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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你如何处理信息的这种文化，才是重要的。
The discipline, the culture of how you approach information is what’s important
——杰克·迪瓦恩（Jack Devine）
美国中情局海外行动处前处长
真相会给你至关重要的方向感，让你知道关注什么，
这是对现实深刻且意味深长的理解。
Truth gives you a critical sense of direction and focus;
a deep and meaningful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雷·德克尔（Ray Decker）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打击恐怖主义评估处（Combating Terrorism Assessments）前处长、退休情报官员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为什么我们没去阻止9·11事件？（Why didn’t we stop 9/11）”，你得到的可能和我一致：逾2200万条搜索结果。其中第一条是2004年4月17日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讽刺性文章，作者是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1] ，是一位曾获普利策奖的记者。在文章中，克里斯托夫虚拟了中情局情报官和小布什总统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听到涉及本·拉登的情报时，布什总统吃惊道：“天啊！”“咳！”尽管这一虚拟的对话暗示在袭击发生前数据点已经构成联系，告诉我们本·拉登将怎样发动袭击，然而，克里斯托夫也谨慎地指出，“这样虚拟的对话有点不公正，因为这样的假设发生在事后，有一种马后炮的意味。”
不幸的是，这一问题的许多其他讨论者可没有克里斯托夫这般理性。在一篇又一篇的分析中，你可以看到对美国政府的攻
击，指控它在分析已掌握的数据上失职，也就是所谓的情报故障（intelligence malfunction），现在普遍称其为“未能找到其中的联系”。一篇题为《“9·11事件”是可预见的》（9/11 Was Foreseeable）的文章发布于2008年4月26日，文章作者列举了多种证据来支撑标题所做的断语。这篇文章认为谁应该负责呢？要负责的人非常多，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中情局（CIA）、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官员，以及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 [2] 。甚至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也称自己曾预感可能会发生什么大事。这篇文章随处可见超链接，所以我决定一一点击，看看链接都指向什么地方。
点击这些链接后，我抽样得到以下结果，其中许多都是无效链接：
◎萨尔曼·拉什迪证据的信息源是个失效链接。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于2001年9月6日收到警告， 称美国本土很快会遭到恐怖袭击，这一论断的信息源是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他在此之前刚做了
一场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演讲，并同赖斯约见讨论了他的顾虑。
◎美国官员曾在1998年收到“本·拉登密谋在纽约、华盛顿发动飞机袭击”这一警告，关于这一消息源，其中一条链接指向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网站主页。我在CNN网站上搜索这一引用的词组，得到的是一位CNN专栏作家写的一篇新闻分析。
◎给美国官员的一份报告的消息源同样是个死链接，报告人未透露姓名，这份报告称“一伙身份不明的阿拉伯人计划驾驶一架装有爆炸品的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这篇文章中同样包含代表遗失信息的“……”）。
分析数据时还应注意以下三点，这三点相互关联：
1.核对你的数据源，确认无误后方可称自己拥有证据。
2.分析信息时，动用想象力，但要消除自己的偏见。
3.连点成线时，确保自己知道这些点所处位置的正确性，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
本部分是对第二章核查数据源论述的补充。第二章专门讨论信息提供者，也就是同你交流的人，同时你也在交流中判断他们的真实度。而这一部分将关注纸质、影音信息源。在这个基于网络找寻真相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学会甄别网络上的信息。
