
东山魁夷的画
阴翳之美
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只以明丽为美的，比如作家谷崎润一郎，就写过一本相当有名的书，书名就直接叫《阴翳礼赞》。他不仅自己礼赞“阴翳”，还将整个日本文化定义为“阴翳”。谷崎历数昏暗的日本房屋、微明中的漆器、寺院阴暗壁龛里的名画、人的污垢和油烟及风雨留下的污痕，还有幽鬼般的女子，竭力证明日本人是“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这也就罢了，阴翳也是一种雅致。但他居然说，日本人所谓的“雅致”当中，实际上包含了不洁的、非卫生的成分。他是沾沾自喜地这么说的。他还取笑刷得洁白的牙齿，挖苦西式干净的厕所，不得不令人怀疑他是在刻意恶心什么了。
但是，刻意不也是一种认真吗？一个人刻意要赞美什么，维护什么，排斥什么，不恰恰说明他有着“洁癖”吗？
4
说起日本人爱清洁，中国人就不服，说中国人也爱清洁，比如做卫生。
我小时候，学校经常响应号召停课“大扫除”。看似把卫生都重视到了学习之上了，但其实是为了检查。单位、学校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很有意思，“卫生”居然跟“爱国”联系起来了。单位、学校之外，居住的社区也做卫生，居委会大妈挨家挨户通知，上头发号召了，要检查卫生，定个时间，大家一起出来做卫生。其实所谓出来做卫生，不过是把自家门前的卫生做做罢了，远离家门的，由居委会的人做，或者他们找人做。
中国人的卫生，仅止于自家及方圆两米之内的。之外的，就跟自己无关了，就可以随意糟蹋了，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垃圾若在门前，就用脚踢远去。中国有“国家”一说，“家”“国”同构，其实在许多中国人心里，是只在乎“家”，不在乎这个“国”的，除非“爱国愤青”。但到了真需要这些“爱国愤青”为国捐躯的时候，他们也就当缩头乌龟了。看现在在“钓鱼岛问题”上恨不得以头撞墙的，喊着要打时通知他一声的，从他们的亢奋，就看出来高潮退后的蔫萎。
日本是极少有小偷的，一方面当然因为法律严明与生活富足，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人有极强的界限感。现代社会，“越界”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了，日本似乎在传统上，就很讲究这个。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送给了自己，一定要等价奉还。所以日本人送礼，不会送得太贵重的，那样接受方会很有压力，所谓会让人有“赚礼”的嫌疑。他们不喜欢拉拉扯扯，就是一起出去吃饭，也是AA制。我本人很早就倾向于AA制，但是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认为小气。但是大气的中国人，大包大揽要为别人埋单，心里却想着下次应该由对方埋单，对方不埋，就不舒服，哪里是真的大方？不过是黏黏糊糊罢了，到头来弄得彼此都不清爽。
清爽，就是把一切剔得清清楚楚的。就好像我们整理房间，该放哪里的，就放哪里，做好了，洗手，叉着五个手指头，凉爽爽的，那个惬意。因为职业，接触日本文献，惊异于他们学问做得那么精细，特别让我受用的是分类整理，做得那么好。每当这时候，就会想到整理房间后的这个动作来。我想象日本学者在做完这些工作后，叉着手指清爽享受的样子。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整理归拾上，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得到的回报，往小里说是家庭生活的精致美观，往大里说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性格决定事业，在事业上，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有日本学者发现，早在江户时代，在全日本，就几乎建立了各村的文献，包括“检地账”、“名寄账”和“宗门账”。“检地账”是关于每年登录的土地，“名寄账”是关于年贡，“宗门账”是关于户籍。当时日本每一个村的户数是多少呢？平均是六十户，这样的村落，居然都建立了文献，日本人简直有着“文献癖”。
看日本文献，有时候会看得你头昏脑涨。比如过细的分类，就令人眼花缭乱。比如武术、相扑、书道、绘画、舞踊各界，门派、流派多如牛毛，技法各不相同，规矩纷繁复杂，不得越雷池半步，让我这个性格往好里说是粗放，往孬里说是粗疏的中国人很难适应。上世纪初中国有个武侠小说家，叫平江不肖生，是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的始作俑者。他写了一本小说《留东外史》，这小说专门暴露留日学生的丑态，大多属于实人实写，里面就写到了中国武术与日本武术交手时遇到的麻烦。中国的武术在项目上没那么多区分，比赛规则也较简单。日本则不然。小说写到日本裁判对前来打擂台的中国武士萧熙寿作出规定：“不能用腿，不能用头，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交手时，萧熙寿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退出了比赛。
这里有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不好说。但日本人跟日本人比赛，也是如此规则林立，不能越矩的。一方面要战胜，一方面要限制。也许“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方圆”是在“规矩”中产生的，就好像清洁是在不清洁环境威胁下产生的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才是真的“洁”。
“洁癖”从心理特征上说，是一种完美欲。事情要做到最好，不能再好，做到极致。越是不容易做好，就越要做好。因此也容易走入强迫症。江户时代有个町人学者，叫富永仲基的，曾经比较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若论国民性，印度人是‘幻’，中国人是‘文’，日本人则可以‘质’或‘绞’来代表。所谓‘绞’，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换言之，就是日本人头脑相当简单、正直，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
正直，是道德化用语，不可当真。谁正直？但用“绞”来形容日本人，倒是颇为准确。“绞”就是“洁癖”。
“洁癖”具有极端排他性。日本一个生物学家曾经拿西欧蜜蜂跟日本蜜蜂的生态习性做实验，发现：将两者的蜂巢互换，对日本蜜蜂的旧巢，西欧的蜜蜂可以习惯地利用，但对西欧蜜蜂的旧巢，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而将它咬坏，再筑自己的新巢。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新王朝一般不用旧朝的宫殿，而将之烧毁。近的例子是，现在许多单位新任一把手，总不喜欢用前任的东西，包括建筑格局，新官上任，先要装修。这当然有迷信的原因。日本的蜜蜂估计是不懂得迷信的，它只是凭直觉，凭本能，但这岂非是更根深蒂固的宿命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的生活习性跟日本蜜蜂很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忌讳使用别人的东西，哪怕是一家人，也是一样。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节：父亲不小心错用了女儿的饭碗，女儿才六岁，就已经有“洁癖”了，抗议道：“脏，脏，父亲真讨厌！”也许，“他人不洁”的观念在日本人血液里就有了。日本人是很回避身体接触的，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们彼此不得不靠得很近，他们就竭力缩紧自己。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更是举世共知，日本人一方面喜欢群处，另一方面又竭力跟他人保持着距离，真不知道他们怎样练成了在拥挤的空间里互相隔离的奇特的能力。