《虚拟的非现实：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就因为那是网上说的？》（Virtual Unreality: Just Because the Internet Told You, How Do You Know It’s True?）一书的作者、新闻学教授查尔斯·赛弗 [3] 把互联网谎言泛滥比作传染病。他在书中说到，“传染病之所以很恐怖，原因就在于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速度是那么快，持续的时间又那么长，它突变的速度是那么迅疾。”信息会像病毒般扩散，瞬间传遍全球，存在时间达数年之久，而且它们会永远改变我们的检索词辞库，甚至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念。因此，赛弗把数字信息称作“传染媒介”，也就是一种携带某种传染病（在这里是指有瑕疵的信息）并在人际间传播的介质。
我与美国中情局海外行动处前处长、阿金集团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杰克·迪瓦恩（Jack Devine）有过一次谈话。在那次交谈中，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传播是如何在书面或数字信息中实现的：
“你拿到的是虚假的证明（false confirmation）。玛丽安，我在这次访谈中告诉你关于某条新闻我的观点。你把这个又告诉你在《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朋友。然后，《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表示这一观点就是事实。《经济学人》也这么做。最后，我坐
在这里，一边读着《经济学人》，一边心想，‘天啦，我分享给玛丽安的信息肯定很好，不然怎么会被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呢。’”
这一现象的发生可能简单至极、几近愚蠢，错误信息便可以冒充真相四处传播。举例来说，1973年，我错听了《你死我活》（Live and Let Die）这首歌的一句歌词，这首歌是保罗·麦卡特尼、琳达·麦卡特尼 [4] 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自作聪明地对我的一位朋友说，这首歌里有个明显的语法错误。大概过了三十年，我们碰巧在一起听到了这首歌，她提到自从知道那个错误，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难受。在这三十年间，我后来弄清了歌词具体是什么，并且告诉她当时是我自己搞错了。当然，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可能有时也会指出这个所谓的语法错误，因为所有人听到的都一样。我自己犯的错误不仅让谎言获得生命，还误导了别人。
这种谎言的症状甚至可以用来制造活人的身份。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国际公众电台曾联合制作了一次访谈，题为《充满怀疑的网络》（A Web of Doubt），赛弗在访谈中简单描述了创造“假人”的多个算法，假人即指脸书上并非真实存在的好友或者推特（twitter）上的僵尸粉。他说到，经常出现的与这些“假人”相关
的关键词是“培根（bacon）”。也就是说，“假身份制作软件”可能把“培根”和“专家”组成一对，创造一个虚假身份（赛弗甚至实际去搜索推特上有多少人给自己贴“培根专家”这一标签，发现有2100人。他们中的许多还有其他相同的描述，包括酒精、流行文化、大师和粉丝）。这个不存在的人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其他人，然后便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旦别人也关注它，账号的创造者便可以推送链接，或是抬高某人/某网站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傻瓜投资指南（Motley Fool）是一家旨在帮助投资者进行更明智投资的公司（公司网站同名），在一篇题为《推特上的僵尸粉有几何？》（Twitter’s Very Real Fake Problem）的文章中，这家公司量化了网上虚假身份的问题。在推特的九亿七千四百万用户中，有44%的用户从未推送过什么东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而下面的数据则更为直观：“Status People [5] 僵尸粉检验工具（Fake Follower Check）是一款利用算法来检测粉丝中有多少是僵尸粉/不活跃用户的软件，经其检测发现，奥巴马总统的4250万粉丝中有80%是虚假/不活跃账户，Lady Gaga的4130万粉丝中有75%是这样的用户。”
另一个常见的欺骗手段就是——具有真实身份的人另造假身份，来对图书进行评论（有褒有贬）、讨论政治、攻击科学研究，等等。赛弗把这些假身份称作“马甲”。2012年，脸书透露其8亿3090万的用户账户中有近10%是虚假的。
我们甚至不知道人们的真实相貌如何。下图是我的一张照片，曾放在我和格里高利·哈特利合著的《身体语言手册》（The Body Language Handbook）的第62页上。
放这张照片是为了演示如何用手做一个自我安抚的手势，叫作适应行为（adaptor），因此，我相信如果我把右眼下的皱纹PS掉，也不会有人说我们造假。要是我后来肯花钱买瓶好点的眼霜，那么这张照片可能较准确地表现了我的相貌。这点润色远远不及无数名人照片所做的处理，他们的照片出现在杂志上时，身材甚至比芭比娃娃还要苗条，皮肤也比芭比更嫩滑。要是你想知道某位电影明星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不代表你就是气量小。你不过是好奇而已，有好奇心是好事。只有你想知道“真相”，狗仔队才会有事忙活。
四处横飞的谎言能深远影响人们的判断，并最终影响他们的信念。反疫苗游说集团 [6]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在社交媒体上组织
有序，推销某种观点，但是却经常以科学的口吻介绍它。一旦有足够多的人信奉某一观点，网上就会出现各种博文推送文章，论证该观点的科学性。反疫苗运动最常见的口号之一是“麻疹疫苗可能引发自闭症”。12年前，安德鲁·威克菲尔德 [7] 的研究工作让这一假定的联系披上了科学研究的外衣。但是，《柳叶刀》 [8] 杂志于2010年2月撤回了威克菲尔德1998年发表在上面的那篇文章。威克菲尔德被判违反职业操守，并被吊销行医执照。不幸的是，从论文发表到撤回之间的12年，虚假信息一直在影响着儿童的健康和生命。
维基百科（Wikipedia）给予投稿人创造真相的权利。说得具体点，一个词条下的信息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是谎言，但是最终成了事实。具体机制是：用假信息来编辑词条下的简介，在尾注里使用一条虚假的引用源，并希望不被维基百科的真相检验员发现（他们真的会去检验！），再等着这条信息被其他人引用，等到一条合法信息源在维基百科参考文献添加的尾注中引用这条信息后，该信息再回来引用这一条合法信息源。
人气很高的棒球外场手迈克·楚奥特（Mike Trout）就是这样取了“米尔维尔流星（The Millville Meteor）”这个外号。一位粉丝
将这一绰号放在一家网站的论坛页面——楚奥特来自新泽西州米尔维尔市，别人看到这个绰号肯定觉得，如果把这绰号加到这位冉冉升起的棒球新星的维基百科词条解释里，肯定会很有趣。接下来的便成了历史。Baseball-reference.com网站是关于球员绰号、统计数据的权威信息源，它曾采用了这一绰号。人们开始把楚奥特叫作“米尔维尔流星”，楚奥特本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外号时表示非常惊讶，但后来决定就用它。
说到我们是多么容易被网络上和书面信息源误导，不得不提的便是瑞恩·霍利得 [9] 的故事。他曾让几大顶级新闻机构的记者看起来像傻瓜，会相信尼日利亚王子要给他们汇钱的那种傻瓜。我们且不去指责这些记者容易被骗，来看看霍利得是怎样给我们所有人迎面浇一脸冷水的。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质疑听到或看到的信息，我们自己也可能把银行账户信息发给那位尼日利亚王子。
当时25岁的霍利得订购了一项名为“为记者帮忙（Help a Reporter Out）”的免费服务，这项服务会每天推送记者需要咨询的专家。涵盖的门类非常多，你能想到的都有，既有极度专业的问题，也有大众关心的话题，还有流行的文化主题。霍利得在助手的协助下，把自己打造成能应对所有咨询的全能专家。在仅仅几周内，他就收到了许多寻求他专业帮助的请求。他摇身一变，成了能
够就许多话题发表见解的专家，包括“呀世代” [10] 、长期失眠、工作场合举止怪异（在汉堡王[Burger King]工作时，假装有人向他打喷嚏）、给船加防冻设备和黑胶唱片，而他本人对这些话题要么一无所知，要么知之甚少。他发表的关于黑胶唱片的见解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而在它之前，路透社、ABC新闻、CBS和MSNBC [11] 等新闻机构同样相信了他提供的虚假故事。
没有人对他做最基本的调查，否则他们肯定会发现他的书《相信我，我在说谎：一位媒体操纵者的自白》（Trust Me, I’m Lying: Confessions of a Media Manipulator）当时面世在即。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能在一本书还没出版的前几周或几个月找到它的出版日期。
我问过霍利得，他会向寻找信息的人提什么建议，以免他们被骗。他给的三条小窍门的第一条就是针对记者的：“别使用为记者帮忙（HARO）这样的服务。”我自己有在公司公关部门供职的
背景，能够理解他这样说的道理。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我服务的高管、机构与时事新闻及报道专业领域的记者间建立联系，往往会受到这样的诱惑——想夸大客户或老板的专业知识对某篇“故事”的重要性。记者的期限越紧迫，把“专家”观点成功放在“故事”里的概率就越大。
如果你取“故事”一词最广的词义，另外两条小窍门对所有人都有用：
◎别让信息源来找你，自己去寻找信息源。