加藤周一在他的《杂种文化》中说，日本人具有一种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保持国粹的“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倾向”。主张全盘西化，那是比中国五四时候某些人还要彻底的，并且有更多的支持，差点就把文字罗马化了。后来选择了“和魂洋才”，但“魂”仍然是大和的。表面上看，日本人是善于学习的，对外来文化，喜欢“拿来”；但是实际上，他们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内核。日本人的内心是相当坚固的，跟他们接触，你会发现，进入他们的内心是极其困难的。可以敷衍你，同意你，帮助你，但是他不会跟你融为一体。这就是外国人常感觉到的日本人的排外。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但他仍然感觉自己依然是“外人”，不是因为拿着外国人登录证，而是实实在在被当作了“外人”。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尚且如此，何况我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呢；“崇洋媚外”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对我等中国人？
当然，日本人被派驻海外，也会自行跟所在国家所在社会隔离。他们身在异国，心仍在日本，仍然是纯粹的日本心。这可不是中国人唱的“我的中国心”，也未必存在因为被人家歧视而掉头爱国的情形。他们像蜗牛一样蜗居在自己的文化密封舱里，不愿跟当地人来往，唯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进门仍然脱鞋，出门仍然坐日本产汽车，喝酒往往仍喜欢喝日本清酒，或者日本产啤酒，吃食仍然钟情于荞麦面和寿司，说起话来，仍然是日语。更过分的，有人去国外旅行，居然带着国内的生活用品，不管麻烦不麻烦。他们吃不惯别的国家的饭，喝不惯别的国家的水，睡不惯人家的床。人未必就那么娇贵，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他们就是矜持地娇惯着自己的民族习惯，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血统，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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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新疆参加了一个回族文学座谈会。我不是回族，是作为特邀的。在这之前，对回族，乃至穆斯林，好像很知道，但其实并不了解。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穆斯林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他们对清洁的要求，让我惊叹。比如一日三餐，在我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随意对付的，但是在他们却不能，不能吃“不洁”的食物。所谓“不洁”，即是没经过阿匐的手，或者未曾行某种仪式的食物。人总要出行，所遇到的食物，又如何鉴定其“洁”与“不洁”？又何况，还有逃亡的时候，在逃亡途中，又如何保持？但是他们是坚决要保持的，因为清洁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据我理解，宗教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崇高感。因不能为，所以为之。困难多，则乐趣多；越是受难，则越有升华的感觉。所以有宗教感觉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
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虽然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但只是少部分。虽然日本人很信佛，虽然遍地是神社，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跟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很奇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明白地说，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这种享虐倾向，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死亡本能”上来解释，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是经过心理转换的。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女人喜欢穿高跟鞋，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比如以读书为乐，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一定会回答是后者。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读书苦，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朝圣的藏民，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并且是五体投地地，绝不敷衍、偷懒。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有人作了计算，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要到拉萨，即使他身体健康，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没有缺水断粮，就按平均每天五公里的速度，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汉人喜欢坐飞机坐车去西藏，或者自驾，都是很享受的。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但也是去猎奇。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是附庸风雅。受难才是真正的雅，虽然可能千疮百孔；受难是一种高级，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受难是灵魂的狂欢，虽然很痛苦；受难才能达到圣洁，虽然已经衣衫褴褛——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
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这时候，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而是神。它不能被敷衍，更不能被亵渎，必须把它高高举起，必须为它付出全部，哪怕是生命。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洁癖，难说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许最初是物质的，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近代有个学者，叫冈仓由三郎的，他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中说：“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这里，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就必须通过“晨浴”来洗刷，而“晨浴”并不是普通的洗澡，又是精神之“浴”——雪耻。不这样，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延续生命。