◎让信息源影响故事，而不是用信息源来填充你已经写好的故事。
对你看到、听到的所有信息持怀疑态度。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容易相信身边可以信任的人。但是在新闻报道、博文撰写时，这种容易相信人的现实让我们变得自满。在这本书中，我竭尽所能地用文献证明所引用的观点和研究，并做了相应的尾注，这样读者可以证实或挑战我的结论，但是我有可能在一些点上出了错，或是我的引用源出了错。挑战这些论断吧！核对你的信息源！
我曾多次参观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间谍博物馆（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听到过不少关于信息分析的经典故事。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历史学家罗伯塔·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关于1941年珍珠港上发生和没发生事情的见解。在她的《珍珠港：警告和决定》（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一书中，沃尔施泰特摆出了丰富的历史事实，这些史实表明日本对美国是个威胁，攻击目标已瞄准美国。她在书中称，尽管美国得到了可靠情报证明日本将要发动袭击，但是因为“想象失败（failure of imagination）”，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袭击。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谁都没料到日本会那么干。这一看法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领导人只盯着美日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得出日本不会轰炸美国领土的结论。
因而，沃尔施泰特的分析表明，即使所有有助于看清事实的元素都在面前，人们可能还是不能看到事实，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受到了约束。假设、偏见、规矩、习惯或其他起作用的因素为分析师的想象设限。比如，丈夫怀疑妻子出轨，却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妻子举止异常，还半夜打电话，但是她不可能出轨，因为她是不会这样做的。教授认为向来拿D的学生上次考试得了A，不过是学习用功了，而没有相信他偷了一份考卷的信息；认为他学习用功才是他想要相信的。
雷·德克尔（Ray Decker）观察过中情局、国防情报局 [12] 和其他
联邦情报分析师成功避免“想象失败”的案例。德克尔是一名退休情报官和联邦高级主管，他曾在“9·11事件”前后担任美国政府问责局打击恐怖主义评估处处长一职。美国政府问责局负责对联邦项目评估、估价，确保项目实施巧妙，国会分拨的资金得到良好的管理，项目实现预期效果。肩负这一使命，美国政府问责局的分析师必须评估项目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对于失败或低效项目，他们要找到原因，提出改善的途径。在那里任职时，德克尔的一部分职责就是领导一些分析师，分析联邦应急团队对恐怖威胁反应的能力，找出可以促进它们之间协调的机会。
他在情报领域工作了几十年，曾与许许多多的情报官员和分析师共事。基于这段经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合作过的最棒的分析师不仅会跳出框架来思考，而且完全当框架不存在。他们会看到一个问题，但不会说一些话限制他们自己的思考，比如‘这是关于飞机的，我只能联想与飞行相关的’这样的话。相反，他们会想到医学，或者运动，或任何一个领域，为信息集成提供思考角度。他们会尝试从各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绝不会认为答案只有一个。”
读大学时，我曾选修过一门《科学哲学》课。在这门课的第一周里，我还能跟上老师的授课和课堂讨论。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四周里，我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我的专业是演讲和戏剧，对于这门需要掌握一些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理论的课程，我也许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里。但是从这门课学到的、并一直伴随我的东西发生在课程的期末考试。我当时无法理解那样的考试，考试的形式是课下写一篇论文，回答关于质点质量理论 [13] 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质点质量理论是否有用。现在想想，当时我把写着这问题的纸递给一位主修有机化学的朋友，我的手肯定在抖。我问她，“这题目什么意思？”她对我说，质点质量实际并不存在，不过这个概念在解决某些问题时十分有用。
在此基础上，我写了篇论文，成绩不错，但是这次经历让我所收获的远不止于此。且不把注意力放在质点质量上，我意识到，在分析中引入一个不大可能成立、甚至完全不成立的前提，会有助于推倒之前存在的种种限制。它能拓宽你看到的证据领域，唤起你的好奇心，促使你去消灭人类那种天性——让无意识的偏见影响我们对问题起源、解决途径的假设。
举例来说，2014年7月17日，也就是马来西亚一架客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第二天，媒体机构报道了有嫌疑的三方：一是乌克兰的分裂主义叛乱分子；二是乌克兰政府，它可能为了嫁祸叛乱分子而这样做；三是俄罗斯。如果既同技术数据打交道又有人类情报支持的分析师们只是简单地考虑这三种可能，然后试图通过分析图像、尺寸、信号以及现场人员提供的信息，去得出哪一方才是幕后黑手的结论，那么他们将会失败。
分析师们会考虑的其中一个宽泛问题是“谁拥有地对空导弹系统？”答案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埃及、德国、希腊、以色列、日本、科威特、荷兰、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西班牙、波兰、韩国、朝鲜、土耳其……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考虑到乌克兰的形势，这里列举的大多数国家，只是考虑它们是袭击源，都让人觉得可笑，但是身为一名分析师，如果你不考虑这些可能性，更让人觉得可笑。正如德克尔所说，“好的分析师不会去寻找标准答案——在这个案例中，肯定是俄国人，肯定是叛乱分子，或者肯定是乌克兰政府。好的分析师会设法消除其他可能的答案。最终，正确的答案可能实际上就是标准答案，但是为了确保可信，你必须历经这个消除其他答案的过程。”
下面这则趣事印证了分析中提供一个不大可能或完全不可能的选项所产生的好处。几年前，我在丹佛国际机场（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候机。当时，我决定办一张快速乘机卡，实际上是一张带照片的身份识别卡，里面含有指纹和虹膜数据。有了这张卡，你就可以在接受这种卡的机场快速通过安检。协助我办卡的人员先收集了我的指纹，然后让我站在一台机器前，做眼部扫描。他说：“奇了怪了，扫描没成功。”他领我去另外一台机器做扫描，还是没成功。不管什么原因，他最后都没能收集到我的虹膜数据。然后，他喊来了自己的上司，上司重复了刚刚的过程，先是这台机器，然后换了台机器，依然未能收集成功。我说我戴的隐形眼镜可能有影响，但他们向我保证说，之前一直做眼部扫描，从来没有隐形眼镜影响扫描这回事。不管怎样，我还是办到了那张卡，因为他们采集到了我的指纹。
我第一次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时，笑称他们没能扫描我的虹膜，是因为我来自其他星球。他一听便笑了起来，然后道出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可能的缘由。当时听得我很是着迷，原因在于我说这件事，不是为了驱使他很严肃地思考背后原因，不过是想让自己风趣点。打那以后，我把这故事告诉了几十个人，看看他们都会有什么反应。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推测了扫描没成功的技术原因、人为原因（唯一的例外是那个人真的认为我来自其他星球）。
这样一来，遇到不同的人时，我先为扫描失败提出一个不大可能或完全不可能的解释，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去猜测可能的或很有可能的原因，甚至还有几种让人大跌眼镜的答案，比如我来自外星球。
在分析你自己遇到的挑战时，你能控制何时调用、怎样调用想象力，但是在职业或者学术环境下，你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控制力。“想象失败”困扰着个人和公司，有些情况下，甚至导致某些组织的覆灭。德克尔指出这与组织领导结构的属性直接相关：
“许多领导者和管理者不喜欢意见不同者。对于颠覆既有政策、观念、看法或是在某一问题上立场的答案，他们不一定欣赏，这就导致有创意的分析师难以成功，甚至在团队中很难存在下去。
与此相反，高效的领导者希望周围都是聪明人，这些人会去质疑现状，不会接受最先得出的答案或不费力得到的答案。这样一来，领导者的生活会难过一点，因为与这样的人共事，他需要思考得更多。”
在《悖论的力量》（The Power of Paradox）一书中，作者黛博拉·施罗德-索尼耶 [14] 阐明了在分析问题时发挥想象力，通过使用“和（and）”这个简单的词，能带来对组织结构实用的巨大好处。领导者能有今日的权威、地位，大部分都做出了许多极富成效的“要么……要么……”式决策，如今让他们倚赖这种“和”思考，颇有难度。然而，如果领导者在X和Y之间果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分析是否有X和Y共存的可能，他往往无法看见大局。