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拨，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里，说了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说他背上有只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两半，理由是：“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但问题在于，你身上到底有没有跳蚤？
6
我手头上写的长篇小说《移民》，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是白领，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实在当时，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其中心词就是“精致”。
精致，并不只是“小”，把日本人的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与其说日本人喜欢“小”，毋宁说日本人讲的是“精”，精到极致，不达完美绝不罢休，也就是“洁癖”。
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谓之“小日本”，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日本虽然地不大，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本土的物产不多，但却物质极度富足，而且全是优质的，不像中国那样，几乎没有一样食品让人放心。即使是军队，他们只有自卫队，但从武器到人员素质，都是极精良的。至于人，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精致，是着重于实质上的，不像中国人那样重排场，说是大而化之，其实是粗疏。
我说日本人重实质，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反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东外史》中，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另一个叫黄文汉的，说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哪里是重实质？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
不仅中国人，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人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中，就用“套盒”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漆器套盒，从大到小，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尽管里面空洞无物，但是盒子却很精美。他称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包装的艺术。他说：“人们精心地运用那种制作技巧，运用卡纸板、木头、纸张、丝带的相互作用，一丝不苟地在上面画出几何图形……由于制作非常完美，这种外皮往往重复制作，你可以没完没了地拆开包装。这种外皮推迟了人们对里面物品的发现，里面的东西通常是无关紧要的，这恰恰是日本包装的一个特点，即里面的东西微不足道，它与外皮的那种豪华不成比例；一块糖，一块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纪念品，像一件珍宝那样显赫耀眼地包装在里面。这样一来，礼品似乎就是那个盒子，而不是里面装着的物品。”
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分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能够把包装盒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那就是我所写的渡边先生。作为日本人，他最有发言权。他深陷在这样的精致之中，那是铺天盖地的网，那是沁入毛孔的风。是的，它是内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不能越雷池半步。“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可以想象，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他努力突围，晚上去泡吧，去胡闹。但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他的突围，只能是虚拟的，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疯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
于是我们看到，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并且遵守得很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不这样，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有异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阉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洁化了。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但又能坚守几何？心是会游移的，心靠不住，这点上，当代企图守住“底线”、“底线”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如果被共识为“异端”，没几个内心不打鼓、能够坦然的。而法则是明确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认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杀人放火，但只要语言干净，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写到了这么一场日本军人对被占中国的妇女的轮奸：列队，排到了，向长官立正、敬礼，然后钻进帐篷，脱裤子。完事后，出来，再敬礼，俨然是执行了庄严的任务）。只要厘清“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的逻辑，就可以越界侵占他国。
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其实，日本人除“晨浴”外，还有一种洗罪的仪式，那就是沐浴戒斋，然后去神社举行禳祓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对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于是，无所谓清白，无所谓罪恶，所谓日本人的“洁”，某种意义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不问内容，只知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包括暴力。
其实，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也是一种“洁癖”吗？一切以清洁的名义，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理由啊！清洁，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洁之下，潜藏着多少暴力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