“和”思考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技巧，拥有这种技巧，想象力失败的可能性会减小。这种技巧需要思考者找到各对对立面，并发现这些对立面相对于某关键目标是怎样相互依赖的。譬如，一家公司（微软或是苹果）希望以创新闻名于世，与此同时，顾客选择其产品是看其稳定性。如果公司不能实现“稳定和改变”某对重要对立面之间的平衡，它将会在维持市场份额上吃苦头。最常见的情况是偏重二者之一，导致对立面失衡。许许多多的组织都这样，结果是这家公司业绩下滑，再也没从中完全恢复过来。
施罗德-索尼耶不仅在她的书中，还在与书配套的网站上，提出了许多模型。针对试着运用悖论思维的人，借助这些模型能帮助
他们用“和”联结两个矛盾目标，之后形成对自己所处形势的全局观。先看下图，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如稳定和改变）通过无限循环联系起来。
然后按图示一步步发展，最终得到完整的图示，如下图所示。
如果你是一国总统，你的情报分析师可能这样使用这一图示：先从看起来相矛盾的一对目标出发，比如“缩减军队（国内对国家预算分配的抗议）”和“增加对盟国的军事援助（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分析师们接下来会使这一模型更具体化，以判断这一对矛盾目标共存的可能性。也许无法实现，但是模型会对信息进行排列，清晰地给出背后的“为什么”。
如果你是你所在地方中学的副校长，你可能一开始需要找出“投资增长”和“削减开支”这一对矛盾的目标。
如要要避免想象失败，你需要系统地去思考“如果……会怎样？”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达到这一结果，你的目标都是要去除束缚你思考的制约条件。
自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大楼、五角大楼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以研发技术手段，提高连点成线的能力。杰克·迪瓦恩（Jack Devine）对这一术语极度反感，他也是众多批判过度依赖技术的情报专家之一。该技术将众多事实组合，以期形成一种全局观。他并不认为这样做能让我们更接近真实：
“在对各条信息不加以印证的前提下连点成线，你得出的结论可能尚不成熟。再谈想象力这一问题，用一种自动的过程来连点成线，实际上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你的想象。你可能最终获得错误的信息和大量无关的信息。
“在连点成线中，你可能将毫无关联的观点或事实联系起来，它们没有被印证，并且先后顺序混乱。如果以色列、法国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向你汇报同一条信息，这并不表示这条信息就是真实的。可能有人拦截了它们的通信，将同样一条新信息加入其中。那算不上印证。”
为说明迪瓦恩的观点，请看下面这些点的分布：
但是，如果它们没有编号，你会怎么办呢？即使这幅图中的每一元素分别得到印证，关于元素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理解，稍有差异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举个例子，假设分析情况后，我们得到可靠的事件起点，且对最后五件事也有清晰的认识，下面是一种可能结果的图形表示。
迪瓦恩认为，这种方法是另一种“想象失败”，也就是在分析可用信息时，人们将各个点松散地联系起来，便直接得出结论。这种“想象失败”的一种变体就是开始分析之前便对结果有了既定见解。“如果你对情况的全局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你会设法将数据一步步移入对应的孔中，来创造出你想象中的全局。”
概括地说，分析是需要印证数据的一个过程，还需要你打开思路，考虑数据告诉你的所有可能的答案，并只有在这两项活动完成后，你才能试图寻找数据间的联系。你作为人类，不可能让这一过程摆脱人类的偏见，不过至少你可以在开始这一过程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些偏见是什么。管理这些偏见对分析过程的影响是你要应对的挑战。
我曾同12位专家合著过书，还曾为另外6位专家代写过书。这些专家都在各自领域受到认可，被尊崇为权威，而且都非常聪明。他们的履历让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会形成这样的偏见——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假定他们正确无误。可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要克服这偏见。
他们当中除了一个人以外，都曾给过我后来证明不准确的信息。当然，他们并不是有意如此，只是记忆混淆，或是记错了日期，或是略微曲解了一个概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告知我的就是事实。我会怀疑这些信息；我会反复问自己问题，查明自己能否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会去找例子；我会做研究；我还会利用诸如这里所描述的工具来分析信息。
即使在我做了所有这些工作之后，你拿到书，开始阅读，你依然可能会说：“喂，他们谈的那件事我还记得，那天是阴天，可不是晴天！”我们都是人，因而不可能在信息上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竭尽己能地去接近真相了。
在情报的世界里，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而不是找寻绝对和完美意义上的真相，才是我们的目标。马可·洛温塔尔（Mark Lowenthal）著有多本论述情报的书，他曾任中央分析生产情报处（Central Intelligence for Analysis and Production）副处长。在他自己的多篇文章、多次演讲中，他说过，情报并不是要去找到真相，把情报想象为“近似真相”更准确。
[1] 译注：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美国记者，作家，专栏作家，曾两获普利策奖。从2001年9月起，他在《纽约时报》上开有专栏。
[2] 译注：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NORAD），美国和加拿大于1958年5月12日签定协定，决定成立联合防空机构北美防空司令部，有效地监视和警戒可能来自苏联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袭击。
[3] 译注：查尔斯·赛弗（Charles Seife），美国作家，记者，纽约大学教授。曾为《科学》杂志和《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供稿，之后入职纽约大学新闻系，并于此被评为教授。
[4] 译注：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1942年 6月18日在利物浦出生，是一位英国歌手、音乐创作家。他的事业在于他成为披头士乐队成员时攀上了巅峰。琳达·麦卡特尼（Linda McCartney），保罗·麦卡特尼的原配妻子，于1998年患乳癌去世，二人曾合作创作多首歌曲。
[5] 译注：Status People，一家外国网站，有偿提供多种检验社交网络上虚假账户的工具。
[6] 译注：反疫苗游说集团（anti-vaccine lobby），对于预防接种的反对由来已久，久到可能和疫苗存在的时间一样长。国外存在代表各方势力、利益的游说集团，试图影响政治和各项政策的制定。
[7] 译注：安德鲁·威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英国医生、医疗研究员，因他1998年发表的欺骗性论文臭名昭著。其声称使用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和自闭症、肠疾的出现有关联，该观点后来被推翻。
[8] 译注：《柳叶刀》（The Lancet），英国医学杂志，目前世界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也是影响因子最高的SCI刊物之一，其在医学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Nature和Science。
[9] 译注：瑞恩·霍利得（Ryan Holiday），生于1987年6月16日，美国作家、市场营销专家、企业家。他是作家塔克·麦克斯（Tucker Max）和罗伯特·格林（ Robert Greene）背后的媒体战略家。
[10] 译注：呀世代（Generation Yikes），英美等国对于出生于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人群的统称，以方便某些方面的研究或统计，因为他们往往具有相同的特质。
[11] 译注：ABC新闻：（ABC News），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分支，为沃特·迪士尼公司的迪士尼媒体网络部所有。它的王牌节目是每晚播出的夜间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CBS，全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一家美国商业电视、广播网，是CBS集团旗下的旗舰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的CBS大厦，主要的节目制作场所位于纽约和洛杉矶。MSNBC，一家美国基础有线、卫星电视网，提供新闻报道和关于时事的政治评论，代表改革派。
[12] 译注：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也称为美国国防情报总署，它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汇报工作。主要职责有：收集整理保管军事情报；监督各军情系统计划的执行等。
[13] 译注：质点质量理论（point mass theory），经典力学中，一种被指定具有质量的理论上的点，而实际并不存在。
[14] 译注：黛博拉·施罗德-索尼耶（Deborah Schroeder-Saulnier），管理学博士，菁英领导力解决方案（Excel Leadership Solutions）总裁暨首席执行官，高阶主管管理顾问。